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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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1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

不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质量与价格都是消费者最为关注的重点[3]。根据消费者的这一需求，应逐步规划并建立一系列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在生产基地中，进行无公害农产品的培植，建立一个绿色的农产品生产基地。除了培植较为常见的品种之外，还可以在生产基地中培育一些因地域限制不易在室外存活的农产品品种。在农产品的招商方面，应给予潜在商家一定的优惠政策，让商家能够通过最小化的投入实现最大化的收益。同时，也为无业人员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1.2提高农业人才储备

市场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市场上投入更多的复合型人才与高素质人才。只有不断提高农业人才的综合素质，才能提高农村企业的管理水平，实现企业的高水平发展。在农业人才的选拔上，应实行竞争上岗制度，避免腐败问题的发生。对于企业内部的高水平人才，应通过物质奖励等方式进行激励，遵循贡献越高回报越高的原则。同时，对所有人才实行淘汰制，做到奖惩分明。企业内部应定期进行培训，做到与时俱进，提高自身的人才储备。

1.3建设龙头企业

农产品加工产业的发展，使农村企业实现了产业化经营。农村工业化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方向[4]。因此，应按照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在农村企业成员中，着重培养一些龙头企业，不断推动农村经济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不断将先进的科技与一流的管理模式应用到龙头企业的建设中，坚持企业自身的特色，提高企业在农业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企业的市场规模，也能获得较好的市场效益。在龙头企业的建设过程中，应建立农副产品的生产与加工基地，保证农产品与副产品投入市场的品质，使其受到市场的欢迎。

1.4制定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我国在加入世贸后，市场的规范化使我国的市场农业经济体系日趋完善。然而我国农产品的流通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5]。由于我国农产品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导致我国还没有完善的农产品生产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质量标准的缺失，使市场无法对农产品进行有效的评级。同时，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农产品的经营与销售进行规范。为了保证市场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应根据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完善我国市场农业经济体制的建设，制定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规范农产品的销售行为。

1.5结合市场需求

在市场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应围绕市场，根据市场的需求开展农业生产，建立农业生产基地，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与农村企业的集团化发展。密切关注市场的变化，针对市场需求量比较大的农产品，应按照地域优势规划并建立一系列农产品生产基地。对于主导该农产品的企业进行重点扶持，建设企业的龙头，推动企业集团化发展。农村企业的集团化发展，更有利于农产品资源的集中，实现农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同时，也有利于农副产品的开发，实现农产品增值。此外，应不断转变思想，在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及时对市场的消费能力做出预测。由于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依然受到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导致农产品生产者一味追求产量，而忽视了市场的消费能力。农业市场经济想要获得发展，企业就必须按照市场的消费水平来决定产量。

2结语

第2篇

相应的经济统计制度没有落实到实处。当前很多农村的村干部并未意识到农村经济统计工作的重要性，也没有对经济统计人员的相应权利与职责划分不清，这直接导致经济统计制度落实不到位。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统计人员的综合素质不高，使得其在很多工作上都要看领导的脸色开展工作，而将各种经济统计工作的规章制度丢弃到一旁。当前在农村，村干部经常会对村庄的经济数据不加重视，从而使得很多的统计活动没有进行及时的数据审核，导致出现很多的数据根本无法进行查询。

二、农村经济统计工作的改善对策

一是各级领导应当对于农村统计工作的重要性加以重视。在具体的施政工作中，各级领导应当将农村经济统计工作纳入到日常的工作事项当中，通过详细的工作计划制定，从政策、方法、资源等多方面给予农村经济统计工作以大力的支持。除此之外，相应的统计部门也应当为农村经济统计工作争取到足够的政治资源支持，从而从根本上避免统计工作处于弱势地位的局面，逐步建立起自身在政治领域的应有地位。这种地位的建立实际上也能够更好的发挥出自身对于解决政治、经济难题方面的巨大作用，为各级政府提供大力的帮助。

二是对农村经济统计工作提供大力的软硬件资源支持。农村经济统计工作有必要与各级政府的局域网形成统一的连接，并且各级部门也应当为农村经济统计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计算机软硬件设施，建构起互联网络，从而逐步形成网络化的办公条件，提升工作效率。从资金支持来看，有必要设置专门的经费项目来支持农业经济统计工作，这种经费项目的设置应当充分考虑到统计人员、网络维护、知识更新、业务培训等多个方面的需求，为农村经济统计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

三是对于农村经济统计工作的各项制度应当及时有效的加以落实，对出现问题的地方，应及时找出原因，对相关责任人给予处罚。为了确保各项制度的落实，各级政府就必须对这一工作加以重视，应当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农村的经济统计情况举行听证会，并抽查相关的统计数据，从而确保经济统计制度能够得到科学执行。在抽查过程中，对于发现问题的地方，应当对于相关责任人进行严格的惩罚，决不姑息。另一方面，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基础上，也要对于经济统计制度执行较好的农村给予物质及精神上的奖励，并以此作为典型，来加以宣传。

第3篇

1.1农村劳动素质不高

目前占社会主流的是70、80和90年代，他们大多受到良好的教育，尤其是90年代几乎都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他们的思想观、价值观都与老一辈不一样：习惯了热闹、便利的城市生活，厌弃相对闭塞和劳累的农村生活。这使得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而参与农村经济建设的只有年迈的老人和孱弱的妇女儿童，他们不论在体力和智力上与健壮的中年人和青年人都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不会将新型机械作业、种植培养技术应用到生产实践上，这大大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2农村土地利用率低

众所周知，我国幅员辽阔、耕地面积广阔，但很多地区都是山地与平原交错的丘陵地区，加上人口分部不均匀，耕地面积与人口不成正比，产生了大量的小农经营，它具有分散性和独立性，并且保留着大量的传统生产关系,这些都使得无法大规模开展机械作业，大大降低了土地资源利用率，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2农村经济管理的改革措施

现阶段，虽然我国经济总体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国农村经济管理模式仍存在较多问题，我国农村经济管理现状仍不容乐观，要使农村经济管理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协调，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是否能解决好农村经济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于是在针对以上几点现状的分析和总结，笔者也在此提出自己的几点建议，为农村经济长足发展略施绵薄之力。

2.1提升农村经济劳动素质

在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下，人的能动力是最主要的，提高农村经济劳动素质就是改革的前提。针对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现象，研究者表示需要大大提高农村土地种植的经济效益，提高农民种植的补贴，加大相关技术和设备的投资，使得农民在农村也能满足其生活的需要。还要定期的对村民开展技术培训课，确保各乡镇里都有专业人员对农业生产进行及时指导，同时，要对有改革意识和在生产实践上有创新的人员进行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以此来鼓励他们自主学习和研究新型的农业机械设备和种植技术，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

2.2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率

第4篇

1.1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1.1.1全市经济总量增长较快。

2010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85.0亿元，比上年增长7.1%，是“十一五”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其中，农业产值366.6亿元，增长7.9%；牧业产值364.2亿元，增长6.5%；林业、渔业和服务业产值为23.0亿元、15.7亿元和15.5亿元，分别增长4.6%、4.8%和6.3%。

1.1.2粮食生产能力快速提升。

从“十一五”时期的情况看，我市粮食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连续三年突破100亿公斤，2010年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25.9亿公斤，比2005年增长35.4%。

1.1.3畜牧业生产增势加快。

全市大牲畜、生猪、家禽存栏分别达到203.4万头、397.7万头、5914.1万只，同比分别增长4.1%、7.7%、6.2%，分别高于“十一五”。肉类、禽蛋和奶类产量分别达到75.0万吨、34.5万吨、143.1万吨，奶类低于“十一五”平均水平3.3个百分点。

1.1.4县域经济贡献率提高。

我市10县（市）201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84.7亿元，10县（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GDP比重达到2.9%，比“十五”末期提高0.7个百分点，县域经济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3%，比“十五”末期提高4.6个百分点。

