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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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以对称性取代合理性

科学合理性一直是科学哲学的核心内容。正如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所言，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是阐明科学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劳丹在《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也有对科学合理性极为重视的类似表达。同时，科学合理性理论一直是科学哲学中众说纷纭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内容。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哲学家们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摹写，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为转移的客观知识。此时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当以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标准科学合理性模型(又称逻辑合理性模型)为典范，该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规则，例如：逻辑规则、算术规则、数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以卡尔纳普、赖欣巴哈等为代表人物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把观察看作是不可怀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单靠经验可决定理论真伪，通过制定对应的规则来检验定理，进而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正如赖欣巴哈所言：“哲学不过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逻辑分析，归纳逻辑应当是科学知识合理性的根据，理论之被接受……是以事实到理论的推论为基础；这个推论不是演绎的，而是归纳的。所给予的是观察材料，观察材料构成确定的知识，理论是通过确定的知识被证为有效的。”[1]值得一提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注重把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作为科学合理性标准，并没有考虑科学发现中的历史、社会和心理因素。紧随其后，批判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随者虽然在划界标准、科学逻辑的性质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有着严重分歧，对他们的意义标准并无兴趣，排斥归纳逻辑，但他们的科学方法论仍然是科学逻辑，只不过是比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更强的演绎逻辑而已。同样，他们也没考虑科学发现范围内的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学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学哲学的首要原则就是选择一些方法论原则，以构成全部科学研究的说明性工作的框架。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人们就应该可以把科学展示成具体体现这种科学哲学的各种原理，并且是根据它的教诲而发展的某种过程。只要人们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根据哲学来表明科学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确立在科学方法论原理上的工作称为“合理性重建”或“内在的历史”。同时，拉卡托斯认为给社会学家预留了一个角色，让他们以“外在的社会史”来解释理性主义无法说明的非理性的残余物。拉卡托斯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①内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学发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说明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对于外在史来说，内在史具有一种重要的优越地位，外史不过弥补了存在于合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属于“病态”社会学研究，亦即科学方法无法充分说明的所有问题，就移交给社会学家进行研究，进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说明。拉卡托斯说：认为科学的内在的历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历史是第二位的，因为外在的历史之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内在的历史界定的。外在的历史要么对速度、位置、选择性等以及对人们根据内在的历史解释的各种历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说明；要么在历史与人们对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时，提出对这种不同之发生原因的经验性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们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中，把科学合理性与进步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进步的理论选择。科学进步则表现在一个理论总体解题效力的提高，即尽量扩大已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围，同时尽量缩小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范围。同时，劳丹对“认知社会学”提出了警告：“我们若要研究科学的合理性的社会背景，必须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2]230在他看来，科学的合理性只是意味着整体上遵循科学的方法，并不是说科学家的行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强纲领SSK的原则不能界定一个值得承认的科学实践方式(即知识社会学)，它对科学实践的说明也不能用于说明它自身。劳丹希望社会学家扮演着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与思想史和认识论完全不相干的科学的非认识的社会学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划界原则的前提条件下进入认识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建议社会学家遵循一种“外理性原则”。按照这种方法论的约定，“当且仅当那些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解释时，知识社会学才可能参与对信念的解释。”[2]217这种思想史家与知识社会学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顿·史密斯[3]的支持。牛顿·史密斯认为，至少存在关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说明，可以用来决定一个确定的信念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数科学哲学是“内在”于科学的认识论之中，区分了科学知识的标准、证据与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的社会因素之间的区别。在社会学内部，由罗伯特·默顿所确立的规范的社会学传统，目前仍然在美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自然科学，但坚持科学制度与规范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拒绝社会学介入科学知识的成功内容。默顿学派一直关心的是科学工作是怎么样在制度化与文化中体现出来，恰当地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脱离了已有的社会规范。

面对着科学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务，布鲁尔与巴恩斯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对知识内容在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强烈不满。为此布鲁尔提出了对称性原则。对称性原则是布鲁尔强纲领的核心[4]，其具体内容是同一类型的原因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对称性原则坚持，无论真的还是假的，合理的观点还是不合理的观点，只要它们为集体所坚信，就全部都应平等地作为社会学的探究对象，都应诉诸于同样类型的原因获得解释。这就意味着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认识论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位。从而否定了理性模式，为其科学合理性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寻求合法依据。布鲁尔曾经多次举一个例子[5]来说明这种对称性。考虑两种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个部落中，都有一些人们传统的信念，以及人们普遍接受的被认为比其他理由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达其偏好的词汇。面临着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与另一个部落文化信念之间进行选择时，每一个人都很自然地倾向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对部落的人来说，这些文化传统将会提供可用来对信念的选择进行证明的或辩护的规范与标准。关键在于，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他们的选择与评价像这两个部落的成员的选择及评价一样，是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并不存在着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并且“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种环境中可算作是某种信念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在另外一种环境中会被看作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因此，社会建构主义所关注的并不是“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它所关注的恰恰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原因”的理由。坚持知识与信仰是一回事。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人们只能够依赖于其部落的传统信念来对真理与谬误做出“直接”的肯定。社会建构在社会语境下对科学合理性的一种解读，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内容最终被归结为某一共同体采用的社会文化规范，消除了科学合理性的客观理性基础。正如马丁·霍利斯在《社会对实在的破坏》一文中所言，“强纲领的目的是腐蚀掉人们所熟悉的客观性概念之理性基础”[6]。

布鲁尔的上述观点引发了劳丹与他的一场著名的争论。劳丹认为，不论科学研究的个体还是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构成对称性主题。首先，就科学研究的个体而言，他在采纳某种理论信念之前，必须具体说明该理论信念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基础，用因果关系解释理论信念，通过逻辑推论过程完成因果解释，这样就可成为保证其理性信念的原因。与此相对的，对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释却需要极为不同的解释，因为它们是“由社会和心理行为的直接行为导致的信念”[7]59。劳丹曾举例说：“如果接受某种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结果，那么认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会或经济原因引起的就毫无道理了。对信念Y和Z的接受当然也可能是社会因素在起作用，此时我们可以认为对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会境况的间接结果。但是这并不能用来反驳以下说法：对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说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结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与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关，那么对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说明看来应该根据理性之外的因素来作出，例如该信仰者社会(或心理)的状况。”[2]207其次，就科学研究的群体而言，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产生的条件也完全不同。“我们可以设想，人类社会存在两个群体：一个是非理性社会，另一个是理性社会。在理性社会中，人们只能在仔细怀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动者(指理性社会群体)自我意识到与自然相关部分的因果联系后才会采纳信仰，这些相互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理性行动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会里，即允许存在认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每个人可以采用独立于任何公共的认知政策的信仰。每个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没有；每个人可以有信仰的证据，也可以没有等等。”[7]62理性社会和非理性社会的信念形成社会机制完全不同，两种不同信念来源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基础，这直接驳斥了布鲁尔的对称性原则。

对上述劳丹论证其不合理假定思想的观点，布鲁尔予以激烈的批评和反驳。布鲁尔认为，劳丹的理性解释模式实际就是“手段—目的计算模型”，该模型不论用于科学研究个体还是群体都缺乏说服力，更无法否定对称性。他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贬低了非理性信念，把非理性信念等同于经历恐吓、贿赂、洗脑或者损伤后的头脑内容。但是，非理性信念和理性信念的产生真的不同吗?布鲁尔认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比不过是表明了“大脑是一个计算的机器”，“理性”表明机器处于运行状态，“非理性”是表明机器中断和失控的标签[8]。机器的运行和中断不过是装置的两种可能的物理状态，这种状态不需要任何先验的评价，“运行”和“中断”的语言体现了对称性原则。布鲁尔还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把对称性理解为“完全因果同质”即同种原因只能产生同种结果。而实际上，同种原因完全可产生不同的结果。

总之，劳丹在这争论中始终坚持外理性原则，坚定地捍卫科学合理性理论。而布鲁尔则一直坚持要用对称性原则来取代科学哲学中的合理性，平等地看待理性和非理性，主张对所有的信念进行社会因素解释。劳丹在这里不仅强调了知识，而且还强调了知识是真实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像劳丹那样要求把产生真实信念的机制与产生错误虚假机制区分开来的做法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借助了自然来进行的辩护机制。但如果强调的是“制造过程”，那么要求解释产生信念的机制，而不问其认识论地位如何，同样也是合理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布鲁尔认为除非社会约定，否则不会存在着这样一个过程，能够区分出真与假的信念，这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二、以发现的语境取代辩护的逻辑

社会建构与科学哲学之争的关键还在于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之争。科学或更为一般的经验探索，就是利用种种手段去发现世界可能是如何，但无论什么样的结果出现，得服从具有权威的哲学判断，以确保是合理的知识。科学哲学本身就具有某些毫无疑问的评价标准，如一套先验的逻辑范畴，无论是在康德意义上，还是在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这套规范都是无时间性的。

社会建构主义关键点在于拒斥这种“第一哲学”，他们认为，首先，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的区分是非常难以进行的；其次，有关劳动分工的问题，也即科学家的工作在前，哲学家的工作在后。这特别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工作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们趋向于把科学哲学视为一种在时间上后继，是寻求对“完成了的”陈述系统的永恒的评价标准。再次，它还会产生出科学家自己在评价他们工作的角色与权利的问题，因为它同样把评价权威置于科学家之上，以致蔑视实际的科学工作者的能力与决定权。

社会建构主义还认为，作为一种合理的论证的辩护模式，消除了科学研究实际上所涉及的艰苦工作。在具有逻辑重构特征的论证被形成之前，(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几乎所有的艰苦工作都已经完成。但对哲学家来说，论证是很有规则的，它并不会显现科学家实际上所显现的工作步骤。这种重构或许可能表明我们外行人能够接受的科学结论，但这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理想化了认知活动的概念。如果认为这种重构代表着科学家在制造知识过程中的实际推理，那么这与科学家的实践的认知活动无关。

这种区分还具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对发现的(逻辑)理性的明确拒斥。逻辑实证主义视发现的过程为随意的、偶然的、神秘的或幸运的。因此，科学哲学倾向于放弃对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者说其他探索者感到需要进行研究的实际场所的混沌状态的语境。获取带有真理主张的理论的科学家本身就是人，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社会与历史环境中获取了他们带有机遇与幸运的成果，但科学哲学家总是要施展他们的想像力、理论与实验方法的严格性来制止这类混乱的语境，他们所制造的理论能够被合法化与建构为真理的命题，他们为科学家制造了带有彻底简明与确定特性的逻辑的评价标准。

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发现的语境，就像语境自身一样，是不能被化为经验的。但对辩护语境的分析却给形式逻辑以特权。“赖欣巴哈有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的区分的要点在于有关科学数据产生的信息是无关于对这些数据的评价的。”[9]还有另外一种区分，即“内部”与“外部”之分，内部被确定为逻辑的，而外部被认为是经验的或甚至非理性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突破点就在于寻求发现中逻辑的作用，寻求辩护中的科学合理性的产生的社会致因。这样，逻辑在发现中就具有作用，社会与心理的因素，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价值”在辩护中也就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价值”一词的引入，两种语境的区分中的问题最终显露出来：传统的科学哲学所持有的发现的与辩护的区分，目的在于强调上述“价值”对理论的评价(规范标准)的无关性。规范并不是来自于经验的结果：两者间有着一个无法逾越的界线。两种语境的区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教条。社会建构主义否认这种鸿沟的存在。因此，从一开始，强纲领SSK与科学哲学的对抗，甚至超过了它与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的对抗。强纲领SSK要求用社会学来取代科学哲学，正如斯奈扎克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尔不断地把传统哲学及其‘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目标。强纲领的整个事业就是特别关注于用社会学来取代所有的传统的认识论，继承了被称之为哲学的所有主题”[10]。

科学哲学家认为观察与推理对辩护是关键的。社会建构主义声称，当他们把观察与推理置于其真实的语境之中时，这些实践看起来并不像是哲学家所归属的辩护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家不仅是在观察；他们在特殊的场所，为特殊的目的而设计与操作特殊的实验，他们用特殊的测量仪器来计算特殊的样本，他们为特殊的田野研究选择特殊的场所。科学家并不理性；他们解释观察与实验，他们支持或批评猜测或假说，他们推理出结果，他们把模式扩展到新领域。在他们进行的所有活动过程中，他们有着多种理由来进行一种特殊的选择与决定，理由包括可行性、可能的应用、审美价值、其他同事的利益、可能的消费者的利益、对形而上学与意识形态的反映。这些就是包含在“社会”大伞下的各种因素。社会学家主张知识生产就体现在这些混合因素之中，意味着这样的实际实践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脱离了在哲学描述中的理想，知识并不具有传统哲学所描述的那种优越性。

三、以建构论取代实在论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在波普看来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并且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科学方法论中寻求答案，因为，方法论可以解释科学在提供有关自然的可靠而有效的知识方面的优越性。在波普以前，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通过经验积累的经验证据来为理论做出辩护，科学家运用确定的事实来证实理论，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科学就在向真理迈进。波普意识到，这种实证主义的策略会因为归纳问题而搁浅。因此，他更偏向于证伪而不是证实，用猜想代替了确定的真理。科学通过大胆的猜想与严厉的批判而走向真理。科学家从问题出发，走向逻辑概括与基本语句，这些理论概括与基本语句在原则上都是可反驳的。猜想越大胆，科学(客观知识)进步的速度就越快。科学必须接受严厉的判决性实验的检验，尽最大的努力去反驳理论。没有什么理论能够被免于批判。因此，科学不是证实的游戏(寻求与普遍的理论相吻合的证据)，而是反驳的游戏(寻求证据来反驳它)，科学理论不是确定的真理，而是更加大胆的猜测。波普的证伪主义为区分科学语句与非科学语句提供了一个划界标准。对波普的划界标准，柯林斯认为其问题集中在证伪性的经验证据是否具有可重复性这一点上。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作为一个逻辑条件，而证实与证伪却是实际的观察与实验的过程，波普与柯林斯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证伪是用直白而清晰证据去反驳理论，还是说证伪过程具有解释的模糊性，只有通过复杂的社会磋商来解决。此时，哈里·柯林斯提出了所谓的“实验者回归”的问题：最著名的论证出现在其《改变秩序》一书所讨论的韦伯对引力波探测的实验中。最初的发现刺激了大量在实验上“重复验证”的努力，包括许多物理学家努力建造的“引力波探测器”。结果是一组类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探测实验，其中有一些肯定的结果，另外一些是否定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引力波是否已经被探测到的问题同样也是实验是否有能力的问题，什么样的探测器被正确地设计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了引力波是怎样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就能说什么样的实验是有能力的，什么样的探测器是好的。如果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实验是能胜任的，我们就能说引力波是什么样的。这样，在柯林斯看来，并不存在严格的标准来判断一种合理的实验结果或者一种好的实验仪器，所有评价仪器的标准依赖于仪器在实验中所产生的结果。这样就导致一种实验的循环：好的实验仪器只有通过其获得的正确结果来定义，而正确的结果只有用好的仪器才能获得。柯林斯坚持认为这种不正常的循环总是要困扰任何实验者。这就是“实验者回归”。在实践中，这种回归是通过科学家之间的谈判来解决的，并且这种谈判并不依赖于任何认识论的标准，而是靠解释学的力量来解决的，特别是由参与这场争论的科学家盟友与其敌人所组成的“核心群”的磋商过程。“核心群”成员的活动，是运用“磋商策略”来打破实验者的回归，其结果是形成各方都感到满意的“适当的科学知识”。正是“核心群赋予社会偶然性以方法论的正当性”[11]。这就不仅对实验证据的确定性，而且对其合理性也产生了怀疑。因此，实验并不能为科学知识提供任何合理的基础。所以，在柯林斯看来，正是科学家之间的谈判，而不是自然界本身决定着什么作为一种有能力的实验，决定着什么才能算作实验结果，因此，这项研究对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提出了挑战。确定某些实验是否重复、是否可信，这仅是权力的显现，是一种文化与修辞的游戏，结果，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就成为科学家之间磋商的产物，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

