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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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除了荒诞化，形象化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与现代主义的主要区别之一。在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的加快，广告设计中如何能让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停下脚步好好地欣赏注意一个商品的特征，这是广告设计人员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在当今网络电子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各种各样的广告充斥着人们的听觉、视觉，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于广告的厌烦。在广告设计中，避免俗套、积极创新，唯美、惊艳的视觉、听觉冲击力才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刺激人们的大脑，使得大众能在瞬间记住广告的宣传内容。后现代主义中的形象化强调用夸张的摄影、绘画，并在这些设计中掺杂一些炫丽的色彩等，形象地表现出商品的主要特征功能，在短时间内刺激人的神经，让人印象深刻地记住。

二、后现代主义中广告设计的文化内涵

在现代文化主义特色中，强调的是“认真”“严肃”，然而在后现代文化特色中，重视的是“夸张”“创新”“个性”。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现代主义在广设计中的应用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没有过多的时间去了解一个广告的内容，这就使得广告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后现代文化利用各种混杂的方式展示一种戏谑、讽刺，以此来吸引大众的眼球。传统意义上的审美观点正在被冲击。追求创新、个性化、刺激的现代人类已经不满足那种平淡的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广告设计应当遵循文化转变的浪潮，不断地创新、改革。当今时代快节奏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寻找释放压力的方式，后现代文化正是切实地贴近人们的生活，给人以心理上的归属感和平衡感。

三、结语

第2篇

关键词：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与形式》和《：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代征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

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

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倾向[J].研究，2007（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00.

[4]王一川.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J].文艺争鸣，1994（5）.

第3篇

【摘 要 题】教学与课程

【关 键 词】后现代文化/课程论困境/狐火课题/行动研究

将课程理论置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固然可以超越现代课程理论，追求旨在保护文化自由的课程计划，但是，课程理论的后现代化也容易使课程理论流变成一种随个人文化兴趣漂浮的语言游戏，常常只是在传达一些人文价值理想，难以建立起现代课程曾经拥有的合法社会谱系；而且，由于缺乏田野作业作基础，这些价值理想同样可能成为普遍性的知识权力。最后，本文将从现代课程理论史上两大现实主义风格的改革尝试出发，探讨走出困境的可能方向。

一

皮纳(W.F.Pinar)曾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课程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范式转换”。过去，受泰勒的影响，人们以为课程理论的研究目的乃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捕捉那只决定课程开发的“看不见的手”。言外之意，与牛顿式的物理学可以科学地发现物体运动的客观规律一样，课程理论者也能够揭示课程开发的客观规律。只要掌握了客观规律，人类便可以根据它来处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混乱表象，使之朝有利于资本增长的方向演进。无疑，现代性的经济社会秩序自建构之初就以这种工具理性信仰作为发展的精神动力(Weber，1992)。

虽然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工具理性依旧是国家、垄断公司实施其政治、经济与社会行动的理论指南。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它的纲领地位却普遍地被后现代主义取代了。有些学者甚至还没来得及反思后现代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便匆忙地引进这一新理论框架。的确，谁能想到，凯恩斯、帕森斯、泰勒等等如雷贯耳的名字突然有一天不再起作用；谁又能预料到，原先只是一伙先锋艺术家和建筑师用以显示其背叛姿态的后现代主义竟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竟相讨论的主题，以至于可以用后现代主义来象征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文化逻辑。

身处后现代主义气息浓厚的学术背景中，课程理论工作者及其他教育学者自然也难以不“走人”后现代主义。比如，多尔之所以能够确立“不稳定性课程”的理论框架，便得益于参加了著名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主持的“走向后现代世界”的大型会议。多尔是位“敏锐的教育学者”，对后现代主义“观念革命”具有“良好的感受力”，并出色地“将其框架应用于课程领域”（多尔，2000，英文版序：I；原编者序：I）。

走入后现代主义之后，教育学者致力于更新泰勒主义的课程理念。在后现代教育学者看来，泰勒式的课程理论是在执行工业经济体制的教育意图，其内在的文化逻辑可以概括为“技术理性主义”，虽然这一逻辑填补了基督教文化崩溃之后产生的信仰空缺，但这种逻辑却使得“所有关于教育、课程以及教学的理念……都指向唯一的作用，即要求学生在教育过程终结时必须掌握一种技能”，而没有考虑“被教育者通过学习，在耗费精力地学习课程改变自己的过程中，究竟带来了什么后果”。这里的评论来自一位德国后现代主义者。他进一步说，现代课程及教育是按照某一外在的功能标准来规训学生的学习经验，而全然不顾学生丰富的内在精神世界，所以是“功能决定形式”。与之不同，后现代文化教育则是“理念决定形式”，直到实现“人性的本质和圆满的生命”（彼得·科斯洛夫斯基，1999:8、42）。

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上述后现代教育学者的见解，而是教育学者走入后现代文化之后形成的话语构成方式，上述后现代教育话语本身是如何形成的？其对现代课程与教育的描述是否准确揭示了19世纪以来现代教育的实际状况？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与其说上述后现代教育话语是在对现代教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之后才形成的，还不如说乃是仅仅来源于后现代教育学者心中的那种价值两分的思维方式。言外之意，后现代教育学者在作出评价之前，并没有从历史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等等现实主义的角度，去考察现代社会某一地区、某一人群的学习经历及其复杂的行为关系、感受差异，而只需根据预先确立好的理论框架.即“现代／后现代”的价值两分，前者代表应被超越的“技术理性主义”，后者则代表某些新的应被推广的价值理想，便可以给现代教育定性，自然是一些消极的特性。

实际上，现代课程与教育的内涵远不是“技术理性主义”所能概括得了的。以博比特的课程开发为例，正如后现代教育学者不会明言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按照价值两分的逻辑推导出来的，博比特也没有称自己的文化逻辑乃是“技术理性主义”。他同样想让受教育者过上“健康”、“幸福”、“完满”的成人生活。在帮助菲律宾建立课程体系时，他对当地的社会状况做了研究，而他设计的课程计划也确实让当地许多人感受到了现代意义上的成功(McNeil，1996:418)。应该承认，博比特再怎么研究菲律宾当地的社会生活，也不可能获得“完全一致的信息”。就此而言，任何研究者都难免会犯“学者的谬误”：“以逻辑的实践代替实践的逻辑”(Bourdieu，1992)。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博比特从自己的设想和对现实并不“绝对准确”的把握出发，通过设计课程计划进入菲律宾当地的某一教育“场域”，与当地人（官员、教师与学生）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要想评价这一教育“场域”，就必须收集各方面的经验资料，直到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才可能做出较为全面客观的描述与评价。

对于博比特曾经卷入的这一复杂的教育场域，上述后现代教育学者能做出何种描述呢？显然，所有复杂的经验与感受都将被“现代／后现代”价值两分的叙述框架过滤为一句没有具体所指的“技术理性主义”。事实上，“技术理性主义”最初是由一些对现代生活感到不适、担忧”科学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的边缘哲学家、艺术家发明的概念，其功能除了用来对现代性的经济社会体制实施整体性的批判之外，还可以作为一种虚构的区分标准，从而很方便地引出一系列后现代人文理想。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源于后现代主义者本人的“文化兴趣”或“主观感受”。即便现代课程、教育乃至社会机制可以被称为“技术理性主义”，也仅仅是研究者本人的内心独白。至于置身于现代课程、教育与社会空间中的其他人群有何种感受，技术理性主义这个词并没有予以描述。

二

根据“现代／后现代”价值两分而展开的课程理论思辩在英语国家的教育学界同样很显眼。首先，人们假定现代教育是“单向独白式权威教育”（多尔，2000:9），“控制”如“幽灵”一般隐藏在现代课程体系中(Doll，1997:295)，因此只是在塑造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Marcus，1964)或“没有灵魂的机器”(Orwell，1981:257)。接着，又通过引入一些后现念或者后现代主义者向往的非现代性文化，提出一系列重构课程体系及课程研究的价值原则（史密斯，2000;Moore，2000）。

通过引入这些理论，人们的确超越了泰勒主义的课程理论体系。但是，由于人们常常以“话语平移”的方式引入后现论，只是把具体的概念、论点抽取出来，不太注意这些观点所产生的社会语境和观点背后的动机，而这些观点之所以会被抽出来，则是因为它们能够让教育学者产生共鸣，并且可以作为自己重构课程的理论基础。然而，根据这些理论生产出来的课程研究文本与其说在如实地描述现代课程理论与实践中的各种行为关系，还不如说只是在回应、重复后现代人文社会学者所提出的人文价值理想。长此以往，必然导致课程实践领域的状况与问题从课程理论文本中淡出。事实上这也是其他人文社会学者经常遭遇的尴尬。比如，在引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时，许多人文学者仅仅是机械地从中取出某些核心概念，然后再运用它们来对现代社会实施整体性的批判，而不是象福柯当年那样，选择现实生活中的某一边缘群体，从知识、文化以及制度变迁的角度，考察边缘群体在此变迁中的命运起伏。

