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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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很多人在论文的写作过程当中只在意文中的内容是不是新颖，忽略了论文的参考文献，对它也不重视，觉得写不写参考文献都不要紧，只要论文内容写的好就够了，其实读者在阅读论文时都是通过参考文献来评估这篇论文是不是有质量水平的。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日本茶道论文参考文献，欢迎大家在写作当中阅读借鉴。

日本茶道论文参考文献：

[1]国家教育文员会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以实践为导向的教学方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林瑞萱.日本茶道源流：南方録讲义[M].台北：陆羽茶艺股份有限公司，1991.

[3]林瑞萱.中日韩英四国茶道[M].北京：中华书局，1991.

[4]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5]鲁丝·本尼迪克特（美），昌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6]冈仓天心.茶之书[M].社会思想社，1995.

日本茶道论文参考文献：

[1] 村井康彦.茶道思想[J].日本研究，1990（1）：79.

[2] 千宗室.茶道文化的特点及其在日本的发展[J].日本学，1995（5）：273.

[3] 千宗室.〈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25-26.

[4] 钱朴.茶道渊源初探[J].农业考古，1995（38）：51.

[5] 铃木大掘.禅与日本文化[M].北京：三联出版，1989.

[6] 铃木大拙.禅与艺术[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

[7] 吴平.禅趣人生[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 赵天相.〈茶禅一味〉寻踪有感[J].农业考古，2000（58）：126.

[9] 东军.日本茶到的神髓[J].农业考古，1994（36）：243.

[10]滕军.茶道与禅[J].农业考古，1995（38）：76.

日本茶道论文参考文献：

[1]江静，吴玲：《茶道》，杭州出版社，2003

[2]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人民出版社，2004

[3]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4]王雅茹：浅析牧溪《六柿图》的创作意境表现，《大众文艺》，2011

[5]王雁玲：牧溪《潇湘八景图》中的消解性特征，上海大学，2007

[6]胡建明：东传日本的宋代禅宗高僧墨迹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6

[7]韩天雍：中日禅宗墨迹研究—及其相关文化之考察，首都师范大学，2007

第2篇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天，当我们聚集在一起举行中日音乐国际比较会议之际，我们很自然地就会以崇敬的心情怀念田边尚雄、林谦三、岸边成雄、泷辽一、王光祈、杨荫浏、常书鸿、黄翔鹏等中日音乐学界的前辈，是他们以远大的学术眼光、科学的研究方法、辛勤的学术劳动，开辟了中日音乐比较研究这一方沃土，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学术领域，创造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将中日音乐比较研究推向了一个，在此，我们谨对他们的学术贡献和学术恩惠致以崇高的敬意！

对于前辈们的学术贡献，我曾经在拙文《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展望》中做过初步论述，在此从略。下面我就以《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新发展》为题，对现状作一初步分析。

自1995年10月，在中国福州举办第一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已历时18年，每两年一次的盛会识新朋会旧友，话学术叙友情，如今已迎来第十次聚会。作为18年历史的见证者，我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人才成长、学术发展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一、研究者——从事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学者人数逐年增多。学术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结构较为合理的学术梯队。

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首先靠的是研究者，只有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研究人才才能促进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记得当第一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福建师范大学召开的时候，参会者近三十人左右，其中中方代表二十人左右，日方代表不足十人；到第七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召开时，出席会议者达78人，其中中方学者52人，日方学者26人。如果说研究者人数的大幅增加，只是从“量”的方面体现了研究队伍壮大的话，那么，从老中青研究者学术论文研究议题的扩展、内容的丰富、水平的提高，就更体现了研究成果“质”方面的超越。由此，我们就可以增强信心，倍受鼓舞了。

18年前的中年学者，蒲生乡昭、蒲生美津子、樋口昭、张前、陈应时、俞人豪、孙玄龄、增山贤治等人如今都已成为研究成果丰硕、学术造诣深厚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优秀学者。例如：蒲生乡昭《日本古典音乐探究》、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陈应时《中国乐律学研究》、王耀华《三弦艺术论》、《琉球御座乐与中国音乐》等，都已经成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领域颇具影响的著作。

像金城厚、塚原康子、山本宏子、寺田直子、大塚拜子、吕锤宽、赵维平、周耘、马达等，当年的青年学者，经过18年的研究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研究经验，创造了优秀的学术成果，已经成长为成熟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者。他们中出现了众多的优秀论著。

这18年来，出席历届会议的许多研究生导师，都将自己的博士生、硕士生带来参会，使这些学生在学术交流和实地音乐考察中成长，甚至于在中日音乐比较研究领域里寻找学位论文的题目，由此出现了周耘、刘富琳、裴雅勤、王州、徐元勇、孙宁宁、刘银贞、许志斌、王翠、毛丫、长岭亮子等人的博士学位论文或较为优秀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得到学术界的肯定，有些已经成长为该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后两类的中青年学者绝大部分都具有博士学位，接受过比较严格的学术训练，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宽厚的基本知识，专业起点比较高，我们相信，经过不断的持续努力，他们一定能够取得学术质量更高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内容——传统研究领域进一步深化，新的研究领域屡有开拓。学术成果丰硕，研究水准不断提升。

纵观18年来的历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发表的论文，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史学、乐谱学、乐器学等传统学术研究领域，不仅得到了继承，并且不断深化。

对中日音乐交流史的研究，原本是田边尚雄、岸边成雄和泷辽一等先生在上世纪前半叶开创、后半叶得以发展的学术领域。自1995年以来，历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会议和各种刊物中，都有为数众多的有关本领域的文章。例如，赵维平、贺星、张前、袁静芳、蒲生美津子、平间充子、蒲生乡昭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中日古代在宫廷音乐、催马乐、雅乐与唐代大曲、雅乐与燕乐、乐曲《放鹰乐》、《兰陵王》等方面的交流，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杨民康、管建华、塚原康子、葛西周、过本香子、新掘欢乃等人的诸多论文，将研究视域从古代转向近现代、当代中日音乐交流史和交流现状。其中，周耘、杨长安的某些论文直接将视域投向当今音乐生活，起着以研究来参与和干预现实音乐生活的作用。

日本著名学者林谦三先生是对遗存于日本的中国古代乐谱进行解读研究的先行者，他的《琵琶古谱的研究》、《琵琶谱新考》等众多论文为该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历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会议和这18年来的各种刊物上，也有许多学者发表了关于该领域的研究论文。如：陈应时、应有勤、澳大利亚学者Steven C，Nelson等分别发表文章，或者提出“掣拍说”为新的节奏翻译方法，或者对“掣拍说”进行论证和争议，这都有利于将古谱的解译研究引向深入。

对于中日两国乐器的历史、形制和演奏方法的研究，林谦三曾有《东亚乐器考》等、三谷阳子有《东亚琴筝的研究》等、东洋音乐学会曾出版《琵琶音乐研究》等，成为成果颇为丰硕的传统研究领域。近十八年来，与琴、筝、琵琶相关的研究领域也有了新的进展，新出现了俞人豪、阎林红、符丽琴、林月里、杨宝元、余明、朱佳、何丽丽、余丹红、郑瑞贞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中日传统筝音乐的历史与形态、筝人、筝曲演奏技巧、传统筝的乐律体系、筝曲结构与艺术特点，琵琶的乐器学问题、清代琵琶和清代刊行的琵琶谱、中日琵琶音位发展、日本琵琶本土化保存发展的文化因素、日本琵琶流派与中国琵琶的流派等进行了研究。在尺八研究方面，除了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会议不断有新的论文出现之外，中国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举办的尺八专题研讨会和近年来出现的新论文，都正在将该领域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应有勤、王建欣、郑荣达、赵维平、刘正国等人的论文，对中日尺八的历史及形制异同、正仓院藏乐器尺八、贾湖遗址出土的“骨龠”与日本尺八源流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虽然见解颇有歧义，但是都在认真探索，将中日尺八关系的研究逐渐引向深入。

还有学者以乐器壁画为基础在从事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如：樋口昭教授曾多次前往新疆地区考察壁画中的音乐绘制情况，有多篇除了以上中日音乐关系的传统研究领域之外，近十八年来，在音乐形态、乐种比较、宗教音乐、音乐教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比较大的进展。

在音乐形态研究方面，陈应时、郑荣达、吴国伟、胡企平、刘富琳、裴雅琴、金城厚、庄永平、马塞达、吕洪静、修海林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中日音乐的乐律、宫调、旋律特点、音乐结构等作了论述。

许多论文对明清乐、琉球音乐等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在明清乐研究方面，出现了郑锦扬、徐元勇、樋口昭、钱国祯、杨桂香等人撰写的有关明清乐源流、曲目、乐器、乐谱等的研究论文。在琉球音乐研究方面，王耀华、吕锤宽、刘富琳等人的论文，分别对琉球御座乐的复原研究、《福寿歌》、《闹元宵》、《四大景》、《一年才过》、《天初晓》、《清江引》、《急三枪》、《纱窗外》、《相思病》等曲目源流的考证、日本琉球音乐对中国曲调的受容、变易及其规律性、琉球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受容变易的三种类型、台湾北管乐与琉球御座乐之比较、组舞·能·中国戏曲之比较等进行了研究。

在中日佛教音乐关系研究方面，近十八年的成果尤其丰富，研究渐趋深入。出现了周耘、岩田郁子有关黄檗宗声明诸多方面研究。杨民康嘉雍群培关于中国傣族藏族和日本佛教音乐比较研究、新掘欢乃对严密流咏歌、日本声明进行研究等的许多论文。

