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教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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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测量结果

一般而言，采用自我评估法测算过度教育时，根据其评估标准不同又可将该方法进一步分为两类：第一种方法以用人单位为标准来评价工作所需教育水平；第二种方法以个人为标准评价工作所需教育水平。使用课题组数据，我们分别测算了在第一种和第二种方法下我国当前过度教育发生率（见表1）。从上表不难可以看出，在采用自我评估法测算过度教育发生率时，用第二种方法得到的测算结果高于第一种评估方法。出现不一致的原因在于自我评估法个人主观性太强，可能使过度教育发生率的结果向上偏差。两种方法孰优孰劣，Stasz（1998）深入研究后认为，对于工作所需的技术水平评价，雇员能够比雇主更精确地判断他们自己的工作水平，因此，以雇员个人为标准评价工作所需教育水平更贴近现实[6]。鉴于前文所述，过度教育的主观、客观两个测度方法各有其优缺点，因此为更加客观地反映出我国当前过度教育状况，下文采用了众数法分别从性别、职业、行业、所有制四个层次进一步对过度教育发生率进行了测算。

1．性别层次

在国外研究中，Santos，MendesOliveir和Kiker采用自我评估法测算出男性过度教育发生率为28.8%，女性为40.0%，男性教育不足发生率为44.2%，女性为25.9%；Cohn和Kahn采用实际匹配法测算出男性过度教育发生率为13%，男性教育不足发生率为12%；Groot采用同样的方法测算出男性过度教育发生率为13%，女性为10%，男性教育不足发生率为10%，女性为8%[7]。Groot和Maasen（1997）等采用平均数加标准差法测得英国1991年男性过度教育发生率为15%，女性为8%；Cohn和Ng（2000）采用同样的方法测得中国香港1986年至1991年间男性过度教育发生率为38%，女性为31%，而男性教育不足发生率为28%，女性为25%[8]。在国内的研究中，武向荣和赖德胜（2010）利用2008年北京市企事业单位就业状况调查数据采用自我评估法测算出男性过度教育发生率为51.23%，教育不足的发生率为5.30%，女性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和教育不足发生率均大于男性，分别为53.68%和6.71%[9]。使用同样的数据源，本文采用众数法测算了我国当前性别间过度教育发生率，男性为56.70%，女性为55.77%（见表2）。从表中可以发现，女性在过度教育发生率和教育不足发生率均大于男性，在教育适度方面，女性小于男性，这些说明整体上我国当前女性劳动力在实际工作中不匹配的程度较之男性更为严重。

2．职业层次

教育、收人与职业间的关系很早之前就受到了智力界的关注，但在国外研究中鲜见专门测算不同职业间过度教育发生率的研究。在国内，隋国玉（2009）利用2002年针对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采用标准差法估算了不同职业种类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和教育不足发生率，发现专业技术人员的过度教育发生率最低，男性为11.26%，女性为6.68%，在办事人员群体中，过度教育发生率最高，男性为19.87%，女性为25.44%[10]。武向荣和赖德胜（2010）利用2008年北京市企事业单位就业状况调查数据采用自我评估法测算出非技术工人、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过度教育发生率依次为57.63%、55.62%和54.87%，非技术工人、商业和服务人员、技术工人的教育不足发生率分别为10.17%、8.09%和7.49%[11]。使用2008年北京市数据，采用众数法本文测算发现，商业服务人员、私营企业主、产业工人、专业技术人员、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办事人员的过度教育发生率最高，分别为65.26%、60.00%、56.25%、53.23%和50.30%，而私营企业主、产业工人、行政管理人员、各类经理人员的教育不足发生率最高，分别为28.00%、26.04%、20.84%和16.46%（见表3）。而199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①，对于办事员和非技术工人而言，过度教育发生率较高，这个结果和当前相比，依旧没有什么变化。对于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而言，教育不足发生率较高，这个结果与当前相比已有很大变化，目前专业技术人员的教育水平不但得到很大提升而且已经有过剩趋势。此外，行政管理人员、各类经理人员等教育不足现象凸显。

