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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以追求务实的法学教育环境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已经成为一门渐趋弱势化的学科。
运用讲授教学法,系统传递核心知识
由于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是以中国法制发生、发展为基本线索,以大量史料为理论来源,具有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广泛且零散、文字艰深晦涩、专有名词难以理解等特点,因此教师在采用讲授教学法时,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一)优化教学内容,做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
在讲授宋代法律制度时,教师先简要介绍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学生初步了解宋代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不仅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提高、文化教育的兴盛和思想观念的更新,还使得宋代法制文明依然居于世界的前列。随后教师以重点和难点为主线系统讲授核心知识体系,在两宋法制指导思想方面,应重点讲授程朱理学和永嘉功利学派对宋代立法思想的影响;在立法活动上,主要讲授《宋刑统》、编敕、编例和条法事类;在行政法律制度上,应着重于两府三司的中央行政机构、由御史台和谏院组成的中央行政监察机关、宋代科举制度改革和历纸、磨勘等职官考课制度;在刑事法律制度上,应把重点放在《重法地法》等刑事特别法和折杖法、编配法等宋代独具特色的刑罚制度上;在民事法律制度上,教师讲授的重点是,宋代因佃户、雇工、婢女等有了民事主体资格而扩大了民事权利主体范围,婚姻制度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而进一步强化了夫权,宋代物权体系以所有权、典权、永佃权等为主要内容,契约制度以担保制度、契约中介制度和竞标缔约制度为主要特色,继承制度主要是宗祧继承、户绝继承以及女性、遗腹子、私生子、义子、赘婿等的财产继承;宋代经济法律制度可结合王安石变法讲授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和市易法等,此外还有独具特色的禁榷律法;在司法制度方面,重点介绍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刑部和审刑院,宋代临时审判机构案议、制勘院、推勘院,还应结合《洗冤集录》、《折狱龟鉴》和《棠阴比事》等着作讲解宋代证据制度。
(二)从学生熟悉的背景知识人手,激发学生的浓厚兴趣
运用讲授教学法,系统传递核心知识
由于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是以中国法制发生、发展为基本线索,以大量史料为理论来源,具有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广泛且零散、文字艰深晦涩、专有名词难以理解等特点,因此教师在采用讲授教学法时,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一)优化教学内容,做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
一、法学教学采用实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在法学教学中,我们耳熟能详的是案例教学法,实例教学法则较少提及。那么,实例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有无区别?两者之间关系如何?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指采用真实的或者虚构的案例来展示各种实体性或者程序性规则运用的教学方法。①而实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师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通过典型实例的分析和讲解完成教学。②从概念的表述可以看出,两种教学方法中所选取的示例存在范围大小上的区别,即案例教学法中所采用的示例有可能是现实中发生过的真实案件,也可能是教师为了对某个知识点做更具体、形象阐述而虚构的案件;但实例教学法中所选取的示例则为现实中发生的案件。如此看来,实例的范围应该小于案例的范围,即实例包含在案例之中。时至今日,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运用已经相当广泛,几乎所有部门法的教学中都辅之以典型案例来对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做更加具体、详细的阐述,而且实践也证明,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案例教学法时,经常选用的是虚构的案例,真实案例选用的情况相对较少。其实,与虚构的案例相比,真实案例即实例在法学教学中有其采用的必要性:首先,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使学生深刻了解到法律的发展变化。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因此受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较自然科学而言更为显著,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使学生对一些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历史发展变化有着更为直观、深刻的了解。例如,先占原则是传统国际法中国家领土变更方式之一,是指国家有意识地取得无主地的领土。③但随着“无主地”被帝国主义国家掠夺殆尽,十八世纪后半期,以先占原则判断国家是否对某一土地具有时,标准已由原来单纯的发现“无主地”即可,演变为还须同时对该“无主地”实行有效控制,在“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中独任仲裁员胡伯认为,西班牙仅仅是发现帕尔马斯岛,而荷兰却从1677年直至争端发生的1906年一直对帕尔马斯岛行使国家权力,据此,仲裁员裁定帕尔马斯岛是荷兰的领土组成。在国际法国家领土变更方式先占原则的讲解过程中以“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为教学实例不仅可以使学生对先占原则内涵的历史发展变化有一定的了解,同时还能使学生从胡伯仲裁员的裁决意见中领略到著名法学家对法律原则深刻的理解和精辟的阐述,借此提升学生的法律文化水平。其次,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法学不仅是一门社会科学同时也是一门应用科学。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学教育从她问世之初就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即法学教育应当成为培养未来的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者的职业教育,还是应成为一种培养国民素质的通识性教育或培养学者和法学专家而教授法学理论和系统法律知识的研究教育。④尽管关于我国法学教育目标定位至今仍有争议,但笔者认为,在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法学教育职业化已经成为趋势,这一点已经在法学家中获得了一定的共识:孙笑侠教授认为,法学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职业知识体系。①苏力教授也认为,法学是一种社会化的实践,一种职业性的知识。②既然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那么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培养学生从业能力就成为法学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采用实例教学法将真实案例交由学生解决,通过与法官的判决相比较不仅可以让学生检验自己在解决案件时理论知识运用是否正确,也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公正的判决不仅仅是理论知识正确运用的结果,同时还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例如在刑事案件的审理、判决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社会对犯罪嫌疑人的态度等等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可见,实例教学法可以通过让学生身临其境到真实案件中的途径达到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目标。最后,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很多部门法因为理论性较强而难以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法理、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由于缺乏学习兴趣,学生对过于抽象的理论知识不仅接受的被动,而且缺乏理解的死记硬背也使得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是短暂的,更易发生知识点运用的错误。尽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都会配以案例以达到对知识点形象、具体的阐述,但学生往往对为讲解知识点而特意虚构的案例不够信服,而且大量使用虚构的案例进行教学还会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感到教学的知识点在实践中毫无用处,学与不学并无区别。相反,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能选择典型的实例进行知识点的说明,则可以让学生意识到知识点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例如,“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制度,但如果只是单纯的从理论上介绍“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③,学生会觉得晦涩难懂,听课兴趣自然不高,但如果授课教师在这个知识点地讲解中引用发生在1878年法国的“鲍富莱蒙离婚案”,则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在这个实例中,教师通过分析法国王子鲍富莱蒙的妻子为避开法国不允许离婚的强制性规定,为达到离婚目的而人为将其国籍国从法国更改为德国的案情及法院最终的判决,不仅能向学生形象地展示“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也能因案件的真实性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制约实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运用的因素
尽管实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有其必要性,但是在教学实践中实例教学法使用的普遍性却远不如案例教学法(此处的案例教学法指的是运用虚构的案例进行教学),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制约因素:其一,采用实例教学法会在相当程度上增加教师备课的工作量。人们常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得有一桶水。也就是说,针对所要讲授的知识点教师在备课时应做充分准备,所具备的知识量要远远大于学生已经掌握的程度。这一点对于法学学科的教师来说尤为如此。法学教师在备课过程中通常要做三项准备工作:(1)对将要讲授的知识点的理论内容做充分的准备,理解、吃透知识点的理论含义;(2)将讲授的知识点涉及到的法条进行整理、归纳,授课过程中通过法条来佐证理论知识在立法中的运用;(3)选取或构造案例,通过案例对知识点作直观、具体、形象的阐述。看似简单的三项工作,实则要花费法学教师大量的时间,而如果采用实例教学法的话,所需要的备课时间又将大大延长。为了了解、掌握所授部门法中与所讲授知识点相关的最新、最典型的案件,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通过多种渠道查找案情、分析案件中的法律适用。目前,便捷、准确获取实践中典型案件的主要渠道之一是网络资源,通过法制网、中国法院网、中国律师网等官方网站教师可以选取与所讲授知识点相关的案件。可见,采用实例教学法要求教师经常关注媒体及相关部门的最新案件信息,此外,在大量的案件中选取与讲授知识点密切相关的案件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其二,采用实例教学法对授课教师自身的司法实践水平要求较高。在法学教育专业化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下,学术经历、学术成果成为高校录用法学教师的主要标准,而司法实践水平并不在标准之列。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大多数高校的法学教师一般都会有较高的学历,登录各大专业法学院校以及综合大学的法学院网站,在师资力量介绍中基本都会介绍该院校具有博士后、博士学位的教师人数,高学历的教师往往都会占到总人数的较高比例。高学历的法学教师对于提升院校整体科研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客观而言,学历水平较高的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因其自身大量的时间在求学,与其获取的丰富的理论知识相比,司法实践经验就相当欠缺甚至是空白,而采用实例教学法需要教师拥有较为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笔者认为,法律作为社会科学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人文情怀,所以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能仅仅依据法条规定就作出判决,还需要考量当事人作出行为时的社会环境、受其行为影响的其他人的感受与反应等等。如此看来,教师要想对选取的教学实例作出正确、恰当的分析必须要有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而这一点正是目前高校中相当一部分法学教师所欠缺的能力之一。