中日音乐教育的比较研究也是近十八年来引起较多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既有上世纪初日本音乐教育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影响研究，也有对中日音乐教育现状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比较研究，涉及中日音乐教育历史、大中小学各个层次的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出现了张前、汪毓和、王安国、马达、冯芸、尾高晓子、孙玄龄、伊野义博、赵琴等人撰写的相关论文。

三、研究方法——经历了以文献学为特色、比较音乐学方法的运用.到重视实地调查、“文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再到电子计算机的开发利用、多视野多学科多方法结合的变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探究创新。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上个世纪的前半和中叶，田边尚雄、林谦三、岸边成雄等老一辈研究家，有着扎实而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因此，在他们的研究中，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校勘、分析和使用，成为他们得心应手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岸边成雄先生，他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过程，实际上就是音乐史料学学科建设的过程，用东方所特有的丰富的典藏文献来为当时的比较音乐学研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同时，他们也以开放的心态运用历史意识、实证方法，用世界音乐的视野来研究日本音乐。

到上世纪80年代初，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的一批中国音乐研究者得到了日本等国的国际友人的支持，能够走出国门，到国外去进行实地考察，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深入现地调查，不仅研究音乐的特点，而且追寻产生该音乐特点的文化缘由，也就是“文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成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主要方法。并且提倡“局内人”“局外人”双视角相结合的方法、多学科多视域相结合的“多重证据法”等，推动了中曰音乐比较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本世纪以来，以上研究方法又有了新的开拓。例如：在运用文献研究法时，不仅运用一种语言的文献，而且同时对两种或者三种以上语言的相关文献进行考查，使资料更为全面，论证更为充分，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为可靠。如蒲生乡昭《外国人对早期三味线的记录》，除了运用日语文献之外，还运用了中文、葡萄牙语、英语等多语种文献资料，以探寻早期三味线的踪迹。

又如：实地考察，不满足于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考察，而是像《亚洲太鼓的“口唱歌”》的作者山本宏子那样，以多年在印度尼西亚、中国、日本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对用状声字来记录打击乐的口唱歌、锣鼓经这种记谱形式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金城厚、矢向正人等又将视野投向音乐研究中对电子计算机的运用。金城厚在《民歌旋律类似性的计算机处理》一文中，介绍了他与坪井邦明、松岛俊明、野田千香等人，共同开发的处理旋律类似性的“歌词音列法”计算机软件及其运用。矢向正人在《计算机对长呗谱的认识》一文中，报告了他所研究的利用计算机记录长呗谱的实验结果，他开发了名为GIDA-U（Generally

Integrated Data

formatnagn fomaga Utanotation）的电子计算机软件，该软件既能记录长呗谱，也能记录其它传统音乐的乐谱，而且还有开拓国际标准的传统音乐记谱法的广阔前景。

综上所述，18年来，以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代表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事业在蓬勃发展。人才辈出，正在形成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研究水准不断提高；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在2007年9月的第七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经有人提出：我们如何超越音乐学大师，如何突破“后岸边成雄时代”、“后杨荫浏黄翔鹏时代”。我认为，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有危机感和积极向上精神的体现。但是，由于音乐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学术研究成果具有传承性和积累性，后一代的成果往往是对前一代成果的补充和丰富，我们的职责是，继承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奉献。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是一定能够把前人开创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事业不断推向新的境地，迎来一个又一个新的学术研究。到了那个时候，卓越研究成果的问世，杰出研究人才的出现，就成为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第3篇

论文关键词：“茶饮”史话

 

茶与可可、咖啡并称为世界三大饮料。在这三大饮料中，只有茶的故乡在中国。种茶、制茶和饮茶都起源于中国。但茶叶在中国成为一种普遍的饮料，并进而走向世界却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岁月。

中国对茶的饮用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相传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先祖神农氏创立了医学。为了帮助人们战胜疾病，他通过遍尝百草来识别和了解药性，寻找治病的药草。有的草会含有毒性。据说有一日他尝了72种毒草，中毒72次。但是他都通过饮用一种神奇的药草而化险为夷。这种神草名叫“荼”。“荼”就是后来的茶。茶在古代还被称为“茗”，“皋芦木”。从这个传说看，中国人开始认识茶树及其药用功能已经有5000余年的历史了。

从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我国先民发现茶也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中就有了“采荼薪樗”的诗句了。意思是说农夫们采摘茶叶，砍柴为薪。世界上饮茶，种茶起源于中国，那么中国的茶树栽培和饮用又起源于那里呢？研究表明，它起源于巴蜀地区人文历史论文，即今天的四川一带。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认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东晋《华阳国志·巴志》上记载：“就丹、漆、荼、蜜……皆纳贡之。”意思是说古代四川向中原地区交纳，丹药，油漆、茶叶、蜂蜜等当地特产。从地名学来看，蜀国在古代又称为葭萌郡。葭萌是古蜀人对茶叶的一种称谓。因此葭萌郡的意思是茶郡之意，即生产茶的地方论文服务。历史记载，西汉时巴蜀一带便已经饮茶成风。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茶具出售。茶具的市场化正是茶饮普及化的表现，也是茶饮民间化、群众化的结果。

三国两晋时期，饮茶之风在中国的范围日渐扩大。特别是当时的文人更是把以茶待客作为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正是由于文人们的参与，中国的茶饮很快发展演变成茶艺，并进而形成独特的中国茶文化。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盛行，和尚坐禅破睡，饮茶发挥了独特的功效。因此各地的寺院开始大量种茶和饮茶。饮茶之风也就随之盛行开来，当时的人们称“茶佛一味”。唐朝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也推动了茶饮之风在世界范围的流行和传播。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有关茶饮的学术专著，陆羽的《茶经》就在这一时期问世。为了纪念陆羽在推动中国茶文化方面的独特贡献，人们把“茶神”的桂冠送给了他，并将他供奉在官府的茶叶库和民间的茶肆之中。自唐以后，茶饮之风不但在中国大行其道，并成了人们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而且随着各国商人，使者纷纷前来唐朝进行商贸和文化交流，而将茶饮之风也带到了世界各地。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确切讲来应该称为“丝茶之路”，因为茶叶也是当时商贸交流的重要商品。中国的近邻日本茶道之风更是盛行。据说唐朝时日本高僧最澄来中国求佛，回国时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进行种植并获得成功人文历史论文，从此日本人也开始有了饮茶的习惯，并将中国的茶艺技术发扬光大，形成了在今天仍然风靡全日本的具有大和民族特点的日本茶道文化。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中国人饮茶已不但是为了解渴、保健和提神，而是将茶饮当作一项高雅而又精致的艺术生活来看待。茶除了它的实用功效外同时也富有欣赏情趣，可以陶冶一个人的情操。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品茶不但能鉴别茶的优劣，更带有神思遐想和通过茶因所产生的情趣。在百忙之中泡上一壶或浓或淡的茶，择雅静之处自斟自饮，或与朋友对饮，不但能消除疲劳涤烦益思，振奋精神，还可以在细啜慢饮之中，得到美的享受，使精神境界提升到一种高雅艺术境界之中。正因为茶饮的这种功效它特别受到历代文人墨客们的青睐和追捧。也正是他们的参与，使茶饮已变成了国人的一种文化行为。品茶待客成了我们生活中一项高雅的娱乐和社交活动。

第4篇

【关键词】《古事记》；日本文化；研究

目前为止，开始研究《古事记》一书已小有一年，但仍感觉未能抓住其中的精髓，力有所不逮，更毋论写出像样的论文来。因此本文虽然把题目定为小窥古事记研究，其实实际上是将这一年来所看的有关《古事记》一书不论是书籍还是论一个系统的、有条理的整理和归纳，以便在将来写自己论文的时候更加有的放矢，不至于手忙脚乱。

关于古事记研究，我认为首先要做的是弄清楚《古事记》究竟是一本怎样的著作，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以及抱着怎样的目的而创作的。搞清楚这个问题以后就可以知道对于古事记到底要研究什么，国内外对此的研究成果，最后才能知道自己想要研究什么，在今后应该朝哪个方向、怎样努力。

7世纪天武天皇时期曾对“本辞”（神话与传说）和“帝纪”进行整理。8世纪初奈良时期，元明天皇命太安万侣撰写《古事记》，以发扬“邦家之经伟，王化的鸿基”。太安万侣根据熟知“本辞”和“帝纪”的女官稗田阿礼的讲述，加以撰录整理，于712年成书，成为了日本最早的历史书籍。此书记载了凭记忆记下来的一些旧事记中的故事以及一些数代口口相传的故事，全书共三卷，也成为了为日本最古的文学作品。

《古事记》大致能分为本辞和帝纪两个大项共三卷，内容包括日本古代神话、传说、歌谣、历史故事和帝王家谱，

其中本辞，也就是上卷中包括了序词和上卷，是日本古代神话的综述，讲述了宇宙万物、日本国土及其民族的产生。从宇宙中产生了神，而神生了“岛”（日本列岛），又生了天照大御神（太阳神）、月读命（月神）和建速须佐之男神（台风神）。天照大御神由高天原降临到岛的“苇原中国”，战胜出云神话里的大国主神，“天孙”民族从此诞生。在神话中建速须佐之男神的狂放不羁的形象和出云神话里的人物形象的描写十分生动，保留了非常多的原始神话的特点。但从全书的内容来看，古事记上卷的中心在于突出天照大御神及其子孙后代，用来证明天皇专制国家始于天授神权。

