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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域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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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域经济论文

第1篇

1.1采集系统方案采集系统方案如图2所示,系统由ST32F407单片机加FPGA结构组成,FPGA采用Altera公司的CYCLONEⅣ系列芯片EP4CE6E22C8N。单片机作为主控制器,用于控制FPGA采集,数据存储;电路包含以太网接口,GPS接口,SD卡存储器以及授时守时电路;FPGA部分用于产生AD同步时钟,控制六通道AD同步采集,并将采样值传入单片机中,电路包含6通道采集板和参考源;单片机与FPGA之间通过SPI接口与地址线A0进行通信。数字补偿晶体是整个系统的时钟源,该晶体的频率为16.384MHz,准确度为0.5×10-6,温漂为0.1×10-6。

1.2传感器选型本系统选用的传感器为ES-T型三分向力平衡式加速度计,传感器可以在±0.25gn到±4gn的范围内选择设定满量程,其动态范围优于155dB,带宽在DC-200Hz之间。

1.3信号调理与AD采集电路传感器输出为差分信号,信号动态范围为±5V,系统选用的AD芯片输入信号范围在±2.5V之间,所以传感器输出信号必须经过信号调理后才能进行采集,图3是其中一个通道的信号调理与AD采集电路,其余通道电路与该图完全一致。信号调理电路由全差动放大器OPA1632构成,该放大器的电压噪声密度为1.3nV/Hz1/2,在100Hz(高铁地震监测常用采样率为200sample/s)带宽范围内噪声有效值不超过15nV,满足地震信号采集要求。图中R2∶R1、R7∶R9均为2∶1,可将输入差分信号衰减2倍,实现将传感器输出的±5V信号衰减到±2.5V范围内,满足ADS1281的输入电压范围,图中二极管D1与D2是钳位二极管,将电压钳位在±3V左右,保护AD芯片。AD转换器是一款32bitΔ-Σ高精度模数转换器ADS1281,内部具有可编程FIR、IIR和SINC滤波器,0.6×10-6线性度,在250sample/s采样率下其SNR可达130dB,全速采样模式下功耗仅12mW,非常适用于电池供电的野外作业。通过配置PINMODE引脚,可将ADS1281设置为引脚控制模式(PINMODE=1)和寄存器控制模式(PINMODE=0),本系统将其配置成寄存器控制模式。系统为实现同步采样,将六通道ADS1281的低功耗控制PWDN,复位RST,同步SYNC,采样时钟CLK,SPI时钟SCLK,SPI数据输入DIN引脚分别连在一起,并由FPGA统一控制,达到时钟同步,统一配置AD的目的,从而实现同步采样;而ADS1281的数据输出引脚DOUT分别接在FPGA的6个不同IO口,用于读取六通道AD的数据。参考源是数据采集系统的关键部分,本系统利用DCDC产生-5V电压,低噪声LDO电源芯片LT1964产生-2.5V电压,作为六通道ADS1281的VREFN输入,LT1964噪声为30μVRMS(10Hz~100kHz);利用专用精准基准芯片LTC6655-2.5产生+2.5V电压,作为六通道ADS1281的VREFP输入,该芯片噪声0.25×10-6p-p(0.1Hz~10Hz),温飘为2×10-6/℃,经过试验,该方案是取得较好结果。

1.4FPGA采集控制与数据传输实现数据采集之前,STM32单片机需要通过FPGA对各通道采集卡(即ADS1281)进行配置;数据采集过程中,FPGA需要对六通道数据读取、打包并传入STM32单片机。控制线A0用于选择上述功能。当A0=0时,将STM32单片机与FPGA之间的SPI接口、FPGA与六通道采集卡之间的SPI接口直接相连,此时由STM32单片机直接完成采集卡配置;当A0=1,FPGA输出采样时钟CLK,六通道采集卡同时启动采样。FPGA数据采集与传输过程如图4所示。当六通道ADC数据准备就绪时,ADC_nDRDY信号将同时由高变低,FPGA收到下降沿信号后,将在ADC_SCLK引脚连续产生32个周期的SPI时钟,ADS1281在时钟上升沿输出数据(ADC_DOUT_1至ADC_DOUT_6),FPGA在时钟下降沿读取数据,六通道数据将被缓存在6个32bit寄存器ADC_DA-TA0至ADC_DATA5内;FPGA读取完六通道32bit数据后,在MCU_DRDY引脚产生一个高脉冲,通知STM32单片机读取数据,单片机在MCU_DRDY下降沿启动中断,并在中断中完成数据读取;数据读取过程中,单片机的SPI时钟MCU_SCLK连续产生时钟信号,FPGA在收到时钟信号时,将数据通过MCU_DIN输出,时钟信号共6×32=192个,正好读完六通道数据。

2预警系统C/S构架软件设计

2.1客服端LabVIEW编程PC机客服端界面与网络编程利用LabView软件实现。LabView是由美国国家仪器(NI)公司研制开发虚拟仪器开发软件,是一种图形化编程语言,使用较为方便[6-7]。LabView主界面包含采样率、量程设置,IP地址,端口,开始采集按钮,停止采集按钮和波形界面几个部分,其中波形界面由WaveChart控件实现,具体实现如下:将下位机上传的六通道数据绑定为簇,簇输出接到WaveChart控件的数据输入端,Wave-Chart控件的图形显示方式设置为分格显示曲线,由于簇输入是6个数组绑定而成,WaveChart自动将窗口分成6个子窗口,每个数据对应一个窗口;Wave-Chart界面更新模式设置为StripChart,此模式下波形从左至右绘制,达到右边边界时,旧数据从左边溢出,新数据从右边进入。LabView具有强大的网络编程功能,本系统客户端利用了其中的TCP/IP协议模块,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函数:TCPOpen(打开),TCPRead(读取),TCPWrite(写入),TCPClose(关闭)。客户端程序工作流程如图5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从开始到结束采集一共用了两次TCP/IP连接,第1次用于发送采集命令,然后接收、处理、显示数据,当按下“停止采样”命令后,首先关闭第1次TCP/IP连接,此时服务器还在继续采集数据,但不发送,所以还需进行一次TCP/IP连接发送停止采集命令给服务器,服务器收到命令后即可停止采集,并进入低功耗模式。

2.2基于LWIP的服务器程序设计服务器的主控单片机是STM32F407,其内部集成了10/100M以太网MAC,结合PHY芯片DP83848即可完成以太网硬件搭建;以太网软件部分通过移植LWIP协议栈实现,已有较多文献或文档详细叙述了移植方法与过程,服务器接收命令、启动采样和传输数据等功能在tcp回调函数中实现。数据采集和传输是同时进行的,可在单片机中申请两个缓存,采用乒乓操作模式工作实现,即:其中一个用于中断采集数据存储,缓存满后,设置数据满标志,并查询另一个缓存的数据空标志,若为空,证明数据已经传输完成,可新的存储数据;另一个用于传输,传输完成后,设置数据空标志,并查询第1个缓存的数据满标志,若位满,证明数据可以传输;由于以太网的传输速度远大于数据采集的速度,以太网传输完成后会等待另一个缓存存满,所以整个过程中不会出现采样数据丢失的情况。

3采集系统性能测试

3.1噪声测试进行噪声测试时,将6通道输入短接,采样率设置为200sample/s;采集开始后,数据将以文本文档的形式实时存入SD卡。图6是由采集的一个通道数据用excel作图得到(取其中任意2000个点),从该图可以看出:该通道采集的输入短接噪声峰峰值在±1.5μV范围内。为进一步对噪声大小进行量化分析,分别进行了三次噪声测试,并在excel软件中利用STDEVA函数对每一次的六通道采集数据做均方差处理,处理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每隔通道的噪声均方差低于0.5μV,噪声一致性较好;采集卡输入信号范围是±5V,按照ADC的信噪比计算公式可算出采集卡的信噪比优于140dB。

3.2地震信号采集实验实验时,把传感器放置于地面,传感器差分信号输出端接入采集卡第1通道,打开监测站电源,在PC机中启动LabVIEW界面,设定好采样率、量程、IP地址与端口,点击“启动采集”,在距传感器2m左右用硬物连续敲击地面,图7是截取的实时显示结果图,从图7可以看出,第1通道具有典型的地震波形输出,纵坐标单位为mV,第2通道~第6通道输出为随机噪声,纵坐标单位为μV。

4结束语

第2篇

(一)真实储蓄的理论框架和计算方法本文对真实储蓄进行计算的理论框架,是基于Ar-row、Dasgupta和Mler对不完美经济体跨期福利的理论研究(DasguptaandMler,2000;Arrowetal.,2003)。一个经济体的财富W,在时间t可以用一系列资产的总和来进行表达:K(人造资本)、H(人力资本)以及S(自然资本),可以用影子价格来评估:Wt=ktKt+μtHt+λtSt;可看出对于定量人口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和进出口价格外生变动情形下,福利W或真实储蓄(GenuineSavings,GS)的变化就等于社会福利的变化,当社会福利变化用Ramsey-Koopans公式来表达。