三、法学教学推进实例教学法的路径针对目前法学教学中制约实例教学法的因素,笔者在结合自身教学实践感受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推进实例教学法的设想。
(一)建立教师实践机制,提高法学教师司法实践能力,丰富其司法实践经验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目前高等院校的法学专业大都设有学生的实践项目,主要的方式是要求学生在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的假期到法院或检察院等相关的司法部门进行见习或实习。笔者认为,除了设置学生的实践项目外,也应建立教师尤其是针对年轻教师的实践机制,要求教师形成经常、主动到司法实践部门学习的意识,借此积累实践经验,提高实践能力。为了避免实践机制流于形式,建议将该项制度纳入到教师学年考核标准之中并制定量化、硬性的考核标准。例如,要求教师一学期到相关实践部门学习三次、形成实践工作心得等等。
(二)建立校外辅导机制,扩大学生了解实践中发生的案件信息的渠道虽然,教师可以通过网络资源、报纸、杂志等多种途径搜集、获取实践中发生的可以用作教学实例的案件,但是,众所周知,为了获取高点击率、突破一定数额的发行数量,网络以及报纸、杂志刊发的通常是一些大案、要案,很多普通案件因为不能过多地吸引公众眼球而无法通过这些途径被报道。针对这一状况,笔者建议法学院校建立校外辅导机制,聘请实务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定期进入校园,通过开设讲座或者设立辅导岗的形式向学生介绍一些发生在其工作过程中的有代表性的案件。这种做法不仅能让学生了解到实践中的普通案件,而且也能接触到有地方特色的案件。例如,福建省在对台案件的审判中建立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地域性的制度,作为身处福建各个高校法学专业的学生不仅应当了解、知晓这些特色的规定,更应该掌握这些规定在实践中运用的情况,而通过实务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深入校园的介绍可以使学生获取这方面相关的案件信息,还可以就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向法官、律师进行咨询。
(三)运用模拟法庭教学模式,让学生身临其境案件的审理,进一步提高学生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目前很多法学院校都有建立模拟法庭教学模式,笔者认为,这种教学模式能将案件进行情景还原,将学生分组、分角色置于案件审理过程,通过情景再现让学生以法官、公诉人、律师的身份针对案件作出不同立场的分析。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法学教学中模拟法庭教学模式的运用,却能让学生通过角色的体会切实感受到庭审现场的氛围,在控辩双方直面的论辩中能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如果只是采取教师讲授,学生听讲的教学模式,学生感觉自己永远都是一个旁观者,对于案件中控辩双方的论辩只是被动的接受,面对教师“你是否同意本案中的审理意见”的提问,大部分同学因为没有自己思考而只能简单的回答“同意”,即使有持反对意见的同学,也无法详细陈述其反对的理由。可见,将实践中发生的案件引入模拟法庭,通过让学生身临其境的处理问题,可进一步提高学生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
(四)建立实训基地,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的衔接,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虽然目前很多法学院校都建立了实训基地或实习基地,但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学生实习的效果并不理想,并没有达到增强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有:
1.现有的实习时间较短。为了不影响教学安排和教学秩序,大部分法学院校只是要求学生在假期时进行实习,假期有限的时间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实习效果。很多时候学生进入实训基地时,案件已经进展到即将结束阶段,即使一个案件刚刚开始立案,但现实中鲜有一两个月就能审结的案件,案件还没有审结而学生实习时间已经届满,这就造成学生在假期实习过程中很难对于一个案件完整的进行全程学习,无果而终的实习自然也就制约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
2.没有进行专业对口的实习分配。笔者曾在暑假指导学生的实习,切身感受到学生实习过程中按专业实习的必要性。由于每个法庭的受案数量不同,实习单位通常只是将学校报送的实习学生简单地按人数进行分配,忽略了实习学生的专业需求。以笔者指导实践遇到的情况为例,经常有学生反映,自己实习的部门与所学的方向不一致,有学生就说“我的专业方向是企业法务,我更想到民庭去实习,可实习单位却把我分到了刑庭”。由于实习部门与所学专业不对口,自然也就难以发挥学以致用的效果。针对上述两点目前实训基地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建立实训基地应重视学生到实践部门实习的长期性,不应简单以实习时间来作为实习任务是否完成的衡量标准,主要的判断依据应是实习内容是否完成;另外,在实习过程中实习单位应在不影响其正常工作的前提下,考虑学生的专业方向,最好能按专业方向分配实习部门,充分发挥理论与实践的衔接的作用。四、运用实例教学法的注意事项制度实施的效果除了取决于制度的本身设计外,还受影响于制度实施的方法。对于实例教学法而言,也是如此。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实例教学法的预期作用,笔者认为,在运用实例教学法时应注意以下事项:首先,应注意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目前法学专业的学生在入学之初已经不设分具体专业,统一为法学专业,当进入大学三年级时按照学生的选择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再进行专业方向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三年级的法学学生由于专业方向的不同,课程设置的具体要求也就有所不同。针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教师在实例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方向的学生选取的实例应该有所区别。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法学专业学生在大学三年级时分设了企业法务、律师、涉外法务、行政法务四个具体的方向,由于专业不同,授课的内容自然应有所区别。例如,国际经济法课程是企业法务方向的选修课程,但国际经济法中的各个部门法却都是涉外法务方向学生的专业课,在授课过程中笔者针对同一个知识点在不同专业的学生中做出了难易程度不同的要求,选取的教学实例也因此有所不同。判断“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以下简称ICSID)对于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是国际投资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但对于企业法务方向的学生,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选取的教学实例是“南太平洋(中东)房地产有限公司诉埃及案”,这一教学实例无论是案情还是案件争执的焦点都比较简单,解决问题只需要依据ICSID管辖权确立的标准直观进行判断即可,并无其他相关知识点的运用。对于涉外法务方向的学生,教学过程中笔者选取的实例是“阿姆科(亚洲)公司诉印度尼西亚案”,这一教学实例虽然案情并不复杂,但是案件争执的焦点涉及到的问题的解决因ICSID没有明确规定而变得错综复杂。实践中,ICSID仲裁庭在运用法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对相关公约的规定进行了理解、分析,最后形成仲裁意见。术业有专攻,专业方向的不同要求学生对同一个知识点掌握的程度是有所区别的。企业法务方向的学生我们只要求他对于国际经济法有初步的了解,而涉外法务方向的学生则要求具备扎实、丰厚的国际经济法理论知识。因材施教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其次,应注意经典和现实的结合。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中均有一些经典实例,这些实例在教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前文所介绍到的“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鲍富莱蒙离婚案”、“阿姆科(亚洲)公司诉印度尼西亚案”,教学过程中选取这些实例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以使学生从仲裁员、法官字字珠玑的裁决、判决中感受法律的魅力。但是,如果教学过程选取的实例仅仅为这些年代久远的经典实例的话,难免会有过时之嫌同时也会让学生产生国际法各个学科距离现实太远,是高、大、上学科的错觉,因此,选取教学实例在保留经典的同时也要注意与时俱进。例如在国际税法国际避税这一知识点的讲授中,笔者选取的实例是“美国总统布什避税案”,由于当事人是学生所知晓的公众人物,笔者在刚引出实例时就引起了学生了解案情的兴趣,通过案件的介绍、分析,不仅让学生对于国际避税方式有了直观的了解,也让学生感觉到国际法的各个学科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领域,相反,现实生活中也有国际法各个学科知识点的运用之处。
1999年至2003年,中国还位居第六。2004年至2008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位。英国仍排第三,日本滑到第四,德国第五,法国第六。报告说:“中国位次快速上升尤其引人关注……1999年以来,中国每年研发经费增长率为20%,今年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还培养出数量巨大的理工科大学生。
英国广播公司3月28日报道,原题:两年内中国将在科学领域超过美国 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这个国家正准备做一次“全球性卷土重来”。
研究报告描述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传统主导国家所面临的挑战。1996年,美国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是中国的十多倍。到2008年,美国的科研论文总量只略微增加,达316317篇,中国则增长7倍多,达184080篇。
以前的评估认为,科研论文的增长率表明中国要到2020年后才可能超越美国,但这份报告表明最快两年内就可能实现———比预期早得多。
关键词:新自然法学法哲学本位观民法方法论社会适应性
一、自然法思想的渊源及涵义
自然法思想发端于古代社会,有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自然法学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存法律为实在法,而超越于实在法之上的还有自然。自然法代表了大自然的和谐和完美,实在法由于人类的认识局限和私利屏蔽则是有缺陷的,必须服从自然法。
它提供了人类对既存现有制度进行自我反省的一块试金石,是判断保守与革命的正当理由。也是组织人们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观念模式,是人们观察,分析和评价法律的参照系。
所谓“自然法”,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而就其作为普遍承认的正当原则而言,它通常是‘实在法’即经国家正式颁布并强制执行的法规的对称。”也就是说,自然法并非实在的,具体的法律,它毋宁说是一种正义和权利的体系,一种形而上的法哲学观念。
二、新自然法学对古典自然法学的改造
(一)不再寻求先验和永恒的绝对基础。
古典自然法学自信理性能为自然法寻求某种永恒不变的先验价值基础,从某些绝对原则出发可以演绎出所有的法律制度。新的自然法学不再相信绝对的先验价值基础,认为正义、平等、自由、效率等等都可以成为自然法的基础,自然法的内容可变。
(二)不再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
自然古典法学是启蒙思想家反对黑暗的专制制度和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的武器,具有重估和颠覆一切现有法律制度的愿望和能力。新自然法学不具有这样的愿望和能力,只是探求现已比较成熟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的价值基础,以及改良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的原则。
(三)具有融合和综合的倾向。
新自然法学与社会法学、实证主义法学之间,不再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而出现了向另一方靠近、愿意接受另一方提出的某些学说的修正形式的现象。
三、新自然法学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法哲学基础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进行民法典的编纂工作。我认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应以自然法的思想为其法哲学基础。自然法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法律制度代表了这样一套规则体系,它旨在使人们不受命运的盲目摆布,能安全地走在从事意义的创造性活动的道路上。
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应以自然法的思想为其法哲学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笔者要否认功利,利益等思想在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中的作用。应该承认,功利,利益是法律的基点和目的的一部分。因为人的天性就是趋利避害,利益永远都是人们行为的动因。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法律,自然应该以实在的利益为基点。但是,随着人们交往日益频繁,利害关系日趋复杂,冲突增多并更见激烈,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保护,人们迫切呼唤产生更为公平,合理的法律规范来实现人们的利益。而产生这样的法律规范,仅靠功利的计算是不够的,它必须有个标准,这就是自然法。在制定民法典时,立法者应如新自然法学法学家罗尔斯所言,是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他们应假设自己有一天也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制定出的民法应有利于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因此,整个民法典的具体的规则设计都应体现公平,正义的自然法理念。