1.1.5农民人均收入增加较快。

我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0年达到8020元，同比增长18.4%，增幅高于“十一五”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

1.1.6主要经济指标在全省及副省级城市中位居前列。

全市农业经济总量占全省份额的1/3左右，主要经济指标多居全省前列。2010年我市肉类、奶类产量居全省十三地（市）和农垦之首，粮食产量、禽蛋产量位居农垦之后。在有资料的14个副省级城市中，我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加值、粮食产量、牛奶产量始终居首位，牧业中肉类总产量位于长春、成都和沈阳之后排在第4位，禽蛋产量位于沈阳、长春和济南之后排第4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高于西安和长春排在第12位。

1.2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1.2.1农村经济稳步发展。

2010年初以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大力实施“两改”工程，结构调整初见成效。上半年，县域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78.7亿元，同比增长7.9%，对县域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3%，拉动县域经济增长1.3个百分点。

1.2.2工业生产快速增长。

各县（市）抢抓“强县”发展机遇，不断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加快工业园区建设步伐，着力提升县域工业化水平。县域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46.1亿元，同比增长19.6%，高于全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5.6个百分点，对县域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5.0%，拉动县域经济增长5.8个百分点。

1.2.3服务业持续稳定发展。

今年以来，各县（市）加快实施民生工程，以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为重点，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了第三产业稳步发展。上半年，县域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39.7亿元，同比增长10.8%，对县域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4.7%，拉动县域经济增长5.8个百分点。

1.2.4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

上半年，我市县域实现固定资产投资额124.2亿元，同比增长14.5%，占全市固定资产总额的23.5%。投资额超10亿元的县（市）有六个，分别为宾县、五常、尚志、双城、巴彦、通河，其中宾县、五常投资额超20亿元。

1.2.5消费市场繁荣兴旺。

全市消费品市场受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及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等惠农政策拉动，全市县域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183.1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绝对值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前三位的是尚志、双城和五常，分别实现零售额33.3亿元、31亿元、29.6亿元。从增速看，零售额增速高于县域平均水平的分别是依兰、五常和尚志，增速分别为20.6%、18.8%、18.7%。

2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农业生产基础薄弱

一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从水利基础设施情况看，我市属于缺水较重城市，全市水资源中3/4以上为地表水且多为过境水。二是土地流转规模不大，形式单一，流转规模是以中小型为主，流转的土地主要集中在种植业。

2.2畜牧业生产规模不高

一是规模化养殖程度不高。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几年我市畜牧业规模化程度逐年提高，但与省外部分城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二是缺少牵动力较强龙头企业。

2.3农业产业化规模小，精深加工能力不足

一是龙头企业规模较小。辐射牵动作用不够。二是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多以粗加工为主，产业链短，精、深加工品种少，农产品加工增值转化率低。三是利益联结不够紧密。

2.4县域经济总体实力偏弱

一是经济总量偏小。二是结构调整滞后。三是强县地位弱化。

3促进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意见

3.1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以水利发展为契机，加强防洪抗旱减灾体系建设；围绕50亿斤粮食产能工程，加快建设高标准良田、改造中低产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大对农机装备和深松整地补贴力度，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实施现代农业科技支撑工程，积极开展高产创建活动；加强气象灾害预警预报，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

3.2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加强标准化规模化原料生产基地建设，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逐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协调发展的一体化产业链条；引进知名企业落户我市，培育扶持本土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市场竞争力；推广“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全力打造“哈尔滨食品”大品牌。

3.3推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第5篇

（1）特色农业发展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一科学论断的具体体现，它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健康增长的必然选择。首先，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贫乏、农村人口相对较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想不断解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当前的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我们必须进行深层次的农业产业改革，而发展与各区域自然地理、风土人情、传统文化相适应的特色农业则是众多方案中的较好选择。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与持续健康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和谐、稳定和持续健康的发展。近年来局部地区大面积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呈塌方式、地陷式下降，农民生活水平起伏波动较大，引发农民心态的巨大波动，已引起了中央及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为了建设一个和谐、稳定、繁荣的新时期的农村社会政府也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当前农村工作，甚至整个经济工作的重点。农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国家的稳定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特色农业是实施新一轮提升农村经济大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发展特色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可以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步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条件。其次，我国虽然土地资源类型丰富，但适合传统农业的土地并不多。在相对贫瘠的土地上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特色农业，不仅可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还可以改善土地生态环境，恢复生态平衡，做到一举两得。例如：黄土丘陵沟壑区，是我国北方生态脆弱、产业单一、广种薄收、乡村贫困的特殊问题区域。“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土地利用方式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瓶颈”。通过相关研究结合当地地形地貌特点与水土流失所独有的自然规律，最后通过采用旱作农业与节水灌溉技术、推广造林护耕技术、生态农业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等典型农村特色生态经济模式，使该区经济水平得到了大幅的提高。在我国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资源条件千差万别、各不相同。要站在国家层面上科学地统筹规划，合理建议每一片区域适宜什么样的特色农业的发展。再次，通过特色农业的发展，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可以提高广大农民自觉自愿地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情，从而促进我国农村农民文化水平的整体提升，为提升我国农村在全国乃至世界的整体地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2）发展特色农业能有效实现农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一定区域内存在着各种自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松散的农业资源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要因地制宜合理统筹配置有限的农业资源要素，敢为人先大力支持发展与本地条件相适应的特色农业。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少我多的绝对优势，保持我国农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3）特色农业发展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

特色农业发展壮大起来了，可以带动周边一系列的相关行业，如农作物深加工、农产品储藏、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区域性的产业链条，把独特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增加就业机会，实现农民增收目标。

（4）发展特色农业能有效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特色农业对于资源和生态环境有着特殊的要求，它不以破环、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它是在有限的前提下对自然资源的合理有效充分的利用。发展特色农业必须自觉遵守自然规律，坚决按自然规律作出合理的安排，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既能够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资源，又有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调动农民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实现对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特色农业发展需注意的问题

（1）特色农业不一定是高产量农业

有些从业人员由于存在急于求富的心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恶意扩大生产规模，丝毫不顾自然资源的有限承载额度，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现象的出现极大地破坏了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打破了自然生态的脆弱平衡。因而特色农业既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又要不能一味地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违背其自身发展的规律。

（2）特色农业与常规农业共生并存

常规农业解决吃饱，特色农业解决吃好。不能为了特色而特色，只做或做足表面文章，一味迎合上级领导、一味满足填报数据的需求。特别是有些地方在行政命令的干扰下，不切实际地好大喜功。用适合常规农业的资源条件做特色农业的大文章，好看不中用，最终出现喜人的开头、悲惨的结局。我们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可行的条件下适宜发展什么农业就发展什么农业，不因人为的因素而发生改变，做到有始有终、错位发展、相得益彰。

（3）特色农业与现代科技的运用

特色农业的发展要立足于当地的自然资源条件，不能简单地利用现有科技没有底线地仿制扩大化生产。科学技术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促进的作用，但不是彻底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母鸡下蛋和人造鸡蛋一样都是蛋，虽然表面上差不多，但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从事特色农业的生产要立足现实，在不改变本质的可行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求合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快特色农业的发展。

（4）特色农业与产业化生产

在传统农业中，历史上传统特色农业由于受到自然资源和人类因素的影响，以个体家庭为承载主体的生产缺乏产业化生产的社会分工、协作。这是一个传统农业的遗留问题，农民往往以户为单位，自给自足。在当前我们在不改变特色农业本质的前提下应建立完善的产业化生产，产业化生产的社会分工、协作要从制度开始健全，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挂钩，将每个农民按照其特长放在最需要他的岗位上，从而最有效地提高特色农业的社会、经济效益。