这里恰恰可以引出后现代课程论的困境：从主观想象或后现代观念出发来评价、重构现代性的课程、教育与社会，只会使课程理论活动演变成一种随个人文化兴趣（思想方式、理论阅读范围、乌托邦情结）漂流的“语言游戏”，而不是对现实课程及教学活动的追踪与描述。随之还渐渐脱离曾经诞生现代课程理论的教育场域及社会联系，只能在数量有限的学术同道中流通，泰勒时代的社会谱系，由国家机构、公司、大学校长、中学校长、教师、学生组成的跨学术体系，变成几乎由课程理论家、研究生和出版社组成的纯学术关系。更重要的是，由于任何一位有一定理论阅读量的学者都可以对现代课程与教育作出某种批判与重构，所以，课程理论界很容易陷入“无谓的争吵”。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者同样没有反思自己的课程理论，也就是说，其中宣扬的价值原则有没有可能成为新的知识权力？如果说“技术理性主义”的现代课程论没有考虑学生的文化主体性，那么将重心放在“文化解放”上的后现代课程理论同样没有考虑处境不同的学生是否都应该把自己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希望寄托在“文化解放”上。

究竟应该将课程理论活动安置于何处，并且，这种安置还能与国家、社会以及学校教学实践形成合作关系呢？事实上，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曾为安置自己的求知活动而感到烦恼，最典型的个案之一便是利奥塔。因此，回顾他的知识经历可以进一步理解后现代课程理论可能遭遇的困境。1971年，利奥塔发表了博士论文《话语，形象》，表明他一直在尝试突破现论体系。在他看来，现代知识是围绕一系列“价值对立的两元论”建构而成的，诸如理性与感性、自然与社会、普遍与个体、话语与形象等等。这些两元论意在从不同方向下手，使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与欲望全都归于统一的理性形式。由此，利奥塔勾勒了自己的理论追求，它不仅要解除理性形式的束缚，而且还要确立一种向人类经验的多样性敞开的思想风格及表达方式(Lyotard，1984:34)。怎样才能完成这一计划呢？利奥塔推出了（利比多经济学》。在其中，利奥塔根据尼采、弗洛伊德的理论，继续批判理性的现代知识形式，“人种学、精神病学、儿科学、教育学”等等，都是依靠非此即彼的逻辑建立起来的“排他性”文化机制。之后，他以“戏剧性”的心态和词语呼唤各种非现代性的文化：“来吧，黑美人，迷人的印第安人，迷一样的东方，都到我的作品、我的概念空间中来吧”(Lyotard，1993:14)。

为超越现论，以非理性的方式思考、写作，利奥塔只能在各种非理性的文化中“漂流”，而他这样做又是为了“写”出一种全新风格的理论文本。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漂泊状态”，并试图结束它。因为“人”、“理论”、“思想”毕竟都要在现代社会中生存，这一宿命决定了思想必须达成某种一致性。但是，利奥塔仍然拒绝在科学文化的基础上达成思想的一致性，而是想让现代社会在“审美原则”的基础上达成统一。利奥塔终其一生都是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裂缝中挣扎。无疑，这一困境正是由他本人的思想方式造成的：他先是根据一种两元论的逻辑把现代社会文化的内涵笼统地描述为理性主义与个体欲望之间的对立（但现代社会的内涵果真如此吗？或者说那些未曾感到紧张的个体岂不是被这种叙述“抹杀”了）；接着，他到现代文化之外寻找各种另类的思想与表达方式（但“迷人的印第安文化和东方文化”也并不尽是快乐的风景）；最后，他意识到社会生活需要他曾经猛烈批判过的“整体性”，但他依旧认为社会秩序应该按照他心目中的审美理想来建构。很明显，就现实而言，目前的国家、经济社会机制以及学校教育还不会接受后现代主义。那么，如何走出利奥塔式的后现论困境，并使课程理论回归国家、社会的行为空间，而不是局限于根据后现代的理念与原则来勾勒人类文化教育的新图景呢？

三

从那些没有走入后现代文化的课程学者来看，出路乃在于将课程理论安置在现实的生活场景和教学事件中。六十年代的艾略特·威金顿(Eliot Wigginton)便是这样做的。作为一名学院学者，他当时没有致力于搜寻后现代哲学，以求更新课程理论，而是深入城镇中学，并把那里的实际状况带回学院加以研究。他发现，“在教研室里，教师们的谈话总是充满着悲观腔调，抱怨孩子们什么也不会做”。而实际上，孩子们“对做事充满了渴望”，只是学校没有提供机会。后来，威金顿设计了“狐火课题”(Foxfire Project)，发动学生创造自己的“课程杂志”：其中将记载学生通过自己的行动焕发出来的火热生命力与创意。学生们动起来了，借助于家庭亲友的关系，他们在社区、城市乃至整个美国采访、摄影和记录各种信息，“不仅逐渐学会了编排杂志，也学会各种技艺，如拆装机器和拆建旧房屋，把老人组织和集中一起等等”。

几年过后，学生们的课程杂志“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在美国可谓是家喻户晓”，“甚至欧洲目前还没有取得象狐火课题那样的成绩”。1972年，狐火课题杂志开始以丛书的形式公开出版，到1978年，印了三辑，“销售量就超过了四百万册”，“影响大大超出了两百多份类似的中学杂志”。这项学生课程事业今天仍在继续。“对于许多学生来说，参与课题证明了经验转变的过程”。如一位学生说：“我通过《狐火》学到了……怎样表达自己和与人交流。通过实实在在地教一个小孩子怎样做事，理解了教学的价值。当我看到孩子的眼睛亮起来的时候，感到十分兴奋……更重要的是，我理解了人们共同工作的价值，人们彼此依靠、互相合作的价值。它使我的生活与以往不同了”（保尔·汤普逊，2000:214-23）。

狐火课程活动没有创造任何新颖华丽的理论，而就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日常教育活动中每一件具体细小的事情与问题上，并想办法去做好它。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细小的建设性的课程思路，使狐火课程活动渐渐赢得了社区乃至国家的尊重与支持，建立起了后现论批判家无法获得的广泛良好的社会关系与影响。

同样是在教育学者有可能走向后现代文化的六十年代，英国学者斯坦豪斯(Lawrence Stenhouse)和埃里奥特(John Elliott)提出了以“行动研究”为方向的课程理论，也就是将课程理论转变为叙述一线教师的教学经验及其问题。尽管他们非常熟悉福柯、伽达默尔等后现代风格的理论家，而且是许多理论争辩的“在场者”，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围绕后现论进行课程研究，而是相信类似于人类学“田野作业”(Field Work)的“学校作业”(School Work)和学校中的各种“小事情”(Small Things)才是课程理论走向新生的园地——而且是永不枯竭的园地。而恰恰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思路，使得行动研究能生产出一种真正后现代风格的课程理论文本——正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叙述了社会边缘人的处境与命运（而不仅仅是阐释几点新的思想原则），行动研究的课程理论也是以一线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知识教学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为核心主题（而不是为了表达某些后现代的教育理念）。（注：2002年9月，埃里奥特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作为日常活动的陪伴者，笔者曾就“行动研究”的历史、旨趣及其与国家权力、后现论的关系，向埃里奥特教授咨询，本段关于行动研究的评论因此形成。）当然，如同现代课程理论是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才得以广泛传播，类似于行动研究的课程探索也需要国家把权力下放到地方社会、学校与教师。同时，学者、学术刊物与媒体也应以一种务实的精神来和教师一起“对真正阻挠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展开扎实的研究”，而不是“吵作教育问题，干扰人们的思想”（钟启泉，2002）。

参考文献

1　钟启泉.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化.2002年10月19日“上海教育论坛”专题演讲.

2　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3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3　小威联姆·E·多尔.后现代课程观.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4　大卫·杰弗里·史密斯.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5　Bourdieu， P.， et al.， An Introduction of Reflexive Socialog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6　Doll， W.E.， Jr.， Curriculum and Concept of Control， in W. Pinar(ed.)，Curriculum Identities: New Visions for the Field，Garland. 1997.

7　Lyotard，Jean-F.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8　Lyotard，J-F.， Libidinal Economy ，Athlone Press. 1993.

9　Marcus，H.，One Dimensional Man，Beacon Press. 1964.

10　McNeil， John D.， Curriculum，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fifth editi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6.

11　Moore， A.， Teaching and Learning: Pedagogy， Curriculum and Culture.

12　Routledge. 2000.

第4篇

（一）以学习先进为最大价值取向的激进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在上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教育学者的态度都相当激进，他们主张对外学习，并对先进教育理论予以了高度肯定。然而，在他们充满热情地学习国外教育理论时，却陷入了文化困境。作为文化的产物，中国教育学者的文化属性必然带有中华文化的特色。也就是说，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是中华文化的“所有者”，特别是近代早期学者，其文化属性更带有明显的国学色彩。带着这种浓厚的国学色彩去学习西方教育理论和模式，难免会对西方文化教育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产生偏差，面对这一困境，只能摒弃传统，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去进行研究与学习，久而久之，就渐渐被西方文化“殖民”了［1］。对于广大中国教育学者而言，这种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歧出”对其研究和学习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具体表现在：首先，它分割了中国教育学者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生活。关于这一现象，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曾说过：“我们以西方的模式从事研究工作，以中国的生活模式生活。”其次，它容易使国人过分崇拜西方教育理论。由于西方教育理论具有情境性和临时性的特点，中国人一旦走出研究工作的“象牙塔”之后，就会失去生活的方向，甚至迷失自我，但是他们坚持向先进教育理论学习的精神又迫使他们陷入了以理论指导实践的困境，这大大弱化了实践对理论的约束力。面对这种情形，自然会出现过分崇拜某种理论的现象。再次，它将教育理论的创新精神扼杀在了摇篮中，导致中国教育研究极其缺乏原创精神。

