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货币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一)分组教学

第一次上课时，要求学生每6—8人自动分组，推选组长，每组布置一个专题，专题一般是当前金融热点话题，要求该组根据学生各自的特点，进行任务分工: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筛选资料、制作与修改PPT、PPT汇报等，通过这种分组教学，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同时组长还要负责本组学生的考勤工作和该组各个学生完成任务情况的打分，教师和其他各组组长要对该组最终提交的成果进行考评打分，最后该组每个学生的打分就是三者的加权得分。这种方式既强化了学生对当前金融热点话题的关注，又培养了学生的团队意识，还锻炼了学生的搜集和整理资料的能力、调研分析能力、表达能力，为学生进入企业奠定了良好的职业能力。

(二)实践性教学

每次课前五至十分钟，让学生自愿到讲台上通过各种方式:新闻播报、板报、视频、PPT等解说近几天发生的金融大事、要事，并附以简要的评论;在金融机构体系和商业银行的讲述中，要求学生选择我市的某家金融机构进行实地调研，了解该金融机构的窗口设置、业务开展情况等;根据相关章节内容，将涉及到的法律法规上传给学生，要求学生课后阅读，并通过提问等方式进行检测;让学生课后阅读金融方面的一些报告如《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等，并书写心得体会或读书笔记，等等，通过这种实践性教学，培养了学生的金融意识，提高了学生对金融的关注度、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为学生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法是我们在各门课程的讲授中运用得较多的方法，金融方面的案例非常多，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合理运用，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加深学生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还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谓是一举多得。这就要求老师在课前对案例进行精心筛选，选择最适合的案例融合到相关章节内容的教学中。比如在信用的讲授中，我们可以引入信用卡透支的案例，让学生知道信用的重要性，个人信用记录是我们的“经济身份证”;在利率的讲授中，可对我国贷款利率的放开进行解析，并进而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情况进行探讨。案例教学法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抽象的金融理论，也使我们的教学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各种错综复杂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达到了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目标。

(四)问题导入式教学

问题导入一般用在教学活动开始前，针对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既可以通过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和学生感兴趣的实例导入，可也通过已学内容回顾导入，还可运用多媒体提出问题导入等。例如在货币政策工具的讲解中，我们可以先引入《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某段材料，让学生思考一下在这段材料中运用了哪种货币政策工具，这种货币政策工具是如何调控的，有什么样的效果，从而引出接下来要讲的某种货币政策工具。问题导入式教学方法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起学生求知的欲望，促使学生主动思考，有利于新课的实施与开展。

二、充分利用网络，加强与学生的沟通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极大丰富了教学过程的生动性，促进了多样化信息的传递。在《货币金融学》的教学中，我们可以借助于微信、飞信、QQ、电子信箱等各种沟通手段，实现课程相关资料的最大程度共享，及时答疑解惑，加强与学生的有效沟通，同时实现课后部分作业的电子化。四、改革课程考核方案为了相对准确地评判学生的学习态度，达到真实、公平与合理，在《货币金融学》考核中，我们始终采用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当学期教学实施计划，灵活设定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的占比。如为了加大学生平时考核力度，提高学生平时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我们可以将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设定为各占一半，将平时考核贯穿于教学始终，这样就杜绝了某些学生临时抱佛脚的心态，重视平时的学习。平时考评可以包括作业(习题、心得体会、读书笔记等)、课堂提问、课堂随机小测验、专题分组汇报、考勤、课前新闻解读、期中考试等。期末考试内容构成中，为了体现层次，除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客观复述题外，还要出一些结合中国当前经济、金融领域实践问题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的主观分析题。以上考评方法，我们在每学期开课的第一次课中即对学生阐明，既是让学生明白这种考评方法的意义，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与授课教师的配合。

三、结束语

第2篇

2001年，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低迷的形势下保持了一枝独秀，这主要是近年来宏观政策调控的结果。尽管如此，2001中国经济增长前高后低，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呈递减态势，GDP在今年前3个季度的增长速度分别是8.1％、7.8％和7％，呈增速减缓的趋势。据有关部门预测，今年第4季度GDP增长可能很难达到7％，全年经济增长将在7.4％左右；国民经济存在重新跌落到通货紧缩中的威胁。国家统计局报告说，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3％，其中城市下降6％，农村上涨2％。2002年，国际经济环境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2001年，在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情况下，2002年世界经济可能进入“冬季”，经济增长的平均值可能为2.4％。当前，美国和日本两大经济体同时陷入低潮，世界经济活动的最坏情况即经济衰退不是不可能的。国际经济形势跌宕起伏，这对我国经济滞后的不利影响将在今年逐步显现，特别是使我国外贸出口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2002年的中国经济将面临12年来最严峻的挑战。与中国经济20多年的迅猛发展相比，2002年我国经济“冬天来了”。我认为，2002年中国经济政策要靠毅力，坚定从容，打持久战；两军相逢，勇者必胜。我们既要清醒地看到2002年我国经济工作的艰巨性和挑战性，“冬天来了”，也要看到“春天的呼唤”。我们已经建立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资本帐户没有放开，外汇储备充裕，我国不怕金融危机；我国广阔的国内市场为内需提供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在“冬季”，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国经济的“取暖器”。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左右，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大量的公共设施建设投资失误的风险小，投资的社会收益有把握。国债/GDP的比例目前还不高，即使达到100％也不怕；我国利率尚未放开，“财政挤出”效应不明显。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正处于调整上升时期。进一步改善城乡基础设施条件、加快西部大开发、提高企业技术水平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我国是有近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扩大内需特别是通过发行国债扩大投资需求面临很好的时机。我国有钱（居民储蓄率高），有好项目，即使世界经济衰退，心里不慌？

但是，我认为，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存在严重问题，要防止历史性失误。过去三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持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逻辑上讲，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积极财政政策起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没起作用；第二种可能是积极财政政策没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起作用；第三种可能是积极财政政策起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也起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不能有100％把握确定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主要贡献。不能因为我国经济总体健康成长，就放弃检讨货币政策的得失，单纯以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

中国人民银行有双重目标，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一心难以二用”。央行在金融监管上花精力太多，没有集中精力于货币供给量这个货币政策的终极调控目标。在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金融监管超前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过分强调金融风险，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灵的情况下，从而货币供应量严重不足，中国经济严重“供血不足”，不能适应当前的经济增长需要。货币政策应迅速转为积极，放松金融监管力度，保持银行系统的正常贷款功能，在配合财政政策方面应发挥更大作用。

货币政策的严重问题具体体现在四方面：首先，由于过去三年的通货紧缩和今年物价回升乏力造成的，2001年11月通货紧缩重新出现，导致实际利率过高，严重抑制了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社会民间投资增长有效启动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最终目的，货币政策要配合。低的实际利率不一定启动投资，像美国经济目前的困境一样，但高的实际利率一定压制投资；第二，近期货币供应量增长减速，9月末狭义货币M1比去年同期增长12.3％，增幅比去年同期低八点五个百分点，比去年年底低三点七个百分点，比今年上半年低二点六个百分点。11月，狭义货币（M1）余额为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4％，增幅比上月下降0.9个百分点。今年前11个月，现金累计净投放127亿元，比去年同期少投放295亿元。第三，从2001年9、10月份开始，银行的钱贷不出去了，货币供应量下来了。11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11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仅增长10.9％；最后，1至9月份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为37.2％，比年初有所降低，表明货币的流动性也在减弱。据初步统计，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15.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2％，增幅比上月增加0.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储蓄存款11月末余额为7.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9％，增幅比去年同期高6.6个百分点，比去年底高6个百分点。

降低实际利率可能选择是人民币的降息。目前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为2.25％，扣除利息税后实际为1.8％。国内降息的呼声很高。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日前指出，人行没有减低利率的方案。戴相龙的这句话暂时为降息划上句号。我基本同意戴相龙行长的看法。的确，人民币的低利率政策已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2002年降息政策的操作空间仅有0.5个百分点，人民币降息的空间其实已经非常有限，降息意义不大，担心我国利率陷入“流动性陷阱”，况且零利率是在经济实在到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选择。中国1996年至1999年连续降息的背景是防止经济出现大幅滑坡。可是，降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不是十分明显。1996年至1999年中国连续七次降息，并没有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赶出银行，而是持续攀升。从投资来看，能够从银行贷到款的国有企业对利率是很不敏感的，而对利率较为敏感的中小企业则由于制度性原因融资较为困难。

第3篇

目前文献关于现金持有的理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动机理论。凯恩斯在其经典论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货币需求动机可以区分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投机动机（Keynes，1936）。交易动机指“由个人或业务交易而引起的现金需要”而储存现金，由于现金等价物转化为现金的过程需要花费相关成本，因此，为满足企业日常的经营运作需要储存一定量的现金，减少相关的交易成本。预防性动机是指为了防止未来可能发生的现金流风险，抵御未来现金流可能出现短缺或者不确定变化。而投机动机则是指保留部分现金，在商业投资机会到来时抓住机会进行相关投资。在此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交易成本模型，从边际成本概念出发，认为企业的现金持有量是由现金短缺的边际成本和持有现金的边际成本曲线所决定的。后续的Baumol（1952）、MillerandOrr（1966）提出和修正了现金库存模型。第二类是权衡理论。该理论的代表者是KrausandLizenberger（1973），它认为现金持有可以同时带来收益和成本，现金持有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均衡点便是最佳现金持有量。权衡理论模型是在借鉴交易成本模型基础上对现金持有问题的深入研究，但是它没有将信息不对称、委托等问题纳入研究的范畴。

第三类是理论与自由现金流理论。上面的权衡理论提出企业持有现金应在现金持有收益与现金持有成本之间做出权衡，从而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该理论是从股东最大化目标来持有现金的，但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人并非总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来行事，人即企业的管理层会偏好持有更多的资金来降低企业风险，从而巩固自己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JensenandMeckling（1976）从成本理论出发，提出自由现金流假说，即企业持有更多的现金为企业的管理层谋取更多私人利益。根据现金持有的上述三种理论，学者们基于企业内部特征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证研究。Opler等（1999）通过对1971～1994年期间美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成长性强的公司、现金流量不稳定的公司以及小型公司倾向于持有更多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而容易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企业、大型的企业通常持有较少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Faulkender（2002）以美国1993年雇员在500人以下的小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美国小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因素，发现现金持有量与财务杠杆、公司成立年数、研发投资等正相关，而与规模、收入等负相关。Harford等（2008）检验了现金持有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发现公司治理差的公司比治理好的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更高。他们发现，公司治理较差的公司，管理层往往容易将现金用于低效的并购等支出，导致较低的公司效益。Pinkowitz等（2006）采用价值回归模型，基于35个国家1988～1998年的数据研究现金持有量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发现投资者保护程度更强的国家，现金持有量与公司价值呈更显著正相关关系。

在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中，胡国柳和蒋永明（2005）发现企业规模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而现金等价物、财务杠杆以及公司年龄与现金持有量显著负相关。杨兴全和孙杰（2007）发现公司现金持有量在不同的行业中存在着显著差异，产品市场竞争强度与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张人骥和刘春江（2005）从股权结构、股东保护程度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现金持有量随股东保护程度的增强而降低。辛宇和徐莉萍（2006）从公司治理的视角进行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微观治理机制越好，其超额现金持有水平越低，即公司治理结构越好，现金持有水平就越合理。罗琦和许俏晖（2009）从大股东的视角进行研究，发现制度因素与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大股东性质对现金持有具有显著的影响，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有着正相关关系。孙进军和顾乃康（2010）从动态和静态两个维度来研究我国现金持有行为，静态实证结果证实了权衡理论与理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而动态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具有均值回归的趋势。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已有的文献大都从企业内部特征的视角研究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行为，较少从宏观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的视角来研究其对微观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关系型”社会背景下，同样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对不同微观主体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不是基于市场原则，而是基于社会关系等非市场原则，目前这方面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相关研究文献比较缺乏。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货币政策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货币政策会通过多种渠道来影响经济活动，主要包括货币渠道（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等）与信贷渠道。国内融资环境与国外有较大差异，企业融资渠道少，银行贷款是企业获得资金来源的主要途径。中国银行业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远远高于证券市场（Allenetal.，2005），而银行业又是极易受政府管制和影响的行业，在国内企业融资渠道单一、银行信贷主导资源配置的金融背景下，货币政策通过银行的信贷政策调整直接影响企业的融资行为。当执行紧缩货币政策时，银行信贷供应量将会减少，迫使银行减少贷款，由于信贷融资难度的增加，企业会增加货币资金持有量以应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所以如果货币政策从紧，从预防性动机出发，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假设1：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

（二）货币政策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产权性质的影响转轨经济背景下，由于制度缺陷、法律不健全等原因，私有产权企业在很多方面遭受制度和政策上的“歧视”，银行更“偏爱”国有企业（GordonandLi，2003）。虽然近几年政策向民营企业倾斜，但整体而言，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融资等方面仍无法享受平等待遇。一方面政府为国有企业提供着一种隐性的担保（Faccioetal.，2006），当国有企业面临违约担保时，政府会出面帮其解决，因此违约风险低；另一方面，国有银行更容易获得国有企业的信息，信用评估成本低。同时在政府的干预与协调下，支配着我国当前金融体系的四大国有银行更容易把信贷资源配置给终极控制人同样为政府的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产权企业更容易通过融资渠道获得货币资金，从持有动机角度来看，国有产权企业应该会相对持有较少的货币资金。但是，国有产权是一种共有产权，所有者的缺位导致国有企业的问题更为严重，已有的文献普遍认为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中管理层与所有者之间的问题更为突出，而根据前面的现金持有理论与自由现金流理论，我们认为国有产权企业由于问题的存在，其管理层基于私利的考虑（如在职消费、降低经营风险等）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而且这在货币政策宽松、外部融资约束减弱的背景下更为明显。假设2：由于管理层问题的存在，国有产权企业相比于私有产权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并且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更为明显。

（三）货币政策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政治关系的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时期，政策环境成为了影响私有产权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私有产权企业为了寻求正式制度缺失下的替代性保护机制，纷纷向政府靠拢，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积极地参与政治，成为各级人大、政协委员（Lietal.，2008）。众多的研究文献发现，私有产权企业通过各种途径与政府之间建立的政治关系是企业重要的社会资本，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更长期限的银行信贷资源，使其更容易获得相关的税收优惠以及土地、市场准入等稀缺资源，并且在特殊的时期，这种政治关系可以为私有产权企业提供隐形的政府担保。所以尽管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由于信贷资源的减少，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但是与政府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可以凭借这种关系获取相对多的信贷资源，而缺乏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可能面临更为严重的融资约束。从预防性动机来看，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为了面对市场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会持有更多的货币资金。假设3：相比于有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无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并且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更为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以2004～2011年间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年度数据①。我们根据以下原则对样本进行了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样本；（2）剔除企业政治关系背景无法确定的样本；（3）剔除数据缺少以及数据极端异常的样本。最终得到的样本量为8374个。本文所使用的财务数据来自深圳国泰君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CSMAR数据库。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相关数据当中，银行家信心指数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全国银行家调查报告》，货币供应量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GD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私有产权企业的政治关系数据来自企业年报以及互联网等。为了克服离群值的影响，我们对主要变量进行了Winsorized缩尾处理。