四、新自然法学思想可为中国民法典本位的确立提供参考
考察民法制度发展史,民法有着义务本位、权利本位和社会本位三个时期和本位类型。自然法学家正是在不同的经济文化伦理人性环境中苦苦探寻法价值的真理。这就启示我们在制定民法典的法实践中必须考量立法环境中的各类影响因素,作出适合当前和发展要求的本位期盼。我认为以自然法为民法“量身定做”的权利神圣、身份平等和私法自治的理念来看,我国民法典应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
五、新自然法学思想可成为民法方法论之一
有学者指出:一个完整的民法方必须包括自然法学,社会法学和分析法学三个方面。但我认为,法律还应有一重性质,即法律作为一种价值的存在。而这正是自然法学的研究对象。
新自然法法学家拉德勃鲁赫指出:人们对价值有四种态度:1.价值盲,即不问价值,这是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科学的态度;2.评价,这是价值哲学及其分支等的态度;3与价值有关的,这是文化科学(包括人文学,史学,社会科学等)的态度;4.克服价值,这是宗教的态度。
自然法的本义在于强调实在法之上的监督者,强调法律的价值即法律应当是什么的命题,它在于追求法律永远不可能达到而又必须追求的完善,在于强调对现实的批判。对民法的研究,除了采取社会法学和分析法学的方法外,必须采取自然法学的方法,以确定合理的人性观点,规制人的行为,体现对人的关怀。
六、自然法思想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源泉
虽然,民法典是人类理性的体现,但是人类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民法典不可能包罗万有,预见一切可以预见的东西。首先,“立法者不是可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为人们设定行为方案的超人,尽管他竭尽全力,仍会在法律中留下星罗棋布的缺漏和盲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法律都是千疮百孔的。”借用一句名言来说,就是:法律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为了填补法律漏洞和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应该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使法官在手握民法典这一“实在法”的同时,还能高举“自然法”的大旗,以“公平,正义”的理念达致个案的公平。
自然法不仅是法官应有自由裁量权的理由,而且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方法之一。当然,这时的自然法应是施塔姆勒所主张的“内容可变的自然法,日新月异的自然法”,而不是古典意义的永恒不变,到处相同的自然法。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根据自然法的基本精神,裁判时兼顾法律,天理,人情,根据衡平的基本原则去裁判案件,裁判案件时,法官必须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公平正义为唯一准则,以理性的方法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地分配正义,法官应以人工理性与自然理性完善结合的方式不因情枉法,不因权屈法,不因言废法。
七、新自然法学思想的运用可增强我国民法典的社会适应性
自然法思想的精神实质具有终极目标的指向,往往比较抽象且留出了巨大的弹性空间。虽然不能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总能在不同的文化环境和价值体系中生存、发展并不断地去指导各个社会的法的实践活动。因此,我国民法典的创制应当把自然法思想作为重要参照,大胆地趋利避害,用深邃的目光和精致的理念去实现自然法精髓的民法发散。通过自然法思想的贯穿,民法典必定也可以在更为公平合理地实现市民要求作出制度性设计。通过自然法理念的民法化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推进提供重要的武器。民法典也正可以在这样的社会适应中实现自己的目标,把民法的精神深深积淀在民众的意识和行为中。在这样的法文化环境中,民法典恰恰可以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强世功:《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一、国际私法是实用性极强的法学
全球化进程提高了国际私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国际交流的空前繁荣使国际私法的实用性得以彰显。国际私法是国家之间民商事活动得以进行的法律依据,也是一个国家处理该国与他国之间民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随着国际交往的加深与扩大,国际民商事纠纷也随之增多,适用外国法的案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就提升了国际私法的地位,也使其实用性不再神秘而遥远,而是与我们息息相关。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是进一步探索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自贸区一线放开,在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发生的纠纷的概率也会增加。
二、师范类高校国际私法被冷门的原因分析
(一)学校的培养方针没有重视国际私法
自1998 年高考扩招以来,高校扩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以至于最近几年导致生源紧张,学生就业压力空前增大。这迫使高校修正培养方针。除全国排名前几位的重点名牌大学就业问题不是让领导特别头疼,其他高校都把学生就业问题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据此,调整培养方针,削减对就业不能产生直接效应的课程成为常见之举。国际私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了高等教育的牺牲品。据许多高校国际私法的任课老师反映,国际私法在教学过程中,课时在不断减少。而国际私法的内容是丰富而庞大的,没有足够的课时,是难以让学生掌握其内容的。
(二)师资力量的缺乏
法学在师范类高校中是最近几年才慢慢独立出来的一个学科,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国际私法本身的深奥使得师资力量不够,师资水平不高,而能够用中文将深奥的理论阐述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能用双语教学的更是凤毛麟角。
(三)学生学习的功利性与对国际私法的误解
师范类的学生本科毕业,一般会应聘去小学或中学,而小学和中学是没有法学课程的,所以导致法学院的学生为了将来的工作而对在大学四年期间的学习有明显的功利性,实用的课程认真学,不实用的课程应付考试为最高要求。在学生眼里,实用的课程基本上不包括国际私法,认为国际私法是与外国人打交道,自己不会与外国人打交道,不需要学国际私法。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国际私法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比如,在旅游时,不小心与外国人发生了纠纷,就需要国际私法来调解。所以,国际私法,是一门十分有用的学科,它时时刻刻存在于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解决纠纷。
三、师范类高校国际私法教学改革之我见
(一)利用好先入为主的思维模式,拨开学生的兴趣之门
第一印象的重要性,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人尽皆知,在国际私法的教学中也同样得以体现。尤其是在师范类高校,由于法学属于冷门,第一天课如何抓住学生的兴趣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结合国际形势分析国际私法对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国际法律人才的缺乏和国际律师的缺乏在我国的严峻性。通过案例的列举和韩德培教授生平事迹的播放或讲述,让学生感受国际私法的魅力。
(二)编写一本贴近生活的教材
关于国际私法的教材,我国目前已经有一百多种,但是这些教材大同小异,普遍存在内容照搬西方国际私法教材,理论深奥难懂,翻译晦涩,案例陈旧,没有中国案例,与我们的生活太远等等问题。所以,在目前的教学中,不主张固定推荐哪本教材给学生,而是让学生自己去选一本适合自己的教材,然后以其为主线,参读其他教材。笔者认为一本好的国际私法教材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实体法从简,突出冲突法的内容。
由于国际私法的教学课时有限,而内容庞大。为了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教材编写应参考其他实体法,尽量从简,但要交代清楚大的问题和体系。冲突法是其他实体法没有的内容,也是国际私法的核心,要在教材中突出其重要性,详细解释每一个知识点。
2.增加中国的案例以及世界上最近几十年发生的典型案例。
在现有的国际私法教材中,案例普遍非常陈旧,而且都是照抄西方历史上的案例。这些案例翻译过来以后,用词非常蹩脚拗口,难以让学生理解,极大地挫伤学生的学习热情,给学生一种一看国际私法就感到头痛的感觉,结果只好拿起又放下,望而却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世界融合,国际私法方面的案例举不胜举。我们可以将三十多年来发生在我国的典型的国际私法案例写进教材,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他们对国际私法实用价值的感触。
3.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可以在每章后面附一个英文参考资料,比如英文案例,让学生课后阅读。这样的安排,可以为不同水平的学生提供一些自由学习的机会。英语水平好的学生自然会对这样的案例感兴趣。
(三)教师要改进教学方法
现在的教学方法存在很多弊端。老师讲学生听,老师不停的讲,学生不停的记笔记,机械地抄PPT 或机械地复制老师的讲话,到考试前背一背笔记,记忆力强的就拿高分,获得奖学金等利益。这样的考试不问学生是否真正理解在课堂上学的知识,也不问学生是否感触到了知识的价值。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只是会背笔记,会做考试卷子,考完了,什么都不记得了。这种教学方式必须要被改变。
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发现教材中的问题,完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要采取有效的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真正喜欢上国际私法这门课。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教学方法:首先,课前要布置问题。老师在即将结束一次课时,要为下节课将要讲授的内容布置问题,供学生回去预习,思考。问题的设置要围绕下节课的教学重点展开。学生回去以后要到图书馆去查阅资料,包括查阅不同的教材,甚至是数据库。待下节课上课时,教师与学生就该问题进行讨论。
其次,老师在授课过程中,要重视案例教学。这里的案例教学分为课堂上的讲授案例、法庭中的案例模拟。另外,组织学生到司法实务部门进行实地锻炼和学习也是案例教学的方式。比如,寒暑假分派学生到法院和律师事务所实习,接触国际私法方面的案例,在法官或律师的指导下,分析案情,解决问题。
本章主要向大家介绍了中国旅游地理学发展论文参考文献多篇写作及规范格式,与文献撰写案例;以《中国旅游地理教学改革目标取向及实现路径研究》例题参考文献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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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论我国地理学研究的现状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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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旅游地理学学科建设与高层次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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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1331)
附3:高职《中国旅游地理》教学中的人文素养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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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实证