（二）以注重继承传统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当中国教育学者穷尽自己的力量去承接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或开始对传统文化特色予以高度重视时，尽管其价值取向是正面的，但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首先，如果他们不解决“破旧立新”的问题，就算多么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无济于事的。换言之，当代的中国教育学者一方面要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创新影响传统的继承。但是，我国教育理论本身就沿用了西方模式的大环境下，他们该如何厘清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理论、传统教育之间的关系？当中国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与先进教育理论发生碰撞时，我们会发现，这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所看见的东西均未超出“胚胎”、“萌芽”、“历史”的范畴。这难免会使广大中国教育者陷入理论困境中。由于无法在传统中找到可以与先进教育理论相抗衡的东西，教育学者们便只能徘徊于西方教育理论的框架中，同时也使得中国教育者即便是尽了最大努力去发展本土教育理念，但触碰到西方教育理论，却又被打回了原形［2］。其次，由历史原因引发的困境。受中国教育学者自身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在研究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会因为教育理论中国化价值取向发生变化而陷入困境。他们熟知近现代教育理论的一切内容，而且可以轻松地阅读各种外文文献。在他们眼中，古文比英文更为复杂、陌生。目前，除了专门从事古文研究的学者之外，我国很多教育学者都不太了解古文，这已成为了我国教育学界的普遍现象。这种困境阻碍了他们传承传统文化的脚步，也切断了他们与古代文化典籍的联系。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研究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效果。

二、后现代教育理论下中国化文化的出路

（一）改变先进和传统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

以来，人们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感。现代社会的发展轨迹表明，西方文化并非“先进”的代名词，现代化也并非西化。换言之，落后并非是“传统”的代名词。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应该用“好”、“坏”二字来形容传统，只是因为人们看待传统的观点不同，因此才会产生好与坏的看法。如果简单地把西化视为现代化，将先进文化视为西方文化的话，那么异质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就是坏的、落后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自以来，传统文化中的“礼”，就被视为一种落后的表现，因为它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尽管我们早就摆脱了传统礼仪的枷锁，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学校中、街道上、公共场合里，依然可以看到各种丑态百出、缺乏教养的行为。尽管在当代社会已经见不到“三跪九叩”这样的大礼，但见到长辈鞠躬、行礼也未尝不可。在教育领域中，已失去了用于划分传统与先进的界线，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特地对教育的范畴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了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严格来说，这种划分方式就是人们排斥落后，追求先进的一种表现，再进一步说，这种划分方式无疑是想让大家认同现代教育的先进性与传统教育的落后性。就教育而言，在不考虑社会因素的情况下，这种区分是很难明确的。就算可以根据时间区分这两种范畴，也无法明确教育观念的归属。如果再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尝试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不成熟的表现。要知道，无论哪一个时代都在努力的寻求“教育是什么”的答案，如果早已对自己时代和社会的教育实质了然于胸，又何必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教育理论和实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既充满了时代性，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传承性。人们只有通过解释和补充上一代的教育观念，才能得到符合当下时代特征的新观念，如果没有上一个时代的教育精神作为支撑的话，这种解释与补充是无法实现的［3］。就拿教育组织形式来说，当今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乃班级授课制，这种组织形式是在个别教学形式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班级授课制却始终未得到现代教育史上几次大规模教育组织形式改革的认可。与传统教育相比，尽管现代教育中的个别教学在性质和复杂程度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就个别教学来说，现代和传统是高度统一的。在历届教育改革中，人们用于取代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就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二）以中西文化交流为基础

西方教育理论中国化作为后现代教育理论中国化的代表，是以中西方文化交流为支撑的，我们要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对待和接受西方文化，同时又要自觉地抵制其不良文化的侵蚀。一方面，在对后现代教育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进行接受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全面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历史结构与逻辑习惯，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后现代教育理论在中国变成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另一方面，倘若我们仅一味地接受外国教育理论的模式，而不用本民族的特性对其进行创新的话，就会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导致中华民族文化出现断层的现象。所以，我们应该敞开心扉地去接受和传承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拒绝、排斥。与国外教育学相比，我国教育学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加之中国学者在探索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常将教育传统视为一种“落后”的东西，因而难免会对外来教育表现出崇拜之情。要知道，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教育传统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就无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鉴于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传统是必需的，我们不能因为其是“过去式”就不假思索地舍弃，而要是看到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4］。所以，在外国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公平地对待中西方文化，而且要努力为中、西方文化搭建沟通与交流的桥梁。

（三）反思性地运用

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与西方社会的文化环境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导致二者的发展现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中国教育，都面临前代和现代的问题。正如北大教授钱理群所说：“我们是旧病未愈，又添新病。”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当代中小学学生所接受的仍然是一种奴化的教育，一方面，他们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自己的话。相比之下，“五四”时期主张说真话、强调个性解放的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另一方面，当今的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长辈的宠爱使他们养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思想，同时优越的生活条件使之越来越物质。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教育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又遭遇了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以一种反思的态度来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5］。毫无疑问，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一些主张的确起到了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作用，当然也不乏一些不符合中国教育现状的论断，甚至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观点与主张。有些学者表示，引入后现代教育理论的目的是补充、完善现代教育，而非否定现代教育，所以现代教育理论永远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我们应该树立一种有限理性的教育观，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不余遗力地挖掘非理性的潜力，另一方面又要大胆地承认理性精神的启蒙作用；我们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去发展教育，树立与人类发展规律相一致的教育观，一切以人为出发点，同时要正视人类对生态、环境与资源造成的破坏，反对过分夸大人的作用；与此同时，在批判和反思人类命运和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要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我们还应该树立诗意理性的教育观，既要鼓励浪漫、诗意的教育理念，又不能有失分寸，显得过于主观，这样才能赋予教育观一定的张力和弹性；我们要根据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树立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教育观，还要本着人文关怀的态度去弱化科学的技术性与工具性［6］。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不放弃现代教育主张的前提下，科学地、理性地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学会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优秀观点去对现代教育进行补充与完善，甚至创新现代教育，最终使现代教育变成一个先进的、多元化的教育理论。

（四）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和而不同”的传统思想，每种文化之间虽然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些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和”性的。所以，在后现代教育理论发展基础上，我们应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发展，简言之，这是一种多种文化中间从“不同”达到特定意义上的“同”的过程。这里的“同”并非意味着要同化中国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或是在这些文化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位置，更不是取代这些文化，而是要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集，并以此为依据，准确把握文化的多样性，并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并不意味着否定本国传统教育文化，或是抬高西方教育文化，而是要建立一个被所有人认可的教育世界。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为中西双方教育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最终体现出“和而不同”中“和”的内涵。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拓宽中国教育发展的眼界，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且还能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三、结束语

第5篇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艺术设计；文化精神；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都有其浓厚的思想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反理性主义思潮的后现代主义也同样有其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在现代社会经济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在人们过度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很容易产生自我价值观的混乱及精神信仰的危机。这样在现代主义设计中就出现了厌烦、冷漠、近于模式化的以极简为宗旨的设计风格，此后，后现代主义设计又在反现代主义的基础上产生了。

一、后现代主义艺术设计的发展及特征

艺术设计发展到今天，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体现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技术运用上，而且它本身也体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时代观念的变迁。艺术设计的发展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艺术设计只是为了少数贵族特权阶级服务，呈现出传统的、以手工工艺为主的古典主义设计特征；第二阶段，艺术设计以形式简单，功能性强为其主要宗旨，呈现出工业化的现代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特征；第三阶段，就是现代主义之后的设计阶段，这就是人们所称谓的“后现代主义”设计阶段。

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Post-Moderism）没有确切的定义，普遍认为它的内涵与外延较难界定。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从20世纪 50年代的美国“反文化运动”开始的，这样就将“波普”运动看做了后现代主义的起源。[1]后现代主义的设计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是紧密相联的。后现代主义设计不强调功能性，不考虑社会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对设计的影响，而重视装饰和个性、具有反传统、漠视理性的特点，表现出对现代主义、平凡主义的一种厌倦。但是，在形式上它仍然是一种现代主义或国际主义的延伸，是在现代主义基础上所做的再塑造，是一种个性的体现和张扬。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前两种设计风格的结合或继续。但是，我们又不能非常绝对地说，这两种设计风格，哪一个更能代表时代的进步，因两者有其某种社会功能相同而并存。上世纪90年代后，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后现代主义的设计风起云涌，它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的个性化、多元化的追求。因为后现代主义设计的产生，使得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世界显得更丰富多彩，更加人性化。可以说，这是后现代 主义设计的优点。

三、后现代主义艺术设计的文化精神

后代主义建筑、阿基米亚和孟菲斯小组等是众多的设计流派和思潮中有较大影响的，对建筑设计的高技术思潮的一种引申是艺术设计中的高技术风格。意大利有两个激进的设计组织，即阿基米亚和孟菲斯小组，他们继承了“反设计运动”的传统，反对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强调大众文化的价值。而后现代主义建筑作为众多的后现代设计流派之一，它最早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国际建筑界，它不是广义上的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指称，而是指狭义的对现代主义国际风格的建筑流派和思想的一种反叛。上面所指出的设计思潮流派在其众多的先锋设计师的实践努力的基础上，汇聚集成一股强劲的后现代主义的设计思潮，体现出了或显或隐的后现代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