帝纪，也就是中下卷主要收录了初代到第三十三代日本天皇的事迹，中卷记叙了初代天皇即神武天皇，到第十五代天皇，即应神天皇的家谱以及事迹；下卷记叙了第十六代天皇，即仁德天皇，到第三十三代天皇，即推古天皇的家谱以及事迹。这些帝王传记里也包含了许多传说故事。比如三轮山传说、螃蟹与猴子的寓言、斩杀八歧大蛇、妻子间的嫉妒、兄弟相杀等，其中以战功赫赫却被密谋杀害的倭建命（《日本书纪》中称为日本武尊）的故事最为生动。这两卷虽然表现天皇世袭思想更为明显，但也成为后世很多日本艺术的题材来源。

《古事记》的写作方法主要使用散文和歌谣。散文中包含了大量古汉语，歌谣则使用汉字读音作为日语标音。散文部分的固有名词、敬语、助动词，也使用了汉字作标音。

《古事记》是在大和时代天皇为加强统治者中央集权的历史背景下创作的，反映了虽由豪族出身但需要摆脱豪族控制的君主的需要，但从现在来看，本书的历史意义还是主要在文字和文学方面。

歌谣中包含了短歌、长歌、片歌、旋头歌等创作形式。本书也保留了日本古代丰富的语言，不仅吸收了汉语的长处，更记录了大量日本古代特有的词汇，从而在历史学、文化史、民俗学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古事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和文字两个方面。从文化角度来研究古事记的文章占大多数，因为《古事记》可以说是日本文化的开端。但首先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就是古事记中所写的内容究竟是否是真实。

到目前，仍然有很多学者怀疑古事记内容的真实性。这部书有着许多至到现在未解开的“谜”，本书序文中标明的两位作者，一位太安万侣在1979年发掘到墓志铭，而另外一位稗田阿礼则没有考古依据证明其身份，加上它长期秘藏于皇室，后世才公之于世，所以有人甚至怀疑它是伪书。其次书中把历史和神话传说混在一起，古事记中记载的一些天皇，比如崇神天皇，活了整整168岁等等。

自古以来对古事记就有种种的解释和说明。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有两位，一位是江户时代的国学家本居宣长，另一位是近代的日本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他们两位对古事记的研究都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前者认为古事记中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后来为军国主义所利用，由此为根据宣扬日本是由万世一系天皇家族的祖先神大国主神创造并且统治的神圣国家。后者在日本军国主义最泛滥的时期，冒着极大的风险否定了本居宣长的观点，在统治者对民众高压洗脑的氛围中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但他又认为古事记的内容大多是虚构的，对日本的古典文学采取了一贯否定的态度，这样又把古事记返回到不可探究的境地。

其次，在《古事记》上卷中出现的各种神灵以及传说故事也成为了研究的重点。日本神话中认为，众神的世界在天庭，也就是高天原；这个世界和我们人类所住的世界不同，也就是所谓的异域。对于异域的看法是日本神话中的特色。人间的世界称为苇原中国，此处的中国代表上.中.下的中，另一个境界就是下国，也就是所谓的根国。日本神话中常提到根国，对此我们并不了解，可能是指地下的遥远处，或是住在地上，我们所能想象到有着立体感的异域。

冯良珍老师的论文《〈古事记〉神话舞台的构造》中详细阐述了这一认为古事记神话故事是“立体”的观点。首先论文解释了“高天原”、“根国”和“黄泉国”的详细概念，打造出一个全面立体的世界，此三界不仅独立存在，三界之间还有“天柱”“天之浮桥”“黄泉比良坂”作为通道，使得人们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互相往来。这不禁让人想到中国的神话中也有类似的地方，于是在论文的第二部分使用了研究古事记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日文化对比。论文第二部分首先就提出了作者的观点，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地、黄泉之垂直三重世界的观念，虽然从秦朝开始受儒家思想“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影响下中国并没能形成完整的神话系统，但这个不完整的神话系统并未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古事记中随处可见的证据可知古事记神话舞台的构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神话世界观的影响。这样比较下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天”是虚构的，是存在于意象、祭祀当中的；古事记中的“天”是有血有肉的，是具象的。这正反映了日本神话既吸收中国文化的要素，却又有自己独到的创作观点，体现了中日文化接触中收容和变容的特点。

除了可以从神话角度来分析，古事记还可以从古事记中的中国印痕、认知下的古事记、古事记对日本文化的深远影响等文化角度来研究。

从文字角度来看，古事记可以研究的角度更是数不胜数。从常用字研究角度来看，日本书纪总字数3523字种；古事记总字数1621字种。日本书纪假名654字种（二音一字的假名除外）；古事记假名201种。日本书纪中有古事记中所没有的字1954个字种；古事记中有而日本书纪中没有的字86字种；古事记使用频度5次以上的749字。这样用现代的计量统计方法来看古事记用字是研究的大趋势。在这个大前提下，衍生出比如古事记中的敬语研究、动词助动词研究等小课题。

第5篇

本论文在分别总结两部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初期预想和文章构造的基础上,从当时的社会状态、天皇的政治思想入手,对先后诞生出两部作品的条件进行探索、分析。

论文首先对《古事记》的创作构想和作品主题进行叙述;其次再对《日本书纪》诞生的背景进行分析,在对其创作的主要特色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两部著作各自的特色和不同之处,最后阐述分析出《日本书纪》诞生条件中所蕴含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构想 ;主题 ;历史背景;政治思想

作为日本古代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一直在日本史学上和文学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但资料记载显示,这两部著作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创作而成,都是天皇提议、为了记录古代天皇家的继位,旧辞,纪事等;而且两部书中所记录的内容又有部分重复。那么为什么历史上会先后分别编著这样两部有着诸多相似点的史书?或者说难道《古事记》中的记录不能体现出古代天皇的事迹?还是有其它的某些原因?鉴于此,本文将对比分析《古事记》、《日本书纪》的创作背景、构想与主题,来试图探寻其中的部分原因。

奈良末期有史称壬申之乱的历史事件,它是在当时掌握日本大权的天皇家族内部、天智天皇的弟弟大海人皇子和第一皇子大友皇子之间的权势之争。结果是第一皇子大友皇子争位失败自杀,大海人皇子继位成为天武天皇。天武天皇继位后宣称,日本只有作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才能像磐石一样坚不可摧;实际上他是为了让天皇家族成为日本唯一的统治者。因而天武天皇实施了许多新的政策,《古事记》的创作也是其政策之一。

为了展示天皇家族的魅力、维护其作为日本统治者的地位,天武天皇计划记录以皇家的历史为中心、日本国的成立、发展过程。这既为了说明这个国家的诞生和发展是历代天皇的功绩,又把自己继位一事写入历史。他让侍从稗田阿礼背诵熟记当时在有权势的豪族诸家中流传的神话、传说、及帝皇的继承和先代的旧辞,宣告要创建日本正式的历史史书。

但天武天皇于天武十五年(686)驾崩,撰写史书一事因此搁断;后来继位的元明天皇为了继承天武天皇未竟之业,命太安万侣撰录稗田阿礼所背诵的历代天皇之事。太安万侣以天皇敕令诵习的旧辞为中心,加上继承的神话传说禾相关的原初歌谣,于和铜五年(712)写成日本最早的历史典籍,也是第一部朴素地再现从上古传承下来的口头文学的书籍――《古事记》。

《古事记》共分三卷,上卷是所谓“神代”的事,即旧辞――神话和传说;中卷述说“神代”与“人代”间世代,即神武至应神天皇的世代传说;下卷叙述“人代”,即仁德至推古的人皇时代的事迹;而且在朴素地再现的神话传说的叙事中,编制了113首上代朴素的歌谣,侧面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的生活情感。

敕令完成《古事记》的元明天皇看了全书之后,感叹着:“恩……这个呀,嗯……”,似乎对它所记录的内容持有不满。因而元明天皇按照自己的意图敕令重新编纂日本史书。于《古事记》问世8年之后,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完成又一部在日本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史书――《日本书纪》。

《日本书纪》全30卷,其中前两卷为神代记,余28卷则是从神武天皇开始一直记述到持统天皇的事迹,比《古事记》涉及的历史范围更广泛;《日本书纪》中虽然仍叙述了神话传说部分,但只占了全书30卷中的2卷,且只是简单的叙述或单纯的引用《古事记》、氏族的家记、寺院的缘起等,整体上仍以记载史实为重、文体优雅又尊重古传,尽量保持了正史的特质。并且《日本书纪》中每卷每段的开始,皆以“一曰……”开头,构成的文章形式简洁统一,脱离了故事性叙述,向正统史书迈进了一步。另外,《日本书纪》的编撰者特别参考了我国的《史记》、《汉书》等大量史藉,采用我国编史的干支纪年法,不仅记载的事项按历史顺序先后排列,而且给各个情节加上年月的时间标记,使整部书籍体裁规整有序。

对比两部史书可以发现,《古事记》全书是用当时的日本语来书写的,但八年之后的《日本书纪》中的文章叙事部分竟全部用汉文、也就是当时的中国汉字书写而成。在此引用《日本书纪》第十卷中的一段原文:

“十三年春三月、天皇遣使以阵L媛,秋九月中,L媛至自日向。便安置於桑津邑……”

为何都是为了记录日本古代史的两部著作,却采用了不同的形式来书写?