文学研究的主要依据是文献,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佛道文献,重点是集部。掌握第一手的文献是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没有文献的积累,研究是无从谈起的。只有在文献掌握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才能采用适当的方法得出恰当的结论,由此可见在文学研究中文献的重要性。考辨是文献搜集之后更重要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或作伪等原因,一手文献资料并不都可靠,其中存在虚假的材料,这时首先就应该将其剔除出去,然后在真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上开始研究,否则难以得到客观合理的结论。比如,《周礼》虽然是儒家经典之一,但其最终成书是在汉代,其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周代的,假如有学者不经考辨完全以此为据来研究周代礼制,就存在很大问题。再如《尚书》有古今之分,但都被作为经典而为学者尊崇,宋代朱熹虽明确对《古文尚书》表示怀疑,但没有定案,直至明清之际,学者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才最终认定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是伪作。在现代学术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二十四诗品》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诗歌史、美学史上的经典文献,尽管相关研究著作非常多,但人们对其作者和产生时代其实是有疑问的。1994年陈尚君、汪涌豪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提交《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认为《二十四诗品》并非司空图所作,此文一出,引起了热烈讨论,因为一旦证实此书是伪书,它的产生时代就会从唐代变成元明时期,那么以往的研究结论有很多将被推翻,相关的研究史也将改写。《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提出后,既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时间,还不时有文章探讨这一问题,就双方所持证据来说,都难以使对方完全信服,所以目前只能是存疑。但是,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即它再次强调了文献的重要性。文献首先要注重真实可靠,但并不是说凡是伪书就毫无价值。陈寅恪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280因此,我们对文献之真伪不能不顾,但也不要执着于真而对假的材料全部弃之不用。辨别伪书是有一套方法的,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提到辨伪八法,梁启超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辨伪十二法: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逸,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是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五、真书原本经过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者全伪或一部分伪;七、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八、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九、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十、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十一、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十二、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前人总结的方法对当今的学术研究很有借鉴意义,除了研究方法的启示,他们严谨治学的精神也时刻提醒着当今的学者。
文献实证的另一个具体表现是年谱编纂,其学理依据则是孟子的知人论世说。通过年谱来显示一个人一生的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并把文学作品按照时间编年,就能了解具体作品的创作背景,为作品的解读建立历史的根据。但在实际操作中,或者由于材料有限人物的事迹不能完全落实,或者由于考订有误造成人物事迹错误,作品编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运用年谱―作品的方法做研究,容易导致穿凿附会。面对如此问题,学者就应该多闻阙疑,不要强作解人。可这样说,并不是不追求史实的准确性,而是为了更符合真实。就实际的研究成果来说,采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著作,如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邓广铭《辛稼轩年谱》、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等。与年谱密切相关的作品编年也是文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很多作品集的整理都有编年的部分,在实际的研究中,更会处处用到。
实证研究的文献主要是传世文献,但随着考古成果的涌现,地下出土文献也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20世纪,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针对敦煌文献的新发现,陈寅恪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66在唐代文史研究领域,出土墓志成了近年文史研究的热点,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大量的出土墓志拓展了可利用的文献范围,学者可借此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第二,出土墓志埋藏于地下,未经后人篡改,其真实性相对较高,可以和传世文献对照,对于历史真实的认识有很大的助益。但若反思这一研究,其实隐含着危险。这是因为如果过分强调出土的新材料,人人以新材料为秘籍,则有可能导致对旧材料的忽视,所做的研究流于新材料的展览而很难有深度。
二、鉴赏批评
文学不同于历史,文学需要灵心赏悟。文学研究者必须具备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和鉴赏力,这和文献实证的研究方法不同,可称之为鉴赏批评。古代中国很少有系统严密的文学理论作品(《文心雕龙》除外),更多的是对文学作品感悟性的短评,如极具中国特色的诗话词话等。钟嵘的《诗品》被誉为百代诗话之祖,其书以三品论人,诗人之间多有源流关系,整体具有系统性,但就其中具体作家的评价来看依然是感悟鉴赏式的,往往通过描述给人一种印象,如流风回雪落花依草等。后世的文论家亦大致如此,王国维《人间词话》虽引入了西方的哲学、美学观念,但其形式还是传统的样式。在现代学者中,将鉴赏批评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得最充分的要数钱钟书的《谈艺录》。《谈艺录》也和传统诗话一样,分为若干篇,篇与篇之间基本相互独立,具体内容是对一些文艺问题的论析,虽然也涉及文献考证,但数量较少,而且明显不是重点。此外,将鉴赏批评这一方法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鉴赏辞典,如《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等,此类书对普通读者而言是很好的诗词读本,但此风盛行也产生了大量低劣作品。除了这种集体成果,一些学者也有诗词赏析之作,如沈祖棻《宋词赏析》因感受细腻、分析到位,受到学者的一致好评,霍松林《唐宋诗文鉴赏举隅》也是高质量的著作。
鉴赏批评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之一,对学者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鉴赏批评不是完全的主观臆断,它不仅需要读者具有深厚的审美积累和审美经验,而且需要读者有灵心善感,能够穿越文字的阻隔与作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此外,读者还应该具备一定的创作经验,能够感知创作的甘苦,知道创作的关键所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评判作品的优劣,即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所言: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古代学者的很多感悟性论断,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非常准确,这与他们既是文论家也是优秀作家有关。可在现代,由于文体、语体的差异,很多学者已经不具备丰富的创作经验,以至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艺术审美研究一直是比较欠缺的,当然这已经受到学者的重视。
文献实证与鉴赏批评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偏废。优秀的学者都能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学术研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闻一多是唐诗研究的大家,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绩,一方面是因为他本身是诗人,对诗歌有很好的感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唐诗文献考订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朱自清说:他在‘故纸堆内讨生活’,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路,就是语史学的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唐诗。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那时工作的重心在历史的考据。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成果主要有《唐诗杂论》《唐诗大系》,其中《唐诗大系》对所选诗人生卒年的考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为研究者所信奉。当然,闻一多的代表作首推《唐诗杂论》,从该书内的文章题目就能看出闻一多是把文献考证和鉴赏批评综合运用的,如《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是偏向考证的,《宫体诗的自赎》《孟浩然》等则偏于文艺研究,但也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础的。明确提出把文献学和文艺学结合起来研究古代文学的是程千帆。1954年,沈祖棻在她与程千帆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后记里提到: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程千帆在《桑榆忆往》中明确说:文艺学在理论上解决问题,文献学在史料上、背景上解决问题,我所追求的是文艺学与文献学的高度结合。这一方法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它意味着应当把版本校勘、文字训诂以及名物考订等一般属于考据学方法的研究,与批评即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对文学家心灵的感知很好地结合起来……把考据与批评结合起来的另一层含义,又意味着应当把对作者生平与思想的探索,对作品写作的时间、地点,作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等史实和材料的考辨,与文学的批评结合起来……同时还包含着把考据之外的其它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尽可能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来的意思,如果这种知识和方法有助于说明和解决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程先生还提到了文学研究的另一方面,即理论分析。鉴赏批评虽然强调审美和感悟,但也离不开理论分析,否则只能停留在感性的层面,难以有更高的提升。所以,在鉴赏批评时既要善于借鉴理论,又不能被理论左右,要从作品研究中总结提炼理论,而不是用理论来套作品。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如何将文献与文艺完美结合没有一定的规定,需要学者灵活应用,其根本目的是解决学术问题。
三、文史互证
中国古代学术文史不分家,进入现代以后,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学科门类逐渐细化,文学和历史被分为两科,学者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历史学者不懂文学,文学研究者不通历史,这给学术研究带来很多不便,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回顾中国学术史,可以看到一流的学者往往文史贯通,有意识地打破学科界限进行综合研究,此一方法可概括为文史互证。
关键词:儿童文学翻译 翻译方法 教学探索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6(a)-0083-01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Li Xin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of Shenyang Medical College,Shenyang Liaoning,China 110034)
Abstract:Chinese children’ 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has a history of 100 years imperceptibly.Because the child has its unique cognitive abil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the translation of children’ s literature is a challenging task for the translator.This paper will summariz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period of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s literature translation,to explore suitable for children’ 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principles.