总之，20世纪70年代布鲁尔提出了强纲领之后，标志着科学哲学出现了社会学转向，传统的科学哲学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应该承认强纲领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这主要因为它突破了传统哲学预设的自然科学知识内容不可被社会学家碰的，打开了科学知识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了科学知识的广阔的社会与文化的分析语境，正确地看到了社会与文化因素是真理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但是，它夸大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社会因素是首要并且是决定性因素，而自然科学知识是科学内外的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科学知识是由人们借助于权力与修辞手段社会性建构出来的；在这建构过程中，自然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几乎不起任何作用。这种贬低甚至完全忽视自然界作用的做法，就切断了知识与物理世界的联系，显然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也没有给科学的内在逻辑留下位置。正如曹天予所指出的那样：“在对科学知识的实际产生和演化过程的分析中，一旦自然状态的基本作用被社会语境所取代(在这种社会语境中研究资源以一种特定方式被分配)，那么一些认识论术语，诸如实在论和相对主义，应该相应地用社会术语所取代(诸如由某些研究资源支持的最容易得到的证据等)。而这必然导致去消解科学的合理性思想，而科学合理性思想是不可分割地与揭示自然奥秘联系在一起。”[12]因此，对科学哲学中传统问题的探讨，我们不光要重视社会维度，也要更重视自然维度，不能顾此失彼。当然，我们也不赞同科学哲学中的反映论传统，我们应该从理论走向实践，从表征走向干预。这种实践的科学观它包容了诸如自然与社会、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物质—精神、可说—不可说等一系列矛盾的辩证运动，实践范畴因而具有不可还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过程客观性。科学实践中所融入的所有的异质性的文化因素都在实践的开放性过程中历史性地注入科学实践的过程，并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制造出科学。这一过程并不是把某些因素强行地化归为单一要素(如化归为自然，或化归为社会)，而是一种辩证的综合，科学是在各种异质性要素的辩证的综合的语境之中突现出来的。

摘要：社会建构主义以其激进的姿态向科学哲学提出了挑战，目的是要用社会实在论来取代自然实在论。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对称性取代合理性、以发现的语境取代辩护的逻辑、以建构论取代实在论。

关键词：社会建构；科学哲学；科学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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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EAGELH.Justification，discoveryandthenaturalizingofepistemology[J].PhilosophyofScience，1980，47：297-332.

[10]SLEZAKP.Bloor''''sBluff[J].InternationalStudie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1991，5(3)：241-256.

第2篇

1.1社会因素：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遇冷近年来，在高职教育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背教育规律，急功近利发展的现象，突出表现为高职院校不断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一味加强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在学生职业道德以及人格的养成过程中的熏陶教化功能。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目前又普遍面临着学生就业困难以及社会对人才专业技能要求较高的严峻挑战。因此，从“实用”角度出发，校方纷纷加大了对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力度，在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训设备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再无精力顾及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再者，高职教育学制短，专业教学任务重，校方更重视实训课程的质量，技术理论课次之，而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基本流于形式，出现“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查起来非常必要”的状况。

1.2学生因素：素质堪忧目前，高职生源大多列在第四、五批中录取，生源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理论功底较薄，甚至大多数理科学生基本上没有学过哲学常识，无法适应起点较高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较多学生反映难以理解其基本内涵，理论学习上通常表现为放弃，进行“学职业技术不需要社会科学理论”之类的消极宣传。全球化的浪潮带来西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涌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与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无一不猛烈冲击、影响和改变着高职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泥沙俱下，由于过于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精神文化方面的内涵建设，致使某些学生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远远多于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对现实主义的关注极大地超过了对终极价值的思考，导致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目标不明。

1.3师资、教材因素：师资力量欠缺、教材脱离实际高职院校大多数由以往的中专院校“升格”、“整合”而来，本来哲学社会科学师资力量就普遍薄弱，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学科研骨干数量极少，大家、名家更少。办学规模急剧扩充，更导致师资严重不足，以往的小班授课不得不改为大班开讲，或者非思政专业背景或非哲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客串，课堂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极少数教师还没能做到对的“真懂、真信”，在教育教学中忽略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对一些西方学术观点缺乏正确地分析和批判，把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只是当成纯粹的知识传授课程来对待。当前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思想内容单一、是非标准简单，割裂了厚重的理论与鲜活的实践之间的血肉关系，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空洞无力的说教对高职学生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教学效果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2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

2.1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社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要求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帮助学生明确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远大的理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强化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识、锻造坚强的意志品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素养；教导学生立足现实、放眼未来,遇事客观理性、不轻率、不浮躁、不盲从、不走极端、不急于求成；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把握时代脉搏、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对现实社会作出正确的思维判断和价值选择。理工科专业的高职学生同样应当且必须具备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法律素质，才能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自觉性，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信念。而优秀的人文素质、健康的人格情操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品质是自然科学教育无法实现的。当前我们生活在气象万千的网络时代，各种文化思想的激荡、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都不可低估，价值观念的碰撞、行为准则的差异，导致学生的诚信缺失、心理失衡、道德失范、精神失落等。在协调社会环境变化与个人行为习惯的矛盾中，哲学社会科学倡导的科学认知方法、科学精神理念，对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平等与公正等方面的研究和在文化生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及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确立了精神支柱，营造了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氛围。

2.2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聪明人”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与自然科学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具有揭示自然、社会、思维发展规律的作用。高职院校通过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充实学生的文化理论知识，不断更新和优化各类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能力和处事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利于高职学生思辨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一方面，鼓励高职学生延伸科学思维的空间，扩展辩证思维的跨度，培养学生整体把握客观世界的全局意识和辩证思维能力；另一方面，激励学生敢于打破传统思维的定势，开阔知识视野，拓展思维领域，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质疑，激发学生丰富大胆的想象力，突破所学专业领域的限制，了解和掌握其他专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好地适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近些年来实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颇具成效，验证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着自然科学教育不可比拟的独特功能。因此，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力促社会人文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的结合，才能培养学生勇于实践、不断创新的时代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主创新的能力。

2.3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职业人”任何实践活动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理论的引导，高等职业教育将迷失方向。高职院校应意识到高职教育的目的并非“制器”而是“育人”，过分强调专业教育、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训练，轻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陶冶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会导致学生人文底蕴的欠缺和人文素质的低下；会导致学生在思想道德、文明礼仪等方面不能达到相应的要求；会导致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差以及道德失范等严重问题，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就业和进一步发展。高职院校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才能使学生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下，成为以德为先、以俭为本、爱岗敬业的人才；成为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学以致用的人才；成为视野开阔、素质全面、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兼备的人才；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注重理、工、文的相互渗透，才能使学生一方面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拓展能力，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具有对工作对社会的高度责任心，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3结束语

第3篇

经典实用主义以社会科学介入现实问题的解决，从而形成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实用主义真理观：为信仰服务。对一个命题的判断通常有真假两种结果，实用主义学者的评判标准不再是“符合论“”融贯论”或是“多余论”等，而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一致。这就意味着只需要谈话诸方在他们共同的信念下认为某一个理论或某一类思想可以达成一致就可以了。在那之后，实用主义被搁置了很久。但最近，甚至是在更早的时候，它又被恢复了它在美国的地位。其实，这是可想而知的。实用主义这次的回归不仅保持着经典实用主义的传统，还带来了新的内容。实用主义的包容性越来越强，可以使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这就不难解释它的生命力。新实用主义的思想主要是以罗蒂为主的后哲学思想。他的思想把许多学科都包容了进来，尤其是文学、政治和道德伦理。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学科有了可以冠以“科学”的合法地位。在很多时候，罗蒂认为文学、政治或是伦理道德比传统社会科学学科还值得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实用主义，不仅在美国站稳了脚跟，而且在美国的外交手段中，我们可以不断地看到他们的实用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仅是一种功利的、利己的，同时还是开拓的、探索的。二是实用主义研究方向：以人为本。实用主义的魅力是当你使用这种方法论时候，你会感到很轻松，很有效。它的研究永远是一种向上的力量，这应该与它的理论渊源有关。在实用主义哲学中我们永远都抹不掉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子。这样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或是其他物种都遵循优胜略汰、适者生存的原则，所以我们的研究就会越来越复杂同时也是向上的。在实用主义的思想中，我们同时还能清晰地看到以人为基础，尤其以人的兴趣和情感为出发点的唯意志论的影子。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在实用主义中可以找到。

实用主义很注重的是研究某一问题的兴趣，以兴趣为出发点，便可以充分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利于达到有效的目的。同样来自于唯意志论的观点，即对人本身的考虑很重视。这点达成共识：“人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进行思考的生物。当我们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那些把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大部分理论原则便不能使用。”因为，研究人类不能仅仅通过对某一个社会背景下的他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推而广之。我们需要在特定的时期、背景、文化中判断他们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语言所表达的观点，而理解这些语言的重点便是语言的环境。因此，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实用主义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个方法会让我们在了解我们自己和周围环境的同时，变得开心、有趣和更有上进心。实用主义方法论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三是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实际且多元。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学派，他们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有些观点属于实用主义的范畴，尤其体现在对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哲学学派一直以来都信奉自然科学研究框架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其实他们赞同了价值中立原则，认为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应该不带有个人感情和价值导向来研究社会现象。”

但无论是实用主义学家皮尔士的科学主义、还是詹姆斯的意识流、还是杜威的工具论都充分地证明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完全客观。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人类的生活习惯或是他们的信仰，都没有办法摆脱掉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能够影响他们的信仰。而生活环境和信仰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观点在某种社会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另一种背景下则是无解的。比如，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男孩子在路上看到一个吸引他的女孩子，通常会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看着她的眼睛微笑。而对方也会为自己被关注而感到骄傲。如果换个场景，结果就会大相径庭。假如刚才的行为我们在美国的黑人区做一次，估计那个男孩子就难逃一劫。因为在那里的社会背景下认为盯着不认识的陌生女孩子看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轻微的犯行为。因此，我们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找到一种通用的社会行为准则。

在使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社会科学中，有两位学者起了重要作用。第一个人是库恩，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实用主义这个不能体现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的理论提供了成为科学理论的基础条件。因为库恩对那些“反常”的理论提供了自我修正的条件。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在不断地“前进”，但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符合某种严格的逻辑框架就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显然是不公平的。只有当他们的理论内核真正的“坏掉了”，我们才可以宣判这些理论的不可存在性。而在这里，我们认为的内核不能再使用的标准是：实用主义的理论无法让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就像各大学派一直在争执的主观与客观的区别。第二个人是罗蒂，他的种族中心主义为我们研究社会科学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方法。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例子，这样的现象在社会实际中比比皆是，还有很多奇怪的、我们无法理解的、可能与某种有关的现象。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群与我们生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差很远的人并与之交往时，又该怎么办？罗蒂的办法是以自己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为出发点，与对方沟通。我认为，这个办法可能不是最快的沟通方式，但一定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我们的信仰和观念不一定要强加于对方，只需要找到可以达成共识的信仰和观点即可。找到共同点会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对方的行为和语言有帮助。

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框架更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实用主义在研究社会科学的问题上并不在意理论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而是否能有效地成为行动的向导、是否能有效地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否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实用主义学家们不在意社会本身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更关注的是现在的生活环境是否是居住在这里的人类想要的，如果不是就听从内心的呼唤，向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努力改造。他们信奉的是这样的信仰，就像爱因斯坦说的“：有很多时候想象力比知识重要，想象力无限而知识有限。”按照实用主义的思想这句话是真的，因为他们还信奉另外一句话，就像皮尔士所说的：“每一个真值的句子都是为某一种信仰服务的。”而在这里，人类的兴趣就是他们的想象力的向导，他们在这样的想象力的条件下探索社会科学，就像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实用主义哲学剖析社会科学是需要我们以人类需求为本，以兴趣为出发点，以效率为落脚点。在这个问题上罗蒂———新实用主义的代表，延续了实用主义探索社会科学的精神，在新时期展现出他与前辈和同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家不同的新特点。

二、新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发展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似乎越来越不能很好地处理实际问题。一种继承并发扬经典实用主义的新实用主义油然而生。新实用主义继承了经典实用主义的主要精神，即以人类需求为出发点、以兴趣为研究起点、以信仰为真理的判断标准、以效果为检验理论的最终标准。在我们可以找到的参考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实用主义有它特有的理论观点。而新实用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罗蒂。罗蒂的实用主义思想与经典实用主义思想的联系和区别是清晰可见的，尤其他提出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他的后现代哲学思想不仅颠覆了我们对哲学基础地位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给了我们新的视野。所以我们选择对他的观点进行说明和解释，后现代哲学的思想可以基本代表新实用主义的理论特点。后现代哲学思想主要强调语言哲学的重要性。他不太重视经验对哲学的重要影响，而是注重我们的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正像他自己赞同哈贝马斯那样：“交谈理性代替了主体核心理性”。交谈、互动的研究方式，不仅表现出对杜威和詹姆斯的思想的继承，同时也看到罗蒂把研究重点放到了沟通的语言中来。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个人主义与整体论的完美结合。研究社会科学哲学的学者对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并不陌生。尤其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的问题上多少都有分歧。社会学家涂尔干坚决支持方法论整体论。坚持整体论的哲学家必然会忽视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力；而很多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都偏向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非常注重个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忽视整体的作用。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我们需要找到的是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规律或是较为普遍的特征。但鉴于社会环境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我们在此讨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或是整体论就十分不妥。罗蒂在他的后现代哲学中认为：“把个人的自我创造和社会的团结同等对待，是同等有效的。”[5](P47)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他把这个问题的界限弱化了，也可以说他把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分别做了限制性的解释，即社会的发展是由个人做的，但个人的才能和价值需要有社会的发展来体现，在不同范围讨论不同的内容。

二是实用主义真理观的进一步发展。在上文我们已经对实用主义真理观有所讨论。对于一个句子的真值的判断通常以是否符合某种信念作为标准。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会带来不同的信念，虽说这个会随着该地区的人类的不断认识的变化而变化，但信念还是有较强的稳定性。信念来自于我们对一个事物的习惯性认识或习惯。这种习惯性的行为有时候会带来一定的惰性，习惯于这样认识和行为的人不再会为更先进的发展而劳烦。罗蒂在这里指出了他的有所改进的真理观：真理便是可以指导我们成功的与世界打交道的那些句子所支持的信仰。“成功的”为我们的信仰提出了检验性的标准。较以往来说是不同的，按照他的思想我们需要与世界打交道，每个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是另一处人类需要打交道的对象。打交道时虽然要以自己的信念为出发点，但只有那些可以与对方达成共识的信念才能算是“成功的”。

三是大哲学的概念。实用主义在研究社会科学时候都很清楚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心理学等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但其实这些学科都有较为严密的逻辑、严谨的思想和他们独有的名词及属性。他们同样是由被系统化了的、抽象化了的概念和定义组成。比如《社会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心理学原理》这类的书籍，它们包含了作为这一学科共同的、普遍的、较为一致的内容。因此，这些学科知识内容与研究方法不同，但它们同样来自于理性的总结和概括。它们的研究对象相对稳定。相比较而言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中人的主观意识参与的较多，对于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的研究理论性更为弱，但地域性和社会背景的限制会更多，这样的研究更加符合实用主义的精神。当然，罗蒂并不局限于对哲学认识论的扩充，还有对方法论的丰富。他更加欣赏用文学批判的方法来与世界和不同的人类打交道。他认为：“实用主义的复兴超过了哲学的界限，还涉及文学的批判、社会政治问题而较少地关注自然科学。”这个思想与罗蒂反基础主义的思想，在逐步瓦解哲学的基础地位，从而更加突出人类情感和交流的重要性，最终侧重于文化及政治的研究。