（二）样本选择与变量定义为了检验前面的假设，我们设定了基本的回归方程：CASH=α+β1MP+β2CC+β3CPC+β4X+β5Industry+β6Year+ε在方程中CASH是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具体是以货币资金年度均值除以资产总额来衡量，同时为了使数据更具有代表性，我们的被解释变量进一步采用了去除行业均值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DCASH）。方程中解释变量MP是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我们采用三个指标来衡量。其中MP1表示银行家信心指数，该指数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统计局共同完成的调查数据，我们用它来衡量货币政策的紧缩程度。该指数在祝继高和陆正飞（2009）、代光伦等（2012）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应用。MP2表示M2发行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差。GDP增长率用于衡量经济发展需要的货币增速，M2增长率反映的是货币的供应水平。二者之差越大，则发行的货币超过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越多，当前的货币政策也就越宽松。MP3是我们基于特定的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环境定义的我国货币政策紧缩阶段的虚拟变量①。本文对关系资本的定义区分为产权归属关系（CC）和政治关系。其中政治关系变量（CPC）主要考察董事长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联系，以其是否曾经或现在在人大、政协或者政府机关、金融机构任职来定义是否存在政治联系。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定义虚拟变量为1，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为0。X是由多个控制变量构成的向量，我们控制了影响企业货币资金持有的一些因素：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A）、成长性（Growth）、有形资产比（TANG）、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Shl）等。此外，我们还加入了行业和年度的虚拟变量，控制不同行业和年份对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水平的影响。

（三）描述性统计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平均而言，样本公司持有的货币资金占期末总资产的比率为0.21，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持有比率非常高，现金资产超过全部资产的五分之一，而国外的研究发现英国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约为9.9%、西班牙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约为7.14%，这种差异反映我国上市公司更偏好持有较多的货币资金，这可能与我国的融资环境有关。同时货币资金持有水平标准差为0.17，表明我国不同公司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有较大的差异。从我们也可以发现国有产权控股企业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占58%，国有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私有产权企业中有41%的企业具有政治关系，反映了我国企业政治参与程度比较高。样本公司资产负债率比重为50%，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较高的负债比率，财务风险比较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6.55%，说明我国一股独大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样本较好地代表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状况。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货币政策波动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我们首先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是回归结果。回归模型（1）、（2）、（3）中分别选取了银行家信心指数、M2-GDP增长率、是否紧缩作为衡量宏观货币政策的指标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采用公司实际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三种指标均显示，宏观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影响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由于信贷融资难度的增加，企业会增加货币资金持有量以应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的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1。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持有的货币资金水平越高，反映企业盈利能力强，流动性资金更为充裕；有形资产比重越高的企业，由于其为债务融资提供实物担保或抵押的能力比较强，从而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所以其货币资金持有水平相对要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越多，这可能与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有关（罗琦和许俏晖，2009）。

（二）产权性质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是产权性质对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表4的结果显示，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是以货币资金持有水平还是去除行业均值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作为被解释的变量，产权性质变量对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行为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相比于私有产权企业，国有产权企业会持有更多的货币资金。这种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现金持有的理论，与假设2的预期相一致。

（三）政治关系与私有产权企业货币资金持有反映了私有产权企业政治关系对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在私有产权上市公司中，企业具有的政治关系会显著降低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后者无论是以货币资金持有水平还是去除行业均值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来衡量都是如此。这一结论表明，由于拥有政治联系的私有产权企业相比较于无政治联系的私有产权企业具有融资的便利性，更容易获得信贷资源，不需要持有过多的货币资金以预防各种不确定性，而没有政治联系的私有产权企业则会持有更多的货币资金以更好地应对经营中的各种不确定性。这同假设3的预期是一致的。

（四）货币政策波动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关系资本的影响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宏观货币政策与企业的产权性质、政治关系对企业货币资金的持有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在此我们进一步探究货币政策对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以及具有政治关系与否的企业组中是否存在差异。我们首先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下企业产权性质对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具体检验的结果。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由于信贷资源的减少，国有产权企业与私有产权企业都可能面临不同程度的融资约束，从预防性动机来看，其都会持有更多货币资金以应对不确定，因此其货币资金持有水平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当货币政策处于宽松时期，国有产权企业与私有产权企业面临较小的融资约束，此时私有产权企业可能会减少货币资金的持有，因为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信贷融资的便利性使得企业没有过多持有货币资金的预防动机，但是对于国有产权企业而言，根据现金持有理论与自由现金流理论，管理层可能基于私利持有更多的货币资金，并且这种现金持有的行为在外部融资约束小，融资更便利的时候更为明显。所以的检验结果显示，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国有产权企业相比于私有产权企业会显著地更多持有货币资金，而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其二者货币资金持有行为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其中的原因与国有产权企业存在更为严重的管理层问题有着密切联系。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考虑不同货币政策下私有产权企业政治联系对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具体检验的。结果显示，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是否具有政治关系对私有产权企业货币政策持有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回归结果接近10%的显著性水平），即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会显著地更少持有货币资金。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当货币政策紧缩时，由于信贷资源减少，私有产权企业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但是在中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那些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能够凭借密切的政府关系获得稀缺的信贷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因此从预防性动机来分析，其持有货币资金的水平要低于那些没有政治关系而面临更严重融资约束的企业。而当货币政策放开时，由于银行可信贷资源的增加，私有产权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缓解，在融资相对便利的环境下，政治关系在企业融资中的边际效用可能会下降，因此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是否具有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在面临融资约束的差异上会显著低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所以基于预防动机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的差异也会显著低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的差异。这与假设3的分析相一致。

五、研究结论

第4篇

日常生活中，任何经济主体都不可能同时拥有满足他自己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所有资源。为了生存和发展，各主体不得不用自己相对富余的资源，换回自己缺少而又必需的资源，即交换是主体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需要。然而交换的对象却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为了顺利实现交换，客观上就要求存在一种能够将世间万物按一定的标准（买方所需要或关注的因素：体积、重量、某种有效化学成分等）折合成同一种社会经济学量的量存在，使万物之间具有可比性。这个社会经济学量就是价值。货币就是用来量化、反映和记录这种价值的,如按美元计价、按黄金计价、按人民币计价等，具体即表现为价格。所以说，价值、价格、货币都是客观存在的，就象重量和千克、长度和米、电流和安培、电压和伏特等自然科学界的物理量一样，价值、价格和货币是社会经济学界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学量。

2.货币的本质是债权

人类社会最初的商品交换是物物交换，如1只羊换2把斧头等，但这种交换方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只有双方当事人都同时需要对方的物品时，交换才能实现。物物交换方式造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交换难以实现，交易者急需的物品难以及时换回，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此后逐渐产生了以羊、金、银、铜、纸币等充当交换的媒介，使世间的商品交易变得轻松、便捷。但不论用何种物品充当交换的媒介，交换时，卖方卖出商品的根本目的都不是为了直接消费交换媒介，而是想通过交换媒介的周转流通作用，最终换回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卖方卖出商品时，必然会要求买方留下相应的凭据，以划清相互间的风险、收益，确认相互间因物品转移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从原先的意识上有，到凭据化、书面化），以免以后发生不必要的纠纷。这个凭据便是交换的媒介。可见，交换媒介的本质属于债权。此后，当卖方再将这个凭据转让给他人，用以换取他人物品时，这个凭据便成了通常意义上讲的货币。所以说，货币不是一般的普通商品，它是买方开给卖方的表明商品所有权转移，确定和确认双方存在一定量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即货币的本质是债权，而充当货币的物品则属于可用于流通的债权凭证。

3.防伪性是选择和推动充当货币物品不断演变的根本原因

防伪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①技术上，难以复制；②经济上，取得（制造或复制）的成本不低于它所代表的债权价值，或者是制造者将会面临严重的惩罚。

防伪性对充当货币物品的选择及推动充当货币物品不断演变的列表分析。

技术防伪性经济防伪性优点缺点普通物品差差羊强较强寿命短，易损耗，维护成本高金、银强较强损耗小重，不便于携带铜币强一般重，易锈蚀损耗纸币较强差轻，便于携带易损毁电子货币较强差更轻便易损毁作为债权凭证的货币，买卖双方都很关心它的防伪性。防伪性的高低成了决定某种物品是否能成为货币的关键。

普通物品，由于它的防伪性太差，决定了它不能成为货币。

羊具有很强的防伪性，但它的寿命有限，易损耗，且饲养、维护成本很高，所以它只能在科技水平比较低的年代暂时充当货币。

金、银的防伪性直到现在仍然非常高，又具有不易损耗、数量适中等优势，所以金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在充当货币。但由于他的经济防伪性（冶炼技术等）随着科技的进步在逐渐降低，防伪性变弱，加之其密度大，储量有限，不能被做成大面额的货币（因为按重量计价），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它现在已逐渐被纸币代替，只作为一种储备性货币存在。

铜在一定历史阶段充当了货币，但它的经济防伪性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已变得一般，加之有密度大、储量大、易生锈等缺点，它的货币功能现在已基本丧失。

纸币：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纸币被制成了具有很强技术防伪性的物品；同时又以法律的形式禁止伪造，使纸币又具有了很强的经济防伪性，加之其质地轻、便于携带、数量和金额易于掌控，能很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它逐渐成了现代货币舞台上的主角。

电子货币：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一种具有与纸币防伪性相当，但质地更轻、制造成本更低、更便于携带和交换的电子货币开始出现，并有逐渐替代纸币的趋势。

4.货币的防伪性要求对寻找摆脱目前金融危机的现实指导意义和防范作用

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很严峻。以美元作为国际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的世界，因美国的次贷和金融危机而使全球受到波及。世界各国深受其害。而此时美国却为了能使自己尽快摆脱金融危机，准备大开印钞机，狂发美元。美国的行为严重影响了世界金融体系的安全和其他国家的金融、经济安全。近期世界各国元首、金融界、理论界及G20国峰会等都在极力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寻求据以维护世界金融和经济安全、稳定的合适方法。

从货币防伪性要求的角度来看，一种物品要想成为货币（世界性货币），它就必须具有对所有经济主体都具有很强的防伪性。这是物品成为货币的前提条件，象金、银、铜等物品，在充当货币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对所有经济主体具有很强的防伪性。而美元现在却不具备这个条件，因为美元对其他国家或经济实体具有很强的防伪性，但对美国自己而言，它的防伪性几乎为零。所以只有在美国的印钞权受到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美元才具备充当世界货币的条件。因此，在目前情况下，要想尽快稳定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根据货币的防伪性要求，国际社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制定对策：①限制或控制美国政府的发钞权，要求其以技术、资源等换回美元，以解决自身的金融危机和稳定美元币值；②要求美国政府将美元与黄金等贵金属挂钩；③将美元与其他几个主要经济大国的货币汇率固定，以间接限制美国政府的发钞权；④要求美国将因多发货币而带来的收益用于国际性的公共事业，如联合国会费、解决温室效应问题、国际性的重大科技项目攻关等。⑤采用周小川等金融人士的建议，重新建立一个“超”的新型国际储备货币，以取代美元，或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替代美元。其次、电子货币的防伪性问题，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在现有的货币发行方式和发行政策下，任何一国政府都可以通过一定的金融渠道大量发行他国货币，如中国政府可以大量发行美元电子货币，重创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美国也可以大量发行人民币电子货币，重创中国经济。所以，加强发行电子货币防伪性控制（包括软件开发及金融机构的内部授权控制），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协商、合作解决。

5.与现行货币本质理论的融合

货币的本质是债权，所以从货币的本质来看，它是一种财富。拥有货币就等于拥有财富。这与“金属货币论”的观点相符，也符合普通大众对货币的认知。

但从充当货币物品的角度来看，货币只是一种凭证（载体）。作为凭证（载体），它既可以用金银来充当，也可以用纸、电子等方式来表达。货币债权的价值与充当货币的物品价值是可以分离的。充当货币的物品仅仅是一种载体或符号，这又与“货币名目论”的观点相符。

再从交换的过程来看，债权凭证（货币）在交换中充当的是等价物角色，所以说它又是一种“一般等价物”。

可见，货币本质债权论观点，不仅与目前存在的“金属财富论”、“货币名目论”、“一般等价物”理论没有冲突，而且与之相互融合的很好。

参考文献

［1］樊苗江、柳欣著.货币理论的发展与重建［M］.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

［2］许崇正主编.货币银行学［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

［3］姚遂主编.李健副主编.货币银行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

第5篇

分析货币供给问题,有三种观点:一是,货币内生性,即货币供给是经济内生的,其供给数量由经济运行情况决定的;二是,货币外生性,即货币供给不依据经济运行状况,而由一国货币发行当局决定发行数量;三是,货币混合论,即货币供给不完全由经济内生,也不完全由货币发行当局决定,而是两者的综合。对货币供给研究,国际上比较著名的学说是货币学派的“单一货币规则”,主要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该理论核心是货币供给增长率等于经济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国内有一些学者对货币供给也给出了不同答案,但都缺乏实证验证;但也有一些实证研究,利用VEC模型和VAR模型进行分析研究,但都不太系统,如冯玉明、袁红春、俞自由在《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或外生性问题的实证》一文中指出我国货币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但其在分析方法上比较简单;李晓华、侯传波、陈学彬在《我国货币内生性问题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利用VAR模型对货币供给进行分析,但其在选择变量方面只是用财政预算支出,出口额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三变量来分析广义货币M2,并且在分析时也过于简单。因此,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来实证分析我国货币供给问题,在选择模型变量方面和深入分析方面也有很大的突破。

2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经济学中,影响一国货币供给有很多因素,如一国经济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一国货币汇率体制,货币供给预期,国际金融市场对本国货币供给的影响,严重自然灾害或者是重大突发性事件如地震等等因素。如果把影响一国货币供给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把一国货币供给作为被解释变量,就可以建立一个关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函数。以广义货币增长率M2表示我国货币供给,GDP,CPI,PPI,HUILV表示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经济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我国汇率变动率等各种因素,则我国货币供给函数可以表示为:M2=f(GDP,CPI,PPI,HUILV⋯),具体分析如下。

2.1数据平稳性检验

广义货币M2供给增长率,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汇率变动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在1990-1998年数据线性趋势起伏不定,数据明显不平稳,须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广义货币M2供给增长率,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汇率变动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是不平稳的;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得到ΔM2,ΔGDP,ΔCPI,ΔHUILV,ΔPPI再对其进行单位根ADF检验,其ADF检验统计量均小于显著性水平5%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表明至少可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差分序列ΔM2,ΔGDP,ΔCPI,ΔHUILV,ΔPPI均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广义货币M2供给增长率,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汇率变动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这5个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均为一阶单整I(1)过程。