3．行业层次

测算结果显示，从行业层次看我国当前在金融保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业、国家党政机会和社会团体、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很高，分别为77.23%、63%、55.56%、48.84%、48.39%；在批发零售及餐饮业、交通运输及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制造业的教育不足发生率很高，分别为71.05%、69.70%、64.83%和64.03%（见表4）。而199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科研和技术服务、金融保险业、农林牧渔业、教育和文化艺术的过度教育发生率较高，分别为26.6%、20.4%、20.0%、15.6%和15.4%；在房地产和公共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建筑业、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及邮电通信业的教育不足发生率较高，依次为27.9%、26.5%、25.9%、21.6%和21.2%。可见，1995年统计数据显示过度教育发生率较高的行业当前依旧是过度教育凸显的行业，它们是金融保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业、国家党政机会和社会团体、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尽管位序上稍有变动。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与以前相比，这些行业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均有显著的上升，譬如国家党政机会和社会团体从27.9%上升至55.56%，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业从15.4%上升至63.0%，金融保险业从20.0%上升至77.2%。另一方面，与以前相比，教育不足发生率较高的行业有所改变，从1995年的房地产和公共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建筑业、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变动为当前批发零售和餐饮业、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制造业，且上升幅度较为显著，譬如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教育不足发生率又21.2%上升至69.7%，这一变化过程体现了经济发展中“产业升级”的特性。

4．所有制层次

为进一步了解当前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间过度教育情况，本文测算了（中央、省）国有独资、（地方）国有独资、城镇集体所有制、城镇私营（包括合伙企业）、城镇个体（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国家控股企业、其他股份制企业（包括股份合作制企业）等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和教育不足发生率（见表6），得出在中外合资和外资企业、（中央、省）国有独资、国家控股企业、（地方）国有独资过度教育发生率较高，分别为41.18%、40.83%、36.49%和29.26%，在（地方）国有独资、其他股份制企业(包括股份合作制企业）、城镇私营（包括合伙企业）和（中央、省）国有独资等教育不足发生率较高，分别为55.85%、52.63%、47.44%和38.99%。199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央、省）国有企业、地方全民企业和国有制企业的过度教育发生率最高，这样当前情况基本一致，（中央、省）国有独资、国家控股企业、(地方)国有独资等过度教育发生率高暗示出，在这类型企业中储存了过多的教育资源，而实际当中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此外，统计结果还显示，在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中教育不足的发生率最高，而当前在（地方）国有独资、其他股份制企业（包括股份合作制企业）、城镇私营（包括合伙企业）和（中央、省）国有独资等教育不足发生率较高，说明不同所有制类型教育不足状况这些年发生变化和转移，但整体上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等类型企业在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两方面表现出较高的发生率，说明在此类型企业中当前就业者的工作所需教育水平与实际所受教育水平间“不匹配”（mismatch）现象较严重，亟待引起重视。