在上古时代,对当时的日本来讲所谓的‘国外’就是指中国、朝鲜等东亚的国家,且在最初没有自己的文字、以汉字作为文字基础的日本和朝鲜,汉字早已成为他们心中的“国际标准语”;而且由于大量汉文化的传入,日本对中国文化更是崇拜,并把使用汉字作为高雅的行为,甚至把‘能与其文化并肩前进’作为政治、文化上的目标。因此,元明天皇抱着要写出一部即使在‘国外’也能被认同的史书这个信念,敕令着手用汉文撰写一部“国际化”的日本史书。为了更易于在‘国外’被理解,以至在书的标题上就特意加上了醒目的日本二字;又想在‘国外’也要具有影响意义,在本是记录日本历史的这部书中还列举了中国、朝鲜的事例,并着重记录了与两国之间的交流。这种创作构想、主题与只是为了提高天皇家在日本国民中的威信、单纯记录了日本国内的纪事的《古事记》则完全不同,由此可窥视出当时《日本书纪》的创作动机下隐藏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动机。

另一方面,在当时有《古事记》、《风土记》等各种书籍传世,因传说有多种版本又是记录的口传文学,必然会内容有重叠或相违;但仍敕令要重新编撰出内容有诸多相似但又有明显改攥的《日本书纪》的目的是为编列出统一标准作为“定本”;而《日本书纪》中改攥的部分,抹煞了大友皇子的即位纪录、将天智天皇死後定为天武天皇元年,从而主张天武天皇继位的正统性。而事实上是671年12月5日,大友皇子继位,是为弘文天皇;672年7月初,大海人带兵进攻近江,弘文天皇兵败自杀;673年2月27日,大海人称帝,即天武天皇。

综述以上分析,先后问世的两部日本古代著作《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虽然创作动机不是作为文学作品,但在日本史学、文学上具有不可泯灭的功劳。而且后者的诞生不仅仅因为具有以记载史实为重、涉及的历史范围更广泛,且采用高雅的汉文和干支纪年法,整部书籍规整有序;同时还潜藏着天皇家以此作为官方历史书而走向‘国外’的政治动机。

【参考文献】

[1] L尾 刚.早わかり日本文学.日本gI出版社

[2] 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岩波店,1974-1975

[3]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4] 西_信Vほか.日本文学的古典(第二版).岩波新

第6篇

[论文关键词]国际理解教育 历史课程 日本侵华史

[论文摘 要]国际理解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之后在教育国际化潮流中得以迅速展开。本文分述了中、美、英三国学者对日本文化的独道见解，从国际理解教育视角，审视现今历史课程在中国的实施，以期对历史课程建设有所增益。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教育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理解教育作为一种国际教育思潮，在加强和推进各民族的理解、合作和发展上功不可没。就本国利益而言，国际理解教育不仅可以让学生了解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而且，可以立足于本国国情，以史为鉴、后发制人。

根据新一轮的历史课改，初高中历史课程教学的目的分别是培养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素质和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然而，事与愿违，正是在这样的课程体系下，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我们当代青少年却分化出“仇日”和“媚日”的民族倾向，与课程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戴季陶先生的《日本论》、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和肯尼斯·韩歇尔的《日本小史》三本书中日本文化的阐述，并将其作为日本侵华的背景，从国际理解教育的角度，反思我国历史课程的实施。

一、简析日本侵华之历史背景

当历史学家或学者们在编写或谈论历史时，难免在客观事实中有意或无意穿插一些主观因素，使历史观念遭到扭曲。下面笔者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作者口中，对日本发动作一个简要背景的分析，以期还原历史本色。 《菊与刀》是讲述日本人性格和日本文化最负盛名的一部著作。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通过对日本文化的研究，为战后美国对日政策提供重要参考。在书中提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是建立一个“国际等级秩序”，做到“各得其所，各安其分”，而日本则处在这个等级秩序的最高层。书中进一步分析，日本之所以产生这一“雄心壮志”源于本国特有国情。本尼迪克特曾这样描述到：“日本人对秩序和等级制的信仰如同美国人对自由和平等的依赖一样，虽然这两个事物看上去如同南北两极一般对立。”的确，自公元前六、七世纪来，伴随着中国的佛教、儒教传入日本，“三纲五常”就植根于日本人民的心中，随处可见，上至朝野，下至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礼仪中。但是，当日本当权者将这种模式套用到中国身上时，却水土不服，他们被视为“侵略者”、“强盗”。由此可见，日本在盲目转嫁外部矛盾的同时，由于缺乏对跨国文化的理解，结果惨败而归。

《日本小史》主要讲述了日本从石器时代到世界强权的蜕变过程，检视日本历史上所造成的“奇迹”外表下的不同切面。每个国家都有它的神话史，肯尼斯·韩歇尔也在书的第一章讲述了天皇神祗的故事——男神伊壮诺尊和女神伊壮冉尊及诸神。随着国家的建立，这些神祗故事被统治阶级利用，以确保地位合法化。于是，天皇是神的化身，是天照大神的直接后裔，由此推出，尊重他、服侍他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是责任，也不是权威。二战其间，天皇掌握有限的权利，是国家“天人合一”的象征，而政权真正掌握在政阀军阀手中。所以说，日本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法西斯军政统治者，而广大民众只是怀着对天皇的“自然表现”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成了政治家的玩偶。因此，在分析任何一场战争时，应该区别对待不同人的立场，不能“一棒子打死一群人”。 "

二、国际理解教育对我国历史课程教学实施的启示

从上面提供的史料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部历史、一个历史事件，并非仅有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还涉及到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其它史实，或作为背景，或作为原因，或作为结果存在。因此，在课程编写和教学中，教育者不能简单的描述史实，应该对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前因后果有所陈述。然而，在当今的教育体制下，高考成为教育的指挥棒，课堂教学一切都围绕着高考的重点进行，历史课本只对历史事实进行简单叙述，而对别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简单提及，且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当学生学完一遍侵华史后，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景象历历在目，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既弱又懦，日本人既强又狠。再加上“韩日流”冲击，不言而喻，对于民族自尊心过强的学生，自然产生了“仇日”的情绪；而对中国略有不满的学生，自然产生了“媚日”倾向。

盲目“仇日”与积极“媚外”，试想，我们如何放心将祖国的建设交给“21世纪初升的太阳”呢？针对这一现状，笔者认为，可以从理解教育的视角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坚持以历史课程培养目标为宗旨，教育者在帮助学生掌握中外史基础上，要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他们历史的判断能力和思维能力，使其成为有责任感的国民、有责任感的地球公民。

第二，在历史教材的编写上，要尽量做到客观，符合史实，避免使用含政治色彩的词语、产生“潘多拉效应”。简言之，要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自己对历史事件做出判断和思考。

第三，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掌握扎实的历史专业知识，而且还要拥有广博的知识基础和教学技能；教学不仅让学生了解日本侵华史，还须知道日本这个国家的地理人文环境；教学方法要多样化，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如教师可以采用道德体谅模式，对换角色，培养学生的辨别和思考能力。

第四，闭门造车是不行的，我们要不断地推进教育的国际化，保证国家或地区间教师与教师，学生和学生，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跨国对话。

“历史不再是针对过去的事实陈述，而是一个为人们提供标准和目标的经验宝库。历史指引当下和未来的行动，具有重要的规范和证成意义。”历史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我们不可以忘记，因为血的教训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现今我们要做的就是，立足于本国国情，去审视过去与现在、本国和他国，掩耳盗铃是不行的，“媚日”更不可取。

参考文献 [2]戴季陶.日本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5:1-9,90-97.

第7篇

关键词： 本科毕业论文；三段式论证法；归纳演绎法；正反对比法

引言：本科毕业论文是即学士论文，“学士论文应该表明作者确已较好第掌握了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备了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按照学士学位授予的要求和日语专业四年级的教学大纲规定，日语专业的本科学生必须用日文来完成本科毕业论文的撰写，这就加大了写作难度，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选题过大、偏离主题、结构松散、缺乏逻辑、翻译味重、拼凑痕迹明显、抄袭现象较多、检测飘红率高等，对此，笔者结合多年应用文写作的教学经验及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经验，来解析建构一下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法。

1. 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分类法

日语专业的本科毕业论文，从理论方法来看，可以简单分为4大类：（1）综述性论文，即通过大量与论文题目相关材料的加工整理，系统分析、选择归纳、总结提炼，从而提出自己观点的。（2）评述性论文，即对作家作品或某一热点问题进行评述和评析，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在进行例证后得出自己观点。（3）调研报告性论文，即对某一问题进行调查，采用实证研究、文献研究以及问卷调查的方法得出结论的论文。（4）教学探讨性论文主要适用于师范院校日语专业的学生或有过教学实践的学生，主要是对自己的教学活动进行经验性总结并探讨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

从选题和内容来看，可分为：词汇语法类、日汉对比类、日本历史类、日本经济类、日本语教育教学类、日本文学评论文（作家作品评论文）以及日本社会热点型论文等。

2. 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法

日语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必须与专业培养目标相符合，要体现日语专业综合训练的基本要求，更要有利于巩固、深化和扩充学生所学的日语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使学生受到全面的锻炼，并能对四年所学的日语知识进行整体的归纳和归纳。