四是以语言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罗蒂所强烈支持的交流方式和沟通手段都是为了了解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生活，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发生在那里的社会矛盾，最终促使社会进步、生活幸福。因此，语言在他的研究中是关键性的研究对象。这个特点也是新实用主义与经典实用主义标志性的区别。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经典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最重要的是经验；后者最重要的是语言。”这与他的反本质主义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罗蒂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找出实际与应该的区别、本质与现象的区别，最终找到实际和本质，而是忽略此问题，找到对话中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是否是我们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意思。

如果想了解对方语言中的真正含义，就要了解表达人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对于研究人员而言便是要了解这其中的差异，为我们的语言环境提供这种差异。找到了差异就找到了冲突，找到了冲突就找到了矛盾。当我们解决矛盾之时就是我们达到共识之日。这样我们即可顺理成章地找到对话中的共同点，进行有效的沟通。不难看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思想其实就是用文化的思想来丰富哲学的内涵。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一定会在保持中心思想不变的情况下丰富并蓬勃发展。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承载着历史使命比其他哲学学派对社会科学哲学的使命要丰富、多样并且有效。因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基调就是为解决与人类生活有关的实际问题的。他的检验标准并不是理论的严谨性和思维的逻辑性，而是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可以采用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就像是一本生活百科，它是一种工具书，更是一本洗涤心灵的书籍，它会为我们带来阳光般的色彩。

三、未来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升华保障

基于对经典的和新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特征及其哲学思想的概括总结，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其研究和发展趋势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内容极为丰富。实用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方法论，用它来研究社会科学不难想到它的范围会扩大。这里不仅仅体现在研究内容的扩大，还有研究方法的扩大。从研究的学科内容上来说，经典实用主义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局限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方面。但新实用主义的社会研究已经拓展到文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方面。可以说在以后的研究中还有可能拓展到其他领域。只要社会中存在行为和思想的地方，都会是实用主义方法论下所要研究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的发展趋势势必会向着更加注重人的情绪、欲望、梦想等人类特有的方向发展。这与所谈的中国梦是一脉相承的。“梦”就是实现民族复兴、增强民族自信的梦，这个梦是现实的，是可以实现的，推而广之，世界的“梦”也会实现的，关键要立足于“人”。在对这些学科的观点上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并行观点。这些观点可能是相互交织并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因为这是由社会科学的特点所决定的。我们可能会认定某种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它的确为我们的社会问题带来解决方案；但我们很难说哪个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为那些在其他一些社会背景下无法解决问题的理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它存在，就有生存的权利。”从研究学科的方法论上来说，实用主义的理论渊源非常丰富，这就不难看出它的方法论是开放性的。用实用主义研究社会科学的哲学家们都兼有另外的“身份”，因此，其他的研究方法也为实用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注入了活力。不仅如此。同样是由于社会学科的特殊性，笔者不难看到研究各个学科的学者们同样具有研究他们那个学科领域的方法：比如，教育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也有这一特点，但是社会学科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得几乎是淋漓尽致。

第二“，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灵活的、丰富的并且是包容性极强的哲学，所研究得出的理论也是开放的。一种“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方法来源于詹姆斯意识流原理，发展于杜威的生物体间的互动理论，在罗蒂这里演变成为较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文学批判”模式。但无论是什么样的表现形式，什么样的载体，最终都呈现出一种“行为———反馈”的模式。与其说是一种对话，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的碰撞，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思想碰撞。这种碰撞是明显的、最直接的交流。有了最直接的碰撞，才能有最深刻的解决方式，解决后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就会达成最有效的共识。这种共识是有益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当然，这样的对话不仅仅体现一种思想的碰撞，还显示出语言对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表达方式，我们要通过语言研究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但同样也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对于语言的研究还会有较大的困难。在苏格拉底时期，我们认为“：如果语词能够完全模仿事物的本性，我们就得到完善的语言，然而世界语言却总是由约定来加以补充。”

洛克对词语的认识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他认为“：一个词语的意义不是要表达这个事物本身，而是要表达说话人的观念”。这样的描述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对话交流的意义本身就在于要有效沟通，达到基本共识，在有限的范围内找到社会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本质。而洛克这样的解释与新实用主义的“词语的意义仅限于对话范围内”的观点是一致的。很显然，这样的研究方法将会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社会科学的主要指导思想。“科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神秘的词语。很多非专业人士感觉它离人类生活和日常活动很远，因为，当我们一提到“科学”一词时，首先想到的都是难懂、生涩的专业名词，严谨的理论思维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那些只有为数极少的人才有天赋碰触到的神秘领域。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按照实用主义的思路分析，首先，很少有人对那些领域感兴趣；其次，那些领域的专有名词当下记得，因为不常用所以随后就忘记；再次，能够有严谨的逻辑一定不与繁杂的生活打交道。但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便不再让“科学”神秘，他们会使得“科学”亲民化。

“科学”知识本应该为人类生活服务，很多人认为“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科学家们通常会把精力放在理论的争辩中，至于可行性的问题，他们考虑的略微少。”实用主义则不同。他们并不对“现象是否反映本质”的问题争论、也不为“当一个人说话时候牵动了多少块肌肉”这样的问题而烦忧。当他们研究孩子的教育应该着手于他们感兴趣话题的时候，就奠定了这样的基础：要想使孩子们做出卓有成效的事情，兴趣是起点，当他们找到一个感兴趣的话题时，他们自然会为成功找到最有效的路径，而这个路径就是“对话”，对话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方法论理念把“科学”带到了生活中，而随着实用主义方法论在研究社会科学的道路上广泛运用“，科学”就会俯下身子与他的“子民”亲密接触。综上所述，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一个十分有活力的分支学科。它不仅为我们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最有效的“工具”，进而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同时也为我们的思想提供养分，让我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尽可能多地拓展视野。

四、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再也不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有声战争，而是以市场和国民生活水平为主的无声无息、无硝烟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所有的国家都在奋力保卫自己的经济领地并以此为依托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掠夺。这是经济实力的比拼，更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就算没有战火，也要知道战争其实已经悄然开始。这个现实让我们明白，在处理与别国之间关系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我国的经济基础，对他国的实力有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生活在本国的百姓对经济的发展体会最深。因为，经济的发展会给国民带来快乐。怎样能够使国民生活得快乐，同样也是实用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课题。在当今社会，国与国之间也需要“对话”，但首先我们要站在同一个对话的平台上。那么，平台的高低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实力。具体而言，涉及到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两个方面。然而，怎样才能做到那只“看不见的手”对市场自身发展既有约束又有自由，也就是宏观调控怎样才能做到不对市场自行发展进行过多干预。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国民幸福和快乐。

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也应该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国富论》还是《经济学原理》都体现着这一研究目的。而我们的经济理论指导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实践来完善经济理论。无论怎样，经济理论是一种方法，它告诉我们要切实发展，以国民生活的幸福感为一切理论研究和政策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发展即开放，我们同样要抱以开放的态度来发展经济。例如，区域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大量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从来都是国家严控的范畴。但是我们很清楚，多种方法的比较才能为资源开发选择到价值最大化的方法。这就需要政府抱以开放的态度来接受私人或团体优秀的经营理念。与此同时，我们深知资源是有限的，重商主义不能完全流入资源领域，这就需要宏观调控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该行业进行调控。无论用怎样的方式，我们都要在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下努力发展经济，国家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保证经济体系健康快速的运行、其实我们都已经体会到这样的好处。在这种既有外界压力，又有内在需求的环境下，深入研究经济理论更加有必要。

第4篇

尽管本刊采取了有力措施加强校对工作，但迄今仍未能彻底杜绝文章中的极少错别字。我们一直都非常欢迎读者朋友在阅读本刊过程中，随时挑出错别字，以净化作品。现特在本版设“除芜”小栏目，请将您挑出来的错别字随时通过电子信箱或信函告知，我们将视实际情况刊登并寄致样刊。

另，从今年起，欢迎各位对本刊各期封面评头品足，我们将择优刊发在本版“面谭”小栏内，并致样刊、稿酬。

・感悟・

朱铁志先生从医院收费制度“忽发奇想”到编辑也可以照此规矩“创收”。受此启发，我作为教育工作者，照葫芦画瓢为学校“创收”：学生每天入校门先登记，收费五元，这是“挂号”；想听高级教师讲课，收费一百元，这叫“专家会诊”；进入教室听教师讲课，各科收费不等，一般每节课一百元左右，这叫“全方位检查”； 具体项目另行收费，如物理做实验当然要另行收费，一百或二百不等，这相当于“仪器检查”，类似于心电、B超、CT等；体育、音乐、美术等专业化程度较高，收费要多一些，当然可以自愿选择，不过建议检查的你不检查，后果自负；如语文，学会一个生字交五元，学会一个生词交十元，学会一个句式交三十元，这是“用药”；英语是进口的，成本太大，收费自然更高一些，相信大家都能理解；至于有在学校住宿的、吃饭的、喝水的、上厕所的，当然是按规定各交各的费了，为了方便学习嘛，相当于“住院治疗”，路途远的总不能天天来回跑吧？

（读2010年12月[中]《忽发奇想》）

赵玄静（黑龙江）

读罢《赵作海案善后官员的精神暴力》一文，很有感触。在权力泛滥的社会，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需要患者用红包感谢；警察保一方平安的责任，需要居民拿锦旗感谢；勇夺金牌为国争光，要先谢国家，后谢父母；领导下乡送温暖，被温暖者要流着泪感恩戴德；见义勇为牺牲者的家属，接受采访时要说“十分安慰和自豪”……权力导演下裸的精神暴力，就这样淋漓尽致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唯有将权力关进牢笼，让每个人的权利都能得到宪法的保障，让所有人都有尊严的活着，才能彻底消除权力的精神暴力。也唯有如此，构建服务型公民社会的目标才能实现。

（读2010年11月[中]《赵作海案善后官员的精神暴力》）

胡齐明（广东）

您好！

我酷爱读书写作。我写杂文和评论，也写散文和哲学社会科学论文。在写作中，我坚持自己独立的观察和思考，坚持提升文章的哲理意义，坚持文艺的美和感情，也坚持自己独立的风格。自上个月以来，我已完成了十篇杂文和评论，两篇散文，两篇论文。不过，投出去的文章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我向你们也投过稿）。我真的不知道，要如何才能获得编辑的青睐？要如何才能打动编辑？为何投稿后音信全无？

我认为杂文应当有如下性格：同情痛苦，仇恨侵害，批判媚俗，蕴含哲理。

渴望交流，敬请赐教！希望这次不让我失望。

祝工作顺利！

蒋用成（四川）

蒋先生：您好！

正如您所说，写作贵在“坚持”。每个人在初涉文学殿堂的时候，都会如您一样遇到一些挫折。在此，我们希望您不要灰心，建议您多多阅读名家名作，从他们那里汲取文学养分，提升写作素养；同时，自己也要不断尝试，坚持经常动笔，积累创作经验。

第5篇

关键词：转述动词 文学类学术论文 中国作者 英语本族语作者

0 引言

转述是学术写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运用转述可以体现作者对转述命题或被引作者所持的态度，为作者的评论开启评价空间[1]。转述动词是转述的重要信号之一，作者可以通过转述动词实现言语功能，导入被引用者的声音，实现作者、被引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对话。恰当使用转述动词是作者寻求其交际目的与学科规范之间平衡的一种重要手段[2]。因此，对转述动词进行研究是理解作者意图与学科规范之间关系的起点，对于英语学习者而言，正确使用转述动词有助于提高英语学术写作能力，以便于更好地实现写作目的。

1 国内外研究综述

语言转述现象一直以来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从传统语法、文体学、功能语言学等角度对语言转述现象进行了研究。传统语法重点从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的转换关系上关注对他人话语的转述策略[3]。在文体学领域，Leech和Short把对言语和思想的表征区分成五类：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和人物话语的叙事性报道，这种分类方法扩大了语言转述研究的范围[4]。功能语法学家Thompson则关注转述动词的人际意义，指出转述者对转述内容的态度主要体现在转述动词上[5]。对批评话语分析学家而言，转述动词体现了语篇互文性和语篇中的多声特征[6]。专门用途学者也注重对转述动词的研究，他们对转述动词进行分类，关注转述动词在学术论文中的功能，同时通过引用分析（Citation analysis）关注转述动词的使用[7]-[10]。其中，Thompson和Ye将转述动词分为三类：研究转述动词（Research verb）、语篇转述动词（Textual verb）和心理转述动词（Mental verb），并分析了各类转述动词的人际意义。此后，Thomas和Hawes[8]以及Hyland[10]等人在其基础上做了类似分类。

国内部分学者从认知语用角度研究引用现象中与认知有关的方面[11]，或者研究引语在语篇中所完成的修辞功能[12]。有的学者对学习者学术英语语料中使用的转述动词做了定性和定量分析[13]-[17]。也有学者分析了引用的结构形式及其与时态、语态的关系，探讨了转述动词的类别及功能[18]。

以Hyland为代表的国外学者的研究以英语本族语研究者的学术论文为语料，未涉及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对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而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对学习者学术英语语料的定性及定量研究所选择的语料大多来自应用语言学;以期刊论文为语料的种类及数量有限，从对比分析的角度探讨中国作者和英语本族语作者在学术论文中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的研究更不多。本研究将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尝试。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Springer电子期刊中选取近十年（2004-

2013）文学类论文共20篇，其中中国作者和英语本族语作者论文各10篇。选择语料时，研究者还考虑到论文期刊的多样性及代表性。然后，研究者根据学术论文撰写的规范要求，运用人工识别的方法记录论文全文中所有标注了引用信息（作者，时间，页码）的地方，对所得语料进行分类统计。首先统计了两类作者零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其次，分别对转述动词总次数、使用频率较高的转述动词做了统计。最后，重点统计了两类作者表示评价倾向的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并对以上各类型语料进行对比分析。

3 研究框架

Hyland基于Thompson和Ye以及Thomas和Hawes对转述动词的分类，运用过程法和评价法对转述动词加以分类[10]。按照过程法，转述动词可以分为三大行为类型，即研究行为（指研究者在研究结论或研究过程中对真实世界行为的陈述）、认知行为（指心理过程）、话语行为（指语言表述方式）。而按照评价法，转述动词又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表明现作者对被引作者提到的信息或做法持肯定态度;第二类表明现作者不同意或不接受被引作者提到的信息或其做法;第三类转述动词不直接表明现作者的观点，而是现作者通过转述动词传递被引作者的态度、观点和评价，具体又可以分为四个小类，包括①被引作者以肯定的口吻提出自己的观点;②被引作者以中立的姿态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者客观上做了什么事;③被引作者以谨慎的态度提出自己的观点;④被引作者以批判的态度评价别人的研究或研究结果。

Hyland没有说明过程法和评价法各自的优缺点，也没有说明两者的相互关系。本研究认为，过程法基于研究行为的本质特征，从行为、心理和话语三个方面对转述动词进行分类，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转述动词本质的认知，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而评价法立足于现作者、被引作者以及读者之间的对话性，旨在区分现作者、被引作者的立场和态度，从而帮助读者明确现作者的观点。同时，评价法也有助于提高英语学习者学术写作中对转述动词的运用能力，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在对比分析中国作者和英语本族语作者转述动词时基于Hyland的评价法，首先将转述动词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是现作者通过转述动词进入语篇，向读者阐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论断;第二类是现作者通过转述动词表达被引作者的态度、观点和评价，从而间接帮助读者了解现作者自己的观点。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分类方法，是因为转述是作者借助语言表述心理的过程，也是意向性自我构建的过程，反映了现作者对转述内容的认知评判，并通过转述动词进入语篇，向读者阐明自己的科学论断。

[2]Thompson，G.&Y.Ye.“Evaluation of the reporting verbs used in academic papers”，Applied Linguistics，1991（12）： 365-

382.