过度教育发生率偏高的原因分析：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

国际比较研究表明，美国1969、1976、1985和1994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分别为35%、42%、33%、30.7%，呈现倒U型变化；英国1986和1991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分别为31%和15%，呈现下降趋势；荷兰1974、1982、1983和1984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分别为17%、16%、16%和39%；西班牙1985和1990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分别为17%和28%；葡萄牙1982、1985和1992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分别为24%、26%和33%，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三国整体呈现上升趋势[12]。本文采用自我评估法和众数法相结合的方法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当前过度教育发生率明显偏高于欧美国家，无论在性别、职业方面还是在行业、所有制方面都有这样的特点。中国大学生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在8%左右，大大低于世界中、低收入国家（24%）和美国（35%）①，全国每十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2000年和2010年分别为3611和8930人②，也明显少于欧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从此角度看，我国整体上是处在教育不足阶段，换言之，我国当前过度教育发生率偏高只是局部的。引致过度教育发生率偏高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13]，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视角也是多元化的[14]，结合我国实情为较深入的阐释过度教育问题，我们打算集中笔力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视角进行分析。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最早是由Doeringer和Pi-ore（1971）提出[15]，该理论基本假设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一级劳动力市场（pri-marylabormarket）和二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la-bormarket），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稳定、培训和晋升机会多、工作环境好、工资环境好、工资高；二级劳动力市场则相反，就业不稳定、缺乏培训和晋升机会、工作环境较差、工资较低，且劳动力在这两类劳动力市场间很难流动。一级劳动力市场中的核心岗位构成了内部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工资由单位内部的管理规则和管理程序控制，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附属岗位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则构成外部劳动力市场，而外部劳动力市场中工资主要是由市场竞争机制形成。这种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在我国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区域上看，体现为沿海地区劳动力市场和内陆地区劳动力市场。由于我国还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加之区域间自然资源禀赋各异、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倾斜化、市场半径差异化，使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及文化发展不均衡，差距较大，如以工资为例，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各地区按登记注册类型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在国有企业中，北京、上海、广东依次为67403、71885、49027元，湖南、湖北、江西依次为31900、35044、30031元，甘肃、新疆、贵州依次为29889、31006、31469元③，以“北上广”为代表的东部区域分别是以湖南、湖北、江西为代表的中部区域和以甘肃、新疆、贵州为代表的西部区域的1.9倍和2.0倍。此外，生活在经济发达的区域，还可以享受现代社会文明成果，如便捷的交通、丰富的信息、齐全的公共服务设施等等；而在经济发展欠发达的区域，则难以享受这样高质量文明福利，故大学毕业生择业时首先经济发达区域，人才流动仍呈现出“孔雀东南飞”的局面，如有研究表明目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向依旧体现出较显著的区域特点，“京津沪”、“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占比依次为25.5%、52.9%、10.7%、10.8%[16]。另一方面，从地区上看，则体现为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小城镇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由于历史因素和转型期，我国城乡间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以工资性收入为例，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城市居民家庭基本情况与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在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方面工资性收入分别为13707.68元和2431.05元④，前者是后者的5.6倍。此外，生活在农村则各类信息相对闭塞，公共服务设备缺乏（如影院、博物馆、银行、车站、商场等等），精神生活单一，故大学毕业生择业时首选大中城市，“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农村一幢房”。如研究表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向呈现出明显的城乡特点，选择留在“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或县城”、“乡镇”、“农村”占比依次为53.3%、30.0%、12.4%、3.4%、0.9%[17]。如果两种劳动力市场之间不存在分割，在就业难时较高学历者则可以较方便地先从大中城市市场流入小城镇及农村市场，等机会成熟时再返回大中城市，这实质上是一种理性选择，也降低了非自愿性失业和非充分就业的风险。然而，在现实中由于两种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明显分割，例如户籍制度等障碍，抑制了高学历者自由流动，原因在于一旦选择了小城镇及农村市场，以后要进入大中城市市场需要付出很高的工作转换成本（具体包括工作接受成本、工作离开成本、与原单位的交易成本和心理成本）[18]。显然，工作转换成本和心理成本越高，较高学历者就越不愿意迁移。总之，劳动力市场分割产生的分割收益，使大学毕业生将留在一级劳动力视为一种理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如争向聚集大中城市、沿海地区、国企、党政机关、金融、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业及各类优势岗位，但一级劳动力市场核心岗有限性必然加剧在该市场中的就业竞争，从而使就业者与工作的不匹配概率增大，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提高。

第2篇

论文摘要：我国的教师教育在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教育过度问题，其成因以及所引发的教育问题影响了教师教育机构及其运作机制的发展，只有立足于我国教师教育的实际，建构有效的防范机制，才能实现教师教育的和谐发展。

美国教育经济学家莱文教授认为属于下列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应称作“教育过度”：相对于历史上的较高受教育水平者，现在受相同教育水平的经济地位下降了；受教育者未能实现其对事业的期望；工作人员掌握的技能超过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岗位的需要。…这种考量不仅考虑了社会层面上的教育供求，还考虑了受教育者个体的感受。根据莱文教授判断教育过度的标准，可以看到，近几年，我国的教师教育产生了“教育过度”危机，其症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缺乏专业安全感，对自己的前途迷茫，专业学习缺乏信心，专业素质缺失；二是基层学校教师的专业发展困惑，其专业能力不能适应13新月异的教育变革，缺乏自信心，有强烈的失落感；三是教师教育机构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教育机构完全受制于市场，缺乏市场竞争力；四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教师教育的干预，缺乏应有的力度，导致教师教育市场无序。

一、“教育过度”形成的主要原因

教师教育过度现象的出现，除因为教师教育内部体制的问题，以及在目前教师教育市场还未成熟的情况下，教育宏观调控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方面的原因，具体而言：