（5）特色农业与配套生产

第6篇

1.1中央财政对农村地区的水利工程建设投入不足

农业水利设施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应该保持一定的公益性，因此，具有公益性工程的水利工程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需要政府投入资金。但是实际情况确实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享受政府供给的时公共产品少之又少。中央财政部门主要将资金和工作的力量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对于农村地区的水利工程的建设投入只是少量的。虽然最近几年，国家高度重视财政对农业建设的投入力度，但是真正用于农业建设的财政资金缺少少得可怜，这种不良情况的存在势必会导致农业水流工程建设力度不足，将会给当地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

1.2基层财政投入力度不足

在我国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之后，基层地区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获取上级部门提供的财政资金的数量正在逐年减少，而上级部门实现了对财政的绝对控制，使得基层财政工作开展情况面临严重的阻碍，在基层政府部门，其每年的财政收入大概只能满足自身的日常开销等，要想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水利工程建设方面更是显示出了力不从心。再加上分税制改革之后，省级以下的财政部门的财权和人事权存在严重的不协调的情况，因此本地区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很多猫腻现象。而即便是有上级部门的支持，同样也很难有效解决好基层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同样农业水利设施建设资金的缺口势必也会越来越大，再加上乡镇地区筹集资金的能力不足，因而导致水利设施投入不足的现象在很多地区普遍存在。

2解决对策

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想更好的解决好农业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切实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效率。首先，应该从政府角度出发，必须从行动和思想认知方面提高农村地区群众对水利设施的保护和重视程度，并能够保证农民群众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工作中去，将农业水利工程的建设工作作为当前农业工作的重要工作去抓。农业水利工程的建设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建设有着十分巨大的作用，其能够有效的低于各种极端的自然灾害的袭击，切实提高农业生产的产量和效率。因此，将农业水利工程建设放在农作工作首要位置上是十分有必要的；其次，农业水利工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还应该有效的发挥管理人员的职能作用，保证各项工作能够有序的进行下去。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为了将管理工作更好的落实到位，需要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通力合作，建立起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以全面发展的眼光看待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

3结语

第7篇

1.金融主体稀少，功能不完善

从目前发展现状来看，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市场所包含的金融体系只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而像农业保险公司、农村证券公司等、农村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发展十分不利，由此可见我国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市场主体是很不充分的。此外，现存的金融机构功能十分不完善，例如：农业发展银行主要业务是农业综合开发和扶贫开发、大宗农副产品收购以及生态环境项目建设的信贷供给等，不与农户个体发生业务关联等。

2.金融工具欠缺，业务单一

在贫困地区的农村市场上金融工具是相当匮乏的，大多只限于存贷款以及短期的国债等，一些诸如中长期国债、企业债券、基金保险等基本上不会出现。由于金融工具总类稀少伴随着金融业务也非常单一，例如常见的只有存款和贷款业务，汇兑业务的使用也不是很广泛，在一些发达地区常见的金融业务如同业拆借、票据贴现等对于农村信用社来讲更是没有涉及过的新鲜事物。

3.农民投融资方式有限

由于农村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无法满足需求，所以造成农民资金来源稀缺，融资渠道狭窄。在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村市场上直接融资无法实现，以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为主要依托的金融服务满足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贫困地区的农村市场上出现了间接融资的方式。此外由于贫困地区农村市场上金融工具匮乏、金融业务单一，这些现状直接导致农民结余的货币资源不能投向于与农业相挂钩的投资项目，不能有效的向农业投资转化，于是只能把结余的货币转化为储蓄存款，无法转化成金融资产来实现最大化的保值和增值。

二、发挥金融促进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1.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步伐

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垄断的态势，信用社缺乏足够的动力改革目前的发展制度以及经营现状。所以要采取适当的方式引导农村信用社之间形成公平竞争的模式，特许盈利的农村信用社有权利选择是否加社，由此产生有效、透明的竞争环境，激励农村信用社自主经营、自主改革。

2.创建并规范农村民营商业银行的发展

目前贫困地区农村市场上很多农民的融资渠道有两种一种是通过金融机构融资令一种渠道是在民间进行融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民间融资，这恰与农村信用社不允许吸引民间资本相违背，于是应该在彻底破除农村信用社区域约束的同时创建并规范一批农村民营商业银行的发展，通过民营商业银行最大化的带动本地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3.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协调发展

在我国贫困地区的农村其农户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良好的金融服务，远远满足不了农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为立足于村落的小型信用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成长空间。小型村级信用合作社的发展有利于在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商场上形成彼此竞争的氛围，由此大大提高储蓄以及信贷服务的效率。总之大力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引导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市场向成熟的阶段迈进。

4.发挥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

第8篇

导致“三农”问题的根由是农民的权利贫困，不能与市民平等享有诸种发展的实际权利。事实存在的各种农民负担重、被多名目的乱收费、土地权益受侵害等基层政府侵害农民权益的现象依旧普遍存在，使得农民新一轮贫困的外在不利因素较多产生，都渊源于农民的权利贫困，成为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脱贫致富、走上全面小康社会的制度性陷阱的根源。

二、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模式

1.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开发的山地生态化产业集群模式

基于中观经济学范畴的山地资源系统开发，山民有权和机会回归各主体地位，各利益群体利益协同，知识和方法协同，各资源横纵向协同，短、中、长期时间协同，空间协同，方式方法协同，体制与机制协同，科学和技术协同，是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本质意义。按照协同发展的实际需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整体规划与宏观调控，制订有利于整体协同与引导控制的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税金融政策等“控制参量”，建立必要的区际协同发展组织协调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协同系统“自组织”的形成与顺利推进，以保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要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跨地区产业的互动与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既要避免和消除村民主体被排斥在外，也要避免地方政府所主导形成的重复建设和产业趋同而缺乏竞争力，造成资源浪费。地区协调发展过程中，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协同性加强，通过产业互动实现区际互动，实现“五个统筹”。区域协调机构的有效性取决于协调机构具有超省市行政区组织的权力。超越行政区经济桎梏，以市场和企业供应链管理需要的纵向、横向联系，实施国内、国际区域的联合开发与合作，因为西部山区广泛存在着与国际交界的地缘区域。政府可建立超省市行政区的组织协调机构予以指导、协调，使产业组织间有机协同。否则难以全面有序和稳妥高效地推进区域合作的发展、区域市场的建立，具体应由国家相关部门或新建的专门协调机构履行有关职责。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基于公平、效率和充满利益主体活力的城乡空间协同，才是符合城乡空间发展序规则的基本要求的。

2.循环山地经济开发融合的模式

这是基于不同类型下的山区人地关系结构类型，因地制宜，既能发挥区域优势，又实现经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和谐关系构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开发过程中，为了不走城市的生态环境被污染和破坏的老路，应该在规划时，特别考虑到：由传统山地经济开发模式向新型生态、循环山地经济开发模式转变。区域发展规划中，从产品制造——资源开发——货品消费——终端治理，都不应将三废品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因而影响到人／动植物类，而是一开始就应从物流管理上采取“回收物流”的作业流程，使其废物利用，循环一利用——再循环——再利用。产业组织内部的物流管理，产业组织之间、各利益群体、各区域之间横纵向上，则采取供应链管理模式，使内源和外源都达到最佳境界，实现时间、空间、结构、环境、效益、公益、发展、规划、管理和服务的最佳配置，以及最优结果。

3.山区农村经济开发的协同管理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是巨大的，只是尚未将其潜能发挥出来。低成本、差异化、要素管理协同，可实现山区农村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实物产品价值、供旅游观光的产品美学价值与产业经济质量提升。基于中观经济学范畴的山地资源系统开发借助山体的垂直立体分布及其地面上的动植物、叠山美、石山美，以及四季和二十四节气更替等所能发挥的景观、景区和景点，结合人文地理，从山地审美角度，开发旅游、休闲、度假的经济形态，将山地产品的物理性与审美特征和效果体现出来，在城市产能产品过剩、乡村环境生态化以及人们向往空气清新、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的条件下，非物质的经济品比物质化产品更有较高价值。在山地资源开发系统中，将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物质形态与其非物质形态结合与联结，采取“种一养一殖一畜一牧一渔一农一林一科一工一贸一城市规划建设一体化”发展模式，可实现山地区域的优化发展。