(二)指标的选定在对指标进行选择时,除了计算真实储蓄必需的GDP、总消费、货物及服务进出口等因子,还必须对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损失进行指标选定,综合考虑新疆的自然和经济状况。自然资源方面,新疆面积辽阔,拥有丰富的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可再生资源方面,新疆总体属于干旱缺水地区,因此,水资源的存量对新疆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将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存量变化纳入统计范畴。此外,由于新疆具有大面积的牧草地,其存量变化对新疆的畜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本文还将常见的林地和活林木指标纳入统计范畴。不可再生资源方面,主要选取新疆产量巨大且对新疆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原煤、原油和天然气三大资源。环境污染物方面,本文选取国际上公认的且对新疆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质量有重大影响的环境因子,分别是工业废水、SO2、烟尘、工业粉尘和工业固体废物。考虑到环境污染的域外影响,我们还必须选定CO2这个因子。

(三)新疆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损失的计算1.自然资源实物存量变化和环境污染物排放量计算自然资源数据主要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其中:林地和活立木2000—2003年数据来源于第五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1994-1998)资料,2004—2008年数据来源于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1999-2003)资料,2009—2010年数据来源于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2004-2008)资料,2011-2012年数据来源于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资料,存量变化数据是将5年森林资源清查数据变化值取平均值。牧草地数据2000—2008年数据是直接取自于《新疆统计年鉴》(2012),2009—2012年牧草地数据直接沿用2008年全国土地调查数据。原煤、原油和天然气年生产量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4,2013),2010-2012年原煤生产量,由能源统计年鉴数据根据1吨原煤=0.7143吨标准煤换算得来。环境污染物排放量数据,主要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2001-2013)和《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3)。其中烟尘排放量为工业烟尘和生活烟尘排放量总和;CO2排放量核算对象包括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和水泥生产过程的排放两部分,化石燃料燃烧的CO2排放j,y=∑Fi,j,y×EFi。其中,Fi,j,y是活动强度,即省份j在y年份消耗的燃料i的数量(按质量或体积单位),EFi是燃料i的建议CO2排放系数;水泥生产工艺的CO2排放=Mc×EFclc,其中,EFclc为熟料的排放因子;CO2排放2000-2007年数据来源于曾贤刚、庞含霜(2009)的研究结果,2008-2012年数据是根据同一文献中公式计算得来。2.自然资源定价和环境污染损失成本估算自然资源的定价较为复杂,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本文对自然资源损耗价值的计算主要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包括国家自然或社会科学基金、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等重点研究课题的成果以及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水资源分为地下水和地表水,地下水资源价格为7省市的平均值,地表水资源价格为拟调整价平均值(杨友孝等,2000;刘文等,1996);林地、活林木资源价格分别为未成林理论价格和按生长量计算的平均价格所换算的当年价格(黄广宇,2002);牧草地价格也引用上述文献研究成果;上述价格再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年度折算(SusanaFerreira等,2011)。原煤、原油和天然气资源价格采用矿产资源边际机会成本定价方法计算,包括边际使用者成本、边际外部成本和边际勘探成本三部分(马国霞等,2009),其中原煤和原油价格2005年数据直接取自于文献,其他年度价格根据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来折算,天然气资源价格按照净价格法来推算。环境污染损失的计算也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本文对环境污染损失的计算借鉴了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其中,世界银行对CO2的域外损失是按照每吨碳20美元(等同于每吨CO273.33美元)的全球社会成本标准进行估算,该项调查是由Frankhauser于1994年和1995年进行的;MikeHolland和PaulWatkiss对欧盟15国2000年的SO2造成的外部成本进行核算,平均值为每吨SO25200欧元。在此基础上,考虑到欧盟和美国社会福利和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国内,它所研究的大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费也就明显的高于国内,按其1/10折算(杨永孝等,2000)。(四)新疆真实储蓄计算结果根据表1公式和上文的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损失计算结果,通过查询新疆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可以计算出新疆的真实储蓄情况如表3。从表3新疆真实储蓄计算结果来看,2001—2012年12年间有4年(2006-2009)新疆的真实储蓄为负值,其余8个年度为正值。然而,这8个年度中2001、2002、2010和2011年4个年度的真实储蓄率都比较低,不足2%。新疆净国民储蓄与真实储蓄的增长趋势基本一致,结合表2可以看出:影响新疆真实储蓄转为负值的最主要因素是自然资源的损耗值逐年增加,尤其是在2008年新疆自然资源特别是原油产量激增,导致新疆2008年真实储蓄率达到最低值(-22%),新疆环境污染损失值对真实储蓄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研究时段内尤其是从2006年至2009年,新疆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虽然2010年由于原油开采量的减少,新疆真实储蓄转为正值,但真实储蓄率仍不足1%。2011年和2012年随着新疆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额的迅速增长,新疆真实储蓄虽然保持正值,但自然资源尤其是原煤损耗和环境污染损失较以往有大幅提高,真实储蓄率较低,新疆经济发展的整体模式没有改变。从长远来看,新疆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仍然任重道远。

总体来看,新疆的经济发展建立在巨大的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的基础之上,表现在新疆地表水、地下水及牧草地数量的减少、矿产资源的大量开采以及环境污染的加剧。新疆虽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由于偏远的地理位置和相对落后的技术,很多矿产资源在新疆只是进行简单的初加工,能源利用率很低,大量的矿产资源产品和原材料工业产品流向东部地区。同时,矿产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的开采,不仅直接增加自然资源损耗,开采和加工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也影响新疆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政策建议

新疆作为我国西部典型的后发展地区,一方面面临脆弱的生态环境、巨大的资源损耗和严峻的减排任务。另一方面经济必须高速发展才能保持新疆的长治久安,要从这对矛盾中寻找实现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双赢的道路———即生态环境不随经济快速发展而明显恶化,新疆有必要迅速改变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新疆要保证真实储蓄的持续正向增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充分发挥科技驱动作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新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储量巨大,但由于加工技术和管理水平较低,并没有充分利用优势资源提高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新疆应改变以往简单地将大量的初级能源售往疆外的状态,从大力改善本土投资环境着手:一方面,吸引内地企业到新疆投资建厂,进行资源深加工,提高能源产品的附加值并扩大产业链;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快技术和管理改革,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落到实处,提高矿产资源回采率和综合回收率,加强煤层气等共伴生矿的综合开发利用,推进矿产资源深加工。此外,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新疆有必要充分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展清洁能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发展动力。提高能源效率离不开科技驱动,归根结底,离不开教育、研发的投入。真实储蓄理论比绿色GDP更强调人力资本的投入,新疆要增强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培育与引进高素质的科技人才,这样既可以加强自主研发能力,又可以为引入疆外科技型能源企业营造科技氛围,由此新疆能源加工产业链才能得以延长,从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二)促进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虽然自然资源的损耗价值是影响新疆真实储蓄的重要因素,但不意味着新疆应该大量减少自然资源的开发;真实储蓄的正向增长是以GDP的增长为前提,新疆要发展经济增加居民收入只能合理利用和开发资源。新疆除了充分发挥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外,更要注重非资源领域的第三产业发展,降低新疆对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的依赖度,提高真实储蓄率。目前新疆第三产业比重较低。以2012年为例,新疆第三产业对新疆GDP的贡献率为36%,而我国第三产业对全国GDP的贡献率为45.6%,新疆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疆可以充分利用其独特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使文化产业成为新疆第三产业的支柱。比如,将文化和旅游有机结合,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入疆旅游,打造新疆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还能减少经济对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损害。要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除了加强对第三产业的扶持,还要从政策上推动第二产业提质增效。2013年新疆出台《自治区“十二五”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此举把节能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突破口,利用转变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强化地方政府责任,采用新的指标衡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干部政绩,推行减少资源浪费的核算制度。未来新疆有必要将这种考核体系加以改进,并运用到整个经济发展领域,计算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损失,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从而保证新疆真实储蓄的正向增长。

第3篇

(一)县域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1.县域经济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在中国,农业是县域经济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农业生产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同时也能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材料。县域经济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必然是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生产现代化、农民收入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要推动农村经济繁荣,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要以发展县域经济为基础。2.县域经济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和催化剂。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已经表明,县域经济发展与该地区城镇化水平息息相关。县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一方面是各种生产要素向城镇集中,另一方面是生产的集中也会带来居住的集中。因此,县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城镇化,也带动了城镇化。3.县域经济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农村城镇化的持续动力。随着县域农业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县域工业水平不断发展,客观上就要求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以满足各种生产性和生活性的配套服务需求。同时,这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又会形成新的市场需求,由此,县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会进入一个良性的互动循环。4.县域产业集群化是加快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首先,县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源于各地特色经济的发展,这就需要各地集中优势资源,发展优势产业,而特色产业集群化是县域经济的必然选择,这样既可以增强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又能够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工业园区转移,大大推进了城镇化进程。其次,县域产业集群化可以为新型城镇建设提供资金保证。再次,县域产业集群化有助于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农业规模效益。最后,县域产业集群化有助于推动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