Key Words:Children’ s Literature Translation;Translation Methods;Teaching Exploration
儿童文学是专为儿童创作并适合他们阅读的、具有独特艺术性和丰富价值的各类文学作品的总称。中国儿童文学翻译从晚清时期的第一本童话集《新庵谐译》到今天不知不觉已走过百年。[1]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时期、发展时期和新时期。
1 萌芽时期
中国儿童文学的启蒙时期应该追溯到晚清时期。随着开展,一品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被引进中国。许多作品都是由著名的文学家所翻译:如鲁迅、周桂笙、包天笑、周作人等。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翻译题材包括寓言、童话、小说等,主要以启发童智、鞭策儿童爱国自强为内容。晚清时期译者在选择翻译材料方面更加注重文章内容的教育意义和社会功能,主题大多为启蒙、教化、激励儿童发奋图强,却忽视了对儿童理解能力的考虑。尤其是翻译作品使用的是古代韵文体,这样的译文对于没有学习过文言文阅读的普通成年人来说也是难于理解的,更不用说儿童了。同时古代文体缺少标点符号,使得译文更加难以理解。总体来看,晚清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没有充分考虑儿童语言的独特性,使儿童失去了阅读的兴趣,不适合儿童阅读。
2 发展时期
五四时期,中国的儿童文学翻译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对儿童认知能力的理解,儿童文学翻译越来越贴近儿童的内心世界。译者开始选择以儿童接受为本位的作品。晚清时期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品以新的方式被重新翻译。除此之外,一些体现儿童情趣、表现游戏心理的寓言、童话、小说、故事也被翻译进来。另一方面,译者还翻译了一些新的文体,如滑稽画、音乐故事等。不仅在内容上有所侧重,译者还考虑到不同年龄段儿童的需求。1926年开明书店曾出版《世界少年文学丛刊》,明确地把丛书文类分为9种,其主要对象是10岁到15岁的少年期,也兼顾到6岁至10岁的幼儿后期。[2]
五四时期,白话语体已经全面取代了文言语体,更利于普通儿童的阅读。儿童文学翻译中开始大量使用拟声词、修辞等符合儿童语言特点的技巧,增加了文章的韵律和节奏感,提高了儿童阅读的兴趣。同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了标点符号,使得译文更加容易理解。这一时期的作品译者多采用直译的方法,尽可能的忠实原文以传达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神韵。由于图画和插图能够帮助儿童加深对译文的理解,五四时期的译作总是尽可能多地配发插图,来满足儿童的审美情趣同时加深了读者对译文的理解。五四时期的主要作品有:《伊索寓言》《列那狐故事》《格林童话》《王尔德童话》《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等。
3 新时期
新时期指的是从1976年至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和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中国儿童文学翻译也在不断发展,人们改变了对儿童文学作用的看法,译者不再以成年人的意愿和文学的教育目的为选材的角度。译者也逐渐认识到儿童文学翻译应该遵循以儿童为中心,要“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3]在翻译方法上,译者开始考虑儿童语言的独特性,大量使用了叠音词;在运用修辞的同时,译者也开始重视中西文化差异,将直译和意译相结合;同时强调语言的节奏感和美感,充分体现了以儿童为主体的翻译思想。
新时期大量的外国儿童文学被翻译成汉语,并深得儿童的喜爱。如《哈里波特》系列丛书就在中国儿童文学翻译史上获得的巨大成功。译者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儿童语言的特殊性,在人名的翻译、长句子的处理和修辞手法的使用上都体现出了儿童文学的文体特点,因此,受到儿童读者的喜爱。
4 结语
作为文学翻译的一个部分,儿童文学翻译处于翻译学的边缘地带,因此,常常被人们忽视。实际上,儿童文学翻译比翻译难上加难。一个生僻的词或是一个含糊不清的表达都会影响儿童阅读的兴趣。儿童文学翻译者应该摒弃成人化的语言,选择更适合儿童读者接受的词汇和表达,这样才能提高译作的可读性。因此,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理论十分必要。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不应该以的翻译原则为准,而是要考虑儿童在心理生理发育水平、知识经验、文化差异等方面的特殊性,以儿童喜爱接受为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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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文化概论 自考 教学 方法
《中国文化概论》是秘书专业、新闻专业的必修课,而且对一些其它专业也据情加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本课程头绪多、内容广,所以许多自考学员反映学习难度较大,且实际通过率也的_较低。如何提高教学效果,使学员能够学通考好这门课呢?辅导教师对学员提出如下要求并加以落实是其教学方法要则:
一.通读全书很有必要,使用复习资料可作为巩固知识、迎接考试的重要一环。通读课文是为了获得整体印象,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导致知识、理论掌握得不深不透,从而失去学习兴趣和信心。通读时可在某些不懂、模糊的地方作出标记而不予纠缠,全书读完后可能有的部分自然获解,仍有疑问的可再细读或查阅有关资料,或集中向助学老师咨询,这样既提高了阅读速度,又提高了阅读质量。
1.宏观了解全书构架。《中国文化概论》(王宁主编)全书共有“绪论”与七章内容构成,绪论部分重点在于对于“文化”概念予以阐述以及与文化相关的概念分辨,第一章介绍中国文化的背景,第二章总述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目的在于增强立体感,与后面几章有一些重复,可相互参看,后面几章是分述部分,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列入,是本书编者对于“传统文化”理解的体现――“传统文化……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文化遗产。”
2.总体了解考纲要求。仔细阅读教材“附录”中《中国文化概论自学考试大纲》“II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附录II中将知识点分为识记、领会、应用三个方面,比较系统、全面。通读教材后可以反过来以大纲带动知识点的回顾,将毫无印象、记得不全、记得较好的分别作出不同的标记,然后再去阅读理解相关章节,这样反复几遍,不清楚的地方会越来越少,而且印象非常深刻。在“III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中,进一步阐明了II中有关要求的内涵,并对命题要求作了说明,予以了解对于考试具有直接作用。
3.借用一些复习资料,也可自己编写复习资料,有利于巩固所学知识,集中记忆,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要特别注意与通读全书配合起来,如果仅仅依赖复习资料,则往往欲速则不达,尤其是遇到一些原因分析题、论述题等可能会茫然不知所措。在这方面是有不少复习、考试失败的例子的。
二.把握中国文化脉络,学通《中国文化概论》
1.中国文化脉胳在第二章中有总述,可作为一把钥匙,再用后面几章分述部分进行充实,可望了解全貌。关键在于学习时,要有意识地问些问题,这些问题可概括――“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几大类。其中“是什么”包括概念是什么,内容是什么,特点是什么等等,以宗法制为例,应掌握什么是宗法制,其内容是什么等。“为什么”主要用于对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如为什么宗法关系会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中?而“怎么样”则是主要指事情的结果等,如宗法制对中国古代国家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联系史实谈谈宗法观念对国家政治结构的渗透等。
2.注意把握教材中标题与内容的关系。教材中的章节一般都是题文一致的,但学习者往往将标题一看而过,导致学习不得要领,不深不透。如看过第二章第一节、第三节标题,就要理解为什么把春秋战国时期称作“文化观念的原创时期”?为什么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在曲折中演进的时期?通过总结归纳,进一步了解知识点。
三.细嚼一些不易理解的难点问题,避免生吞活剥
《中国文化概论》中有一些看似明白而实际并未真正理解的问题,需要细嚼慢咽,方能食之有味,消化顺畅。如对“传统中国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或“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理解便是一个普遍性问题。教材中有一些说明,如“从政治文化的角度上讲”等,即上述命题是从“政治”角度上看的,而非宗教、心理、皇帝喜好等角度,所谓的儒家治国,道教治身,佛教治心,各有其用。这样就可避免一些疑惑:为什么有些皇帝信道教,有些皇帝信佛教,却不说道教或佛教占统治地位?再如教材开头部分谈了不少有关地理、历史方面的知识,有人认为不过是中学历史与中学地理的汇总,是个“大杂烩”。其实,教材的真正用意在于通过相关历史与地理知识的介绍,说明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过程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是大陆型文化,不是海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而不是法制文化等。
通过有效的教学方法,可以提高这门课的学习效率和考试通过率、优秀率。
此次教学实验的对象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贸易经济专业2013级学生,学生共计51人。学生具备如下特点:一是英语水平较好。通过英语专业八级考试的学生14名,通过英语专业四级考试的学生14名,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的学生8名,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学生14名,这四类学生总计50名,占总学生数的98%,其中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以上的学生比重达到了70.6%。二是已经学习过微观经济学,且正在学习宏观经济学,具备一定的经济学基础。而且经济学基础比较扎实,比如微观经济学期末总评成绩在80分以上的同学共26人,达到51%。根据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案例法应用设计原则,教师的案例课堂组织模式如下:案例教学的模式主要是由学生针对教师提出的题目来分组查找资料,形成案例报告。具体说来,案例教学分如下几个步骤进行:一是教师说明;二是学生分组;三是学生汇报及教师点评。案例汇报选题的原则有三个:一是与课程讲授的理论知识相关;二是当前国际贸易领域比较关注的问题;三是教师对相关内容比较熟悉,能够提供较有价值的点评。根据这三个原则,教师选择的四个案例题目分别为:①重商主义与国际贸易谈判;②要素禀赋理论与中国国际贸易结构;③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与中国的产业园区;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下岗”问题。在交代案例题目中,教师明确指出每则案例所对应的理论知识点,并对如何查找并引用文献进行了一定的指导。同时要求学生发挥团队合作精神,要求小组中所有同学都参与,对小组汇报做出贡献。
二、问卷调查及教学效果分析
在已经完成三次案例汇报之后,教师向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此次调查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调查学生对案例汇报的态度及感受;二是对案例汇报如何影响双语教学效果进行实证分析。调查问卷的对象是所有参与听课的在册学生,共51人。运用问卷星进行问卷的设计与发放,所有题目为必答题,问卷发出51份,回收51份,有效问卷数51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均达到100%。
1.学生对案例教学法的态度与感受。
首先,绝大部分同学都认为案例教学法对提高其学习效果有所帮助,13.73%的同学认为“帮助很大”,72.55%的同学认为“有所帮助”,两者相加总比重为86.28%;而回答“不知道”和“帮助很小”的同学比重只有7.84%和5.88%。与尚未做过案例汇报的同学相比,已经做过案例分析的同学更倾向于认为“有帮助”。仔细分析发现,在已经做过案例汇报的共计39名同学当中,认为“帮助很大”和“有所帮助”的分别为6名和30名,两项加起来占总体比重为92.3%,而在尚未参加案例汇报的同学中,这一比重为66.7%。可见,有过案例汇报体验的同学更能够体会到这种方法对教学效果的促进作用。在被问到“案例教学法为什么对国际贸易课程的学习起到了帮助作用”时,回答从被选率最高到最低的是“增加了我的主动学习投入”(72.73%),“案例中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加深了我对理论知识的理解”(65.91%),“督促了我对课堂内容的预习或复习”(50%),“增强了我的学习兴趣”(31.82%)和“增加了我与同学及老师的互动机会”(29.55%)(见第3题)。在认为案例教学法对教学效果不明显当中,认为“案例题目与课内知识相关度不强”以及“学生兴趣不足,积极性不高”的均占57.14%;认为“团队合作意愿和效果不明显,大家基本各做各”的占42.86%,另外认为“题目太难”、“占用太多时间和精力”以及“教师和学生互动太少”的分别占42.86%,28.57%,14.29%。可见,虽然回答这两项的学生数量很小,但是仍然可看出案例教学法实施过程中,在选题及互动性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