选题一方面以学生自身的兴趣为主，另一方面更要尽可能结合自身的社会实践，尽可能反映日语学科的前沿问题和日本政治、历史、文化、教育、经济、社会以及军事等热点问题，选择有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选题应考虑自身的日语基础、读写能力以及学院当前教学资源的实际情况和院外相关资源的可利用性等。课题可以是教师提供选题，也可以是学生自拟题目，还可以是教师的科研任务，当然也包括与日语学科及日本研究相关单位委托的课题等。选题类型应多样化，要有益于学生综合运用日语语言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独立用日语进行论文撰写的工作能力。题目一定要做到大小要适中，以保证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内能充分利用手头资源和相关老师提供的资源，经过努力能完成本课题的研究和写作任务。同时还要做到题目的深度、广度和难度要适中，工作量饱满，使学生经过努力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撰写任务。日语专业的选题要体现时效性和多样性，不能只是单纯的日语语言和文法，要同时兼顾日本文学、文化、教育、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内容，保证一定的更新率及类型的多样性，相继年级的题目年更新率不得低于60%。这样方能体现日语专业本科教学的教学宗旨和目的。

3. 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结构法

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基本结构大体上跟其他文科专业的毕业论文一致，但也有细微的差别，一般而言，日语专业的本科毕业论文主要由以下要素依序构成：封皮、目录、标题、诚信承诺书、日文摘要、日文关键词、中文摘要、中文关键词、正文（包括引论、本论、结论以及脚注或尾注）、参考文献、谢辞、附录。

3.1 论文题名

要求：简明、具体、确切，能概括文章要旨，符合题录、索引和检索编制有关原则，有助于选择关键词和分类号，不使用非公知公用符号、简称与缩写等，字数不超过25个汉字（含假名），尽量不使用副标题。

3.2 正文基本结构

正文的基本机构包括一级、二级、三级结构，即普通意义上的一、二、三级标题。原则上一级结构不能低于三个，也就是说正文不能低于三章。

3.2.1 一级标题

题名要求：简明、具体、确切，能概括论文要旨，符合题录、索引和检索编制有关原则，有助于选择关键词和分类号，不使用非公知公用符号、简称与缩写等，字数不超过25个汉字（含假名）。一级标题及序号标示方法为：“第X（使用阿拉伯数字）章 （两处空格，下同）XXXXXXX”，原则上不得少于三章，也就是一级标题不能少于三个。

3.2.2 二级标题

题名要求：简明、具体、确切，不使用非公知公用符号、简称与缩写等，字数不超过20个汉字（含假名）。二级标题及序号标示方法为：“X.X（使用阿拉伯数字）XXXXXXX”。

3.2.3 三级标题

题名要求：简明、具体、确切，不使用非公知公用符号、简称与缩写等，字数不超过20个汉字（含假名）。论文小节题及序号标示方法为：“X.X.X（使用阿拉伯数字）XXXXXXX”。为避免论文结构臃肿繁杂，论文原则上不使用四级标题。

4. 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规范

（1）论文标题页即扉页按各高校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扉页统一格式排印。根据《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教学大纲》，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正文字数不少于8000字（不含中日文摘要及参考文献）。

（2）用A4（高297mm，宽210mm）规格输出印制，上、下页边距为26mm，左右页边距为29mm，每版800字左右。从引论部分开始设页眉“XX大学XX届本科生毕业论文”，居中或者右对齐，字号为宋体小五号。日文摘要页脚为“Ⅰ”，中文摘要页脚为“Ⅱ”，从引论部分开始用阿拉伯数字设页脚，从“1”开始连续计码至论文结束。页眉距边界15mm，页脚距边界17.5mm。

（3）论文分一级标题排印，一级标题置于新起页页首，即一级标题必须重新起页另写。二级标题与三级节标题不可置于页末。

（4）论文一级标题用黑体三号居中排印，二级标题用四号黑体左起排印，三级标题用小四号黑体左起排印。

（5）论文正文用MS Mincho小四号排印，每段段首缩进一个假名或汉字。

（6）论文正文及各级标题行间距一律采用固定值22磅，字间距一律采用标准模式。

（7）论文正文中所引文献超过100字者独立成段，首行行首缩进四个假名或汉字，其它各行行首缩进两个假名或汉字，各行行尾均缩进两个假名或汉字；用“仿宋_GB2312五号”排印；前后各空一行。

（8）正文参考文献（图、表、公式除外）一律采用“插入引用脚注，整篇论文连续计码，编号格式①、②、③……”的形式排印。

（9）文末“参考文献”部分的撰写规范：论文整个参考文献按日文在前，中文在后顺序排列。文献可分为“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期刊文章、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等。参考文献按在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序号加“[ ]”左顶格表示，如[1]，[2]，[3]…，每一参考文献条目均以“.”结束。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原则上不少于15条，其中日文文献不得少于5条。正文多次引用同一作品的注释，第一次引证时，注释信息的内容必须完整。除此之外，紧接第一次之后的注释，用“同上，页x”即可。

5. 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正文的写作法

日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撰写应符合任务书及开题报告的要求，观点正确，语言规范，内容充实，论据充分，结构严谨，结论正确。

5.1 引论的写作法

引论是整篇论文的缘起部分，用来提出研究要求，引出本论主题，给读者以引导和启示，起到启下和开篇的重要作用。引论的写作要求做到言简意赅、重点突出，切忌不能泛泛而谈，也不能大篇幅地论述该选题的历史渊薮和个人的研究过程。而应该紧扣选题，一切为选题主旨服务。

引论部分不分段落，常用一段式结构，其长度可依照本论部分的篇幅而定，一般为整个篇章的5%左右。引论部分不应插入图表和其他文本资料，是纯文字性的论述，对整个篇章起到提起和引领的作用。

5.2 本论的写作法

本论是整个论文的核心，是整个篇章的灵魂所在，论文所要展现的阶段性、创造性成果皆在本论部分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正因为如此，才要求本论要做到内容充实、论点明确、论据充分、例证可靠、引用权威、论证有力、宗旨明确、文句严谨、结构缜密。在该部分的论证过程中，引用部分采取脚注形式，一定要明确引用内容的真实来源，引证、引述处皆须注明详细出处。本论一般分为三个章节或四个章节，也可根据论述需求适当增加章节。每个一级结构下面必须包含两个以上的二级结构。重点章节必须至少得包含三个以上的二级结构，这一章节下的二级结构至少得有两个含得有三级结构，同时三级结构不能少于两个，这才是规范而严谨的结构模式。本论的论证方法可归纳为以下6种：

5.3 结论的写作法

结论是反映整个篇章最终主旨的结尾部分，是在文中通过论证研究和理论分析后所得到的观点和见解，是整篇论文的最终结构，是对整篇论文的全局性的总结，并不是本论部分各级标题所体现的观点的简单重复和堆积，是作者在进行大量充分的论证后，在本论的基础上所得出的总结，并再次明确自己的选题，具体回答选题所设定的问题是否已经论证清楚。 结论的写作一般都采用“直接归纳法”，直接把自己新的学术总观念、总见解开宗明义的提出，进一步诠释自己的逻辑归属，从而达到撰写目的的完成和擢升。

结语：

综上所述，日语专业毕业论文的撰写是本科生培养过程中的压轴环节，是对本科四年学习的集中反映和综合评估。通过毕业论文把四年来的所学所得所思进行总结性、原创性的诠释和演绎。从选题到收集资料，从引论到本论再到结论的写作，从摘要到参考文献等都有着明确而详细的写作规范和写作方法，本文通过笔者多年的一线经验，进行了经验性铺成的详细论述，希望对日语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能起到提点和指导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

[2]金锦珠：《日语文章写作》，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第1 版。第298页。

[3]邱雅芬：《日语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谈》，载《中山大学学报论丛》No.6.2000.Vol.20，第84页。

第8篇

关键词：道教；日本思想；渊源；二十世纪

中图分类号：J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3-205-1引言

据淡海三船《唐大和尚东征传》，公元8世纪中期，日本朝廷派出的遣唐使向唐玄宗申请让鉴真渡日，唐玄宗提出了同遣道士赴日的要求，遣唐使则以“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拒绝了唐玄宗的要求。 [1]。这件史实现已成为研究日本道教的前提与常识[2]。对于日本为什么拒绝道士赴日的原因，很多学者也曾从当时日本国内和国际情况做过分析，却未找到确切的记载。但是我们也得知早在这件事之前，遣唐使与道教还是有所交涉的。

一、 重估历史，日本道教研究的最初动因

日本著名中国道教研究专家蜂屋邦夫先生认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日本人研究中国道教，比如早期的有妻木直良、小柳司气太，然而尽管在中国宗教史上道教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日本，佛和儒被当成学术正统，道教却一直被看成是迷信，因此一直没有获得真正的研究地位。自上个世纪以来，研究道教的日本学者人数增加，其中好些都是日本著名学者，他们也发表了一些关于道教的著名文章，这些文章在道教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为什么出现以上的情况呢？我想这需要我们重估历史。

第一个阶段是从19世纪后期至1930年，称为“开创期”，第二阶段是1931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称为“为政治、军事服务期”，第三个阶段是1946至1972，称为“战后恢复期”[3]。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福井文雅先生承酒井博士余续，在他的论文《道教研究在日本》中对日本道教研究史的第四个阶段、即1972年以后的研究状况和特点，以及现存的主要问题，做了一番网罗式的鸟瞰。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研究的初期，当时日本道教研究者，大多由学僧或中国佛教史专家兼任，道教相当多的时候是属于佛教研究者捎带的“副业”和思想史研究者的偶然“旁骛”[4]。这种现象在第一、第二阶段里更加明显，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重要的专家。如佛教哲学研究专家常盘大定教授，虽然在中国对佛教进行实地田野调查的时候将中国的道观列入考察范围，但主要是为补充佛教研究，还坦言“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上，不论如何也不能忽视道教”[5]。