(二)新型城镇化对县域经济的影响1.新型城镇化推动县域经济增长。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相结合,通过工业化将大量农村人口吸纳到城镇居住和就业,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由原来相对分散走向集中,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各种生产资源向城镇聚集,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生产要素保障。同时,农村人口在向城镇的迁移致使农村人口减少,这又为农民集中耕种、土地流转、提高农业的资本和技术集约程度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有力地促进着本城镇经济增长,又带动着县域其他地区经济发展。2.新型城镇化有助于县域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经济活动越来越集中于城镇区域,这势必会带来生产的专业分工与协作,工业生产效率会随之提高,同时,随着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张、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以及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规模经济的效应也会逐渐显现出来。3.新型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现代化要求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的规模效益。从中国县域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看,大部分地区都是通过城镇化减少农村人口,以促进土地资源的相对集中、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来保证土地规模效益的形成。第一,通过城镇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可使农村有限的土地资源向一部分人集中,提高土地的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程度,采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进农业现代化。第二,随着城镇规模扩大、城镇人口增加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的消费结构也必然会发生变化,如增加牛奶、肉食、蔬菜和水果的需求,这又会带动县域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刺激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第三,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可以提高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加速农业的资金积累,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4.新型城镇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首先,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通过加强和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产业,可以显著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其次,只有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县域新型工业化的效益才能充分发挥,县域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由传统的依靠投资和出口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的深层次转变;由依靠第一和第二产业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转变;由依靠消耗能源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及管理机制创新转变。最后,从需求增加的角度分析,中国30%的城镇人口占了总消费需求的70%,70%的农村人口占了总消费需求的30%。一个农民的货币购买力和一个市民的货币购买力的比例是1∶3~1∶3.5。因此,如果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50%),将会使县域市场需求有一个较大的增加,进而推动宏观经济增长。

二、促进新型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注重特色发展县域经济必须要突出区域特色,充分发挥和利用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加快形成优势明显、规模较大、特色鲜明的区域板块经济,进而走出一条适合本地实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既要立足县域实际,根据自然条件、资源票赋和产业基础,选择具有特色的优势项目,努力培育出一批特色产业群,促进内部资源、生产要素和市场的优化配置,积极培育和发展具有县域特色,有较强竞争力的支柱产业和品牌产品,为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注入生机和活力。

(二)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首先,要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必须从过去的以就地转移为主转变为以异地转移为主,从过去的兼业型为主转变为专业型为主;要打破过去那种“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模式,鼓励和引导农民到大中城市和城镇创业或打工经商,从事专业化的生产经营,真正减少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在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提高农民的内在素质,增强其生存意识,提高其职业能力。在推进城镇化的政策保障上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在农民入城户籍管理、就业、购买住宅、子女入学等方面一视同仁,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其次,要择优培育县域中心镇,小城镇门槛低,屏障少,和农民联系密切。农民进入小城镇,不会受到城市居民和城市政策的排斥。发展小城镇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县域经济的发展要以县城为中心,择优培育2~4个县域中心镇,增强其辐射能力,提高城镇化水平。

第4篇

关键词:农村中学德育管理问题思考

德育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首要内容,德育工作是学校的首要工作。学校教育能否培养出数量足够,素质优良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对德育的管理。当前农村中学德育工作是农村中学教育的薄弱环节,直接影响到了农村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农村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所以必须加强和改进农村中学学校德育管理工作。

1农村中学德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1.1学校领导不重视,机构不健全

首先,部分校长没有把德育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所谓的“校长只操两份心,检测成绩和资金。其次学校德育管理体制不健全,各项德育计划难以得到落实。农村中学都设有主抓德育的副校长,政教主任,下面是各班的班主任,学校的主要德育管理系统就是德育副校长——政教主任——班主任这样单一的管理模式,一般的任课教师虽然名义上有德育的责任,但实际上任课教师的任务就是上好自己的课就行了,班级德育活动、学生思想教育活动主要靠班主任一个人来完成。学校虽然设有学生会、团委等,但是这些组织往往是有名无实,很少组织活动。学校虽然都有年度德育工作计划,但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这些计划主要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

1.2德育责任模糊,德育工作者积极性不高

倡导落实全员育人、大德育观的背景下,教师的德育观念日益淡化。相当一部分教师不愿意担任班主任,害怕承担学生问题带来的责任,工作中只管教学,不管教育,课堂上没有体现德育渗透,对待问题学生不敢管不愿管、放任纵容、很少主动配合管理班级、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能推则推。

另一方面,班主任负担过重,压力过大,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受到严重挫折。教师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不和谐的现象,教师往往各自为战,相互之间的沟通和联系较少,对学生的德育工作缺乏统一的协调和配合。在应试教育和重压之下,个别老师也出现了一些相互拆台的现象,给学生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1.3德育观念陈旧,德育工作者的自身素质不高

面对教育形势的变化,农村中学的部分教师的德育观念陈旧、素质不高,影响了德育的实效。一些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仍然习惯以权威家长式的态度对待学生,采用强令式、指令式的教育方式,借奖惩权威,专制压服学生,强迫学生接受和服从既定的道德规则,不太关注学生的心理需要和情感需要,忽视对学生人格特点和个性发展的尊重,不善于化解师生间的矛盾,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情绪,造成师生关系紧张,不利于德育的实施。还有不少教师缺乏终身学习观念和自我提升意识,不能主动把握社会道德动态和道德信息,不注重自身道德知识的更新和充实,不注重德育方式方法的改进提高,不注重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和特点研究,德育能力落后,德育技巧缺乏,不能满足学生道德成长的新要求。

1.4教育网络脱节。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结合不到位

表现表现在学校方面,学校的教育活动仅仅局限在校园范围内,与社会、家庭联系较少,不能发挥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由于目前学校德育工作多为“封闭式”,学校的“小课堂同社会的“大课堂”未能有机的结合起来,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的德育力量缺乏沟通联系和组织协调配合,教育要求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冲突,形成教育上的分力与反作用,最终导致学校德育的低效与失败。

2对农村中学学校德育管理问题的思考

2.1加强领导。健全学校德育管理网络

加强学校中学德育工作,提高德育的时效性,组建一支负责任、能力强、办法多的德育工作队伍至关重要。理所当然,学校德育工作的主要负责机构是党、团组织和政教部门,主要负责人是班主任。因此农村中学要建立健全学校德育管理网络,形成(1)在党支部、校长室领导下,由学校中层行政以及班主任为骨干,教职工全员参与的学校德育工作网络。(2)在团委、学生会、少先队等部门组织下,学生自我教育、自主管理的工作网络。(3)由班主任全面协调、具体操作,任课教师参与的班级工作网络。在组建德育网络的同时,务必使各科室要明确各个岗位的工作职责,并制订相应的考核要求和奖惩条例,形成较为完备和规范的德育管理制度。校长要做好德育工作的检查和督促,及时提出改进建议;组织教师认真总结德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切实提高德育工作的水平,以中学督导评估细则中的德育内容为依据,对相关德育工作者进行考核和奖惩。要强化制度导向,完善激励机制,激发广大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使德育成为教育中最基本、最经常、最有效的的形式,提高中学德育的实效。

2.2明确责任,调动每位德育工作者的积极性

发挥德育组织作用必须明确学校各位教师的德育工作职责,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使德育工作落实。在农村中学,班主任教师和科任教师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体力量。所以明确班主任教师和科任教师的责任,调动其积极性对于学校德育工作就有重要意义。

第一要调动班主任教师加强班级管理的积极性。因为班级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基本单位,班主任是班级工作的组织者和指导者,是学校贯彻教育方针、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的骨干力量,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骨干。学校要翩定班主任工作职责、考核细剐,明确班主任的责任,增强班主任的责任感。

同时学校要同建立激励机制,调动班主任工作的积极性。首先,对班主任实行目标考核激励机制,提高班主任待遇。学校要建立合理公平的班主任目标考核机制,在班主任完成目标的情况下,提高班主任的津贴待遇。班主任津贴不仅是班主任的工作劳动所得,也是对班主任工作的肯定和鼓励,可以更好的调动班主任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让班主任参与班级学校管理,提高班主任的地位。班主任在班级教学管理上要拥有更多的自,在学校管理工作中也要有自己的发言权。班主任只有参与管理工作,才容易产生认同心理,增强自己的主人翁地位,从而才能强化动机,进一步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第二要调动各科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说:使道德目的在一切教学中——不论是什么问题的教学普遍存在并居于主导地位。