三、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机制

1.山地农业经济资源开发结构优化及其驱动力

实现山地农业经济资源开发与山地人地关系系统结构优化，取决于外部驱动力、内外部交互作用的驱动力、内部驱动力环境变量的交互作用。特别是人地结构类型I、II、III、Ⅳ的递升型变迁，更需要四种力的共同驱动才能突破贫困落后山区的发展瓶颈，改进其发展性状。(1)外部驱动力目前的逆向流动，我国山区和山民似乎成为我国城市和市民的“殖民地”，发达区域的人流、物流、资流、信息流、技术流和服务流不断流向山地，各层面上的制度安排、体制、宏观政策、中央和地方各层级的税收变化和输入，常在宏观上改变森林、矿产、能源、土地等权属关系、人口数量素质及价值观。公正公平和安全可靠的产权关系，改善山地基础服务设施，推动人们采用新技术、新工具、新品种，使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发生聚变。(2)内部驱动力因体制和机制设计使然，越偏远贫困山地如果没有外力驱动，缺乏足以诱发山农留守家乡土地劳作和生活的利益机制，他们宁可选择到城里参与市民建设大都市，而非“新农村建设”，只能在一定外力寻引下，内部驱动力才可转化为结构进化的促动力。

2.单一型向复合型开发的山地人地关系

山地拥有丰富的水、矿产、森林、动植物和土地等资源，这些自然资源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甚至起着某种决定性作用，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取决于社会经济资源对自然资源的作用效率。现代社会中资源的概念迅速扩展，人们对复杂问题的理解和思维方式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资源与人口、经济、环境、生态等越来越明显地交织在一起。不同山地区域的山地资源体系的结构、功能有所不同，它们影响甚至决定着该山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方向与水平，根据特定的山地区域发展目标和资源基础，在各类资源的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的研究基础上，综合分析各类资源的数量、质量、开局、开发利用可能产生的环境与生态问题，深入研究山地区资源与人口、环境、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自然资源本身的规律，社会经济资源布局与配置优化方式，提出跨区域、跨学科、跨部门和跨时期的资源总体战略、优化配置、高效合理利用、循环再生、有效管理等可实施的总体方案。按照利益共享、时间同步、空间统筹、布局合理、用地集约、开发有序、建设规范的要求，结合主体功能分区，编制城乡统一的土地利用、开发建设和产业发展规划，合理进行农业区划，推进各具特色功能区的差异化发展。

四、结语

第9篇

现阶段，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角度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依然缓慢，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农业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和资金，同时输出劳动力资本，并且在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上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是在国家重视第二产业发展的战略下，农村和农村经济始终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想改变现有状况，要想在有效的资源配置中发挥经济基础性作用，金融是首要之选。而从现实情况来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火已经燎燃,但后劲不足,资金支持严重匮乏并且农村金融服务滞后，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遭遇瓶颈。

（一）农村资金严重外流

目前，农村金融资本在总体资金匮乏的基础上，还有大量的资金流向城市。主要表现在国有银行及商业银行存多贷少，并且贷款利率过高，致使农村企业和个人无力贷款。

（二）农村金融发展相对落后，大量的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

当前对农村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有农村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邮储银行等，但能向农村提供资金促进农民增收的金融机构却非常有限。作为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自身产权不明晰，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信贷资金利率较高，导致支农功能得不到完全发挥。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代表的国有商业银行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来决定信贷投向，由于农业是基础产业，资金回收期较长，风险高且收益低，因此，商业银行信贷重心向城市倾斜，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的贷款比重逐年下降。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并不面向微型涉农企业和农民个人贷款。以上农村金融现状，造成农村资金供给不足。

（三）农村金融边缘化

农村金融边缘化是指农村金融不被国家金融整体发展所重视，受到排挤和削弱，从而难以全力支撑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滞后、农村金融创新能力不足和农村金融人才的缺失。

（四）农业贷款风险分担和处理机制尚未建立

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基础依然薄弱、农村企业经济盈亏风险较高和个人土地找有率低等特点促使农村信贷投入风险较大。同时由于贷款风险得不到有效防范，并且贷款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限制了农村信贷的资本投入。以上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为农业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农业贷款承受了极高的风险；二是农村贷款存在抵押困难问题。农民除住宅外无其他抵押资产；农村集体土地属于国有，不能办理抵押；中小企业同时也不能以土地为抵押物申请贷款；三是龙头企业很难找到保证担保。当前我国的农业贷款风险处理机制刚刚起步。农村现有担保机构弱小及数量极少的特点促使农村经济的不到保险保障，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企业及个人损失得不到有效的救助，将使农业经济供给更加紧张，进一步制约了农村信贷发展。

二、强化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助力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样如此。如何调整农村金融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乃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局。

（一）增加农村金融资本供给

增加农村金融资本供给、合理分配金融资源一是体现在资金方面，，扩大国有大型银行对于农村经济的资金投入比例，同时通过对商业银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引导中小商业银行资金更倾向于向农村金融靠拢，加大农村业务；二是加大科技创新和人才输入。通过对制度创新和人才引进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二）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农村金融体系

首先，要改变过去政府过度干预政策，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放松金融管制，避免过度干涉造成的资金流失和错误导向。同时要加强政府的资源配置作用，比如在加大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支持，在保证国家基础行业的贷款资金充足的前提下，将富裕的资金积极投入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而对于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首先要改变银行自身资产不明、机构冗余等状况，其次将工作重心更多投入到农业金融覆盖率和农业金融服务上。

（三）加强农村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风险

首先，在内部管理方面，通过培训提高员工素质，提高其辨别和预测风险的能力，同时建立风险管理机制，增强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二，要从其他组织机构入手，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补偿制度。比如发展农业保险，建立健全农业保险的风险分散机制；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建立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严格把握机构市场准入标准，责任分担比例明确，同时加强防范担保过程中存在的道德风险以提高担保的安全性。第三，改革和完善农村金融监管机制，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监管能力，防止出现监管真空，依靠制度建设规范农村金融监管行为。第四，健全农村保险体系，分散农业信贷风险，转移农业风险损失。要充分发挥保险体系在分散农业风险中的作用，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提供全套保险，提高农业金融的补偿能力。

（四）改善农村金融外部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首先，要完善关于农村金融的相关法律，严格审查农村地区的金融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打击逃债废债的甚至严重的金融犯罪等等。其次，从农村金融发展现状的实际出发，制定和完善关于贷款担保方面的立法，规范市场条件下交易主体之间的债权和债务关系。再次，地方政府要发挥政府职能，自觉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提高政府依法执政信用度，坚决杜绝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地方政府应加强诚信宣传教育，改善诚信的社会风气和信用环境，逐步确立并完善农村信用制度。