二、 有关道教研究的新认识

有一个关键词显得格外重要，那就是于日本道教研究第三个阶段1950年成立的“日本道教学会”，它作为日本道教研究的主要学术团体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次年又发行了会刊《东方宗教》，主办了多次道教研究主题会，也探讨了多篇论文。1972年在日本蓼科召开了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与会代表有来自日本、法、英、美共14人，其中日本代表有酒井忠夫、宫川尚志[6]。据陈耀庭介绍，第一次国际道教会议于1968年9月在意大利的佩鲁贾举行，与会的都是欧美各国代表，日本代表也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宗教史》第九卷二至三期（1969―1970）上。遗憾的是前两次会议都没有中国代表参加。

行笔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和几个特点需要我们注意。问题就是日本对道教研究的态度前后发生变化的原因在哪儿？我想这与日本学界认识到道教与其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有关，特别是50年代以来，日本成立日本道教学会后，在反思日本史的潮流中，他们发现日本思想的新渊源，那就是与中国道教的关系。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道教如今不光是存在于中国人民的文化理念中，也成为了国际承认的一门学问。综上所述，上个世纪日本的道教研究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研究人数的增加。第二、实地田野调查法。第三、道教在日本的文化生活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 结语

日本道教研究的成果，对于中国的道教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特别是上个世纪下半页，日本掀起了一股“道教热”，成立了较为成熟的道教研究团队，而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形成专门的宗教学研究队伍，他们的“实地田野调查法”尤其给我们的启迪是，我们在研究道教的时候，在仅有的、有限的历史资料和道藏典故的基础上，我们也要结合道教的在国内的实际情况，将其看成是一个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一个真正在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宗教实体，而不只是悬浮在研究者观念或文字中的道教概念。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我们更应该以饱满的热情让它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大放光彩！

参考文献：

[1]莫晓灵.《试论8世纪中期日本朝廷拒绝道教的原因》一文中有详细的介绍.

[2][日]福井文雅著，辛岩.日本道教研究史和一些相关问题[J]世界宗教研究，1996，（01）.

[3]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吴端涛博士指出，这在张洪泽的《20世纪以来的日本道教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2期）中有过介绍.

[4]葛兆光.当代日本的中国道教研究[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6，（02）.

第9篇

【内阁大库档案检索】

“内阁大库档案”包括诏令、题奏、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稿本、各种黄册、簿册、内阁各厅房处与修书各馆之档案，以及试题、试卷等各色文书约31万件，是研究明清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军事、法律的珍贵史料。这批档案在清末由于库房损坏而被移出大库，辗转迁播，现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

到目前为止，史语所明清档案工作室已完成档案登录155,000多件，撰写提要98,000多件，扫描档案38,000余件，出版《明清档案》370册，共约50,000件。目前所有文字提要与全文影像已实现网络检索，其中包括对外开放的文字目录检索和授权使用的全文影像检索两部分。

内阁大库档案的文字检索内容包括事由（档案内容的提要）、时间（档案发下、进呈或移会的时间）、职官（档案上奏人的官衔与姓名）、册别件号、登录号、文件别、备注等。如在具奏栏中输入“张廷玉”，便可从数万件清代档案中轻而易举地检索出这位清朝重臣的945件奏折所在。

【台湾中研近代史所藏清代文献检索】

这个资料库似乎是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内部使用资料库，资料库没有导航页面，也缺乏相关说明，但没有检索限制。包括近代史所藏经济档案函目汇编、近史所藏外交档案函目汇编，内阁汉文黄册、内务府奏销档四个子录。此外，网络上还有近史所藏刑科题本提要目录、近史所藏俸饷册提要目录以及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外交档案，也都没有必要的说明。

【明人文集联合目录及篇目索引】

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开发，包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及汉学研究中心所藏明人文集，以建置联合目录与篇目索引两大功能为主，具备文集书名、作者、版本及馆藏地多项检索功能，并可全文检索作者小传及序跋、附注等。

二

受到时限和周期的限制，传统的论著索引的动态信息相对滞后。而以网络为载体的论著检索数据库具有信息量大、更新迅速的特点，受到研究者的普遍重视。

【中国考古学资料库】

这个数据库由台湾史语所开发，主要是搜集中国的考古学报告及研究目录，内容系以《中国考古学年鉴－－考古学文献资料目录》为主，主要包括考古学专论、分论、田野考古资料、美术考古、古代工艺科技等，增加史语所研究人员所搜集的相关专题研究书目，并对照日本《东洋学文献类目》加以补充。

【经学研究论著目录检索】

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开发，根据汉学研究中心民国1994年和1999年出版的《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12-1987）、（1988-1992）两册印刷本资料汇整而成。资料收录范围涵括公元1912年至1992年八十年间台湾、大陆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总共收录经学研究相关专著、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研讨会论文、报纸论文等35,900余笔。提供全文检索、类目浏览、关键词查询、作者、书（刊名、期刊、论集名）索引浏览。

【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检索】

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开发，内容系根据台湾汉学研究中心1998年出版的《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1912-1996）》印刷本目录制作完成，收录范围含括公元1912至1996年间台湾、香港、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旁及国内所能收集到的日文西文论著，兼及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所收藏有关两汉诸子研究的相关资料，可提供全文检索、类目浏览、关键词查询、作者、书（篇名、期刊、论集名）索引浏览。

【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检索】

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开发，内容系根据汉学研究中心2000年出版《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印刷本目录汇整而成。资料收录范围涵括公元1908年至1997年间，海峡两岸、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学者之研究成果，并旁及海外汉学家各研究目录，总共收录敦煌学研究相关专著、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研讨会论文、报纸论文等12,000余笔。提供全文检索、类目浏览、关键词查询、作者、书（篇名、期刊、论集名）索引浏览。

【史语所同仁辑唐宋明清史书目】

收录了台湾史语所研究人员所辑录的有关唐宋明清史研究的中日文论著多种，但体例不一，范围不详。

【郭店楚简论著检索】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竹简中，发现了大量先秦佚籍和与传世典籍的早期写本，在学术界引起轰动，成为近年来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热点所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开发的“郭店楚简资料库”，不仅能够检索郭店楚简的全部释文，还提供了近年来郭店楚简研究的主要参考论著检索。

【《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书目检索】

由台湾史语所生命医疗研究室开发，包括“传统时期中国的《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书目”、“传统时期日本的《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书目”、“当代《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书目”、“当代日本《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书目”、“当代日本《黄帝内经》研究论文书目”、“当代西文《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与文献书目”、“当代韩文《黄帝内经》研究文献书目”、“当代台湾《黄帝内经》研究书目”“中文研究文献书目”等几个子数据库。

【唐宋文学研究论著检索】

由台湾元智大学“网络展书读”中华典籍网络资料中心开发，可检索相关论文的著者。刊名、卷期及论文关键词和提要。

【红学研究资料库】

由台湾元智大学“网络展书读”中华典籍网络资料中心开发，包括红学研究计划检索、红学学位论文检索、红学期刊论文检索、红学研究论著检索几个相关数据库。

【宋代诗词论著检索】

由台湾元智大学“网络展书读”中华典籍网络资料中心开发，可检索题名、著者等内容，编码为简体中文。

【佛学书目检索】

由台湾大学佛学数字图书馆暨博物馆开发，包含书籍、期刊杂志、博士硕士论文等资料。

【国际汉学博士论文摘要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以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典藏的海外汉学博士论文为主，搜藏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等，总计约有9,000种，皆为国外大学从事汉学研究的博士论文。数据库提供全文检索、论文题目（作者）、毕业学校、学位名称、主题分类等索引浏览。

【史语所同仁著作目录】

收入了台湾国学研究的核心机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众多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

三

除文献提要和论著检索外，网络上还有一些构思新颖，功能实用的数据库。

【两千年中西历转换】

中西日期转换是历史研究者经常遇到的问题，曾有多位史学家穷数年之功编制了多种中西历法转换的工具书。台湾中研院根据薛仲

三、欧阳颐的《两千年中公历对照表》编制了“两千年中西历转换系统”，只要输入国号、帝号、年号、干支、朔闰等内容，便可进行中西日期转换。遗憾的是，这个系统只从西元公元元年，即汉平帝元始一年开始，对于公元前的日期，尚无法检索。

【搜文解字古文字资料库】

由台湾史语所开发，资料库分甲骨文、金文、周文字三部分，选择偏旁字型总表，可进入相应的资料库，资料库内容包括字头、字形、析形、词性、词义、辞例、出处、语义和说明，部分辞例可链接拓片图像，以便使用者参考。

【汉代墓葬与文化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是对汉代物质文化研究成果的系统整理，由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开发，包括汉墓资料库、铜镜玺印资料库、汉画资料库三部分，收录了相关的文物的图像、形制、出土地点、日期及著录期刊。

第10篇

展览开幕式由中国国际博物馆馆长吕章申主持。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张秋俭，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为梁思成在日本奈良树立铜像组委会主任罗哲文，日本奈良县副知事田修，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保华，原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副会长许金平，两院院士吴良镛、周干峙，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理事长村冈久平，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道增等200余人出席了揭幕式。