如果不达到这一点,一切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形成性格这句人们做熟悉的话就会成为伪善的托辞。学科教师是不容忽视的德育工作者,学校提出要在学科教学中以知识为载体渗透德育。爱国主义教育是德育的主旋律,各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同本学科的知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就增强了爱国主义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能给学生深刻的影响,形成强大的内化力量。各学科德育都要以以知识为载体,实现知识与道德、教学与教育、教书与育人的统一效果。学校要制定科任教师教书育人的职责,以及配合班主任抓好班级工作的具体要求,并对他们的工作在评选优秀教师工作中有所体现,同时也把他们此项工作的好坏纳入每期末的工作质量评价中。

2.3更新观念。不断提高德育工作者的自身素质

未来社会的发展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世纪的挑战,面对新世纪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我们认为应更新教育观念。更新观念重点体现在一个重视、两个克服上,即学校教育不仅抓好智育,更要重视德育;改进德育工作的方式方法,克服形式主义倾向;更新人才观念,克服用一个模子培养人才的倾向。必须树立为受教育者今后的终生学习打好基础的观念,树立为受教育者成为一个合格公民的观念。同时还应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人才素质的要求,确立人在经济社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要求给人的个性和人格以充分的尊重,使人的个性和创造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德育工作者的着眼点,应放在作为教育主体的学生身上,致力于促进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和人格的健全,实现人格个性的社会化。为此,必须确立以学生为主体,以发展健康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为着眼点的现代德育观。观念的更新,需要不断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要做好农村中学德育工作,必须提高学校领导和教师的素质。学校重视对教师的培训,通过教育理论学习,举办专题讲座,加强德育科研等形式,不断提高德育工作者自身素质。德育工作者是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传播者和建设者,要切实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因为,教师思想道德水平的高低对学生的德育工作起着重要作用,教师职业道德的好坏是学校精神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必须加强教师职业道德教育,认真落实《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树立德育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德育科研是德育工作改革和发展的标志,是德育工作科学化的保证,也是提高德育工作者自身素质的有效途径。我们要针对新形势下农村青少年成长的特点,进一步加强以下六个方面的教育和研究,即:爱国主义教育、良好行为习惯教育、艰苦奋斗教育、适应社会生活能力的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国防教育。学校要鼓励教师进行德育研究,对德育研究作出成绩的要给予鼓励和表彰,以此调动广大教师进行德育研究的积极性。

2.4加强联系,积极拓宽农村中学德育途径

“家庭是人们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学校是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社会是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的大课堂”,在当代农村社会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德育具有综合整体的特点,因此,家庭德育、学校德育和社会德育要形成合力,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不是互相割裂。在三者之闭,学校因为具有大批精通教育规律的专职人员而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但要搞好学校德育,还要积极指导家庭德育,影响社会德育,从而使三者形成一条连续的“德育之链”。

第5篇

清代前期苏州众多经商冲突的发生,至少有两个具体效果。一方面,经商冲突给利益相同的商人更多的交往协商机会,有助于商人捐款产生团体,使众多会馆公所随着经商冲突增加而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商人将经商冲突呈请地方政府处理,也给苏州官员对工资争议、经商安全和商事纠纷等相关讼案有更多的处理经验。

在各类经商冲突事件当中,或是合作对付工匠、或是合作控告无赖胥吏、或是与商场竞争对手从事商业竞争,商人和商人之间,产生了更多的或合作、或冲突的紧密互动关系,彼此间的交往与竞争机会愈来愈多。互动关系的增多,才使商人加强了定期捐款创建维持一个团体组织的意愿,会馆公所这类团体组织才有成立运作的坚强基础。会馆公所成立以后,不仅使捐款商人在贮货、议价、陈设公定度量衡等方面节省了交易成本,也使捐款商人和同乡官员增加了交往亲近的机会,使许多商人具有更省成本与更多保障的经商环境。

同时,苏州地方政府官员也在诸如协议工资、保护商标等经商冲突的处理经验中,不断累积着各种相关赋砂浮沟拇砭椤5娜罚僭辈⒉皇俏舜俳梅⒄苟;ど倘说木倘ㄒ妫晒僭倍跃坛逋皇录拇矸绞嚼纯矗僭倍陨倘烁髦志套杂珊筒撇ɡ谋;と肥荡嬖谟谇宕捌诘乃罩荩荒芩嫡僭痹谥葱兴降摹敢稚獭拐摺V敝镣砬逡郧埃泄晕丛嬲鱿执罅χС志梅⒄沟摹钢厣獭拐吖倘皇鞘率担床荒芙宕捌谡粗С稚桃捣⒄沟南窒笏党墒恰敢稚獭梗种粕桃敌枰导实闹贫群驼撸伤罩莨僭贝砭坛逋坏姆绞嚼纯矗比晃薹ㄋ凳恰敢稚獭埂?BR>

到底传统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有效性如何?其实这要区分差异来看。中国上的政府的确执行过所谓「重农抑商政策。至少自战国以来,政府对商人经营商业采取压制措施的「抑商政策即已形成。有学者指出:禁榷制度、官制度和土贡制度三者,即是秦汉以下政府落实「抑商政策的三项「重要支柱,政府以此将民间和政府的消费需求以及地方特产,束缚在官营事业和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有效地阻碍和缩小民间商人的经商范围(傅筑夫,1980b:667)。政府执行「抑商政策的原因,是和战国时代部份富商大贾以「轻重术造成贫富不均有关,政府为抑制严重的贫富不均,有时便藉官营手工业等制度来抑制商业贸易的自由(杜正胜,1990)。另外,为避免富商大贾勾结资助政敌,先秦时代政府也曾采取「抑商政策以保持政权的稳定,这种历史经验也到战国秦汉以下政府采取「抑商政策(吴慧,1982)。

然而,战国以来政府的「抑商政策其实并非没有变化。至少自宋代以来,不少官员即已指出「抑商政策的不切实际(谷霁光,1942)。晚明以后,有更多官员看到粮价和物价变动对平民生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无论是抑制商业或是加重商人税捐,结果不仅对商人不利,更造成平民百姓生活因为粮价物价上扬而受到严重骚扰,反对政府执行「抑商政策的改革主张也愈来愈多(林丽月,1988),很多官员都公开主张保障商人的经营自由和财产安全。更重要的是,晚明以后,各种官手工业解体崩坏的速度日益加快,许多资源的开发和生产都转由民间商人接手经营(陈诗启,1958;徐泓,1986),政府更加丧失了落实「抑商政策的制度基础。在清代前期,官手工业没落的趋势仍然持续发展。整体来看,将宋元明清传统政府有关管理民间商业经营的政令概约简化为「抑商政策,其实是错误的。由清代前期苏州的经商冲突案例来看,政府官员对商人经商自由和财产安全的保障和维护都是很明显的事实。尽管有不肖官员胥吏骚扰商人的经商安全,但却不能将这种骚扰事件当做是政府正在执行一种刻意侵夺商人财货和危害商人经商自由的「抑商政策。也就是说,当时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绝非是一种「抑商政策下的官商关系。清代前期政府之所以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政府「压抑民间工商业的发展,而是因为政府始终没有「扶持民间工商业的发展(Perkins,1967;Feuerwerker,1984;张瑞德,1992)。如果说「压抑是种消积的「抑商政策,则「扶持便是种极积的「重商政策,清代前期政府执行的固然不是晚清才开始的「重商政策,但却也绝非是一种「抑商政策。

本文未讨论上商人的地位,因为如何有效地界定「社会地位并不容易,需要更好的取径才能深入讨论。本文重心只放在所谓「重农抑商政策中的「抑商政令部份,用清代前期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的案例来做检视其中的。来看,若以所谓的「重农抑商政策来概括清代前期最发达的苏州地区,其有效性是很令人怀疑的。如果当时中国的经济先进地区不是因为「抑商政策而阻碍经济,则草率地使用「重农抑商政策做为检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受挫的历史原因,则这种论述便有很大的局限性。

