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人类社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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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孔令斌199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化学专业，之后进入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研究院从事研发工作，企业严苛的管理以及繁杂的工作不仅没有能阻止他继续求学的想法，反而坚定了他继续深造的信念。2001和2004年，他又分别获得兰州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进入兰州理工大学材料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近年来，孔令斌在新型能源材料领域做了大量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所发表的论文在SCI数据库中被引用1100余次，单篇最高被引130次。优异的成果让他荣获第八届“甘肃青年科技奖”。在多孔炭材料的结构调控与双电层电容性能研究中，针对嵌段共聚物炭化法制备的多孔碳材料的超级电容性能开展了系统的研究；研究了碳材料比容量与孔结构参数的函数关系表达式，并对其适用性进行具体的实验验证，对出现的偏差进行科学的解释。在有色金属氧化物电极材料的赝电容行为基础研究中，对材料形貌的形成机理、孔结构、电化学电容特性、电化学反应机理、电极过程动力学特征和电化学稳定性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针对双金属氧化物赝电容行为的产生机理、影响因素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同时还开展了基于多孔载体的复合电极材料的结构与性能关系的基础研究。上述研究工作得到了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1项“973”前期研究专项的资助。
为了推进高比能超级电容器的应用进程，孔令斌开始研究活性炭和金属氧化物非对称型超级电容器的组装技术，并得到了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研究与开发专项基金的资助。他领导的研究小组采用化学气相沉积法在基底上直接沉积的多孔碳薄膜材料，避免了传统电极制备方法中的压片过程，且不需加入分散剂和粘结剂等添加剂。该项研究目前已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第2篇
[关键词]大学生 阅读 人文素质 全面发展
一、当前大学生的人文精神现状
为了证实“熊的嗅觉敏锐、分辨东西能力强”这句话的正确性，受了十几年教育的大学生刘海洋竟将硫酸泼向了北京动物园的5只熊身上。
一份《大学生思想现状调查》也显示：当前我国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现状不容乐观，人文素质教育严重缺失。表现在不少学生行为不文明，社会公德意识、素质意识淡薄，心理承受能力差，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部分学生精神生活空虚，生活品位很低，热衷于港台流行音乐，崇拜歌星影星，对经典名著漠然，对世界名曲充耳不闻。
这些材料严正的警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极度缺失！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亟待提高！
审视教育现状，我们发现大学生的生活色调仍是机械、平板和乏味，他们每天在题海里、实验室和单词堆中生活，无穷的演算和英语单词占去了他们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空间，耗尽了他们的主要精力。他们根本无暇和莎士比亚、普希金展开心的对话、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展开情的交流，与黑格尔、马克思展开思的唔对；他们失去了许多心灵震撼、美的熏陶、善的启迪和真的领悟的绝好机会，从而导致一些大学生的个性和独特性被禁锢，天性和爱心被扭曲，对社会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对困难的竞争力和承受力、对生活的驾驭力和创造力、对是非善恶美丑的理解力也在日益减退，精神和心灵的家园渐趋荒芜、沉重和干枯。这是人文素质缺失的警示。
二、人文精神的含义
“人文”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包括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人文素质”指人的人格、气质和修养。“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对一种全面发展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人文精神包括人性（对人的尊重）、理性（对真理的追求）、超越性（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三个元素，其核心是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价值、人格尊严和个性品质的尊重，对人的教育、自由、发展的追求，对人的心灵、需要、渴望与思想的关注，对人的是非判断力、道德判断力和审美判断力的培养。对大学生而言，人文精神教育的目的不在于熟识作品名称、文人姓氏、文章内容，而在于引导学生迈进价值、人生、思想的角斗场，将学生引领到广袤的时空中，让他感受博大、丰富和深邃，领悟真、善、美，惟其如此，人文精神教育才有望养成。目前大学人文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培养学生辩证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辨是非、识真假、懂美丑、知荣辱的道德判断和审美能力，使他们在生活中自觉去追求真善美，反对假丑恶；培养学生受挫能力、自我反思能力和创新能力，使他们具有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
三、人文素质的培养
人文教育的途径众多，阅读是最重要途径。“三更有梦书当枕”、“半床明月半床书”，书——自古是高洁之士的写照，明月虽然清寒，书却因博大精深而湿润生命，因此书是提高人文素养最丰沃的土壤。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发起的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名著阅读”运动，主要内容就是阅读好书，正如朱永新教授所说：“阅读虽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却能改变人生的宽度和广度，没有阅读的教育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教育。”
读书的过程是“物我回响交流”的过程，是个人生活阅历丰厚的过程，它能唤起学生对永恒和伟大的渴望，使学生受到一次次感动，又会在感动之后更深切地洞察生活的真谛，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是可贵的创造力的源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不竭动力，是人格个性塑造的基石。因此，读书应纳入学校整个教育氛围之中，从而营造一种大知识、大智力的阅读环境，使教育笼罩着高屋建瓴式的人文精神，使学生从中获得真正的精神的体验、人格的陶冶、创造的启迪和生命的幸福。
书海茫茫，人生有限。因此大学生的阅读应是有选择性的。中国古语说得好：“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歌德也说：“鉴赏力不是靠中等作品，而是靠欣赏最好的作品才能培育成”；美国的圣约翰大学将全部课程置于对155位作家作品进行精细分析的基础上，世界名著是这所大学提供训练和开阔视野的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工具和手段；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发起的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名著阅读”运动，主要内容就是阅读好书，他认为只有那些千百年传承的世界名著能把人类的最重要的普世价值传递给莘莘学子。所以大学生阅读书应以古今中外经典名著为首选。因为经典是古圣先贤伟大心灵的结晶，经典里活着一个民族的精魂，体现着人类的一致性，闪烁着人性的光彩，并把无尽的思索空间留给读者，催人联想和深思，使人振奋、自励、反省和阵痛，因而它对任何一个时代人来说都是文化瑰宝，都是取之不尽的财富。
引导学生选择名著，走进名著世界，让学生在自我与书本的相互拥抱中去感悟生命的伟大、人性的美好以及人生的创造之美和奋斗之美，去激发和推动他们追求比生活更高远、更有价值的东西，正如有位学者说：“书籍蜿蜓伸入我们的心灵，诗人的诗句在我们的血流里舒缓地滑行，我们年轻时诵读它们，年老时铭记它们，它用强大的能量构筑起巨大的思维空间，使我们永久地徜徉其中，潜移默化地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升华自我。”
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引路人，要大力弘扬人文精神，通过各种渠道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课外通过专家学者推荐等形式，开展人文教育讲座，举办读书活动，引导学生读好书、好报，培养学生的文化底蕴。教师要指导学生全方位参与到读书阅读过程中，要求学生做到一细二快三参照。即阅读世界经典名著要认真、仔细、不求多，但求精。叶圣陶先生说：“要认真阅读，在阅读中要研究考察，”用探究的目光去欣赏名著，形成一个雄厚、开阔的阅读背景，打开一扇扇通向世界、通向历史、哲学、文学的窗户；阅读现当代名著要及时，重在攫取充足的文学信息量，增添自己的生活阅历和人生厚度；把阅读其它经典作品作为一个参照系，在比较中认识文学、认识社会和人生，培养学生健全、高品位的审美素质。课内引领学生通过文学作品中大量美的人物、美的思想这一最丰富的资源，进行有关好与坏、对与错、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真理与谬误、美与丑的讨论、辨识和领悟，使学生获得全面的道德和审美熏陶，从而懂得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高尚、什么是邪恶、什么是卑鄙、懂得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和审美观，造就学生自己的道德判断、是非判断和审美判断的眼睛和心灵，陶冶和净化学生的情操，培养健全的、高品位的人格品质和人文素养，实现教育的真正价值。
参考文献：
[1]王纪人.文艺学与语文教育.
第3篇
关键词：有机化学实验；素质；能力；培养要求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5-0273-02
有机化学实验是大学化学及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从宏观上看，在化学教学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原因是随着该门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多种的交叉化学学科；从细节上看，学生对于这门课的综合掌握情况，影响着其自身综合技能和宽广知识基础的水平。进入21世纪，在有机实验课程教学过程、目的和任务中，不断要求加强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作为学习这门科学的必备要求，可经过十年左右的发展该课程的任务往往还是在表观上围绕实验知识和实验技能方面进行开展，并没有深入体现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培养要求。近年我国教育加强了大学及研究生毕业论文和科研论文是否“作弊”的检查力度，并发现不少学术论文含“金量”低，同时还存在不少的论文抄袭和作假现象，这些问题的产生也间接反应在实验教学中未注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要求。围绕这一教学问题，本文通过有机化学实验课教学，探讨学生在掌握实验知识过程中如何提升综合素质和能力，并通过这一培养要求指导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方法。
一、实验教学中综合素质的培养
什么是学生在实验中的综合素质？本文观点认为学生实验道德水平和实验诚信修养构成了实验教学中的学生综合素质。综合素质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框架”，它不约束学生知识水平和实验技能水平的提高，但却是约束学生道德行为的良好“枷锁”。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实验道德水平，首先要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另外在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实验诚信修养，要让学生客观的实事求的对待实验中的每个问题和结果。整体来看这两者相互交叉影响着学生未来实验（科研）工作的综合素质。
1.实验教学中学生实验道德水平的培养[1]。具有较高成就和水平的学者，其本身肯定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因此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验道德水准，首先要让学生具有良好的实验道德基本行为。具体来说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道德行为需要从实验细节入手，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实验工作习惯。例如：（1）进入实验室学生首先要观察实验室状态（包括药品和仪器放置位置、卫生状况），实验结束后要求学生复原实验室至初始状态。（2）实验中要求学生保持实验台面整洁，不允许坐在实验台面上，同时规定学生禁止满手拿着药品、仪器进行实验操作和不合理的走动，以防止发生安全事故。（3）实验前后清点玻璃仪器等，这些基本习惯的养成，有助于学生培养基本实验道德行为。
学生实验道德水平还需学生具备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意识。化学生产活动必然带来环境问题，在这种问题背景下，发展低污染、低能耗、可循环和可持续的绿色化学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这一要求的实现首先要培养具有“绿色环保”意识的化学人才，因此要求实验教学过程中灌输“绿色”意识给学生，例如：（1）设立可持续的实验教学环节，循环利用化学药品，我们正在探讨拟利用“安息香缩合反应的绿色非氰工艺”实验合成的安息香产品作为原料，开展题为“Cu（Ⅱ）氧化安息香合成二苯基乙二酮”实验，这种教学内容设计不仅实现了产品―原料的再利用，而且两个基础实验的产物都可以应用于有机合成研究，达到了可持续性发展的教学内容。（2）有机实验教学中从源头上减少实验试剂使用“量”，这一简单举措直接降低了对环境的污染。（3）实验过程中杜绝因称量或量取试剂时麻痹大意所带来的不必要浪费而造成的污染。（4）节约实验过程中冷凝水的使用量，养成学生节约水资源的环保意识。
以上教学设计不仅从基本的实验道德行为方面培养学生的实验道德素质，而且从具体实验细节入手在教学中灌输“绿色、保护环境”的意识，全面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也循序渐进的提高了学生实验道德水平。
2.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诚信修养[2]。诚信亦是道德范畴，简单说就是做事待人真诚老实，一诺千金；诚信的存在价值是督促人自我监督，做事情实事求是，不虚夸。这种高尚的道德已演变为现代社会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由此可见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但目前我国现代教育中针对诚信意识培养教育的体现并不明显，因此我国学生的诚信水平亟待通过教育方式方法的改革实现进一步的提高。
有机化学实验是遵循自然客观规律的自然科学，如在实验教学中注重学生诚信意识的培养，一方面促进了学生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实验事实中寻找发现规律，进而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达到培养学生实验兴趣的目的；另一方面在实验教学方法中融入诚信教育，可提高学生的自我监督能力，防范作假抄袭，为日后培养高素质的综合人才打下基础。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呢？（1）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体会诚信，理解诚信，提高学生的责任心。这种教学要求迫使改变以往的机械督导实验和检查数据的教学模式，转而要求学生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实现自我监督，养成实事求是的习惯，从心理上真真切切的不愿做假。（2）在培养学生自我监督的诚信意识过程中，仍需要辅以惩罚措施。具体是学生在主观意识上违背了诚信，那么即使实验技能好，综合方面优秀，结果也会被全面否决掉，这样可让学生从心理上“恐惧”弄虚作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实验教学中综合能力的培养
科学实践及探索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有效动力，这就要求教学中贯穿综合能力的培养，以促进人类社会科学实践的发展。本文认为有机实验教学中综合能力的培养主要包含三个方面：（1）掌握实验技能；（2）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培养创新能力[3]。在传统的教学任务核心是重视学生实验技能的掌握和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这两方面的教学培养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经验；但与此同时，却忽略或未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与当下教学中要求培养创新性人才的目标相违背。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呢？创新能力的培养首先需要学生有创新意识，创新意识的产生要求学生具有发现“原始问题”的能力，而这一教学概念在传统的教学中未被引起重视。历史证明，一些重要的发明和技术的革新，无不都是从发现原始问题进而演化发展的并成为伟大的发现，这就要求实验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仔细观察实验现象的习惯，同时也要挖掘隐藏在现象背后的问题，因此教学中应引导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挖掘问题，并在培养实验技能、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养成探索原始问题的习惯，最终达到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而只有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才会在以后实践中不断自发的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
三、结语
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现代实验教学任务提出的更高要求，它符合新世纪教育背景下培养综合素质高兼具创新能力人才的目标，同时也在具体实验教学中促进了实验教学内容、方法和方式的改变，明确了更深远的实验教学目标和任务。
参考文献：
[1]倪新蕾.设计性实验的创新能力培养与科学道德教育[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24（3）：57-58.
第4篇
关键词：医科大学;交叉学科;建设;独立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1
从概念上讲，学科交叉逐渐形成一批交叉学科。交叉学科的不断发展，推动了科学领域的进步，交叉学科正在逐步向综合科学发展。在医科大学中，独立学科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理想的高度，要想在今后获得更大的突破，应该独立设置医科大学交叉学科，而不是仅仅作为单一的课程来对待。本研究主要对独立设置医科大学交叉学科建设展开分析，现做如下综述。
一、独立设置医科大学交叉学科建设方案
（一）交叉学科的形式
就交叉学科本身而言，其独立设置的目的在于提高医科大学的研究水平，并且扩大医学领域的研究范围，输送更多的人才。基于现实需要的考虑，交叉学科的形式可分为3个层次：核心学科、紧密层学科、外延层学科。核心学科作为我国的重点培养项目，必须是具有博士学位授予的学科。以分子生物学为例，该学科主要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命现象的科学，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在医科大学中，分子生物学主要是研究生物大分子（核算、蛋白质）的结构、功能以及生物合成等方面来阐明各种生命现象的本质。分子生物学在现代医学中，突出表现为对人体神经活动的机理探索，对癌的发生研究等等[1]。紧密层学科主要是由核心学科的内涵联系紧密的若干学科组成，该形式主要是为了让学生了解更多的医学知识，并自主探究其中的联系。外延层学科主要是核心学科与紧密层学科联系松散的外周学科。
（二）交叉学科的内容
独立设置医科大学交叉学科，应从多方面入手，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医学学科的内部，应向多种学科进行拓展，深入研究，将各个领域的相关联系摸清楚，为将来的医学发展和国家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本研究认为，交叉学科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医学与自然学科的融合。以细胞生物学为例，该项交叉学科体现在显微、亚显微、分子水平三个层次上，主要是研究细胞的结构、功能、各种生命规律[2]。从客观的角度来说，细胞生物学有利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并且在发现新物种和探究古老物种方面，都做出了非常突出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细胞生物学还能够对细胞结构与功能进行研究，特别是染色体，这对临床医学的发展和各种先天疾病的治愈都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第二，医学内部学科之间的融合。交叉学科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促进当代医学的发展，将医学内部学科进行融合，不仅健全了交叉学科的研究体系，同时可将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临床治疗中，提高治疗水平，促进患者早日康复。第三，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以生态学为例，该项交叉学科主要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属于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典型结合。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与多样化，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近代生态学研究的范围，除生物个体、种群和生物群落外，已扩大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多种类型生态系统的复合系统。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几大问题都是生态学的研究内容[3]。
二、独立设置医科大学交叉学科建设成效
（一）通过实施重点建设工程，学科层次和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现实工作中，独立设置医科大学交叉学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最终的成果却是被社会广泛关注的。从我国的情况来分析，通过实施重点建设工程，学科层次和水平获得了全面提升，我国的医疗水平和技术也有较大前进。例如，2003年，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合并以来，积极致力于医学与诸多学科的融合。学校特设了Med-X基金，以此为纽带，通过项目合作，实现了两校技术平台和科技资源的共享，大幅提升了科研实力，拓宽了科研领域。“环境化学污染物致机体损伤及其防御的基础研究”项目，是复旦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联合申报成功的2002年“973计划”项目[4]。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之所以选择复旦作为合作伙伴，就是因为看中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与医学院结合后的研发实力居于国内前列。枫林校区宋后燕教授的分子医学实验室就是在两校合并后，得到科技资源的支持，成功建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二）通过扶持新兴交叉学科，学科专业覆盖面进一步拓宽
除了上述的成效外，我国还通过扶持新兴的交叉学科，促使学科专业覆盖面有了更大的拓宽。以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为例，该学校的新型交叉学科――创新药物与中药现代化研究，属于一种全新的研究领域。近五年来，在创新药物与中药现代化研究方向，负责863项目1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国家科技部重点攻关课题3项，获部、省级等各类奖50余项，专利10项（其中有2项为美国发明专利）。发表相关研究论文累计达700余篇，综述性文章100余篇，编写各类专著、教科书和参考书20余部，其中主编的《物理药学》、《靶向给药制剂》属填补国内空白的专著。主编的《药物化学》等教材为全国规划教材。
三、总结
独立设置医科大学交叉学科在理论上、实践中都获得了非常大的积极成果，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上也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进一步独立设置医科大学交叉学科，提高各方面的工作水平，促进医疗技术的提升，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廷奇.交叉学科建设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J].高等教育研究，2011，06（05）：73-77
[2]陈君，彭成华，赵智涛，夏旭.独立医科大学多科性发展的实践与策略研究[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2，04（03）：42-44
第5篇
摘要：国内外及历史上的科学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科学的文化研究；科学文化学研究；科学与人文。西方科学文化研究的问题又可精分为三大方面：1）科学知识的内容与其文化情景的统一性问题；2）实在论反实在论二者关系调和问题；3）科学认识论与政治学的内在一致性问题。人类文化经历了四个时期，而人文与科学关系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关键词：科学文化科学人文
讨论科学与文化不外乎从三个视角：科学的文化研究,在文化背景下去反思科学或者是用科学的视角去观察文化,从而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文化学研究,科学的文化意义及科学本身如何体现人类的文化本性；科学与人文,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研究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一、科学、文化概念
什么是科学?广义的科学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三大领域及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三大层面的总和。而狭义的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即人类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以逻辑和实证为工具所获得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体系，其客观真理性，可检验性，系统性，主体性是其主要特征。以下探讨的科学多指狭义的科学。
什么是文化？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中精神财富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也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由人创造为人特有，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在文化学研究中，文化的定义很多,曾有人作过统计:自1871——1951年80年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64条之多。本文所指的文化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其语境不同意义也略有不同。①文化的分类也是多维度的：从现象和本质上可分为表层文化与深层文化，表层文化是指表现于现实生活中的直接的现实的感性文化现象相当于物质文化。这些表层文化内在所孕育的深层的本质性的、隐藏在人们表面生活背后的深层精神理念诸如哲学观念和宗教观念等这些被称为深层文化。不能把两者绝对分开和对立起来，它们都是人的一种动态的现实的生存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以文化的方式存在的，从人的生存方式中不难看出其中所体现的表层和深层文化；从历史的维度上可分为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对当代和传统的界定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东西方也有各自的习惯划分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人文地理维度上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可分为四块：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为主的儒家文化圈；以印度为核心的南亚国家为主的佛教思想文化圈；以西亚为核心的伊斯兰文化圈；以澳洲、美洲、欧洲为主的基督教文化圈。在一个国家或民族范围内又可分为许多地方性的亚文化圈，比如中国的中原文化、秦陇文化、闽越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和齐鲁文化等。