1981年9月在“孟菲斯”举办的展览中，因为展品的功能几乎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许多批评家把展品看成是玩笑或恶作剧的挑衅行为。在“孟菲斯”的代表人物埃托・索得萨斯的设计理念中，作品的使用价值和功能似乎已被遗忘了，不是形式追随功能，而是形式追随表达。在他的设计作品中，历史的脉络，诗性的叙述及文化的底蕴往往比其实际的价值和功能更为重要，这就使得“孟菲斯”设计群体的作品具有了强烈的反现代性、反理性的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国际规模的后现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也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精神内涵。

在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的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其对历史脉络的钟爱与解构，如后现代建筑理论家詹克斯的《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一书中，用“后现代古典主义”来对整个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主义建筑进行命名。因为，后现代主义建筑用特殊的方式对历史进行了梳理，并对传统进行了很好的继承。比如，于1995年博塔设计并完成的美国旧金山现代美术馆，该建筑以红褐色的色调为主，以传统的砖石为材料，但是，其铺砌的手法相当细腻。横向的线条非常耐看，主立面的完全对称构成古典传统建筑所具有的厚重、沉稳风格。博塔认为，这个建筑具有古迹要素又具有现代品格。砖这种自然材料，它能引起人们对大地与火的联想，体现了人们对远古时代人类所居住的茅屋的记忆。他虽是个现代人，但是，在他的笔中，我们看到了他对整个建筑的历史的描述和绘制。[2]上述可见，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人类的历史没有走向断裂，反而历史更为弥久；在传统语汇中他找到了新的灵感，其创造的个性也没有丧失。现代主义建筑抛弃的文化底蕴在他那又被重新拾起，这正是体现后现代主义设计的积极的方面。

在以简约、怪诞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主义设计显现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精神实质：否定和反叛理性主义的世界观，赞扬和肯定多元性与不确定性。但是，它的手段却是对历史的丰富性的一种重新解读和对历史词语的一种重新运用，并在其使用过程中体现出一种拼贴的戏谑与思路的拓展。这些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设计文化的方方面面，他们体现着后现代主义设计中的后现代的文化精神。我们冷静地看待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就会发现它是社会进步、科学发展及文化变迁的必然结果。它是人类面对前所未有的社会悖论、知识状况时以新的思维方式所做出的一种全新反应。

参考文献：

［1］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321.

［2］詹和平.后现代主义设计［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 161.

第6篇

关键词：形象文化 传统文化 文化变异

“在后现代主义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像片的出现，也可以称为形象”[1]后现代性的文化领域其典型特征就是伴随形象产生的。形象文化所制造的真实究竟意味了什么？形象文化不断膨胀究竟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形象文化是怎样使得我们在文化探索上一步步陷入了迷途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本文试图从形象文化对我们传统文化所造成的深刻变异来诠释形象文化的内在精神，引起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变异进行深层体察和深刻思考。

一.“他性”与“想象界”的消失

什么是他性呢？所谓“他性”指的是事物的外在性特征，事物对你来说是属于另外一个外部的现实的，和你没有直接的必然关系。美国著名学者杰姆逊认为电视的到来给信息带来了一个很奇怪的变化，那就是使得事物失去了“他性”。“同样的信息出现在电视机上的时候，便失去了他性，因为电视是你家庭的一部分……电视安放在你自己的起居室里，它加入了你的生活，它上面出现的形象也可以说就是属于你的。在电视这一媒介中，所有其它媒介中所含有的与另一现实的距离感完全消失了。”[2]当我们坐在家里观看着电视上的图像时候，这个过程从而把外部客观世界发生的事情转成为我们自己世界的一部分，通过电视我们可以使得外部事物内在化，甚至可以使得外部事物成为我们自身的经验，成为我们可以亲自体验的一部分。在不知不觉中，事物的“他性”也就丧失了。

“想象界”是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将其作为一种感知形式，与现实事物发展联系的形式”[3]从印刷文化到形象文化，“想象界”与“实在界”的距离却在趋于消失，距离的消失也就是与对象融为一体，进入对象的存在结构。此时，异于这个对象的坐标体系被摧毁了”[4]在后现代文化中，复制技术的出现使得各种影像的生产早已经超过现实的边界，因为形象文化的逼真性，其和真实生活之间的距离于是也就消失了。距离感的消失阻碍了我们发挥想象力，因为我们想象的空间已经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形象的复制使得其与真实物质的原型分毫不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些大量复制的形象已经取代了现实本身，我们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借助想象力来还原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很早的时候就对此进行了思考，他说“复制技术使得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观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对象以现实的活力，这导致了传统的大崩溃”[5]我们的文化传统已经崩溃了，我们的文化再也没有现实感了。

二.非中心主体的零散化

后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没有现实感的荒诞时代了，后现代同时也是一个被“耗尽”的时代。杰姆逊指出“在后现代主义的‘耗尽’里……你是一个已经非中心化了的主体”[6]“事物发生了变化，我们都不再处于那样一个仍然存在着‘个人’的社会，我们都不再是个人了，而是里斯曼所谓的‘他人引导’的人群。”[7]形象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导致这种主体零散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形象文化通过强烈的视觉冲击，给受众提供暂时的感官刺激。耽于这种感官享受中，我们根本来不及也不需要思考。形象文化的行进节奏速度太快，成千上万的色彩斑斓的图片，从我们的眼睛前倏忽而过，我们的思维根本无法从形象文化上得到锻炼和提升，因此成为了里斯曼所言的被“他人引导”的人群，只能被引导的去相信这个信息，接受那个信息。我们在接受印刷文化时候，可以停下来去思考文本的意思。可是面对稍纵即逝的形象文化，我们无法停下来，必须舍弃思想才能跟上其节奏，舍弃了思想谈何思考呢，没有思考谈何有自己的存在呢。

我们在形象文化创造的奇幻虚无的瑰丽花园中漫无目的的遨游，终于忘却了自我的存在，失去了主体价值的意义。我们不再对现实世界做严肃的思考，不再对生命的形而上学发出叩问，我们悬置了对终极意义的追寻，最终搁浅了对理想价值的探索。我们被淹没在形象文化形形的图片中，我们的感官被形象文化铺天盖地的宣传和渲染严实的填充起来，不再思考，不能思维，缺少了基本的逻辑思维锻炼能力，没有任何反思和超越的空间和机会，我们怎么使自己统一起来？怎么能寻回自我的身份？又怎么去建构完整的世界和自我呢？

三.深度削平后的形象呈现

后现代主义的形象文化之所以会是造成中心主体的零散化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其缺乏深度，是一种平面性质的文化。现代主义本质主要是一种时间的模式，而后现代主义则主要是一种空间的模式，所以从本质上说作为后现代主导文化的形象文化是一种平面性的空间美学，这一性质必然导致形象文化会削减掉时间的深度，文化因此失去了纵深层次感，演变成为一种自我封闭和自成体系的文本游戏。文化的精神失落了，最终只能以一种深度削平后的形象向大众呈现。

面对具体和直观的形象，我们的抽象思考和想象思维毫无疑问只能被中断和扰乱，对意义的领悟最终无奈也只能停留在浅显的图像表面上。在形象文化中，由于缺失了叙述，无疑也就失去了时间的线性结构。时间在形象中断裂开来，“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连续性感觉已经崩溃了，新时间只集中在现实上，除了现实以为，什么也没有”[8]没有了线性的形态，于是文化只能分解为零散且不连续的形象，从而失去了其深度。形象文化“产生非连续性的时间意义，它是与传统的断裂”[9]在这种深度丧失的断裂中，现象与本质、能指和所指的、表层和深层、真实和非真实的对立都显得不再有意义。正如同海伯狄治所言；“形象之下或之后一无所有，因而没有什么要揭示的隐藏的真理。”[10]人们在一种缺乏时间、历史维度的形象文化中徘徊与滑落，彻底陷入到一种无意义的狂欢之中了。

四.本源丧失后“物”的世界

文化的物化是形象文化出现后带来的又一个重要变异。“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11]形象文化是消费社会的产物，它与工业生产和商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艺术迎合社会现存需求的程度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种追求利润的商业”[12]在这种情境下，文化最终失去了其本源的意义，失去了其主体的价值。形象文化的出现和普及让我们的文化彻底的“物化”了，我们的文化因此被深深的打上了商品的烙印，文化其所固有的神圣性丧失了，迅速陷入了审美的极端贫困状态。

商业原则渗透在形象文化中，“文化开始从膜拜走向展示、从仪式走向实用、从独特走向复制、从幽深走向亲近。”[13]当文化演变为形象，形象又附属了太多商品性质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完全的工具性世界了。在这个工具性世界里，我们不会去解读文化，不会去感受文化，而只能被动的去接受，去操作文化，因为我们的审美文化已经走向自我放逐了，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性质和目标皈依已经被成功的篡改。

消费社会的形象文化剥离了文化作为文化的深层意义，文化不再有深度，不再有历史，没有真理，也没有主体，一切的一切都在一个平面上。而形象文化大规模的复制使得本源都完全的丧失了，本源的丧失剥离了文化的同一性、整体性和中心性。我们被大量的没有原本的摹本所包围，成为了视觉文化中形象的俘虏。形象文化的非真实性使得其与现实的界限模糊，现实于是被隐退了，我们作为自我的主体于是也丧失了，世界最终成为了物质的世界。

五.结语

形象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性文化的思潮已经确确实实来临，我们已经进入了海德格尔所言的“世界图像时代。”形象文化给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明、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未来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我们的文化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途中，这是我们无法回避也不能逃避的。我们应该如何挣脱出这个形象受到控制的超现实的世界？如何能逃脱出来重新拥有自我的主体而不成为形象的俘虏呢？我们还能重构文化的乌托邦信念吗？还能重塑指引我们真正通向理想、通向自由境界的文化范畴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还是让我们沉淀下心底的浮躁，按捺住心底的喧嚣，去静静的沉思，好好的思考，我们的文化怎样才能够重新担负起社会功能和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董学文等编.《现代美学的新维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3]【英】迈克・费瑟斯通著.《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4]【德】.阿多诺著.《美学理论》【M】. 王柯平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5]南帆.《影像的魔力》【J】.书屋，2000.