教师教育管理机制不够健全。我国教师教育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行政定向、封闭运行”体制。这种体制对我国教师教育的发展与进步虽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这只是与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当我国的经济体制转换为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这种教师教育体制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随着现代教师教育的发展，教师教育的办学机制也逐步趋向开放化，但这是一种割裂式管理体制：首先，教师教育的职前与职后之间产生了割裂。师范院校只关注师范生的学习和能力培养，却忽视了职后教育的需要；教育内容主要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教育，忽视了学生的实践指导。其次，院校各自为阵，其教师教育的标准参差不齐。教育机构之间在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上没有一个系统的观念，本位主义思想严重，专业设置重复，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各院校没有统一的标准，导致毕业生质量良莠不齐；教师教育的入门条件过于简单，未作一定的人职教育期限和实践期限要求。第三，由于现代教师教育的市场化发展以及综合院校对师范院校的冲击，使得师范院校处境尴尬，能否保持传统的教师培养模式，是走综合化发展道路，重视师范生的学科结构，还是突出教师专业的教育特性?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究。对此，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教师教育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必须根据基础教育的实际情况，建立与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相适应的渐进式的教师教育管理体制。

教师教育法制环境不佳。在一些发达国家，关于教师教育的法律法规已经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体系，这对我国的教师教育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在这方面，171前我们还存在一些缺欠：首先，有关教师教育的规定仅是在一些法规中有一些条文性的规定，主要依赖于行业的指导性文件，对于教师教育没有形成刚性的规范文件，缺乏应有的管理力度和约束机制。其次，对于教师入职要求和考核标准以及教师继续教育没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只是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标准，没有硬性、统一的标准，对教师资格管理不够严肃，随意性较大。第三，教师教育的相关法规、条例仍然不明确、不全面、不系统。_3教师教育法律规章的建立是推进教师教育进程的重要保障，有了法律依据，可以根据目前的教师教育发展的需要和专业建设，制定规范、可行的教师教育标准。

教师教育在教育市场中不能正确定位。随着教师教育的发展，师资市场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型。首先，办学机构的办学层次不断提升，然而质量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大批师范生的学历提高了，而实际专业水平在下降，导致毕业生在就业时不能正确定位，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其次，对于教师教育的内容选择完全依赖于市场对教师教育的引导，虽然强调了教师教育的实用性，但却忽视了教师教育内容内在的系统性。第三，市场分析缺乏前瞻性。由于教师教育专业的设置是依据于教育市场的需要，有时会因为市场的错误导向使得教育专业在设置上产生一定的错觉，教师教育机构不能对教师市场进行有效的教育分析，对教师教育的专业设置以及招生规模不能进行科学调研，致使市场和实际相脱节。

一线教师的专业素质缺失。在职教师的知识结构老化，教师继续教育流于形式，教师评价缺乏力度和导向机制。首先，教师相对过剩。教师数量的过剩与教师质量的下降一直困扰着教师的专业发展，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因不能适应教育的需要而退出课堂。其次，在教师继续教育的过程中，忽视教师的实际状况，过分依赖固定的教材、理念，不仅与教师的日常教育生活相脱节，还与教师们的丰富的个体实践与个人需要相悖。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一是中小学教师无暇顾及新的教育信息，他们把自己的学习时间、精力主要投放在繁琐的教学工作上，导致教师成了教学的机器，继续教育则成了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二是教师教育的信息渠道不畅，部分中小学校对教师继续教育漠不关心，同时，教研部门与一线教师之间缺乏应有的教育联系机制。

教师教育主体受市场经济利益驱动。教师教育的日趋规模化发展的社会因素是由于受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导致的。首先，综合性院校参与教师教育的直接动因就是受办学的经济利益驱动。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设置，教师教育专业投入小，风险低，同样产生高经济效益；扩大招生也受经济利益的影响，对于院校来说，生源就意味着经济效益，甚至有的学生以赞助的方式给学校提供办学资金来弥补考分的差距，学校从经济上得到了好处，但这样的学生无论是在专业知识还是在教育能力方面都存在很大的缺失。其次，教师教育的个人高收益率导致个人对教师教育的需求过于旺盛，这是教师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对于教育投资，其个人收益率的大小取决于个人因教育而发生的所有成本(显性的直接成本和隐性的机会成本)与未来预期收益的贴现值(未来预期收益在与现在支出的成本进行比较时，要进行贴现)的比例。对于目前相当一部分报考教师教育专业的考生来说，由于文化成绩不理想，上师范专业既享受到教师教育的优惠条件，又能够获得到与其他大学学生一样的身份。教师教育中个人投资的高收益而低成本，教师的社会地位、成就感和良好的工作环境等，就构成了个人投资教师教育的社会及心理驱动。