二、科学的文化研究
科学的文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严格意义上它属于一种思潮和研究方向而不能算作一个领域。它的萌芽状态早在20世纪初就出现了，主要表现在历史研究领域探讨西方文化如何促使西方近代科学兴起，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近代科学等问题。比如，冯友兰先生撰写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以及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与人生》是这方面的代表。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著作当属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他的这篇博士论文开启了当代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先河，被称为科学文化研究的开斧力作。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默顿命题即两个假说：1）新教（尤其是清教）伦理精神的潜功能促进了科学的兴起；2）经济、军事和技术的需要促进了科学的发展。默顿认为英格兰在十七世纪出现科技革命的重要原因是新教的改革废除了本来繁琐的仪式，强调个体的劳动、勤俭，强调了个人对自然的探索是对上帝的证明。清教的这种全新的价值体系暗合了当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资本主义精神，由此为资本主义和大工业时代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同时，默顿明确揭示了科学发展不纯粹是自己的发展，它与社会具有莫大的关系，在这一方面库恩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在1962年的《科学的革命》中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科学观，即把科学看作一定的科学共同体按照一套共有的“范式”所进行的专业活动，并描绘了一种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相互交替的科学发展模式。他系统论述了科学作为一种人的社会活动及其历史发展过程这个侧面，把科学从认识论范畴扩大到社会历史范畴，从而补充了科学哲学中传统逻辑主义的不足。库恩不仅强调对科学发展的外史研究，更强调文化意义的研究，将科学社会学发展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即用社会文化的过程来描述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与科学知识的发生过程，包括科学范式的转变、科学共同体成员观念思维方式在内都要受到文化的影响。
于是，在后库恩时代，顺理成章地出现了科学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y of science简称CSS）。科学的文化研究开始强调在科学诞生、知识产生过程中要求凸显出处于弱势或边缘文化群体的文化立场。也有人将这种思路纳入到后现代主义的范围过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体现在劳斯的《参与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其实践》中，劳斯强调科学的产生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产生而是人类的社会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意义显得十分重要。
与库恩持相似观点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华勒斯坦，他在《开放的社会中心》中大致表述如下思想：（1）强调性别研究以及各种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对处于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系统研究有重要意义；（2）强调地方性的情景化历史分析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3）参照其他价值观来评价科学技术的成就，不论科学还是文化都要突破男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文化的多元性对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现代化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西方的现代化或者说就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抹杀了文化的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西方科学文化研究的问题可分为三大方面：（1）寻求科学知识的内容与其文化情景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因为科学知识内容本身也有文化因素）；（2）科学文化内容如何面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研究。实在论强调物质世界是客观实在的，强调人们用理性可以把握事物背后的实在、本质，科学大多是在实在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它更多体现了科学主义的精神。而反实在论强调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只能研究表面的、不能确定、值得怀疑的并且不能用理性把握的现象，于是就面临着如何调和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关系的问题；（3）如何认识和寻找科学认识论与政治学的内在一致性。科学知识（认识）发展到现在与国家政治的介入有莫大的关系，特别是二战以来科学的研究已经与个人的意义无太大关联，政治已介入到科学研究中，科学的军事、政治、经济意义在此也体现出来。
第6篇
摘 要：目前社会科学均出现了“语言转向”的提法，本文剖析这一现象，分析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社会科学的“人文转向”即社会科学借助语言这个人文工具对自己学科进行人文改造。本文详细梳理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来龙去脉。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困境进行了学科分析和精神层面上的探讨，提出了如何扭转人文学科的困境，如何学习西方的人文精神以及如何进行人文洗礼等解决方案。最后提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种文化应该做到有界限地融合、超越和圆善。
关键词： 语言转向；人文回归；科学的；三种文化；超越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2）05-0001-10
“语言转向”这一提法近年在哲学领域频频出现，转引陈嘉映的话，“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从近代开始，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到了20世纪，哲学注重的是语言。”一般研究认为西方哲学研究经历过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语言哲学阶段。实际上，哲学家对语言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还是近代的洛克、贝莱克、休谟、康德、莱布尼茨等人都十分关注语言。到了二十世纪初，哲学上正式提出了“linguistic turn（语言转向）”①。 除了哲学外，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217均提出了“语言转向”。尽管这些“语言转向”的提出和哲学上“语言转向”存在着差异，但由此引发的思考是：这么多学科都提出了“语言转向”，是偶然巧合呢？还是另有原因呢？
一、各学科“语言转向”考评
这么多社会科学都提出了“语言转向”，但它们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在探索其背后根源时，还需对各学科“语言转向”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由于相关研究甚多，只能有所选择分别加以概述。 即便在哲学领域内，不同研究者的“语言转向”也大相径庭。陈嘉映将其总结为：“1）新逻辑的发现；2）对古典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厌倦；3）反对哲学中的心理主义；4）语言科学的建立和进步。”他进一步认为，“概念思辨本来就主要是在语言分析层面进行的，当概念思辨确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语言转向也自然而然产生了”。 有一种说法，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对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无情批判下，理性至上、实体永恒等原本根深蒂固的观点一时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众多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原本只被视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体性范畴——语言，于是出现了语言转向。但威廉姆森18认为概念转向比语言转向构成更为广泛的运动，对语言与思想的相对优先性持中立态度。不管怎样，“语言转向”的确发生过而且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经济学的“语言转向”也受人关注。现代社会经济学影响很大。以新古典主义为主的当代经济学研究者喜欢使用复杂的数学分析工具和计量模型，似乎还很少有经济学学人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到了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Rubinstein）终于意识到了语言与经济的重要关系，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他在《经济学与语言》19中试图将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博弈论”置于一个广阔理性推理和语言交流的知识版图上，并暗示经济学研究有“语言转向”的趋势。国内韦森系统研究过经济思想史上关于语言的问题。“由于语言构成了人之成为人的主要维度，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市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种种生活形式的生发、型构与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试图从各种理论视角复现人类经济社会中种种自然秩序的经济学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成了经济思想界认识和洞悉人类生活世界研究进程的一种自然推进的结果”20。 “法律语言学”是语言学一分支，它从法律角度研究语言，或者研究法律上的语言，这和从语言角度研究法律不太一样。“法是语言！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给法下定义，都离不开语言： 1）立法者——法是意志和命令（这两个东西都需要语言体现） ；2）司法者——法是判决（判决是语言）；3）守法者——法是行为规范（规范是语言） ；4）功能观——法是工具（工具是语言） ；5）——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意志要借助语言体现）”3。可见法学与语言学联系是多么的紧密。法学研究中的诠释和修辞研究历史悠久，很早就关注语言问题。作为现代法理学奠基人之一，哈特通过对法律规则、法律规范或者法律制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形成法律的一般概念、原理和体系，哈特①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移植到自己的法理学中，从而带来了20世纪法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他的专著《法律概念》建立分析法学21。法学的“语言转向”目的是借助语言研究成果在法理、立法、司法解释和审判等环节上进行更加合理的研究和实践。 教育当然需要语言。教师上课需要言语，还需要用言语与学生交流。教育一刻都离不开语言，因此教育非研究语言不可。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学的使命之一在于让教师学会说话，而教育的使命之一在于让学生学会说话。因此研究如何让教师说恰当的话是教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仅从语言学话语分析有专门研究classroom discourse或teacher discourse，它们大多描述课堂话语的特征，提出改进有效的课堂话语。海德格尔提出过“走向语言之途”，因而也存在“通向语言之途的教育”，“教育所要最终达到的语言……，这是一种工具论语言和本体论语言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并保持一定张力的语言。唯有如此， 教育才能实现在语言中得到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 教育才能实现人在语言中真正的生命成长。”7 心理语言学是语言学一重要分支，语言、心理、认知关系密切，“语言转向”已经成为心理学界公认的事实。心理学不应再去构造能调控人们心理与行为的种种理论模式与模型，而是在人们的交往行为和话语活动中启迪心智、激扬潜能，通过对各种文化的和实践的阐释发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因此，“心理学的语言转向促使心理学的理论追求开始从本质论转向存在论，在思维方式上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在心理科学观上从自然主义科学观转向社会文化科学观，在文化模式上从单一文化模式转向多元文化模式6”。“心理学在语言转向视角下，改变了心理学研究本身的性质，即心理学已被放入一个公共话语的背景下加以考察”22。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历史研究有很多模式，受18世纪启蒙思想理性主义的影响，人们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只要找到足够的材料就能揭开史实。可后来发现，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受话语的影响很大，因此开始引入语言学视野去考察历史。如何理解文献文本中的语言，将直接关系到对史实、历史态度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而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会给历史研究带来很多令人欣喜的结果。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23是一部历史学语言视角的典范，再进一步，它会影响到历史哲学；《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24探讨了语言视野下的历史哲学。而在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通常喜欢用批评话语理论（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对隐含在政治话语中的权力、意识形态等进行研究。后来就有人提出了政治学中的“语言转向”和国际关系学中的“语言转向”25。 此外，还有大量的研究关注文学、文化研究、建筑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管理学、外交学等领域的“语言转向”26，27，28，29，30，31，32，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社会科学在阐述“语言转向”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将哲学上的“语言转向”描述一番，然后再转到自己的研究上去。难道是哲学的“语言转学”促发了这些学科的转向？此外，还需对“turn（转向）”进行界定。turn表明原本没有重视的东西，现在引起重视了，但并非研究的中心改变了。比如说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依然是经济，但以前可能忽视了语言的作用，现在开始关注语言对经济的作用，而不能说经济学重心转移到语言了。
哲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当哲学提出“语言转向”时，它就有可能影响其它学科。这些社会科学喜欢引介哲学上的“语言转向”，目的可能有二：一是让读者知道“语言转向”是怎么回事；二则有可能是想在哲学上找到依据，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提供支撑。要追究为何这么多学科都提出“语言转向”。除了哲学上的依据外，也许还会找到这样的理由：语言是贯穿这么多学科所必须要谈的东西，当本体论上升到认识论，而认识论就得涉及到语言，从语言着手，就会加深对该学科的研究，使该门学科研究更具哲学高度。这些原因都底气十足，但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第一条，哲学的影响不可否认，但即使哲学出现转向，社会科学也不一定非得跟着转，毕竟每个学科都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只有当该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需要外部的力量时，才会吸收借鉴其它学科。这并不否认任何学科都受到时代背景和它所处时代任务的制约，以及当时社会主流学科的影响，跟风现象是存在的。但如果该学科内在动力不需要借助“语言转向”来帮助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么多学科同时提出“语言转向”。因此，哲学上“语言转向”的影响是有的，但不是根本动力。根本动力来自于各门学科内在发展的动力需求。至于第二点也是合理的，语言的确非常重要，作为人类共性的东西，语言可以为各门学科发展提供很好的视野，但这些学科“语言转向”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语言，而是借助语言来更好推动自己学科发展。
（一） 人文学科的科学化——社会科学的产生继续讨论之前，需要了解学科的三大分类：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后两者容易区分，而后两者之间却不易区分。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和知识的总称 。而社会科学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①。如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有关的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光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别，“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与“科学”反映出两者的性质、研究目的和旨趣存在非常大的很大差异。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中的某些层面和现象，所谓科学的方法又是指什么呢？这需要追溯历史了。
严格来说，19世纪之前，社会科学研究还包含在人文研究之中，那时还没有产生社会科学。实际上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没有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分，如亚里士多德研究的领域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文领域。今天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法学、管理、教育等研究工作多是由哲人、文学家同时完成的。如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就是对经济规律的总结。孔子既是思想家、哲学家又是教育家，张衡既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西方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以理性主义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将现代自然科学分离出来。
Science源自拉丁文scientia，初指知识，后指学科，到了十九世纪，专指自然科学，也就是用实验方法来研究自然世界的学问。从十七世纪开始的欧洲社会，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分离和发展，一切社会认识在启蒙思想的鼓动下进行不断的理性化，而启蒙思想的本质是将一切理性化，这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理性促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一大批科学家如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等人横空出世。到了十八世纪，人们看到自然科学带来的巨大推动力，改变了整个世界，在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启示下，人们开始相信科学革命不仅仅能在自然科学上改变人类，而且还能改善政治、道德、社会、经济、文学批评等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其基本特征可以说是“将牛顿时代的新科学方法运用解决其他智力和哲学问题的趋势①”。人们希望在人文社会研究上，也能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能做到完全和精确预测未来，找到其中的规律，控制社会各种现象，从而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驾驭和控制自然规律而获得更大的自由，今天社会科学的研究宗旨和目的与自然科学如出一辙。 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最早分化的是社会学，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首次提出“社会学”这一术语②，试图模仿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而创立的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在方法论上，孔德认为可以直接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进来，为此，他大力倡导“实证哲学”。他的名著《实证主义教程》充分证明了他的理念，按照他“三阶段论” 中实证的程度把科学发展的顺序大致归纳为六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社会学”的提出引发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离。此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分离出来。
（二）社会科学的危机这些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将经典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上升为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经典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才是唯一正确的，除此之外的科学观和方法论都是非科学的。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因为科学哲学教导他们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人和人类社会虽然起源于自然，但人类活动和人类的精神早已超越它的物质，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只会得出简单的结论，而忽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只会导致研究成果严重扭曲事实。 不可否认，人们建立社会科学的目的是良好的，为了改造世界，更好为人类服务。也看到了社会科学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这是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最大的差别。人和社会太为复杂，面对着如此复杂的人和人类世界，采用单一的数学模式、建模公式等简单化程式化的方法去研究而排除人的复杂性、人的价值和情感的研究往往是靠不住的。
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没有单一的结论。拿物理学来说，19世纪末，物理学征服了全世界，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和经典热力学形成了物理世界的三大支柱。物理学家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基本原理都已经被发现，物理学已经尽善尽美了。但很快为量子时代所取代，经典物理像泡沫般破灭凋零。量子物理学甚至打破了曾经坚定信奉的严格因果律，从哥本哈根派的概率解释、不确定原理和互补原理摧毁了经典物理世界的严格因果性和世界的绝对客观性。之后出现的平行宇宙理论、退相干理论、隐变量和超弦理论都无法再建立起一个终极理论。自然科学研究已经从只追求整齐划一的规律发展到了更注重观测。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也不是铁板一块，整齐划一的，也充满了争议与未知。人类科学发展史表明，对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大自然可能始终不会将其终极秘密展示给人类。将自然科学等同于科学，而又将科学等同于真理，是当代人对科学认识的最大误区。而在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不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就会视为不科学③。
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库恩早就是说过，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只是“范式”的变更，不存在所谓的“科学”就真理的说法35。个人理解，科学其实就是理性合理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对研究的有效性帮助甚微，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合该学科了。因此自然科学的实验、实证方法只是方法，不能作为我们所认为的“真理”。在“心理学新进展丛书”中叶浩生教授所作的序言从心理学这门学科出发，对自然科学方法才能获取知识作了非常精辟的批判。
正是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主导下，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危机，带来了一系列恶果：生态危机，为了经济发展，人的欲望肆意滋生，导致污染严重，生态严重失衡；社会伦理危机，经济学的模型只能估算出GDP的发展，而无法对社会道德伦理进行调节；教育领域的数字、统计无法解决教育中的真正问题，与教育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驰；人性危机，人的机械化，人被自然本能化，整体人性的分裂与片面化；工具理性吞没了道德和价值。科学主义无法解决规范问题，价值立场问题。人类除了理性之外还需要道德、情感的生活，需要平等与正义，但在理性主义和科学至上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危机除了这些，还有方法论上的质疑。很多学者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化提出了挑战，对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合法性进行了重新思考36。比如法学领域需要重视具体问题之中价值判断的正当化。长期以来，法学皈依于科学主义，不研究道德问题，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无法解决问题。33