[3]Yule，G.et a1.“On reporting what was said”，ELT Journal，1992，46（3）：245-251.

[4]Leech，G.& M.Short.Style in Fiction.London：Longman， 1981.

[5]Thompson，G.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London： Edward Arnold，1996.

[6]Fairclough，N.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2.

[7]Thompson，G.&Y.Ye.“Evaluation of the reporting verbs used in academic papers”，Applied Linguistics，1991（12）： 365-

382.

[8]Thomas，S.& T.Hawes.“Reporting verbs in medical journal articles.”ESP Journal，1994（13）：129-48.

[9]Swales，J.Genre Analysis：English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Cambridge：CUP，1990.

[10]Hyland，K.Disciplinary Discourse：Social Interactions in Academic Writing.Haflow：Peaon Education，2000.

[11]彭建武.语言转述现象的认知语用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5）：359-366.

[12]辛斌.引语研究的语用修辞视角[J].外语学刊，2010（4）：67-

73.

[13]胡志清，蒋岳春.冲外英语硕士论文转述动词对比研究[J].语言研究，2004（3）：123-126.

[14]袁邦株，徐润英.社会科学论文中转述动词的学术考察[J].求索，2008（12）：79-81.

[15]孙迎晖.中国学生英语硕士论文引言部分转述语使用情况的语类分析[J].外语教学，2009（1）：53-57，69.

[16]娄宝翠.学习者英语硕士论文中的转述动词[J].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5）：64-68.

[17]张军民.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学术语篇转述动词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246-249.

[18]唐青叶.学术语篇中的转述现象[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2）：3-6.

第6篇

[关键词] 审稿 期刊评价 数据库 公益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6-0012-05

The Lack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Discourse Right

Liang Xiaoj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leading academic journals，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have great distance in public trust，journal quality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y.It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lack of discourse right. The basic method of enhance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discourse right is improving quality.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should improving peer reviewing system， improving public trust. Management department should improving publication system and evaluation system， selecting and cultivating world first - class academic journals.Management department should creating public welfare database of academic journals，enhancing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bility.

[Key words] Peer reviewing Journal evaluation Database Public welfare

对学术研究来说，学术话语权与学术成果的评价和学术资源的分配密切相关。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平台，是学术话语权发挥作用的重要场域之一。学术期刊通过对学术成果的评价、选择和推荐，对学术研究发展的方向起到引导作用，包括对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等的设定，这体现了学术期刊在学术研究中的话语权。话语权是学术研究发挥影响力的基础，也是学术期刊的核心资源。在全球化的文化开放和学术交流频繁的格局中，缺乏国际话语权是我国学术期刊的主要问题。这既与我国的经济政治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与我国丰富的学术期刊出版资源也不相称。我国学术期刊总体可分为科技期刊和人文社科期刊两大类群，两者的编辑出版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因人文社科领域期刊在期刊评价方面特殊性强，问题更为突出，本文论述从学术期刊总体着眼，但把论述重点放在人文社科期刊。

1 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的原因

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的原因如国际学术期刊评价机构的垄断和偏见，这是造成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的直接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是我国学术期刊在功能发挥上与国际领先学术期刊相比有很大差距。学术期刊的公信力、期刊质量和功能等方面与国际名刊相比，尚有差距，这是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的根本原因。

1.1 公信力有待增强

学术评价是学术期刊编辑出版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学术期刊的神圣权利。学术期刊学术评价功能和地位的获得，是在与学术研究和学术共同体的长期互动历史中形成的。1665年，世界上第一份以“期刊”为名称的出版物《学者期刊》，是以报道法国和国外出版的图书目录为宗旨的，并不承担学术评价任务。法国《学者期刊》与英国皇家学会同年出版的会刊《哲学汇刊》（后改名为《皇家学会哲学汇刊》）一起，被认为世界学术期刊的鼻祖。19世纪，由于学术研究的繁荣，许多国家成立了由学者组成的专业学会，出版了一大批各个学科的学术期刊，以刊登学术论文和书评为主，在交流信息之外，学术期刊被赋予学术评价的功能。随着学术研究的繁荣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现代学术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体系复杂、规模庞大的社会建制，学术传播与学术评价已经发展为学术研究社会建制带动起来的相关服务业，学术期刊因其学术共同体公共空间属性和与学术研究、学术共同体长期互动的实际表现，成为学术传播的主渠道和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学术成果评价者。

组织和代表学术共同体对学术成果进行公正评价，优选刊登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是学术期刊公信力的来源，这种公信力一旦丧失，学术期刊就会失去学术共同体代言人地位，随之失去话语权。衡量学术评价是否公正应包括评价制度和评价结果两个方面，即从制度上看学术期刊是否建立了公正合理的评价机制，从结果上看学术期刊是否对学术成果进行了准确的评价。同行审稿制度是学术期刊行使学术评价权利的合法性依据，因此被西方学术期刊普遍采用。事实证明，同行审稿能够将学术成果提交国内甚至国际学术共同体评价，使学术期刊达到本学科研究的较高水准[1]。同时，同行审稿还可以避免由编辑部审稿带来的误判或版面寻租，体现学术期刊学术共同体代言人地位的合法性。尽管审稿制度也存在成本高昂、时效性差、评价质量可控性较差等难题，但基本上利大于弊，因此成为西方学术期刊制度建设中的关键环节。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审稿制度的主流还是“三审制”。“三审制”是一种与我国出版管理体制结合的审稿制度。我国出版管理体制的核心主要是审批制、主管主办制度和属地管理制度，这套体制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出版主体准入机制和有效的事后追惩机制保障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确保这一目标实现的基本手段就是事前“三审制”和事后审读制度。“三审制”的弊端也很明显，即僭越学术共同体行使学术评价功能，使学术期刊的学术评价被行政权力或商业利益绑架，失去公信力和合法性。一些学术期刊把学术评价作为期刊编辑部的权利，进而把版面作为权利寻租的工具，极大地损害了学术期刊的公信力。公信力不佳的学术期刊，学术共同体代言人的地位尚且难保，何谈取得国际话语权。

1.2 现有主流期刊评价体系难以催生人文社科名刊

国际学术话语权由国际学术名刊掌握。国际学术名刊是按照国际标准和规范编辑出版，有世界影响，能提供独创性和原创性，属国际一流信息源，文摘率、引文率及利用率高，代表世界科学研究现有水平和发展方向的学术期刊[2]。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遴选世界上权威性强、影响力大的学术期刊编制国际权威检索数据库，其中SCI数据库收录期刊反映基础科学研究状况，SSCI数据库收录期刊反映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状况。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课题组统计分析，2012年，SCI收录中国期刊135种，约占收录期刊总数2.25%。2012年SCI收录中国科技论文19.01万篇，排名世界第2，占论文总数11.9%。SSCI收录中国期刊1种，约占收录期刊总数的0.02%（该数据库共收录期刊4648种）。2012年SSCI收录中国论文8012篇，约占收录论文总数的3.1%[3]。SSCI收录的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绝大多数发表在外国期刊上。这反映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在国际学术传播中的话语权缺失。应该指出的是，SSCI数据库基本不收录中国期刊的直接原因是评价机构的偏见，也不能仅仅以是否入选SSCI数据库判断一本学术期刊的水平。这一事实主要反映我国学术期刊评价话语权的缺乏，也反映了在现有评价体系之下，我国学术名刊的匮乏。

现有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难以催生高质量人文社科学术名刊。目前各界普遍认同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方法，是借用图书馆期刊采购部门使用的学术期刊遴选机制，即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遴选机制。该机制承认引文评价的合理性，并将期刊的被引量化统计数据作为评价学术期刊质量的唯一标准，这也是SSCI等的基本评价标准。某本学术期刊内容在规定时间段内被引次数越多，说明其学术水平越高；被引次数越少，说明其学术质量越低。期刊针对目标读者的特定需求定向传播内容的性质，决定了期刊编辑出版活动除了具有共性之外，还存在差别，类群分析是研究期刊的基本方法之一。学术期刊因其学术共同体代言人的性质不同于市场化大众期刊，对学术期刊的评价也不能一刀切，只要承认学科的分化和综合是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只要承认学科发展阶段的差异，就应该承认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形式的学科差别。引文评价方式注意到了学科的分化，对不同学科的学术期刊实行分类评估，但引文评价方法主要适用于科技期刊。科技论文的引文来源与发表来源基本重合，使该方法具有一定的自足性。引文评价法没有注意到，学术期刊只是人文学科论文引文的来源之一，而且不是最主要的来源。人文学科论文的引文，多数来自文史典籍或学术专著。学术期刊作为一种学术资源，只为人文学者提供部分资料。期刊数据库引文量化评价方法，因缺少对数据库之外学术资料来源的判断，难以对人文学科学术期刊及其论文水平进行令人信服的准确评价。期刊数据库引文评价带来的错误导向是部分学科论文的引文来源趋于单一化，作者只依靠期刊数据库材料快速生产论文的行为得到默许甚至鼓励，这是产生学术泡沫的因素之一。

引文评价方法有造成优质学术期刊出版资源分散和诱发学术成果评价标准滑落的趋势。学术论文的主要生产者是职业化的学术研究人员。他们的学术论文一般发表在高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主办的学术刊物上，这些是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一些学术资源不足的期刊为了提高引用率，频繁向知名学者组稿，造成上知名学者从重要期刊到次要期刊的迁移和学术期刊出版资源的分散，难以集中优质资源出版知名期刊。长期以来，我国大量主要从事实际工作的论文作者和毕业后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学生出于评定职称、职务晋升或取得学位的需要，在期刊上发表研究文章。这造成我国出版界对学术期刊缺乏明确的界定。在我国的近万种期刊中，除了部分市场化大众期刊、教辅期刊、小众期刊之外，超过一半的期刊刊登学术成果，大量工作指导类期刊、行业期刊成为学术的重要渠道。学术研究的泛化对学术生态和学术期刊出版生态都产生了影响。非学者身份的论文作者人数众多，论文以实务研究为主，围绕简单主题的论文数以千万计。跟风研究导致论文引用率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加，成为高被引论文和学术期刊追逐的对象。相反，一些发表在学报上的大块文章因为研究主题的高深和表述的综合性，不能方便引用者寻章摘句，成为低被引论文。这种反差有诱导学术成果评价标准滑落的趋势。

1.3 信息服务意识和传播能力有待增强

学术期刊有两个基本功能，即信息服务和学术评价。信息服务能力是衡量学术期刊话语权的另一指标。国际学术名刊的最大特征是学术信息量大，可读性强，具有很强的信息服务能力。期刊信息服务能力越强，就越受读者的欢迎。我国的学术期刊在信息服务方面与国际学术名刊差距极大。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研究者个人琢磨如何能够的参照工具，而不再成为研究者个人进行学术研究的实质性知识参照[4]。正因为它在满足国内外读者需求方面“不解渴”，所以才缺乏影响力，出现不了国际名刊。没有为读者服务的意识，期刊内容与读者需要脱节、停留在自说自话层次，满足不了国内外读者的学术信息需求，何谈掌握国际话语权？

我国高校、社科院主办的学术期刊，内容绝大多数是综合性的，印刷版的学术期刊出版传播方式是对单篇论文进行统一打包销售，适合科研院所、图书馆等机构订阅提供阅览服务，供多学科科研人员按需阅读。限于科研领域，科研人员个人极少订阅综合性学报。在网络传播时代，学术传播渠道增多、研究人员和社会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使用期刊数据库中海量的论文资源。网络数据库能够满足读者对学术论文的大数据搜索阅读需求，在对搜索命令的响应中，综合性学术期刊中的单篇论文与专业性期刊单篇论文具有相同的显示概率。数据库增强了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传播能力。目前，学术数据库被商业机构垄断，学术期刊从数据库运营商得到的稿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相当于免费提供网络传播，但读者并没有获得免费的服务。学术期刊的数据库传播能力亟待增强。

2 学术期刊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应对

增强学术期刊公信力、提高出版质量是我国学术期刊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治本之道。完善学术期刊质量评价体系，建设学术名刊是我国学术期刊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路径选择。建设学术期刊公益出版数据库，增强互联网传播能力，是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必然趋势。

2.1 完善审稿制度，增强学术期刊公信力，提高作者服务水平

审稿是媒体体现编辑宗旨、落实编辑方针、保障内容质量和控制传播效果的一种普遍编辑活动。如果不能对传播的内容进行控制，那么充其量只是一个信息服务提供者，而不是一家媒体机构。在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播媒体一般是专业化的媒介机构，依靠自身编辑记者队伍或采用通讯社稿件进行有组织的内容生产、，审稿不仅是媒体编辑部体现编辑宗旨、保障内容质量的必要环节，而且是传播机构组织管理的重要手段。大众传播媒体的编辑记者为媒体提供的信息产品属于职务作品，其编辑部门对编辑记者的稿件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我国大部分学术期刊目前实行的“三审制”，是与大众传媒机构一致的审稿制度。这种审稿制度能简化学术期刊编辑出版的组织管理，增强内容的可控性，确保编辑部意图的实现，但忽视了学术期刊编辑出版活动的特殊性，使我国学术期刊的公信力受到质疑。

学术期刊是依附于学术研究和学术共同体的传播媒介，与大众传播机构的内容生产方式有很大差异。学术期刊编辑部门一般没有作者队伍，而是从服务的学术共同体中优选作者和稿件，通过稿酬或约定方式获得投稿者投稿论文的传播权，进行出版传播活动。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是学术期刊编辑部门从事学术评价活动的合法性来源。学术期刊编辑部只有依托学术共同体进行学术评价活动，才具有公信力，才能提高学术期刊质量。其实现形式必然是同行评审制度。同行评审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完善的制度建设，以保证学术期刊通过组织同行评审为学术共同体服务，真正起到对学术成果进行准确评价和服务作者功能。

同行评审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完善的制度建设。同行评审制度一般有两种实现形式，即审稿专家和作者背靠背的“双盲”匿名评审和审稿专家公开、作者匿名的评审。“双盲”匿名评审的“利”在于评审专家在匿名状态下（在编辑部是实名的）可以抛开干扰因素，使同行内部评审看起来更像是外部评审，显得更为客观公正；“弊”则是由于评审专家的不透明，损伤了同行评审的公信力。我国实行同行审稿的部分期刊，由于承担着主管主办单位官方学术刊物的功能，同行评审有时沦为小圈子的游戏，成为一种形式主义；一些评审专家出于在匿名状态下评审的免责心理，不认真行使评审职责，使对同一学术成果的评价出现很大分歧，损害评审结果的公信力。相比之下，审稿专家公开、作者匿名的评审更具有公信力，也更具有建设性。这种制度设计也能够增强评审专家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使他们的评审行为更具有建设性，也能破除同行评审的神秘感，促进学术共同体优良学风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定期公布外审专家名单的做法值得提倡。这些外审专家形成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外审专家库，使学术共同体能够看到外审专家在学术共同体的广泛代表性，能够增强杂志学术评价的公信力。

同行评审制度不但是学术期刊对学术成果进行评价的合法方法，而且是学术期刊提高内容质量和服务学术共同体水平的基本方式之一。从理论上来说，学术期刊出版资源是无限的，可以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优选作者和作品，以保证其刊登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我国学术期刊提高出版质量的前提是为作者提供最好的出版服务。只有为作者提供了最好的出版服务，才能调动优质出版资源，吸引优秀作者投稿，为读者提供高质量学术成果。

2.2 完善学术期刊出版和评价体系，遴选和培育国家学术名刊

社科学术期刊数量众多、层次不一，办刊宗旨有很大差异，办刊主体多样，还存在综合性期刊和专业期刊同台竞争的面貌，构成复杂的出版体系。使用引文量化数据对这些期刊进行一刀切的评价，不仅抹杀了上述复杂性，无法反映学术期刊体系的真实情况，也难以承担遴选和培育国家学术名刊的功能。不解决我国学术期刊体系的现实问题，采用另立炉灶方式建设国家学术名刊，对提高学术期刊整体水平没有太大意义。要使国家学术名刊具有坚实的基础，应该改革我国学术期刊评价和学术期刊体制中的不适应之处，构建和完善开放、有序的学术期刊出版体系和与之对应的层次分明的评价体系。