2.2变量格兰杰因果关系(Granger)检验和协整性(Johan2sen)

检验对M2,GDP,CPI,PPI,HUILV五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广义货币M2增长率和我国GDP增长率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两者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广义货币M2增长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10%的显著水平下,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广义货币M2增长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在10%的显著水平下,也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广义货币M2增长率和我国汇率变动率HUILV在10%的显著水平下,同样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再对M2,GDP,CPI,PPI,HUILV五变量进行协整性(Johans2en)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五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3模型滞后阶数选择分析

经过分析模型选择滞后阶数3最好,因为在滞后阶数3时,施瓦兹AIC值最小并且此时赤池SC值也最小,但考虑到要建立的模型,由于样本期限较短,并且样本数据均为年度数据,为了保持数据本身合理的自由度,使建立的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并且为了消除误差项的自相关,因此选择最大滞后阶数为2。

2.4VAR模型估计结果

由于向量自回归模型要求系统中的变量具有平稳性,因此把M2,GDP,CPI,PPI,HUILV这五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带入模型,并利用计量统计软件,得出如下VAR模型估计结果,具体整理如下:

M2=0.5843M2(-1)+0.8903M2(-2)+0.0183GDP(-1)-2.2103GDP(-2)+0.1583CPI(-1)-1.4493CPI(-2)+0.1803PPI(-1)+0.9113PPI(-2)-0.2793HUILV(-1)+0.0953HUILV(-2)+12.130

R2=0.90F=16.03

由于,本文主要是对广义货币供给M2进行实证分析,在此主要讨论M2的VAR模型表达式,而对于GDP,CPI,PPI,HUILV的VAR模型表达式不作深入讨论。在M2的VAR模型中,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90,说明模型拟合得还是比较好的,但与真实值相比,拟合效

果还没有达到十分完美的程度。

2.5VAR模型系统稳定性检验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通常,对于VAR模型单个参数估计值的经济解释是很困难的,如欲对一个VAR模型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可以运用系统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其中,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的反应,即在误差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innovation)冲击对VAR模型中内生变量当期值和未来值产生影响。一般地,非稳定的VAR模型不能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为此,需要对该VAR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经过分析得该VAR模型是稳定的,因此可以对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在此,只对广义货币M2进行脉冲响应分析。M2分别受到自身,GDP,CPI,PPI,HUILV,一个标准差的随机新息冲击的响应情况,如下分析:来自自身的冲击,总体响应都是显著的,都为正。这说明,对自身标准差的随机新息冲击的响应较强,并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来自GDP的冲击,我国经济增长对广义货币供给M2冲击还是比较显著的,经济增长会引起我国货币快速增长;来自CPI的冲击,总体上还是比较显著的,表明居民物价水平升高,导致货币需求增加,从而会引发货币供给增加;来自PPI的冲击,总体上还是比较显著的,表明工业品出厂价格提高,需要更多的货币进行交易,进而也会引发货币供给增加;来自HUILV的冲击,总体上不显著,表明我国汇率变动对货币供给增加不敏感。

2.6预测方差分解分析

在建立的VAR模型中,每一个内生变量都有一个独立的方差分解序列,通过利用方差分解技术可以发现随机新息的比较重要性信息。GDP,CPI,PPI,HUILV的预测方差分解表明,对广义货币供给增长率一个标准差大小的随机新息冲击,其标准差从第2年开始分别被GDP,CPI,PPI,HUILV所感应,各自占比分别为0.35%,0.74%,8.59%,1.96%。经过分析发现第7年到第15年,M2的方差分解被GDP,CPI,PPI,HUILV感应的值一直比较稳定,M2的方差分解被M2本身感应的值一直比较大,说明我国广义货币供给M2本身增长受其自身系统扰动比较大,其次我国广义货币供给M2增长也受我国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影响也比较大。

3基于VAR模型分析的我国广义货币供给M2主要结论

本文对时间序列变量M2,GDP,CPI,PPI,HUILV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并构造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进行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广义货币M2增长率和我国GDP增长率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两者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表现出存在显著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快,要求货币供给增加;另一方面,我国货币供给适度地增加时,也会刺激我国经济增长。但通过脉冲冲击和方差分解分析,可知我国经济增长情况并不是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全部原因,还有其他因素,也即说明了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完全内生的。

(2)尽管广义货币供给M2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通过脉冲冲击和方差分解可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也对我国广义货币供给M2增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说这不是长期的,但这也对我国短期货币供给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即在分析短期货币供给时,一要考虑当前的通货膨胀情况,二要考虑到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

(3)广义货币M2增长率和我国汇率变动率HUILV在10%的显著水平下,存在着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货币供给变动是引起汇率变动的格兰杰因果。我国目前人民币还在稳步升值,但升值幅度一定要考虑到我国国内的实际经济运行情况和货币供给情况。还可以通过脉冲冲击和方差分解可以证明,我国货币供给变动对汇率波动不敏感。

(4)要充分重视我国目前货币供给变动受其自身影响比较大。在建立的VAR模型方程式中,可知M2与其滞后一期的值,滞后二期的值关系都比较显著;并且在脉冲冲击和方差分解分析中,货币供给自身受自身影响已达到将近一半的程度。

参考文献

[1]冯玉明,袁红春,俞自由.中国货币内生性或外生性问题的实证[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1999,(10).

[2]刘斌.我国货币供应量与产出、物价间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2,(7).

[3]李晓华,侯传波,陈学彬.我国货币内生性问题的实证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3,(5).

[4]高红兵.央行控制货币供应量会对资金造成巨大压力吗[J].中国证券报,2003,(7).

[5]郑雨,李新波.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分析[J].技术与市场,2007,(1).

[6]王双正.基于VAR模型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1).

第6篇

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或运转的基轴是国际本位货币。所谓国际本位货币，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世界各个国家出于经济条件或政策上的考虑，用法律的形式将本国货币与之固定地联系起来，作为衡量本国货币价值的标准，以及国际交易的最终清偿手段。国际本位货币是在国际上占据中心货币地位的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它首先必须能在世界上自由兑换；其次，还必须占据国际中心货币的地位，能充当国际商品的价值尺度或价格标准，并成为各种货币汇率计算的中心。充当这种中心货币的曾经有贵金属——黄金，也有因历史、经济和现实原因形成的某些国家的纸币。

从理论上讲，能够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的国际交易的最终清偿手段，应当具备如下条件或性质：

一是耐久性。具有的自然属性必须经久耐用，不因频繁的流通和岁月的流逝而丧失其重量或改变其质量，从而保证其所包含的价值量的稳定不变。

二是可分性。为保证贸易和借贷活动的顺利进行，要求各种不同面额货币的发行和流通。

三是轻便性。货币的轻便便携有利于各种经济交易的进行，较小的体积和较轻的重量但却可以包含较大的价值量，亦成为其一个特征。

四是同质性。货币由其发行国别和面值所产生的差别是客观的，但在质上却是相同的。即作为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媒介和一般等价物，它们本身都有价值，都是人类社会抽象劳动的凝聚。

正如马克思所说那样：“耐久性、不变性、易于分割和重新合并，因较小的体积包含着较大的交换价值而便于运送这一切使得贵金属在较后阶段非凡适于充当货币”。贵金属黄金、白银等由于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使之最成为国际本位货币的最佳选择。纵观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贵金属非凡是黄金都充当着国际本位货币的职能。与之相应的是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该制度下各国都规定金币的法定含金量，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是由它们各自含金量的对比来决定的。这种以两种金属铸币含金量之比得到的汇率又称为铸币平价，它是金本价的一种表现形式。金本位制度下作为决定汇率的基础的铸币平价，是外汇市场上由于外汇供求变化而引起的实际汇率波动的中心，其上下波动的幅度要受制于黄金输送点。这是因为金本位条件下黄金可以自由跨国输出或输入，当市场汇率与法定铸币平价之间的偏差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有关国家不用外汇而改用输出黄金的办法来办理国际结算。决定黄金输送点的量的界限，是用于替代外汇直接用于国际支付的黄金的铸币平价加上该笔黄金的运送费用。

随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演变，金本位制先后被以“黄金—美元”本位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以美元为主体的多元纸币信用本位制所取代。建立在怀特方案基础之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基本锁定了各国货币与美元的外汇平价；另一方面，确定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比例，各国政府可将所持有的美元与美国政府兑换黄金。这种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机制，其本质是一种以黄金为价值基础的固定汇率制度。与金本位制比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与贵金属黄金已无直接联系的纸币信用本位制条件下，国际本位货币的内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耐久性、可分性、轻便性、同质性的国际经济交易一般等价物”已经不被视作充要条件，国际经济交易的价值符号，则成了当代国际本位货币共同特征。

当代纸币信用本位制条件下，尽管各国非凡是国际本位货币的发行国都持有相当数量的货币黄金，但货币的发行与相应的商品预备从理论上来讲已无必然的联系。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国际货币体系所确立的黄金非货币化的结果，货币黄金在世界国际储备中所占比重呈总体下降的变化。

黄金非货币化，以及各国货币的发行再不必与某种特定商品保持法定的比价关系，其结果是各国货币之间比价的客观依据也不复存在，这亦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国际货币体系浮动汇率机制产生和存在的温床。

二、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定位

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急速发展的挑战，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货币投机引发的货币金融危机及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使得当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人们往往自然将导致国际货币金融市场动荡的根源归咎于现行的纸币信用本位制，亦启发了对当代国际货币价值基础的思考。

纸币信用本位条件下的汇率决定与调整，要受制于众多的因素。究其性质和特点，可以从长期和短期角度考察。不同国家货币实际代表的价值量对比，是决定汇率的一个基本的长期因素。

在实行纸币流通制度的初期阶段，各个国家一般都规定过纸币的金平价。即纸币名义上或法律上所代表的含金量。在纸币实际代表的金量与国家规定的含金量一致的情况下，金平价无疑是决定不同货币汇率的价值基础。

然而随着纸币流通制度的演进，纸币的发行开始与黄金的预备及兑换相分离，黄金非货币化的纯粹纸币信用本位制条件下，货币作为价值的符号，其发行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各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需要为基础，其实质是由本国的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价值组合为基础。不同国家的单位货币所实际代表的价值量对比，成为其汇率决定的基础。当然不同国家货币的价值量对比，主要是由其购买力相对地表现出来。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纸币的购买力或物价水平，可以较为合理地决定两国货币的汇率。

不同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状况，是决定影响汇率变动的另一个长期因素。一国货币的强弱，是以该国宏观经济的大背景为重要依托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状况等宏观经济指标构成了衡量这一大背景好坏的综合指标。

除了上述导致长期汇率波动的因素，作用或影响短期汇率波动的因素也有很多，其中主要包括：相对利率的高低；货币供给量的大小；政府或中心银行汇率政策和其它干预行为；心理预期因素及信息因素，等等。此外，国际上政治、军事等方面因素也会在短期内对汇率变动产生影响。

当然，纯粹的纸币信用本位制的存在，与现行以浮动汇率为主体的国际汇率机制，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国际经济学界关于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利弊的争议表明，尽管浮动汇率也有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但倾向于汇率相对稳定的观点还是占据了优势。因为后者不仅更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健康发展，亦是经济全球化条件国际经济一体化向广度和深度上发展的需要。

在实行纯粹的纸币信用本位制的同时，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离不开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确认。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行的以美元为主体，包括日元、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等在内的多元化国际本位货币，本质上仍是少数国家的信用货币。这种国际本位货币机制由于没有黄金作基础，其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发行国的情况。发行国相对经济实力的强弱变化，以及其财政、货币金融政策的倾向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该国货币的强弱和人们对该国际本位货币的信心，进而影响到国际汇率的稳定。应当承认，现行的以美元为主体的多元化国际本位货币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黄金—美元”本位下基础货币发行国与其它国家相互牵连，国际清偿手段不足的弊端，在某些方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它并没有使“黄金—美元”本位制下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得到解决。相反，国际汇率的波动大为加剧，国际货币金融秩序更加混乱，各国间非凡是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日趋尖锐。

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摆脱国际本位货币对少数国家国别信用货币的依靠。这种新的各国货币的共同定值标准，应当是某种与SDR相类似的由一个类似于IMF的国际金融组织发行和掌管的纯粹的货币符号。这种货币符号是由若干国家和国家集团的通货所组成的“篮子”，或者说是由一个多种货币的复合体为依托。参与该“篮子”或复合体的货币，按各自国家GNP在世界经济所占比重的大小，确定在该“篮子”或复合体中所占权数。当然，这种新的作为各国货币的共同定值标准的多种货币复合体，是与黄金脱离联系的，与之联系的只是“篮子”组成国的货币的购买力。所有其他国家的货币均与该篮子货币挂钩，与之保持某种形式的固定的或可调整的法定比价。

在国际经济领域，一切交换归根到底，实际上仍然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及服务的交换。由金本位制发展到与贵金属黄金不发生联系的现代纯纸币信用本位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本身并非必须是价值实体，更多地是被作为一种流通手段或价值符号而发挥作用。一篮子形式的国际货币符号所代表的价值，源于组成该货币篮子的可自由兑换的各国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既然后者可以成为国际流通和支付的手段，那么前者类似职能的发挥也是顺理成章的。当然，这离不开一个由在世界经济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国家所共同认可的，组织较为健全的国际通货治理协调机构的存在。

三、国际本位货币重新确立的渐进性和过渡性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定位，尽管是必要和理想的，但要最终成为现实，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是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及一体化作为一种趋势，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尚不能消除国家的界限和差别。世界经济领域里不同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客观上仍在发挥着作用。脱离了对国别信用货币依靠的纯粹的国际本位货币的出现，与拥有高度统一权威的国际金融组织的运作一样，势必在较大程度上与许多国家的利益产生矛盾和冲突。这不仅在当代南北的国际货币金融关系中得以表露，更充分地反映在经济发达国家非凡是美国、日本和欧盟，轻易是不愿意因此而放弃作为现行主要国际本位货币发行国所享有的铸币税好处及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特权。由此决定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确立必然带有渐进性和过渡性的特点。一方面，现行以美元为主体，包括欧元、日元和非凡提款权等在内的多元化国际本位货币体制，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仍将有其存在的空间；另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使脱离了对个别国家国别信用货币依靠的国际本位货币的运作早日成为现实，应是国际本位货币重新确立的发展方向。