（三）途径之一：人文的回归如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没有像当初预想的那样能让人们完全驾驭社会，相反带来相当严重的恶果，因此很多学者反思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最为著名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彻底的反思。韦伯首先区别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使用了“文化科学”来界定，特别强调人类的精神生活。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要素，这就是价值和意义”。在反对自然科学沙文主义和维护社会科学的方法特殊性的同时，他也坚持认为文化科学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他认为价值是文化科学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价值关联决定了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野。国内有不少学者，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反思。 社会科学反思的结果是：不能再唯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为首了，要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道德，要回到“人”身上。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是要向“人文学科”回归。而“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社会科学原本与人文学科是一家，现在他们发现离开人类的情感、价值去走向纯粹的理性主义是行不通，于是回归人文。“人文转向”并非是用人文学科的方法或知识来指导社会科学，而是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人类的情感、精神与价值，用人文学科的精神和理念来指引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文”这一概念涵义比较复杂，不同历史时期，含义不同，与之相关的有“人文精神”，“人文主义”等概念。“人文”的源头和演变异常复杂。本文强调从治学理念的角度，而非面面俱到。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有着自己的人文传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它既同“人文”概念相关，但更多有自己的特点。“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变化有了不同的内容，但其核心价值与“人文”有类似的地方，那就是对人的关注。文艺复兴后特别是启蒙运动导致理性主义占据主动地位，人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人文主义核心价值侧重于人道主义，属于道德的观念。可以说启蒙运动后欧洲传统的人文理念似乎断层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人文”最早出现在《周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般认为这里的人文指礼乐教化，强调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人文观，这种人文观不仅要求处理个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也十分重视对个人修养的培养。孔子提倡“修己”，墨子提出“修身”，以礼乐养人，使人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它们与人文学科有着类似的价值观和取向，都关注人的价值、道德、情感等。 “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和提供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38。社会科学在揭示社会规律，获得普遍知识时，如果不关注人的价值，就必然会走进死胡同，陷入上面提到的恶果中去。当社会研究者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处境和危机，就会采用各种办法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人文转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还需要具体用某些细节去落实。韦伯只是在大的方向上提出了想法，但并未提出具体细节。而“语言转向”正是“人文转向”的一种细节性措施方式。“语言转向”本质上是一种“人文转向”，一种社会科学回归人文的呼声。因为语言具有某种共性和特殊性，因此这些学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语言作为人文回归的前奏。
（四）语言的人文性为什么说“语言转向”是一种“人文转向”呢？首先，语言贯穿于社会科学各领域，是他们共有的；第二，“语言”的关注具有人文性。这可能有争议，语言在不少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何来的人文性？语言确实具有工具性，可以使用语言工具来交流、学习、生活等；但语言也可以用来传载人类的文明、知识和精神，每个人的言语都不同，每个民族的语言也是不同。因此语言可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形而下是一种工具，使用工具来帮助人类日常生活；形而上则一种民族精神，一种价值观念。语言和语言学不是一回事，语言学研究中现在也存在两种分野：人文和科学的。但语言本身却具有很强的人文性。语言是属于人本身的，而不是外在的，甚至可以将语言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指出，语言是心灵的自然禀赋，唯有语言才使得人具有人性；语言与思维不可分离，民族精神与民族语言密切相关。洪堡特也持这样的观点，大家熟知的“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的语言，民族的语言是民族的精神。”伽德默尔说“人是具有语言的存在”，海德格尔指出“语言是人类的家园”。 人文性是人类对自己道德和价值的追求和完善。语言的人文性十分突出，属于人本身，反映人类的思想、情感、灵魂和世界观。“语言不是传统语言学所认为的思维和交际工具，它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思想，是生活自身的存在，就具有意义和精神，它负载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观，负载着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人有了语言，便有了他的精神世界。语言是人的世界，是人类的家园，包孕着无限丰富的人文精神，这就是语言人文性的内涵所在”39。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看到哲学“语言转向”后默契或无意识地，试图借助“语言”这个人文性十足的物象来帮助自己学科向“人文”靠拢，回归人文。社会科学本就是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去，“人文”的回归合情合理。
三、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出路
社会科学努力借助人文学科的价值导向试图从完全“科学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可当代人文学科也存在极大的困境，不仅出现了类似社会科学的“完全科学化”，甚至在功利主义至上的喧嚣中，人文学科普遍被认为没有“什么用”。在高度实用主义主宰一切时，人们首先会审视是否会带来利及利的多寡。因此出现“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 文科表面在发展，却备受限制和歪曲，实际上已经视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40。这种情况在中国愈演愈烈，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文学科也曾面临过这样的危机，不过进过深刻反思，已经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种种措施去拯救人文学科①。
（一）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危机社会科学在完全走向“科学”道路之后，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模式和目的来研究社会现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无可厚非，只不过在自然科学方法的主导之下，其研究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试图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实验方法最终找到了支配人类社会的几个规律。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将社会研究的结果定位为几个支配规律，这样的研究旨趣和志向不能不说是一种“形而下”。人类社会复杂的多样性不可能只用几个规律就能解释清楚，这并非一味否定“科学”方法和目的的合理成分，但是如果将研究终极目标定位在如同几个化学元素支配一切的思路上，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 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按照他们的思路，人类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可能也不牛津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托马斯曾说：“凡是非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科目的学科地位，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福斯特（哈佛大学校长）认为，在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文学科了。福斯特指出，作为已具有数百年传统的高等教育的守护者，大学必须努力去保证提倡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限制支持那些无价之宝。“毕竟，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之于大学以及人类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科学时报》 （2011-01-04 B3 国际）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 http：///lljx_read.jsp？id=62 2011年1月11日读取。）美国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每两年向总统、国会和全美人民递交《美国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 in America）的报告，详细汇报人文学科的各项事宜。注意，中国只有社会科学才有这样的报告，往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住房、改革等问题，而基本上没有关于人文学科的报告。可见，人文学科在两国重视程度差异之大。
那么多元与复杂，最终也就那几个规律。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皆是人形成的，试图解释人行为的根本规律如同要揭示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无法将人类生存的意义用几个规律加以总结，因此试图一劳永逸采用自然科学为旨趣的社会科学研究永远永远只是一个梦想①。
而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来看，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发展，经典时代由几个支配规律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经过时，当代科学家更关注的是能够对大自然说出些什么，强调观测。自然科学的新思路和新发展可能并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注意，那些死抱“科学主义”的研究者，其思维模式依然是自然科学经典时代的套路，对新的科学思维全无了解，而且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别人“不科学”。 在引入自然科学方法之后，社会科学研究确实有了新的视角，也取得了新成果，毕竟能用几个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研究是非常诱人的。因此，人文学科也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实证和实验方法也确实给人文学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此后，人文学科形成了“人文派”和“科学派”两大派系，甚至两大派系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科学派”占了上风。人文学科正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科学派给吞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为科学哲学教导这些“科学派”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他们动辄说：你们的研究是不科学的。但实际上“科学”并非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模式。此外，“科学派”占上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派”因标榜自己是科学的，并试图展示美丽的幻境——他们的研究成果将能改变世界，极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因此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大量经费的支持。“在媒体的帮助下，公众已经被说服，相信只有自然科学家才能提供解决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的答案”序言5。在人文学科研究中，不排除有些方面，一些具体问题适合采用“科学”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成果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可信，并非采用量化、大量表格、图表、各种曲线图和统计公式才是科学的，所有严谨、有内在逻辑和客观的研究都是科学的。 “科学”喜欢形式化，建立模型，然后竭力证明，但无论模型如何复杂，它只是对“假设”的一种证明手段，解释手段当然可以多样化。但实证研究在人文学科中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既不能也不能证实现有理论。由此可见，“科学”派如要在人文学科中取得真正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仍需在方法和思想大幅度改变。“科学”的威胁可能只是暂时的，“人文”派学者却不能沾沾自喜，掉以轻心。我们认为，方法的包容和创新是研究的动力，学习不同的方法是研究创新不竭的动力，因此适当吸收当代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新方法是每个人文学科的必修课。其次，人文学科要抓住研究的“道”，抓住了“道”，也就抓住了真正的规律。此外，“人文”学科应该有信心加大宣传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文”途径是有着巨大的优势，争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要吸收更多有才华的人加入这一行列。当然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仅是来自“科学”派的威胁，其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不仅仅有方法的问题，问题多，需要认真分析细致思考，对症下药。 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来自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排挤”，更大的危机是“功利化”。功利化让一个民族精神上无所适从，精神丧失乃是当代中国一个最为显著的问题。功利化让人看不到人文学科持久的影响力，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动辄发问：你这有什么用？人文学科的危机间接导致精神危机。完全“科学化”与“功利化”几乎将人文学科送进了墓穴。有着如此崇高旨趣的人文学科在功利主义的逼迫之下被迫表态明天他们就要给社会带来什么具体好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②。
无论在网络还是在学术讨论中，关于当代中国人精神问题颇为热门，《南风窗》2010年第19期推出专题“直面精神危机”，邀请海内外专家阔谈当代中国人精神危机的表现、根源以及对策。
经典时代的物理、化学都认为只要用几个简单的规律就能解释整个世界，世界是如此符合因果律。而当代量子物理学已经打破了这种经典式解释世界的方式。比如量子力学中的哥本哈根派就认为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绝对的世界。物理学的意义不在于能揭示出自然界是什么，而在于我们人类能够对自然界说明什么。没有一个脱离观察而存在的“绝对世界”。量子力学比史上任何一种理论引发的科技变革都要多，而且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科学的看法，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虽然量子力学内部充满了争议和分歧，但其基础依然是建立在哥本哈根派的几个解释上，经典时代几个简单规律定世界的思维模式一去不复返了。
功利化不仅给人文科学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也给自然科学带来极大的危害，自然科学内部的基础学科如数学、理论物理、理论化学等，因不能像工程类学科马上带来利益效应，也面临着学生减少，师资流失，经费缩减等压力。不过在自然科学内部，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了。
精神危机的根源相当复杂，限于篇幅无法展开，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走出精神危机，人文学科担负着重要使命。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让人文重新洗礼每个人，每个人得到启蒙。
而当代人文学科的衰落与精神危机是一种互为因果关系。反观世界，真正的强国不仅仅在于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更重要的他们有一种理念，有一种精神，有一个文化，展现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世界各种人民对他们的理念、精神和文化都感到“敬仰”。大国的崛起，没有这样的价值辐射就永远不会崛起。而这样的信念不是靠高科技，不是靠黄金白银，也不是靠强大军事，是来自对人文价值的尊重，以及对人类生存和存在理念的不懈探索。
（二）中国人文学科之路：中西融通与人文洗礼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的理性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然科学的逻辑思维主导这一切，导致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分离。“二元对立、逻辑思维等西方的‘理性’对二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后科学技术还会需要它，而这与客观世界的本质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与人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人类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难以摆脱的‘悖论’？”。好在西方学术界对此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①。那么我们中国的人文学科又面临着如何的困境呢？ 中国人文学科面临的第一危机是，西方的传统和学术话语霸权一直左右着中国的学术，我们的学术传统在西方面前低人一等，学术研究跟着西方转，成为“西方的奴仆和‘名牌产品’并不高明的仿造者”44。第二危机，中国人文传统的断层。启蒙运动后西方的传统是理性和逻辑，传统人文减少，不过西方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有着丰富的人文传统，打破西方的霸权，一条好的途径就是向中国文化汲取营养。许嘉璐先生提议哲学需要一场革命，需要发扬中国哲学自己的传统，其它学科也应当如此。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一场变革，力图改变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传统，要求注入人文气息。可是当看到西方在变革时，我辈中人似乎依然无动于衷，多数人依然“戴着镣铐”在跳舞，无视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 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全面西化后，但最根本的精神层面却未能真正西化。中国人治学，特别在当下，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人云亦云为主，即便西方的理性有诸多不是，但我们并未掌握他们的精神要髓，只是将它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拿来套用，对学术传统和学术精髓并不了解，也不想掌握，急功近利让我们只想拿来成果换成更多的物质利益。因此某位学术大家说过，近几十年，无论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中国人没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这让所有中国学人无比汗颜。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有着良好的传统，是自古希腊以降，西方的独立思考和思辨精神。其后接受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没有这场洗礼，便没有西方的经济、政治、民主和科学。本文认为，中国若要强大也须有一场洗礼。洗礼，是一种精神洗礼，是一种人文洗礼。国人的人文素养普遍不高这是事实，西方自然科学家写出的科普作品能成为畅销书，很少见到中国科学家写出这样的畅销书，这是缺乏人文素养的最直接表现。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简单各门学科全面拷贝西方的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学习他们独立和思辨的人文精神。
那么究竟我们要怎样振兴中国的人文学术呢？ 本文认为，一方面，要从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中汲取营养；另一面，需要“圆融”，不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圆融”，更需要中西方学术传统的沟通与圆融。虽然目前不少学者朝这方面努力，但成效依然甚微，原因很多。比如清末民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不成功。
今天的学术界实际上是“西学为体，中学点缀”，则导致中国学术彻底迷失。较为理想的模式是，将“中西”融合，不是拿西方的理论来改造中国，而是将两者融合后创造出能与世界对话的“新物质”来。比如，中国传统人文研究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资源完全可以采用现代学术方法进行阐释并在世界推广。再如中国人文资源与西方异曲同工之处也可采用现代方法，沟通中西，以严密的逻辑和合理的学术形象展现给世人。在伦理修养、艺术美学等方面中国人文的资源甚至比西方更有“普世”价值，完全可以深入挖掘独当一面；在法律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可以采取学习西方，中西融会的方式来研究。方法上需要多元化，逻辑上缜密化，参照国际体系。在方法训练和思维方式上，中国应该更多学习西方，而在思想源泉和创新点上则需要有中国自己的“普世”价值观。总之，中国学术走向世界，需要卸下“镣铐”，穿上自己缝制的衣服，大胆地与外人交流。 中国学术如果只重视学术层面，而忽视“道”的层面，那将永远超越不了西方。“中国学术的传统中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统称为科技，导致今日只见器物不见精神，而忽视了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的惊奇而求真的渴望，而不容虚饰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这样的科学精神是来自人本，是一种对人类价值的尊重，我们缺乏的就是这样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不是出几本书，发几篇论文就可以解决的。学习西方可能今后很长时间中国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学习西方是要学习他们的人文精神，需要融会贯通。但做到中西融通很难，只有汲取中西对人本研究的精华，才有可能提出对人类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突破。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学术之道振兴有两个方面不得不重视，一是汲取中西方，主要是西方对人文学科的探索精神，在中国进行一场广泛的人文洗礼；第二，只有重视人文学科，中国的人文洗礼才能有所成效。在有限的篇幅里，无法做到面面俱到，而只能着眼重点。任重而道远，需要每个人从点点滴滴做起。 综上，人文的兴起涉及到学术界和普通公民。学术界需要重视挖掘中国既有的人文资源，努力学习新方法，重视与西方的交流，更重要需要从“道”的层面学习西方的人文探索精神。然而光靠学术界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普通公民需要有一场人文洗礼，人文洗礼可以由学术界发起，但必须由公民自身完成。所有的公民接受过人文洗礼后，人文素养才能得到提升，人文学科的地位的提升指日可待，中国人文学科才能真正意义上振兴起来。
第7篇
关键词：地质学；创新；课程设置；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8）12-0110-02
一、引言
地质学是与物理、数学、生物和化学并列的自然科学五大基础学科之一，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源泉。但是地质学作为一门学科，成熟和发展的时间却比较晚。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发展若从国外地质学者在中国国内考察（1863年）算起，发展至今，也仅仅只有150余年的历史。近几年随着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国内地质学科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于是地质学学科专业设置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本文就将以合肥工业大学地质学学科专业设置为例，分别从地质学学科特点、发展前景与社会需求、人才培养目标以及课程体系建设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二、地质学学科特点
地质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的固体硬壳——地壳或岩石圈，主要研究地球的物质组成、内部构造、外部特征、各层圈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演变历史的知识体系。地质学是研究地球及其演变的一门自然科学。所以，地质学学科需要极为丰富的创造性思维和极强的实践能力。地质学探究地球时，用封闭论的观点，把地球作为一个个体而不受其他天体的影响，这是需要有探索精神的，需要丰富的创造性思维。我们的地球形成于距今45亿年前，而我们想要探究一个45亿年前就形成了并且之后经过了多种复杂的演化和发展的未解之谜是需要何等的创造性思维。我们看到的一个简单的露头，可能隐藏着重大的地质意义等着我们去探究，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地质学学科不仅仅需要各种地球化学数据或者显微镜下的微观鉴别，更需要大量的野外工作，对野外的构造现象、接触关系、岩石组合类型和特征等进行实地的勘查，发现地质问题。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在课堂上教授学生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更应该带学生到野外去实践，了解各种地质现象，学会辨识岩石类型，而不应该仅仅用一张张幻灯片进行教学。这就需要培养学生具有极强的实践能力，不仅仅是自己动手去处理各种实验数据，更应該鼓励学生深入野外，多看、多敲、多思考。
三、发展前景与社会需求
地质学历史悠久，作为一门传统科学，其研究主题和理念历经演变，已形成了庞大的科学体系，因其在矿产资源和化石能源勘探等方面对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被社会广泛了解[1]。我国在地质学研究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国地质构造复杂并且演化历史悠久，具有丰富和完整的地质记录。并且我国地处环太平洋、特提斯和古亚洲洋这三大构造带的交界处，为我国的大陆动力学研究提供了极佳的例子。随着万众创新时代的到来，我国地质行业也迎来了新的一次发展机遇，需要大量创新型地质人才为传统地质行业注入新的活力。2016年全国就业形势比较复杂、非常艰巨，高校毕业生765万人，比2015年增加16万人。根据合肥工业大学对于本校学生就业率的统计，地质学专业的学生就业率在2016年为96%，这充分说明了我校地质学学科专业发展形势良好，且毕业生深受就业单位的欢迎。
四、人才培养目标
近些年来，国际地质科学发展迅速，不仅与生命和环境科学紧密结合，而且还与人文社科学科进行交叉、融合。我国地质科学虽然有所发展，但仍与国外地质学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当今的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层次性
我们不仅仅需要具有创新意识的地质学学科带头人，同时我们也需要基础知识扎实并且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有实干精神的技术工作人员。