(五)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活水平

第10篇

一是影响政治稳定，削弱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与服从，对国家政治稳定带来不利的影响;［3］二是影响政治参与，经济利益分化会扩大人们之间、群体之间、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容易引发心理失衡和弱势群体的相对剥离感，诱发参与危机;［2］三是影响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政治心理。就理论而言，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应是农民政治心理变化的基本源泉，但目前与此有关的现实成果少之又少，且大多出自20世纪90年代，有些观点如“过度的经济利益分化会影响农民政治心理”［3］，虽已基本达成共识，且到今天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但这些观点都是质性的研究，缺乏定量研究，更缺乏对比性分析，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契机。随着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程度的加剧，农村各利益群体政治心理的变化加快、异质性增强、多元化趋势明显，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及政治价值观出现了较大的差异。［4］因此，要调适农民的政治心理、改造农民的政治行为，必须从他们的经济利益出发，合理引导和规范农村的利益分化，减轻农民的不平衡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仇富”和“仇官”心态。为了深入了解农村经济利益分化是否会对农民政治心理产生以及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进行了以问卷与访谈为主的实证调查。本次调查的数据资料来源于2011年3—7月分别在贵州省遵义县与雷山县、江苏省张家港市三个地方的村庄所作的“村民社会资本、政治信任与乡村治理绩效”的正式调查，以及2013年4—7月在江苏张家港市，贵州省贵阳市、遵义县、息烽县等地所做的补充调查。之所以选择江苏省的发达村庄和贵州省的欠发达村庄进行调查，是因为这两个地区及其村庄分别是中国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和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巨大差距与其说是经济差距，倒不如说是人文环境、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差距。为了使调查样本更具有代表性，更易于分析，更容易形成强烈对比，调查时选取了这两个省份。为此，正式调查时先对村委会成员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在综合村里的人口结构、政治面貌、贫富分化、学历水平以及家庭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按照3．5%左右的比例分层随机抽取了样本家庭。为了避免同质性，从所抽中的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个成年人，他们构成了正式调查对象的最终样本。正式调查时，三村各发放问卷110份。其中，遵义LL村最终回收有效问卷92份，江苏YS村回收有效问卷100份，GN村回收有效问卷43份①，合计235份。补充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3份，其中，江苏YS村45份，贵州LL村28份。正式调查和补充调查的样本量合计308份，其中，贵州省163份，江苏省145份，调查样本的背景变量如表1所示。从表1可知，调查样本已婚的比例大大高于未婚的，汉族远远高于少数民族，学历以初中及其以上为主，政治面貌以群众为主，年龄以18～40岁的为主。上述数据表明，调查抽取的样本是时下农村社会建设中的中坚力量。

二、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现实图景:基于江苏和贵州的对比分析

在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国家权力体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几乎不存在独立的个体，人们的行为大都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集体行动成了个体行动的代名词。因此，那时的个体大多数时候是国家权力体系的附庸，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主体差异性和多元化。在文化多元主义日益明显与经济主体日益分化的当下，主体的差异性也随之产生。利益主体的差异性预示着当代社会中各阶层的利益分化比较明显。在当代中国，这种利益分化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层次如城乡、地区、行业等之间，也发生在不同的所有制职工和阶层之间。［5］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农村的经济利益分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但相关的定量研究却屈指可数，主要可从农村阶层分化的研究中窥知一二。对于农村阶层分化的标准，学界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以职业的差别作为衡量阶层分化的主要依据。陆学艺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已经分化为八个职业不同、利益不同、要求和欲望不同的阶层。”［6］这些阶层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二是以收入的高低作为分层的主要标准，将不同收入的农民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三是以社会资源的拥有情况来分层。这种类型的划分以毛丹和任强为代表，他们认为，在中国农村，社会资源分层比职业分层更有包容性和适用性，这里的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人脉资源，但经济资源是主要的资源。据此，他们将农村居民划分为以下四类:上层(精英阶层)、中上层(人阶层)、中下层(普通村民)以及下层(弱势群体)。［7］从上述分层依据不难看出，职业分层与收入分层有很大的关联，职业分层甚至是以收入分层为基础的，资源分层又以经济资源为主。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划分农民阶层分化的主要依据还是收入水平和财富存量。收入水平是描述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指标，主要以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为衡量标准。财富存量是反映农民财产积累情况的指标，财富存量包括动产、不动产及货币储蓄。由于农村市场发育不成熟，农民的财富积累情况应主要以现金存款、住房情况和家庭耐用消费品来衡量。这其中，最易于测量的是农民经济收入状况和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因此，本文以这两个指标作为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程度的主要依据。首先看农民的收入状况。由于农民的收入难以直接测量和统计，为了让农民的回答更接近真实数据，我们将农民的收入分为“农作物种植收入、养殖收入、打工收入、经商收入、政府补贴收入以及其他收入”6部分，农民的人均年收入等于上述6项收入之和与家庭户籍人数的比值。调查显示，贵州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均值为5061元，江苏农民的为20988.9元，初步统计，江苏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贵州农民的4.1倍。而如果以4000元作为分档依据，分别以“4000元以下、4001～8000元、8001～12000元、12001元以上”作为农民人均年收入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的依据发现，江苏和贵州农民的收入分化均比较明显，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的比例却大相径庭。其中，贵州“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呈典型的金字塔形，数量依次大幅度增加，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分别是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的2.8、3.1和3.8倍。与之相反，江苏“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则呈倒金字塔形，数量依次大幅度减少，高收入农民的比例分别是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农民的5.9、6.2、124.5倍。可见，无论是江苏农民，还是贵州农民，农村农民的经济利益分化均是比较明显的。至于江苏和贵州农民利益分化呈现不同特点的原因，地理位置、思想观念、历史传统、收入来源等都是其主要的原因。当然，家庭劳动力的多少也是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这一点，访谈时多位农民和村干部均有提及。例如，调查时贵州GP乡某工作人员提到:“形成农村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的多少、家庭劳动力的有无和强弱。一个家庭有四至五个劳动力，另一个家庭无劳动力或劳动力弱智，劳动力无或弱的家庭收入只能维持生活，甚至靠政府给的低保才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而四五个劳动力的家庭每人每月收入3000元，除开生活开支，一个家庭每月的存款可达万元，两到三年这个家庭就变化大了，两层房屋有了，车子有了，衣着各种高档的东西都有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这就是形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收入来源和家庭劳动力多少确实有密切的关系，劳动力越多的家庭收入来源更多地以打工收入为主，劳动力越少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以传统种养殖为主。这一点，我们的问卷调查可以证实。如表3所示。江苏农民家庭人均收入高且“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呈倒金字塔形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苏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打工收入，其次是经商收入，二者合计占95．2%。而贵州农民的收入来源却是收入较低的传统种养殖收入，占45．4%，是江苏农民的9.5倍;贵州以经商为主的农民比例仅有11．8%。再看农民的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本文调查假定如果家里有耐用消费品，就赋值为1，如果没有就赋值为0，家庭耐用品的拥有程度就等于这16种家庭耐用品之和的均值，均值越接近1，家庭耐用品拥有程度越高。为此，应以0.25为分档依据，家庭耐用消费品分为低拥有、中低拥有、中高拥有、高拥有四种类型。调查显示，贵州农民以低拥有为主，比例高达65.4%，是江苏农民的19.2倍，中低拥有、中高拥有、高拥有的农民比例依次递减，其中高拥有的农民比例为0。与之相反，江苏农民的上述比例则逐次递增，高拥有的农民比例达46.6%，接近一半。仔细分析发现，贵州农民拥有最多的三件家庭耐用消费品分别是电话、电视和洗衣机，分别占92.5%、83.5%和64.7%，而拥有健身器材、空调、汽车、摄像机、照相机等奢侈耐用消费品的比例几乎为0。江苏农民电话、电视、洗衣机和电冰箱的拥有率几乎为100%，电脑、热水器和空调的拥有率均在80%以上，拥有率最低的是健身器材，比例为14.9%，对贵州农民零拥有的汽车、照相机和摄像机，江苏农民拥有的比例则分别为36.8%、52.9%和19.5%。数据和调查均表明:第一，江苏和贵州农村内部存在明显的经济利益分化。在村庄内部，农业劳动者阶层往往处于利益金字塔的底部，他们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人数众多;农民工阶层处于金字塔的中间，他们是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以长期或短期雇工的形式出现在城市，家庭收入也以此为主;村务管理者阶层和自主经营者阶层处于金字塔的塔尖，他们是农村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是农民中的权力拥有者和财富集中者，他们人数虽少，却垄断着农村大部分政治、经济、文化和人脉资源，这些资源的差异是农村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第二，江苏和贵州农民在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程度上也存在较大的差距，此差距是不同地域之间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进一步补充。