学术期刊出版体系应该是开放的，这样更塑造学术期刊的公信力。我国有数十万社会科学工作者，主要分布在高等院校、社科院、党校等教学科研机构，这些机构都办有各类学术期刊。在教育部名刊工程社科学报的作者中，本校占比平均值为41.2%。《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者的本校占比达到77%。《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者的本校占比为18.8%，为名刊工程学报中最低。整体而言，社科学报载文的学缘结构较为单一。社科院期刊因与高等院校保有适当距离，被认为在学术评价上能够摒弃高等院校的门户之见，对学术成果实现公正评价，成为高校社科学者发表高质量学术成果的平台。一般认为，社科院系统期刊质量高于高校社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是我国最权威的综合性社科期刊，《历史研究》等分别是史学等一级学科的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权威专业期刊70%的稿源来自高等院校[5]，这与社科院系统研究队伍人数较少、高等院校社科学报容量较少有直接关系，但根本原因是社科院期刊的开放度赋予其公信力和话语权。

学术期刊出版体系和评价体系应该是有序、分层次的，这样才能发挥引导作用，有利于遴选和培育名刊。分层评价指的是从学术期刊刊登论文的研究层次不同这一实际出发，把定性评价与引文评价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评价期刊的学术水平。在横向上，不同学科的学术期刊应分类评价。对那些发表主要不以学术期刊为引文来源论文的期刊，应以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期刊同行评阅的定性评价为主，参考转载、评论、翻译、文摘、引文等定量评价指标。对那些既主要以学术期刊为引文来源，又主要以学术期刊为主要发表平台的学科的学术期刊，可以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并重。在纵向上，同一学科的学术期刊应进行分层评价。那些主要刊发职业学者论文的高校学报、社科院期刊、学会协会期刊，位于学术期刊金字塔的顶端。同行定性评价应主要以成果原创性和创新性为标准，考察其学术规范性和思想启迪性。辅之以评论、转载、翻译、文摘、引文等定量指标进行评价。那些主要刊发职称论文、学生论文的期刊，行业期刊，专业期刊构成学术期刊金字塔的基础。定性评价应主要以知识性和规范性为标准。可主要由相关职业领域的行业协会以及中国期刊协会行使质量评估职责。

学术期刊既是科研工作的龙尾，又是科研工作的龙头。增强中国学术期刊国际话语权，培育学术名刊，不仅需要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出版体制改革的配合，更需要学术研究管理部门的支持指导。在对学术期刊进行分层评价的基础上，科技部、教育部、等专项科研基金提供者可对高校、科研院所、学会等机构主办的学术期刊予以重点扶持。根据现有学科需求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的需要，择优培育或新创重点学术期刊，在期刊评价、审稿制度建设、办刊经费等方面予以支持和资助，推动国家社科名刊建设。

2.3 建设学术期刊公益出版数据库，增强互联网传播能力

增强互联网传播能力是我国学术期刊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必然选择。在满足网络时代读者对大数据学术资源的需求过程中，目前世界学术数据库商业出版模式已经非常成熟。学术期刊形成了借助数据库的“小发行、大传播”的 出版传播模式。编辑部以较小的发行量满足管理者、作者、科研院所、图书馆等单位的收藏需要，借助网络数据库出版满足读者在线搜索阅读的需要。世界最大的爱思唯尔数据库独步全球，价格昂贵。我国中国知网、维普数据、万方论文等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读秀电子书全文数据库等占据中文学术资源数据库出版的垄断地位。这些商业数据库出版机构，利用全世界或全国学者的学术成果生产数据库产品，再作为最重要的学术资源之一，卖给学者所在研究机构，并且通过技术手段对学术资源的下载进行限制，仅允许购买者在特定的计算机上下载数据库内容。这限制了学术资源的公平开发和利用。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很多学术期刊自建渠道，在官方网站即时更新内容供公众免费下载，通过微博、微信、云存储等网络应用宣传推广期刊内容，但目前学术期刊的自建网络传播渠道非常零散，信息量小，内容不全，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免费信息服务水平和传播能力有待提高。

国家应加大对学术传播领域的资助力度，仅仅为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提供部分办刊经费，使其能够组织出版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是不够的，还要让这些宝贵的学术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在网络数据库出版环境中，为了让公共资助对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出版的资助惠及学术界，进而服务社会，成本最低、效果也最好的办法就是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的数据库公益出版。学术期刊数据库公益出版，是指在网络数据库出版环境中，作者或出版机构将研究成果提交给公益性的学术资源数据库，供国内外研究者和公众免费下载和阅读。无论从互联网逻辑，还是从学术期刊“小发行、大传播”理念和实践来看，我国学术期刊免费传播趋势已经比较明朗，但在功能发挥、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上还远未成熟。从功能上来看，目前学术期刊的自建网络传播渠道非常零散，信息量小，内容不全，其检索功能与传播力与商业学术期刊数据库相比不成气候。从发展模式看，我国的学术期刊免费传播主体大多是零散的学术期刊出版者，近年开始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资助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等上线运营，这是与商业学术数据库以及开放存取数据库不同的新模式，有待进一步检验和完善。目前的学术期刊公益数据库遴选期刊的标准不明确、数据库存量较小、版权问题被悬置、数据库功能简单，无法与商业学术期刊数据库比肩。学术资源数据库公益出版和传播的来源遴选机制、质量控制机制、版权管理机制、绩效评估机制等，都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发展学术资源的数据库公益性出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总之，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学术期刊在公信力、期刊质量和传播能力等方面与国际领先期刊相比，尚有差距。提高出版质量是我国学术期刊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治本之道。要完善审稿制度，增强学术期刊公信力；完善学术期刊出版和评价体系，建设学术名刊；建设学术期刊公益出版数据库，增强互联网传播能力。

注 释

[1]尹玉吉.中西方学术期刊审稿制度比较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42（4）：201-216

[2]朱栋梁.我国学术期刊创办国际学术名刊探讨[J].湖南社会科学，2007 （1）：203-205

[3]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课题组. 2012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简报[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4，25（1）：27-34

[4]邓正来.中国学术刊物的发展与学术为本[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45（4）：7-14

第7篇

关键词：教育服务贸易；贸易逆差；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392（2008）08-0023-04

一､我国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表现

（一）我国接受外国留学生与派出留学生的比例严重失调

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对境外消费未作任何限制，对过境交付未作承诺，允许具有一定资格的境外教育服务提供者来华工作。由于以上承诺，加入WTO后，我国赴外留学人数增长迅速，吸收国外来华留学人数有所增长，但远赶不上前者的增长势头，因而我国的教育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从表1可以看出，从2000年以来，我国大多数年份出国留学的人数要大于来华留学的人数，呈现“逆差”状态。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经达2000万，居世界第一。以OECD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外国留学生占本国在校大学生人数3%标准计算，我国每年招收的留学生可以达到60万人之多。即便是招收留学生最多的2006年，也仅仅达到了此标准的27.12%，可见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巨大的差距。

（二）我国教育服务贸易中的外汇流入与外汇流出也存在巨额逆差

除了人员“流出”与“流入”的“逆差”外，从资金的流向上来看，我国赴外留学的费用要高于来华留学的费用。虽然近几年来华留学人数，特别是自费来华留学人数的增加给我国教育市场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与我国留学生付给其他国家的费用相比，差距很大。我国1997年修订的《自费来华留学生收费标准》为：以人民币计算，文科类专业：（1）本科大学生：14000―26000元/学年；（2）硕士研究生：18000―30000元/学年；（3）博士研究生：22000―34000元/学年；（4）短期生，学习时间约为一个月的，3000―4800元；学习时间约为三个月的，8000―10000元。（5）理科和工科类专业比照文科相应类别学费标准上浮10%―30%；（6）医学､艺术､体育类专业比照文科相应类别学费标准上浮50%―100%。专科生和普通进修生比照本科生标准收费；高级进修生比照硕士研究生标准收费；研究学者比照博士研究生标准收费。加上生活费､旅游费和其他费用，每个留学生每年大约花费5―6万元人民币，以年均10万在华自费留学生的高限计算，由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带来的外汇收入也仅为每年50―60亿人民币。

而在欧美，留学生的学费是本国学生的2―4倍，普遍在15000-25000美元/学年之间，哈佛大学更是高达30000美元/学年。从我国各类留学咨询机构了解的情况来看，以人民币计算，自费留学去英国需要8―18万/年，去加拿大需要12―15万元/年，去澳大利亚､新西兰需要8―10万元/年，去日本需要14―17万元/年，去美国每年需要20万元以上。而且近年来各国学费标准还有上涨的趋势，按照每人每年12―18万人民币的低限来计算，我国平均每年有近10亿人民币的教育资金流向国外。

二､我国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原因分析

（一）制度性原因

1.我国现有的留学生激励制度不完善。一是我国现有的留学生奖学金种类及金额较少。纵观教育服务贸易发达国家的做法，奖学金是吸引外国留学生的一种重要杠杆。发达国家为了扩大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额，纷纷设立各种奖学金来吸引留学生。美国的奖学金有联邦奖学金､私人基金奖学金､学院内奖学金､系科奖学金､假期奖学金等种类，而且金额和享受奖学金的人数比例也较高。目前，我国的留学生奖学金主要由政府提供。主要有外国留学生奖学金､长城奖学金､HSK奖学金､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外国汉语教师短期研修奖学金等几种。金额低，种类少，覆盖范围小。只有少量公费留学生可以获得政府奖学金，对高达90%的自费留学生则很少有相应的激励手段。而大部分高等教育机构及民间团体､企业由于缺乏相应知识，很少为外国留学生提供专项奖学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留学生规模的扩大。二是相关规定缺乏弹性。通常来说，能享受到各类奖学金的留学生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留学生需要边打工边筹措学习费用。但我国相关法律却对外国留学生打工进行了严格限制。2000年国家教委颁布的《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第六章第三十六条规定：“外国留学生在校学间不得就业､经商､或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这一规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费留学生的进入。而教育服务发学生合法打工。如法国为了解决留学生打工难的问题，内政部和就业部于2002年1月两条政令，允许外国留学生在学业中进行半日打工，学业结束后，只要提供雇用证明，就可变学习居留为工作居留。德国政府修改后的《外国人法管理条例》也允许外国留学生勤工俭学，给每年在本州毕业的约11000名外国留学生中的前1000名以无限制的工作和居留许可。

2.招收外国留学生主体资格的缺失。目前，我国只有500多所经教育部批准的实施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具有招收外国留学生的资格。民办教育机构均被拒之门外。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与需求是不相适应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留学教育服务出口规模的扩大。以汉语教学为例，目前全球共有2500万外国人学习汉语，而我国却仅有400多家从事留学生短期汉语教学的教育机构。一些民办教育机构由于政策的限制，无法开展对外汉语培训，从而影响了留学生招生规模的扩大，造成了我国具备招收外国留学生资格的教育机构性质过于单一，数量过少，制约了教育服务贸易的扩张。

3.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对于没有收入或收入微的外国留学生而言，教育服务出口国能否提供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也是决定其选择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险系统己比较成熟，如在英国，只要留学超过六个月，就可以享受国家健康体系的免费服务，无需购买医疗保险。日本国际教育交流协会设立了“外国留学生医疗补助制度”，留学生在医院接受治疗后，可持医疗费收据与国民健康保险证到留学生科申请补助，将会获得个人支付医疗费80%的补助。而我国教育部从2000年起才开始为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来华留学生购买医疗保险，对自费留学生只是规定其可在任何一家保险公司购买保险。这种做法显然对大多数自费留学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二）微观原因

1.我国高等教育相对规模较小，导致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规模远低于发达国家。一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越大，所能吸收的外国留学生的绝对人数也就越多。我国虽然在2003年就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但由于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为美国的5―6倍，因而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教育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接受高等教育对大多数青年人来说仍属于奢侈品。这种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教育服务出口比较优势的形成，形成了进口大于出口的贸易态势。我国社会经济的其他方面已经进入了买方市场，但高等教育仍处于卖方市场。同时，随着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多，对高等层次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在国内高等教育资源不能满足其需求的情况下，很多人宁愿花费较大的代价到国外去接受优质的高层次的教育，这就引发了出国留学的人数快速增长的态势。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社会地位和国际知名度己经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但还不具各大规模招收留学生所需的资源，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接受留学生的数量和规模，也是我国在教育服务中处于逆差地位的重要原因。

2.我国高等教育总体质量不高，国际化程度低。一国的总体教育质量是服务贸易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国内一流高校还未能挤身世界一流高校之列，这自然制约了来华留学的高质生源的数量。从我国科学论文在国际三大权威索引（SCI）､工程文献索5l（El）和国际科技会议论文索引（lSTP）所占总数的世界排名来看，近年来我国的排名在稳步上升。2005年科学引文索引（SCl）､工程文献索引（El）和国际科技会议论文索引（ISTP）分别排世界第五位､第五位和第二位（见表2）。尽管中国近年来科研产出数量增加很快，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占世界科学知识生产数量的比重仍然很小。从占世界SCl论文的比例来看，美国基本上稳定在30%左右，英国在8%左右，日本､德国也在7%左右，而中国仅占5%左右（见表3）。从在国际上的引用率来看，我国与美､英､德､日等国的差距较大，只与中国台湾和韩国接近。

据相关资料统计，世界一流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已占到学校总人数的15%以上，如斯坦福大学为21.8%，哈佛大学为20%，麻省理工大学为21.7%，牛津大学为22.5%，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生部外国留学生所占比例更是高达60%之多。而我国留学生人数只占高等学校在籍人数的0.5%左右。即便是招收留学生最多的北京大学也仅为10%，清华大学为5%。

3.专业学科要素票赋和优势分布不均衡。我国针对外国留学生开设的专业较少，且主要局限于汉语言､中医､戏曲等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专业，理､工､艺术､体育等专业相对还较少，商业和新兴技术学科还很薄弱。而美国各大学针对留学生设置的专业高达5000多种，日本也有3000多种，英国更是高达8000多种。

三､改善我国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对策建议

（一）宏观方面的对策

1.进行制度创新，有效解决留学生的学习费用问题。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我们可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进一步拓宽筹资渠道，扩大留学生获得奖学金的额度，提高资助额度，在现有的以国家拨款为主的留学生奖学金制度的基础上，各省级财政也可拿出一部分资金设立“基地”奖学金，同时鼓励民间团体､企业设立面向外国留学生专项奖学金。

即便是扩大奖学金的覆盖范围后，能获得各类奖学金的留学生也只是少数。大多数留学生仍需要通过课外打工来筹措学习费用。近年来，我国每年有在读外国留学生己经超过10万人，面对如此丰富的人力资源，建议对有关法律做一些适应性的修正。可以考虑允许在我国进行全日制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和进修学者兼任一定的劳务，允许外国留学生经过合法的申请程序在我国的产业､经济､文教等部门做一些兼职。这样一方面可以部分解决在华留学生的学习费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一些企业和事业单位对具有一定的语言技能和工作经验的外国人的临时需要，节约了成本。

2.放宽对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鼓励优秀民办高校参与招收留学生。根据波特的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本地竞争会迫使厂商降低成本，改善品质和服务，并创造新的产品和工艺。为促进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可以考虑适当放宽对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允许一些实力强､质量好､口碑好的民办高校招收留学生，扩大高校之间约有序竞争，通过竞争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如果允许民办高校每年招收1―2万留学生，将会拉动近百亿的教育消费。