（二）多类型性
现代社会对于地质人才的需求大概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型、应用型以及工程技术型人才这三种。其中前两类是我们理学地质学科的主要培养对象，而第三种也是我们应该去探索和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三）创新性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也逐渐从创新大国向创新强国发展，因此在协同创新发展的大背景下，地质人才的培养更应该注重对创新能力的挖掘和栽培。所培养出的地质人才应该不仅仅有扎实的基础知识，更具有放眼未来的创新发展能力。
合肥工业大学针对目前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地质学学科人才培养目标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改进和更新。我校地质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为：本专业学生具有坚实的地球科学基础知识和实验技能，获得科学研究初步训练，接受地质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科学思维和科学实践训练，掌握地质调查、科学研究、资源开发和管理的基本技能，能在地球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等领域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教学、科研及工程型人才。注重培养科学研究能力和发展潜力。而对于我校资源勘查工程专业的学生的培养目标为：适应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培养具备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地质调查与勘探的室内、外工作方法，能够运用现代地质理论和先进科技手段从事固体、液体、气体矿产资源勘查、评价和管理，并获得工程基本训练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并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级工程技术及其他专门人才。
五、课程体系建设
课程体系的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关键，这也是合肥工业大学地质学学科创新型人才培养改革的一个重点。在新的本科生培养方案（2015版）强调本科教育的基础性，核心是强调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自学能力的培养。该方案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加强实践环节的教学
具体包括增加课间实习的次数、加强野外实习基地的建设，以及加强室内实验室的建设等。我校地质学学科专业的学生不仅在低年级有认知实习、巢湖地质实习等，针对我校地质学学科在成矿流体系统与成岩成矿作用、断裂构造与大陆动力学、造山过程与造山带动力学、沉积学与盆地分析、成岩成矿地球化学、资源探测与信息、纳米矿物学与矿物材料等方面的主要研究方向，我校建设了铜陵矿集区矿床学实习基地。在铜陵矿集区进行的高年级本科生以矿床学为中心，涵盖岩石学、地层学、矿物学、矿相学、地球化学、资源勘查技术、采选冶技术、资源经济学、矿山环境评价等的矿产资源实践教学。合肥工业大学为目前为数不多具有矿床学实习基地的学校，为学生的未来就业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增加素質教育课程，提高专业选修课比例
注重培养学生全方位发展的能力，要求学生选修两门或者更多的非地学类的课程。提倡学生自主选课，选修自己兴趣爱好和未来发展方向的课程，培养宽口径地质人才。学生不仅仅局限于选修传统地质课程，更可以选修资源规划与管理、环境地质学、全球气候变化等新兴发展方向。
（三）开创“英才计划”本硕连读创新实验班，实行创新性人才培养模式
“地质学”专业创新实验班的本硕一体化教学采取3+3模式：在一、二年级强化基础课程；三年级主要开设专业（技术）基础课程和主干专业课（同时开始配备指导教师）；四年级上学期开设硕士研究生学位课，下学期进入论文阶段，该阶段既是学士学位论文阶段（完成学业和通过论文答辩后可获得理学学士学位），也是硕士研究生论文开始阶段（在此期间和其后一个学期，穿插开设硕士研究生选修课）；五年级和六年级为硕士研究生论文工作阶段（完成学业和通过论文答辩后可获得理学硕士学位）。致力于培养从事基础科学研究或高端技术应用的高层次人才。
第8篇
关键词：百年；天人合德；研究述要
“天人合德”问题研究从属于“天人关系”与“天人合一”。“天人关系”是中西哲学共同探讨的主题，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整体认知和把握；“天人合一”则是中国哲学对“天人关系”所作出的符合中国文化特质的回答，在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状态时，中国文化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特征。而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方面，“天人合一”则表现为“天人合德”，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最核心的理念和最基本的特征，由此被学者广泛关注。现对百年来“天人合德”问题的研究脉络、主要内容、存在不足和未来走向做一概述。
一、“天人合德”研究纵览
虽然国内以“天人合德”为题的文章和专著在1995年才开始出现，但近世对其进行的系统研究应该肇始于上世纪30年代，至今约有百年的历史。根据学者对该问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进行划分和整理，大致应该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1.“天人合德”研究的发轫萌芽期（20世纪初的50年间）
这一时期，“天人合德”研究是以“天人合一”研究为背景的。20世纪初，中国哲学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学者们在近代西学的影响下审视着中国哲学的思想观念，其中代表人物严复利用自然科学的进化论考察“天人之辨”①，传统儒家所论证道德本原、心性修养等问题受到冲击。1920年代始，面对工业文明的现代性对中国人道德的影响，新儒家力图在中国恢复“天人合德”的永恒价值，并以此为基础吸纳、融合、会通西学重新建立并阐释儒家的人文主义。经由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人的努力实现了道德本体论与道德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和《新原人》中均阐明“天人合一”
就是人与宇宙的和谐为一，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人生境界的求索问题。与此同时，张岱年先生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指出，天人合一是人生的最高理想，进一步阐发了儒家“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内涵。金岳霖先生在其英文论文“Chinese Philosophy”，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中进一步指出“天人合一”的命题是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成为对自以来所产生的道德变迁的有力回应，也为后世学者进一步关注“天人合德”问题做好了理论准备。
2.“天人合德”研究的独立形成期（20世纪70、80年代）。
20世纪60年代，以刘节②先生为代表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的实质，引起了吴宏福、李锦全等学者的批驳，认为“天人合一”问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将其简单的理解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错误。此后的30年间，学者们为了解决“天人合一”的实质问题，而将研究视角置于“天人合德”之上，开创了“天人合德”研究的独立形成期，但依然没有出现专门性成果。张岱年③在冯友兰的基础上认为天人合一是多维度的，而“天人合德”则是与中国文化气质最契合的。可以说，这个时期，学者们已经关注了“天人合德”的特质，问题在于对“天人合德”的研究依然依附于“天人合一”，并没有特别凸显其人学意蕴。然而，这个时期的研究却在不断拓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学者们已经形成了关于“天人合一”研究的多重视角，包括文化心理（李泽厚为代表）、社政治伦理（黄开国为代表）、历史学（江淳为代表）等。另外，对中国传统历史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的“天人”思想进行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式，其中多为先秦儒道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研究，代表人物有葛荣晋、张立文、冯禹、李宗桂等人。
3.“天人合德”研究的全面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后，“天人合德”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学者们逐渐突破在“天人关系”“天人合一”的视阈中研究“天人合德”，这一讨论源自于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的思考，激起了学界对“天人合一”实质的探讨，从而突显出“天人合一”的道德化、政治化、伦理化面向即“天人合德”。此后，研究目标逐渐明确，哲学、伦理学研究视域也渐趋集中，“天人合德”作为儒家伦理道德文化的重要内容已取得共识，并在80年代初我国哲学界开始的主体性问题讨论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拓展。张世英的《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1995），陈江风的《天人合一：观念与华夏文化传统》（1996），任继愈的《天人之际》（1998），朱立元的《天人合一：中华审美文化之魂》（1998）等著作相继问世，其中都对“天人合德”思想进行了专题性研究。肇始于葛荣晋的文章《儒家“天人合德”观念与现代生态伦理学》（1995），大量以“天人合德”为题的文章相继出现，并对其起源、历史演变、实质、内容以及文化地位和现实意义都展开了讨论。这一时期关于“天人合德”研究的主要特征在于学者们逐渐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阈内或借助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代表人物有李存山、张志伟、任剑涛等人。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人对“天人合德”的研究无论从问题意识、研究角度、理论深度以及方法运用上都进一步深化，“天人合德”思想进入了全面发展期，10年来共发表关于“天人合德”研究的文章1406篇。应和这个时期的发展特点，产生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和《中国文化》两个专门性期刊，学者们以此为阵地各抒己见，进一步推动了“天人合德”研究的发展。
4.“天人合德”研究的深化应用期（2000年至今）。这一时期学者们继续探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生的有关“天人合德”问题。对起源问题（周桂钿、汤一介、杨国荣），历史演变问题（张立文、陈来、章启群），实质内容问题（宋志明、洪修平、赵馥洁、王文东），历史地位问题（季羡林、薛富兴、高书文、张怀承）的研究都进一步深入。学者们愈加重视“天人合德”思想的现实应用，面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挖掘传统“天人合德”思想的现实意义。许启贤、林俊义、胡伟希、刘学智、邵秦、方克立、肖巍、刘立夫、王新建、乔清举、李宗桂等都集中探讨“天人合德”对生态环境的意义；周桂钿④则以“天人合德”为中心探讨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建设问题。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并不断深入，湖南师范大学张怀承教授关注“天人合德”的内在机理，徐春根（2007）的《论“天人合一”思想的内在逻辑前景》和苗润田（2010）的《本然、实然与应然――儒家“天人合一”论的内在理路》也是这部分研究的代表作。与此同时，“天人合德”问题也受到了西方汉学家的广泛关注，杜维明、安乐哲、余纪元、孟旦、罗哲海、鲍吾刚、葛瑞汉、本杰明・史华慈、阿尔伯特・史怀哲展开的激烈讨论与国内学者的探讨相呼应，“天人合德”思想研究不断深入，成为研究中国思想及文化的重要课题。
二、“天人合德”研究横向展现
综观国内学者对“天人合德”思想的研究，已走过百年的历史，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具体分析，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天人合德”的实质及理论内容研究
“天人合德”的实质就是对“天人合德”从根本上解决什么问题的思考，对此学界主要存在两个研究视角。其一，对“天人合德”作中国哲学视角的界定，张世英⑤、李存山⑥、蒙培元⑦、杨国荣⑧分别从主客合一、人与自然合一、天命与主体自由合一三个方面阐述“天人合德”的实质；宋志明⑨、苗润田⑩、沈铭贤B11、惠吉兴B12、杨国荣B13观点比较一致，均认为“天人合德”意味着人的实现与超越；洪修平B14则更明确地指出：“天人合德”的研究就是中国传统人学研究。其二，从中国伦理道德文化的视角界定“天人合德”的实质。如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岱年进一步阐明“天人合德”符合中国伦理道德文化的人学特质；杨维中B15、陈瑛B16、张怀承B17则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阐述“天人合德”作槁桌淼赖旅题的实质，均有效地回应了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学界对天人之学做出的西方哲学式的思考。对于理论内容，一般学者都在“天”“人”两个范畴基础上诠释“天人合德”的内容，学界通常将“天”概括为“自然之天”与“多意义之天”B18 ，而“天人合德”之“天”作为德性之天，则争议较少。对于“人”，有陈伯海的人之三种B19，林俊义的人之五义B20，季羡林B21、蔡仲德B22、蒲创国B23的人有凡圣之别。”1993年季羡林发表《天人合一新解》，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解释天人关系，激起了学者们的广泛讨论，任继愈、王正平、李慎一、钱逊、李存山、蔡仲德等人先后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文阐述“天人合德”是“天人合一”的重要方面。此后学者对“天人合德”内容的研究日益丰富。王文东B24 从“天”的视角阐述人的价值诉求，赵馥洁B25着重阐述《易传》中的天之四德；柴文华B26从人类学的视角将其内容界定为“道德人类学”“自由人类学”“神学人类学”和“自然人类学”。学者们虽天德、人德分而论之，但却以此来呈现“天人合德”内容的全貌。
2. “天人合德”的起源及发展阶段研究
作为语词的“天人合德”，其明确表述在《易传》中，“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B27，对此学界未有争论。而“天人合德”作为一种思想，其起源则观点不一。张岱年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出发认为“天人合德”思想产生于西周B28，这一观点得到李泽厚、葛荣晋、陈来等人的广泛认同。张世英B29、李慎之B30以理论的完整性为标准分别认为，“天人合德”思想起源于孟子和董仲舒。更有大部分学者从哲学、文化学意义上探讨“天人合德”的起源，目前主要有以李泽厚为代表的文化心理起源论，以牟宗三为代表的哲学本体意义的起源论，以熊十力为代表的心性起源论，以当代学者刘绪义为代表的历史生成起源论和杨建祥、杨国荣所主张的道德由天至人的道德义务起源论等。“天人合德”思想的历史久远，对这一问题的沉思从古至今从未间断，蕴含在历代哲学家提出的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当中。章启群用思想史的逻辑推延“天人”如何“合德”，提出了“天人合德”由上古、殷商、西周至子思、孟子、宋明道学比较完整的进路。B31这一观点得到学者认同、引用并推介。也有学者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对“天人合德”进行划分，最早应为现代新儒家学者方东美B32，将“天人合德”融入到中国思想发展的大脉络中，从儒道佛三家思想中解释宇宙论、本体论、伦理道德学说；此后，学者们沿用并发展这种学术研究思路，如苗润田的天人关系三段论B33；张世英B34的主客关系三段论；陈来B35的宗教、人文、伦理三向度等。
3.“天人合德”的地位及现实意义研究
早期“天人合德”的地位研究比较笼统，章太炎认为其仅是人类对天人关系的一种思考；张岱年提出疑义，主张对传统“天人合德”思想进行科学分析。20世纪90年代，关于“天人合德”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大幅度展开。任吾心指出个人同社会道德，现实政治与政治理想的关系是正确解释天人学说，理解天人关系的根本。B36之后，诸多学者如沈铭贤B37、薛富兴B38、陈瑛B39、张怀承B40、高书文B41进一步拓展并认同“天人合德”在中国哲学与中国伦理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也有学者如张立文B42、程宜山B43、张世英B44不主张过分抬高“天人合德”的地位，坚持在“天人关系”的整体以及在人类思想发展的大视野中对“天人合德”进行分析和评价。对“天人合德”现代意义的探讨主要表现为“天人合德”对伦理道德世界构建的意义和对自然生态的作用两个方面。李泽厚重视“天人合德”的道德形上意义；宋志明重视其价值理性。学者们将“天人合德”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认为其价值和意义应该是周全的。“天人合德”也被应用到医学、文学、文化学、美学、伦理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其中，现代价值凸显在生态伦理学中，徐春根B45、葛晨虹B46都尽力考察“天人合德”思想的现代生态学意义。但亦有学者方克立、肖巍、刘立夫、刘学智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天人合德”有着更为恒久的人文意义，双方产生分歧的关键还在于对“天人合德”本质的认识不同。
三、“天人合德”研究的特征及未来走向
以上所述，乃百年来中国学者对“天人合德”所作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基本观点，基于几代学人的努力，规模可见一斑，也足可证明“天人合德”在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综合考察，一个世纪以来关于“天人合德”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1.“天人合德”研究具有复杂性，在很多问题上都莫衷一是。
从20世纪初，严复的人类社会天演论激起的新儒家对传统人文主义与心性学说的维护；20世纪60年代在天人关系的自然性基础上产生的“天人合德”的伦理道德意义的讨论；及至20世纪90年代关于“天人合德”内容的诠释、历史阶段、文化地位和现代价值的理解以及研究视域的选取和研究方法的选择都一直争论不休，并没有形成确定一致的结论。长期以来，“天人合德”研究都未形成专门性的研究成果，隶属于“天人关系”“天人合一”的研究中，厘清“天”“人”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确定天人关系的伦理维度，并将“天人合德”作为中国伦理文化的特质进行思考首先成为学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天人合德”研究的多维面向。
2.“天人合德”研究具有现实性，关注现实社会，关切现实生活。
“天人合德”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探究其内涵和实质，不仅有助于呈现中华儒家道德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进一步深解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的精髓；更是关涉中国、乃至人类社会的重要问题，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学者着力论述的内容。20世纪初，国人的思想极具动荡，国门大开，西方思想和科学技术的涌入，促使人们重新理解和论证人以及人类社会，知识分子也在为重塑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空间曲枕而思，“天人合德”作为中国文化的根本面临着去与留的挣扎；20世纪60年代，受西方宇宙自然观的影响，“天人合一”被天人的自然关系片面化，“天人合德”的人文意义被遮蔽，所以在宇宙观的大格局中论证“天人合德”的人学意义又成为学者们探索的主题；之后的40年中，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全面开放，“天人合德”研究在理论上蓬勃发展，同时也是在当代社，人们对精神世界遭遇的问题所进行的应对和思考。进入21世纪，人类的伦理精神世界呈现出贫弱和匮乏状态。人类文明进步的内涵由科技发展、经济繁荣取代了伦理理想的确立和伦理生活的完善，由此，学者们致力于“天人合德”的生态学意义，发展出了人与世界的全面和谐发展的理念，“天人合德”再一次进入广阔的研究空间当中，伴随着国人思想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蕴含着学者们对现实社会的殚精竭虑，更是百年来“天人合德”研究不曾变异的主题。
3.“天人合德”研究有待深入，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时至今日，“天人合德”研究已成规模，但并未终结，依然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这也是“天人合德”研究的魅力所在。从宏观而言，在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讨论下，“天人合德”问题如何定位？“天人合德”是否是哲学问题，如何回应近世以来中西学界对“中国有思想，但没有哲学”的疑义？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背景下我们如何完成“天人合德”的哲学研究？时下学者多受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影响，对“天”与“人”进行划分式研究，而将其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另外，“天人合德”既是历史的存在，更是观念的存在，具有过程性和生成性，目前学界研究大多呈现了“天人合德”作为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脉络，但其作为一种文化因子如何贯彻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如何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作用，其内在机理是什么？却是一个日显重要的问题。总之，百年来“天人合德”研究多在“天人合一”的范畴中进行，对“天人合德”进行专门性研究占比较小；中国哲学视阈的研究较多，跨文化视角的反思较少；事实性的还原较多，动态性的过程式研究较少。
基于“天人合德”问题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对其研究走向做出如下预测：首先，“天人合德”将逐渐形成系统的哲学研究视域。黑格尔对儒家“道德哲学”的界定，引起了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百年之争。“天人合德”问题是不是哲学问题暂且不论，但若使其面向世界，就必须拥有中西双重的哲学思维模式，并形成系统的哲学研究视域。其次，“天人合德”研究将采取崭新的研究范式。“中国哲学科学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方法的运用”B47 ，21世纪初中国哲学界高度重视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中国哲学“援西入中”，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诠释学、现象学、发生学等）来解释和建构中国哲学，由此中国哲学可能面临被“格式化”的危机，所以部分中国学者坚持“中”为主，“西”为宾。B48鉴于此，无论如何中国哲学都不能故步自封，必须适时改变，不断寻找适应当前研究实际和中国哲学本身特点的研究方法。最后，“天人合德”研究将进一步实现文化共享。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共融的背景下，“天人合德”研究应该将中西文化作为两种有差异的资源，借鉴西方的经验、理念和研究方法，呈现并发扬中华伦理道德文化，发挥中化文化对世界文明独有的价值与意义。而今，我们已进入了文化研究的多元时代，对于“天人合德”，只有不断革新，不断创造，用新观点去审视，新方法去塑造，这一问题才有生命力。
【 注 释 】
①严复：《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刘节：《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关系”问题》，《学术研究》1962年第1期。
③B28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④B27周桂钿：《释“天人合一”――兼论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及其现代转换》，《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⑤B29B44张世英：《“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哲学研究》1991年第1期。
⑥李存山：《中国古代的天人观与主客关系论》，《哲学研究》1998年第4期。
⑦蒙培元：《“天人合一论”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意义》，《齐鲁学刊》2000年第1期。
⑧杨国荣：《作为价值观的天人之辨及其多维向度》，《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4期。
⑨宋志明：《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3期。
⑩B33苗润田：《本然、实然与应然――儒家“天人合一”论的内在理路》，《孔子研究》2010年第1期。
B11B37沈铭贤：《从“天人感应”到“人天感应”》，《哲学研究》1997年第10期。
B12惠吉兴：《思孟学派天人合一归旨》，《东岳论丛》1988年第5期。
B13杨国荣：《意义的追寻――意义与人的存在》，《哲学动态》2009年第9期。
B14洪修平：《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B15杨维中：《论天人之辩的伦理意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2期。
第9篇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医疗模式已由单纯的疾病治疗转变为预防、保健、治疗、康复相结合的模式。大医院人山人海，小药店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医药工业迅猛发展，药学专业人才倍受青睐，现在除了传统的医学院校培养药学人才外，许多理工科院校也相继开办了药学专业（如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邮电大学和重庆理工大学等），而基础化学是药学相关专业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目前我国药学专业的基础化学课程仍按照传统的四大基础化学开课。随着化学基础课学时不断压缩，每门课程的学时非常有限，特别是理工科高校的药学专业，学生的基础化学知识对后续专业课程和专业技能的学习非常重要。所以，在少学时的基础化学课程教学中教师更重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而忽略了在教学中对学生绿色化学意识的教育和培养。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化学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将绿色化学的思想贯穿于整个化学教育的全过程，让学生认识到从“粗放型”的传统化学转变为“本文由收集整理集约型”的“绿色化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针对这些情况，当前一些普通高校进行了相关研究与实践，以提高基础化学教学效果，但是，大多数高校主要是根据学时来选择安排教学内容，利用改进教学手段来增加教学内容，着眼于局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教学效果虽有所提高，但是效果不甚明显，没有找到从根本上提高基础化学教学效果的方法。本化学教学团队提出了《基于“绿色化学”理念的理工科院校药学相关基础化学系列课程整合与优化的研究与实践》课题，依托重庆邮电大学中药学专业和制药工程专业的学生进行了实践。
一 培养具有“绿色化学”理念的大学生是人类社会对高校化学教育的基本要求
“绿色化学”是一门从源头上阻止污染的化学，它用化学的技术和方法去减少或消灭那些对人类健康、社区安全、生态环境有害的化学物质的产生和使用，有利于引导学生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发展，牢固树立绿色意识，自觉成为未来的绿色人才。“绿色化学”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化学，是面向未来提出的化学新概念，同时也为化学教学提出了新课题。
因此，本化学教学团队在基础化学教别强调引入“绿色化学”理念，在绪论部分专门设有“建立绿色化学理念，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部分，强调绿色化学的必要性，并且基于“绿色化学”理念选择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渗透“绿色化学”理念，将从源头上预防化学污染的新观点逐步深入学生心中。特别是实验教学中，化学教学团队根据专业特色与学生能力培养的需要，在实验项目的设置上渗透绿色化学理念，改革实验教学模式，实验项目中大大减少了独立的基本操作单元实验和验证性实验，将大部分基本操作实验和验证性实验安排在实验技术网络虚拟与仿真实验室中实施，同时大大增加实用性、综合性实验，将部分基本操作融入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中。实验原材料都是无毒或低毒的，删除了一些毒性高、污染大、效果差的合成实验。打造以“绿色化学”为特色的教学、科研实验平台，努力培养具有“绿色化学”理念的大学生。