首先，作为一种机制创新，新的国际货币本位机制的建立要考虑现实的基础和创新成本的高低。可以考虑从进一步扩大和改进非凡提款权的作用或职能人手，使之逐步成为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构成和国际清算的主要手段。要改变按份额分配非凡提款权的原则，而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和贸易投资往来的需要，根据各国GNP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以及各国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占世界贸易与投资的比重进行分配；并使非凡提款权成为各国货币的共同定值标准，各国货币均与其挂钩，保持某种形式的固定的或可调整的法定比价。

其次，推动区域性国际货币合作，作为迈向新的世界单一本位货币和执行全球统一的货币治理体系的过渡。适宜世界经济全球化、多极化的现状，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亚太经合组织这三大区域性一体化经济圈，责无旁贷地将成为21世纪范围最为广泛、经济实力及影响最为强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代表，并以既相互联系合作，又鼎足对峙的态势，把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矛盾的错综复杂性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一体化性质的经济集团内部，随着商品、劳务、资本与技术的跨国流动自由度的加大，为稳定成员国之间货币汇率，降低区域外其它国际货币波动的冲击，建立一体化区域内的本位货币及其特定汇率机制显得很有必要。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欧洲货币单位和汇率机制的成功经验表明，这种特定区域性国际本位货币单位，作为欧洲货币体系运转的基础，是由加入该货币体系各成员国货币按一定比重所构成的一篮子复合货币。它起着确定各成员国货币汇率的依据，成员国官方之间清算和信贷的手段，以及被用作欧盟的储备手段和进行汇率干预的手段的作用；并成为欧洲货币体系以区域内各国货币汇率实行可略有调整的准固定汇率，对外则实行区域货币“篮子”的联合浮动为主要特征的汇率机制得以在顺利运转的基础。尽管这种区域性货币联盟的实施，对该区域内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及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有着较高的要求，但作刀一个方向，区域性货币政策的推动，不失为介于由传统国际本位货币走向未来的实现单一世界货币和世界中心银行治理体系的一种可行的过渡形式。当然，适于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差异，区域性货币合作方式可以采取不同的选择，如联系相对松散的货币区，或支付同盟等多种形式；在区域内经济一体化达到较高程度时，再走向货币联盟，即实现区域内的单一货币，并建立区域性中心银行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

除此而外，还应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组织，非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基金组织在监督协调成员国货币、汇率政策及全球性国际收支调整中的作用，使之成为发行和掌管新的国际本位货币的具有相当权威的全球性国际金融组织，并作为未来统一的世界中心银行的前身或过渡。应给予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中以平等地位参加重大事项讨论与决定的权力。参照战后建立的关贸总协定及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所确定的多边国际贸易体制，积极探索并寻求逐步建立相应的适应于经济与金融全球化发展要求的现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凯恩斯。货币论【M】.第1、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3】【美】C.C.Lodge.全球化的治理—相互依存时代的全球化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4】P.霍尔伍德等。国际货币与金融【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5】【英】劳伦斯，S.科普兰。汇率与国际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

【6】姜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南北经济关系【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第7篇

六、论述题（30分）

1．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形势，论述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

答：通货膨胀是指商品和劳务一般价格水平持续上涨的现象。严重的通货膨胀会给经济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必须加以控制。治理通货膨胀，应该从多方面综合进行：

（1）控制货币供应量。（紧缩的货币政策）

由于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最基本的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稳定币值以稳定物价。而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投放，保持适度的信贷规模，由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有效地调控货币信用总量，将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与客观需求量相适应的水平上。

（2）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需求管理政策）

治理通货膨胀仅仅控制货币供应量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各次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对症下药。对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是关键。各国对于社会总需求的调节和控制，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坚持收支平衡，不搞赤字财政。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是采取紧缩信贷，控制货币投放，减少货币供应总量的措施。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两条很重要的途径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过快增长，以此来实现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3）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调整经济结构。

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一方面控制总需求；另一方面增加总供给。二者不可偏废。若一味控制总需求而不着力于增加总供给，将影响经济增长，只能在低水平上实现均衡，最终可能因加大了治理通货膨胀代价而前功尽弃。因此，在控制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一般来说，增加有效供给的主要手段是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经济效益，提高投入产出的比例，同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支持短缺商品的生产。

（4）医治通货膨胀的其他政策。除了控制需求，增加供给、调整结构之外，还有一些诸如限价、减税、指数化等其他的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

当前，我国存在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上型和结构型通货膨胀。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基础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导致价格总水平上涨；二是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不相适应，农产品价格上涨引发价格总水平上涨。

总之，通货膨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现象，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地根据原因采取不同的治理对策，对症下药。这种对症下药，并不是简单地根据原因分析一一对应，也不能机械僵化地照搬别人或自己以往的经验。而且对症下药也要以某一方为主或优先，同时结合其他治理方案综合进行。也就是说，治理通货膨胀是一项系统工程，各治理方案相互配合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2．加入WTO后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挑战：（1）面临银行管理体制的挑战；（是否受政府干预，管理上的差距）

（2）面临经营模式的挑战；

（3）面临业务创新和优质服务的挑战；

（4）面临技术手段和金融产品的挑战；

（5）面临融资风险的挑战；

（6）面临人才竞争的挑战；

（7）面临金融安全的挑战；

（8）面临不良资产的挑战；

（9）面临金融宏观调控的挑战；

对策：（1）尽快处理不良债权，化解金融风险，轻装上阵。

（2）完善中资银行内部管理机制，建立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

（3）尽快实现业务经营的多元化、国际化和资产证券化。

（4）加快金融业务创新。

第8篇

Haug和Dewald研究了1880—2001年11个工业国家的货币供给波动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认为长期内货币供给导致永久性通货膨胀，但对实际产出没有影响［9］。Tas研究了中东地区的货币供给与物价的短期和长期关系，认为各国的货币供给与物价的短期关系基本相同但长期关系明显不同［10］。Waingade分析了印度的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的长期关系，认为两者长期存在正向关系［11］。Berger和Osterholm运用BVAR模型分析了1960—2005年美国的货币供给对其物价水平的影响，认为货币供给增加是物价水平提高的Granger原因［12］。张金城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和实际产出的关系，认为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有显著的溢出效应［13］。郭永济、李伯钧和金雯雯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流动性对通货膨胀、产出和资产价格的影响，认为流动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时变性，且这种时变性因经济所处的状态不同而不同［14］。刘鹏运用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货币供给与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认为货币激活效应是资产价格波动影响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15］。余辉和余剑运用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构建了金融状况指数，认为包含货币供应量的金融状况指数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为显著［16］。于泽和罗瑜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进行研究，认为中国货币具有内生性，货币和通货膨胀是同时形成的，货币内生性条件下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投资和净出口［17］。惠晓峰和王馨润运用VAR模型分析了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认为短期内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会直接影响物价水平［18］。粟勒、王少国和胡正分析了2000—2012年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认为外汇占款是影响中国货币发行的最重要因素，且是推动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19］。吴克保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认为中国流动性过剩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外汇储备过快增加导致的货币超发造成的［20］。田涛、许泱和蔡青青基于DCC－GARCH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受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化和国际石油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21］。虽然学者们运用不同方法对通货膨胀的汇率因素和货币因素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本文有较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但是相关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并未深入分析货币供给来源的具体变化。不同的货币供给来源可能对应完全不同的通货膨胀治理措施，而中国货币供给来源及其变化清晰地反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因此非常有必要基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进行深入分析。第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汇改后中国货币供给的变化与外汇储备有较强关系，也就是说外部经济通过汇率机制对通货膨胀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在分析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时有必要考虑汇率因素。第三，从研究方法看，相关研究主要采用最小二乘回归、协整分析、向量自回归模型等线性方法或模型，但这些模型的参数反映的是经济变量间的平均影响关系，无法反映参数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时变特征［22］。实际上，中国的经济体制一直处于变革中，内外经济发生的各种改革和各项政策变化都可能导致相关经济变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发生变化，因此需要构建时变参数来反映其动态变化过程。鉴于此，本文从分析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出发，运用状态空间模型构造时变参数，研究汇率和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动态影响。

2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理

2．1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分析本文以2005年7月至2012年6月为样本期，首先分析样本期内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负债情况，即资产负债表中的右列。央行资金来源于负债和自有资金，其中自有资金为219．8亿元，占历年总资金来源的比例不足1％，可见负债是人民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负债中的储备货币是人民银行货币发行与金融机构存款的合计数，是央行资金的主要来源。在样本期内，储备货币占总负债的比例平均约为62．5％，且该比例自2010年12月突破70％，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上升，2011年12月以后保持在80％左右。发行债券是央行为了弥补资金占用不足而对外发行的债券，主要是指央行票据发行。在样本期内，发行债券占总负债的比例约为18．6％。据此可得，储备货币和发行债券合计占总负债的比例平均约为81．1％，也就是说央行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储备货币和发行债券。然后分析人民银行资产负债中的资产情况，即资产负债表的左列。“资产”一列反映了资金的运用和去向，也反映了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和途径。经过分析发现：在样本期内，央行的总资产规模增加了2倍，国外资产规模增加了3．1倍；央行所持有的资产中占比最大的是国外资产，其占总资产的比重持续上升———由2005年7月的60．6％持续上升至2012年6月的83．9％，且在2012年2月达到样本期内的最高值（84．7％）。综上所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样本期内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不断扩大，资产方的显著特点是：随着总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外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其占总资产的比例不断上升，国外资产科目成为资产方的第一重要科目。负债方的显著特点是：随着总负债规模的不断扩大，储备货币科目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占总负债的比例不断上升且在2011年12月以后保持在80％左右，储备货币科目成为负债方的第一重要科目。基于以上分析，并将资产方中的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和对其他非金融性公司债权科目合并成为国内信贷，从而得到如表2所示的资产负债表，本文据此进行分析。

2．2货币供给影响通货膨胀的机理根据表2所示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平衡关系，可得以下数量关系：储备货币＝国外资产＋国内信贷－发行债券。这一关系表明：储备货币规模与国外资产和国内信贷正向变动，与债券发行反向变动。也就是说：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央行购买的外国资产越多，则储备货币的规模越大；央行对国内机构的债权越多，则其储备货币的规模越大；央行的债券发行规模越大，则其储备货币规模越小。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使得中国外汇资产迅速持续增加。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为了收购“双顺差”下的外汇净流入，人民银行被迫投放人民币，使得资产方中的国外资产和负债方中的储备货币迅速持续增加。面对外汇占款迅速增加的巨大压力，资产方中的国内信贷作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一个渠道，理论上可成为央行对冲外汇占款增加、防止基础货币过快增长的手段，但是其投放本身具有刚性、操作空间有限，难以通过压缩其规模达到缓解基础货币投放过快的目的。而负债方中的发行债券在减缓基础货币增加过快方面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央行发行票据作为对冲外汇占款快速增加的手段，只能在短期内起推迟压力、减缓基础货币增加过快的作用。随着票据到期形成的资金压力和发行成本的不断上升，发行票据难以在长期内对冲新增外汇占款，其作为调控基础货币手段的效力有限。综上所述，面对外国资产中的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大量被迫投放，央行的对冲手段（如发行票据和压缩国内信贷等）的效果有限，外汇占款已成为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央行通过控制基础货币来调控货币供应量的能力较弱。总的来说，资产方中的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必然导致负债方中的基础货币增加，基础货币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导致货币供应大量增加，从而形成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3计量模型

3．1模型构建在计量经济学文献中，状态空间模型通常被用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如理性预期、长期收入和不可观测因素等。很多的时间序列模型———包括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和ARIMA（autoregressivein－tegratedmovingaverage）模型———都可作为状态空间模型的特例。状态空间模型提出了“状态”概念，经济系统中可能存在的不可观测状态反映了系统的真实状态，状态空间模型建立了可观测变量与系统内部不可观测状态的关系，能实现基于各种状态向量分析和认识系统。运用状态空间模型描述动态系统有两个突出的优点：一是状态空间模型可将不可观测的状态变量纳入可观测模型并得到估计结果；二是状态空间模型利用强有力的迭代算法———卡尔曼滤波估计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包括两个模型：一是状态方程模型，它反映了动态系统在输入变量的作用下在某特定时刻转移到的状态；二是量测方程或输出方程，它将动态系统在某特定时刻的输出变量、系统状态与输入变量联系起来。本文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构造时变参数模型。上式中：βt是随机系数向量，是状态向量，也称为可变参数，是不可观测变量，必须利用可观测变量yt和x′t来估计；x′t是随机系数向量βt对应的解释变量的集合；z′t是固定系数γ对应的解释变量的集合。假定可变参数βt的变动服从AR（1）模型，假定扰动向量μt和εt是相互独立的且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和协方差矩阵为Q的正态分布。

3．2数据来源及预处理本文选取的初始变量分别为CPI环比月度数据、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定基月度数据（2010年＝100）、货币供应量M2月度数据。鉴于2005年7月中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在保证样本容量和数据可得性的前提下，本文采用的数据样本期间为2005年7月至2012年6月。CPI环比月度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系统，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定基月度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网站，货币供应量M2月度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通常采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作为衡量中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变量。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是加权汇率，其权数是各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该汇率比双边汇率更能较好地反映人民币对外价值的变化。货币供应量采用广义的货币供应量概念，即M2，主要包括流通中的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等。为了保持数据的可比性和满足研究需要，本文对数据做如下处理：首先将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定基月度数据转换为以2005年7月为基期的环比数据，将货币供应量M2月度数据转换为以2005年7月为基期的环比增长数据，这样3组变量数据均为以2005年7月为基期的环比数据；然后利用CensusX12季节调整法对3组变量数据进行季节调整；最后分别对经季节调整后的3组变量数据取自然对数。经过上述处理后，统一了不同变量数据的比较基础，消除了季节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将调整后的最终序列分别记为CPI序列、NEER序列和M2序列。

4实证分析

状态空间模型要求时间序列是平稳序列或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而避免出现非平稳时间序列存在的“虚假回归”问题。

4．1平稳性检验为了尽可能地保证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的稳定性，本文采用ADF检验和KPSS检验两种方法。ADF检验的原假设是待检验序列含有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KPSS检验的原假设是待检验序列是平稳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3和表4。据此可知，CPI序列、NEER序列和M2序列均是平稳序列，可直接建立状态空间模型。

4．2状态空间模型构建根据前文分析，本文构建如下状态空间模型。本文采用的计量软件是EVIEWS6．0，采用文本直接输入方式，在文本框输入定义好的状态空间模型表达式，运用卡尔曼滤波对状态空间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5。由表5的结果可知，状态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AIC等信息准则较小，说明模型拟合的较好。