3.完善现有的外国留学生医疗保险制度。2003年，教育部与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综合保险的合作协议》，规定教育部将在未来5年每年为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来华留学生投保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来华留学生综合保险（团体险）”，最高赔付金额高达51万元人民币。该协议在完善来华留学生医疗保险制度万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其对象只是针对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如前所述，来华留学生中90%以上是自费留学生。目前我们应完善针对来华留学生的具有社会保险性质的医疗保险制度，随着外国留学生医疗保险体系的完善，可在适当的时机把参加医疗保险作为外国留学生入学的一项必备条件，为更多的自费留学生提供这万面的服务和保障。

（二）微观主体对策

1.整合高等教育资源，发挥联合办学的放大和汇聚作用。要素票赋理论，国家所拥有的要素票赋的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一国如果能对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中多使用其充裕的便宜的生产要素，就会在该商品上拥有比较优势。适用于教育服务贸易领域，一国能否提高其在国际教育服务市场上的份额并从中获益，不仅取决于该国高等教育的比较优势，而且取决于其提供教育服务的生产要素组合是否具有竞争力。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我国共有500所左右高校可以自主招收留学生，但目前存在着留学生云集少数名校，发展严重不均衡的现象。为了避免名校效应带来的消极影响，可以考虑区域内高校联合招生的模式，把各大高校的力量集合在一起，按学科和专业来联合培养留学生，实现优势互补，创造“1+1>2”的效果。各高校可以从联合办学中获取比其单独活动大得多的利益，从而形成资源共享，利益共享的良性合作模式，有效扩大我国留学生的整体招生规模。

2.加快教育品牌建设，走教育服务品牌特色化道路。品牌是市场发展的产物，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发展趋势下，消费者对品牌的认识甚至多过对产品或服务本身的认识，这就使得品牌成为市场竞争中的有效工具。对教育服务贸易而言，由于教育产品的无形性特征，使得消费者对教育服务的质量很难进行衡量，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也就显示出了教育品牌的重要性。

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我国的教育服务竞争力较弱，但在提供教育服务的资源禀赋方面也有一走的优势。目前我国在教育服务贸易领域的优势项目一是汉语言文化教育，汉语言文化教育在我国有着绝无仅有的资源优势，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范围内学习汉语的需求日益高涨，尤其是2008年奥运会将在中国举办给我们提供了汉语言文化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绝佳时机。我国应该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这一领域的优势，创设名牌课程来吸引更多的留学生。二是中医药学教育。据统计，多年来，来华学习中医药的留学生人数一直居自然科学中留学人数的首位。国外高等中医药教育虽然起步晚，但在管理模式､教学方法､产学研万面有许多我们应该借鉴的地方，我国应该学习其精华，为我所用，提升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的办学水平，同时通过开展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与形式多样的合作办学，打响中医药教育品牌，从而扩大我国的教育服务贸易市场份额。

参考文献：

[1]王亚飞，《论“后过渡期”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6（1）：10-14。

[2]茹宗志､朱苏飞，《论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及对策》[J]，《现代大学教育》.2005（5）：49-53。

[3]陈文芳，《发展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思考》[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2）：28-31。

第8篇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并得以广泛应用，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和获取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文化艺术资源的收集、整理和保存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资源的数字化检索、共享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介质存储下的文化资源正在逐渐消亡，传统的资源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复杂检索的需求，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要建设一套科学高效的资源管理系统。甘肃历史文化悠久，艺术资源丰富，民间文化遗产繁多。如何顺应时代的要求、科技的发展，全面、抢救性地收集、记录、整理全省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艺术资源，全面反映甘肃文化艺术的历史、艺术科研的重要成果，为甘肃艺术科学研究提供一套系统、可靠、翔实的研究基础资料，对甘肃文化艺术研究资料进行科学、系统保护与管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实现21世纪甘肃艺术科学学科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是处于当今时代的艺术科研工作者应有的担当和亟需研究的课题。《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项目的最初创意与动机正是基于此而产生。

经过充分的论证和前期准备，2005年，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获国家课题立项，我作为课题组的总负责人，顿感肩上的千斤重任，因为我深知，承担这个项目的意义非同一般:其一，该课题是国家数据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艺术学首批数据库项目，也是甘肃省艺术科学继“十大艺术志书集成”之后，获得立项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建设时间最长的项目;其二，《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项目，是利用信息化高科技手段，摸清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家底，建立动态运行的文化艺术研究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全新的宏大信息化系统工程。资源库的建设完成，将会是全国目前唯一一项综合性的电子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其三，文化艺术资源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前沿性的开拓项目，既无大量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成熟的模式可循，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其难度可想而知。面对挑战和压力，只有迎难而上，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才是最好的、唯一的选择。课题获国家批准后，我及时向各级领导作了专题汇报，争取各方面的支持。甘肃省文化厅高度重视，连续三年，把《资源库》建设纳入当年度的全省文化重点工作。历任主要厅领导多次来所调研该项目的进展。经过多方争取，甘肃省财政厅向《资源库》下拨了专项科研经费，为课题的启动提供了一定的经费保障。同时，在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科技司、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无私帮助和指导，为课题的项目建设的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指导，保证了课题项目的顺利有效开展。

二、项目概念

(一)艺术资源元数据

一般认为，所谓“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或关于数据的结构化的数据。从已有的结论看，元数据的含义是逐渐发展的。“元数据”一词，早期主要指网络资源的描述数据，用于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其后逐步扩大到各种以电子形式存在的信息资源的描述数据。目前，“元数据”这一术语实际用于各种类型信息资源的描述记录，指的是关于艺术资源数据的数据。基于应用，可以将艺术元数据分成以下若干种:艺术数据结构:艺术数据集的名称、关系、字段、约束等;艺术数据部署:艺术数据集的物理位置;艺术数据流:艺术数据集之间的流程依赖关系(非参照依赖)，包括数据集到另一个数据集的规则;质量度量:艺术数据集上可以计算的度量;度量逻辑关系:艺术数据集度量之间的逻辑运算关系;ETL过程:过程运行的顺序—并行、串行;艺术数据集快照:一个时间点上，艺术数据在所有数据集上的分布情况;星型模式元数据:事实表、维度、属性、层次等;报表语义层:报表指标的规则、过滤条件物理名称和业务名称的对应;艺术数据访问日志:哪些数据何时被何人访问;质量稽核日志:何时、何度量被稽核及其结果;艺术数据装载日志:哪些数据何时被何人装载。

(二)艺术资源数字图书馆与艺术元数据

艺术资源数据库实际上就是艺术资源数字图书馆，是将艺术资源数字化后，支持艺术数字化资源从数据到信息乃至艺术知识的全部相关转化流程。它集艺术资源收藏、服务和保存为一体，包括艺术资源数字化从创造、传播、使用以及保存的全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和获取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文化艺术资源的收集、整理和保存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各种集收集、组织、存储、和推送数字信息，并提供有关数字服务的数字图书馆的作用日益凸显。《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就是这种数字图书馆中的专业图书馆。《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从本质而言是一种环境，它把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的收藏、服务与个人结合起来，用以支持甘肃文化艺术资源从数字数据到信息乃至知识的全部相关转化流程。数据库中的数字收藏是建设该专业数字图书馆的基础。根据文化艺术数据库的特点，该专业数字图书馆馆藏按照媒介划分可以分为文本资源、图像资源、音频资源、视频资源。根据该数据库的特殊需求，从数字资源的性质和功能方面来讲，数据库的馆藏资源又可以分为一次文献(如电子图书)、二次文献(文摘数据、书目数据)、三次文献(元搜索引擎的索引)。《资源库》的管理体系包括以下4个方面:(1)资源采集，即对文化艺术数字资源进行采购、数字化加工和采集链接的馆藏体系。(2)文化艺术资源整理，即对文化艺术资源数据的加工，对资源进行描述、揭示和组织的体系。(3)文化艺术资源的保存，包括对文化艺术数据的存档、保存、存储。(4)文化艺术资源的整合，即将分散的文化艺术资源和服务按照知识管理规则和服务目的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艺术数字图书馆数据库应用系统采用相同的层次模式，即数据库的组织结构相同，并在此基础上，对外提供一致的接口，使各个单独的子库之间真正结成一个虚拟的、有组织的、相互操作的、可伸缩的整体甘肃文化艺术资源网络信息，实现跨资源、跨系统的无缝连接和检索。各层次的含义为:文化艺术资源存储层:文化艺术数字资源的存储与管理，可以采用分布式，存储于不同的系统中。文化艺术资源加工层:按照拟定的文化艺术资源标准规范对资源进行数字加工和元数据加工。上述两层可以统称为文化艺术资源层。文化艺术资源应用层:通过搜索引擎对文化艺术资源进行检索、调度、获取、传递。文化艺术资源服务层:文化艺术资源库作为数字图书馆，与用户交互、为用户提供服务窗口。

(三)艺术资源元数据规范

1、艺术资源描述元数据(以《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戏剧数据库》为例)

艺术资源描述元数据用于描述或标识艺术信息资源对象的内容、属性和外观特征，包括描述、定位、管理、检索、评估和选择、交互等方面。艺术资源描述元数据的内容结构包括艺术资源核心元素、艺术资源类型核心元素、艺术资源个别元素。《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戏剧数据库》剧种元数据著录标准:戏剧剧种元数据由核心元素、戏剧剧种类型核心元素、个别元素三部分组成。核心元素:指在各类资源对象的描述中都通用的元素，包括5项:名称、创建者、创建时间、主题与关键词、描述。戏剧剧种类型核心元素:属于资源类型核心元素，指根据戏剧剧种资源的特点，设计出相似资源共同所需的元素和修饰词，以尽可能保证数据之间的互转换性，包括6项:剧种属性、流布地区、剧目、音乐属性、代表人物、班社剧团。个别元素:以戏剧剧种为特定资源对象的属性、特点为基本对象，仅适用于戏剧剧种，可不用于交换，包括2项:剧种源流、剧种照片。

2、艺术资源描述元数据规范及设计

艺术资源描述元数据规范或称艺术资源描述元数据标准，指描述艺术资源的具体对象是元数据产生的相关规则的集合。一般包括完整描述一个具体对象时所需要的元素项集合，个别元素及其修饰词项的语义定义、著录规则和计算机应用时的语法规定等。艺术资源描述元数据规范设计流程包括艺术资源分析、初步设定、手工著录检测、征求意见、完成艺术元数据规范(初稿)、联机著录开放实验准备、应用规则建立等多方面步骤。

三、项目的实施

2005年12月，本项目正式启动，开始实施。在实施过程中，从文化艺术科研工作的长远发展着眼，在组织管理、工作方式、标准规范等方面探索和实践，建立成熟的工作体系和规范，为项目全面顺利完成奠定基础。实施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成立项目组织机构

项目进入实施阶段后，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成立了《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工作课题组。并以聘任各数据库负责人的形式，聘请所内业务人员担任各子数据库的负责人，责成各数据库负责人组织人员完成全省文化艺术资源调查及数据库建设工作。课题组成员除了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业务人员以外，还包括甘肃省文化艺术档案馆、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的有关专业研究人员。如民间音乐数据库与甘肃省文化艺术档案馆、西北师范大学合作，民间舞蹈数据库与西北民族大学合作，戏曲文献数据库与甘肃省图书馆合作，影音数据库与甘肃省艺术档案馆合作。通过集体攻关，发展本所科研实力，推动人才发展。通过与外单位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二)制度建设

《资源库》建设启动以来，课题组大力加强与探索项目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组织制定了《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资料管理办法》、《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采集设备管理办法》、《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信息中心机房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用于规范和指导课题研究中各项工作。这些规章制度的实施，对于确保文化艺术信息采集工作的信息准确和信息安全，防止意外事故发生，提高文化艺术信息采集设备使用效率，促进文化艺术信息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此外，项目组成员还自行编制了《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工作实施方案》、《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编辑体例》、《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信息录入表》、《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代码表》、《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简报》、《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信息采集标准》等指导性和实用性强的资料。尽管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程序复杂，涉及单位、人员多，文化艺术资源数量大，但由于精心组织，预案到位，管理体系成熟，项目工作始终有序进行，工作进度和信息质量也得到了有效保证。

(三)信息采集

信息采集是《资源库》建设的核心工作。在本课题申报阶段，经多方论证，确立的研究方法是采用社会科学与电子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在收集数据方面主要采用定量方法，通过统计、量表的制作、分类和分析，使数据系统化，归类科学化。《资源库》下设戏剧、曲艺杂技、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民间习俗、艺术科研、影音、图片等10个数据库，采取“多层知识网络”模式建构内容。通过数据库和引文链接等各种知识链接方法，把多个层次的数据库融为一个具有知识网络结构的整体使用。同时，各层数据库也可独立使用。最终采用国际通用的数据结构标准，使其可与国内外各类数据库在统一检索平台上同时使用。例:根据已经确立的研究方法和课题项目的框架结构，《资源库》信息采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年12月－2006年3月)为准备阶段。赴北京在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调研“中国记忆”数据库。成立课题组、组织信息采集技术培训、制定《文化艺术资源信息录入表》、《声像信息记录表》等。第二阶段(2006年4月－2008年12月)为采集、技术指导、专项培训和重点试点集中采集阶段。课题项目负责人责成戏剧、曲艺、民间文学数据库负责人自行独立采集。通过两年扎实的采集工作，基本完成全省这三个方面的信息采集工作。第三阶段(2009年1月－2010年初)普遍采集和审核阶段，文化艺术信息采集工作全面深入铺开。在2006－2008年已完成戏剧数据库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反复论证试点数据库的经验得失。多次组织专业和技术部门有关业务专家开办专题辅导，并将阶段性成果及项目试点报文化部文化科技司社会科技处审核指导。2010年6月，全省文化艺术资源信息基本全部报送至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信息中心机房进行管理。在《资源库》建设项目实施中，主要采取了三种文化艺术信息采集方式相结合的工作模式:一是由课题项目负责人遴选业务骨干，担任各数据库负责人，组成信息采集工作组，赴各地进行信息采集。二是立足于《中国文艺十大集成•甘肃卷》的现有成果，作为建立数据库的基础。三是强化田野调查工作。及时抢救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研究价值的文化艺术资料。比如对河西宝卷国家级传承人郑殿有、甘南藏戏、民间舞蹈等的抢救性拍摄。信息采集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文化艺术文字数据信息的录入和二维影像信息的采集。工作流程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录入———审核———汇总。首先由各数据库人员做好所属资源的采集(文字、照片，声像)、梳理、分类。其次由各数据库组成人员制定本数据库的元数据标准，并按照标准对数据进行合成、录入等工作。然后根据现有条件，各数据库承担人负责对录入元数据的初审，课题项目负责人负责对入库元数据的定审。最后，各数据库所有元数据信息报所内信息中心汇总进入《资源库》。其中，要求做到每条数据逐一检查，审核率达100%，条目内容文字错误率不超过万分之四。对出错率超过规定要求的(采集录入数据的检查，准确性和完整性控制在1%以内的，即为质量良好;误差在1%－5%之间的，为合格;误差超过5%的，为不合格)，将错误数据记录表分别发回各数据库负责人，限期改正后重新报送数据，进行验收。

(四)设备建设

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先后用课题专项经费，分两次购置了相关设备。设备配发使用以保证文化艺术信息采集工作需要为原则，同时兼顾信息采集完成后文化艺术数据信息动态管理的需要。信息中心机房按照“运行稳定、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的技术要求，由信息中心负责建设完成。机房硬件设备主要包括:PC服务器、光纤磁盘阵列、备份管理服务器、路由器、交换机、UPS设备、专用空调等。自运行以来，经有效管理和维护，机房整体运行状态良好，为保质保量完成《资源库》项目建设的实施，全面促进甘肃省文化艺术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2008年，通过课题项目合作方式得到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大力支持，获得该中心“中国记忆”数据库的全部软件，作为《资源库》建设运行平台。同时，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积极筹措资金，为单位采购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电脑、数码相机及摄像器材，信息化设备设施初具规模。大幅提升了全所的硬件建设。文化艺术研究的保护和管理信息化手段逐渐普及。