二 基于“绿色化学”理念对四大基础化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整合实践
1．教学内容的整合原则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将无机化学和物理化学两门课程整合，很好地解决了这两门课程中的内容重叠问题，同时使无机化学的教学内容得到了引申，使知识的系统化更加显著。本化学教学团队基于“绿色化学”理念将四大基础化学进行整合，即将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和有机化学四门课程进行整合，根据药学专业要求，立足理工科院校注重四大基础化学的关联，确保整个基础化学知识体系的完整，总课程名称设为基础化学，具体按照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三门课程进行排课。本化学教学团队一起讨论、确定教学内容和相应的学时数，并且备有一些选学内容供学时稍充分的学校选用，或者供学生自学，但是紧密把握“面向药学专业的基础化学知识”、“知识点之间的连贯”及“难易程度循序渐进”这三个基本原则，使学生有兴趣学，更轻松地学。
2．整合后教学内容的具体安排
针对大学第一学期，新生入学较晚，学习时间较短，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大学学习、生活等实际情况，第一学期的普通化学先介绍药学与化学的关系，强调化学在药学专业中的作用，让学生首先从思想上重视它，同时介绍“绿色化学”的基本概念和原则，突出绿色化学在医药工业和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及必要性，站在整个基础化学角度强调绿色化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先行建立“绿色化学”理念。具体内容是：先介绍简单且与中学化学衔接较多的气体和溶液，引入大学基础化学的教学；然后利用热化学反应方程式引入化学反应热、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引出判断化学反应自发性的吉布斯自由能判据；从吉布斯自由能变的符号判断反应方向和大小，表示反应限度，引入化学平衡，与中学化学紧密衔接，同时进一步衔接化学反应速率，使学生易于理解；有了平衡依据后，再分别介绍酸碱平衡与酸碱滴定，沉淀溶解平衡与沉淀滴定，氧化还原平衡与氧化还原滴定，配位平衡与配位滴定；作为含量测定的加深，再介绍比色法和分光光度法。最后，联系中学化学知识简单介绍原子结构和分子结构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并且在每部分都要说明它在药学中的作用。第一学期的理论学时经教学团队统一讨论并经学校批准后定为64学时。
基于现代药物大多是有机物的现实，有机化学在药学相关专业非常重要，经教学团队统一讨论并经学校批准后有机化学理论课程定为96学时，安排在第二学期和第三学期授课。并且根据结构与性质的关系按照官能团分类介绍有机化学的内容，注重与中学有机化学衔接，强调具有某一类官能团的化合物其理化性质，每部分都要介绍一些有显著药理活性的化合物和该类化合物的合成工艺，重点强调绿色合成工艺路线，以及该类化合物的构效关系。同时简单介绍一些波谱知识，如红外、质谱和核磁共振谱等，能够推导简单的有机化合物的化学结构，为今后的中药化学、天然药物化学和药物合成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有机化学实验重在一些综合性、实用性的绿色化学合成，既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学效果，同时也践行了绿色化学理念。
经过一年半的大学学习后，在学生基本上都适应了大学学习、生活的情况下，而且具备了较好的数学和化学基础之后，第四学期将深入介绍基础化学难点部分的物理化学，在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基础上，加深对化学热力学和化学动力学的学习，最后引入新知识相平衡，包括表面化学与胶体化学和药学前沿知识，以及化学知识及其技术在药学专业中的应用，要求讲原理时必须讲它的应用，重点是在药学方向的应用上。最后提纲挈领，建立整个基础化学的基本框架和知识体系。这样就把基础化学知识点整合，避免了重复，同时按照知识的难易程度和前后关系安排教学内容，节约了学时、方便了学生理解、提高了教学效果，以适应少学时的理工科院校药学专业的基础化学教学。
三 基于“绿色化学”理念对四大基础化学课程教学内容整合的初步效果
1．学生成绩明显提高
2007级学生因成绩差，有2名学生留级，有近10人未获学位，2008级有95%以上的学生获得学位，2012年重庆邮电大学推免试研究生学生中，生物信息学院5个专业6名同学获得，制药工程和中药学2个专业占了3名，而且有不少同学进入绿色化学与制药工程科研平台参与实验锻炼，参与发表sci收录科研论文4篇，参与中国发明专利的申报1项，1人次参与重庆市药物催化氢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申报，获得了一项重庆邮电大学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
第10篇
关键词：环境科学专业 教学体系 改革 发展模式
我国的环境科学本科高等教育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得到稳步发展。在专业设置方面，也经历了与国外早期环境科学专业多以原有学科为基础相似的阶段。环境科学专业多脱胎于传统专业，如给排水工程、化学工程、工业分析、水文地质、植物保护、土壤农化，等等。在办学中受母专业及师资的影响，课程结构、教学内容甚至培养规格和教学基本要求，在校际之间都有不少差别。尤其是新设点的环境科学专业大多办学条件较差，实验教学环节薄弱，造成培养的人才质量不高、专业方向狭隘、就业渠道不畅等问题。因此，在我国目前的新形势要求下，大学教育模式改革要向办学形式多样化和专业设置多样化方向发展，对于环境科学本科专业的教育而言，如何使其对人才的培养由精英型走向大众型，这是一个迫在眉睫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环境科学专业特点及现状
1.环境科学专业特点
环境科学通过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和几十年在实践中的发展，已从各相关传统学科中独立出来，形成了新的学科体系，其特点主要表现在：
（1）综合性强。对环境问题的系统研究，要运用地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医学、工程学、数学以及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多种科学知识，因此，环境科学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
（2）研究领域广。环境科学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引起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环境系统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变化规律。内容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技术科学诸多方面；研究的空间尺度从宏观的宇宙环境到微观粒子，时间跨度从万年到皮秒计。
（3）分支学科多。在现阶段，环境科学主要是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有关学科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来研究环境问题，形成自身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建立与有关学科相互渗透、交叉的许多分支学科。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有环境地学、环境生物学、环境化学、环境物理、环境医学、环境工程学等；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的有环境管理学、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等。
（4）研究的科学整体化。环境中的各种变化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研究和解决环境问题时，必须在科学整体化过程中，全面考虑，实行跨部门、跨学科的合作，充分运用各种学科知识，对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对人类的影响，及其控制途径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
2.环境科学专业现状
针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问题，导致了对环境科学人才的很大需求，这种需求直接表现在对该专业人才的需求市场上，产生了比较广阔的就业前景，并影响高等环境教育的培养规模和范围。尽管我国各地区由于经济、文化的差异，导致环境科学专业在各地区的布点数量不同，但环境科学专业几乎覆盖了全国（图1）。从环境科学专业在各类型大学的布点数来看（图2），综合性大学最高，为54；次之是师范类大学，为30。
二、国内外环境科学专业教学体系对比
从专业结构看，国外发达国家大多专业方向丰富，专业设置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在我国，过去环境科学专业受母学科制约，专业方向划分过细。目前我国的环境专业本科生教育正在向宽口径、适应面广等方向发展，以改变过去那种在本科就开始培养“专业人才”，以至分配面窄，很难适应实际工作的状况。
从办学要求看，无论在国内和国外，其办学导向都是与社会需求尽量取得一致。在培养目标上，各国普遍强调要对学生能够进行全面的文化素质培养，在“知识”“能力”和“做人”三方面做到有机统一和结合；在国外，比较重视“知识”和“能力”的培养；我国对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多年以来强调培养“专家”和“专门人才”，着眼于毕业后的职业，要求毕业后能“专业对口”。因此，培养学生只重深度，不重广度，近年来虽已逐步扩大培养口径，但还不够。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这种缺陷已经暴露出来，表现最突出的是毕业生工作适应面窄，适应能力差。致使毕业生就业困难。
在课程体系和学分制实施方面，国外设置的课程类别大致与我国相同，全部课程包括公共基础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国外实施学分制与我国一个明显的不同点是，国外学生在选修上的自由度非常大。专业课数量众多、涉及面广，在指定选修课和必修课中也设置若干门课程让学生自由选择，甚至允许在校内其他系或学院选修其他领域的课程；在我国，学分制中规定的必修课学分多而选修课学分少，而且在选修课中，也只有本系开设的选修课程或一些全校性的选修课可供选择，而这些选修课少到若漏选一门则可能学分不够，使学生在近乎完全同一的模式中学习，这就造成了培养出的人才知识结构单一，难以应付实际工作中的各种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国外不严格限制学习时间，学生只要修满学分即可毕业，而我国依然实行四年制本科教育。
三、环境科学专业教学改革发展方向
环境科学的独特性决定了高校环境类专业所需基础课内容广，专业课门类多。然而，学生在校时间有限，如何在课程设置充分体现以培养“综合型”人才为目标，制订出较为合理的教学计划，至关重要。
1.拓宽基础，文理渗透
环境问题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范围内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在解决具体的环境问题时，往往需要综合考虑环境、资源、技术、经济、市场等多方面的因素。因而，课程设置时应考虑多渗入经济、人文及行为科学的内容，加强文理渗透，提高人文修养，尤其是必须进行经济、管理、政策、法律等方面的教育。欧美发达国家高校环境类专业的课程设置无统一模式，但其共同的特点是具有宽厚的基础，几乎数理化、天文、地质、生物及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内容都设有必修课或选修课。基础课主要集中在数学、化学、力学、经济、人文及行为科学等方面。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环境类专业其文科课程约占总学分的13%，体现了文理渗透、加强素质教育的意图。美国杜克大学环境学院还开设职业写作、职业技能等多门职业素质教育课程。Brown大学环境科学中心执委会成员的职责之一就是指导学生根据各自的特点和爱好制订有效的和多样化的专修课程计划，使所选课程密切相关，并以一体化的论文为终点。这些做法都值得借鉴。
2.发挥特长，办出特色
我国目前办环境类专业的院校不少。各高等院校应发挥各自特长，办出自身特色，不应强求统一模式。要注重专业课程的补充更新，通过开新课或在原有的课程中补充若干新章节来更新充实教学内容，使之能及时敏锐地反映学科的新进展以及当前环境决策和举措中的新观点和新动向，尽可能使学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3.多设选修课，扩大选课自由度
目前，我国高校选修课程占总学时比例小，可供学生选择的范围非常有限。这样的教学计划必然导致同校同专业的学生所学课程都相似，极大地制约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与能力培养。国外高校这方面做得较好，如德国Stuttgrat大学选修课约占总学时的30%。英国的一些大学为解决因师资不足造成选修课缺乏现象，甚至可跨校、跨国选修课程。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参考与借鉴。此外，可让学生自己选择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与内容，并让他们在高年级阶段围绕该研究方向与内容选修相关的专业课。这样同一学校同一专业毕业的学生，所学的专业课可能差别较大，以避免知识结构单一。
4.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
由于环境科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培养学生从事科研和工程设计与实践的能力显得特别重要，因而不可忽视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实验室工作、项目设计、野外实习等形式。对于实践性强的课程，讲课时间应少于实践课时间，精讲多练。通过实践性教学环节可以让学生了解环境科学专业的性质，加强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技能、实验能力、科研和工程设计能力，同时掌握科技论文写作方法，参与学术交流。让学生在大学阶段多参与一定的科研工作或参与完成实际工程，对提高就业率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四、环境科学专业教学模式探讨
1.环境科学专业课程模块和内容体系
我国环境科学专业的课程模块大致如图3所示。
环境科学专业的知识结构和体系应体现强化专业基础，拓宽专业方向，重视专业技能的改革的基本原则。其基本思路就是：
第一，把环境科学的课程体系作为一个系统，按照课程体系的知识结构层次和认识规律的要求，确定各门课程的地位和作用，组织、选择和合理安排课程的教学内容 及相应的教学要求。
第二，按知识体系的功能与作用将课程体系分为理论基础、技术基础、工程原理基础和专业基础以及专业课五个基本模块，各模块所设基本课程见图4所示。这样的课程结构能更好的反映不同层次的课程所能提供的知识内容，更能反映社会发展对人才质量的要求。
在具体办学当中，各大学依据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对学生的不同要求对于专业课程的安排各有不同。如综合性大学的课程设置比较全面，涉及到了化学、环境管理学、环境工程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生态学等各个方面；工业类大学则侧重工业的特点，开设了一些偏重于环境工程方面的课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将大气污染控制工程、水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规划等作为其主干课程；地矿类大学将其专业课偏重于地质学方面的内容，如中国地质大学开设了水文地质学基础、环境地学等地质类的课程；师范类大学侧重环境管理和生态学方面的培养，主要开设了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生理学、植被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污染生态学等作为其主要专业课程；林业类大学主要开设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水土保持学、生态学等偏重于资源和水土保持方面的课程而体现出其专业特色；化工类大学主要开设了有机分析、现代生命科学导论、分子生物学、化工工艺学等偏重于生物和化学类的课程作为其基础课程，体现出其在化学工程和生物工程方面良好的专业基础；农业类大学则十分重视土壤、资源和生态方面的课程，主要有土壤学、植物营养学、土壤地理与调查、土壤-植物-环境分析、养分资源管理、资源环境信息技术、普通生态学，农业生态学等课程。
2.环境科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改革
目前，环境科学专业实践教学环节还仍然比较薄弱，还不能完全与课堂教学内容相适应，不能满足学生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培养的需要。因此，为培养合格的环境保护人才，全面提高环境科学专业学生的科学素质，加强环境科学实践性教学以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则显得尤为必要。
针对环境科学专业的性质和培养目标提出环境科学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应包括认识性环境实习、环境专业课程设计、生产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四个环节。
（1）认识性环境实习。主要包括：①一定区域内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现状，如森林、灌木、草原的天然分带性，草原生态环境现状，干旱戈壁、沙漠环境现状，城市环境特征及现状；②环境演化及其环境效应，如河流源区的森林涵养水源效应，沙漠绿洲的形成演化及其环境效应；③生态环境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如干旱内陆河流域的水环境问题，戈壁、沙漠生态环境及问题，矿山环境问题，城市环境问题等；④环境保护措施和污染防治技术，如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土地荒漠化及沙漠治理技术，“三废”污染防治技术等。
（2）环境专业课程设计。环境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程都是实践性很强学科知识，这就决定了所有专业课程的教学都应包含有实践教学的内容。例如，《环境监测与评价》必须要有各种监测仪器使用操作的实践教学内容，也包括对取得的数据进行环境质量评价的过程；《水污染控制原理与技术》课程应有污水净化机理的实验和污水处理工艺流程等实践教学内容；《大气污染控制原理与技术》课程应安排大气颗粒污染物物理性能检测、大气污染物净化等试验和安排去火电厂参观烟气除尘装置；《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及资源化》课程实践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固废的收集、转运、分类贮存，压实、破碎、分选、固化，发酵堆肥，热解、焚烧，填埋处置及资源化利用等技术过程。
（3）生产实习的内容。环境科学专业生产实习的内容既包括专业课程设置所涵盖的内容，也包括教科书中还没有反映的相关内容。主要有环境现象和环境问题调查分析方法，环境质量监测技术，环境影响评价方法，污染控制原理和治理技术方法，环境地质灾害预测评价，环境政策、法律和环境管理等。环境生产实习要求学生亲自参与环境保护实践工作，如参与区域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分析，对大气、水、土壤污染状况进行监测，参加一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
（4）毕业论文的内容。毕业论文实行导师制，即由一名本专业讲师以上职称的老师或校外相关技术人员担任导师，指导3～5名学生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内容可涉及环境科学相关专业所有知识点。
五、结语
我国各类院校在办环境科学专业时，应发挥自己的特长，办出自身特色。环境科学本科专业应在坚持“统一性”的基础上，注意发展“特殊性”，突出“个性”。统一性，就是要在培养规格和基本要求上做到一致，特殊性就是要根据本学校相关学科优势和自身条件以及毕业生服务行业、部门和区域的要求，使培养的人才在某一领域或某些方面具有特色或优势。也就是要注重培养方向的目的性、专业课程模块设置的合理性及其与实践教学环节的协调性。另外，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及行业变化的需求，适当补充或更新专业课，通过开新课或在原有的课程中补充若干新章节来更新充实教学内容，使之能及时敏锐地反映学科的新进展以及当前环境决策和举措中的新观点和新动向，尽可能使学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满足就业的需求。只有这样，环境科学专业才有活力，才能真正为社会所认可。
参考文献：
[1]李顺兴，邓南圣.环境科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讨[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15（4）：92-96.
[2]陈伟琪，张珞平.关于高校环境类专业本科教学的思考[J].福建环境，2003，20（2）：11-13.
第11篇
随着现代医学技术飞速发展，医护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在关注患者身体健康的同时，缺乏相应的人文关怀。医患矛盾凸显、医患关系恶化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我国教育部和卫生部在2001年颁布的《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医学研究与服务的对象是人，在医学教育过程中必须把医德与医术的培养结合起来，加强综合素质的培养，培育学生的服务意识与奉献精神。高质量医学生的培育与人类的生命和健康息息相关。医学院校作为医学专业人才重要的培养基地，肩负着重要的社会使命。因此，加强医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品德高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素质全面的医护人员是促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途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必然要求。近几年，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对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教育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在新形势下，高校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如何顺应大数据带来的教育变革成为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一、高校医学生人文素养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人文素养是指做人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和基本态度，是相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而言的一种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掌握和运用的素质和修养。[1]”人文素养是一个人所具有的高尚的道德情操，正确的价值取向以及对社会高度的责任感和对事业的奉献精神的内在体现，是社会对人才素质的总体要求。
目前，医患冲突、医疗回扣、过度医疗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医务人员人文素养的欠缺。我国高等医学教育肩负着向社会培养和塑造医学人才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现实中，许多高校过于重视医学专业课的开展，大力投入医学教学与科研，对学生人文素养教育的关注力度不够，未能形成良好的人文环境氛围，致使很多学生只重视专业医学知识的汲取，对自身人文素养的提升重视程度不够，未能树立正确的医学观念，医学生人文素养能力现状不容乐观。因此，加强高等院校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至关重要，是推进我国卫生教育事业健康稳定发展的迫切需求。
（一）医学的内在人文属性决定必须进行高等院校医学生人文素养培育
中华医学文化把医术看作为仁术，提倡医德至上。从古至今，医学本质所蕴含的人文属性一直受到重视。西晋哲学家杨泉在《物理论》提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唐朝名医孙思邈在名著《千金方》中，把“大医精诚”的医德规范放在首要位置，尤其注重对医德的强调。清朝著名学者陈梦雷在《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强调“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著名医学科学家吴阶平认为：“要做一名好医生，首先一点要研究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医德。”以上均强调“以人为本”的医学宗旨，突出了医学的人文本质，认为医者必须品德高尚，关爱和尊重生命，始终具有较强的爱心和责任心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关爱生命，以患者为中心，具备一心为患者服务的意识。这种素养应贯穿整个医疗过程，是职业行医生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加强医学生人文素养教育是医学人文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
（二）现代医学模式的发展趋势要求必须发展高校医学生人文素养培育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G.L.Engel在《需要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的挑战》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生物一心理一社会”这一新的医学模式并得到医学界广泛认同。指出人生活的社会环境使自身的疾病与健康状况总是受到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把医疗工作看作与社会环境密切联系的系统工作。医学从纯自然科学回归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相交叉的应用性学科，技术与人文关怀变得同等重要，人们更加注重医患交流与沟通。[2]这种现代医学模式的指导思想强调了医学的学科性质，即医学不是单一的学科，而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相融合的学科。医学需要兼具科学精神、人文价值、人文关怀的理念与精神。[3]现代医学模式对当今医学生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医学生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善于把医学原则与人文环境结合起来思考问题，为医学实践提供精神支撑，帮助人们真正走出身心困境。医学人文关怀已经成为现代医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符合现代医学模式的发展要求。
（三）高质量医学人才的培养目标决定必须重视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培育
医学生未来从事的职业是对病患生命和健康权利的尊重和关爱，具有很强的人文性。医学生人文素养是医学生的内在品格和学识修养，是以患者为中心，体现为对患者生命的敬畏和终级关怀。[4]因此，医学生的人文素养更要体现人文精神，关爱生命，注重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高质量的医学人才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职业素养，树立科学的医学观，学会从人文的角度审视医学，正确认识医学的内涵，用良好的医德医风关爱病患，珍爱生命，同时具备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善于与病患沟通，和谐相处，用良好的沟通能力服务大众，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因此，人文素养教育是高等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医学院校在传授扎实的医学专业技能的同时，应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品格塑造，使人文素养教育满足学生思想、态度和情感的多维度需求，帮助引导他们实现自我价值，为社会输送高素质的医学精英。
（四）医学行业健康发展及社会的和谐构建要求必须加强高等院校医学生人文素养培育
随着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医患关系日益恶化，医患纠纷不断涌现并呈现递增态势，这已成为当今医疗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不正之风正蔓延整个医疗界。有些医生受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不良思想的侵蚀，过于追求个人利益，乱收费，过度诊疗，拿商业回扣，收受甚至索要病人红包，使医生救死扶伤的仁术演变成了充满经济利益的商品，医患信任缺失，医疗机构公益性及福利性光环日渐消失。部分医者的行为超出人们的心理预期，导致医患矛盾加剧，破坏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医患冲突的社会现实要求高校必须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使其掌握相关人文学科知识，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强化服务意识，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心理承受力，能妥善应对医疗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增强与病患的沟通能力，培养社会责任感，提升医疗机构形象，促进医疗行业健康发展，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大数据时代对医学生人文素养培育