4．3模型检验对所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估计出的状态空间模型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查看残差序列的滞后阶数为36期的相关系数和自相关系数可知，模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以上统计分析表明，基于卡尔曼滤波所得的状态空间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可靠而稳定的，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样本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具有一定意义。图1中，sv1表示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时变参数轨迹。整体来看，随着样本期内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其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影响在－0．048附近上下波动，这种动态影响除了在2008年出现了较为剧烈的波动外，在其他年份的波动总体趋于平稳，动态影响在2008年1月达到最大值（－0．024），在2008年11月到达最小值（－0．116）。这说明，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后，样本期内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对国内通货膨胀起到了微弱的抑制作用。平均来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环比指数每变化1％将导致CPI环比指数降低0．048％。这种抑制作用的时变特征说明，该微弱的抑制作用还受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图2中，sv2表示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时变参数轨迹。总的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M2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影响为正数，在样本期内在0．471附近呈现动态变化，这与经济理论的预期一致，且实证结果显示，在样本期内M2环比增长率每增加1％，将导致CPI环比变化率平均变动47．1％；这说明长期来看，货币流动性过剩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国内的通货膨胀的发生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造成的。这种动态影响在2008年8月至11月出现持续大幅上升趋势，且在11月达到最大值为56．3％，之后直至2009年5月缓慢下降至平稳状态，这基本契合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政府投资4万亿元拉动经济增长的时间区间，说明4万亿元计划的实施在拉动经济增长，抑制经济放缓的同时也推高了国内的通货膨胀率。

5结语

第9篇

一会计计t与货币计t会计计量是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美国著名会计学家井民雄士在《会计计量理论》一书中指出:“会计计量是会计的核心功能”，计量的准确性和公允性直接关系到所反映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赵德武博士著的《会计计量理论研究》里将会计计量定义为:“在一定计量尺度下，运用一定的计量单位，选择合理的计量属性，对符合要素定义的事项进行货币量化的过程。”由此可见，计量是“要解决何种属性计量以及采用何种单位进行计量”的会计方法川。会计计量的客观性和公允性的把握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采用何种计量属性(计量基础)进行计量;二是采用何种单位进行计量。其中采用何种单位计量，第一是指采用何种货币单位对会计业务进行计量。一般来讲，会计业务的计量货币是发生时的货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情况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企业，经济业务的计量货币都可能是多样的;第二是指一个会计主体应采用什么货币向外报告信息，在众多的经济业务计量货币中选择一种货币作为统一记账货币，并向外报告，其他币种计量的经济业务必须折算为该货币入账并受汇率影响。这个统一记账货币即唯一报告货币的选择对会计信息的准确公允计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报告货币选用错误，将会使货币表现出来的资产负债信息，损益信息和现金流量信息失去公允性;损益里将会含有大量的不真实的汇兑损益，资产负债的计量也会由于报告货币不同而产生重大偏差，现金流量也会由于报告货币的选用错误而导致现金流量受汇率过度不真实。

二报告货币计，的研究现状报告

货币的选择会给会计信息的公允表达和披露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报告货币的选择如此重要，但学术界又书会计计量的研究仅限于计量的属性基础研究，对主计量货币的选择研究却非常少，甚至可以说存在着一种研究缺失。目前的会计理论和实践中，确定报告货币的思路有两种，一为我国的记账本位币概念;二为西方的功能性货币概念，但这种概念往往只出现在于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会计中，并没有应用到会计计量当中。在会计的一般原则中，对会计计量基础的界定和指导非常多，但没有任何会计原则用来界定会计主体的报告货币的选择，而报告货币选择对会计计量功能的完美实现和客观公允地反映会计信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目前这种情况已不适应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对计量理论的货币选择的研究，将一个会计主体的唯一的报告货币的界定纳人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或者一般原则，籍此指导不同经济环境里的会计个体遇见的报告货币的确认问题。真正作到客观公允地反映和报告经济信息。

三功能性货币概念的确立

1记账本位币的缺陷我国一直使用的记账本位币概念是指一个会计主体记账、报告使用的基本货币。记账本位币这种表述在意思表达上通俗易懂，但这种表达只说明和规定了企业必须选用一种货币作为基本记账货币，并且这种计量尺度是唯一的，并不能说明这个单一计量尺度所起的作用川。我国新《企业会计制度》第一章《总则》中规定，企业的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但又规定以外币收支为主的企业，可以选定其中一种货币作为记账本位币。可见，记账本位币的确定带有法律法规色彩，没有任何会计计量方面的依据，不是以公允客观地计量会计信息作为出发点的。

2功能性货币地位的确立功能性货币最早出现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FAS52)中，被定义为“一个实体从事经营活动的主要经济环境中的货币”。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52号财务会计准则中同时还规定，可通过现金流量、销售价格、销售市场、费用、理财、集团内的公司间交易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原始表现货币来确定功能性货币川。功能性货币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会计主体的会计信息，完美地实现计量的目标:l)功能性货币选择主要经济业务的表现货币作为一个会计主体的单一记账货币和报告货币，因此能够客观公允反映企业会计信息而不会产生偏移。选择功能性货币计量和报告，能够将需要进行货币换算的经济业务量降到最低点，货币换算产生的信息误差也会降到最低。

功能性货币能从计量本身着手体现报告货币的功能，能够符合计量的要求，真实公允计量和反映会计主体的会计信息。2)功能性货币一旦确定下来，会计计量和核算所必须遵循的会计准则和会计惯例也能跟着确定下来川。因为如果用公司主要经济环境中的功能性货币来计量经济业务，那么就应该把功能性货币表述的会计报表作为公司的表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唯一标志性报表来确认，以此推论，记录经济业务、编制会计报表过程中运用的会计准则和原则，就应该适用功能性货币所在国的会计准则和原则。3)根据功能性货币的定义和确定的限制性条件，功能性货币确立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界定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而更应该是在会计整体核算过程中对企业财务情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进行公正计量和反映，用其他外币表述的会计报表反映的财务情况和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是不公正公允的，受到了许多根本不存在的汇兑损益的影响，严重削弱了财务信息的真实性。用功能性货币计量的资产负债和权益项目信息才是实体的真正公允的信息，以功能性货币计量的资产负债项目表现出来的财务比率才是真实反映财务情况的比率。

功能性货币计量的损益才是真实公允的，同计量基础一样，计量货币的择定确定了损益的确认问题，特别是汇兑损益的确认计量问题。因此，功能性货币能更真实地计量和反映企业的财务情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功能性货币概念对于完善会计实践和会计计量理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功能性货币概念目前主要用于外币业务会计和外币报表折算会计，并没有把功能性货币概念纳人普通会计计量实践和理论当中。笔者认为，作为已有的严格定义的功能性货币，应该明确其在会计计量、核算和报告中的重要地位。不论是国外的子公司，还是国内公司，功能性货币是一个通用的会计概念，是一个计量、核算和报告经济业务的基本货币，任何情况下的公司都必须在确定功能性货币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外币概念，才能判断什么样货币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应在一般的日常会计中确立功能性货币的地位，确立功能性货币为唯一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主体会计信息的报告货币，并在会计的货币计量假设和会计的确认和计量原则中定义一些关于会计主体唯一报告货币—功能性货币确立和选择的指导性条款。比如可在会计的货币计量假设中增加三条假设，即可确定功能性货币假设和功能性货币为主体报告货币假设。

四功能性货币概念

在企业集团会计主体中的应用功能性货币理论的确立解决了由单个实体组成的会计主体的唯一报告货币的确定和选择问题。但在经济社会中，同时存在由多个企业实体组成的企业集团会计主体，集团会计主体的会计信息是通过集团合并财务报表本进行反映的。对于一个集团主体而言，为了编制合并报表，必须将集团范围内所有公司的以各种不同货币表示的财务报告折算成为一种统一货币表示的报告，这个统一报告货币的确立和选择问题同样适用功能性货币理论。虽然功能性货币最早也是出现在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理论中，但功能性货币的适用并没有推及到外币报表折算所覆盖的企业集团中，而仅限于外币报表折算中单个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功能性货币的界定。就目前的母公司合并理论来讲，据以编制跨国公司合并会计报表的个别会计报表必须折算为母公司货币，一个跨国集团公司，母公司的报告货币是一个标准，相对而言，它的所有子公司的报告货币就是外币，也就是说，传统的理论一直默认为母公司的报告货币就是跨国集团公司的唯一报告货币，母公司报告货币以外的货币表示的会计报表默认为外币报表。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迅猛的今天，主体理论越来越受到推崇，母公司理论不再占统治地位，松散式的合并和各种目的权益联合式的合并已很普遍，通过权益联合形式产生的企业集团越来越多，在相互控股或者交叉控股的情况下，一个大型的松散式的集团公司内并不能很清楚地区分哪是子公司和母公司，在没有母公司的情况下，默认母公司货币作为集团报告货币的做法明显已经不适用。

因此，笔者认为，不仅要在单个企业组成的会计主体内确定功能性货币为客观公正地反映企业的会计信息的唯一报告货币，作为一个会计主体，企业集团特别是跨国企业集团也应该确立一个唯一报告货币作为客观、公允计量和反映集团财务信息的货币，即将功能性货币理念上推至集团会计主体，建立完全功能性货币理念。在一个由多个企业组成的集团内确定一种功能性货币(确定的方法应该按照前面提到的各种主要经济要素的表述货币判断)，集团内以其他货币表示的会计报表就是外币会计报表，应予以折算，期末时合并集团所有的以功能性货币表示的会计报表以正确反映集团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笔者认为确定集团公司的功能性货币理论，并不是多此一举:l)确立完全功能性货币理念，才能正确确立跨国公司集团作为一个会计个体在对经济业务进行计量、核算和报告时使用的唯一报告货币和外币这样一组相对概念;才能够确定哪些子公司的会计报表是外币会计报表，哪些子公司的功能性货币同集团公司的功能性货币相同，会计报表不需要折算。通常我们所说的外币报表折算，到底是相对于什么货币而言的，在没有功能性货币概念基础的情况下，外币报表的概念是模糊的，一般认为它是相对于母公司的货币而言的，在这方面也体现了以往外币折算模式是以纯母公司理论为中心的，并不符合合并的主体理论。

第10篇

一、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是通过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反映出来的。货币政策一般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及中性货币政策。运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保险市场的影响不同。

（一）不当的货币政策会影响保险市场的正常发展

1.在市场货币供求均衡或货币供应量小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打破市场供求的平衡，加剧市场的不平衡，导致货币供应紧张，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物价跌落，经济停滞，即通货紧缩现象。这对保险市场非常不利表现为：首先，影响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从个人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失业增加、收入减少、个人对保险的有效需求相应减少。从企业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市场需求不足，使市场竞争激烈，许多企业被淘汰出局，生产经营规模缩小；另一方面，市场需求不足，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利润下滑，许多企业因此发生不同程度的支付困难和偿付困难。为了节约费用开支、降低成本，企业一般会选择自保或其他转移风险的方式，尽可能扩大自担风险的限额，减少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因此通货紧缩使保险投保人的投保愿望、投保能力、投保需求降低。其次，紧缩性货币政策使保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付能力降低。一方面由于保险市场有效需求减少，市场规模的偏小，保险市场的竞争显得尤为激烈，为了拓展市场，开拓新业务，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降低费率，加大业务投入，提高服务质量将是许多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这将影响他们的承保利润；另一方面，通货紧缩，资本市场萎缩，减少了保险资金投资运用的机会，增大投资风险，影响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保险公司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二者的减少必然降低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从而削弱其偿付能力。

2.在市场货币供求平衡或货币供应量大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使货币供应超过市场对其需要的量，过多的货币投入将引起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这对保险市场发展仍然不利。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保单保值和增值能力下降，保险的预期保障程度降低，使人们投保的积极性大受影响，表现为退保的大量增加，保单继续率下降和新业务发展困难。同时，在费率缺乏弹性的条件下，由于保单实际赔付率（或给付率）小于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而投保人所交的费率却是按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来确定的。这样实际上是减轻了保险人的实际经济责任，损害了投保人的经济权益，保险人处于有利地位。这种状态会使保险公司获利丰厚，并诱使更多的资本、机构和其它稀缺资源挤进保险供给行列，导致保险市场供过于求，引起市场的失衡。

（二）恰当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保险政策作用的发挥

在市场货币供大于求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可抑制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反之，在市场货币供给小于需求时，则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正确运用可使社会经济走向健康之道，并消除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对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为保险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二、保险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保险政策的正确与否将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正确的保险政策可促进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增强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而不合理的保险政策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例如在通货紧缩时期，国家一般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研制开发新产品，降低产品成本，生产价廉物美，适应社会需求的优质产品提供风险保障，鼓励新兴产业发展。（2）通过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保险业务，为商业银行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业务解除后顾之忧，以增大个人消费信贷规模，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3）通过开办各种个人保险业务，为社会公众个人的财产安全和人身风险提供经济保障，解除顾虑，激发其消费欲望。（4）扩大保险资金直接运用规模，调整资金运用方向借以影响公开市场业务，进而影响市场利率。

又如在通货膨胀时期，国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抑制过度膨胀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经济保障，促进企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提高社会商品供给能力，实现社会商品总量与货币总量的均衡。（2）增加保险商品供应，提高服务质量，刺激保险需求，推迟居民对社会产品的消费，改变储蓄和消费的比例。（3）缩小保险资金直接运用的比例，增加国债或银行存款规模，以控制信贷规模。

可见，通过保险活动一方面可鼓励企业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增加或控制社会产品总量；另一方面又影响货币供应量，刺激或抑制社会需求，双管齐下，有利于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从而稳定货币。当然，如果保险政策运用不适，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

三、近几年我国的利率政策及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

在货币政策中，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影响最为直接。1998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为了抑制通货紧缩，我国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控过程中，国家将利率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自1996年5月第一次降息之后，在短短的几年中已连续8次降息，扩张性利率政策的频繁出台，利率的连续下调对我国保险市场（特别是寿险市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动摇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度，使投保人的投保意愿下降

连续下调利率，迫使以银行利率作为保费计算基础的我国寿险公司不得不随之频繁调整寿险保费的预定利率（如下表），不断上调保险费率，这有违费率应相对稳定的原则，社会公众对此感到无所是从，难以接受，从而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同时，由于我国的寿险产品储蓄性过强，保险宣传不当，公众保险意识尚欠成熟，使许多人买保险时总是将目光紧盯住资金回报率，单纯地将费率与银行利率相对比，因此，费率的不断上调必然会影响到投保人的投保意愿，近一两年储蓄性险种销售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二）对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造成极大的冲击，影响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利率的调整一方面影响着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另一方面每一次利率的调整也形成了高利率保单热销的景况，使我国保险业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境地。

1.利率调整对保险资金收益率的影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受《保险法》规定的限制，只能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和国务院批准的其它方式。1998年10月保险资金允许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1999年10月保险资金获准通过买卖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由于国债市场、债券市场容量有限，进入证券市场方式以及其它资金运用渠道的限制，目前我国保险资金仍然有相当的比例（大约为30%～50%）存放于银行。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收益主要由银行存款利息、债券收益和证券投资收益构成。前二者收益直接与银行利息挂钩，后者的收益也间接地与银行利息发生联系，这是因为股市的波动与经济的增长率和利率的变化息息相关。由于银行利率的连续下调，使我国寿险公司的损失达280亿人民币。因此，银行利率的下调，对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的影响极大。保险资金运用收益难以弥补前些年较高预定利率险种所带来的巨额利差损。