(五)人才培养

信息化人员队伍的建设是一项与项目工作成败、项目工作质量水平息息相关的长期性、延续性工作。自项目启动以来，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立足自身，高度重视项目人员队伍的业务培训，鼓励各数据库负责人开展专题攻关研究，先后在元数据标准制定等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成果。课题组除参加文化部文化科技司、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举办的有关培训外，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还在选择培训时机、确定参训人员范围层次以及培训教学形式与内容等方面精心部署、科学安排，有计划、按步骤、分层次、分期分批举办文化艺术信息采集工作专项研讨、专题讲座等各类培训课12次，举办文化艺术信息采集工作软件操作和影像拍摄专项技术、质量研讨培训，培训业务骨干近30余人(次)。以本所业务骨干为主组成的文化艺术信息采集组在课题负责人的领导下，常年坚持战斗在基层文艺信息采集第一线，不畏艰苦，不计名利，潜心业务，精益求精。经过《资源库》的建设，采取内外结合、上下结合的办法，用具体的《资源库》项目带动和有目的性地培养了一批适合担任科研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和他们的独立研究能力，使本省艺术科研工作水平有一个大的提高，也使甘肃省文化艺术科研的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四、项目的成果

《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的建立，标志着在甘肃艺术科研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从科研意识、科研概念到科研手段、科研方法等方面跟上了时展的步伐，达到全国领先水平。课题通过现代电子手段的数据化和影像化处理，系统、翔实、客观地收录和整理甘肃文化艺术资源。为特色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基础平台，对艺术科学信息化建设提供完备的知识信息资源，并建成甘肃文化艺术研究的检索、查证与评价系统。项目的主要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初步建立涵盖全省文化艺术门类的高科技、综合性数据库

截至目前，《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完成的建设格局，成果内容涵盖甘肃戏剧数据库、甘肃曲艺杂技数据库、甘肃民间文学数据库、甘肃民间音乐数据库、甘肃民间舞蹈数据库、甘肃民间习俗数据库、甘肃民间美术数据库、甘肃艺术科研数据库、影音数据库、图片数据库等10个子数据库共76个分库的数字资源系统，录入条目上万条，文字资料30余万字，音视频资料数百小时。初步做到检索、使用相互关联，达到数字资源一体化。

(二)创建了一整套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形制和体系的数据库元数据标准

在课题项目负责人的带领下，课题组通过集体攻关、学习借鉴和自我研发，制定了系统科学的子库结构分类，创建了一整套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元数据建设标准。包括视频元数据加工标准及加工流程、文本元数据加工标准、图片数字化加工标准、音频数字化加工标准，以及各数据库的设定和编制标准，定义数据库结构、字段，最终建成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数字化检索平台，实现信息的共享，同时也为其他省市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提供了参考。

1.原生数字视频保存使用标准

2.非原生数字视频保存使用标准

3．流媒体保存使用标准

流媒体采用rmvb格式。视频资料数字化流程图说明(见下页)

1．拍摄高清视频资料:用SonyZ7C等数字摄像机拍摄视频资料。

2．建立场记文件:详细填写场记表。

3．DV磁带编号、上架、建立清单。

4．打开电脑、SONY等型号数字磁带录像机电源。

6．将DV带放入录像机磁带仓。

7．用EDIUSNXHD高清采集卡采集视频，保存为AVI文件。

8．依DV带内容及主题加以剪辑分段，并依文件名命名规则予以重新命名。

9．导出MPEG2编码文件，并转流媒体RMVB文件。10．按照影音数据库元数据著录标准完成元数据著录。

11．将视频资料装入《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将Rmvb文件导出到web服务器。

截至2010年6月，《资源库》采集的文化艺术资源信息基本涵盖了甘肃文化艺术领域的各个主要艺术门类。在力争做到资料采集的广泛性的同时，还将采集到的文化艺术资源按照民族和地域的特色分布，制作了甘肃戏剧剧种、甘肃曲艺曲种、甘肃杂技项目、甘肃民间歌曲、甘肃民间舞蹈舞种、甘肃民间美术、甘肃主要民间习俗活动、甘肃省艺术科研院所等8个种类的文化艺术资源分布图。以图文的方式将甘肃文化艺术资源种类、名目、分布区域展现出来。今后将通过《资源库》建设的不断完善，实现数字化的链接，可以使用户便捷地查询和浏览，对甘肃省的文化艺术资源逐步做到摸清家底。由于资源信息量过大，目前有60%资源进入《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信息中心机房，由3名专业技术人员负责更新维护，初步实现了文化艺术信息的动态管理。其他资源信息将在最近三至五年内完成数字化处理和分类入库工作。

(三)在《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平台基础上，申报成功并开展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研究立足于《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开展多项课题研究成为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的科研基础和特色。《资源库》的资源优势在课题申报和科研项目的研究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截止2010年，共有甘肃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甘肃省农村实用文化人才职称评定研究》、文化部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戏曲•民间舞蹈•民间音乐现状调查(甘肃部分)》、《甘肃省艺术院团现状调查研究》、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规划项目《天山雪传奇校注》、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甘肃省艺术院团现状调查研究》、教育部、文化部、科技部重点项目《网络文化安全与民族文化数字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甘肃》、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甘肃省文化艺术六十年》等13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在此平台上完成或申报成功。在《资源库》基础上，从2004－2010年，推出了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丛书系列，分期出版了“甘肃特色文化大省建设丛书”、“甘肃特色文化艺术研究丛书”，如《秦音恋———王晓玲艺术人生》、《陇上秦声———尚育民剧作集》、《跬步集———甘肃艺术科学论文选集》、《骊靬探丛》、《甘肃民间谚语选注》、《华亭曲子戏研究》、《梅之韵》、《花儿与花儿剧》、《甘肃文化艺术60年》、《甘肃加快戏剧大省建设论丛》等。

《甘肃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项目不仅在数据采集、标准规范研究、科技研发等方面取得了突破和发展，而且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组织管理体系、信息化人才队伍培养，现代化信息手段管理、文化艺术资源的“动态管理”等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通过文化艺术资源调查项目的开展，初步摸清了甘肃全省的文化艺术资源家底，打造了一个科技含量高，内容充实、辐射面广的艺术科研平台。《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数字化建设的成果将直接服务于艺术研究、文化决策、文化展示、宣传教育、对外交流等业务工作，有效地提升了文化艺术科研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水平，使甘肃在21世纪的艺术科研方面的发展上了新的台阶。

五、项目的二期建设

《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填补了甘肃省艺术科学资源数据化建设的空白，其整体架构及文化艺术资源分类对其他省市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但从从项目的工作性质来说，它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短期之内不可能穷尽善美。在《资源库》建设的过程中，面对浩瀚繁杂的甘肃民间文化艺术资源，我们自身的能力以及可调动资源的规模，依据本所的学术传统和长线发展战略，精心选取典范，定向开展田野调查及立档和采录、存储工作，完成了初步的资源库的整体架构和建设规模。因此，项目的结项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对资源库不断地丰富和优化将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长期和常规的工作。

下一步，《资源库》的工作思路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明确结项转段，纳入常规工作

继续深入开展续建工作，明确《资源库》建设初级阶段已结束，项目将转入日常基础性工作阶段。安排专项经费，由各数据库负责人各司其职，组织人员不断丰富和优化各数据库的建设内容，为激励先进，促进工作，将其纳入本单位年度考核、评估、奖惩的内容，逐步建立项目长效工作机制。

(二)加强业务指导，扩大信息采集

继续组织开展文化艺术信息采集，一方面要组织开展更加广泛的田野调查，进行文化艺术信息采集。另一方面，继续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培训，指导、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市艺术研究所自行开展一般信息采集，逐步充实和完善《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系统。

(三)深化动态管理，转化科研成果，创新科研体系

1、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建甘肃主要艺术资源数字动态监控研究试点，延伸创新领域。用“以点带面”的方式，建立完善的甘肃文化艺术资源数字检索体系，完成省级艺术科研数据库动态监控管理标准，实现甘肃文化艺术资源的全数字化和艺术科研手段现代化，最终建成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数字化实时监控检索平台，实现信息的共享。如与张掖市人民政府合作，对甘肃河西地区艺术资源数字动态监控研究。对河西地区流布的几种戏剧、曲艺实时动态监控，设立河西宝卷、凉州贤孝、秦腔、民勤曲子戏动态监控试验区、高校研究示范点。建设河西艺术资源数据库，完成河西宝卷、凉州贤孝、秦腔、民勤曲子戏动态监控，制定监控管理标准规范。实现甘肃省河西文化艺术资源的“摸清家底”与“动态管理”。河西地区试点成功之后，向全省推广。

第9篇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甘肃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建设；思考

中图分类号：J02 文献标识码：A

一、项目的创意与准备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并得以广泛应用，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和获取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文化艺术资源的收集、整理和保存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资源的数字化检索、共享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介质存储下的文化资源正在逐渐消亡，传统的资源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复杂检索的需求，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要建设一套科学高效的资源管理系统。甘肃历史文化悠久，艺术资源丰富，民间文化遗产繁多。如何顺应时代的要求、科技的发展，全面、抢救性地收集、记录、整理全省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艺术资源，全面反映甘肃文化艺术的历史、艺术科研的重要成果，为甘肃艺术科学研究提供一套系统、可靠、翔实的研究基础资料，对甘肃文化艺术研究资料进行科学、系统保护与管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实现21世纪甘肃艺术科学学科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是处于当今时代的艺术科研工作者应有的担当和亟需研究的课题。《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项目的最初创意与动机正是基于此而产生。

经过充分的论证和前期准备，2005年，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获国家课题立项，我作为课题组的总负责人，顿感肩上的千斤重任，因为我深知，承担这个项目的意义非同一般：其一，该课题是国家数据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艺术学首批数据库项目，也是甘肃省艺术科学继“十大艺术志书集成”之后，获得立项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建设时间最长的项目；其二，《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项目，是利用信息化高科技手段，摸清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家底，建立动态运行的文化艺术研究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全新的宏大信息化系统工程。资源库的建设完成，将会是全国目前唯一一项综合性的电子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其三，文化艺术资源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前沿性的开拓项目，既无大量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成熟的模式可循，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其难度可想而知。

面对挑战和压力，只有迎难而上，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才是最好的、唯一的选择。课题获国家批准后，我及时向各级领导作了专题汇报，争取各方面的支持。甘肃省文化厅高度重视，连续三年，把《资源库》建设纳入当年度的全省文化重点工作。历任主要厅领导多次来所调研该项目的进展。经过多方争取，甘肃省财政厅向《资源库》下拨了专项科研经费，为课题的启动提供了一定的经费保障。同时，在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科技司、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无私帮助和指导，为课题的项目建设的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指导，保证了课题项目的顺利有效开展。

二、项目概念

（一）艺术资源元数据

一般认为，所谓“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或关于数据的结构化的数据。从已有的结论看，元数据的含义是逐渐发展的。“元数据”一词，早期主要指网络资源的描述数据，用于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其后逐步扩大到各种以电子形式存在的信息资源的描述数据。目前，“元数据”这一术语实际用于各种类型信息资源的描述记录，指的是关于艺术资源数据的数据。

基于应用，可以将艺术元数据分成以下若干种：

艺术数据结构：艺术数据集的名称、关系、字段、约束等；

艺术数据部署：艺术数据集的物理位置；

艺术数据流：艺术数据集之间的流程依赖关系（非参照依赖），包括数据集到另一个数据集的规则；

质量度量：艺术数据集上可以计算的度量；

度量逻辑关系：艺术数据集度量之间的逻辑运算关系；

ETL过程：过程运行的顺序―并行、串行；

艺术数据集快照：一个时间点上，艺术数据在所有数据集上的分布情况；

星型模式元数据：事实表、维度、属性、层次等；

报表语义层：报表指标的规则、过滤条件物理名称和业务名称的对应；

艺术数据访问日志：哪些数据何时被何人访问；

质量稽核日志：何时、何度量被稽核及其结果；

艺术数据装载日志：哪些数据何时被何人装载。

（二）艺术资源数字图书馆与艺术元数据

艺术资源数据库实际上就是艺术资源数字图书馆，是将艺术资源数字化后，支持艺术数字化资源从数据到信息乃至艺术知识的全部相关转化流程。它集艺术资源收藏、服务和保存为一体，包括艺术资源数字化从创造、传播、使用以及保存的全过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和获取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文化艺术资源的收集、整理和保存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各种集收集、组织、存储、和推送数字信息，并提供有关数字服务的数字图书馆的作用日益凸显。《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就是这种数字图书馆中的专业图书馆。

《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从本质而言是一种环境，它把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的收藏、服务与个人结合起来，用以支持甘肃文化艺术资源从数字数据到信息乃至知识的全部相关转化流程。数据库中的数字收藏是建设该专业数字图书馆的基础。根据文化艺术数据库的特点，该专业数字图书馆馆藏按照媒介划分可以分为文本资源、图像资源、音频资源、视频资源。根据该数据库的特殊需求，从数字资源的性质和功能方面来讲，数据库的馆藏资源又可以分为一次文献（如电子图书）、二次文献（文摘数据、书目数据）、三次文献（元搜索引擎的索引）。

《资源库》的管理体系包括以下4个方面：（1）资源采集，即对文化艺术数字资源进行采购、数字化加工和采集链接的馆藏体系。（2）文化艺术资源整理，即对文化艺术资源数据的加工，对资源进行描述、揭示和组织的体系。（3）文化艺术资源的保存，包括对文化艺术数据的存档、保存、存储。（4）文化艺术资源的整合，即将分散的文化艺术资源和服务按照知识管理规则和服务目的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艺术数字图书馆数据库应用系统采用相同的层次模式，即数据库的组织结构相同，并在此基础上，对外提供一致的接口，使各个单独的子库之间真正结成一个虚拟的、有组织的、相互操作的、可伸缩的整体甘肃文化艺术资源网络信息，实现跨资源、跨系统的无缝连接和检索。

各层次的含义为：

文化艺术资源存储层：文化艺术数字资源的存储与管理，可以采用分布式，存储于不同的系统中。

文化艺术资源加工层：按照拟定的文化艺术资源标准规范对资源进行数字加工和元数据加工。

上述两层可以统称为文化艺术资源层。

文化艺术资源应用层：通过搜索引擎对文化艺术资源进行检索、调度、获取、传递。

文化艺术资源服务层：文化艺术资源库作为数字图书馆，与用户交互、为用户提供服务窗口。

（三）艺术资源元数据规范

1、艺术资源描述元数据（以《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戏剧数据库》为例）

艺术资源描述元数据用于描述或标识艺术信息资源对象的内容、属性和外观特征，包括描述、定位、管理、检索、评估和选择、交互等方面。艺术资源描述元数据的内容结构包括艺术资源核心元素、艺术资源类型核心元素、艺术资源个别元素。

《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戏剧数据库》剧种元数据著录标准：戏剧剧种元数据由核心元素、戏剧剧种类型核心元素、个别元素三部分组成。

核心元素：指在各类资源对象的描述中都通用的元素，包括5项：名称、创建者、创建时间、主题与关键词、描述。

戏剧剧种类型核心元素：属于资源类型核心元素，指根据戏剧剧种资源的特点，设计出相似资源共同所需的元素和修饰词，以尽可能保证数据之间的互转换性，包括6项：剧种属性、流布地区、剧目、音乐属性、代表人物、班社剧团。

个别元素：以戏剧剧种为特定资源对象的属性、特点为基本对象，仅适用于戏剧剧种，可不用于交换，包括2项：剧种源流、剧种照片。

2、艺术资源描述元数据规范及设计

艺术资源描述元数据规范或称艺术资源描述元数据标准，指描述艺术资源的具体对象是元数据产生的相关规则的集合。一般包括完整描述一个具体对象时所需要的元素项集合，个别元素及其修饰词项的语义定义、著录规则和计算机应用时的语法规定等。