提出的新挑战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大数据时代带来的全新变革。大数据“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获得有巨大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或深刻的洞见。[5]”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大数据开启了时代的重大转型，给当今社会的各个领域带来了深刻变革。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极大限度地拓展了教育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对教育理念的革新产生了重大影响和推动作用。大数据技术将渗透到教育的核心环节，重新构建教育的评价方式，革新教育者的教学思维并影响学校教育的模式。[6] 由此可见，大数据时代的教育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医学生人文素养教育也不例外。
（一）大数据的大量化要求医学生人文素养培育应更具针对性
大量化指的是海量的数据规模和数据完整性。它绝非小数据时代随机抽样的某个片面数据而是全体数据的集合，具有与某个事物相关数据的完整性。信息网络的数据时刻都在不断地生成更新，数据的不断积累使数据规模不断扩大，可以提供所有与医学生人文素养相关的完整数据。大数据体量的无限性为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撑，同时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在海量的数据中，应更具针对性。教师应把握学习素材和学习者的对象性，通过对学生学习过程中人文素养产生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实现个体化教育。此外，教师应建构和运用更具感染力、引导力的人文素质教育模式，引导学生以多元视角看待个人、社会和世界，拓宽医学生的知识面和认知视野，使学生在人格修养、价值取向、社会责任等精神层面上得以相应提升，切实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
（二）大数据的多样化要求医学生人文素养培育应更具直观性
大数据的种类繁多，具有多样性。随着电信技术和无线通信网络的迅速发展，学生手机和网络等自媒体普及率越来越高。如今高等院校医学生可以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等传播媒介获取大量的数据信息。除了作为信息的接受者，他们同时也是信息的制造者和者。互联网新媒体的出现使图片、声音、视频等数据猛增。大数据来源的多元化对医学生人文教育的直观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数据来源的多元化和学生接受信息方式的多样化要求高等院校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更加直观和具体，具有感受性。 面对大数据的多样性，教育者应依靠数字信息技术，开展更为直观、接受性更强的人文素养培育形式;通过多种途径如社会人文问题热点视频，加强与学生在新媒体上的交流互动讨论，激发学生的思辨力和创新思维，采用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创造良好的人文素养文化学习氛围，加强人文教育，帮助和指导学生对所搜集与传播的信息进行筛选和建构，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三）大数据的快速化要求医学生人文素养培育应更具时效性
快速化指的是数据的快速流转。大数据产生的速度十分迅捷，微博、微信等网络时代的新媒体能够满足使用者的实时性需求。 医学生作为网络新媒介如微博、微信的热衷使用者，大数据的快速化特点能使他们运用网络信息交流工具快速实时分享身边的人和事，即时传播交流思想和情感，信息资料产生与传播往往与事件同步，事件传播的周期大为缩短。教育者应及时因势利导，通过收集分析相关结构性和非结构性数据，发现数据的内在关联和规律，总结医学生思想状况，时刻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和思想动态，及时跟踪引导，教育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良好的道德行为和规范如医疗公益性活动要及时积极宣传和引导，使学生的品格和修养得到自然熏陶，传递社会正能量，而对不良虚假的网络信息及不良思想及时发现处理，果断加以制止，提高预测危机事件的能力。教师应充分利用数据分析结果及时分析学生的人文素养状况，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四）大数据的大价值要求人文素养培育者具备更高的数据素养
大价值指的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巨大价值，要实现这种价值离不开数据素养。数据素养是“在数据采集、组织和管理、处理、分析、共享与协同创新利用等方面的能力，以及在数据生产、管理和过程中的道德与行为规范” [7]。网络等媒介生产的数据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因而时常会产生大量冗余信息。 随着数字网络的发展，微博、微信、QQ群、学生网上论坛等社交平台以及学校办公网络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真实可靠信息和教育数据，这些数据潜藏着巨大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为人文素养培育提供更为客观科学的数据支持。这要求教育者具备较高的数据素养，善于从大量分散的数据和信息中总结规律，通过精准的筛选和分析，对其充分发掘和利用，分析医学生具体的思想动态、心理状况及情感态度走向，剖析影响医学生人文素养的现状，找出影响因素，为医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提供科学数据保障。
三、大数据时代英语教学中医学生
人文素养的提升路径
（一）加强数据意识，革新英语教学理念，树立人文教育取向
“人文学科论赞同者认为：外语不仅是工具，而且在语言的载体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人文性，应该是一门人文科学，一门社会科学。语言一旦用于交流或交际就必然承载信息、思想或情感等诸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从各方面体现了人文性、人文学科的特征”。[8] 由此可见，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提高学生语言技能的基础课程，更应该是学生在认识世界，发现自我的过程中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素质教育课程，体现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统一。因此，医学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理念应从单一的工具型教学模式逐步向重视学生人文精神塑造的人文型教育模式转变，在英语教学中树立人文教育观，加强培养学生的人文知识底蕴，突出人文素质培养，把学生培养成既有较强的英语应用能力，又富有人文素养，适应当今医学事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现代人才。同时在教学中，应充分更新思想观念，建立大数据的思维模式，强化数据意识，认识到大数据对人文素养培育的重要价值，注重数据素养的培养，在日常教学研究中重视对学生人文素养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对学生的思想、心态以及行为等方面进行多元化的评价，为人文素养培育的开展提供扎实的数据基础，真正发挥大数据的应用价值。
（二）依托数字信息技术，开发课程资源，培育人文底蕴
随着大数据时代科技的发展，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越来越受到高校重视。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应学会高效利用高新技术、充分整合教育信息资源，运用丰富的课堂教学形式，挖掘教材中的人文内涵，把人文知识融入教学内容，潜移默化地渗透于主体课程学习中，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所学课本内容蕴含的人文意义，对人生和医学事业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升自身人文修养。目前大学英语教材的选材充分考虑到时展和新一代大学生的特点，科学性强，主题多样，注重思想性和人文性的结合，富含人文教育价值。教师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应融入人文素养培育，深刻剖析课文背后的深意，借助文本蕴含的人文魅力引导学生与作者产生思想上的共鸣。教师在讲解时可收集相关网络数字信息资源，结合教学内容，以微课的形式展示给学生，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不受拜金主义等影响，正确看待成功，保持心态平衡，如何在自身利益和病人利益中取舍，发扬医学职业道德，对病人进行人文关怀。此外，引导和鼓励学生充分利用网络大数据的资源优势，搜集查询相关素材作为课外补充，对所学人文知识深入领悟，跟踪思考，利用QQ，微信等信息平台相互交流探讨，直至升华。
（三）运用数字信息媒介，建立多元化课堂体系，进行人文教育渗透
与传统教学相比，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的英语学习更具生动性和实时性，这要求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利用高新技术和数字化教学资源，构建多元化的课堂体系，在课堂上进行医学生的人文教育渗透，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创新实践，对比不同文化，大力拓宽学生视野的广度和思维的深度。通过小组讨论、课堂口头报告、短剧表演或辩论的形式，培养学生综合文化素养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在课前让学生充分利用网络图片、热点视频及电子阅览平台查询医学论文，收集整理资料，制作PPT以课堂报告的形式讲解AIDS的症状、传播途径、社会危害，并在电子交流平台展示，同时发起学生对艾滋病病人及同性恋者的态度辩论，收集学生跟帖评论的数据进行分析和评估，及时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充分理解发掘文本中蕴含的医学人文内涵。
除了在课堂上融入人文素养培育外，构建多元化的课堂体系还应开辟第二课堂，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浓厚的人文环境中熏陶，培养学生的人文品质。比如开展以医学为主题的英文短剧比赛、辩论赛和演讲比赛。同时，鼓励把学生的人文思考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进行社会调研和实践，收集数据以寻找解决医疗回扣等现实问题的途径，经常与学生通过QQ群等新型传播媒介进行沟通交流，不断启发引导学生对社会问题和自身修养的深刻反思，全面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养。
（四）依托信息技术平台，加强师资建设，切实提升教师人文素养
教育最大的价值在于帮助学生理解和认识人生，大数据背景下教师的作用仍然十分重要，因为教师是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塑造的主要引导者。教师的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对学生有着巨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他们人文素养水平的高低直接成为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关键。因此，医学院校应为大学英语教师提供进修及学习交流的平台。拓宽传统的培训渠道，利用网络开展人文素养远程教育课程并提供指导和咨询，让教师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束缚，积累人文知识，陶冶情操，提高自身人文素养。学校应对教师的师风师德修养高标准严要求，建立科学的教师人文素养考核机制，运用全面的形成性与终结性评估手段，对评估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对教师人文素养的现状进行全面和个性化分析。作为医学院校的基础英语教师，应该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医学素养，同时适当储备医学专业知识，在教学中能结合医学文化的特点，把人文知识融入教学内容中。因此，外语教师在提升自身人文素养的同时，还应通过教学反思，教学活动讨论，运用网络信息平台进行教师间的互动交流，分享人文素养培育中遇到的困惑和成功经验，实现数字信息共享，共同成长。此外，英语教师还应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素养，在生活和教学中严于律已，以身作则，树立良好的示范作用，用人格魅力和实际行动感染学生，传递人文素养的正能量。
第12篇
关键词：反克隆人运动；道德；治疗性克隆
Abstract：At the time of the voice of human cloning on the upsurge，scientific groups launched the movement of anti-human cloning．Through analyzing the reason and choice of this movement，we had some new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scientific profession moral，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ttitude of scientific research．We must develop therapeutic cloning energetically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useful and discard the useless of the value of clone technology indeed．
Key words：the movement of anti-human cloning；moral；therapeutic cloning
一、反克隆人运动的源起与反对对象的确立
尽管克隆人这个可能的技术目标，早已被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基于大同小异的理由视为科学研究的“禁区”，这仍然无法阻挡住一些人的好奇心或别有用心。从1997年12月以来，一直有人宣称试图进行这种“危险”的、“违背人性”的克隆人实验。在世界各类媒体曾经大量报道过声称要进行克隆人实验的“科学人物”，依次有美国物理学博士理查德希德（Richard Seed）、意大利生育专家塞韦里诺安蒂诺里（Severino Antinori）、美国男性生育学专家帕诺斯扎沃斯（Panos Zavos）和法国生物化学专家布里吉特布瓦瑟利耶（Brigitte Boisselier）等人。这些“科学人物”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激进的“克隆人运动”，从而震憾了整个世界，引起了上至政府首脑、国际组织下至普通百姓的共同关注。为此，希德等人一度成为世界级“风云人物”，他们持续多年的克隆人言行总会引起媒体、社会公众、政府和科学界的广泛争论，并对克隆技术以及其它类别生物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有待辩证分析的影响。由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制约因素，特别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复杂性以及技术难题的存在，“克隆人”至今并没有真正出世。当我们事后观察这场历经六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克隆人运动”时，明显给人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不真实感觉。可以说，所谓的“克隆人运动”实质上则是“克隆人舆论运动”。
有人不断地宣称要进行有关实验来实现克隆人目标，就有人不断地进行反对。在强烈的反对声中有不少来自科学界。于是，科学界反对的声音汇集成一场同样声势浩大的“反克隆人运动”。在科学界中，这两个运动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一些科学组织开始对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进行排斥，视他们为科学界的“越轨者”。例如，英国皇家爱丁堡学会作出决定，禁止安蒂诺里和扎沃斯参加该学会于2001年11月举行的一次以克隆技术为主题的科学辩论会。意大利医师协会在2001年8月公开警告安蒂诺里，若其一意孤行地进行他的克隆人实验，就将吊销他的行医执照。〔1〕在2001年8月7日，支持与反对克隆人的科学家在美国科学院进行有史以来科学界第一次就克隆问题的正面交锋。在会场上，双方争执的气氛如此浓烈，以至于这些平时非常理智的科学家在摄像机镜头前相互高声叫嚷，差一点就动起手来。〔2〕这充分反映出，科学界对如何设置克隆技术研究与发展目标，以及在应用此项技术的方向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反克隆人”究竟反对的是什么？人们通常所说的反对克隆人，实际上并不是去反对那个虚拟的、名词意义的“克隆人”本身，而是在动词意义上反对以人为实验对象的技术操作，继而反对从事这种实验的研究者。虽然我们无法确认所有与克隆人相关的新闻报道是否完全属实，但我们应该相信，与克隆人相关的技术实践一直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着。
二、科学界的反对理由
纵观科学界对克隆人所持的反对理由，概括而论就是：克隆人研究存在着“技术不成熟”和“有悖人类伦理道德”。这两个理由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对克隆人行为坚决地说“不”！科学界为了寻求社会舆论和政府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克隆技术研究的支持，他们在这场反克隆人运动中扮演了积极而又重要的角色。其实，科学家们有一种担忧：一再喧哗的克隆人运动会严重扰乱社会公众和政府对克隆技术的支持态度，从而影响其正常发展。
1．克隆人研究的风险性
目前的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存在着难以预测和消除的技术风险，这已经成为人们在伦理学层面反对克隆人的一个重要科学依据。
（1）存在着克隆人技术吗
尽管“克隆人”概念早已在文学、科幻类影视作品中存在了。但现代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显然是受到1997年2月克隆羊“多莉”出生消息的直接启发，才产生了克隆人的想法。同时，他们从哺乳动物克隆的成功个案中看到了实现克隆人的希望。在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看来，人是动物，动物克隆技术也可能就是克隆人技术。然而，这两者之间有必然性吗？这种简单类比的合理性如何？
动物克隆技术无疑是一种现实存在。但是，存在着现实的克隆人技术吗？我们知道，技术是以其效用性为重要分类特征的。如果通过实施某种动物克隆技术能够达到产生“克隆人”的技术目标，这种技术应该是“克隆人技术”。否则，如果不能够成功地产生出“克隆人”来，即使存在着某类克隆技术，这类技术也决不应是什么“克隆人技术”。可是，以“克隆人”为目标的技术实践又为国际社会所禁止。这使得“克隆人技术”的存在与否就成为一个难以公开检验的问题。因此，人们目前的许多论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推测性的，“虚”的成份很多。
（2）克隆人将存在着较多的风险性
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公众，始终都是从动物克隆技术发展的现况来类比克隆人研究的发展前景，并作为进一步推论的逻辑基础。也即是，目前的动物克隆实验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克隆技术还很不成熟。在动物克隆实验中出现的高失败率、高风险、使用了大量的重组卵细胞、大量畸形后代以及发生排斥现象等问题，将会出现在克隆人研究中。如果仅仅通过某项动物克隆的成功个案来判断克隆技术的普遍可行性是错误的，至少是不严谨的。科学家认为，要将动物（如绵羊）克隆实验得出的技术经验，应用到人类个体身上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这种不成熟的技术“硬要”作用于人体时，克隆人的过程将充满各式各样的危险。例如，英国胚胎学家威尔莫特认为，有很多理由可以考虑到，由扎沃斯和安蒂诺里等人宣布的克隆人实验将会有同样高的失败率，正如试图进行动物克隆时那样。并且，现在或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可行的技术方法去检查动物胚胎所有基因组的发育状态。〔3〕因而，人们无法保证最后植入子宫内的胚胎是否能够发育正常，而不至于生下畸形儿或使代孕母体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另外，在上海召开的2002年国际人类基因组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指出，最早站出来反对克隆人的正是培育出克隆羊的英国科学家，因为专家们最清楚，目前的技术离克隆人还远得很。……克隆羊“多莉”的成功，经历了277头克隆羊实验失败的波折，怪胎、畸形层出不穷，这一幕如果在克隆人时重演，谁来为277条生命的夭折负责？还有，克隆动物被发现存在早衰现象，尚无法解释。不顾这一切而匆忙进行克隆人，很可能酿成大错。〔4〕从陈竺院士的言论来看，他也是以动物克隆的情况来类比未来克隆人的情况。中外科学家反复以“多莉”羊的情况来观照克隆技术的发展，这说明在此领域中没有更多的经验证据来说明问题的实质和技术风险的大小。
2．克隆人行为违背了社会伦理
对于来自社会的对克隆人行为在伦理层面的指责，科学界不可能无动于衷。受此影响的科学家就发表了类似观点，如世界医学协会主席恩里克阿科尔西在2001年8月8日发表声明指出，把克隆技术用于人类自己“有悖于人类价值、伦理和道德原则”。他代表世界医学协会坚决反对克隆人实验计划。〔5〕从另外一个角度，威尔莫特对媒体说：“试想我的妻子与我和一个复制的‘我’三人生活在一起，那就会产生一个极不寻常的关系，对我们三个人中的每个人，尤其那个复制的‘我’都将十分尴尬。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克隆人。”〔6〕
当然，科学家不是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他们不可能从伦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层面对克隆人问题展开系统的、溯根求源式的学理分析。但是，他们作为现实的社会成员，他们在“克隆人”问题上就必然有着与其他社会成员相似的感觉。这样，科学界从社会伦理层面来反对克隆人研究就很正常了。
3．克隆人行为违背了科学道德
（1）科学道德与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职责
道德属于一种社会意识，它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的总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个阶段，甚至每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7〕我们知道，古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the Hippocratic Oath）作为医师团体的职业誓约书就要求从业者：应尽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医治病人，不得有越分的医疗行为，并坚守品性与道德规范。那么，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过程中，同样要求人们遵守一定的道德原则。
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强大，对社会的渗透越来越广泛，也就越有可能引起更多的社会、伦理和法律等问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比以前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为科学而科学”、“科学不考虑效用或利益” 等说法已经不合时宜，科技工作者必须对“应该追求何种知识”、“所追求的知识应置于何种地位”以及“如何应用这些知识”等一系列问题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这些问题早就引起科学界的重视了。在1955年7月15日，包括玻恩、海森堡和居里夫人在内的5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迈瑙宣言》中，针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反思说：“我们愉快地贡献我们的一切为科学服务。我们相信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这个科学向人类提供了自杀的手段。”〔8〕
科技工作者有创新的自由和权利。但是，科学研究的自由永远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肆意行事，科技工作者应对这种创新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科技工作者不能只关心自己的研究兴趣，更要关心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这既是现代社会对科技工作者的一种强烈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应该担负的一项历史使命。其实，在1997年“多莉”羊出生之后，两大著名学术期刊Nature和Science除了报道与克隆技术研究有关的科学论文外，还连续发表大量出自科学家之手的评论文章，如“克隆：人将成为下一个”、“不要克隆人”、“风险与不确定性”、“‘多莉’的考证”以及“什么是克隆？并非你所想的那样”等。这充分表现出科学界对克隆技术发展所引起的社会风险问题的关注。今天，关心人类前途的科学家应该关注与克隆有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保证克隆知识和技术服务于社会，而不是伤害人类社会。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分子生物学家J. D. 沃森所说：“可以期待，许多生物学家，特别是那些从事无性繁殖研究的科学家，将会严肃地考虑它的含意，并展开科学讨论，用以教育世界人民。”〔9〕
在科学界已经形成如下一个规范：当一项技术在社会上有争议时，科技工作者要把社会利益放在首位来评价这项技术。还要求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要更多地考虑选题的社会价值，而不能仅仅在某种好奇心或兴趣的作用下随心所欲地从事研究，更不能从事旨在“哗众取宠”或“怪异”的研究目标，如为了“复活”死人而去克隆人或进行“人畜细胞融合”等。在2002年，威尔莫特强调指出，自从进行动物克隆试验之后，他从未考虑过进行克隆人试验，克隆人试验不仅会使被试验者冒着很大的风险，而且这种实验结果没有什么科学意义，不管从伦理道德上还是从医学上讲，都没有理由这样做。〔10〕
（2）盲目进行生物学实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人们经常谈及的一个与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相关的生物技术研究案例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伯格教授人工构成了第一个重组DNA杂交分子。不久，他的科学同行提醒他要注意重组DNA分子可能具有致癌性，带有重组分子的细菌大量增殖也有可能成为传播人类肿瘤的媒介，会在社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伯格教授就接受了同行建议，停止了自己的基因重组研究。他还在Nature上向全世界的科学家发出呼吁：在重组DNA分子潜在危害尚未弄清或在找到适当的防护措施之前，应自动停止有可能致癌的基因扩增实验。这些讨论导致美国政府在1976年颁布了“关于重组DNA分子研究的准则”，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应用进行严格管制。后续的科学实践证明，伯格等人对转基因技术的危险性估计过高。只要人们在研究和实验过程中严加控制，妥善管理，认真对待，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这些潜在危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此，美国政府在1979年就恢复了基因重组研究。〔11〕这种涉及生物技术社会利益与风险的科学争论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这既是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感的自觉体现，也开创了一种应对新技术未知风险的合理程序。为避免新技术可能引起的祸害，应该制定出必要的管理计划与伦理规范，以暂时阻止那些后果尚未得到确切了解的实验。这种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选择科研课题的主张，既是一种科学选择，更是一种道德选择。
不少科学家认为，为了某种正当目的而进行生物学实验是没有过错的，但安蒂诺里等人的克隆人行为是不负责任的。只要体细胞核移植技术的安全性还不确定，只要人们还未充分探讨与克隆人体相关的道德问题以及不育夫妇是否还能够找到其它妊娠的方法，在明知会对当事人造成某种“伤害”和“风险”的情况下，而执意去从事这类技术活动，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是一种犯罪行为。
（3）与严谨的科学精神不符