2.案例教学法对于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评估。
为了评估案例教学法对知识转移效果的评估,调查问卷中针对已经做过的三个案例汇报题目分别出了3道专业知识选择题(共计9道),让所有同学对所有问题都加以回答。将同学们分为四组:小组1为参与案例1的同学;小组2为参与案例2的同学;小组3为参与案例3的同学;小组4是到目前为止仍未参与案例的同学。接着分别统计各小组对所有问题回答的正确率,然后观察每个题目的答题情况。我们的假说是“小组N的同学在回答与案例N相关的问题时,正确率高于其他小组”。并用实际数据来验证这一假说。统计结果如下:小组1在回答与案例1相关的3个问题时,平均的正确率为76.9%;而其他三组在回答案例1相关问题时,平均正确率分别为56.7%,43.75%和69.4%。而且在这三个问题当中,除了问题7,小组1的同学的回答正确率低于小组2和小组4之外,其他两个问题的正确率均高于其他所有小组。所以总体上来说,“小组1在回答案例1相关问题的正确率高于其他小组”是成立的。小组2在回答案例2的相关问题时,平均的正确率为53.3%,而其他三组在回答案例2相关问题时,平均正确率为56.41%,54.2%和72.22%。而且除了问题10,小组2的正确率高于其他所有小组外,另外两道题的正确率均低于其他小组。因此“小组2回答案例2相关问题的正确率高于其他组”的说法不成立。小组3在回答案例问题3的相关问题时,平均的正确率为68.4%,而其他三组在回答案例3相关问题时,平均正确率分别为64.1%,66.7%和52.7%,所以小组3在回答案例3相关问题时,平均正确率高于其他小组。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在三个组别中,“小组N在回答与案例N相关的问题时,正确率较高”的假说的验证情况分别是“成立”、“不成立”和“成立”,虽然有两组同学的结果都是“成立”,但是由于样本量较小,因此仍不能明确地认为案例教学法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帮助和促进作用得到了证实。
三、结论
关键词:尝试教学递进式尝试教学法国际贸易专业教学尝试成功率
1递进式尝试教学法的现实背景及在国际贸易专业教学中实践应用尝试教学方法所遇到的现实问题。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贸进出口业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从事国际贸易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就业背景看好,因而在中职学校招生时,国际贸易专业受到了众多初中毕业生青睐。中职国际贸易专业的专业课程,是属于理论知识性和操作实践性都很强的综合性应用科学。基于其涉外性、应用性和国际化的特点,培养能够应战经济全球化,为绍兴、浙江乃至全国的对外开放战略服务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便毋容置疑地成为这一专业的教育目标。近年来,作为学校国际贸易专业课的一线教师,遵循《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所提出的“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和“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笔者也慢慢从传统教学的桎梏中得以逾越,开始探索、实践新的教学方法。
“以教师为中心、向学生以灌输方式传授知识”的传统教学方法不但不能适应教育现代化的新要求,而且也与中等职业学校的实际格格不入。目前,我们学校已经展开使用一种尝试教学法,应用后解决了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一大难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及自学能力,许多专业采用后教学效果颇佳,我们国际贸易专业采用后教学效果也较好,总之全校教师普遍乐于运用,现在业已推广至全校各个专业。但笔者发现,国际贸易专业的部分教师在应用尝试教学法时,过于浮躁,流于形式,不管什么内容,学生是否熟悉,能否理解,先让学生花大量的时间自学,自己盲目理解练习,在犯了许多错误之后,逐步纠正错误,希望学生从中学会知识和技能。这种尝试过程,多少带有一点盲目性,有可能让错误先入为主。作为国际贸易专业的教师应当考虑到中职学生在初中学习阶段基础差,成绩不理想,经常受到班主任的指责和任课教师的埋怨,很多学生都怀疑自己的智力和学习能力欠佳,对学习产生了自卑和恐惧心理,如果本专业的学生在对理论知识一点也不熟悉不理解的情况下,在教学一开始就让学生直接进行尝试,那就未免显得过于急进。尝试教学法有一个固定的教学程序,它只是为教师合理组织教学过程指示了应遵循的科学程序。但是,这个程序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应该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学生情况的不同以及教学条件的变化而灵活运用。
2中职国际贸易专业教学中实施“递进式尝试法”的意义和具体实施步骤。
递进式尝试教学法在以前实践应用尝试教学法已经取得一定效果的基础上,针对尝试教学开始就要求学生进行尝试练习,相信学生如果在尝试练习中遇到困难,便会主动地自学课本或要求教师的帮助的可能性,看到中职学生会遇到的实际问题。
学生的素质导致他们在尝试过程中,缺少“遇到困难,主动学习,解决困难”的热情。
而国际贸易专业知识又是学生比较陌生在以往的学习生活中没有接触过的,所以,在老师引入有一定难度的尝试题时,部分学生干脆放弃学习,更有甚者,在课堂上扯一些与课程无关的内容,使课程无法按照教师预想的程序顺利进行。最终导致无论是传统教学方法,还是采用科学的尝试教学法,主动参与学习思考尝试的始终是一小部分基础较好,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并不能真正地把大多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为应对以上现状,把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始终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真正有可能有兴趣有成功感地投入尝试、解决问题,递进式教学法设计了如下实施过程。
2.1引入准备题(架桥),为出现尝试题作准备,在新旧知识间架起桥梁。
以一个企业的进出易过程为实例,贯穿进出口业务的全过程,使学生在了解整个背景的情况下强化各环节的学习,突出内容的连贯性和可操作性,组织学生对案例进行讨论、分析,帮助学生利用所学知识来分析现实中的贸易纠纷案件,进一步巩固理论知识,并掌握理论知识点在贸易实践中的应用方法,授之以渔。为解决尝试题做好准备。
2.2出示尝试题(探索),与例题基本相似,引导学生探索新知识。
一堂数学课上得成功与否同练习的设计关系极大。教师备课,很大一部分精力要花在练习设计上。学生运用掌握的理论知识分析处理尝试题,由于已经有准备题的练习和熟悉,对于尝试题的处理,应该能应用正确的方法,以较高的效率和正确率解决问题,理想的情况下,应该有80%的学生能够顺利解答尝试题,一方面进一步巩固了知识点和应用能力;另一方面,也为学生学习和应用国际贸易知识增强了信心。同时,有准备的尝试,也可以防止在课堂上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纠正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错误,以及错误的方法在学生头脑中先入为主。
2.3实际操作。
开设国际贸易专业的职业学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能与当地外贸公司挂勾,学生在学习掌握理论知识的前提下,能阶段性地到外贸公司进行专业实习。无论是案例分析还是尝试题解答,毕竟都是从书本到书本的模拟。让学生亲历亲为地参与外贸实际工作,才是对所学的知识和技能真正的尝试和实用化。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能充分应用所学的知识,把知识直观化,为以后和工作做好准备。并且在现实中,外贸公司具体的操作程序和书本上的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有利于学生灵活运用书本知识,不死记硬背、生搬硬套。
2.4教学中网络的应用。
利用国际贸易实训软件在网上进行。超级秘书网
学生实训可以通过两个方式进行,一是在试验室,安排固定的时间,在老师指导下进行。一是学生可以在校园网内随时随地上网进行。实训软件主要是模拟现代外贸业务网上操作的各个环节,让学生通过实际的国际贸易业务操作,理解课堂所学知识,提高实际经验和能力。
2.5联系外贸公司实际业务,为学生创造在真实职业环境中的动手机会。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除了将一些外贸公司的实际业务操作放到课堂上,模拟外贸公司的运作,让学生熟悉国际贸易实务各个环节的实际操作过程,亲自做一回“单证员”、“报关员”、“电子商务师”以外,课题组还将尽可能联系当地外贸公司,创造让学生深入现场,亲手操作的机会。
参考文献:
[1]邱学华。尝试教学理论研究丛书[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论文关键词:文化人类学,中国文化概论,教学
上世纪末,教育部将“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列为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计划。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大部分高校以必修或选修的方式为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开设了这门课程。作为一门跨专业的基础课程,“中国文化概论”正在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实现途径。学界就“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性质、体系、内容、教学手段和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诸多探索,推动了课程建设。然而,针对现代性危机下的大学生价值困惑,如何在一定学术和教育理念的支撑下,甄选课程内容,运用有效教学方法切实达成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彰显“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其理论方法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中的应用。
一、人类学理论方法及其课程观
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性及文化的学科,在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管理的应用研究中发展起来,衍生出众多的理论流派。人类学秉承的独特理念和方法为文化和社会结构研究树立了新的范式,并为诸多相关学科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借鉴。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论、主客位描写、田野调查、民族志方法和跨文化比较法等是人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核心。
(一)文化相对论
文化相对论又称文化相对性人文历史论文,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独有和充分的价值,对不同文化价值的评估应该是相对和平等的,没有衡量文化高低的一致标准。提倡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宽容和理解,将文化放置到具体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和社会形态中进行价值评判。文化相对论打破了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局限,“挑战了既有文明的正统性。”[1](p16)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坚持一直是人类学的宗旨,通过对异文化和他者的探究,寻求人类文化规律,并以此在跨文化比较中反观和审视自身。引发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的文化多元主义浪潮,持续讨论以美国为代表的民族国家的一体化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冲突问题。
(二)文化整体论
文化整体论是指人类学对人类社会、文化整体性的认识,不同理论流派均秉持这一理念,都把其作为观察人类社会文化的手段。文化整体论有三层含义:一是对文化做历时性分析,关注文化的起源、演化、发展历史和延续性,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历史地形成的产物。二是从功能主义角度对文化做共时性分析,注重文化局部和整体的关联,通过对社会制度、经济、宗教、神话、巫术等的综合研究,理解文化的整体系统。三是对人类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及其衍生现象的综合研究,即生物-文化整体论(bio-cultural holism)。文化整体论为解释文化的生成和变迁,以及文化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模式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三)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书写