表一:道光以前苏州商事纠纷中的商人联名立碑统计

号|年代|人数|联名立碑人身份|立碑缘由|官府级衔|类别|立碑地点|资料来源

1|1650|55|「商民|禁「关棍假冒盘诘|苏州府正堂|乙|未详|苏碑158号

2|1662|18|木商;木牙人|木商木牙联控漕船占泊码头|长吴二县|乙|未详|苏碑70号

3|1670|21|布商|商匠争端并核定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0号

4|1676|12|糖果铺户商人|「永禁铺户当官|长洲县正堂|乙|未详|苏碑159号

5|1677|19|花素缎行经纪牙人|禁止县胥、市棍滋扰|苏州府正堂|乙|城隍庙内|苏碑09号

6|1680|48|木商;木牙人|禁止派取木料滋扰商民|苏州府正堂|乙|未详|苏碑71号

7|1682|18|米铺商人|重申官定度量衡并定脚夫价|长洲县正堂|丙|山塘街|苏碑151号

8|1683|49|木商;木牙人|与「省商均派木料|苏州府正堂|乙|大兴公所|苏碑73号

9|1688|141|木商;木牙人|禁止木牙借「行头病商|长洲县正堂|丙|大兴公所|苏碑74号

10|1693|72|布商|定踹户与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1号

11|1701|69|布商|以「包头约束踹匠|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3号

12|1715|72|布商|禁立「踹匠会馆|长吴二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4号

13|1720|45|布商|将踹坊与踹匠编为坊甲制度|长吴二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5号

14|1722|100|「金阊市民公立|禁革流丐勾结胥吏勒索抢劫|苏州府正堂|乙|广济桥上|江碑253号

15|1734|61|机户作坊主|「永禁机匠叫歇|长洲县正堂|甲|玄妙观|苏碑12号

16|1739|45|布商|定机匠工资与禁机匠叫歇|元长吴三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7号

17|1741|14|冶坊作坊主|定冶坊坊匠工资|元长二县|甲|西园|苏碑97号

18|1742|240|腌腊渔肉商人|定订牙佣|长洲县正堂|丙|高宝会馆|苏碑161号

19|1756|34|纸坊作坊主|定坊匠工资与禁止停工勒价|元长吴三县|甲|阊门附近|苏碑58号

20|1779| |「长元吴三县布商等|议定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广济桥上|苏碑49号

21|1781|5|贩木商人|禁止牙行脚夫自称「小甲|长洲县正堂|丙|大兴公所|苏碑76号

22|1793|34|纸坊坊主|定工资与定坊甲司月制|元长吴三县|甲|仙翁会馆|苏碑59号

23|1806| |「山塘铺户居民|禁革结党勒索商家与商船|元和县正堂|乙|山塘街|苏碑257号

24|1810| |「湖南北、江南西通帮|禁地痞索诈米商商船|元长吴三县|乙|枫桥镇|苏碑258号

25|1822|26|账房机户|禁机匠停工并立机户规条簿|元和县|甲|云锦公所|苏碑20号

26|1832|28|布商|禁革踹坊勒借累业|元长吴三县|丙|新安会馆|苏碑51号

27|1837|26|造箔坊铺作坊主|申定工匠工资|吴县正堂|甲|丽泽公局|苏碑104号

28|1844|13|酒牙商人|设立官定公砠并禁阻私牙|长洲县正堂|丙|醴源公所|苏碑169

注一‧「立碑缘由的「类别说明:甲类——与工资争议有关者;乙类——与经商安全有关者;丙类——与商业契约有关者。

注二‧「苏碑指《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碑指《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征引书目

基本史料

1.碑刻与档案数据类

《上海碑刻资料选集》,上海博物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江苏省博物馆编,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李华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苏州博物馆等合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2.笔记小说、诗文集类

《三异笔谈》,(清)许仲元,约成书于道光七年(1827年),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一编九册,1978年。

《丹午笔记》,(清)顾公燮,书成于康熙年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新校本。

《石隐山人自订年谱》,原作成于咸丰年间,收入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附录,排印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年。

《安吴四种》,(清)包世臣,有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序,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史料丛刊》三十辑,1968年。

《江南经略》,(明)郑若曾,书成于嘉靖年间,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珍本》二集,1971年。

《吴门表隐》,(清)顾震涛,据道光年间刊本点校,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明代史料选编》,谢国桢编,褔州:褔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

《宦游笔记》,(清)纳兰常安,书前有乾隆十年(1745年)序,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

《陔余丛考》,(清)赵翼,据乾隆五十五年(1790)湛贻堂板本影印,台北:华世出版社,1975年。

《清诗铎》(原名《国朝诗铎》),(清)张应昌编,新校本,据同治年间刊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清嘉录》,(清)顾禄,书前有道光十年(1830年)序,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一编九册,1978年。

《巢林笔谈》并附《巢林笔谈续编》,(清)龚炜,据乾隆卅年(1765)、乾隆卅四年木刻本排印,新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广阳杂记》,(清)刘继庄,《人人文库》本第426号,台北:商务印书馆,1976年。

《阅世编》,(清)叶梦珠,原书成于康熙年间,台北版:木铎出版社,1982年点校本。

《镜湖自撰年谱》,(清)段光清,新校本,记嘉庆二十五年至同治七年(1820-1868年)间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续见闻杂记》,(明)李乐,收入《见闻杂记》,影印万历年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政典政书判牍类

《正谊堂集》,(清)张伯行,收入(清)吴元炳编《三贤政书》本,影印光绪五年(1879)刊本,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

《佐治药言》,(清)汪辉祖,书成于乾隆年间,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六编十册,1975年。

《吴中判牍》,(清)蒯德模,书前有光绪四年(1878)序,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四编九册,1974年。

《宦游纪略》,(清)桂超万,影印本,书有咸丰二年(1852)序,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

《清史稿》,(清)赵尔巽修,台北:鼎文书局,1981年。

《清朝通考》,(清)刘锦澡编,影印本,台北:新兴书局,1963年。

《资治新书初集二集》,(清)李渔编,书前有康熙六年(1667)序,清「得月楼板。

《雍正朱批谕旨》,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

《福惠全书》,(清)黄六鸿,书前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自序,(日本)「诗山堂1850年板。

5.地方志书类

崇祯《吴县志》,(明)牛若麟等修,崇祯十五年(1642)刊本。

《肇域志》,(明)顾炎武编,书前有嘉庆三年(1798)序,同治年间蓝栏钞本。

康熙《长洲县志》,(清)蔡方炳等撰,康熙二十二年(1684)序刊本。

乾隆《苏州府志》,(清)邵泰等撰,乾隆十三年(1748)刊本。

嘉庆《贞丰拟乘》,(清)章腾龙原本,陈勰增辑,嘉庆十五年(1810)聚星堂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册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道光《苏州府志》,(清)石韫玉等修,道光四年(1824)刊本。

光绪《苏州府志》,(清)冯桂芬等撰,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民国《吴县志》,曹允源等撰,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论著

上田信,1981,〈明末清初江南都市「无赖社会关系〉,《史学杂志》,90(11):41-59。

小口彦太,1988,〈清代地方官判决录通见民事的纷争诸相〉,《:文化》,3:35-49。

山本进,1993,〈清代江南牙行〉,《东洋学报》,74(1-2):27-58。

川胜守,1979,〈中国近世都市社会构造:明末清初江南都市〉,《史潮》(新),6:65-90。

川胜守,1982,〈明末清初打行访行〉,《史渊》,119:36-51。

川胜守,1987,〈明代镇市水栅巡检司制度〉,《东方学》,74:101-115。

中山美绪,1978,〈清代前期江南米价动向〉,《史学杂志》,87(9):1269-1301。

夫马进,1983,〈善会、善堂出发〉,小野和子编,《明清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所,页189-232。

夫马进,1986,〈清代前期育婴事业〉,《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11:5-41。

夫马进,1993,〈明清时代讼师诉讼制度〉,梅原郁编,《中国近世法制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页437-483。

王日根,1994,〈明清时代会馆的演进〉,《研究》,1994(4):47-62。

王世庆,1994(1958),〈清代的米产与外销〉,氏着,《清代台湾社会》,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93-129。

王家范,1986,〈明清苏州城市经济研讨:纪念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周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5):23-30,16。

王翔,1992,《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账房史论》,南京:江苏出版社。

王业键,1973,〈清代经济刍论〉,《食货复刊》,2(11):541-550。

王泰铨,1989,〈法国私法统一面面观〉,《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18(2):365-376。

田汝康,1987a(1956),〈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氏着,《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页1-34。

田汝康,1987b(1957),〈再论十七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业的发展〉,氏着,《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页35-52。

全汉升,1969,〈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1):12-20。

全汉升,1972a(1957),〈雅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页625-649。

全汉升,1972b(1956),〈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页475-508。

全汉升,1972c(1967),〈清朝中叶苏州的米粮贸易〉,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页567-582。

全汉升,1986a,〈美洲白银与明清经济〉,《经济论文》,14(2):35-42。

全汉升,1986b,〈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7(2):233-239。

全汉升,1987,〈明清间中国丝绸的输出贸易及其〉,陶希圣先生祝寿编委会编,《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上册,台北:食货出版社,页231-237。

全汉升,1993,〈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中国海外贸易〉,张彬村、刘石吉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页1-16。