[6]鲍金.《文化商品化的两个层次》【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第7篇

关键词：现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国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4]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

第8篇

1 后现代艺术作品与后现代广告

1.1 后现代艺术作品

在后现代主义时期，非常多的艺术家陆续的开始寻找新型的绘画方式，和传统中的主流艺术进行的“较量”，伴随着摸索，诞生了许多新的作品。打破了传统的绘画模式和风格，让人们的视觉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洗礼”。二战后的西方花坛，与以往相比，急速地运行和变化着。波普艺术、装置艺术、欧普艺术、环境艺术、偶发艺术、大地艺术……一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震撼着人们的神经。冲破了原有绘画界限的波普艺术作为征兆，迈开了后现代艺术的第一步，它打破了艺术和生活的界限，清除了高雅与通俗的严格区分；在建筑领域，出现了单调、冷淡、无人情味的正统建筑的尖锐批评，涌现了许多不同于传统“火柴盒”建筑风格的个性化风格。

除了艺术领域，在文学、社会学、教育学、美学等领域也广泛存在着后现代倾向，掀起了后现代主义的论争。“后现代”在哲学领域已经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同时，“后现代”慢慢的也进入了成熟阶段。何谓“后现代文化思潮”，实际上就是不同方式的后现代的称呼综合。像后现代艺术、后现代哲学、后现代文化等等。这一社会文化思潮，非常迅速的扩展到各行各业，使很多艺术行业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很大的冲击力。以至于到后来，后现代广告出现在社会主流中的时候，导致太多太多人对其有争议和看法。本篇论文主要以后现代广告为主，分析了后现代艺术作品的心理诉求问题，简单介绍如下。

1.2 关于后现代广告

后现代广告的形成，是因为现代广告，所以才形成的一系列对比。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传统中的文化蕴含慢慢的被取代的。而伴随着其发展的过程中，后现代广告的发展也越来越成熟。其中，影响后现代广告的就是消费文化。至于后现代广告的定义，至今为止还没有明确的解释或者诠释。多数学者认为它是抽象的，变化多端的，方式方法新颖，冲击力强，表现得风格多姿多彩。现代文化变幻多端，广告也是如此，其中具有新鲜特征的广告，一般都称之为后现代广告。伴随着后现代广告的到来，人们也开始逐渐的了解并且接收。

后现代广告采用各式各样的激进方式，其中最常见的是“反文化”类型。采用的方法是通过感觉来俘获人们的心灵。后现代广告不管是在创作理念上还是表达的方式方法上，都具有非常丰富的冲击力和想象力。

2 后现代广告的心理诉求

要想使后现代广告达到预期目的就必须使广告人性化。换句话说，后现广告只有与消费者的心理诉求相结合，才可能使后现代广告产生神奇的效力。

2.1 后现代广告个性心理诉求

后现代广告个性心理诉求，即广告要注意人的个性感受。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因过多忙于各自的工作而忽略了情感方面的需求。比如说爱情的甜蜜感、家庭的温馨感、事业成就感 、地位荣誉感等等，这些使得后现代广告的定位必须从消费者注意的常规模式走向注意消费者体验。

2.2 后现代广告的社会心理诉求

社会心理诉求是人类在进化中遗留下来的心理烙印。广告人可利用这种社会心理诉求把广告多元化细分，面向不同的社会层次以获得更大的收益。

第9篇

关键词：后现代文化思潮 当代欧美文学 修辞手法 研究

中图分类号：I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1（c）-0192-02

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上，就会以修辞手法来表达思想。

1 后现代文化思潮引起了剧烈的文化震荡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起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在6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和法国兴起，进入到8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欧美文学作品中就已经有后现代思维方式。中国的学术研究界对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定位，首先是从建筑和文化领域中形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得以扩展后，被融入了哲学、艺术、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因素，因此而被纳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后现代文化思潮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引发了意义深远的效仿热潮，以致于在欧美各国引起了文学震荡。

2 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方法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为了能够使作品的语言更为丰富，往往会采用恰当的修辞手法，以渲染作品的语境，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2.1 比喻的修辞手法

比喻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修辞方法，不仅可以使文学作品更为有声有色，而且还可以提高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与汉语的比喻修辞手法相同，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比喻，主要为明喻和暗喻。明喻，是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两种事物和现象相互对比。比如：He looked as if he had just stepped out of my book of fairytales and had passed my spirit.译为：他看上去好像刚从我的童话故事书中走出来，像幽灵一样从我身旁走过去。暗喻具有较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在欧美的文学作品中，暗喻的手法要经过品位和咀嚼之后，才能够感受深意，令人回味无穷。比如：Rise，like lions after slumber.In unvan-quishable number，shake your chains from you likedew.在这首诗句中，将觉醒的奴隶比喻为沉睡中苏醒的雄狮。这句话当然不是表面的意义，而是采用了暗喻的手法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在涵义。

2.2 幽默的修辞手法

在文学作品中，幽默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以将文学语言的表达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给人以阅读上的美感。比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 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这句话的前半句和后半句在表达上极具对比性。前半句采用了哲学式的庄重语气，后半句则是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这种不协调的语调，将英国上流社会的无聊与空虚表达了出来。从语言的运用上，这种语言表达很显然违背了语言规范，但是正是这种幽默的修辞手法，才会让文学作品的思想表达更为生动而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2.3 反讽的修辞手法

反讽的修辞手法在海明威的《光荣的战士》中极其强烈地体现出了诗文本身所富有的情感抒发，以极其强烈的讽刺手法营造出文章情节中的紧张气氛。E.M.哈里代（E.M.Halliday）曾说过：讽刺使海明威的作品在无形中成为了思想情感宣泄的伟大小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意图与行动之间等矛盾的焦点当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着讽刺性的差距，而对于讽刺手法来说，其不仅仅是对情感的宣泄，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反讽具有一种艺术价值，在夸张的反讽修辞手法面前，能够将一个人脱离真实的存在体，从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形象的构造，能够给读者带来思维上的美的感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助于读者情感的一种释放，能够让读者充分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达到艺术上的共鸣。

另外，反讽能够使相应的文章中的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心情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如《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所使用的反讽手法，对麦康伯和玛格丽特两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的细节描述，并对他们的生活通过反讽的修辞手法，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从而让人们在阅读当中的细节之处时，能够清楚地看到小说故事背后的真实现实生活，用悲愤的言语来反映作者内心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使文章的情节更加地生动而富有真情，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活跃人们的思维，提升人们的阅读兴趣。

2.4 象征修辞手法

在国外一些文学作品中，象征修辞手法通常情况下给读者带来生动的画面感。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充分地体现出了丰富的象征修辞手法，其中对雪峰上的豹子进行生动的描写，是文章体现死亡的象征体，以豹子作为死亡的象征，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作者情感的抒发，通过豹子透视出更多事物的本质，以物象征作者的内心感受，从而对相应的情感进行描述，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看清事物背后所喻指的相关内容，并且其能带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

2.5 对比修饰手法

在欧美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运用到对比修辞手法进行相关的情感抒发，其丰富的内涵给读者带来更多情感的震撼，对于修辞手法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而言，看似单调的文学作品其实质具有丰富的内涵，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细细品味，不仅能够增加自己的阅读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相应的阅读审美。

在《一天的等待》中作者对父亲出门狩猎这段情节进行描写，并将其与孩子的相关死亡过程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将两个角色之间的内心情感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对孩子面临死亡的过程与父亲打猎过程中的愉悦心情进行对比，从而将悲痛无限地进行放大，带给读者内心情感的震撼，透过父亲打猎的愉悦心情对孩子死亡形成强烈的情感反差，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悲痛情感，在死亡与美好生活之间进行对比，从而形成情感的矛盾体，使读者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透过作者的对比手法，在内心活动中形成强烈的矛盾情感，从而致使读者感同深受，在很大程度上对读者的情感进行有效的升华，以至于读者能够清楚作者文笔下具体思想情感的源泉，从而在情感中达成共勉。

3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的影响

3.1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的渗入从修辞手法上得以体现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多元文化观念，思想意识决定了在文学创作中所采用的修辞手法，因此而形成了具有当代特色的写作倾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只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而在文学创作中，用以表达思想的修辞手法却是同中存异，似乎只是一个自觉程度上的差异。以诗学为例。现在主义在诗歌创作上，更倾向于写实描述，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则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诗歌原本就是浪漫 的，但由于修辞手法的体现上的同一性，使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渗透于许多的后现代文化作品中，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以美国当代文学创作特点为例。美国文学作品在创作主题上，以追求自我为主，小说的内容多以写实的手法，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其中不乏真实的史实。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仅仅是写实当然是不够的，于是，作者就运用了修辞的手法，通常是采用多种形式的比 喻，或者是明喻，或者是暗喻，以将文学作品浪漫的气息释放出来。