艺术资源描述元数据规范设计流程包括艺术资源分析、初步设定、手工著录检测、征求意见、完成艺术元数据规范（初稿）、联机著录开放实验准备、应用规则建立等多方面步骤。

三、项目的实施

2005年12月，本项目正式启动，开始实施。在实施过程中，从文化艺术科研工作的长远发展着眼，在组织管理、工作方式、标准规范等方面探索和实践，建立成熟的工作体系和规范，为项目全面顺利完成奠定基础。实施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成立项目组织机构

项目进入实施阶段后，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成立了《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工作课题组。并以聘任各数据库负责人的形式，聘请所内业务人员担任各子数据库的负责人，责成各数据库负责人组织人员完成全省文化艺术资源调查及数据库建设工作。课题组成员除了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业务人员以外，还包括甘肃省文化艺术档案馆、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的有关专业研究人员。如民间音乐数据库与甘肃省文化艺术档案馆、西北师范大学合作，民间舞蹈数据库与西北民族大学合作，戏曲文献数据库与甘肃省图书馆合作，影音数据库与甘肃省艺术档案馆合作。通过集体攻关，发展本所科研实力，推动人才发展。通过与外单位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二）制度建设

《资源库》建设启动以来，课题组大力加强与探索项目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组织制定了《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资料管理办法》、《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采集设备管理办法》、《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信息中心机房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用于规范和指导课题研究中各项工作。这些规章制度的实施，对于确保文化艺术信息采集工作的信息准确和信息安全，防止意外事故发生，提高文化艺术信息采集设备使用效率，促进文化艺术信息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此外，项目组成员还自行编制了《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工作实施方案》、《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编辑体例》、《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信息录入表》、《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代码表》、《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简报》、《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信息采集标准》等指导性和实用性强的资料。尽管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程序复杂，涉及单位、人员多，文化艺术资源数量大，但由于精心组织，预案到位，管理体系成熟，项目工作始终有序进行，工作进度和信息质量也得到了有效保证。

（三）信息采集

信息采集是《资源库》建设的核心工作。在本课题申报阶段，经多方论证，确立的研究方法是采用社会科学与电子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在收集数据方面主要采用定量方法，通过统计、量表的制作、分类和分析，使数据系统化，归类科学化。《资源库》下设戏剧、曲艺杂技、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民间习俗、艺术科研、影音、图片等10个数据库，采取“多层知识网络”模式建构内容。通过数据库和引文链接等各种知识链接方法，把多个层次的数据库融为一个具有知识网络结构的整体使用。同时，各层数据库也可独立使用。最终采用国际通用的数据结构标准，使其可与国内外各类数据库在统一检索平台上同时使用。例：

根据已经确立的研究方法和课题项目的框架结构，《资源库》信息采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年12月-2006年3月）为准备阶段。赴北京在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调研“中国记忆”数据库。成立课题组、组织信息采集技术培训、制定《文化艺术资源信息录入表》、《声像信息记录表》等。第二阶段（2006年4月-2008年12月）为采集、技术指导、专项培训和重点试点集中采集阶段。课题项目负责人责成戏剧、曲艺、民间文学数据库负责人自行独立采集。通过两年扎实的采集工作，基本完成全省这三个方面的信息采集工作。第三阶段（2009年1月-2010年初）普遍采集和审核阶段，文化艺术信息采集工作全面深入铺开。在2006-2008年已完成戏剧数据库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反复论证试点数据库的经验得失。多次组织专业和技术部门有关业务专家开办专题辅导，并将阶段性成果及项目试点报文化部文化科技司社会科技处审核指导。2010年6月，全省文化艺术资源信息基本全部报送至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信息中心机房进行管理。

在《资源库》建设项目实施中，主要采取了三种文化艺术信息采集方式相结合的工作模式：一是由课题项目负责人遴选业务骨干，担任各数据库负责人，组成信息采集工作组，赴各地进行信息采集。二是立足于《中国文艺十大集成・甘肃卷》的现有成果，作为建立数据库的基础。三是强化田野调查工作。及时抢救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研究价值的文化艺术资料。比如对河西宝卷国家级传承人郑殿有、甘南藏戏、民间舞蹈等的抢救性拍摄。

信息采集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文化艺术文字数据信息的录入和二维影像信息的采集。工作流程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录入――审核――汇总。首先由各数据库人员做好所属资源的采集（文字、照片，声像）、梳理、分类。其次由各数据库组成人员制定本数据库的元数据标准，并按照标准对数据进行合成、录入等工作。然后根据现有条件，各数据库承担人负责对录入元数据的初审，课题项目负责人负责对入库元数据的定审。最后，各数据库所有元数据信息报所内信息中心汇总进入《资源库》。其中，要求做到每条数据逐一检查，审核率达100%，条目内容文字错误率不超过万分之四。对出错率超过规定要求的（采集录入数据的检查，准确性和完整性控制在1%以内的，即为质量良好；误差在1%-5%之间的，为合格；误差超过5%的，为不合格），将错误数据记录表分别发回各数据库负责人，限期改正后重新报送数据，进行验收。

（四）设备建设

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先后用课题专项经费，分两次购置了相关设备。设备配发使用以保证文化艺术信息采集工作需要为原则，同时兼顾信息采集完成后文化艺术数据信息动态管理的需要。信息中心机房按照“运行稳定、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的技术要求，由信息中心负责建设完成。机房硬件设备主要包括：PC服务器、光纤磁盘阵列、备份管理服务器、路由器、交换机、UPS设备、专用空调等。自运行以来，经有效管理和维护，机房整体运行状态良好，为保质保量完成《资源库》项目建设的实施，全面促进甘肃省文化艺术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2008年，通过课题项目合作方式得到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大力支持，获得该中心“中国记忆”数据库的全部软件，作为《资源库》建设运行平台。同时，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积极筹措资金，为单位采购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电脑、数码相机及摄像器材，信息化设备设施初具规模。大幅提升了全所的硬件建设。文化艺术研究的保护和管理信息化手段逐渐普及。

（五）人才培养

信息化人员队伍的建设是一项与项目工作成败、项目工作质量水平息息相关的长期性、延续性工作。自项目启动以来，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立足自身，高度重视项目人员队伍的业务培训，鼓励各数据库负责人开展专题攻关研究，先后在元数据标准制定等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成果。课题组除参加文化部文化科技司、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举办的有关培训外，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还在选择培训时机、确定参训人员范围层次以及培训教学形式与内容等方面精心部署、科学安排，有计划、按步骤、分层次、分期分批举办文化艺术信息采集工作专项研讨、专题讲座等各类培训课12次，举办文化艺术信息采集工作软件操作和影像拍摄专项技术、质量研讨培训，培训业务骨干近30余人（次）。以本所业务骨干为主组成的文化艺术信息采集组在课题负责人的领导下，常年坚持战斗在基层文艺信息采集第一线，不畏艰苦，不计名利，潜心业务，精益求精。经过《资源库》的建设，采取内外结合、上下结合的办法，用具体的《资源库》项目带动和有目的性地培养了一批适合担任科研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和他们的独立研究能力，使本省艺术科研工作水平有一个大的提高，也使甘肃省文化艺术科研的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四、项目的成果

《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的建立，标志着在甘肃艺术科研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从科研意识、科研概念到科研手段、科研方法等方面跟上了时展的步伐，达到全国领先水平。课题通过现代电子手段的数据化和影像化处理，系统、翔实、客观地收录和整理甘肃文化艺术资源。为特色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基础平台，对艺术科学信息化建设提供完备的知识信息资源，并建成甘肃文化艺术研究的检索、查证与评价系统。项目的主要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初步建立涵盖全省文化艺术门类的高科技、综合性数据库

截至目前，《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完成的建设格局，成果内容涵盖甘肃戏剧数据库、甘肃曲艺杂技数据库、甘肃民间文学数据库、甘肃民间音乐数据库、甘肃民间舞蹈数据库、甘肃民间习俗数据库、甘肃民间美术数据库、甘肃艺术科研数据库、影音数据库、图片数据库等10个子数据库共76个分库的数字资源系统，录入条目上万条，文字资料30余万字，音视频资料数百小时。初步做到检索、使用相互关联，达到数字资源一体化。

（二）创建了一整套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形制和体系的数据库元数据标准

在课题项目负责人的带领下，课题组通过集体攻关、学习借鉴和自我研发，制定了系统科学的子库结构分类，创建了一整套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元数据建设标准。包括视频元数据加工标准及加工流程、文本元数据加工标准、图片数字化加工标准、音频数字化加工标准，以及各数据库的设定和编制标准，定义数据库结构、字段，最终建成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数字化检索平台，实现信息的共享，同时也为其他省市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提供了参考。

视频元数据加工标准

1.原生数字视频保存使用标准

2.非原生数字视频保存使用标准

3.流媒体保存使用标准

流媒体采用rmvb格式。

视频资料数字化流程图说明

1.拍摄高清视频资料：用Sony Z7C等数字摄像机拍摄视频资料。

2.建立场记文件：详细填写场记表。

3.DV磁带编号、上架、建立清单。

4.打开电脑、SONY等型号数字磁带录像机电源。

6.将DV带放入录像机磁带仓。

7.用EDIUS NX HD高清采集卡采集视频，保存为AVI文件。

8.依DV带内容及主题加以剪辑分段，并依文件名命名规则予以重新命名。

9.导出MPEG2编码文件，并转流媒体RMVB文件。

10.按照影音数据库元数据著录标准完成元数据著录。

11.将视频资料装入《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将Rmvb文件导出到web服务器。

文本元数据加工标准

截至2010年6月，《资源库》采集的文化艺术资源信息基本涵盖了甘肃文化艺术领域的各个主要艺术门类。在力争做到资料采集的广泛性的同时，还将采集到的文化艺术资源按照民族和地域的特色分布，制作了甘肃戏剧剧种、甘肃曲艺曲种、甘肃杂技项目、甘肃民间歌曲、甘肃民间舞蹈舞种、甘肃民间美术、甘肃主要民间习俗活动、甘肃省艺术科研院所等8个种类的文化艺术资源分布图。以图文的方式将甘肃文化艺术资源种类、名目、分布区域展现出来。今后将通过《资源库》建设的不断完善，实现数字化的链接，可以使用户便捷地查询和浏览，对甘肃省的文化艺术资源逐步做到摸清家底。

由于资源信息量过大，目前有60%资源进入《甘肃省文化艺术资源库》信息中心机房，由3名专业技术人员负责更新维护，初步实现了文化艺术信息的动态管理。其他资源信息将在最近三至五年内完成数字化处理和分类入库工作。

（三）在《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平台基础上，申报成功并开展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研究

立足于《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开展多项课题研究成为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的科研基础和特色。《资源库》的资源优势在课题申报和科研项目的研究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截止2010年，共有甘肃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甘肃省农村实用文化人才职称评定研究》、文化部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戏曲・民间舞蹈・民间音乐现状调查（甘肃部分）》、《甘肃省艺术院团现状调查研究》、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规划项目《天山雪传奇校注》、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甘肃省艺术院团现状调查研究》、教育部、文化部、科技部重点项目《网络文化安全与民族文化数字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甘肃》、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甘肃省文化艺术六十年》等13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在此平台上完成或申报成功。

在《资源库》基础上，从2004-2010年，推出了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丛书系列，分期出版了“甘肃特色文化大省建设丛书”、“甘肃特色文化艺术研究丛书”，如《秦音恋――王晓玲艺术人生》、《陇上秦声――尚育民剧作集》、《跬步集――甘肃艺术科学论文选集》、《骊探丛》、《甘肃民间谚语选注》、《华亭曲子戏研究》、《梅之韵》、《花儿与花儿剧》、《甘肃文化艺术60年》、《甘肃加快戏剧大省建设论丛》等。

《甘肃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项目不仅在数据采集、标准规范研究、科技研发等方面取得了突破和发展，而且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组织管理体系、信息化人才队伍培养，现代化信息手段管理、文化艺术资源的“动态管理”等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通过文化艺术资源调查项目的开展，初步摸清了甘肃全省的文化艺术资源家底，打造了一个科技含量高，内容充实、辐射面广的艺术科研平台。《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数字化建设的成果将直接服务于艺术研究、文化决策、文化展示、宣传教育、对外交流等业务工作，有效地提升了文化艺术科研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水平，使甘肃在21世纪的艺术科研方面的发展上了新的台阶。

五、项目的二期建设

《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填补了甘肃省艺术科学资源数据化建设的空白，其整体架构及文化艺术资源分类对其他省市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但从从项目的工作性质来说，它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短期之内不可能穷尽善美。在《资源库》建设的过程中，面对浩瀚繁杂的甘肃民间文化艺术资源，我们自身的能力以及可调动资源的规模，依据本所的学术传统和长线发展战略，精心选取典范，定向开展田野调查及立档和采录、存储工作，完成了初步的资源库的整体架构和建设规模。因此，项目的结项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对资源库不断地丰富和优化将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长期和常规的工作。下一步，《资源库》的工作思路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明确结项转段，纳入常规工作

继续深入开展续建工作，明确《资源库》建设初级阶段已结束，项目将转入日常基础性工作阶段。安排专项经费，由各数据库负责人各司其职，组织人员不断丰富和优化各数据库的建设内容，为激励先进，促进工作，将其纳入本单位年度考核、评估、奖惩的内容，逐步建立项目长效工作机制。

（二）加强业务指导，扩大信息采集

继续组织开展文化艺术信息采集，一方面要组织开展更加广泛的田野调查，进行文化艺术信息采集。另一方面，继续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培训，指导、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市艺术研究所自行开展一般信息采集，逐步充实和完善《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系统。

（三）深化动态管理，转化科研成果，创新科研体系

1、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建甘肃主要艺术资源数字动态监控研究试点，延伸创新领域。用“以点带面”的方式，建立完善的甘肃文化艺术资源数字检索体系，完成省级艺术科研数据库动态监控管理标准，实现甘肃文化艺术资源的全数字化和艺术科研手段现代化，最终建成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数字化实时监控检索平台，实现信息的共享。如与张掖市人民政府合作，对甘肃河西地区艺术资源数字动态监控研究。对河西地区流布的几种戏剧、曲艺实时动态监控，设立河西宝卷、凉州贤孝、秦腔、民勤曲子戏动态监控试验区、高校研究示范点。建设河西艺术资源数据库，完成河西宝卷、凉州贤孝、秦腔、民勤曲子戏动态监控，制定监控管理标准规范。实现甘肃省河西文化艺术资源的“摸清家底”与“动态管理”。河西地区试点成功之后，向全省推广。

2、与高等院校建立研究示范点，转化科研成果，创新科研体系。依托数据库平台，建立与高等院校合作调查、教育的艺术数字平台、监控管理研究试验区和教学示范区。与高等院校建立研究示范点，以“文化艺术进课堂”的形式以及与文化企业合作，进行文化产品开发等形式，转化科研成果，将传统文化内容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对接，达到教、学、研、产的新型艺术科研创新体系，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提升艺术科学研究水平。

《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库》是用现代电子数据科技手段建立的集资料收集、资料相互连接、方便检索查询的文化资源使用共享的平台，做好资源库信息中心机房的维护管理工作，实现文化艺术信息实时更新与动态管理，探索文化艺术信息资源的利用模式，有效转化科研成果，是今后艺术科研的努力方向。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扩大库存容量，规范管理资料存储，合理使用资源，调配资源成为《资源库》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和工作流程，任重而道远。（责任编辑：楚小庆）

[WT4，5HZ]Construction and Relevant Thinking upon "Resource Database of Gansu Culture and Art Research"

GU Shan-zhong

(Gansu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Art, Lanzhou, Gansu 73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