寺田隆信,1972(1968),〈苏州踹布业经营形态〉,氏着,《山西商人研究——关于明代的商人及商业资本》,京都:京大东洋史研究会,页337-410。

朱瑞熙,1986,〈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86(2):127-143。

佐藤学,1987,〈明末清初期一地方都市同业组织公权力〉,《史学杂志》,96,9:。

余英时,1987,《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余英时,1993,〈明清变迁时期与文化的转变〉,余英时等编,《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35-42。

吴奇衍,1985,〈清代前牙行制试述〉,《清史论丛》,6:26-52。

吴承明,1985a,〈论明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氏着,《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页217-246。

吴承明,1985b,〈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氏着,《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247-265。

吴慧,1982,〈先秦时期官商和私商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系主编,《学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313-336。

吕作燮,1984,〈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中国社会经济史》,1984,2:10-24。

李伯重,1986,〈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2):117-134。

李华,1960,〈从徐扬「盛世滋生图看清代前期苏州工商业的繁荣〉,《文物》,1960(1):13-17。

杜正胜,1990,〈战国的轻重术与轻重商商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1(2):481-532。

沙郑军,1988,〈试论明清时期的江南脚夫〉,《中国史研究》,1988(4):104-109。

谷霁光,1942,〈唐末至清初间抑商之商榷〉,《文史杂志》,1(11):1-10。

奈良修一,1993,〈十七世纪中国生纟生产日本输出〉,《明清法社会》编集委员会编,《和田博德教授古稀记念:明清时代法社会》,东京:汲古书院,页469-490。

林仁川,1987,《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玉茹,1994,《清代港口的空间结构》,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林绍明,1987,〈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2):93-95。

林满红,1991,〈明清的朝代危机与世界经济萧条——十九世纪的经验〉,《新史学》,1(4):127-147。

林满红,1993,〈银与鸦片的流通及银贵钱贱现象的区域分布(1808-1854)——世界经济对近代中国空间方面之一影响〉,《中研院近史所集刊》,22(上):89-135。

林满红,1994,〈嘉道年间货币危机争议中的社会〉,《中研院近史所集刊》,23:163-203。

林丽月,1988,〈试论明清之际商业思想的几个问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页711-733。

松浦章,1983,〈清代沿岸贸易——帆船商品流通〉,小野和子编,《明清时代政治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页595-650。

邱澎生,1990,《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

邱澎生,1995,「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台北:未刊本。

段本洛、张圻福,1986,《苏州手史》,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

洪焕椿,1981,〈明清苏州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初步考察: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剖析〉,收入南京大学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讨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页399-449。

洪焕椿,1992,〈明清苏州地区的会馆公所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氏着,《明清史偶存》,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566-612。

范金民,1989a,〈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4):39-46。

范金民,1989b,〈明清时代苏州丝织业生产形式和生产关系初探〉,洪焕椿等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184-219。

范金民,1989c,〈明清时期苏州的外地商人述略〉,洪焕椿等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220-240。

夏维中,1989,〈明清浒墅关的〉,洪焕椿等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273-285。

徐泓,1986,〈官匠制度〉,于宗先主编,《经济学百科全书》第2册《经济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38-44。

张海鹏、张海瀛(主编),1993,《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

张伟仁,1971,〈清季地方司法:陈天钖先生访问记〉(上)(下),《食货月刊》,1(6):319-339;1(7):388-397。

张德昌,1935,〈清代前之中西沿海贸易〉,《清华学报》,10(1):97-145。

张瑞德,1992,〈中国近代政府与农业〉,《汉学研究》,10(1):217-241。

梁方仲,1980,《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其姿,1984,〈十七、十八世纪长江下游之育婴堂〉,曹永和等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研究所,页97-130。

梁其姿,1986,〈明末清初民间慈善活动的兴起:以江浙地区为例〉,《食货月刊》,15(7-8):52-79。

梁庚尧,1982,〈宋元时代的苏州〉,《文史报》,31:1-45。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1985,《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

郭松义,1982,〈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清史论丛》,4:92-110。

陈希育,1991,《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平,1987,〈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牙人与牙行〉,《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2):30-38。

平,1993,〈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1):33-38。

陈诗启,1958,《明代官手的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陈国栋,1994,〈清代中叶(约1780-1860)与大陆之间的帆船贸易:以船舶为中心的数量估计〉,《台湾史研究》,1(1):55-96。

陈慈玉,1988,〈从清代前期的淮安关功能论官商的关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初期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页685-708。

章英华,1983,〈历史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学刊》,7:215-234。

傅衣凌,1956,《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傅衣凌,1957(1956),〈论明清时代的棉布字号〉,氏着,《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页127-130。

傅崇兰,1986,《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傅筑夫,1980a,〈中国工商业者的「行及其特点〉,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北京:三联书店,页387-492。

傅筑夫,1980b,〈抑商政策的产生根源、贯彻抑商政策的三项制度及其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北京:三联书店,页608-668。

滋贺秀三,1984,《清代中国法裁判》,东京:创文社。

经君健,1994,〈清代关于民间经济的立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1):42-55。

刘永成,1959,〈试论清代苏州手工业行会〉,《历史研究》,1959(11):21-46。

刘石吉,1987a,〈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氏着,《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页1-72。

刘石吉,1987b,〈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氏着,《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120-162。

刘素芬,1991,〈清朝中叶北洋的海运〉,吴剑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四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页101-124。

刘翠溶,1978,〈明清时代南方地区的专业生产〉,《大陆杂志》,56(3-4):125-159。

刘铮云,1987,〈义庄与城镇: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8(3):633-672。

樊树志,1990,《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郑永昌,1994,《明末清初的银贵钱贱现象与相关经济思想》,台北:国立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

郑玉波,1985,〈民法五十年〉,《法学丛刊》,30(1):11-20。

郑昌淦,1989,《明清商品》,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郑秦,1988,《清代司法审判制度》,长沙:湖南出版社。

横山英,1972b,〈踹布业生产构造〉,氏着,《中国近代化经济构造》,东京:亚纪书房,页63-143。

鞠清远,1977,〈清开关前后的三部商人著作〉,收入包遵彭等编,《中国近代史论丛》二辑三册,台北:正中书局,页205-244。

魏向阳,1993,《康乾盛世的扛鼎杆杆:康雍干时期经济立法纵横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藤井宏,1953-1954,〈新安商人研究〉(一)、(二)、(三)、(四),《东洋学报》,36(1)-(4):1-44、180-208、65-118、533-563。

Atwell, William S. 1982. “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 Past and Present 95 : 68-90.

Braudel, Fernand. 1979(1977).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trans. by Patricia Ranum.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rook, Timothy. 1981. “The merchants‘ network in 16th century China: a discussion and translation of Chang Han’s ‘On merchant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24(2): 165-214.

Chen, Fu-mei and Myers, Ramon H. 1989. "Coping with transaction costs : the case of merchant associ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 in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c Sinica. pp.317-341.

Fan, I-chun. 1992. Long-distance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ing period, 1400-1850. Stanford :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Stanford.

Huang, Philip C.C. 1993.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Modern China 19(2): 216-240.

Liu,Kwang-Ching. 1988. “Chinese merchant guilds : an historical inqui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7(1): 1-23.

Perkins, Dwight H.. 1967. "Government as an obstacle to industrialization : 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7: 478-492.

Perkins, Dwight H.. 1969.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Rawski, E. Sakakida. 1972.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we, William T. 1992. "Ming-Qing guilds." Ming Qing Yanjiu 1: 47-60.

Sands, Barbara and Myers, Ramon H. 1986. “The spac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4): 721-743.

Santangelo, Paolo. 1993. “Urban society in Late Inperial Suzhou.” in Johnson, Linda Cooke , ed.,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pp.81-116.

Skinner, G. William. 1977.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Skinner, G. William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t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12-249.

Skinner, G. William. 1985.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2): 271-292.

Sun, Zen E-tu. 1972. “Sericulture and silk textile production in Ch‘ing China.” in Willmote,W.E.(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79-108.

Wang Yeh-chien. 1989. “Food supply and grain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c Sinica. pp.423-461.