三、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

近年来，人们对农民政治心理变迁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表明，在实行以来的当代社会，农民的政治人格由依附、封闭、单维走向独立、自主、开放和多维，农民的政治态度由冷漠、情绪化走向理性，农民的政治意识由村民意识、臣民意识走向公民意识，农民的政治理念中有了自由、平等、竞争、权利、法治、效能等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概念。［8］尽管如此，农民的迷信和政治怀旧心理，政治参与的功利心理、盲从心理、冷淡心理以及依赖家族和宗族的政治心理、反权威的逆反心理等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9］正因为如此，农民政治心理制约着我国现代民主政治生活，对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在参政主体、参政形式、参政时间、参政组织原则和组织方式等方面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表明农民政治心理的变迁对民主政治进程的作用不可小视，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必须将农民培育为具有责任意识的现代公民。囿于指标的限制，下面拟从三个方面分析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

1．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信任心理的影响

利益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密切相关。正如罗素•哈丁所言:“信任可简单地界定为暗含的利益，即在信任关系中，你的利益暗含我的利益，因而我信任你意味着我期望你会为了我的利益行事”［10］。马克•E．沃伦也曾指出:“当一个人信任时，他假定在信任者和被信任者之间存在共享的或共同的利益。”［10］4这里的意思很明了，共同的利益是缔结双方或多方信任关系的核心与关键。有调查表明，农村利益分化是形成农民政治信任阶层分化的根本原因:“普通农民阶层对政府和政治系统的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现实利益是否得到应有尊重，而农村精英阶层对政府的信任感则表现得较为复杂:一方面由于受益于体制性权力，而对国家和政府产生信任和依赖;另一方面却因为利益冲突，而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产生质疑和不安。”［11］这表明，利益分化是影响农民政府信任阶层分化的主要因素。那么，作为经济利益分化的主要衡量指标，农民的收入分化会对政府的整体信任心理产生什么影响呢?考虑到我们已在多篇文章中分析了农民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此处就将政府信任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对待，即下述分析时选取的是“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程度”的单项选择题而非其它。为此，调查时，我们将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分为“很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信任、比较信任和十分信任”五档，并分别赋值“1～5”分。为了更有效地表达，对政府信任数据的处理策略是:将3分及其以下的界定为“低信任”，将3分以上的界定为“高信任”，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知，整体而言，大部分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处于高信任状态，比例高达88.1%，是低信任农民的7.4倍。具体来说:第一，中高收入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最高，高信任比例达94.9%;第二，农民的收入越高，对政府持高信任状态的比例就越高。可见，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关关系，即农民的收入状况越高，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就越高。为了进一步检验农民的收入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之间到底存在多大的关联，以农民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为自变量，以处理后的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情况为因变量，进行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显示，尽管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但这种相关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因为他们之间的显著性水平为0.218，大于0.05。尽管如此，从Exp(B)值即发生比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对政府高信任的发生比分别是低收入农民的1.153、3.828和2.046倍，也就是说，高收入农民对高信任政府的发生比越高。

2．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选举心理的影响

选举参与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根据参与的态度，可将其分为“积极参与和消极参与”;根据参与的心理，可将其分为“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一般而言，积极参与意味着主动参与，消极参与意味着被动参与。至于影响选举参与的因素，利益则起着关键的作用。正如徐勇所言:“民主选举背后有复杂的变数，其中，利益和体制最应引起重视”［12］。于建嵘也指出:“在因乡村选举而进行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不同结构位置的国家利益、社区利益、个人利益及家庭利益，都可通过“习惯”来表达，进而影响甚至决定乡村选举的结果。”［13］可以说，“利益是村民参与选举的决定性动机，利益关系影响着村民参加选举的形态，利益相关度则决定着村民参加选举的程度。”［14］正因为利益对农民的选举参与如此重要，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影响表现为:农民是积极参与选举还是消极参与，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为此，我们做了相应的调查。调查显示，整体而言，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时的心理都比较消极和被动，比例高达63%，是积极参与选举农民总数的1.7倍，其中，中低收入农民积极参与选举的比例最低，仅为19.1%，仅为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的44.5%。仔细分析发现，农民的收入分层对其积极选举参与心理的影响并不呈正相关关系，而是呈“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结构，即低收入农民和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村干部选举的比例最高，达40%以上。这说明，收入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心理的影响是不稳定的，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的比例高于中间收入群体。

3．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参与心理的影响

在经济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作为一种整合社会经济利益的有效机制，参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由于政治制度化程度低，人们的参与热情若不能得到及时释放和有效满足，必将大大增强其挫败感，进而引发“参与危机”，诱发社会动荡。［15］因此，通过量化的方法了解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参与心理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囿于调查内容和篇幅的限制，此处主要探讨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心理。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仍然有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之分。整体而言，农民是倾向于比较消极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百分比为56.3%，比积极参与的农民比例高12.6%。具体而言，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其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是呈正比的，即农民的收入越高越倾向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其中，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比例分别比低收入农民、中低收入农民、中高收入农民高14%、24%、35.9%。这表明，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其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呈正比。那么，农民的收入情况对其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为此，进行了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显示，农民的家庭收入与其对社会组织的参与情况在0.001的水平上呈显著性;从NagelkerkeR2系数来看，农民的收入情况对其参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影响达11.8%;从发生比即Exp(B)值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发生比分别是低收入农民的1.767、2.672和4.716倍(详见表9)。也就是说，农民的收入情况是影响其参与公共事务的显著因素。

四、结论与建议

第11篇

1.1粗放型的农业发展方式没有得到有效转变农业发展我国到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精细化的家庭耕种，不能够形成规模效应，不能够形成产业化，经济效应难以获得突破性的发展，造成了高成本低效益的难题。大部分农村还是处于家庭化种植状态，并且这种生产方式效益极其低下，导致了农民收入很低，农村发展缓慢。农民思想意识僵化，只是按照老规矩办事，不能接受先进的生产理念，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1.2农村经济和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我们的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并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波助澜之下，一些由于短视造成的问题日趋严重。其一，农村建设缺少规划，随意性很强，发展方向模糊，造成了土地利用率比较低，浪费比较严重，土管所以及当地党政领导严重失职。其二，农业种植环境日趋恶劣，工业化的无序发展，造成了地下水开采比较严重，水位不断下降，农业用水得不到有效保障，甚至生活用水也出现了困难。其三，毁林现象比较严重，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很多树木被砍伐一空，种植短期高利作物，造成了农村环境不断恶化，风沙进一步加大。其四，农村成为了高污染企业的转移阵地，一些企业废水直接排入低下深井，农村地下水遭到严重污染。一些企业的废气排放没有任何处理措施，一些养殖性产业造成的地标污染也日趋严重。

1.3农民收入进入一个迟滞期，小康奋斗目标任务艰巨“十二五”时期，我们的任务很繁重，困难比较大。在当前，由于农村发展进入了瓶颈，相对于工业发展的成就来说，农业的发展我国大多还是小农经济，农民收入比较低，城乡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可以说当前依赖农业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低迷，粮食作物价格受大环境的影响，价格偏低，而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以及农业机械所使用的燃油价格不低，农民的实际收入下滑。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放缓，工资性收入增速降低，就业的机构性矛盾突出，转移难度较大。另外政策性的补贴增速下降，对农业收入提高的作用降低。

1.4城市的带动作用不强，城镇化质量不高农村的城镇化是农村发展我国的必由之路，但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速度虽然比较快，但是缺少含金量，城市没有起到应有的带动作用，反而对农村人口形成了很强的迁徙式掠夺，农民进入大城市打工的人数随着季节在流动，农村在城市的发展中获益不多，城市的公共服务向乡村的拓展不够，城镇化的成果没能够更多地惠及村民。农村的学校建设和合作医疗以及一些公共设施还不是很健全。影响了城镇化的广度和深度。