二、预防教师“教育过度”的基本策略

尽管在我国教师教育领域中存在着教育过度的现象，但并不能因此就得出应该限制教师教育发展规模的结论。因为这种教育过度并不是教师总量上的过度，而是因结构不均衡造成的过度，具体表现在教师教育的投资结构、层次结构、院校布局、区域结构、学科结构等方面。因此，只有从我国教师教育的实际出发，建构科学的教师教育发展模式，才是其发展的唯一途径。

创新教师教育体系。教师教育体系的创新是针对传统的师范教育模式提出的相对概念，主要指建立一个面向市场、面向终身教育发展的教师教育体系。这一体系是以师范教育为基础，综合性教育与专业化培训相结合的、适应时代专业化人才培养要求的教师教育。首先，突出专业化人才的培养。对于从事基础教育的师范生来说，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是其从事教育工作的基本前提，但不可忽视教师专业的特殊性，即专业实践性，必须根据教师教育培养的基本要求，把职业素养的培养提到一定的高度，关注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其次，终身教育体系应考虑从教者的职业发展要求，建构大教师教育的概念，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和各行各业的教育培训者纳入到教师专业化建设的目标体系中来，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的建设，培养和培训各方面的专业化师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狭隘的学历化的师范教育领域。4第三，鼓励教师教育机构的个性化发展。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教师教育机构所显现出来的办学目标、方向，以及服务对象都有着一定的差异性。而且在师范院校与综合院校之间，无论在办学的方向上，还是资源上，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横向上要强化同等层次学校办学目标的个性化发展，在纵向上必须强化连续性和递增性，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进行联合办学，如实行本、硕连读学制，调整教育硕士的招生考试制度等，根据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合理的资源整合。

优化教师教育的资源配置。教师教育资源的科学配置是推进教师教育的有效途径。首先，有条件的综合性院校等教育机构应参与教师教育工作，以推进开放而规范的教师教育体系的逐步形成。因为，综合院校的办学资源在学科建设上更趋于规范化、科学化，无论在学术研究的深度、广度上，都有自己的优势，这对于教师教育的专业设置是非常有益的，鼓励这些具备师资培养条件的院校参与到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工作中，则有利于教师专业知识的拓展。其次，学科建设是教师教育资源的关键因素。学科建设必须突出教师教育的专业性，在教师教育模式中，将学科知识和教育知识有机融为一体，把学生培养成为既是学科方面的专家，又是教育方面的专家。在学科知识的建设上，与综合院校接轨，实行宽口径、厚基础、精学科的建设模式，根据基础教育发展的状况，推进学科建设的发展，使其更趋于合理化、科学化。第三，注重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的一体化建设。师范院校要把教师职后培训工作和师范生的教学工作放在同等的地位，这有利于在师资、设备、图书、场地、科研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统一调度。在工作环境与协调联动上有效融合，扭转目前二者相互脱离、相互封闭、各成体系的状况。第四，加强职业需求预测，引导学生正确进行教育投资。自1997年，我国高等学校实行“招生并轨”、学生实现缴费上学以来，尽管教师教育能带来非货币性的满足，但个人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未来预期收益相比，仍会成为个人选择是否当教师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引导个人正确地进行教育投资，降低个人教育投资的风险。