第6篇

一、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商洛不断加大县域经济发展力度,尤其是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决定》下发后,市委、市政府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实施意见》,确立了以农业产业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一化促两化”的县域经济发展思路,着力发展现代中药、矿产建材、绿色食品、生态旅游和劳务输出五大主导产业,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发展速度逐年加快。全市生产总值完成174.04亿元,gdp总量比的100.16亿元增加73.88亿元,按可比价年均增长12.6%,其中一产增加值完成44.58亿元,比24.61亿元增加19.97亿元,年均增长6.7%;二产增加值完成67.88亿元,比32.6亿元增加35.28亿元,年均增长15.1%;三产增加值完成61.58亿元,比21.31亿元增加40.27亿元,年均增长13.9%。财政总收入14.25亿元,比5.15亿元增长176.7%,年均增长40.4%,其中地方财政收入6.82亿元,比2.46亿元增长177.2%,年均增长40.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688元,比7038元增长51.9%,年均增长14.9%。农民人均纯收入2401元,比1513元增长58.7%,年均增长16.6%。以来,柞水、商南、镇安、商州、洛南5个县区先后获得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争先进位奖。

(二)工业经济快速增长,主导作用日益显现。全市现有规模工业企业124户,比101户增加23户。全市实现工业总产值79.66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4.71亿元、工业税收3.2亿元,相比分别年均增长34.8%、21.5%、22.0%。县域工业园区建设加快,策划并实施了商丹循环工业经济园区,启动建设了刘湾产业项目区、柞水盘龙医药园区、洛南黄龙钼业小区、柞水小岭工业区、山阳中村钒业小区、镇安云东钒业小区等16个县域工业园区,入园企业达到2376户,园区工业实现增加值22.85亿元,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68.8%。

(三)农业产业化加快推进,特色产业不断壮大。坚持“打绿色牌、走特色路”,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145万亩、核桃板栗建园达到404万亩、优质茶园达到15.4万亩、畜禽养殖示范小区达到48个、大场大户6317户,建立无公害农产品基地218万亩,认定“三品”基地113个、产品59个。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68家,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36家,其中省级12家、市级24家,打造出了“金丝源”等40多个特色品牌,创建省级名牌产品3个。劳务经济快速发展,全市设立各类劳务中介机构176个,在新疆、山西、河南和“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建立劳务基地23个,全市劳务输出49.7万人,收入达到22亿元。

(四)生态旅游蓬勃发展,第三产业繁荣活跃。近年来多方筹措资金6亿多元,重点抓了柞水溶洞、商南金丝峡、镇安木王、柞水牛背梁、山阳天竺山、洛南老君山、丹江漂流以及柞水凤凰古镇、山阳漫川古镇、牧护关度假区、仙娥湖休闲园等一批生态和人文旅游景区景点建设,初步形成了丹江文化旅游长廊和山镇柞原生态两条精品旅游线路50多处旅游景点,全市旅游接待人数453.23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0.5亿元,比分别增加379万人次和9.04亿元,年均分别增长83.8%和93.0%。新兴服务业快速兴起,市场消费日趋活跃,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0.83亿元,比36.6亿元增加24.23亿元,年均增长18.5%。

(五)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发展后劲显著增强。全市固定资产投资164.65亿元,比37.2亿元增加127.45亿元,年均增长64.2%;争取中省项目支持资金11.43亿元,比3.7亿元增加7.73亿元,年均增长45.6%;招商引进项目130个,总投资208.15亿元,实际到位资金38.66亿元,是5.85亿元的6.6倍,年均增长87.6%。以公路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加强,继西合铁路、西康铁路建成通车之后,西柞、蓝商、商界、柞小四段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坚实。

二、存在差距及原因

虽然近年来商洛县域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但与沿海发达地区、省内其它地市相比,无论从整体水平、经济规模,还是从人均发展水平情况来看,县域经济发展还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县域经济总量偏小。全市6县的平均gdp为18.71亿元,与全省83个县42.25亿元的平均水平、全省“十强县”126.26亿元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全市gdp排名第一的洛南县为30.34亿元,与全省第一位的神木县290.58亿元相差8.6倍;全市人均gdp为7291元,比全省人均gdp18246元低10955元,人均最高的柞水县为11897元,与全省人均最高的志丹县107674元相差几乎8倍。二是综合经济实力较弱。在全省83个县、24个区的综合经济实力排序中,商州区位居24个区的第22名,六县中没有一个进入上游前28名,居中游29-56位的有柞水、镇安、洛南,居下游57-83位的有商南、山阳、丹凤,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整体靠后。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偏低。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688元,比全省平均水平12858元低1170元,收入最高的商州区为11007元,比全省最高的神木县16075元低506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401元,比全省平均水平3136元低735元,收入最高的丹凤县为2617元,比全省最高的神木县6028元低3411元。四是财政收入水平低。全市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为9%,比全省平均水平低7.2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48%,比全省平均水平低5.6个百分点;地方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77.86%,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1.94个百分点。五是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数量少、实力不强,带动力较弱,相对具有一定优势的中药材、畜牧、核桃、茶叶等产业规模小、加工层次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还不完善、不稳固;六是县域工业化水平低。县域重工业比重较大,工业结构不优、产品单一,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较弱,全市工业化水平为19.1%,比全省48.1%的平均水平低29个百分点。七是县域城镇化水平较低。全市城镇化率为31.5%,比全省42.1%的平均水平低10.6个百分点,县域城镇规划、建设和管理相对滞后,城市功能不够完善,转移农业人口的作用不明显。八是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县域市场化程度不高,民营企业多数规模小、档次低,产业分布不合理,全市非公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47.13%,比全省47.2%的平均水平低0.07个百分点。

经过认真分析思考,制约全市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基础薄弱。七县区均属国定贫困县,由于历史原因,在所有制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相对滞后,县域经济发展的原始积累较少,对资源能源的依赖性较强,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仍然突出,制约着县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二是发展资金不足。七县区均属于资源型财政,支柱财源不强、新兴财源不多,县域财政收入总量小且很不稳定,加之历史负债较高,用于建设和发展的财政资金有限,主要依靠转移支付维持正常运转,县域经济缺乏发展的内生力。三是人才严重匮乏。由于受政策、环境、待遇等条件的限制,近些年大中专学生回县率很低,到县域企业工作更少,大量人才流向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造成人才断茬、青黄不接,直接影响了县域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四是科技带动力弱。县域科研机构体制机制不活,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不完善,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程度低,科技对主导产业的支撑力不足。五是对外开放不够。县区发展环境还不够优化,对外开放水平不高,县域经济的外向度较低、活力不强。六是行政效能不高。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尚未根本消除,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还比较薄弱,少数领导和干部作风不实、效率不高等问题依然存在,影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三、发展思路与措施

(一)增强“四种意识”,创新县域经济发展思路

一是增强敢想敢闯的意识。敢想敢闯敢干是一种魄力、一种胆识,也是领导和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必备素质。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习惯等待,等领导,等支持,等政策,等资金,不敢求新变异、不敢打破陈规、不敢抢在人先的错误做法。要在全市干部群众中倡导敢想敢闯敢干的风气,鼓励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摒弃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解放思想,大胆尝试,创新思维方式,创新发展思路,创新工作措施,推动县域经济突破发展。

二是增强抢抓机遇的意识。机遇是战略资源。当前,商洛经济发展正面临着诸多良好机遇:中央把保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国家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商洛纳入关中——天水经济区,省委、省政府加快推进陕南突破发展,等等。要牢固树立并增强“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意识,善于洞察时展的大趋势带来的机遇,潜心研究各种挑战和困难中蕴含的机遇,在抢抓各种机遇中争取更多的政策、项目、资金和人才支持,加快推进县域经济发展。

三是增强发挥优势的意识。加快突破发展其实是一个不断发挥后发优势的过程。商洛的生物、矿产、旅游和劳动力资源得天独厚,生态优势和人文优势明显,开发潜力很大,尤其是随着高速公路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到“十一五”末商洛将成为全省第一个县县通高速公路的密集区,这些都是县域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和先决条件。要认真分析自身发展的资源与潜力、优势与劣势,善于审时、顺势、造势,敢于竞争,善于转换,挖掘潜在优势,发挥现有优势,创造新的优势,利用后发优势,最终把各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四是增强循环发展的意识。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为特征的发展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商洛既是矿产资源富集区,又是国家南水北调的水源涵养区,长期以来矿产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难题。我们要做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青山绿水,确保一江清水送北京,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达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环境保护最优和经济效益最佳的目的。

(二)做好“四篇文章”,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

一是突出工业主导地位,加快推进工业化。县域经济发展从本质上说就是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和核心,是解决县域经济发展诸多矛盾的根本之举,也是经济强县发展实践所证明的基本规律。推进商洛县域经济工业化进程,一是要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以市场为导向,以加大投入为重点,进一步做大做强现代中药、绿色食品和矿产建材等优势主导产业,打造富有县域特色的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产业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二是要强力推进工业园区建设。坚持把园区建设作为推进县域工业化的主攻点,充分发挥工业园区产业集群、要素集聚、资源集约的“洼地”效应,使园区成为推进工业化的主要增长极。三是要扶持骨干企业做大做强。各县区要结合本地资源状况、区位条件、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等综合因素,坚持在政策、资金、人才上加大扶持力度,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型、协作配套型、循环经济型、节能减排型、劳动密集型、出口创汇型、“专精特新”型企业发展,着力培育扶持一批有实力、有潜力、有带动力的骨干企业,提高市内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四是要着力解决企业污染问题。坚持建管并举,一方面引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采用清洁技术,实行循环生产;另一方面要加大政府监管和环境执法力度,促进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以特色产业为突破,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商洛是一个农业大市,农村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83.6%以上,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坚持用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走以工促农的发展路子。一是要继续按照“稳粮、扩经、兴药、优果、强牧”的思路,以一村一品为抓手,以科技为支撑,选准特色、发展特色、提升特色,重点抓好丹北生猪、河谷川道蛋鸡、山镇柞板栗、洛南商州核桃、高山洋芋和低山茶叶等六大特色产业带建设,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二是要加快培育壮大农产品加工、流通龙头企业,探索建立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增强对农业的辐射带动能力,扩大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三是要加快培育农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行业协会、购销大户和农村商品经纪人,从根本上解决“大市场”与“小农户”的矛盾。