自从早期人类学者走出书斋,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田野调查便成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学科标志,规范而严谨的田野调查是一个人类学者的成年礼。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指出田野工作的三个原则:“首先,学者必须怀有真正的科学目标,并且知道现代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和标准。第二,他应当将自己置于良好的工作条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和其他白人居住在一起,而直接居住在土著人之间。最后,他还得使用若干特殊方法以搜集、操作、确定他的证据。”[2](p5)田野调查的具体方法有参与观察、学习语言、结构访谈、口述史收集等。民族志是通过田野调查所得的独特书写方式,是对某种文化进行描述、分析和解释的过程和产品。它是一种文化解释文本,通常采用“深描”和阐释方法,有对话民族志、实验民族志等多种撰写模式。
(四)主客位视角及描写
人类学是关于“他者”的学问人文历史论文,致力于对不同人群及文化的理解。马文.哈里斯借用语言学家派克取自phonetic和phonemic的两个词,用词根etic表示客位,emic表示主位,创造了客位文化、客位视角及主位文化、主位视角的观点和描写理论。主位指文化承担者的认知和描述,客位代表外来的、客观的、科学的观察,主位与客位视角的结合有利于研究者做出科学的判断和解释。因此在田野调查中强调人类学者要“进得去,出得来”,既能切身体验“他者”文化,又能以冷静的姿态不囿于其中。
上述理论方法以最初用于异文化的研究扩展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课程研究也不例外。人类学有独特的课程观,认为学校“课程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 以人类学的视角定位课程,课程便是人类文化的集中体现和教育之文化功能的具体化,是人们在学校场域中获得全部知识经验的实现途径。开展课程的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探讨课程内容的设计、多元文化课程、课程中的师生关系等问题。上世纪晚期,课程研究范式发生根本转换,“从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量化研究转向以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方法论为基础的立足于解释学分析的质性研究,以个别科学为基础的‘范式话语’转向了以叙事为基础的叙述性话语。”[4]从中可见人类学课程观对课程研究的影响。
二、“中国文化概论?笨纬倘谌肴死嘌Ю砺鄯椒ǖ耐揪?
“中国文化概论”是一门文化研究、展示和教育的课程,在本质上更符合人类学者对课程的内涵和功能的定义,因为其根本目的在于向大学生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特征及价值,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认同感,从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在教学实践中融入人类学理念和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教学内容的筛选、教学方法的运用、课堂的构建与学生的参与和接受行为等均可在人类学视野中获得新的启示和发展。
(一)课程内容和知识选择的多元化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无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各类教材也层出不穷,以张岱年、方克立编和金元浦编《中国文化概论》等为代表。面对博大精深、庞杂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内容的选择成了难题,高校和学界对这门课程的体系和结构尚未达成共识。各类教材大致将中国文化分为三大版块进行阐述,第一块是中国文化的发生机制和根植土壤;第二块是中国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如典籍、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宗教和传统伦理道德等专题;第三块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和价值分析,包括中国文化的类型、特征、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系统等。教材之间的差异性基本上体现在对第二块中国文化表现形式的取舍上人文历史论文,无本质区别。这三大版块按照文化的发生、表现和内涵的逻辑,描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概貌。然而不难发现,这些内容反映的是古代精英文化层面,民族、民间和地域性的鲜活文化被忽略了。
大学课程应如何选择内容和知识?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布迪厄认为课程应该是一种反思性实践,课程实践者应警惕和批判课程中隐藏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指代表统治阶级或主流社会的意志在课程内容选择和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文化专断,以强硬、武断的方式使学生接受强势文化。[5](p132-137)如布迪厄所言,我国“中国文化概论”的课程内容设置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专断性,课程知识的一元化和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特征相违背。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多样性文化,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次,中国地域辽阔,区域文化异彩纷呈。再次,中国文化是由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在全球趋于一体化的今天,对不可复制的文化多样性的坚守显得尤为弥足珍贵,“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应担负起在高校传递和传承我国多元文化的功能,增加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民俗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内容,践行教育人类学者倡导的实现多民族国家民族间文化交流和共同繁荣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6]模式。
(二)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跨文化比较视野
人类学整体论强调将文化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历时性和共时性全面把握某种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内部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中,也需要教师首先将中国文化视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文化系统,不仅构建各种文化表现形式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也要关注中国文化的线性发展。我们在了解古代遗留的优秀文化传统时,也要关注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化热点问题,如传统文化的变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设置专题进行讨论。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代际传承的途径,其重要前提即在于激发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促使其树立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从而进行了解和探究其内涵的活动。而众所周知,根据族群认同理论人文历史论文,认同感的激发很大程度上是在族群互动和族群边界的场景中得以凸显的。由此,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也应放置到跨文化比较的视野和背景中践行,在与他者文化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在课程中设置中外文化对比研究专题,以促学生从更为宽广的视域理解和反思中国文化的特征,清醒地认知其精华与糟粕。如在关于中国人民族精神和性格专题的教学中,笔者首先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讨论:“在你的感性认识中,中西方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有什么区别,原因是什么?”引导学生从感性层面到理性层面思考中西方人性格之差异。很多学生认为西方人的独立意识犹强,自然而然引申到中国人重集体、西方人重个体的文化差异。笔者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寻找原因,结合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等中国国民性研究著作,解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伦理对中国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在中西文化对话的视野中,使学生领悟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7]的真谛。
(三)参与观察中国文化
在西方国家,田野作业和民族志方法已被广泛运用于教育实践和研究领域。课程和课堂就是一个田野作业点,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民族志的书写,一门成功的课程是行动和对话民族志的典型蓝本。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参与观察和教师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参与观察都至关重要。
首先,教师兼有教学者和课程研究者身份,可通过参与观察、结构访谈等方式融入学生的学习过程,?髡教学方法,还可撰写微型研究报告与学生共享。如笔者在访谈中发现不同专业学生对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期待值差异,文学专业学生希望其是一个研究型课程,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则希望其是一个偏重知识性和实用性的课程,在教学中便根据专业需求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其次,有效课堂的创造需要学生的主动参与和创造,对中国文化的把握更需要切身体验与感悟。因此笔者在教学中设置了田野环节,将学生分组,每组≡褚桓鑫幕专题,≡裉镆暗愕鞑榛蛲ü网络、文献和访谈等方式搜集材料,最后以PPT的形式在课堂上展示,其他同学参与评价和讨论。学生们分别选择了刺绣、生肖、饮食、对联文化等小专题人文历史论文,用图片、视频等丰富的形式展示出生动的文化内容。学生们一致认为通过田野调查的文化体验活动,真正掌握了活态的传统文化,内化于心。相比纯理论的课程,参与观察法的运用使学生领悟到,体验文化不仅是知识汲取,更是一种能力的获得。在课堂营建中,教师还应注重主客位视角的转换,丰富教学手段。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倾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体悟,并以局外人的眼光进行价值中立的判断。
三、结语
在人类学者看来,学校课程肩负着人类文化传承的使命。在全球一体化、网络文化发达和现代性危机不断涌现的现代社会,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如何使其充分发挥在大学生中传播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是一个长期的反思性实践。运用人类学理论方法,转变教学理念,改革教学内容和手段,仅仅是一个开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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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意.文化与符号暴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滕星.民族教育概念新析[J].民族研究,1998(2).
[7].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1997(3).