3.2 幽默的修辞手法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重要体现

对于传统文学观，后现代作家给予了批判，认为传统文学过于原则化，特别是在现实描述的表现原则上以及故事叙述中的内在心理过程的表现方式，都是建立在模仿论的基础上，而并非文学创作。后现代文化思潮讲究文学体裁边界的模糊化，以荒诞和虚无的写作手法，将文学分类法打破，采用幽默的修辞手法，将传统文学作品的教化目的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语言排列组合的游戏。后现代主义的崇尚虚无之能事通过幽默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4 结论

综上所述，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后现代主义精神与现代主义大相径庭，但是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却存在着共性。在文学创作上，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因为有了各种虚构的神话和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穿插于其中，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小说叙述风格。后现代文化思潮由于在思想意识上对传统的反叛，因此而对于当代的欧美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第10篇

论文摘要：新写实小说是现实主义传统的一次回归。但是和历史上传统的现实主义不同，新写实小说淡化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当中那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作家们不再书写民族的寓言和神话而是回到个人话写作状态，他们放弃了理想和崇高的深度模式而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和对“人的价值立场谈化” 等方面进行关注，这些无不体现出新写实小说中浓浓的后现代意味。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20世纪后半期在哲学、文学、美学等多方面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后现代文化，作为一种叙述话语和风格，表现为大众性、平面性和消解性，自我的荒谬与萎缩、自我的零散化、平面化和自我的失名，自我的失落和反主流文化，反对现存的语言习俗，二元对立及其意义分解，返回原始和怀旧情绪，嘲弄模仿和对暴力的反讽式描写等。这些总的概括说就是呈现主体消解、价值立场的谈化、平面化、零散化等倾向。后现代主义和通常意义上的思潮、流派不同，后现代主义文化既不是指称一个具体的作家或批评家的群体，也不存在被广泛认同的纲领和宣言。不仅如此，后现代文化是一种没有中心的多元文化，宽容各种不同的标准，主张“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文学领域上，后现代主义文学涉及的流派众多，各种思潮杂芜。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中国文学里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创作，其中就以新写实小说为代表。

一、“原生态”生活的还原

1.对“原生态”生活的全面展示

无论是《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还是《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夫妇，还是《艳歌》中迟钦亭等，对于他们的挫折、尴尬、屈辱、卑劣、成功、喜悦，新写实作家们注重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生活，尽量避免和减少对叙事的干预，呈现出一种客观化的“原生态”的叙事特征。

《烦恼人生》中，印家厚本是一个富有才华、志趣广泛的青年，但恶劣的居住条件、拮据的经济状况、妻子的刻薄挖苦、孩子的抚养，等等，使他不得不在一系列琐碎繁杂的事务中如蝼蚁般忙碌。小说通过一幅幅灰色的生活片断逼真地刻画出了普通人的庸常卑琐的生存状态和烦恼无奈的情感体验，并从毛茸茸的生活中揭示出了物质的贫乏和人的欲望无法满足之间的矛盾是烦恼的根源。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同样不避讳生活的平庸琐碎，以极大的耐心和细腻的笔触描写着日常家居生活的“鸡零狗碎”。新写实小说作品所叙述的小说人物的生存状态，既未被理想化，也未被丑化，是对现实生活的还原。它不企图完成任何观念性的升华，而是全盘揭出一种生活，一种不容置疑的刻骨真实的生活。

2.“零度状态”的情感叙述

在还原“原生态”的写作中，显示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大多采取等值的、不动声色的“零度状态”进行叙述，用冷漠叙述着眼于人实在的“生活本身”和真实的生存状态与生命形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客观呈现生活的原始色相，很少有抽象的议论和判断，真实诉说生活的喜怒哀乐，体验着“冷”“热”生活酸甜苦辣的万般滋味。以方方的《风景》为例，方方为了将叙述情感彻底屏蔽，甚至用一个死者的“灵魂”，对红尘间芸芸众生进行了独特的审视。

不论在“原生态”生活场景的还原还是采用“零度状态”的情感叙述，从根本上说，是新写实小说秉承了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对作家权威意志采取彻底否定态度，不再从作家中心观念体系出发来建构充满乌托邦冲动的精神世界，而是直面无体系、无中心、碎片化的现实生活，新写实小说中的后现代意味得到彰显。

二、“原生态”生活中人价值立场的淡化

新写实小说“原生态”的生活还原和“零度状态”的情感叙述，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幅事象纷呈、浑茫杂乱的生存景象。在新写实作家笔下，生活就是生活本身，在平凡、平庸的生活后面并没有一个抽象的意义存在，现象后面没有本质，它自身就是本质，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每一个具体的可感知可触摸到的瞬间。这是新写实小说对“意义”的重新定位与审视。在这样一种新的价值建构中，一切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概念，如本质、理想、崇高、奉献等等都被放逐或“悬置”。结果出现的是印家厚式的烦恼 《烦恼人生》 ，为“一斤馊豆腐”而夫妻间没完没了的口角而呕气而疲于奔走的小林 《一地鸡毛》等等生活事相的冷静、客观的叙述。走出虚幻承诺与思想诱惑的人，开始义无反顾地走入了须臾不能脱离的“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的凡俗人生。在新写实小说中，我们目睹的是社会与日常令人震惊的吞没力量，在这样一种无以超越的沉沦之中，“活着”便成了芸芸众生的最高愿望。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的价值立场在“原生态”生活中不断的被淡化甚至被吞噬。

新写实主义作家强调“原生态”的写作。大部分新写实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都有意识地逃避主观的意识判断、理犯，作家在叙述时是一片真空，不带丝毫偏见，只原原本本地把生活的具体景象原始地还原出来。这种写作方式决定了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活是一种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没有崇高与卑劣的二元对立、善恶美丑共生共存的状态。这其实也是对意义的消解，对主流意识的反叛，属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后现代主义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被异化主体的焦虑、孤独、惆怅等等现代主义的情绪在零散化的主体身上消失，崇尚冷漠。新写实作家们注重的“零度写作”，也具有很强的后现代性。所以不论是新写实小说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和对“人价值立场的谈化”等等这些，无不体现出新写实小说中浓浓的后现代意味。

参考文献

[1]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 陈晓明.后现代主义[M].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第11篇

关键词：村上春树；音乐；小说；综述

中图分类号：J6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3-0277-01

当下，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在中国的热销体现了文学中后现代因素的大放异彩。同时，小说中引起读者内心共鸣的音乐元素更是后现代主义的落寞与失意的一种释放，体现出音乐与文学结合的一种魅力。本文将对这些研究进行一个梳理和总结，阐述该领域的研究焦点和盲点，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做一个展望。

村上小说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同时，与其文学相关的研究显著增多，重要的出版书目有：《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不时髦的村上春树》、《村上春树与后虚无时代》、《Dances With Sheep：The Quest For IdentityIn The Fiction Of Murakami Haruki》、《后现代语境中的村上春树》等；此外，从2003年起，对村上作品的研究性论文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大核心期刊。这些研究或多或少都要触及村上“音乐观对其创作的影响”或“文学的艺术魅力”等问题，例如：在杨炳菁博士所写的《后现代语境中的村上春树》一书中就将村上小说创作的一些特点与习惯与其青年时期喜爱音乐联系在一起，进而认为他的作品“在文体和语言上独树一帜”。

一、村上春树的音乐观

二战之后的日本开始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现代文化的耳濡目染，文化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村上的小说创作正是在战后日本新的历史语境下的一种尝试，有研究者认为村上小说创作受到了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音乐与文学的糅合也是这种后现代倾向的产物。

杰・鲁宾在《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中提到：村上的小说创作展现出新型的“美国式轻快精神”，并且美国的爵士乐与其他流行文化在他的作品中清楚的表现出来。他同时提到：村上沉迷于词汇的音乐性，这里的“音乐性”指的是小说文本中的语言体现出的节奏感。他认为，村上对音乐的运用是进入人“深层潜意识”的一种途径，读者能在阅读的同时找寻自我，这本身就体现出一种后现代性。陈岭在《论村上春树的音乐情结》中认为：村上作品中的音乐含有很多个人印记，特别是“对六十年代的缅怀”对他影响很深。此外，村上在小说创作中通过“音乐展开的主观世界”来描述“文学展开的客观世界”，运用音乐的象征、模仿、暗示等展示人物内心，也是与他在文学部戏剧科的学习经历相关。论文的最后将村上与张爱玲的音乐观作比，突出音乐在村上小说起到的美学符号作用。

二、音乐在村上春树小说中的功能

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里音乐是无处不在的。在《挪威的森林》中，不但标题取自于甲壳虫乐队的歌曲，小说最后更有为直子举行了独特的音乐葬礼；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少年丹尼》这首歌连接了两个不同的世界，找回少女失落之心的作用；在《海边的卡夫卡》里，少年与大岛因为讨论舒伯特的音乐而发出人生的感概；星野由一个与音乐无缘的青年变成了《大公三重奏》的发烧友……音乐对于村上春树小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李采在硕士论文《文学与音乐的完美交融――村上春树小说中的爵士乐》提出：在村上的文学创作中，音乐用于描写都市青年在精神失落后找回精神的种种努力，表现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复杂情感和独特的处世态度。村上春树汲取爵士乐的创作和演奏技巧，把建立在模仿、象征、暗示和表情基础上的音乐理论和实践广泛运用到小说创作中，形成别具一格的小说形式。