2010年是日本奈良迁都1300周年纪念，梁思成铜像被列入其主要庆典活动之一。此次赠送给日本奈良的梁思成铜像取材于梁思成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形象，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家王青春创作，由“梁思成铜像评审委员会”从候选的三件作品中综合评定后选出。据悉，参加评审的另两尊铜像分别由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家李象群和铜雕工艺大师朱炳仁创作，展览结束后将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除三尊梁思成铜像外，本次展览以图片的方式呈现梁思成的人生历程和重要贡献。展览由六个部分组成“出生日本：少年记忆；求学美国：中西融贯：探索中国：古建研究；创立体系：独树一帜；现代探索：建筑创作；古都保护：人类情怀”。内容囊括梁思成各时期生活和工作照片、古建筑照片、测绘和设计图纸等200余张，是有关梁思成先生最为系统、全面的回顾和追忆，尤其以梁思成、林徽因以及中国营造学社同仁进行古建筑考察、保护的内容令人感念至深。展览还以古今对照的方式，沿着梁思成先生考察的足迹，对西安、扬州、大同等古城保护进行展示。

6月12日下午，由《建筑创作》杂志社精心策划并作为学术支持媒体的“梁思成学术思想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论坛“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为梁思成在日本奈良树立铜像组委会主任罗哲文担任论坛主席，并在论坛上向日本奈良县颁发了”梁思成铜像赠送证书”。并向大同市人民政府、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颁发誉奖。《建筑创作》杂志社金磊出任论坛主持人并谈到：“梁思成先生不仅仅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者和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奠基者，更是古代建筑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倡导者，今天所举行的活动，使尘封半个多世纪的那段历史重新面世，必将拉近中日两国人民心与心的距离，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意，促进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张秋俭，两院院士周干峙，日本奈良县副知事田修，梁思成先生之女梁再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总建筑师张锦秋，原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所长铃木嘉吉，檀原考古学研究所所长官谷文则，日本文学博士安田顺惠，原正仓院事务所长米田雄介，大同市人民政府市长耿彦波，扬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扬，扬州市文物局局长顾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张宇，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赵元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国家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吕舟，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院院长刘临安，《建筑创作》杂志社特约研究员殷力欣，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副所长刘畅，万科集团副总裁毛大庆，翔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葛艳华等300余人出席论坛。

第11篇

一、创设历史情境，让学生进行内心体验，培养高尚品德

要使他们真正理解、接受、领悟古人的情感和观念，最好的办法就是创设历史情境，拉近学生和历史的距离，在激发学生学习、探究历史兴趣的同时，让学生在一个生动、逼真的历史情境中受到情感的熏陶和思想的升华。创设历史情境的办法很多，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发达的信息技术通过展示图片，播放音像视频等方式真实再现历史事件和当时的社会情景，使学生通过直观、感性的认识使心灵受到熏陶、震撼和精神的升华，从而实现教学目的。

例如：在新人教版必修Ⅰ第二单元《列强武装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第二课《》中，新课程标准和教学用书中明确规定通过情景再现，分析日军侵略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大灾难，激发民族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树立正确而理性的爱国主义情感的教学目标。为了达到这一教学目标，我从以下方面组织教学：①课前先让学生找寻一些有关的历史纪录片、图片和史实，让学生先对这段历史有初步的了解；②在组织课堂教学时，首先让学生介绍自己知道的关于的相关信息，营造出一定的历史氛围，接着播放影片《南京梦魇》中的相关片断，把学生带回1937年12月那个充满血腥暴力、恐怖紧张的场景中，当这段影片播放完毕后，学生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眼里充满了震惊和愤怒，双拳紧握，恨不得冲上去同残暴的日军搏斗。在这种氛围中，我接着通过多媒体展示日本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修改后的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全面的叙述等相关图片和资料，进一步指出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兴起并歪曲事实，否认战争罪行，引起亚洲人民愤怒和反抗，导致中日关系的恶化。教室里一片哗然，大家对日本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可以看出同学们的心灵受到了震撼。③及时布置学生撰写小论文，结合问题作为一名中国当代青年如何看待这段惨痛的历史？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当今的中日关系，谈谈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在课后同学们递交的小论文中，阐述了他们对日军侵略罪行的痛恨和为祖国明天努力学习、努力向上的决心。从论文看，学生们大多用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情感，积极的态度面对未来，而不是怀着盲目的民族复仇心理。通过这节课的教学，学生们不但牢记了日本侵华的历史，更自觉地把历史与现实联系，增强了他们关注祖国命运和民族前途，为祖国发展努力学习的责任感。

二、利用传统节日及纪念日进行专题教育，在进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的同时，培养学生相互合作的团队精神

教师可以广泛地利用校内外的一切资源进行教学，同样，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也不能仅仅依靠45分钟的课堂教学来解决。对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的热爱，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也不能够仅仅依靠口头的表达来实现，需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们可以结合传统的节日和纪念日进行专题教育活动，把课堂向外延伸，用更宽广的舞台结合多方面的力量进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

例如：2011年是祖国怀抱的14周年，在新人教版必修Ⅰ第四单元《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第三课《祖国统一大业》中新课程标准和教学用书中明确规定了通过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认识实现祖国统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意义这一教学目标。我们可以结合历史学科的特点，设计一组有关2011年14周年的纪念活动，具体活动安排如下：①布置学生通过图书馆、网络查找大量有关以及近十年香港飞速发展的相关资料和信息，并加以整理；②利用班会课以记者招待会的形式组织活动，让各个学习小组派一位代表充当新闻发言人向同学们介绍香港与祖国分离、实现统一的发展历程，并介绍香港14年来取得的相关成就及其后的发展规划；③由台下的学生充当小记者的角色从各位新闻发言人的介绍中搜寻有用信息，撰写新闻稿；④由小记者们自由发言，谈一谈以后香港应该向怎样的方向持续发展，该如何为香港和祖国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通过乡土文化和历史遗迹对学生进行教育

当然，除了开展纪念日活动外，应该充分发掘身边有用的资源，可以利用具有代表性的乡土文化和历史遗迹对学生进行教育，激发他们对祖国历史和文化的自豪感，理解尊重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传统，培养他们热爱家乡、献身祖国的情感和理想。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中，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使教学避免了生硬的说教和武断的灌输，真正起到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第12篇

    关键词:歌舞伎;京剧;艺术特征

    1 .引言:

    中国日本同为东亚国家,一衣带水。尽管歌舞伎具有浓郁的日本情调,但却与中国文化艺术有着不解之缘。故日本歌舞伎与中国京剧素有“东方艺术传统的姊妹花”之称。京剧与歌舞伎即存在表现形式的相同性,又存在着戏剧本质观念性的区别。这种相同首先体现了东方文化的共性,同时也和日本受容性文化物质相关。正是由于这种广采博引外来文化的受容性,最终形成了歌舞伎与京剧本质上的不同,展现出两方戏剧彼此独特的个性与品质。通过比较其历史发展,舞台文化,从异同中寻找艺术发展的规律,使我们了解其在新时展中的意义所在。

    2.歌舞伎与京剧的历史发展

    2.1歌舞伎的历史发展

    歌舞伎是日本典型的民族表演艺术,起源于17世纪江户初期,1600年发展为成熟的一个剧种,演员只有男性。近400年来与能乐、狂言一起保留至今。据说歌舞伎的创始人是现在日本岛根县东部出云地方的一个叫“阿国”的巫女。周期日本庆长年间,他为了规劝人们捐资修缮出云大社,便组织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歌舞团,跳起了一种叫“倾踊”的念佛舞蹈,深受欢迎,庆长八年,由于当时长期的饱受战乱的人们向往和平,阿国歌舞团的演员穿戴华丽,表演适应了时代与环境的要求,但是据说“倾踊”的“倾”就是这种舞蹈轻挑、的性表情,动作的形容词。因此由于阿国歌舞伎有伤风化、败坏社会风气、所以被政府禁止演出。之后,一种叫作“若众歌舞伎”的舞蹈就应用而生了。这时很多男性男扮女装登台演出,由于这种若众歌舞伎任然不干净,在承应一年也被政府禁演了。到17世纪后半叶产生了“野郎歌舞伎”,在此基础上,有发展为“净琉璃歌舞伎”。至此,歌舞伎这一戏剧形式已全部成熟了。

    2.2京剧的发展历史

    徽秦合流清初,京城戏曲舞台上盛行昆曲与京腔。乾隆中叶后,昆曲渐而衰落,京腔兴盛取代昆曲一统京城舞台。徽汉合流 汉剧流行于湖北,其声腔中的二簧、西皮与徽戏有着血缘关系。徽、汉二剧在进京前已有广泛的艺术交融徽、秦、汉的合流,为京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道光二十年至咸丰十年(1840年-1860年)间,经徽戏、秦腔、汉调的合流,并借鉴吸收昆曲、京腔之长而形成了京剧。1883年一1918年,京剧由形成期步入成熟期。1917年以来,京剧优秀演员大量涌现,呈现出流派纷呈的繁盛局面,由成熟期发展到鼎盛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

    3歌舞伎与京剧舞台文化差异性

    3.1舞台结构的差异

    歌舞伎舞台设有“花道”这一构造,装饰豪华的大道具制景,结构独特的“花道”与旋转舞台,写实的舞台制景是歌舞伎舞台艺术的独特性。

    京剧的舞台一桌俩椅简单构造,象征虚拟的表现手法,这为。戏曲艺术表现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京剧舞台表现的最高境界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展现无限空间的意境。