政府应加大对教师教育的管理。“政府是主体，政策是关键”，政府不应将教师教育完全推向市场，过度关注市场对教育的调节功能。因为市场不完全适合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包括教师教育。所以，政府要通过法律的、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对教师教育的改革进行宏观的管理予以正确的导向和强有力的支持。首先，对教师教育的管理不是直接干预，而要加强正确的舆论宣传，提高教师职业的社会吸引力，吸引非教师系统力量的介人，打破单一的教师教育体系。政府还应解决那些教师教育机构因自身没有办法解决而严重制约其运行和发展的外部环境，采取有力的调控手段，求得教师教育的综合平衡，如基层学校对教师人才供求的总量平衡、优化教师结构、教师教育规模与可能提供的办学条件之间的平衡、教师教育生源的供需平衡等。其次，在物质条件上不断提供有效的教育服务。教师教育工作应该是社会的公共事业，直接对地方的基础教育负责。因此政府必须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落实教师教育经费，形成良性的教师培训成本补偿机制和投入机制，特别要针对农村教师的实际，送培训到基层，为农村教师质量的提高直接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第三，加强制度建设。教师教育的专业化发展对教师教育的要求也与日俱增。目前，我国在教师资格认定和继续教育的环节上还处于一种人为管理的状态。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教师资格证书制度和教师继续教育制度。同时随着现代教师教育的开放化发展，必须规范教师的人职考核制度，这一点可以借鉴英国实行的一种“教育助理”制度。强化教育见、实习期间的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制定一套详细而且更为规范的标准，推动教师专业化的良性发展。第四，缩小教师教育的差距。教师教育的差距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在地域差异和层次的差异上。在地域差异上主要表现在教师教育资源以及教育质量上有着明显的距离。在办学层次上，由于三级师范向二级师范教育体制的过渡，不但要在层次上提高，更要关注教学模式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第3篇

笔者多年一线教学实践发现，多数学生在英语阅读材料上使用材料浏览、背景文化、重点语句、推力判断、筛错选对等策略上偏少，有的甚至无意思对文章进行判断，凭主观意愿去选择答案。我们知道学生假使能有效利用教师在课堂中讲解的解题题目并灵活加以运用，并利用这些策略对整篇材料进行信息加工，并不难把握其语篇的深层含义和材料的文化背景。因此，教师要促使学生明确语篇文本意境并加强阅读各方面问题的指导，譬如加强学生对材料中名词、动词、数词、形容词等关键词汇的理解，从而可首次把握文章主题内容；其次对学生进行对材料中情态动词、介词、短语等句型的理解，可从中推测出材料中作者想表达的意图、立场及文章的逻辑关系。例，“LiLeiisnotgoodathislearningbutheisaverygoodstudent”这句所表达的真正意图从but才开始出现，主要的内容时后半句，因此，材料后面内容肯定是围绕“heisaverygoodstudent”进行写作。

2、重视材料的背景介绍

在新课标文化意识中指出，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在英语阅读理解中，很多地方都必须借助文化知识的帮助，才能理解原文真正的含义。因此在阅读过程当中，一定要引导学生留心和积累一些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知识，引导学生利用阅读材料去了解异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标准、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等，这样有益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提高学生文学鉴赏能力，并去其糟粕，化为己用。同时教师在阅读教学过程中，也可以通过一些有异中国的一些文化意识，引发学生的兴趣，从而达到教学目的。譬如在学习AbrahamLincoln时，可介绍材料的时代背景，即美国内战的起因发展及林肯事迹，这样，在以后相似题型中就会轻车熟路，善于选择。

3、重视英语语篇教学

语篇是指任何不完全受句子语法约束的在一定语境下表示完整语义的自然语言，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句子在语义和语法上相互联系的句子连在一起，才能体现语言的连贯性，构成语篇。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让学生学会对语篇的结构进行分析，了解语篇的段落结构，并了解语篇观点是通过何种结构进行阐述，同时根据结构找出材料写作路线，并对信息进行加工、分析，从而把握阅读材料所传递的信息。

4、以“文化内涵”提升英语阅读境界

在新课标文化意识中指出，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在英语阅读理解中，很多地方都必须借助文化知识的帮助，才能理解原文真正的含义。因此在阅读过程当中，一定要引导学生留心和积累一些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知识，这样也有益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在新标准的英语教材中也处处体现了对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如爱国主义的培养，如阅读教材中的航天英雄——杨利伟，体育健将——刘翔，我的英雄——白求恩，笔者在教授完这些英雄故事后，都能从学生的情感中体会到了一股热流，作为中国的新生代，他们更需要这种文化熏陶。

5、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