王光波在著作《不时髦的村上春树》的第四章的“村上文学中的音乐气质”里提出：音乐作为村上切入人物活动的通道，赋予了各种人物足够丰富的内外表情，用以刻画出人物的个性；此外，音乐也是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使小说体现出一种思想的跳跃性；最后，作者表示村上文学的音乐作为背景丰富了小说的精神蕴含，读村上小说如同在看一部“情节相连的MV”。

三、思考与展望

第12篇

关键词:后现代;不确定性;支离破碎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5-0054-02

萨缪尔・贝克特是爱尔兰小说家，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等待戈多》奠定了贝克特在文坛上的大师级地位，也为他赢得了久远的声誉。《等待戈多》于1953年在巴黎]出时引起轰动，上]了三百多场，成为战后法国舞台上最叫座的一出戏。本文将从该剧中的不确定性及语言的支离破碎等两个方面着手，分析该剧是如何表达后现代社会中人类存在的荒诞，虚无，和无意义。

二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艺思潮之一。它是信息社会，新技术革命和帝国主义晚期的产物。作为一种新世界的历史时期，一个新世界的思维范式，一种新风格，后现代主义孕育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在美国和法国兴起，七八十年代在欧美达到了巅峰。[1]

荒诞派戏剧是后现代文学流派中一个重要派别，这一戏剧流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产生于法国，随后流行于整个西方文艺界。荒诞派戏剧具有后现代文学的共有属性。后现代主义最根本的特征是 “不确定”，“模糊”，“偶然”，“不可捉摸”，“不可表达”，“不可设定”，和“不可化约”。荒诞派戏剧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是加缪(Camus) ､萨特(Sartre) 和海德格尔(Heidegger) 的存在主义哲学。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斯林(Martin Esslin) 1960 年发表的论文和次年出版的专著均以“荒诞派戏剧”为题，从而在理论上为这一戏剧流派正式命名。他在贝克特､法国剧作家亚瑟・阿达莫夫和尤金・尤奈斯库的戏剧中找到了“荒诞”的本质:“终极的确定性”已经消亡，世界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地域，一个“梦境”。

三

“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以其“不可界定性”来自我界定的。鲍德里亚在谈到“不确定性”时指出:所谓不确定性，具有多方面的含义。首先指的是“不能预知的不确定性质”;其次是指“不能确定地实现，因而引起怀疑的那些事物”;再次是指“不可见的事物”;最后是指“个人所做出的不确定状态”。总之，“不确定性”本来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到处充满着不确定性;换句话说，”不确定性“倒真正成为本社会中唯一最确定的事物。 ”不确定”也是《等待戈多》一大特点。

《等待戈多》剧情非常简单，第一幕开始时正值黄昏时分，在一条荒凉的乡间小路旁有一颗光秃秃的树，两个流浪汉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正在等待一个名叫戈多的人。他们一边说着语无伦次的话语，一边做着机械无聊的动作。等了多时，戈多没有来，却来了陌生人波卓和他的仆人幸运儿。波卓在他们面前大吃大喝，大发议论，肆意嘲弄和折磨幸运儿，然后用绳子牵着幸运儿要到奴隶市场去卖掉。两个流浪汉又在继续等待，戈多还是没有来，但来了一个小男孩，他告诉他们说:戈多今天晚上不来了，明天晚上准来。此时，夜幕降临，第一幕结束。第二幕开始时是次日黄昏，场景与第一幕相同，只是光秃秃的树上多了四五片叶子，两个流浪汉在等着戈多的到来。他们等来的还是波卓和幸运儿，只是波卓变成了瞎子，幸运儿变成了哑巴。主仆两人走了以后，小男孩又来了，他告诉他们说:戈多今天晚上不来了，明天晚上准来。两个流浪汉扯下裤带子又打算上吊自杀，不料裤带子断了，自杀未成，他们呆呆地站着不动，全剧终止。

虽然名为《等待戈多》，但中心人物“戈多”始终没出现。剧中人物对戈多是否存在，是否会如约到来始终不确定，但戈多却是整出剧的中心，是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存在着的理由。Maria Minch Brewer指出:“在该剧中，贝克特设置的中心人物是戈多，因为戈多是占据了舞台上表]空间以外的所有位置。他在遥远的地方，通过他的主人般的，神灵般的话语控制着一切。”④同样，Yuan yuan在其评论文章中指出:“中心人物的消失(戈多的消失)，而不是舞台上人物(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的活动，构建了整出剧的中心。”因为存在的不确定性，戈多变得深不可测。对戈多的等待实际上就是对不确定的，难以捉摸的，消失的重要元素的表达和寻找，而这一重要元素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等待戈多的无意义。James L. Calderwood在文章“Ways of Waiting for Godot”中指出:“等待其实是一种无效的活动，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消亡。”

该剧中心人物戈多所代表的意义至今仍不确定。戈多到底是谁?西多评论家有多种解释:有人认为“戈多”(Godot)由上帝一词]变而来，暗指上帝;有人认为他象征着死亡;有人认为波卓就是戈多，各种解说不一而足。在一次采访中贝克特被问到“戈多”到底是谁，他坦言:“我要是知道，早就在戏里说出来了。”有的学者认为戈多是一种象征，是“虚无”，“死亡”是被追求的超验，是现世以外的东西。“戈多”所代表的意义的不确定性，也是该剧拥有持久魅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

后现代艺术所追求的反形式的艺术创造活动，是一种无规则，无主体和无目的的游戏活动，是为了创建人类文化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崭新的艺术。后现代文化的游戏性质又可以集中地体现在后现代社会条件下的语言游戏和符号游戏。“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 的概念由维特根斯坦首先提出。他认为语言与游戏一样没有本质，它虽有规则，但不完全受规则限制。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游戏”打破了传统的人的主体地位，变得支离破碎的语言揭示了程式化语言的空洞，因此这种语言并不能表现生活的真实性，而退化成了人类交际的标记和意义与感情的面具。

在《等待戈多》中，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的对话杂乱无章，虽然他们在对话，但对话的内容却是各说各的，毫无相关性;语言对他们而言已不具有确立人的主体性的功能，而只是消磨时间的工具。

剧中最著名的是幸运儿那段没有标点和停顿的独白:

如彭奇和瓦特曼的公共事业所证实的那样有一个胡子雪雪白的上帝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确确实实存在他在神圣的冷漠神圣的疯狂神圣的喑哑的高处深深地爱着我们除了少数的例外不知什么原因但时间将会揭示他像神圣的密兰达一样和人们一起忍受着痛苦这班人不知什么原因但时间将会揭示生活在痛苦中生活在烈火中--[2]

荒诞派戏剧突破了传统语言的陈调滥调，强调语言无意义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后现代主义戏剧大胆地张扬语言的游戏性质，语言的支离破碎使得语言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确立人的主体性的功能。

五

可以说《等待戈多》这出两幕剧是两位主人公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生活的一个缩影。他们可能一直在等待戈多的到来，今后或许还将继续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无望地等待。这种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因为没人知道戈多是谁。这里的“等待”在法语里是现在进行时，所以它不是本义上的等待，而是一种生存状态，意味着人类永远在等待，却不知道到底在等待什么，而且永远不可能等来什么。戈多的不确定性，剧中人物语言的支离破碎更加深化了人类存在的荒诞，虚无和无意义这一主题。

参考文献:

第13篇

关键词：文化冲突;全球化;现代性;中国境遇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109-04

文化是特定群体基于共同的习俗、传统而形成的日常生活方式的表达。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化形态。不同的文化接触和交往必然导致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的形式和动力。在现代社会，随着全球化文化交往的日益密切，文化冲突成为全球化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不仅仅是现代社会文化交流的结果，而且有其自身的根源和依据。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方式的表达，代表着一定的文化诉求，是审视现代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切入点。因此，现代性成为理解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

一、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冲突的演变

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进程，全球化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确立和扩张而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全球化不仅表现为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各种国际性组织和全球性协议的形成等经济层面的全球化，也表现为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文化表达方式的形成与扩张以及各种文化实体的交流与碰撞等文化层面的全球化。现代社会，随着全球化文化交往的深入，文化问题日益凸显，文化冲突以更加醒目的方式呈现出来。正如亨廷顿所言：“在冷战后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以其他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1]6“文化的差异加剧了人们之间的分裂和冲突”，[1]108文化矛盾与冲突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文化矛盾与冲突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全球化发展的初期，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首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各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西方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现现代化，也包括非西方国家学习西方，力图通过各种途径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各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这种转型不仅包括经济和政治层面的转变，也包括文化上的变革。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打破了传统的文化体系，形成了现代文化体系。非西方国家在学习和接纳西方的现代文化体系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原有的文化体系。然而，现代文化体系与传统文化体系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现代文化体系以理性主义为核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种规章制度来维系社会的发展;而传统文化则尊重神权，并且依靠宗教戒律来约束和评价人们的行为。同时，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经历较长的时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逐渐产生和形成的，已经深深地内化于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共同影响着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其次，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前工业革命时代，由于技术的限制，各文化之间的交流甚少。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国家利用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各种商业活动以及各种殖民行为，把西方文化扩展到欧洲以外的世界。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性传播，西方文化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在全球文化系统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对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地方性本土文化而言，西方文化就是外来文化。文化是特定群体基于共同的习俗、传统而形成的日常生活方式表达，是内化于一个民族的血脉中的。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同，文化的实质也是不同的。因此，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本土文化与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