三是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推进城镇化。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县域经济拓宽发展空间的必由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城镇带动战略,遵循城镇发展规律,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能管理,高水平经营,加快城镇化进程。要进一步修订完善商洛中心城市规划和城乡统筹发展规划,中心城市要按照打造西安第二生活区和宜居宜业城市为目标,结合旧城改造、新城开发,盘活城镇资产,加快丹江景观带、南秦河景观带建设,尤其要抓好仙娥湖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区等工程建设,逐步形成以丹江两岸大道为发展主轴的现代城市景观群,把中心城市建设成为融山、水、城为一体的现代化中等生态园林城市,成为连接西北与华中地区干道上的重要城市。要改革和创新城镇建设投融资体制,多渠道加大对城镇建设的投入,下大力抓好县城和中心镇、小城镇的规划和建设,抓好一批边贸重镇、产业大镇、工业强镇、旅游名镇的示范化建设,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要把城镇建设与工业园区建设、专业市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吸引各类企业向县城和中心镇汇聚,加快产业集聚、人口集中,增强城镇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辐射带动功能。

四是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加快推进县域经济民营化。民营经济是发展县域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点。要坚持经济民营为主、企业民有为主、投资民间为主、事业民办为主,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加快形成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县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一要鼓励引导全民创业。积极引导群众打破小农经济意识和传统文化观念,深入开展全民创业行动,激活各类创业资源,努力形成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的生动局面。二要切实加大扶持力度。全面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尤其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扶持政策,完善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设立财政专项扶持资金,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题,真正做到思想上放心、放胆,政策上放宽、放活,工作中放手、放开,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三要把发展民营经济同县域国有、集体企业改革、新上项目、发展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结合起来,鼓励支持民营经济与调整优化县域经济结构结合起来,着力培植一批、壮大一批民营企业,促进民营经济向科技化、外向化、规模化发展。

(三)打造“四大基地”,壮大县域经济产业基础

一是打造现代材料工业基地。去年以来,我们成功策划并启动建设的商丹循环工业经济园区,已被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工业园区,包括刘湾生态工业园、沙河子现代材料工业园、留仙坪化工建材工业园,涉及光伏产业、盐化工与水泥、氟材料、锌及锌合金材料、钼材料、钒材料与新能源镁材料、钢材料、煤电等10个循环产业链45个项目,并与园区外47个项目之间构成循环发展、链条延伸、产业互动、关联配套的格局,到2020年共需投资1208.13亿元,全部建成达效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3128.97亿元。目前,比亚迪、延长、陕西投资集团等大企业、大集团已入驻园区发展。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抓住这个机遇,寻求战略合作伙伴,强化矿产资源整合,推进环保型开发,延长产业链条,推动矿产业由采掘向深加工转变,努力把我市打造成为现代材料工业基地。

二是打造秦岭最佳生态旅游基地。坚持立足于秦岭,依托于秦岭,按照“政府指导、财政引导、企业主体、市场为主”的思路,积极引进战略伙伴,合作开发旅游景点,突出抓好十大精品景区和三条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加快金丝峡国家5a级景区、木王和牛背梁4a级景区、天竺山国家地质公园建设进度,着力建设金丝峡——天竺山——木王——牛背梁生态旅游圈,积极开发旅游新产品,主动融入全国旅游大循环,努力把商洛打造成为全国的生态旅游名城。要抢抓高速公路开通后人流、物流、信息流剧增的机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促进物流、金融、保险、信息、中介、家政、物业等新兴服务业在县域城镇发展,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县域经济中的比重。

三是打造优质绿色产业基地。积极开发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认真做好基地认定、产品认证、商标注册、品牌建设、产品包装、市场销售等工作,提高商洛农特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努力把商洛打造成为面向西安、辐射全国的绿色食品供应基地。围绕发展丹参、黄芩、桔梗、连翘、五味子“五大商药”,扎实抓好商洛道地中药材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着力建设全国有影响力的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坚持“招引”与“整合”相结合,扶持发展农产品龙头企业,推动核桃、茶叶等优势产业整合,打造一批商洛绿色特色产业品牌,力争到2010年商洛绿色产业的销售收入达到60亿元,2012年达到100亿元。

四是打造劳务输出品牌基地。坚持按照“培训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的要求,把劳务输出作为一项大产业来抓,积极整合劳动、扶贫、教育等培训资源,认真实施“人人技能工程”,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转移培训,搞好“订单”培训和“定向”转移,做到“先培训、后输出、持证上岗”,形成商洛劳务的品牌和特色。加快驻外劳务输出办事机构建设,切实做好农民工权益维护工作,提升劳务输出的组织化、规模化水平,推动全市劳务输出数量和收益稳步提高。

(四)抓住“四个重点”,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源动力

一是狠抓项目建设。县域经济发展主要靠项目带动、投资拉动。要紧紧抓住国家政策机遇,以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化、工业技改、社会事业项目为重点,搞好项目争取和项目建设,特别是今年全市安排的100个重点项目,要强化协调推进力度,加快建设进度,力争早日投产,形成现实生产力。要按照全市启动400个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的要求,每个县区都要谋划一批上规模、带动性强的项目,充实和完善县域项目库,尤其要重点抓好西合、西康铁路复线和西商二线、榆商、商柞高速公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以及比亚迪太阳能电池、延长氟化工、中金黄金开发、商洛发电厂、柞水大西沟菱铁矿开发、西部鑫兴钼业深加工、五洲公司钒业深加工等重大产业项目的前期工作,确保全市重大项目有序衔接、投资稳定增长。

二是扩大招商引资。坚持对外开放、扩大招商引资是推动县域经济突破发展的有效途径。必须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对外竞争与合作,推进全方位开放,借助外力促发展。要紧紧抓住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依托资源优势,抢占“地利”先机,吸纳和承接更多的转移资本、产业和企业。要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扩大内需等重大政策机遇,积极“进京跑省”,极力争取国家投资和省上支持。要继续抓好投资环境建设,重点要在“政策比别人活、措施比别人新、办法比别人多、服务比别人好”等软环境上下功夫,努力营造促进发展的大气候、大环境,形成自己的区域比较优势,增强县域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和集聚力。

三是推动科技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加快研究制定科技带动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科技工作投入,加强科技创新和推广普及,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把新型适用科技成果积极运用于县域经济的开发领域,努力增强科技成果在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第三产业中的转化、推广与应用效果。积极推进科技体制创新,探索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有效方式,加强与省内外大型国有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支持他们来我市建立分支机构或科研基地,引导市内企业搞好自主研发,形成一批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品牌和产品,推动重点领域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四是深化体制改革。改革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要抓好农村体制改革,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引导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搞好农村服务体系和种子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继续推进企业改革,通过兼并和相互参股等多种形式,加快推进企业重组,鼓励市内企业与省内外大企业进行全方位合作;进一步搞好财政改革,整合财政事业性投入,打破部门和条块分割,集中力量办大事;深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事业单位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无论是哪项改革,必须坚持立足实际,积极稳妥地推进,不断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五)强化“四项措施”,完善县域经济发展保障机制

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重点要解决好四个问题:首先是金融支持问题。健全金融体系,增加信贷额度,引导民间资本向创业和发展领域流动,切实解决县域经济发展融资难问题。其次是财政投入问题。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方式,逐步建立以贴息、担保、参股和风险投资为主的投入机制,加大财政资金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投入。第三是人才保障问题。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观念,不拘形式地吸引外地优秀人才,尤其是紧缺人才和高技术人才,定期定向对行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进行培训,不断提高各类人才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第四是土地供应问题。坚持“总量控制、动态平衡”的原则,盘活存量土地,对长期闲置土地要通过收购、租赁、参股等形式重新启用,以缓解建设用地与土地紧张的矛盾,确保重点园区、重大项目的正当用地需求。

二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抓住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契机,调整优化政府组织机构,理顺职责关系,强化权责一致,加快推进政企、政资、政事分开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推动制度创新和政府管理创新,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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