文学理论后现代主义中国文论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科技、媒介和消费水平高度发达的结果,它的宗旨是反现代主义,即“背叛了现代主义对超越性、永恒性和深度性的追求”,呈现出对多元化、解构经典和反本质追求的倾向,这种态势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方面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1985年,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弗・詹姆逊在北大作了的名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次年同名演讲集译著在中国出版发行。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受后现代主义影响颇深的中国青年学者王宁、王一川、陈晓明等人纷纷出书解读或译介后现论,响应这股风潮。后现代主义波及到了海峡两岸的文艺理论、文学、电影等各个方面,引起学界乃至社会强烈的反响。
在热议的同时,有人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文学理论家从学术研究角度论证了这一问题。首先,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和理念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次,后现代主义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批评视角和方法,为文学理论的拓宽了道路,发展出更多可能性;最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也有助其成长的土壤和条件:科技的迅猛发达、信息的飞速传递、各种媒介层出不穷、文化进一步形成产业化和商业化模式、艺术逐步趋向大众化和日常化,这都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所要面对和解释的对象。鉴于后现代主义自身特点和其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国文学理论家们一方面要杜绝后现代主义一味反现代主义的弊端,另一方面,要找准后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文论的契合点,使二者和谐地融合,同时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为新世纪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拓宽发展道路,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在后现代主义的渗透下,中国文化氛围以及文人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反传统、反本质成为学界热点,文艺学学科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也被发掘出来,亟待解决。
一、反本质主义在新世纪文论教材中的凸显
新世纪的三本教材(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版、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版和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版,2007修订版)的出版和推广,是后现代主义对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最直接最具影响力的改变。“本质主义”是三本教材的核心关键词,它们动摇了作为大学统编教材的童庆炳现实的《文学理论教程》的官方地位,彻底了对文学进行的本质主义界定的传统。三本教材的作者一致认为,传统文学理论在讨论文学之前总会给文学设定一个本质,在这一大前提之下再向读者和学生介绍文学的规律。但这一前提根本就是一个错误。陶东风在其发表在2001年《文学评论》上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中就强烈表示,文艺研究和教学要克服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束缚。他认为童庆炳的教材被“审美本质主义”的框框所束缚。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便是针对童版教材而写的,既要学本质,同样也要彻底地反“审美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对传统质疑、解构的精神,为文学理论学者推荐了一种全新的探索视角,为文学理论和教材的拓展了一条更具潜力的发展道路。但如果辩证地看待这种反本质主义,需要注意,文学本身虽然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发生着改变,但不可否认,一定有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特性存在,并且是超越时空存在的,对此应加以区别对待。
二、关于当代文论边界问题的研讨
文学理论仅仅依靠新的哲学思想和观念输入是不够的,正如童庆炳在《文学理论的边界》中指出的,“文学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积极的学术联系”,文学理论只有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才有生存空间。但应该是以陶东风主张的通过研究“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作为建构方法,还是童庆炳先生认为的要回归文学现状本身,即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为根本。前者希望借鉴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力图改变文艺学的尴尬处境;后者则认为固守文学实践阵地也可以绝地反攻。对于截然相反的两种论调,朱立元先生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认为“吸收文化研究的某些思路、视角、思考方式、研究方法和合理成果,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仅仅依靠文化研究拯救文艺学也不现实。毕竟中西方的文艺理论发展过程和状况存在着差异;再者,文化研究在西方已走入了“性文化研究”的死胡同,自身难保。因此,朱先生既主张回归文学本身,也提倡对当前的通俗文学文化现象加以关注,并很好地解决古今文论、中外文论的融合问题才是根本。
三、当代文论“失语症”
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提出了当代文论“失语症”的问题。他认为,当代文论丧失了表达自我的语言,一味跟从西方理论思维和话语,引用借鉴多过创新和思考,这是后现代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针对中国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缺点,曹顺庆提出了首先应当加强古代文论向现代话语的转换,“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强调中西文论的对话和融合;其次是将西方文论中国化,即“处处以我为主,以中国文化为主,来‘化西方’,而不是处处让西方‘化中国’”,避免中国文论被后现代主义同化。这两点的核心都是以中国文论建设为中心,利用西方思想来辅助和为其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这也成为了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一个强大目标,是中国文艺理论者为当代文艺学建设所做出的创造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后现代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童庆炳.文学的理论边界.江西社会科学,2004,(6).
[3]朱立元.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文学评论,2006,(3).
【关键词】政策科学;发展问题;理论借鉴;本土化研究
一、政策科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政策科学是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价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源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曾一度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核心”。政策科学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是行政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带动下,科学、民主决策的观念引入党和政府的决策系统,为政府管理专业化、民主化、科学化提供了支撑和依据。1986年7月召开的全国软科学学术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讲话明确地提出了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任务。随后,中央和国务院有关决策研究的专门机构相继成立。一批国外有关政策科学的专著相继翻译出版。有关政策科学和决策制定的教科书陆续出版,相关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与此对应有关政策科学的课程逐渐设置起来。从90年代开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知名大学率先在政治学和行政管理系建立了政策分析的课程,并开始设置公共政策分析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之后,全国的许多高校都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设置了政策分析等课程。不仅如此,政策科学和公共政策分析的课程也成为公务员培训的必修课。至此政策科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学术界所公认,并获得了应有的地位。我国政策科学的发展包括三点内容:第一,学科建设,主要是为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政策科学方面的教育,包括教材的编订和教授等;第二,对政策分析的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80年代,主要是运用实证的方法和数学工具来衡量有关政府部门的大型社会方案和工程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第三,对特定部门政策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政府等行政管理部门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作的对策性研究。
二、政策科学理论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1.学界和政界的重视程度不够。在我国,虽然政策科学曾一度引起一部分专家学者的关注,他们也多次呼吁要加强宣传、扶持该学科的发展,但是迄今为止对政策科学的宣传、普及工作落实的非常有限。其学术、实践价值并未被人们尤其是各级官员所认识。政策科学作为一门需要学者、专家和官员来共同研究的实践性学科,如果单靠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力量,而没有政府施政部门的高度重视,没有政府官员和实际的政策分析、咨询专家的参与,终将成为僵死的理论被搁置。
2.学术水平较低,有待进一步提高。尽管国内专家学者在消化、吸收西方政策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表了许多相关的论著、教材和学术论文,但是仔细分析后就会发现这些成果的显著劣势:理论研究体系延续西方,缺乏创新。我国现有的政策科学研究体系基本上是在借鉴、吸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理论框架和相关学科背景的基础上形成的,缺乏中国特色。理论研究内容过于集中。有学者曾经指出公共政策的研究范围是十分广阔的,既包括对一般理论和具体政策实践的研究,也包括对理论本土化研究及不同国度的横向比较研究与根源性、发展性研究。而目前我国的政策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一般性理论问题的程序性研究上,而其它方面的研究都很薄弱。理论研究方法单一、刻板。长期以来,我国政策科学研究普遍存在着“重主观、轻客观”的错误倾向,许多在西方的先进研究方法,如跨学科研究、系统分析等,我们都没有很好地运用。同时,我国的政策研究还存在着缺乏系统研究思路和过分强调其政治性等问题。实践表明,研究方法的落后性,已经成为阻碍我国政策科学发展的首要瓶颈。理论研究的创新水平较低。我国政策科学的研究成果大多存在体系雷同、内容重复等问题。同时,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闭门造车的产物,理论性强但却与实践脱节。
3.学科建设缓慢,有待进一步加强。政策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第一,组织建构不足。一方面,政策研究组织的规模和能力与我国的具体行政实践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差距较大;另一方面,高校和相关的政策研究院所的政策研究机构独立建制的较少,整体水平不高。第二,专业设置有待进一步优化。在2002年政策科学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后,其专业课程设置,人员配备以及如何借助本科教育切实提高政策水准等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考证。第三,教材的建设存在严重问题。一方面,教材雷同之作较多,缺乏创新;另一方面,有关案例分析等实践性教材匮乏,难以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第四,师资队伍专业人才匮乏。那些从事政策科学的教研人员大多不是专业出生,专业化水平较低。同时缺乏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实践经验,难以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第五,教学内容单一,课程开设不规范。从教师来看,往往存在“扬长避短”的心态,熟悉什么就多讲什么;从教材来看,理论色彩浓厚,实践分析不足。同时还存在着教学方式、方法简单划一、“满堂灌”现象普遍存在等问题。
4.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率较低,实践性有待提高。政策科学的强大生命力来自于政策实践。丰富多彩的政策实践是推动政策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解决现实政策问题是政策科学理论的根本使命。当前,我国的政策科学研究专家往往注重理论和学术,忽视实践和现实。与此同时,从事政策实践的各级各类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又只重视实践经验,轻视理论的指导作用。这必然导致我国政策科学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政策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率和应用率低。
三、解决我国政策科学发展问题的创新思路
针对政策科学理论在我国的发展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既有建议大胆借鉴西方政策科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的,也有强调应该积极推进我国政策科学研究的本土化的。“借鉴”似乎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政策科学于20世纪后半叶在美国率先创建和得到迅速发展,其学术成就对美国的高等教育、政府机构的管理体系以及研究机构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的发展迅速,新的政策理论和方法不断出现。为缩短我国与国际上政策科学研究水平之间的差距,解决我国的具体问题,借鉴国外的成果和经验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以西方学者的研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政策科学学科,其理论与方法论的普遍适用性是值得质疑的。这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自主性思考,政策科学本土化研究的呼声应运而生。然而,“本土化”比“借鉴”要复杂的多。政策科学的本土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和值得尝试的应用问题。它不仅涉及理论的研究,还包括在中国这个特有的政策环境下对理论的适用性和变通性的研究,从而解决中国理论研究的特有问题。
综上,中国政策科学理论必须走“学术借鉴”和“本土化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在借鉴的基础上踏踏实实地开展本土化研究。只有这样,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才能逐步得到解决,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才能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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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N].《人民日报》.1986(8):15
[3]徐湘林.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M].北京大学学报.2000(4)
[4]刘雪明.中国政策科学发展的问题分析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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