2.利率的调整使我国寿险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的境地。由于我国保险业在经营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不注重效率，盲目追求保费收入的问题，使得各保险分支机构将其保费收入最大化作为其利益的唯一硬约束。此外，由于银行利率下调与保险预定利率下调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每一次银行利率的下调都大大地刺激了寿险需求，形成了公众购买保险的热潮，各保险公司以此为契机，大量销售高利率保单拓展业务，带来保险公司业务的高峰，其结果是寿险公司积累大量的利差损失，形成严重的“利差倒挂”，极大地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进而影响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定。

扩张性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但它对我国保险市场也有着促进的一面，主要表现在：（1）利率不断下调，保单预定利率也随之下调，促使保险公司从以往的以高预定利率保单为主的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而转向产品服务质量方面的竞争，进而促使保险市场竞争更加有序规范。（2）利率的下调迫使保险公司转变经营战略，放弃过去粗放型的经营模式，转向通过调整险种结构、控制经营成本、提高资产质量等来缓解利率下调对保险公司盈利能力的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近几年我国利率政策的调整，对我国保险市场建设，保险业的稳健经营有着直接的制约、促进和破坏作用。如何制定相应的保险政策，消除利率政策变动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我国保险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韦生琼。人身保险[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2]李强，郑立平。利息率波动对寿险市场的影响[J].黑龙江金融，2002，（2）。

第11篇

关键词：新经济；货币政策；经济增长

Abstract:Thehumanintothenewcentury,theeconomicdevelopmentofthewaytherehavebeenfundamentalchanges.Industrialapplicationofthenetworknotonlychangedpeople’swayoflife,butalsochangedthestructureoftheelementsofeconomicgrowth.AndCairns,includingSamuelson,andothertraditionalmainstreameconomics,itseems,tomeasurethefourmacroeconomicindicators-economicgrowth,pricestabilityandfullemployment,balanceofpaymentscannotbeachievedatthesametime.However,intoday’sfashionableneweconomycannotbecomepossible.Inthemoderncentralbanktohavefourobjectivesincludedinthebasicobjectivesofmonetarypolicy.Thisalsomakesthefunctionsofthecentralbanktransportandtheneedtodotochangethewayinordertomeettheneedsofmoderneconomy"."

Keywords:theneweconomy;monetarypolicy;economicgrowth

前言

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

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新经济下金融产业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各大证券交易所的合并，纽约、日本和香

第12篇

经济学中所谓的“财富效应”最初是指庇古(ACpigou)提出的实际货币余额效应，即“庇古效应”。它是指价格总水平变化引起人们手持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变化，进而引起消费水平和总需求量的变化。后来，弗里德曼(MFriedman)、莫迪利安尼(FModigiliani)等人在他们的现代消费函数理论中，提出了消费的“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引入财富变量，考察了它对消费的影响。RobertlElHall(1978)和MarjorierFlavin(1981)把理性预期理论、持久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假说综合起来，同样突出财富对消费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如下的现代消费函数的形式：

C=αWr+βYd+γ(1-β)Yd-1(1)

其中，0＜α、β＜1，Yd和Yd-1分别是当年和上年的可支配收入。上式表明，决定消费支出的不仅仅是现期和前期的可支配收入，还包括消费者积累的财富。消费者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房地产资产。当房地产价格上升时，财富增加，资产组合价值就会增大，这样消费也就随之增加，这就是房地产的“财富效应”。房地产“财富效应”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可以分为两个过程。(见图1)

一是货币政策影响房地产价格的过程。当货币供应量(M)增加，利率降低时，一方面，储蓄变得没有吸引力，社会公众就会将持有的储蓄资产转移，银行信贷放宽，企业与社会公众货币持有增加，富余货币的出路之一就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另一方面，利率降低了，又会鼓励通过按揭方式投资房地产的购房者，结果对房地产的需求增加，从而提高房地产的价格(Ph)。反之，则抑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二是房地产价格影响消费与产出的过程，即通过房地产的“财富效应”影响消费和产出。房地产“财富效应”存在与否，以及大小如何是房地产“财富效应”传导货币政策机制能否实现的重要依据。这一作用机制存在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方面是产生“正的财富效应”。对于拥有房地产的消费者来说，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净财富的增加，因此可以增加当期消费。如果房价上涨后可以通过再融资方式或出售房地产的形式来兑现资本收益的话，那么这种收益必定对家庭消费会有促进作用。如果房地产价格上涨，但并没有进行再融资或出售房产的话，这种没有兑现的财富仍可能促进消费，原因是它提高了财富的贴现价值。因此消费者在预期他们比以前“更富有”时就会增加当期消费。另一方面也带来“负的财富效应”。例如，对于租房者来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对他们的个人消费就有负的效应，而那些计划购买住房的家庭的消费会因为房地产价格上涨而减少，因为在面临上涨了的房地产价格时，这些家庭要么只能购买一套更小的住房，要么就必须依靠减少当期消费来应付。

综上所述，房地产“财富效应”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是：

二、房地产“财富效应”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1.降低了仅以物价稳定作为最终目标的完善性。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日益发展，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存在使得房价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构成较大影响，狭义价格指数的稳定并不能保证经济的稳定。房地产价格上升，“财富效应”改善了企业、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增加即期消费，促进了经济繁荣，可能造成一般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膨胀。反之，房地产价格下跌，“财富负效应”会引起企业、居民的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将会动摇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抑制了投资和消费，引发了经济衰退，可能陷入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由此可见，房价波动产生的“财富效应”及“财富负效应”会进而引发经济的波动，而仅以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不够的，并不能保证经济的稳定。

k或V稳定的情况下，货币当局可通过控制货币供给量来控制名义收入P—Y。即货币供给量能够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前提是货币流通速度稳定。

而伴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由于房地产的“财富效应”，长期内货币流通速度是变化的。因为房地产价格波动会导致消费者对资产组合重新选择，这必然会导致货币需求量的变化，即k值或V必然要波动。这就使得货币供给量M2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它必须随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做出调整。即存在如下关系：Hp波动资产选择变化Md变化k或V不稳定Ms不确定货币政策效应的不确定性。

3.增加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监控的难度。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房地产“财富效应”的日益扩大，房地产成为传导货币政策的一条重要渠道。传导主体的增加，使得传导链更加复杂，传导效果的不确定性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中央银行实施宏观调控的难度。首先，房地产市场加入传导体系使得信用创造功能可以在更大范围实现，中央银行控制货币的难度加大。其次，互动性增强使房地产市场吸纳货币的能力增强，传导更具弹性，房地产金融市场上的资金价格变化更直接地影响到商业银行存款的增长。

三、实证检验

根据前面的分析，房地产“财富效应”影响货币政策的机制是通过房地产价格变化进而影响消费等实体经济过程来实现的，财富效应的大小对房地产财富效应对货币政策传导作用的发挥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房地产“财富效应”作一具体检验。本文借助现代消费函数(1)，来检验我国的房地产“财富效应”。考虑到前期的可支配收入已经分解为本季度的消费和投资(或储蓄)，而投资(或储蓄)部分已经形成居民的个人资产(实物资产或金融资产)，因此消费者在考虑当期消费支出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应该是当期可支配收入和上期的居民资产，现代消费函数(1)再次简化如下：

以全国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来代表房地产财富变动状况，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代表消费支出水平，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收入水平。考虑到我国房地产价格在2000年到2005年的高速成长，本文采用2000年第一季度到2005年第三季度的数据来作为样本。数据均来自此期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本文对易受季节因素影响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作季节处理。由于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为避免虚假回归，我们首先进行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见表1)。表1中的DF和ADF检验结果与DW临界值表明，各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I(1)。所以，可以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对Ct和其他变量进行协整回归。

第一步：OLS回归得到稳定的回归结果如下：

从协整回归结果(5)可以看出，消费支出、房地产市场和可支配收入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动态均衡机制。从系数上看，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可支配收入每变动1％，消费支出将变动0442％。随着我国住房货币化改革的全面推进，以及近几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价格的整体上升，我国房地产市场也初步显示了其财富效应。不过，我国房地产的“财富效应”还比较微弱，从回归结果看，全国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每变动1％，消费支出才变动0036％。

造成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比较微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自住与投资的角度看，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对自住者的消费影响是有限的，而对投资者的消费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当前，由于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还十分滞后，居民投资于房地产市场还缺乏有效的渠道，致使我国居民资产投资于房地产市场的还十分有限，房地产资产在家庭总财富中所占的比重还很低，相对于居民金融资产来说还很小，广大居民所持有的住房是以自住为主，这样，价格的上升，虽然家庭总财富是增加了，但是可用于当前消费的收入并没有增加，消费当然也就没能随之增加。其次，由于我国正处于住房消费迅速发展的时代，即广大居民从原来无房到逐渐有房的时代，而这一轮的房价上涨速度过快，价格过高，已经超出了大部份人的购买力，结果，对于那些想买房的人来说，为了能买到房子，他们就得减少当期消费来应付更高的首付和按揭贷款；对于租房者来说，这一轮的房价上涨使房租也同步上涨，抑制了其他消费的增长，也不利于整个社会消费的增长。

四、“财富效应”微弱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从房地产财富效应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看，货币政策的房地产传导渠道要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中央银行操作货币政策工具能有效地影响房地产价格并控制房地产价格走势，二是房地产价格浮动要能有效地影响消费和投资。从实证检验结果看，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十分微弱，也就是说，即使房地产价格大幅度地变化，其对消费的影响也十分有限，进而对产出的影响也十分有限，想通过货币政策影响房地产价格进而作用于消费和产出必然会事倍功半。因此，单从房地产财富效应微弱的角度看，我国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货币政策都不应该考虑房地产价格因素。

参考文献：

［1］Skinner，Jonathan.“HousingWealthandAggregateSaving［J］.RegionalScienceandUrbanEconomics，19，1999.

PP.305-324

［2］Engelhardt，GaryV.“HousePriceandHomeOwnerSavingBehavior”［J］.RegionalScienceandUrbanEconomics，26，1996.PP313-336

［3］KarlECase，JohnMQuigley，RobertJShiller.”ComparingWealthEffects：TheStockMarketversustheHousingMarket”［J］.UniversityofCalifonia，Berkeley.2003，September，PP1-15

［4］刘建江，杨玉娟，袁冬梅.从消费函数理论看房地产财富效应的作用机制［J］.消费经济，2005，(2)P93-96

第13篇

经过比较，我们发现，货币政策在国内欠发达地区和较为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效应差别较为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各具特色的经济体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区域在经济波动周期上存在差异，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也相应有一定的反差。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投资规模偏大、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及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信贷增长偏快、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情况。为此，中央银行相继出台了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措施对经济金融运行适时适度进行调控。中央银行收缩性的货币政策取向对防止沿海等发达地区经济过热有显著的效果，但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显得“刹车”过早、过猛。004年二季度张家界市固定资产投资比一季度回落了5个百分点，表明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对于刚進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张家界市已产生了一定的抑制或打压作用。当前中国产业发展固然有一些产业投资偏旺，但还有不少产业不但不旺，甚至是偏冷的。目前，张家界市房地产市场总体上并不过热，只是存在结构上供求不平衡。但此次以控制土地和信贷为手段的宏观调控对张家界市主要经济支柱之一的房地产市场无疑是釜底抽薪。

.居民收入水平和企业组织规模有差别使区域间居民和企业对货币政策调整的反应不一致。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一般大于45%，比经济发达地区高出0—5个百分点。经济发达地区已进入富裕社会，而欠发达地区才初步进入小康阶段，相当多的人口还只是解决温饱问题。因此，在欠发达地区，城乡居民接受和享受国家货币政策的条件和能力都非常有限，所需资金主要靠自筹资金和民间借贷解决，对利率下降等优惠基本上视而不见，对利率的变化敏感度低。中小企业贷款难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经济发达地区相对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不断加强，相对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组织规模过小，经营状况和信用状况欠佳，资信等级偏低，地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又不完善，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贷款需求的满足程度较低，成为货币政策难以覆盖的盲区。目前，企业流动资金紧张既表明当前宏观调控取得积极成效，同时也反映出在贯彻“有保有压”原则过程中，“保”还不够，流动资金贷款增加偏少，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和县域经济融资问题更加突出；“压”也有不足，中长期贷款增加偏高，固定资产投资依然过快，与我国宏观调控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3.各地金融机构经营状况、金融服务组织体系的完善程度和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对货币政策通过金融机构传导的有效性影响较大。在欠发达地区，商业银行经营规模相对较小，不良贷款率较高。“双降”的压力很大，并使信贷投放能力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难免出现“惜贷”的现象，绝大部分商业银行都实行贷款经营三集中(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将贷款权限上收到省分行以上，地市分行贷款权有限，县级支行基本上无权贷款；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节省成本，减少亏损，纷纷撤并县级或县级以下的分支机构，从前些年的盲目扩张发展到盲目撤并，欠发达地区几乎撤并成风，使原本并不完善的金融体系更加残缺，县域金融服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真空”，农村信用社由于历史包袱重、亏损严重、自我造血功能不足，难以承担起国有商业银行的撤离后为县域经济提供金融支持的主务军作用，金融服务组织体系亟待完善；货币政策通过银行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放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意图难以实现；欠发达地区证券、保险机构规模小，数量小，市场资金交易总量不大，金融市场整体来讲很不发达，货币政策信号通过金融市场传导时部分“断路”或“失真”。相比之下，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的吞吐能力要大得多，经营状况要好得多，机构撤并要少得多，金融服务体系要完善得多，金融资产价格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银行、证券、保险等市场参与主体也能较快地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整作出较为理性的反应，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和效果因而要高得多。

货币政策差异性还表现为，支农再贷款政策实施效果显著，再贴现政策实施效果相对较弱。大量的支农再贷款使央行的基础货币不经任何中间环节，直接投放到广大农村，产生了极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向激活了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市场，扭转了农村信用社被动经营局面。相对而言，再贴现政策传导到基层的效果有限，一方面是由于欠发达地区贴现和再贴现业务发展不充分，票据市场规模偏小而且票据融资占比过低，再贴现利率的调整很难对信贷资金的供求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此外，“窗口指导”对地方性金融机构作用较强，对商业银行作用相对较弱。近年来，农村信用社信贷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进行的。同时，央行通过直接参与农村信用社的试点改革，运用再贷款积极引导农村信用社加强对“三农”的服务，巩固了农信社的市场定位和促进了经营效益的迅速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农村金融的发展。但同时，基层央行由于缺乏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运用权，对商业银行的贷款投向和投量只能是出台一些缺乏强制力的指导意见，缺少实质性的、有效的调控手段，加之金融资源匮乏，金融机构单一，仅有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是一级法人制，只听上级行的，在贯彻实施货币政策中时常处于被动地位，致使货币政策的时滞延长，削弱了货币政策对县域经济的调控作用。