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克隆人研究以及有关报道呢？很多科学家批评说，安蒂诺里等人的研究，不仅无视目前动物克隆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风险，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也没有解释其所用的具体技术是什么，以供科学界评议。安蒂诺里等人的克隆人言行只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宣布，这与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是不相符的，却给人以“作秀”的感觉。美国《医学伦理通报》的编辑理查德尼科尔森说：“我认为安蒂诺里从来没有考虑过后代的利益，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赢得个人的声望，是为了出名才一意孤行要进行这项极有争议的实验的。”〔12〕一些科学家强烈要求安蒂诺里等人对有关消息是否属实给予切实的澄清。
事实上，在科学界有不少人对克隆人运动提出严重质疑。例如，从逻辑上讲，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瑟卡普兰教授说：“那些科学家们声称有200多对夫妻排着队，等候被带到某个偏僻的地方用克隆细胞进行人工受孕，然后他们会照料每一个成功怀孕的妇女，这一切听起来根本就不可信。”从技术上讲，纽约一家医疗中心生殖内分泌学主任马克索尔曾针对希德要克隆人一事说道：“很难想象在门诊所那样的条件下做这件事，除了引起轰动效应还能有什么别的。”〔13〕对于最近的“克隆人”新闻而言，身为“克隆援助”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布瓦瑟利耶却没有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学术背景，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与克隆技术相关的研究论文。此种情况下，她又该如何开展克隆人研究呢？试问，他们的“克隆人”出生消息的可信度又在哪里呢？〔14〕在此，我们赞同我国知名学者周国平先生说过的一席话：“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它们总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15〕科学研究不应只是一种外表非常热闹的事业，它更需要的是寂寞、孤独和宁静。
（4）反对以克隆人牟利
克隆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动力，也就是一些人想象的有关克隆人的商业化企图和潜在的巨额利润空间。目前，我们不排除那些从事克隆人实验者试图从中谋利的可能。正如世界医学协会主席阿科尔西针对安蒂诺里宣称的克隆人计划所指，现在世界上准备实验的克隆人计划涉及到许多“经济利益”，这些计划企图将克隆技术变成“大笔交易”，通过实验追求“简单的商品成果”。因此，对于打算以违背科学道德的克隆人行为作为牟利的手段，则应该予以坚决反对。
三、克隆技术研究目标的理性选择
对克隆技术和“克隆人”的论争一直在提醒着科学界，有必要对克隆技术研究目标进行理性的选择。
1．克隆技术的研究禁区
（1）人为设定克隆技术“禁区”的软弱性
近几年，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禁区”问题谈论得比较多。在不少人（包括科学家）看来，克隆人研究应该在科学技术的研究禁区内。例如，出席2002年上海国际人类基因组大会的国际生命科学巨子们呼吁，要尽快为克隆研究立法，让克隆怪胎“胎死腹中”，还认为科学无禁区，但对“克隆人”实验行为应有禁区。〔16〕其实，在科学研究中，所谓的“禁区”往往是针对某项技术目标及其应用而设定的，并且“禁区”的设定往往要由道德和法律来配合。
但是，正如在道德、法律层面上有许多被禁止的事情，而现实社会中“伤风败俗”、违规、犯罪的情况却不断发生。从长远来看，克隆人技术目标是道德、法律所绝对禁止不了的。一方面，世界各国对待克隆人的态度并不尽相同，想实现克隆人技术目标者，完全可以找到规避法律的地点。禁止克隆人的法律会驱使那些执意克隆人的人士将实验室搬到现在远离这场争论的国家去。另一方面，只禁止“克隆人”实验，而没办法停止克隆技术的一切研究，这就使设定的克隆人“禁区”呈现出很大的软弱性和易突破性。如果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发展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克隆人”可能就会出现，人类社会迟早要面对这个挑战。即使视克隆人研究为严厉的刑事犯罪，最终也挡不住“克隆人”的出生。
（2）克隆技术自身发展的限制是克隆人强大的“禁区”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思想观念无疑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将来，人们也许对克隆人的主意显得泰然处之，也许会对“克隆人”的出生表现出一种宽容态度。从表面上看，克隆人技术过程并不十分复杂，只是用成年人的细胞核替换卵细胞核，再把培育好的融合细胞移植入人体子宫，慢慢地发育而成。但是，实际的技术操作过程相当复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正如许多专家所言，即使社会允许克隆人，但目前仍有许多重大的技术问题尚待克服和解决。因此，对于“克隆人”问题的现状，更确切地说是技术上“能不能做”的问题，而不是“应不应做”的问题。克隆技术自身发展的局限性是克隆人研究强大的“禁区”。
2．极力发展治疗性克隆的技术目标
任何一项技术都可用于不同的目标或领域，这是人们争议技术价值和技术伦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克隆技术在其技术效用范围内，也可以用于不同的方向，有着不同的技术目标。但是，“克隆人”的设想并不是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研究与开发者的原初目的。对于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的动物克隆研究人员来讲，他们从事“克隆羊”研究并不在于去促成“克隆人”的出生。正如这项实验的参与者坎贝尔所说，这项研究成果的最大价值在于使改善动物品种成为可能，克隆人则违背了他们的本意。
为了减少克隆技术的社会伦理纷争，科学界早就主张把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的动物克隆技术按照最终的应用目标进行分类，区分应持的态度。科学界希望政府的有关禁令只适用于禁止旨在以产生“克隆人”为技术目标的实验，而不包括有重要价值和发展前景的“治疗性克隆”。治疗性克隆是以人体为实验对象的克隆技术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它是以治疗人类疾病和有效进行器官移植为目标，与以克隆出一个完整的人为目标的生殖性克隆有严格的不同。目前，许多科学家、科学组织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都发表声明，支持治疗性克隆的研究与开发。例如，威尔莫特等人指出，该研究正在导向编程胚胎干细胞变成特化的组织类型。这样能够用来再生神经细胞和心肌细胞，使患帕金森氏症、阿尔茨海默氏症和心脏病等疾病的病人受益。治疗性细胞克隆的潜在益处是巨大的，这种研究不应该同克隆人研究联系在一起。但是，社会公众对克隆人的过激反应可能会妨碍用胚胎干细胞来修补器官和组织的研究。〔17〕
另外，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曾发表郑重声明，支持包括治疗性克隆在内的干细胞研究。还指出这些益处可能要在多年后才能显现出来，要真正实现它们，必须通过谨慎的研究，并且这种研究应该接受同行评议。目前，由于社会对于治疗性或研究性克隆，仍有很多宗教、伦理等方面的担忧。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部门开展的相关研究，都应该在严密的审查下才可以进行。在美国，反对治疗性克隆的声音比较强烈，因而大多数美国科学家对此现象深感忧虑。如果禁止治疗性克隆研究，美国的科学事业将遭遇寒流，国家利益会严重受损。在2001年4月10日，在布什总统发表讲话催促参议院批准全面禁止人类克隆法案后，美国40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联名上书政府，要求立法支持治疗性克隆。正如Nature杂志在2001年5月发表的文章所指，美国一些反对治疗性克隆的人正在利用公众对生物技术的恐慌，但对待治疗性克隆研究的态度应该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18〕
3．克隆技术的理性研究态度
（1）去除克隆技术研究中的浮躁情结
通过对近六年来“克隆热”的思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世界范围内的生命科学界，特别是在动物克隆技术研究领域中，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浮躁情结。接连不断地有新的“克隆成果”通过媒体向社会宣布，并引起人们进一步地争论。在这种喧哗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一些研究者科学精神缺失、急功近利思想的一种表现。这种研究态度不利于克隆技术的健康发展与完善。例如，早在1998年年初，美国人希德就对媒体宣称他要准备克隆人。2001年，安蒂诺里和扎沃斯宣布要去克隆人，他们都没有做成。在2002年12月27日，归属“雷尔教”的布瓦瑟利耶在美国宣布世界首位克隆婴儿“夏娃”诞生，但她没有提供任何科学证据，还拒绝通过DNA测试来证实“夏娃”身份的真实性。正如《时代》周刊发文指出的那样，雷尔教派认为人类是外星人克隆的，与这样一个组织辩论科学、伦理、道德问题，简直是太荒谬了。在科学界无人为他们喝彩没有关系，他们要的只是“轰动效应”，从而募集到更多的金钱和追随者。但在针对克隆技术的严肃政策讨论中，他们却产生了“搅浑水”的效果。〔19〕时间推移到2004年1月17日，扎沃斯在新闻会上再次宣布：他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两个星期前已经把一个克隆人类胚胎成功地植入一名35岁的妇女体内，如果进展顺利，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母亲有望在数周内正式怀孕。由于扎沃斯此前曾多次过类似的“克隆狂言”，世界各地权威生育专家对他的“重大突破”是众口一词地质疑。扎沃斯却自诩自己的“惊人成就”堪与“人类登月”相媲美。当记者问扎沃斯为何不出示任何科学证据就急着宣布克隆成果时，他显得有些恼火。〔20〕不知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但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浮躁心态的表现。
对此现象，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再生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向中教授指出：“学术成果应该以论文形式，经过严格审稿，在同行评审的杂志上发表，特别是国际认可的一流杂志（并不只限于《科学》、《自然》、《细胞》等）。此后，才应该考虑必要的新闻媒体报道。我们看到，由于胚胎生物技术，尤其是克隆技术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一些科学家热衷于媒体的报道，甚至本末倒置以媒体报道代替了学术论文的发表。”〔21〕这就是说，科学家不能仅仅满足于通过大众传媒来宣布所谓的重大“科学成果”。例如，克隆绵羊“多莉”、克隆鼠等都是通过科学期刊宣布的，这也是媒体报道科技成果所应掌握的标准。
（2）去除克隆技术研究中的过分功利性
当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在默默无闻地艰难探索着，而是整日暴露在媒体的镜头下时，科学研究就决不成其为科学研究了。这不过是少数研究人员科研动机不纯正、过分追名逐利的思想表现。对此，北京大学的潘文石先生曾经指出，他感到科学的观念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是不一样的。一些人不知道科学是为人类创造、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为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一项事业。在今天，科学在很多地方、很多人眼里已经降低到一种谋生手段，只要拿到钱，发表更多的论文，去换取更多的名利地位就行。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拿到更多的钱。于是，有人要组织更多的研究，而那种研究说实在的只是以作为目标，而不是以解决科学的一个实质问题或是对人类有真正造福为目标。最后，潘先生总结说：“这种科学，我觉得并不是真正的科学。”〔22〕可见，过分的功利性无疑会阻碍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而作为一名严肃、严谨的科技工作者，应该切实地树立起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踏踏实实地做好各项研究工作，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3）重视生命科学基础研究
尽管人们期望着克隆技术能很快得到实际应用，为人们创造出奇迹。但是，在许多基本问题没有弄清之前，科学家们还必须继续探讨克隆技术的可行性。克隆技术的进步无疑要取决于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深入发展。没有对生命的本质及其运动机理进行长期的探索性研究而获得的更多知识，是不可能对生命个体进行正确操纵或改变的。例如，曾溢滔院士指出，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例克隆羊“多莉”的研究人员，关键在于他们的基础研究很扎实，搞清了一些理论问题，掌握了不少规律。这些虽然只是技术上的突破，却离不开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撑。现在大家都很看重科研成果，特别是那些出产品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但是，如果忽视基础研究，不掌握其中的规律，是很难成功的。基础研究带出许多技术上的革命，而技术上的革命又提出很多新的研究课题，使得基础研究再深入一步。〔23〕在科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指望“跳跃式”的一下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至2003年，DNA双螺旋结构已经发现了50周年。这50年间，生命的很多秘密已经被破译，但剩下的秘密更多，一切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因此，著名分子生物学家沃森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曾表示，今天比我们起步的时候有更多的新疆域，未来几百年中，还会有足够多的问题需要人们去应对。〔24〕只有在对生命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才可能使生物技术（包括克隆技术）的许多益人性目标成为现实。我们必须以一种“持重而平静的心情”，一项“热切而有秩序的工作”来迎接现代生物技术辉煌发展的明天。这正是科学界中的反克隆人运动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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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学全．伦理学家与科学家坚决反对克隆人实验[N]．解放日报，2002.4.15 在陈竺院士的言论中有一点儿疏忽，不是经历了277头克隆羊的失败，而是276次失败，因为产生出一例“多莉”。类似地，北京大学的李凌松教授指出，一头克隆羊的成功率是277:1，克隆人的成功率肯定不会达到1:1，就有可能出现“克隆人残次品”，那么谁该对这些“残次品”的未来负责？参见：邱闻．克隆人将诞生学界震惊 若是“残次品”谁来负责[N]，北京青年报，20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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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虎军．今后谁还相信克隆人[N]．南方周末，200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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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余晓葵．克隆婴儿可能是骗局[N]．光明日报，2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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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杨向中．治疗性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和相关胚胎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开发[J]．世界科学，2004（2）：3-6．
〔22〕黄艾禾．我为什么反对克隆大熊猫——对潘文石教授的访谈[J]．三思评论，1999（5）：93-102．
第13篇
王海港（1972-），男，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物理教育
摘 要：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占据着显要的地位。目前国内对于物理学教育的开展采取阶段性的措施，现行的高等教育中越来越少出现物理课程的影子。然而，物理学深层次中的文化含义及其精神要义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重要的作用，针对基于内在文化的物理教育的研究能够帮助人们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大自然的本质，促进时展。
关键词：物理文化；物理教育；教育策略
物理教育在当下的教育环境中面临诸多问题，在国内物理教育体系不够完善的条件下提高全民整体的物理素养，培养出多层次的物理学人才才能克服不利局面。而现实中低层次人才对于物理常识的匮乏，高层次人才对于自然理论、物理学主体文化的认知不足已经开始对自然科学的进步产生影响。从根本上了解基于文化的物理教育的特点，开展物理教育的转变和改革，增强物理教育的实用性，突出物理教育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指导意义，在长远的未来里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物理文化
1.物理文化的内涵
在自然科学的诞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中，由各国的自然科学家、爱好者等共同认识并且总结出来的一种被多数人广泛接受的了解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即是自然科学文化。物理自身就是文化的一种。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独立出的一门专业、系统的自然学科，而物理文化即是所有从事物理学研究的人们普遍认同和接受的一种文化。物理文化的范围涉及到现有物理学从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实验仪器到物理学定律、公式、语言、符号再到物理学的科研精神等方方面面。
2.物理文化教育的现实意义
在人类漫长的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总结出了一套相对完善和科学的方法。作为其中的一种，物理文化是人类认识自我必须具备的素养。那么，将物理文化教育看作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就有了很现实的意义。
（1）掌握必要的物理常识，使得人们拥有一个严谨、理性、逻辑性强的思维能力，对于其他学科的学习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和助力。
（2）拓宽学生认识世界的视野，从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对比世界、社会和人类自己的发展规律，换一种角度去理解万物的存在。
（3）物理文化的凝结本身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实例，对学生理解科学精神是一个具体的参考。在对目标的不停追寻中，教会学生如何将主观的想法转化为客观的理论，如何将模糊的概念发展成为科学的思想理论。
（4）物理作为自然科学的一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必将经过大量实验的证明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这种特性使得学生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端正对待科学的态度，同时也能更加理性地看待社会和人生。
物理文化的教育能从多种角度去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促进学生高尚品格的形成、帮助其养成科学思维逻辑等不同能力，最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基于文化的物理教育特点
1.物理学历史的厚重与启发
物理学整个发展历程，几乎伴随着现代社会进步的每一个阶段。对于历史的掌握和认识决定着学生未来学习的方向和目标，通过历史中伟大人物的真实例子将物理学的脉络一一铺开，这会系统而又形象地展示给学生一个充满活力的物理学。而这样的历史教学经验也可以运用于其他学科的教学工作当中。
2.对于物理文化素养的侧重
造就一个高素质的人才，要从最深的地方挖掘个人潜力，物理文化教育围绕文化素养、科学精神、研究方法、态度、创新意识展开，是与其他基础学科不尽相同的地方。
3.重视物理文化与实验的结合
书本知识永远是落后和陈旧的，理论知识的吸收是要靠实验操作去保障和检验的，教学课堂内外的完美结合是现代物理教育合适、高效的方式和观念。
三、基于文化的物理教育策略
1.转换传统物理教学思维
中国传统文中对于物理科学的重视程度几乎可以忽略，这导致了千百年来形成的轻视自然科学的恶劣氛围。进入工业化时期，中国从闭关锁国的环境中走出来，认识到“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加大了国民教育中自然科学所占的比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拥有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物理教学体系。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原有的模式已经渐渐跟不上时代的脚步。物理教育偏重于基础知识和物理实验，对于内涵的物理文化和物理研究科学精神没有足够的关注。而且现有的教学体系在中学以后就更少地关注物理，造成了学生对于物理学这一至关重要的自然科学的陌生与无知。对此，物理教育应该转换传统落后的教学思维，将物理文化提升到与基础知识学习、实验操作同等重要的地位，造就真正理论深厚、高素养的物理人才。
2.丰富教学手段
物理学代表了人类认识自然的观念，单靠死记硬背，不能运用一个科学的思维逻辑、学习方法去理解记忆，融会贯通，最终造成的结果往往是学生们缘木求鱼，不得要领。
虽然现在的物理教育已经认识到实验操作的重要性，但习惯性闭门造车，不和外界交流，学生更不能了解世界范围内最新、最权威的物理学信息。对此，物理教学者应该注意：（1）加大对于实验设备的投入，大大增加实验课程在教学中所占比例，必要时候可以将实验操作与物理文化学习融合，更有助于学生能力的提升。（2）创造多样的学生与外界交流机会，展开良好的互动，比如：举办多级别物理知识竞赛、开展物理学讲座、开办以物理学为主题的夏令营、趣味实践活动等，以此极大地增强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拓宽学生的认知范围，使学生有时代主人翁的参与感和责任感。（3）现代化教学设施的利用，比方说组织学生观看物理学相关影视资料、参观科技馆、学生自我展示等，来增强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沟通。通过电视、网络、多媒体等现代化手段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留下深刻具体的印象，以此加深记忆程度。
3.加强实验与文化的融合
物理学是一门讲求真知灼见，用事实说话的学科。理论文化与实验的互补保障了物理学这一学科严谨态度的实现。在教学中，即便一个人掌握了足够深度的知识理论和物理文化素养，也拥有不错的实验操作能力，但是如果不能将这些要素综合运用，那这个人仍然是在用一只脚走路。所以，加强几者的融合，从根本上把这些要素变成学生自己的能力，随用随拿，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复制。
4.鼓励学生探索发现
物理学就是人类对自然世界的好奇，经过不断追求探索形成的结晶。所以，从这个概念上讲，物理学教学也应该遵循这样的理念。在现实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应该积极鼓励学生骨子里就具有的好奇心，不要轻易否定学生的想法，应该降低自己的位置，隐身在学生背后，帮助学生去发现自然世界的种种奥妙，这比起教师自上而下的单方面知识灌输要有效的多。
结论：
经过上述讨论，我们不难看出，将物理文化教育渗透到物理教育的每个方面，既要保持对于物理科学的现有意识，更要增强教师、学生、学校对于物理文化的认知。两者的协同并举既能丰富日常物理教学的内容，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又能加深物理教育的内涵，使得物理教育在多姿多彩的氛围中达到良好的效果。（作者单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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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学建.浅谈中学物理教学与学生科技意识的观念培养[J].祖国建设版，2013（01）：145-146
[3] 凌峰.转变教学挂念，搞好物理教学[J].试题与研究，2013（06）：8-8
第14篇
关键词：风俗 文化功能 民俗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且地域辽阔的文明古国。各地区、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民风民俗，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深受风俗的影响。
此外，风俗的自产生以来就与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有着众多共同的特性和内容。所谓“民俗者，风俗也”。我们可以将已有的民俗研究成果应用到风俗的研究上来。本文便是运用此方法来对风俗的文化功能进行探讨。
一、 风俗的定义
风俗是我国一个古老而重要的文化概念，自其产生之日起便与我们有着密切联系，并且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它有着独特的起源，发展与传承历史。
“风俗”“民风”等词最早见于《礼记。王制》：“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外，《诗经》《管子》等文献也有许多记载有关风俗的记载。至汉代，“风俗”一词则已普遍使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有关风俗的文史资料，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风俗通义》等。这些资料不但记录了当时的风俗，而且对风俗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探讨，使得风俗的研究进一步发展。汉代以后，我国有关风俗的著作更是不断出现，如《岁时广计》、《东京梦梁录》、《清嘉录》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风俗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是密切联系的，风俗对人们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进行文化规范的作用。综合中国古代的风俗观，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学者对风俗有两个典型的概念：一是如《周礼》所说：“俗者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一是如《风俗通义》所说，：“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风俗的这两种解释都有其合理之处，他们 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风俗的特点。前者主要从文治教化的角度出发，是就风俗形成的社会动力而言；而后者则主要是从自然和 社会两个方面对风俗的产生作出解释，认为风俗兼具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
在近代社会，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风俗的内涵发生了许多的变化，近代学人对风俗的研究也更为关注。1910年张采亮写成中国第一部风俗史――《中国风俗史》，它以风俗为线索，将政治文化，典章制度，文人风气，生产方式，生活习俗融为一体，以历时的角度，建构中国通史，体现出中国固有风俗概念在接受西学的影响后，发生的独特变化。1922年胡朴安著《中华全国风俗志》，他通过对中华各地风俗的详细记载，既突出了我国风俗的整体性，体现出风俗中的国家意识，又显示出了我国各地风俗鲜明的个性特征。1923年北京大学成立的“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也在旨趣中写到：“风俗为人类遗传性与习惯性之表现，可以觇民族文化程度之高下；间接即为研究文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之良好材料。”
而现在，我国对风俗的定义则主要集中在各类学术著作以及各类辞典中，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辞海》为代表，说：“风俗：历代相传积久成习的风尚、习俗”；另一种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代表，说：“风俗：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的总和”。
简而言之，风俗是在一定的社会共体中，人们普遍公认的，积久成习的各种行为方式的总和。它是一种社会文化传承，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
二、风俗的特征