2农村经济发展的举措

2.1进行科学规划，做好协调发展我国农村地区广阔而复杂，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实际，因此经济的发展就不能搞一刀切。我们要因地制宜，对地区发展做出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发展我国规划，从而达到地区资源的合理利用。在发展的过程中还要发挥城市的带动作用，将农村经济的发展放到大的区域经济发展中，通过城市服务和配套设施的延伸，让农村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通过区域内资源的配置，让城镇找到自己发展的道路。通过城市的技术支持，让农村获得发展的技术支持。让农村小城镇成为城市发展的配套工厂，给城市提供粮棉、蔬菜及相关加工产品，让农村成为城市产业链的延伸。这样做到城乡一体化，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我国的良好局面。

2.2转变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现代化解决的途径就是转变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转变。比如通过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手段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来实现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为了加快这种转变，我们的农村在发展我国思路上，应该求新求变，加大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实现农民收入的多元化，加快农村合作组织的建设，探索土地流转的有效方式和途径，探索农业机械化的增长方法，加大补贴的力度。对于土地流转，要通过农业机械化来进行，可以组建农业合作社，将分散的农户入股，将入股的土地连成片，实现规模化种植;将农业机械扩大，实现统一作业，统一经营。政府也要加大对合作农业的扶持力度，提供政策、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做好分流农民的就业工作，保障农民的收入，巩固土地流转的成果。

2.3完善土地流转制度，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土地流转是现代农业的关键，因此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日常管理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相关部门要根据实际制定完善切实可行的土地流转制度，做到有序流转、科学流转，从而实现农业结构的调整，这样在土地上才能形成利用的优势，才能吸引更多的资金和技术进入农村，才能向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转变，进而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在科学的土地流转基础上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扶持，完善信息服务，引导农村经济实体结合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延伸农村优势产业，利用便利的资源和材料，形成骨干企业，打造农村产业品牌。

第12篇

在做实证检验前，需要对数据进行调整、处理,先对实际农村GDP、实际农村固定资产投入和存贷比取自然对数，减少异方差性，使得数据接近正态分布。最后应用Eviews6.0软件对数据进行检验。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RGDP、RL、FIR和LDR都接受的原假设，是非平稳序列。分别对RGDP、RI、FIR、LDR做一阶差分，对一阶差分做平稳性检验，从上表可知，RGDP、RI、FIR和LDR在10%的水平上表现平稳。结果表明，文中所选数据是一阶平稳的，可以做进一步的经济分析。

在VAR模型中，在做协整检验之前，需要确定滞后阶数，确定滞后阶数的目的是要消除误差项中的自相关性，本文采用AIC和SC两种检验标准，确定出合理的滞后阶数是二阶。

1.协整检验

本文基于回归系数，采用Johansen检验方法对各变量做协整检验。在做检验前，对RGDP、RI、FIR和LDR分别取对数，取滞后阶数2。通过Johansen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至多存在着2个协整关系。根据检验得出的协整系数：

β=(1.000000，1.286866，0.284633，0.122563)

RGDP=1.286866RI+0.284633FIR+0.122563LDR+1.665646

标准差：(0.01227)(0.02087)(0.01323)(0.2364)

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实际农村GDP、实际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金融相关率和信贷比之间达到了长期均衡状态。其中，金融发展规模每变动一个单位值，RGDP就变动0.284633个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最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每变动一个单位值，RGDP就会变动1.286866个点，而金融发展效率每提高一个单位值，农村经济就会增长12.25%的比例。

2.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用来考察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是否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就是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之间是否是因为受到滞后变量影响而存在相互因果关系，而不是由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

在格兰杰因果检验10%的显著水平下，FIR是农村GDP的格兰杰原因，但农村经济的增长却不能提高农村金融相关率。检验结果显示LDR和RGDP增长之间不能相互解释，农村经济增长不是金融发展效率的原因，金融发展效率也不能解释农村经济增长；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可以解释农村经济的增长，而农村经济的增长却不是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兰杰原因。

3.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

（1）脉冲响应：VAR模型中的内生变量之间虽然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但由于在短期内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内生变量不在均衡的水平上，而是在均衡水平上下波动。

（2）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衡量其他变量对内生变量的贡献值，这一贡献值用方差来表示，方差越大，一个变量对内生变量的贡献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

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贡献值较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限。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陕西金融发展效率低下，不仅不会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二、结论与建议

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金融相关率及存贷比,通过相关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及方差分析等实证检验，分析各个影响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相关率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农村存贷比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不能互相解释，由此可以看出陕西农村金融市场存在金融抑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短期内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农村经济发展发展中的作用突出，但长期作用衰退。各向量回归结果表明，陕西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方差分解中，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值达到38.5%，但脉冲响应分析中，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响应在第4期后就归于0，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发展。

第二，陕西农村金融规模对农村经济的增长作用明显。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陕西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壮大，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更多的农户和个体商户参与金融资源配置，促进了生产、消费和投资的增长。脉冲响应分析中，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的冲击由负转向正，可以看出随着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农村经济也是不断上升的。在方差分解中，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贡献值达到29.4%。但是，农村经济增长不能推动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

第13篇

当前大安市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还面临着诸多的制约因素。经调查，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集体经济发展薄弱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偏重于以农户为主体的家庭承包经营，忽略了集体的建设与发展，从而导致本该为农户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村集体经济却异常薄弱。如我市2013年全市223个村，当年有经营收益的村为51个，只占总数的22%，而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只有6个，占3%。而发展较好的如两家镇的同权村，龙沼镇的山湾村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一个聚集力很强、素质很高的村集体领导班子。

1.2土地流转步伐缓慢

全市18个乡（镇）223个村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土地是按照好、中、差三个等级分给农民，许多农户家里所分到的地块大多是4~5块，土地条块分割严重，不利于实现农村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同时农民收入近几年来增长缓慢，人均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占了半壁江山，以土地产出收益为主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2013年全市土地流转为19万亩，仅占总耕地面积的9%，在全市合作社中土地股份合作社数量为94个，仅占总数的8%。

1.3农民素质较低

由于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较弱，很多农民都处于观望状态，加之宣传力度不够，许多农民对家庭农场的概念模糊，他们对于推进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的发展意识淡漠，无法参与其中。

1.4合作社发展量多质差

虽然大安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总量有着快速的发展，但是大多的合作社只是流于形式，只是在工商进行了注册，有名无实的现象是很严重，发展较好一点的合作社，大多以自己与亲友为主，很多农民总怕上当受骗不敢加入，而办合作社的一部分人，没有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心里又不愿意为别人提供服务，大力发展合作经济组织的信心不足。

1.5产业化经营缺乏助力

大安市农村产业化发展起步较早，但是成效不是特别明显，许多村的产业化水平还是很低，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农村实现产业化经营所必须的科学化决策、快速的信息化服务，没有组织保证和资金扶持，这无形让农业产业化发展成了没有翅膀的鸟儿，无法有大作为。

2几点建议

为了促进大安市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让其成为我市农民增加收入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结合实际情况，为推动我市新型经营主体的建设与发展，建议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2.1不断完善双层经营体制，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使之成为引导农民兴办各类经营主体的领头雁。

2.2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使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

只有让农民在非农产业的收入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后，农民才会愿意地把土地流转出去。否则农民群众是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土地。

2.3搞好国家政策宣传教育，加大资金政策性扶持

要在深入搞好国家政策宣传教育的基础上，示范引导，以点带面，同时要加大资金政策性扶持，吸引社会的闲散资金，为各类农村经营主体的成立与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保证。

2.4认真处理现有各类经营主体与农户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当前一些经营主体为了自身的发展，有时会不顾农民的利益，所以在经营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发展原则，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从而保证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2.5创造优惠条件，大力引进人才

创造各种优惠的条件，引进所需人才，为农村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人力保障。

2.6加快农业信息网络体系建设步伐，为各类经营主体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利的信息服务

第14篇

1.1农村干部没有意识到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就当前农村经济管理现状而言，在某些地区，一部分农村干部对农村经济管理认识不深，认为农村经济管理对其发展影响作用不大，建立农村经济管理机构不仅仅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会增加其不少的麻烦。正是因为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了农村经济管理在整个农村建设中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用，长久以往对农村经济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2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不够完善