4.经济货币化程度和对资金的吸纳能力不同导致区域之间的资金供应能力和对央行资金的需求规模相差较大。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货币化程度远比经济发达地区要低，通货活期存款率高，根据货币乘数=(+通货活期存款率)／(法定准备金率十超额准备比率+通货活期存款比率)，在基础货币供应一定的条件下(假设各银行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比率相等)由于各地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相等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货币乘数必然要小于经济发达地区。在货币供应量：货币乘数X基础货币的机制下，经济欠发达地区央行再贷款、再贴现规模(基础货币的增长与再贷款、再贴现的规模成正比关系)较小，货币乘数又相对较低，其货币扩张能力必然小于经济发达地区。由此，进一步加大了区域间经济金融的差距。据统计，003年张家界市本外币存款增长率为0.3%，是999年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本外币贷款仅增长5%，比经济发达地区要低0多个百分点。上述分析表明，国家统一货币政策实施在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是国家统一货币政策最主要的受益者，而最需要国家货币政策支持的欠发达地区货币政策的作用相对有限，旨在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的差别浮动利率对贷款变动影响偏弱。这种状况应引起高度重视。

二、基层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原因

.基层人民银行自身的原因。第一，认识上存在误区。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无能为力的思想，有的行认为国家商业银行是一级法人制、城乡信用社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法人单位，人民银行可以引导但无权干预其经营活动，加之基层人行可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匮乏，因此，对于货币政策，金融机构执行不执行、执行的到位不到位，人行处于被动的角色，有种“难作为”的感觉；二是无关紧要的思想。有的行认为只要确保了金融稳定，不出现金融风险，就是很好地履行了职责，至于如何引导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入，支持经济发展，如何协调解决金融机构贷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创造良好的环境，是一项软任务，该做但做好与否并不是特别重要，地方政府不便要求，上级行也不考核，存在着“不作为”思想。思想上的偏差，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无力，本来一些对提高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大量具体的工作也没有去做，更没有集中精力，系统、深刻地研究有效履行货币政策职能、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途径、措施和办法。最终结果就是基层人行没有发挥履行货币政策职能中应有的作用，弱化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第二手段上的缺失。目前，基层央行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央行手中掌握的货币政策少之又少，除支农再贷款、商业银行7天内短期再贷款、再贴现外，再无别的调节工具，而现实是商业银行实行一级法人制，系统内调度资金几乎不借短期再贷款，再贴现票源近乎枯竭，只剩下对农信社的支农再贷款，所以对金融机构投向引导上货币政策而言已经是无计可用，无力可使，助学贷款、再就业贷款，商业银行根本不愿意放，基层央行无法促成。第三，监管协调机制尚未形成。银行业机构监管职能与央行分离，“一行三会”体制在地市一级不全，“三会”中只有银监一家，加上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种类太少，银行业为大，且银行业“官本位”意识仍浓，谁管“帽子”听谁的；形成了事实上的银监机构为大，央行与银监部门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监管协调机制尚未形成，在央行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形不成合力，起不到正向强化作用。

.传导环节欠缺，途径受阻。金融机构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统一的市场准入条件下，在基层央行管辖区内，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种类少得不能再少。金融机构过少，金融体系残缺，导致传导环节欠缺，途径受阻。在传导环节中起重要作用的银行业只有四家，并且都是“国字号”，实行一级法人体制，“官本位”特征仍然很突出，内在激励不足，对市场敏感度低，只听上级行的，基层央行说万句不抵上级行半句。加之信贷权限过度上收，按规模授权，视项目放贷，使欠发达地区银行“英雄无用武之地”，回旋空间太小，而基层央行手中用于传导或强化传导的货币政策工具少之又少，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信号“短路”、“失真”，达不到预期效果。

3.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机制未充分体现差异商业银行授权制度迫使基层金融机构“不能贷”。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一级法人管理体制后，各项管理权限日益集中，出于加强信贷管理和防范信贷的风险，各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权限都向上收缩，信贷资金向上级行集中，欠发达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很少享有实质性的贷款审批权，基层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功能日益萎缩。以张家界市为例，留在县级银行机构的信贷权限有存单质押，少数行的30万元以下的消费贷款及对部分优质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权，其他流动资金贷款和项目贷款均须报上级行逐级审批。二是宽松畅通的资金上存机制诱使金融机构“不愿贷”。作为集中信贷资金的手段，各国有商业银行的省级分行对基层行上存资金都给出了一个高于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使基层行上存资金有利可图。金融机构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经营管理行为的基础，在对风险和收益权衡之后，欠发达地区基层国有商业银行在开展资产业务时，更愿意选择资金系统内上存，以获取较为稳定、风险相对较小甚至没有风险的收益，而不愿意选择尽管收益较高，但风险也较大的贷款业务；三是不对称的信贷激励约束机制促使信贷人员“不想贷”。在严厉追究信贷人员责任的同时，忽视对信贷人员的工作激励，没有建立相应的奖励措施，奖励工作出色的信贷人员，导致信贷人员的约束激励机制不对称。这种不对称的激励约束机制无法调动信贷人员的积极性，出现谁都不愿意负责的情绪，使他们在信贷工作中“不想贷”。

4.社会经济环境不理想以及宏观与微观的博弈。一是社会信用环境欠佳。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建立在良好的社会经济信用制度基础之上的，只有健全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才能为货币政策的有效畅通传导提供“优质的土壤”。然而目前的社会信用状况确实很糟，企业不讲信用，借改制之际悬空、逃废金融债务现象很普遍，造成了金融机构的惧贷心理；二是企业制度的制约。由于缺乏面向市场的研发、营销和管理机制，市场开拓能力缺乏、产品难以适应市场需求，从而导致市场占有率、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的低下，难以满足贷款条件。从中小企业情况看，由于其规模小，资本金不足，缺乏有效的担保和抵押，同样难以满足贷款条件；三是不合理的抵押担保制度增加了企业融资和交易成本。抵押担保贷款是金融机构放贷的主要形式，因此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提供足额的抵押或担保物。四是存在宏观与微观的博弈。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存在宏观和微观的博弈关系。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历来就存在宏观和微观主体的博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对这种博弈关系的通俗描述。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实施效果上，也是如此。转轨经济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政治性讨价还价和所谓的“豁免谈判”对于货币传导机制的影响。转轨过程中，由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对于一项本应普遍适用的政策，往往会出现要求“豁免处理”的大量事例。在金融领域，由于相当多的金融机构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性贷款的历史包袱，因此任何一项约束性政策往往导致出一对一的讨价还价，导致货币政策措施难以发挥有效性。

三、实施市场化宏观调控的若干思考

.对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增加货币政策执行的灵活性，以使货币政策能向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略有倾斜。对大区分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适度下放执行货币政策的权限，构筑区域性货币政策操作平台或传导单元。前一段的调控措施重点在于抑制部分行业的投资。下一步调控在“抑”的同时要考虑强化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张家界市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今年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湖南省委省政府实施湘西地区开发的重大决策，按照国家“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政策，应属于“保”的对象。

.基层央行有效履行货币政策职能。

一是构筑区域性货币政策操作平台和传导单元，对货币政策传导进行客观性、选择性强化。针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性明显的特点，人总行要多采取“统”与“活”相结合的调控政策，对欠发达地区多给予灵活的调控政策，促使其经济加快发展，应该加大宏观调控中的市场性和区域性，发挥央行分支机构的作用，强化传导效果。中心支行要发挥在区域金融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根据货币政策的总体要求，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辖内经济发展实际，制定全市货币信贷指导意见，完善窗口指导形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有效信贷投入。建议出台一些区域性政策，扩大基层央行再贷款、再贴现的规模和管理权限，增加再贷款使用范围，允许再贴现跨区域调剂，适度调控区域货币信贷投放进度，发挥其产业政策导向作用。通过支农再贷款的有效操作提高县级人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是建立全面有效的贯彻货币政策的监测机制。在现有金融统计监测数据基础上，探索建立包括经济、金融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能为分析和实施货币政策提供充足信息支撑，实现宏观与区域信息相结合的经济金融运行监测体系，及时监测反馈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存在的问题。要把对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的分析监测作为职能转换后央行货币信贷工作的一项基础建设抓紧抓好。积极完善工业企业景气监测制度，加强对信贷投向投量、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基础产业的信贷风险监测、企业景气监测，以掌握翔实的资料，为贯彻货币政策提供直接的基础信息支撑。考虑到我国经济目前还处于政府主导阶段，基层央行还应及时将货币政策意图传递给地方党政领导，使地方领导的经济决策与货币政策意图保持一致。

三是围绕货币政策的贯彻执行，建立良好的协调机制。基层人民银行要切实做好与地方政府及其相关经济综合管理部门、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牵头组织召开金融工作汇报会、金融运行分析会、金融联席会、银企座谈会等多种有效形式，构建地方政府与银行、企业全方位的信息交流平台，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及时通报经济金融运行、信贷资金运营、金融风险等情况，提出贯彻落实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发展、调整信贷结构、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见，通过多边交流和共同协商、相互沟通，疏导政、银、企三方联系渠道，提高货币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增强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执行货币政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力求实现银行、企业、区域经济共赢。

3.实施市场化宏观调控，增强金融调控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有效性。市场化调控的效果较为间接，存在一定的时滞，但是对于市场主体往往不形成直接的管制和行政冲击。行政型调控收效快捷，但是可能会对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形成人为的差异化对待。从中期的发展趋势看，市场化的调控手段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其在特定领域的效果可能还会超过行政型调控措施。下一步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是在现有的宏观调控措施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的背景下，重点进行市场化的体制改革，特别是针对导致此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体制性缺陷进行重点改革，从而巩固现有的宏观调控成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奠定基础。金融机构应当避免采取那种只图省事不负责任的简单化的做法，草率地做出对某类客户“贷款与不贷”或者“停止贷款”等“一刀切”或“切一刀”的错误决策，信贷政策应与国家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等宏观政策相配套，在坚决控制对盲目投资和重复行业的任何形式的授信的同时，应对有市场，有效益的产业和企业以及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给予持续必要的信贷支持。要在建立贷款责任制的同时，合理划分贷款权限，按照固定资产贷款权限集中、流动资金贷款权下放的原则，赋予基层行一定的贷款营销权，充分调动基层行贷款发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切实解决部分有效益、有市场、有发展前景的小企业的所急需的流动资金贷款，缓解县域经济融资难的问题。

第14篇

关键词：货币需求；通货膨胀；货币政策

一、中国货币数量的主要特征

(一)货币增长率

近30年我国广义货币量(M2)和狭义货币量(M1)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较大(见下图)。1979年以来，M1增长率最高和最低值之间跨度达31.6％，M2增长率最高和最低值之间相差也有25％。特别是1998年以前，波动十分剧烈，1999年以来波幅缩小。另外，多年来，M1和M2增长速度较快。1978-2007年间M1年均增速19.1％，M2年均增速22.4％，两者年度增长率最高时接近40％。从国际比较看(见表1)，我国货币增长率偏高。

(二)货币流动性

M1与M2的比率是衡量货币流动性强弱的基本指标。从总体上看，我国货币流动性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0.82下降到1995年以来的不到0.4。货币流动性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之前持续下降有多方面原因。首先，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增长的活力得以释放，居民收入快速增加，促使货币需求快速上升。其次，从1990年两大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到1995年，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起步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证券市场很不发达的状态下，居民可投资的金融资产数量很少，因此增加的收入中很大部分只能以定期存款的形式持有，造成M2增长速度快于M1(见下图)。

近年来我国货币流动性(M1/M2)变化情况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见表2)显示，我国是在货币流动性偏高的国家行列中。对此的一种解释是金融服务的不完善导致货币与准货币之间兑换的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居民倾向于持有较多货币。

(三)货币化指标

M2与GDP的比率也被称为经济的货币化率，它在我国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在麦金农提出以M2/GDP这一指标衡量一国尤其是后发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实际货币增长水平时指出，这一比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逐步提高的，但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中，货币化程度不会持续提高，而是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在某个区间内保持相对稳定，他认为这个区间的上限在1～1.2之间。我国的经济货币化率在1998年超过1.2，其后继续上升，到2003年后才基本稳定在1.6左右的水平。这种现象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中货币量变化的特殊性。对此的理论研究较多，比较普遍接受的解释是制度因素。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大量投资品通过政府调拨方式进行，消费品也更多表现为实物补贴，使用货币的交易行为较少。随着体制转轨，市场化使交易和支付的方式发生转变，货币交易的范围越来越大。此外，转轨过程中还存在由计划控制造成的抑制性投机需求逐步释放、由计划体制软约束造成的过度资金需求出现膨胀等情况，这些问题共同促使货币需求超经济增长，形成货币化指标快速上升的状况。

二、中国货币需求的影响因素

(一)财富与收入因素

人们所拥有的财富和一定时期内所获得的收入，是约束货币持有量的上限，同时也是影响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之一。弗里德曼强调包括人力财富和非人力财富在内的总财富与财富构成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但现实中，总财富规模和人力财富与非人力财富的相对比例，在度量方面有相当大的难度。因此，以国民收入作为货币需求函数中体现财富与收入因素的变量成为货币需求研究特别是相关实证研究的普遍做法。

(二)影响持币成本的因素

1、利率。在我国目前的利率体系中，尽管存在市场化的债券市场利率，但由于债券市场的相对规模小，利率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都还不够合理，难以体现持有金融资产的预期收益状况。因此，不宜作为衡量持币机会成本的变量。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是目前在我国广泛影响经济主体决策的变量，但尚未市场化，与金融资产预期收益的联系不紧密，明显不同于西方货币需求理论中使用的利率概念。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实际上是居民持有货币的一种预期收益，但存款利率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细化，如利率期限结构变化、利息税的影响、通胀率上升形成负利率等，都应视为存款利率对货币需求实际作用的调整因素。

2、预期通货膨胀率。由于持有物质财富也是持有货币的一种替代方式，通货膨胀发生时，货币的购买力下降，而实物资产的实际价值保持不变。因此，预期通货膨胀率可视为实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和持有货币的一种机会成本。一些学者认为，只要不发生超级通货膨胀，名义利率的调整就能够反映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因此，在货币需求函数中，仅以名义利率作为机会成本变量就足够了。但这种观点同样是建立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发达，利率完全市场化，因而名义利率对市场反应灵敏、调整速度快。对我国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未完全市场化、不能完全依据市场状况调整的现状来说，预期通货膨胀率还是可能作为实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而对货币需求产生独立的影响。