风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征。这些征主要表现在：
（一）风俗具有社会性
风俗的产生是人民群众集体创造的结果，是得到特定群体认可、接受和传承的文化事象。任何单个人社会行为是不能称为风俗的，只有当这种行为得到其所处社会群体的认可和接受，它才能成为一种风俗。风俗的社会性也可理解为群众性。
（二）风俗具有地域性和多样性
中国文化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风俗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也必然深受地域的影响。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便是对风俗地域性的形象说明。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我国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性风俗。例如，我国南方和北方民族的居住习俗就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另外，我国的风俗也是多种多样的，这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地区，民族有不同的风俗，甚至同一地区，民族也有不同的风俗。风俗的地域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风俗的多样性。
（三）风俗具有传承性和可变性
风俗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传承，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连续体。同时，风俗还具有相对稳定性，一旦形成便不会轻易改变。然而，由于风俗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等相联系的，所以风俗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变异。“时异俗易”“移风易俗”等词就体现出风俗的这种可变性。总之，风俗是在传承与变异的统一体中不断发展的。
三、 风俗的文化功能
关于文化的功能，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文化根本是一种手段性的现实，为满足人类需求而存在。”风俗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领域，充分认识并把握它的文化功能，才能有助于它的传承和发展，才有利于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增强我国文化的活力，从而使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的精神面貌更加积极向上。具体来说，风俗具有以下的文化功能：
（一）风俗具有塑造共同的民族心理，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的功能
风俗具有社会性，任何一种风俗事象都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和习俗。个人的生活习惯，爱好和他所要遵循的礼仪等，只有与社会习俗相结合，社会才会给予承认，才能融入到社会的风俗之中。由此可见风俗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文化，它是人民群众生产与生活领域的一个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民族心理与民族精神。另外，由于风俗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使得它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能够不断强化每一个国民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例如，我国传统的家族观念强调“精忠报国”，教育子孙后代要热爱祖国，珍惜家人。顾元明先生也指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待人处事无不反映着民族精神”。
另外，风俗总是和一定的社会群体相联系的。因受同一种风俗观的影响，这些社会群体便容易形成共同的价值观，民族观。因此，像春节、端午节等对全国都有影响的风俗则更容易使中华民族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风俗具有教育规范功能
风俗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传统，它有着教育大众，规范人们行为的双重功能。它的这种功能在人们成长的过程中表现的十分明显。例如，一个人出生以后便要接受“诞生仪礼”，成年后则要经历“成人仪礼”，紧接着又要经历“婚姻仪礼”，人死后则又有“丧葬仪礼”。此外，在人的一生中，他还会受服饰风俗，岁时风俗，村落风俗等的规范和影响，从而不断实现人的“社会化”。因此，我们认为风俗既塑造和影响我们的人格，同时又规范我们的行为。风俗的教化规范功能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互为补充，对人的成长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三）风俗具有历史功能
风俗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创造和积累，是活的社会“化石”，它记载着人类社会传承和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功能。其次，风俗本身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反映出各个时代的时代特征。例如，我国历史上很多有关记载风俗的著作在今天已经成为研究各个朝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另外，对于那些依靠口头传承的社会风俗，其历史功能更是体现的突出。例如，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创世纪》以及各类神话叙事诗不仅反映出这些民族的原始宗教观，而且还记叙了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史，至今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四）风俗具有文化认知和审美功能
通对风俗事象的考察研究，我们对特定时代和特定领域里人们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识，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及其文化心理将会有更深的理解。风俗作为一种特色的文化事象，其文化认知和审美功能是十分突出的。例如，我们通过传唱各种民谣则可以体会到古代劳动人民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再如，我们通过写春联，画年画则可以感受到中国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也可以感受出中华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文化心理。由此可见，风俗是我们认识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五）风俗具有娱乐功能
风俗既是人民物质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许多的娱乐活动，从而达到放松消遣，愉悦身心的目的。风俗的这种娱乐功能又以节日风俗和竞技风俗表现的最为明显。例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傣族的泼水节等。另外，风俗的这种娱乐功能也使得其生命力更强，影响更大。至今天，很多少数民族的风俗正是因为其娱乐功能才逐渐走入大家的视线，为大家所熟知。
总之，风俗的内容和特征是多种多样的。同样，风俗的文化功能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对风俗文化功能的深入探讨，我们进一步发现了风俗的巨大作用与价值，也发现了风俗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待风俗，我们应采用辩证的观点，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面对传统风俗不断消失的现状，我们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护我们的文化生态环境，使我们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发展，从而使风俗的文化功能得以继续正常发挥，使我们及我们的子孙能在良好的风俗中健康成长，快乐生活，使我国的文化更加和谐而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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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篇
[关键词]期刊分层期刊评价历史社会学解析
[分类号]G250
1 分层的客观性与期刊分层
分层最初是一个地质学概念，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社会学借用了这一名词，创造了社会分层的概念，用来分析社会的纵向结构，也像地质构造一样分成高低有序的若干层级。“社会分层”一词的起源不甚明了，约在20世纪20、30年代由索罗金、金斯伯格、盖格等开始使用。当代社会学所说的社会分层主要是指依据一定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社会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层级的过程与现象。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一直以“天赋人权、人人平等”为口号来整合社会，然而“追溯历史或探寻宇宙，人们还未曾发现完全无等级的社会”。分层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属性具有客观实在性。与其他事物一样，分层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促使社会要素在各个层面协同完成既定的社会功能，保持社会稳定和持续(功能主义)；另一方面导致社会内在紧张和社会变革(冲突理论)。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来说，“分层能使人们把握社会系统的主要力线”。
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认识社会的特定视角。期刊是人类交流科学知识的社会化系统，对于同一个专业领域的期刊，在主办机构、编辑队伍、审稿专家、作者群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别，直接导致了期刊办刊条件的差异，影响期刊的学术水平。学术水平的不同使得期刊在学术共同体中所获得的认同度产生差异，认同度的差异直接导致期刊的地位差别。因此，期刊分层是社会分层在期刊界的自然延伸，“期刊的级别是期刊的一种属性”。正如严建新所说，科学技术期刊在学术维度上的分层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即使没有公认的分层标准，学术共同体中的成员对本专业不同期刊的学术水平也会有一个模糊的共识。
2 我国期刊分层的历时分析
我国常见的期刊分层模式主要有三种：①按期刊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划分；②按期刊是否获奖划分；③按期刊是否是核心期刊划分。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简称《总览》)，这是我国期刊分层标准嬗变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期刊分层的主流是依据刊物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在此之后，期刊分层的主流是依据一种期刊是否属于核心期刊。按照是否获奖对期刊层级的划分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中国社会有着浓厚的“官本位”传统，政治一直居于社会生活的中心，社会生活的其他要素一直围绕着政治稳定的目的不断地优化重组，行政级别一向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认同。我国对科技期刊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实行基于行政级别的分级管理制度。虽然“这种分级不是以期刊质量、学术、技术水平为划分依据，而是从期刊髓记的行政管理机构来确定的。因此，不能说地方性期刊的质量、学术、技术水平低于全国性期刊”。但是，“国家”、“地方”的行政分级管理方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认同感，亢接为科研管理部门根据期刊的行政级别对期刊学术水平进行判定提供了合法依据，进而导致了基于期刊行政级别对论文学术水平的评价。一些学者指出：“长期以来，在申报、评定科研成果及晋升职称工作中，虽然国家并无规定，一些单位却按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划分刊物等级，并据此判断科技论文的学术质量，而且颇具普遍性”。
虽然这种行政性的期刊分层方式不是最合理的，但是在没有更好的期刊质量分级出现之前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国家级期刊的主办单位大多拥有较为雄厚的物质资源，这为主办一种优秀的学术期刊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国家级的期刊主办单位拥有强大的智力资源储备，汇集了大量的学术精英。他们用较高的学术鉴赏力对期刊稿源进行审核，从而为期刊学术质量提供可靠的保证；在缺乏优秀稿源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就可以成为文稿的重要来源。这些独特的优势是地方性期刊所不能比拟的。
1991年6月，国家科委新闻出版署颁布了《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第六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期刊，按期主管部门分为全国性期刊和地方性期刊。全国性期刊是指国务院所属各部门、中国科学院、各派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主管的期刊；地方性期刊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委、厅、局主管的期刊”。这一文件的颁布，成为以行政级别对期刊进行分层的合法依据，标志着以行政级别为标准的期刊评价方式发展到顶峰。
物极必反，在以行政级别进行期刊评价走向顶峰之时，一股孕育了十多年的潜流在默默涌动，正准备取而代之，走向期刊评价的前台。这股潜流就是核心期刊。
核心期刊是一件“舶来品”，其理论基础是布拉德福定律；也有学者认为布氏定律和加菲尔德的引文分析理论、普赖斯的文献增长与老化定律(特别是研究峰值理论)三者共同构成了核心期刊的理论基础。
1973年，《国外书讯》杂志率先译介西方的“核心期刊”理论及国外科技核心期刊表。20世纪80年代，国内图书馆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信息的选择和收集问题：一方面期刊的数量和价格均在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建设刚刚起步的国家无法为图书馆提供更多的经费来应对期刊数量和价格的增长。如何以有限的经费实现文献收集的信息密度和使用价值最大化成为整个图书馆界最为关心的问题。核心期刊理论使图书馆界看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曙光。图书馆人本着“学以致用”的目的纷纷投入到核心期刊的研究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核心期刊遴选指标和遴选方法的研究不断深入，80年代末，“核心期刊”由一个“舶来品”顺利实现了“本土化”着陆；核心期刊的概念也在“本土化”进程中逐渐渗透到图书情报界以外的学科领域，特别是科研管理界。
核心期刊的影响力之所以能成功地从图书情报界拓展到整个学术界，是自身特质与时代要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核心期刊的理论基础是经典文献计量学定律，主要根据载文指标和引文指标测量的数据而得到。马克思说：“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基于统计数据的核心期刊披上了“科学”的神圣外衣，这使它比基于行政级别的期刊分层方式的科学性大大增强。1987年以来，中国科学界开始采用国际通用的科学计量指标评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实绩。核心期刊作为科学计量的期刊分层方式，迎合了科研管理部门定量评价的管理需要。
在学术界，研究人员一直存在着弱化行政对学术进行干预的要求，对基于行政级别的期刊评价方式诟病已久。有学者指出这种评价方式“阻碍科研成果的传播速度，影响众多期刊提高质量的积极性，影响评奖、评职的公正性”。因此，学术界强烈要求建立基于学术水平的评价机制。核心期刊理论所使用的文献
计量指标满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弱化行政评价的要求，而且其中的引文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研究人员对学术水平进行评价的需要。在期刊编辑界，核心期刊的“动态性”打破了基于行政级别的静态期刊分层，引入了竞争机制，势必得到广大处于行政弱势地位的期刊编辑人员的支持。
虽然自核心期刊引入科研评价领域之后，也引起了期刊编辑界、学术界的不少非议，但是核心期刊已经成为当前期刊评价和科研成果评价的主流却是不争的事实。
3 现行期刊分层方式的局限性
从基于行政级别的分层模式到基于核心期刊的分层模式，期刊评价完成了静态分层到动态分层的转变，这无疑是我国期刊分层体制的一次巨大进步。而且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研究成果从行政评价转到学术评价。然而，核心期刊作为期刊分层和研究成果评价的工具，也受到学术界、期刊界的质疑和批判。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考察。
3.1 分层目标和使用目的的背离
我国的学术期刊大都集中在首都和省会城市，为了便于对期刊进行审批和管理，根据期刊的主办单位的级别向不同级别的出版管理机构进行申报批准，产生了“国家”、“地方”的期刊层级差异。这种分层方式本身不具有任何学术水平评价的成分，也并非为了评价期刊的学术水平服务的，更毋庸扩张到由期刊的学术水平进而判定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因此，基于行政级别的期刊分层方式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如前说述，核心期刊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如何以有限的经费实现所收集的信息密度和使用价值最大化，它的原始功能在于“获取高密度的情报源”，从而有利于专业图书馆建立基本馆藏，指导读者浏览专业期刊。虽然引文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期刊的学术水平，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并非纯粹的对期刊学术水平的评价”。
无论是基于行政级别还是基于核心期刊理论的期刊分层方式，它们的本质目的都不是为了评价期刊和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而设立的。这两种期刊分层方式均被科研管理部门借用，作为评价科研成果的手段和工具。分层目标和使用目的的背离，是导致学术界对这两种期刊分层方式批判的根本原因。
3.2 二元对立的期刊分层观及其导致的结构紧张
基于行政级别和基于核心期刊理论的期刊分层方式，产生了一个共同的后果――二元对立的期刊分层观。尽管有些学者将基于行政级别的期刊分层引申为“中央(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的三级结构，但是仍然无法摆脱“中央”与“地方”的基本分层格局。核心期刊所导致的二元对立的分层局面更为明显，通过各种核心期刊表的确定，全国的学术期刊“以是否‘核心’被区分为两大壁垒”。在现行评价系统和研究人员投稿动机的共同作用下，二元对立的期刊分层观导致了期刊界的结构紧张。
现今，许多学术机构将核心期刊作为科研考核的一种标准。一家期刊是否被评为“核心期刊”，直接关系到期刊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果一份学术期刊未被评为核心期刊，则意味着刊登的论文无法得到评价系统的认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研究人员在投稿时会将非核心期刊作为自己的第二选择。优秀稿源是期刊发展的生命线。在现行的社会评价机制和研究人员的个人选择机制的共同作用下，非核心期刊无法或很难竞争到一流的优秀稿源，选稿也成为一种吃核心期刊“剩饭”的过程。
在面临稿源困境的同时，非核心期刊还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订购量的不断下滑。学术期刊的主要购买者是图书馆，核心期刊的原始功能就是为图书馆订购期刊提供依据。一份学术期刊如果不是核心期刊，也就意味着丧失了众多的图书馆买家，结果导致发行收入的锐减。虽然我国的学术期刊的办刊经费主要来自于主办单位的拨款，但是核心期刊评定导致的非核心期刊发行量的下降，无疑剥夺了期刊争取更好的办刊条件的可能性。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的常务副主编宿伯杰说：“1993年，笔者所办的期刊的收稿量和订数分别比1991年陡降30％和3l％，至1996年，定数比1991年下降了52％。这与1992年《总览》的出版有立竿见影的因果关系。”一些学者也指出：“这种将学术期刊腰斩为二(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并将之与学人的利益挂钩的做法，实际上使得学术期刊界原本有序的自由竞争变得非常不公平，学术资源的分配和流向完全为所谓的核心期刊所左右”。最终在学术期刊界产生了核心期刊的“马太效应”和非核心期刊的“贫困恶性循环”，致使学术期刊被划分二元对立的“核心”与“非核心”两大阵营。
3.3 粗放式的分层结构无法胜任科研成果评价的使命
期刊编辑界、学术界除了从学理上“质疑‘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认为核心期刊作为期刊评价和科研成果评价的工具是“无可奈何的功能误用”；还从形式上对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展开批驳。
基于行政级别期刊分层将“期刊只划分为国家级、省市级期刊”，基于核心期刊理论的期刊分层将“期刊级别只划分为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这种二元对立的粗放式期刊分层模式未能做到“拉开档次”，“不适宜在大范围内笼统采用，不然就会出现《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音乐教育》平级的滑稽现象”。钱荣贵也指出：“现行的‘核心期刊表’没有对入选期刊进行分级处理，是不是发表在同一类‘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其学术质量都一样呢?显然也不是如此。”
因此，这种二元对立的期刊分层模式作为期刊评价和研究成果评价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较低，不能很好地胜任期刊评价与科研评价的职责、完成科研评价对学术研究进行有效导引的社会使命。
4 期刊分层对核心期刊理论的坚守与拓展
期刊分层是一种客观现象。朱克曼认为：“在科学界，分层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个人、团体、实验室、科研机构、大学、期刊杂志、研究领域和专业、理论、方法等等都依照威望高低划分了连续又界限明确的等级”。
“社会地位构成了社会分层的标准”，“决定了个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依据社会地位的差异，我们可以把握社会基本结构以及由它制约的社会运行状态。期刊分层的标准是什么?现行的主流期刊分层方式――核心期刊理论，从文献密度和引文规律两大维度揭示了期刊的分层现象，它是否能够准确揭示期刊的结构特征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会产生载文和引文集中与分散的规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更为合理地界定期刊分层、揭示期刊结构的标准是什么?哪些因素会对这一分层标准产生影响?期刊个体通过何种机制获取这些有利的影响要素，实现自身在层级结构中的流动?作为期刊分层的结果，被揭示的期刊结构能否作为期刊评价和论文评价的工具，从而使其具有学术评价的功能?这些正是期刊分层研究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
期刊分层，不是要现有的核心期刊理论；而是在现有的期刊评价实践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分层和核心期刊的相关理论，从学理上对学术期刊的层次结构
进行更为准确的揭示和阐释。从本质上说，期刊分层是对核心期刊理论的坚守与拓展。
4.1 对核心期刊理论的坚守
期刊分层理论秉承核心期刊理论的基本逻辑前提――期刊界存在着等级差异的层次结构。对差异的承认与揭示，使核心期刊在期刊界引入竞争机制成为可能，“使得众多的学术期刊从过去那种缺乏外在评价、自我感觉良好，转向了以提高学术质量、吸引优质论文、优化学科选题、增强编辑责任为目标的追求”。期刊分层将继承发扬核心期刊的期刊评价功能，推动期刊界的有序竞争。
期刊分层继承核心期刊的学术评价功能。陆伯华认为：“核心期刊的功能归结起来有两点：一是管理功能；另一是评价功能”。在人类进入信息爆炸的叫代，作为学术界正式交流系统之一的期刊，其不可推卸的功能体现在“首先评价知识，其次传播知识”。一份经过严格评审的期刊论文，“它的首要功能是作为一种知识声明，宣布它已经得到科学家的同行的评价和承认；其次要功能是传递信息”。因此，期刊“最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质量控制’，而不是速度”。可见，期刊对研究成果的评价功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期刊分层通过对期刊结构的揭示，有利于比较论文之间的学术水平，具有学术评价的功能。
布迪厄认为：“众所周知，科学仍朝着取得完全自主化的目标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能把社会审判乔装成科学审判，为特有的社会越权现象披上了科学的理性外衣。”对于期刊――这个科学交流的特殊“场域”来说，核心期刊理论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它将对学术期刊的评价权从基于行政级别的“社会审判”手中夺回，初步建立了学术期刊基于载文指标和引文指标的“科学审判”机制，增强了“科学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期刊分层坚持从学术共同体的集体利益出发，坚守期刊评价权回归学术界这一基本立场。
4.2 对核心期刊理论的拓展
期刊分层研究，不仅继承核心期刊理论的优秀传统，还从内容和形式上对核心期刊理论进行完善。
核心期刊的理论基础是文献离散与分布定律，核心期刊的判定主要依据文献计量学的指标。因此核心期刊的确认主要是对大量的期刊文献所呈现出的数理规律的宏观描述和显示；换言之，核心期刊的划分，是从文献出发的，无关社会，所以核心期刊的分层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屏蔽了社会因素的干扰，呈现出文献资源的某种原生态。以《总览》为例，它所使用的指标从1992年版的3个扩展到2008年版的9个，从这些指标“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核心期刊’的遴选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和选取期刊的：一是期刊的载文数量；二是期刊的载文质量”。这种评价模式的前提是将期刊视为一个独立运动的主体，指标所反映的实质是期刊本体的特征，各种指标的取值成为期刊本体特征的量化反映。然而，这一评价模式的重大缺陷之一在于，忽视了社会性因素对期刊学术水平的影响。学术期刊作为学术共同体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它始终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分层以及不平等必然会影响和干扰到期刊的生态和发展。因此，学术期刊中必然存在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其在中观和微观层次上表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核心期刊理论成为主流期刊评价模式之前，基于行政级别的期刊评价之所以能够盛行很长一段时间，正是因为它对影响期刊学术水平的社会因素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肯定；而核心期刊的分层方式，完全抛弃了这一优点。社会分层理论在核心期刊理论中的引入，能更真实地反映学术期刊的环境和生态。由此产生的期刊分层理论能对核心期刊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充和完善，从而使其更贴近真实的期刊生态。
传统的“一刀切”式的期刊评价方式，不仅导致了期刊两大阵营的紧张与对立；这种粗放式的二元结构也不利于期刊评价功能的发挥。事实上，思想界早已对二分法在认识论中的局限展开了深刻的反思，这也是当代社会学界对社会结构认识以“阶层”分析代替“阶级”分析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期刊的评价，理应打破二分法的限制，树立多元层次观；从粗放式的期刊分层结构突破到精细型的多元结构，以便更为真实地反映期刊的结构特征。期刊的集团性结构的呈现，有利于完善期刊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功能；同时，也有利于完善评价机制对期刊个体的激励功能。根据弗鲁姆的期理论，激励的效果受三个变量影响：努力――绩效的联系，绩效――奖赏的联系，和吸引力。现行的核心期刊理论，对于处于上层和底层的期刊均无法发挥期评价的激励功能，只能对处于结构中层的期刊产生激励效果，促进他们为进入核心期刊集团而做出努力。多元分层观的期刊分层理论，有助于期刊个体进行更为准确的自身定位；有利于管理部门根据期刊的不同层次，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评价方式，全面发挥期刊评价对期刊个体的激励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