    3.2舞台道具的差异

    京剧舞台道具很少,一桌俩椅,只有简单的布景。

    歌舞伎根据剧情的需要舞台上总会设置居室、楼阁、山川等大型道具。又是为了表演逼真,甚至会将装满水的水槽搬到舞台上。同样那些小道具也很多,比如扇子、镜子、单枪等等。

    4.歌舞伎和京剧在新时代中的发展

    歌舞伎和京剧都是本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而在多元化音乐充斥的今天,这样古老的剧种似乎逐渐的乏人问津。而我们应该花心思去考虑的不是歌舞伎、京剧这些传统文化为何日渐衰微,而是怎样更好地对其进行发展和保护。

    我认为一个民族文化、民族艺术要想繁荣,要想发展,必须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要站在新时期的起点上紧跟时代的脉搏。歌舞伎的改革,一方面要保存古典中的精髓部分,否则就不能称为歌舞伎,而是新剧。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观众的要求,各种新流派的歌舞伎的出现将成为必然。京剧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传统本体的东西要很好地继承,很好的改革,并且进行一些很有力的加工,把传统的东西,很经典的东西不断地继承、发展。

    我们应该在坚守好舞台的基础上努力创新,能够在各个方面受到不同年龄、不同层次观众的需要,让传统文化能够充分反映时代的变化和要求。让古老的京剧艺术在创新中焕发勃勃生机。在创新的同时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京剧,把这门超越百年的古老艺术继续传承下去。让更多的观众真正能够了解传统艺术的实际表演特色和魅力。

    5.结语:日本歌舞伎和中国京剧在历史、形式、文化地位等方面各有各的特点,同时,也有很多相同点。希望通过这篇论文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两种传统文化,进而去关注歌舞伎和京剧的发展,给古老的传统艺术注入新的活力,让其更加蓬勃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唐则铭. 日本历史[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

    [2]《中国京剧史》 北京艺术研究所 上海艺术研究所 组织编着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9.

    [3]池学镇 日本通览[M]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1993.

第13篇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新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1.

[2]刘红婴/王建民.世界遗产概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240-250.

[3]卢斌.丽江“评遗”十年遭黄牌古城灵魂正在离开./news，2008-01-28.

[4]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3-5.

[5]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6-7.

第14篇

关键词： 日本文化 民俗学 历史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法

日本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日本民族文化，一般文化研究中的概念和规律都可以运用于日本文化研究领域，但日本文化本身的历史发展有其特殊性，因此它又有别于一般的文化研究。日本文化研究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它要研究日本文化整个体系和其中的各个文化要素。民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各集团共同生活中普遍具有的代代相习的社会世相。它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种积淀，集中表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民众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伦理观念及心理结构等方面的传统特征，构成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原动力。中日两国有着相邻的地域关系和相似的人文传统，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而且中日两国文化存在源与流的关系，从现存的很多文化表象来看，日本和中国的民俗文化有很多共同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从民俗学的角度，揭示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日本文化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些都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日本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资源。

1.日本文化的研究方法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等现象的一门社会科学。民俗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广泛，今天在有些国家已经延伸到全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民俗学既是一门现在之学，又是一门历史之学。它对任何一种民俗事象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它的历史过程的考察。19世纪，民俗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对象，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中成为一门重要学科。在日本，柳田国男是日本民俗学的奠基人，日本民俗学是以柳田国男为中心形成的。

1.1柳田民俗学

日本民俗学界习惯于把柳田国男提倡、指导和实践的民俗学称为柳田民俗学。柳田民俗学的基本立场是阐明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历史文化变迁。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柳田民俗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方法，即重出立证法。重出立证法是通过对从全国各地采集获得的资料进行综合、归纳、分类和比较研究，阐释日本历史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正如日本著名民俗学家关敬吾所评价的那样：“柳田国男把民俗学置于历史科学之中，一贯采用了历史研究方法。”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他的《乡土生活研究法》、《民间传承论》和《国史与民俗学》等主要民俗学论著中，贯穿着他对民俗学与史学关系的思考和历史研究方法。柳田国男把民俗学放在历史科学范畴中，用历史研究方法采集、整理、分类和研究民俗学。柳田国男指出，民俗学是在历史学的影响下产生、发展和独立的学科。并且民俗学是为了弥补史学中存在的缺陷，解决历史学无法处理的问题而产生的学科。

关于历史研究法，就是要追溯民俗事象间纵横的历史联系。在民俗学研究中，学者们经常采用历史文化残余分析方法。所谓历史文化残余，是指现代各民族中还以某种变形的形式保留的许多文化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研究，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任何一类民俗事象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表现为一定的历史过程，许多民俗学事象不仅现在仍在民间流传，而且在历史文献中早有记载，借助古籍文献资料，可以追溯某一民俗的原始形态和它以后的发展及今天的传承。

1.2比较研究法

这是一种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可以采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如果要研究日本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似乎更特殊地需要它。比较研究，是日本文化研究中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方法。因为“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只有通过与其他文化的比较，才能准确地析出和把握日本文化的结构和特征等。

比较研究法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展，从国外介绍进来。近几年来，随着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法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注意。而所谓民俗学的比较研究法，是指在民俗学研究中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民俗事象拿来作比较，从而找出各类民俗事象之间纵的和横的联系，探讨某一民族民俗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的方法。

由此看来，比较研究法便可分为两种：历史比较法和类型比较法。历史比较法，就是对历史上有关系的民俗事象加以比较，找出某一民俗事象的历史联系和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变异与原因。它在研究某一民族民俗的特征、分布及文化史方面被广泛采用。这种比较研究法常常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比如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有时也可能是某一具体的民俗事象。类型比较法是将历史上没有关联的民俗事象，作横向的排列比较，探讨它们之间的交流和影响。这种方法重点在横向比较，所以它常常对众多的民俗事象进行分类比较，以探讨同一类民俗事象的传播和变化幅度。在民俗学研究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孤立地看，某一民俗事象并不见得有什么特点，也似乎和别一地区的民俗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如果将不同地区的同一类民俗放在一起作比较，则不仅特点很快明显起来，而且这一类民俗互相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十分清楚，即使没有联系，我们也很容易找出这一民俗产生和流传的原因。民俗学中的“中心起源说”和“心理共同说”就是这样得出的。

2.日本文化研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从近年来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来看，可以说重视比较研究是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一大特色。从中日社会结构、家族的比较，到中日儒学、佛教、实学、书法、绘画、茶道的比较，以及中日启蒙思想、吸收外来文化、思维方式的比较，等等，领域相当广泛。而且不少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有的得到了中日两国学者的较高评价。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能在短时期内出现如此众多的比较研究成果，是由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条件决定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日本文化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曾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从比较的角度入手发掘日本文化的特质，在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由于不同于以往的西欧对日本的比较模式，容易得出新颖和富有启示性的结论。但是，中国的中日文化比较研究中，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

其一，仍存在用先入为主的观念解释日本文化的倾向。比如有的日本文化研究者虽然也承认儒教、佛教等中国大陆文化传到日本后，经过日本人的改造发生了日本化的现象，但不愿承认使中国文化日本化的是日本固有的文化。与此相联系，在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中，自然存在一些用中国的概念解释日本文化，或有意无意地抬高中国文化而贬低日本文化的现象。虽然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渊源，但二者在结构上是不同的。因此必须破除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其二，仅局限于对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东西与中国原产的东西，或一看就有较大相似性的东西的比较，前者如儒教、佛教、书法、绘画、建筑等，后者如近代启蒙思想等，而没有直接对两国土生土长的异质文化进行比较，如儒教与神道等。也就是说，我们在比较中只采用同中求异的方法，但忽视了直接从异中求异的方法。这使我们的比较研究往往带有先天的致命缺陷，即对两国文化的差异视而不见。

其三，有意无意地忽视西方文化的视点。西方文化的视点之所以必要，不仅在于其在明确中日文化的类型特征时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还在于如果缺乏这样的视点，就无法对中日近现代文化进行比较，也不能对中日文化的未来发展做出切实的展望。因为不仅中国和日本在近现代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甚至现在西方文化仍然作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对整个世界都产生深刻影响。这样的现实，要求我们在中日文化的比较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无视西方文化的视点。

3.结语

日本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是不同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模式。文化作为一种模式，有超阶层的东西，在研究时必须冻结一些条件，这样才能达到对一种文化的理论抽象和本质把握。比较的方法对文化的宏观研究，对一种文化模式的本质把握都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日本文化只有通过与其他各种文化的比较，才能明确其特征。

应指出的是，中日两国民俗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民俗互润互补色彩至为浓厚。因此，通过对两国不同民俗文化现象，采取历史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彼此间的影响和相互关系，寻求民俗文化发展的横向借鉴，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研究方法总是与研究思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研究成果正是因为运用了恰当的研究手法，才能开发思路，独具一格，脱颖而出，言前人之未言，具有创造性。思路不开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观察各种不同的对象，比较分析，自然可以开阔视野，发现以前没有获得的收获，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创造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第15篇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1.

[2]刘红婴/王建民.世界遗产概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240-250.

[3]卢斌.丽江“评遗”十年遭黄牌古城灵魂正在离开./news，2008-01-28.

[4]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3-5.

[5]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