随着农村经济增长的持续加快，我国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也已经很难适应其发展需要，这种不完善的管理体系进而导致多种问题的发生，主要体现在以下等几个方面：（1）滞后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2）农民切身利益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3）农民其他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4）当地农民对其领导成员及其领导班子产生抵触心理，实际工作难以有效的推行及开展。

1.3与农村经济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农村经济管理涉及范围广泛且工作比较繁琐，但是相关管理者却不能很好的对其理解，导致对有关的法律、法规不了解，工作难以有效推进，甚至在一些地区，并没有设立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与农村经济管理体系相关。在现实农村经济管理中，因为缺少完善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监督，从而导致很多农村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各种农民问题不断出现。长此以往对农村经济建设发展将产生极其不好的影响。

1.4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不够高

在大部分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对于相应地专业知识不够理解与掌握，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及管理没有实质性的了解，从而导致农村经济管理工作难以实施，换言之，农村经济管理现状难以满足农民需要，从而长此以往，农村经济管理不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其效用，甚至会起到反作用的效果。

1.5对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不充足

农业融资的难度较大，具体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农业生产的时间较长，投资企业很难在短时间内收到经济利益；第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遇到的阻碍较多，不易进行；第三，农业投资风险较大，因为农业生产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天气、土质、市场等等；第四，农业投资人的数量较少；第五个原因，相关领导就没有意识到融资的重要性。以上所述的种种原因都加大了农业融资的难度，自然而然，就会使“对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不充足”这种情况的发生，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也会因此遇到很多困难。

2提升农村经济管理水平的对策

2.1领导应该认识到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领导干部在整个农村经济建设管理中起到了积极重要的影响作用。所以身为领导干部必须意识到农村经济管理对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性。这样才能更好的起到表率作用，带领农民更好的进行经营土地、管理土地。从而根本上为农村经济建设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2完善与农村经济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

农村经济管理法律法规的完善是确保农村经济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所以，完善与农村经济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势在必行的。在完善与农村经济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之前，相关工作人员应该先到农村，考察一下实际的农村经济情况以及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进展情况，根据考察结果去完善与农村经济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这种方式完善的农村经济管理法律法规的实用性能才较高。要知道，完善与农村经济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好处是有很多的，例如：（1）农民承包土地有了保障；（2）有效的解决了农民之间的纠纷；（3）严格高效的按照国家的相应政策去管理农村。

2.3建立科学的农村经济管理机构

结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建立完善地、科学地农村经济管理机构，不仅仅可以从实际工作中提升经济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增强其积极性；还能有效的推进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从各方面保证农村经济管理的工作质量，从而使农作工作可以有序稳定的推进。建立完善的农村经济管理机制，从长远意义来讲，对于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2.4合理管理资金

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对资金的管理。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在管理资金时，要做到以下几点：（1）了解农村资金的实际周转情况，记录资金总额；（2）做好资金数额的核算工作；（3）合理的使用资金；（4）监管资金的应用渠道，做到以上几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才是真正的合理应用了资金。

2.5提升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

提升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职业素养的具体措施，如下：（1）定期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进行培训；（2）定期的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进行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给予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的一定的奖励与惩罚。

3结束语

第15篇

虽然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驱动、市场价格的拉动和各级工作的推动下，农业现代化有了长足发展，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长，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2.11:1扩大到2010年的2.37:1。近年来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越来越大，而农业自身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越来越小。综合分析，制约农业内部增收的因素，总体表现为量小、面散、优势不突出，具体表现为“一小、二弱、三低”。“一小”即土地流转规模小。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农村土地资源人均占有率和劳动生产率低，影响农民务农收入的提高。“二弱”即农业竞争能力弱和农村生产要素弱。一是农业竞争能力弱。连片的农产品优势产区少，规模小，农业品牌知名度低，缺乏竞争优势。二是农村生产要素弱。当前，农村正处于快速发展期，特别需要人才、资金、资源等要素的支撑，但农村各类生产要素相对弱化。农村劳动力高文化、青壮年、男劳力多数外出务工，农业从业者低素质化、老龄化和兼业化严重。据抽样调查，在家务农的农民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仅占15.4%，50岁以上的占74.7%，80%以上是妇女。据国内有关经济学家分析，农民学历教育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增长3.6％—5.5％。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民的钱主要用在子女上学、看病、盖房、结婚等方面，很多农民因此无力发展生产。全市农民人均不足0.6亩土地，人均占有土地资源少，靠土地增收的难度加大。“三低”即农业生产效益低、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低。一是农业生产效益低。由于国家直补政策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同时，受资金、技术、知识和信息等因素制约，农业结构调整缓慢，特色农业不突出，一个农民一年种粮收益不及外出打工的1/20，农业增产与农民不增收的矛盾突出。农资价格不断上涨，农民生产成本年均攀升10%以上，基本抵消了惠农补贴带来的实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粮食面积增加的余地有限，单产提高的潜力有限，农民仅靠土地效益提高增收的空间有限。二是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民的利益链接机制不完善，农民分享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很少，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更快增长。三是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低。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也是制约农民增收的一个关键因素。农民对科技服务的需求呈现多样化、个性化趋势。但农村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缺机构、缺编制、缺人员、缺经费，处于“网破、线断、人散”状态，农业服务“一公里瓶颈”没有突破。基层农技人员大多专业不对口，知识老化，阻碍了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农业科技的普及和推广，导致农业经济效益和农业增收潜力发挥不出来。农业信息资源服务水平较低，农民面对充满风险的市场只能凭经验、凭感觉做出相关的决定，投资存在随意性和盲目性。

二、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几点建议

在新的历史阶段，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靠单一的措施已经不能保障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只有系统地规划并形成长效机制，才能使促进农民增收真正落到实处。

（一）大力发展都市农业，发展农业内涵促增收

一是抓好重点园区项目建设。坚持以项目建设为总抓手，集中抓好一批重点都市农业园区建设。对重点工程实行项目化管理，进行重点扶持，定期调度督查，通过典型示范作用，带动面上工作开展。二是突出中心城区核心。三是制定相关配套管理办法。尽快制定都市农业园区建设用地、土地流转、奖补政策、目标考核等相关管理办法，加快组建都市农业发展政策性担保公司，促进各项扶持政策落到实处。

（二）做大做强特色农业，调整优化结构促增收

要按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有我精、人优我特”的思路，大力发展高端高质高效农业。一是加快主体功能划分。二是推进基地规模化。三是开展“农业特区”试点。在特色农业重点区县、乡镇，制定特殊扶持政策，整合农业项目资金，进行重点支持。启动实施畜牧业振兴计划，增强畜牧养殖产业对农民增收的带动能力。

（三）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辐射

带动能力促增收推进农业“接二连三”，加快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一是实施农业龙头企业集群工程。二是加快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有效解决“人散”、“地散”和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问题，引导农民“抱团”发展，增强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人才素质提升工程，依托高等农业院校举办合作社管理人才培训。开展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创建活动，规范内部运作机制，完善与农民的利益链接机制。成立农村信用担保公司，引导扶持有条件的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和内部资金互助。三是积极开拓农产品市场。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加快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

（四）大力发展劳务经济，推进劳动力

转移促增收只有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才能提高农村资源人均占有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民收入增加。一要加强农民技能培训。增收靠就业，就业靠技能，技能靠培训。要针对当前农民培训质量不高、政出多门的实际，整合资源，统筹力量，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实效性。要从当前的短期培训向技术教育转移，对不能升入高等院校而将走入就业道路的农民子女进行免费职业技术教育，提高新生农民工的从业、择业、创业能力。二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繁荣农村经济，拓宽农业就业渠道。三是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完善农村劳动力就业制度，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让农民享受平等待遇，能够在城镇住得下。

（五）加快农村改革，激发发展活力促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