3、风险资产价格与风险偏好。弗里德曼(1988)关于股票市场价格对货币需求影响机制的经典研究指出了四种不同途径和机制：一是替代效应。股票市场价格上涨表明持有股票的收益增加，从而吸引人们将持有的货币转换为股票，降低货币需求，这种效应主要影响包括储蓄存款在内的广义货币需求。二是财富效应。股票价格上涨意味着名义财富增加，这将导致消费需求上升，货币的交易需求随之上升。三是资产组合效应。股票价格上涨使资产组合中风险资产的比例增大，在风险偏好不变的情况下，人们将调整资产组合以恢复原有的风险水平，调整方式就是增加短期债券、货币等无风险资产的持有，因此引起货币需求上升。四是交易效应。股票价格上涨往往伴随着股票市场交易量的增加，这将产生相应的货币需求来满足或完成这些交易。从四种效应形成的股票市场价格与货币需求关系看，替代效应使货币需求与股票价格反向变动，其余三种效应则使货币需求与股票价格同向变动。综合四种效应的总影响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风险偏好的变化也会影响货币需求。当人们的风险偏好上升，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增加，货币需求减少。但风险偏好这一指标在计量方面有较大的难度。

关于我国货币需求中代表风险资产价格的变量选择，要考虑不同风险资产市场的发展状况与代表性。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债券市场利率对风险资产收益具有良好的代表性不同，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也落后于股票市场。公众在债券二级市场的参与程度低，债券市场更多地担当了货币政策操作(央行的回购和现券交易)平台，而没有成为经济主体进行货币与风险资产转换的主要场所。随着近年来股票市场的发展，股票已日益成为经济主体持币的重要替代资产之一，股票指数的变化体现了持有货币的一种机会成本。

(三)制度因素

对“迷失货币”现象的研究，导出了我国货币需求受制度因素影响显著的观点。一系列制度因素来源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及乡镇企业在内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与取消、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战略，等等。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带来了经济的快速货币化。易纲(1996)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至少通过以下五个渠道导致货币化，进而形成“迷失货币”：通过增加居民和企业的交易需求；通过在农村引入生产责任制，使成千上万的农民进入了市场；通过改革中出现的大量乡镇企业；通过迅速发展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通过迅速增长的自由市场。对制度因素影响中国货币需求的研究很多，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与多个变量相联系，引入多个变量的做法可能更精确，但在实证分析中，从保障自由度的角度考虑，适当简化也是可以接受的。本文认为，经济货币化指标可作为制度变量的代表。

三、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方法选择

1、变量选择。将狭义货币需求和广义货币需求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建立模型。根据前文的分析，选择国内生产总值(GDP)、一年期存款利率、商品零售物价指数(RPI)、货币化率(M2/GDP)和上证A股指数五个解释变量。其中，GDP为财富/收入变量，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表示通货膨胀率，与一年期存款利率和上证A股指数共同构成持有货币的成本因素，M2/GDP为制度变量。需要说明的是，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中，出于保障自由度、指标可获得性与连续性等方面的考虑，我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化，包括：第一，以一年期存款利率作为利率代表性变量。总体看，存款期限越短、利率水平越低的期限结构状况在我国基本没有变化，但不同期限存款利率的具体比例在这里被简化掉了。第二，以上证A股指数作为风险资产价格代表性变量。这主要是出于数据可获得性的考虑，但需明确纳入函数的上证A股指数，实际上涵盖了其他一些公众可投资的金融资产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第三，以MJGDP为制度因素代表性变量。这里参考了易行健(2007)通过计量分析得到的M2/GDP指标很大程度上涵盖了制度因素对货币需求影响的结论。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我们选择1992～2006年度数据进行分析。有两点需要进一步说明：一是持币成本变量，在模型中应使用预期值，但考虑到预期调整的期间相对于年度来说较短，我们认为假定预期值与实际值基本一致是可以接受的。二是存款利率存在年度内一次或多次调整的情况，因此我们使用年初和年末利率值的算术平均数作为当年的利率值。

2、模型设定。模型设定如下：md1=c+β1y+β2r+β3p+β4SI+β5I+u1………………(1)

md2=c+β1y+β2r+β3p+β4SI+β5I+u2

……………………………………………(2)

其中，mβd1、mβd2、y分别表示实际狭义货币需求、实际广义货币需求、实际GDP的自然对数；r为一年期存款利率；p为通胀率(RPI)、sI为上证A股指数、I为制度变量(M2/GDP)。

3、分析方法选择。出于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我们选择了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方法。

(二)主要结论

根据估计结果，两个协整方程表示如下：

md1=1.678+0.836y-0.1r+0.016p-0.175×10-3SI……………………………(1)

md2=-1.158+1.052y+0.001p+0.223×10-4SI+0.655I

…………………………(2)

从协整方程估计结果中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来看，Md2的收入弹性为1.052，与西方的典型结果接近；而Md1的收入弹性较小，为0.836。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住房体制、医疗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实施，居民的预防性货币需求上升，交易需求上升缓慢；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投机性货币需求也有所增大，而居民倾向于以储蓄存款的形式保有预防和投机性货币需求。因此，收入的增加使Md2几乎等速增加，Md1对应的增速却相对缓慢。在两个协整方程的估计结果中，通货膨胀指标都是显著的，这表明通货膨胀指标显著影响我国货币需求，且对狭义货币需求影响的程度更大。

上证A股指数是风险资产价格的代表性指标，这一变量在协整方程估计结果中显著，表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包括股票在内的风险资产已成为经济主体持有财产的重要形式，因此，显著影响货币需求的变化。需要注意的是，上证A股指数在两个协整方程中的符号相反。对此，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狭义货币Md1包括现金和活期存款主要是用于满易需求和短期内的预防需求，而广义货币Md2除包括狭义货币外，还包含准货币这个重要组成部分。准货币包括储蓄存款、定期存款以及证券交易保证金等内容，这些部分主要是用于满足投机需求，且证券交易保证金直接与股票价格对货币需求的交易效应相关联。实证分析结果表明，Md1与风险资产价格反向变动，也就是说，弗里德曼分析的股票价格对货币需求的四种效益中，替代效益的力量较强，对风险资产的需求使经济主体压缩了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Md2与风险资产价格同向变动，则意味着财富效应、资产组合效应和交易效应较大程度上体现在广义货币的需求上。

从2006年我国M1增速快速上升、当年末超过M2增速的情况看，有研究者指出这种变化与股票市场价格快速上升有很大关系。我们的实证研究结论与经济实际运行中的这种表现相反，其原因主要在于实证模型的简化处理。在模型设置中，我们从长期可计量且数据连续性好等方面考虑，选择了上证A股指数作为风险资产价格因素的代表性变量，对难以计量的风险偏好则没有纳入模型。因此，风险偏好因素还包括近几年房地产价格的快速变化等因素，都计入了随机项u，成为扰动因素。2006年长期均衡Md1明显低于实际M1，也印证了某些未纳入模型的因素及短期因素造成了实际值对均衡值显著的向上偏离。M2实际量与长期均衡需求量的吻合程度要好于狭义货币。2006年，M2出现了相对较大的向下偏离均衡需求量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偏紧的货币政策在控制广义货币供应增长方面起到一些作用。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Md1、Md2的调整系数分别为-0.716、-0.773，这意味着，如果在t-1期Md1、Md2偏离均衡水平1％，在t期将分别向均衡水平调整0.716％、0.773％。可以说，货币需求在短期向长期均衡水平调整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四、政策建议

(一)关注货币需求变化长期趋势，提高货币政策预见性

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为尽可能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提高货币政策的预见性十分重要。对货币需求变化长期趋势的研究，有利于及早观察到货币数量的短期异动，判断异动可能对未来货币形势产生的影响，进而有预见性地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短期冲击产生的不利影响。

(二)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由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尚未市场化，使利率难以成为货币调控的有效工具。在实证分析中，广义货币需求模型中的利率变量不显著，而通货膨胀率、资产价格等因素却对广义货币需求有显著影响，这与中央银行直接调节下的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缺乏弹性和与市场供求联系不紧密有很大关系。为增进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求的有效性，应加快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使利率真正发挥货币供求的价格调节指标的作用。

(三)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要关注资产价格的影响

实证分析结果印证了我们对风险资产价格影响货币需求的判断，且风险资产价格对狭义货币需求和广义货币需求的影响并不相同。目前，货币供应量仍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近年来频繁使用的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也都是指向货币供应量的数量型工具。但由于货币数量的变化受到经济增长、物价等因素的影响，对货币供应量的考察应结合实际，考虑包括资产价格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进而更好地对货币形势作出判断，采取合理的调控政策手段。

第15篇

1.两者调节的领域存在差异性货币政策的调节领域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而相比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调节领域更为宽泛，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社会发展的非经济领域。具体地说，货币政策是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来影响国民经济，货币供应量的改变主要发生于流通环节，对流通环节的调控主要集中于市场经济领域，在这一系列的连锁反馈过程中，货币政策要发挥其功能需要商业银行的配合和传导，因此受金融系统边界的制约，由此可见这种政策的调节领域比较有限。财政政策主要发生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环节，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动涉及社会稳定各个方面的实现，特别是在缩小收入差距，推动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等领域，具有货币政策无法比拟的优势。

2.两者调节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性财政政策更关注经济公平，货币政策更体现经济效率。这是因为，尽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的都是货币资金，但其资金的性质明显不同。货币政策调控的资金为借贷资金，具有明显的偿还性，其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会使经济的运行更富有效率;相比之下，财政政策的货币资金较具有无偿性。通过资金的无偿占有和使用，调节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实现社会的公平。

3.两者调节的时滞存在差异性从政策制定角度来看，财政政策的制定时滞较长，而货币政策的制定时滞较短。政府制定和修订财政政策要经过立法机关审议和批准，有一整套极其严格的程序，不允许随意变动年初的财政预算，因此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货币政策的制定和修订由中央银行决定，中央银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政策的变动时滞较短。从政策执行角度来看，货币政策时滞较长，财政政策时滞较短。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有传导渠道承载，无论通过利率渠道传导还是通过信贷渠道传导，都需要较长的传导链条，因而货币政策部分乃至全部效力的发挥要有较长的时间分布间隔。财政政策一般通过政府直接安排收支，且政策实施具有某种强制性，其达到的效果也较易在短时间内显现。

4.两者调节的方式存在差异性尽管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点，但财政政策能够由政府直接调节和控制来实现，因而更具有直接性，特别是在调节经济结构领域，通过财政支出的增减变动和税率的大小变化，可以直接作用于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与规模。相比较而言，货币政策的间接性较强。政策的实施不仅需要畅通的传导路径为依托，还需要商业银行的紧密配合，且政策效应的发挥还受到企业管理经营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居民的消费意愿等因素的制约。综上所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具有一致性也存在差异性，表明二者之间密切相关，在宏观调控中不可替代和相互补充。因此在实践中，只有根据自身特点将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容易和准确地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

二、财政与货币政策搭配的理论综述

1.封闭经济条件下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JohnRichardHicks和AlvinHansen(1937)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上得出的一个经济分析模型，用于反映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和利率的关系，该模型广泛应用于财政与货币政策研究。IS曲线用来描述产品市场均衡，根据封闭经济国民收入等式:Y=C+I+G可以获得关于收入和利率关系的向右下方倾斜的IS曲线。LM曲线用来描述货币市场均衡，根据等式M/P=L1(r)+L2(y)可以获得关于收入和利率关系的向右上方倾斜的LM曲线。IS与LM曲线的交点意味着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的利率和收入水平。然而这一均衡并不是充分就业时的均衡，因此需要财政与货币政策进行调节，其中财政政策改变IS曲线的位置，货币政策改变LM曲线的位置，通过IS和LM曲线位置的变化，实现充分就业下的均衡状态。伴随着IS－LM模型的诞生，经济学家对它的批评和指责就不绝于耳。例如，模型的创始人J.R.Hicks就公开表达了对该模型的不满:IS曲线表示的是流量均衡关系，而LM曲线表示的是存量均衡关系。若要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一年中同时达到均衡，则在整个过程中货币的供给必须与需求保持相等，这只有在不确定的预期每天都正确的情况下实现，这显然不可能。A.Leijonhufvud的批评指出:IS－LM模型的一个假设是两种市场的均衡相互独立，一条曲线的变动不会引起另一条曲线的变动，这种假设不正确，IS和LM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尽管各种对IS－LM模型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并没有因此撼动该模型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地位。无论是后来的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还是供给学派，其理论都没有取代正统的IS－LM模型，反而被纳入该模型，丰富和拓展了该模型。因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证明IS－LM模型的巨大价值，是政府分析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

2.米德冲突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还要实现外部均衡。当一种经济政策面对两个宏观经济目标时，就会出现内外冲突的问题。詹姆斯•米德最早研究了这个问题，称之为“米德冲突”。他详细分析了两国为维持内外均衡的金融政策之间存在的冲突:设定两个国家A和B，在A国的国内支出上出现了自发紧缩，其结果导致了A、B两国国民收入的紧缩，并且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A国的方向变动。在这种情况下，A国需要采取政策性膨胀来实现内外均衡。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停止国内的萧条以实现内部均衡，另一方面抑制A国进口需求的缩减和A国的贸易差额移向顺差以实现外部均衡，对A国来说，这不会产生政策冲突问题。但如果A国不这样做，B国就会面临严重的政策冲突。为了实现内部均衡，B国的国内支出需要有政策性膨胀来制止经济萧条，但为了外部均衡，B国又要求国内支出有政策性收缩，以便在A国对B国出口需求缩减的同时，限制B国的进口需求。这就存在尖锐的政策冲突，稳定国民收入的政策性膨胀会导致国际收支更加不均衡，可使国际收支达到均衡的政策性紧缩又会加剧国民收入的下降。可见，在米德的分析中，内外均衡的矛盾表现为国内总需求紧缩和国际收支逆差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府只能运用金融政策一种工具，因此必然导致调控中左支右绌的情况。以上米德的论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在开放经济中内外均衡的冲突十分常见和频繁，单一的金融政策无法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两难困境，运用政策搭配才是治本之道。米德的这一思想构筑了政策搭配理论的基石。随后经济学家们在此领域的研究都是以米德冲突理论为依据展开的。

3.丁伯根法则为解决内外均衡的冲突问题，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丁伯根(J.Tinbergen)最早提出将政策目标和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数学模型，论证了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要有相互独立的N种有效的政策工具。这一理论被称为丁伯根法则。这说明，只要政府能够运用两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就可以通过政策工具的配合达到理想的经济目标。当A1/B1=A2/B2时，方程组无解，这意味着两种政策工具对两个宏观经济目标有相同的影响，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政策工具，因而不可能全部实现两个独立的经济目标。丁伯根法则对经济政策理论具有深远意义，它的重要贡献在于研究了政策搭配的数量匹配性，并提供了一个可扩充性较强的数学模型。该法则还进一步强调了众多且广泛的政策搭配是实现经济内外均衡发展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