冷战结束以后，各个国家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物质和文化层面的全球往都得到了深入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化冲突凸显为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冲突。首先，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一元文化主义者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将出现单一的文化模式。如汤姆林森认为：“全球化喻示着某种单城性的感觉，世界在历史上首次正在变成一个具有单一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的世界。全球化使世界成为了一个‘单一的地方’。”[2]当今社会，人类在生存和生活方式上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趋同，如理性、自由、公平等价值观念成为指导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的价值追求;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全球提倡一种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单一的文化模式正在形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单一的文化难以形成，世界文化仍然呈现为多元化的趋势。杜维明曾经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倾向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多元文化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脉络。[3]因为文化是特定群体的共同生活方式的表达，是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基于共同历史传统和生活体验而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族群性，每一种文化模式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单一性的文化模式不能取代各具特色的多样性的文化模式。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场景呈现为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冲突。其次，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矛盾与冲突。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或者信息社会。利奥塔把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称为后现代的年代。后现代一词最早运用于文学、音乐、绘画等文学艺术理论领域，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流行于西方世界并在全世界产生影响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注重话语分析的局部叙事，追求意义阐释的多元性、思维风格的差异性以及表达形式的多样性。”[4]这种文化思潮与崇尚理性主义、普遍主义和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化截然不同。而伴随着工业主义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盛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追求个人自由、个性化和创造性的表达，追求广泛的参与度，追求感官刺激和时尚，注重休闲与娱乐。崇尚理性的现代文化与强调多样性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共同存在于当今的文化发展形态之中。

全球化早期，文化冲突主要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在当代社会，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则凸显为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冲突。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冲突的这种转变，与现代性的全球扩张以及现代性自身矛盾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现代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是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现代性借助于全球化的浪潮不断扩张，并使自身的矛盾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呈现出来。正如学者指出：“全球化文化语境既为现代性的张扬提供机遇，同时也激化了现代性的焦虑。”[5]

二、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的现代性机制

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实现了现代性，步入了一种理性的生活模式。同时，西方社会所展示的文明成果使全球卷入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吉登斯把这一历史进程即全球化称为现代性的根本性后果之一。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6]56“全球化是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6]143吉登斯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为，全球化是现代性不断自我复制和扩张的结果。也正是现代性向全球复制和扩张的过程中，引发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从而产生了文化冲突。因此，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实质上是现代性的文化矛盾与冲突的外在体现。

现代性是在与欧洲传统社会神学统治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正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6]1“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态度。”[6]4作为一种生存和生活方式的表达，现代性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现代性依靠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脱域机制的发展以及知识的反思性运用，[6]46通过时空重构，实现了全球性的扩张。

现代性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表达，与传统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吉登斯则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区别称为断裂，“我所说的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6]3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断裂主要体现在现代性条件下变迁速度之快以及变迁范围之广超越了任何前现代社会。另外，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反思与传统社会的反思是不同的。传统社会的反思是用来解释和阐明传统，是指向过去的。现代性条件下，人们通过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使得理论知识不断地对社会实践进行修正，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改变着原有的知识结构。也就是说，现代性是指向未来的。由此可见，现代性与传统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直接表现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不仅仅是西方国家也包括非西方国家，在完成现代性的过程中，都存在着现代性的断裂，都面临着一个传统文化如何应对现代性的问题。

现代性最初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表达，但是，这种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文化表达方式天然地具有向外扩张的优势。在传统社会，空间和地点是一致的，社会生活受到地域性活动的支配。在现代性条件下，时间和空间是分离的，从而使得现代性能够冲破地方的限制，实现更大范围的变迁，也就是说，人类的社会活动从狭隘的地方空间转向更广阔的全球领域，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实现了全球性的扩张与延伸。在这一复制和扩张的过程中，现代性必然会遭遇和冲击其它地方性本土文化。面对现代性这种外来文化的冲击，本土文化会做出对抗、选择或者认可等不同的反应，从而产生了现代性文化诉求与其它地方性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如果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和冲突是现代性向全球扩张过程中外在矛盾的表现，那么，时至今日，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社会的全球化时代，文化矛盾与冲突则转化为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即现代性的一元化诉求与多元化发展之间的矛盾。

首先，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表现为现代性的文化诉求与各民族和国家地方性文化的矛盾。现代性是起自于西方社会的文化表达，理性主义是其基本的文化诉求，并且深深地打上了西方社会的烙印。现代性向全球推进和扩张的过程，实质上是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念在全球的扩张。随着19世纪末欧洲国家遍及世界的扩张以及20世纪末美国在全球主导地位的确立，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性文化诉求传播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并且成为进入现代化轨迹的国家和地区的一致性文化诉求。同时，从更深层意义上看，文化全球化意味着全球共同生活方式的表达，这种共同生活方式的表达在当代突出地表现为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因此，全球化的文化发展表现为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一元趋势。然而，文化本身具有一定的多样性。文化作为特定群体的日常生活方式的表达，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族群性和差异性。从整个人类发展来看，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是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由此，现代性在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具有一致性趋势的现代性文化诉求极力地向全球扩张;另一方面是具有差异性的民族文化既认识到现代性是全球化时代必不可少的，又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现代性一元化的文化诉求和地方性多元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

其次，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表现为现代性的一元追求与自由的矛盾。现代性是在反对中世纪的欧洲神学统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理性和自由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毫无疑问，现代性释放了人的天性，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进步。但是，在当代社会，随着现代性的全球扩张、工业主义的发展，现代性所推崇的理性无限膨胀，理性极端地表现为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成为主宰现代人生活和生存的重要法则，而现代性所尊重的自由受到限制，从而使人类再次陷入新的奴役。法兰克福学派也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理性已变为奴役的力量而不是为自由服务。[7]自由主义强调，人生而自由，自由是人的权利，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应该拥有较多的自由权利。自由主义在文化上突出地体现为文化表达的多样性。工具理性延续的是传统的宏大叙事方式，本质上依旧是一元化的价值追求，这与现代性所弘扬的自由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精神实质背道而驰。后现代主义思潮正是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超越的基础上产生的。对现代性批判和解构是后现代的主要特征。现代社会中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所展现出来的非权威性、个性化、多元化等元素正是后现代思潮所主张的价值追求，也是现代性原本所提倡的。

三、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的中国境遇

现代性的全球性扩张，使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进入到追求现代性的发展历程中。我国从近代以来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开启了中国的启蒙历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西方的启蒙精神、现代性的文化诉求以各种方式融入到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民众的社会生活中。在我国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外来的、西方的、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文化共存共生、相互交流与碰撞，同时，文化矛盾与冲突也经历了一个现代性外在矛盾向内在矛盾的转变过程。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国家。历史上，我国曾经创造出辉煌的物质文化成果，并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种传统文化不仅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并维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西方文明所向往的。但是，当逐渐没落的封建传统文化遇到更为先进和优越的现代性文化时，近代中国的统治者仍然怀着对本民族文化盲目自大的文化心态，拒绝和抵制西方的先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后，那种文化保守和文化优越的心态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各种方式学习西方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文化诉求。国人最初搬用西方的火炮、铁甲等物质成果，但没有摆脱战败的命运;进而采用西方的立宪制度和代议制度，但是政治改革的结果表明西方的政治制度并不能在中国实现，随之认识到政治改革只是枝叶，还有更根本的问题需要解决。正如梁漱溟所言：“将西洋的东西搬到中国来，这时候全然没有留意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来的，却有它们的来源。它们的来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8]这些根本文化正是现代性的文化诉求。真正开启了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在我国的推进过程中，现代性的断裂在我国得以充分体现。我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现代性文化诉求有着本质的区别。现代性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以理性为核心的一系列价值追求，而我国的传统文化则是以小农经济、农业文明为基础，以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为核心，也就是说我国传统文化中非理性成分相对较多。因此，两种不同性质和特征的文化模式相接触，必然引发矛盾和冲突。虽然弘扬和推进了现代性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但同时也激烈地抨击了我国的封建礼教和传统伦理道德，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遭到轻视甚至一度中断。然而，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深层的文化模式已经融入到民族的血液中，形式上的中断并不能影响它本能地发挥作用，传统文化和现代性文化共同影响着我国民众的日常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得以确立，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民众对待现代性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抗拒和抵制变为逐步接受。直至现在，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在我国已基本生成，理性、科学、平等、自由、人权、契约等现代性的价值追求已经开始被我国民众所认可，并且逐渐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现代性在我国的生成虽然较晚，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当现代性文化矛盾主要体现为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时，这种变化在我国也充分凸显出来。一方面是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在我国得到一定的认可和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化诉求，即结合中国实际，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以及现代社会理念而形成的当代中国文化。这种文化与西方现代性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同时，追求多样化的生存体验、注重个性表达和需求的后现代文化心态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也超前地出现在我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总之，我们身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共时态之中。[9]

现代性在我国传播和发展历程中，我国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文化诉求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异常激烈，文化冲突与矛盾的演变过程也是现代性与其它文化之间外在矛盾转变为现代性文化诉求内在矛盾的过程。在全球化的今天，现代性的文化诉求成为一致性的趋势，客观上弱化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但是，现代性文化自身的矛盾与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对于我国的文化发展而言，重要的是应该如何应对当前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以及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我们应该认识到现代性所主张的理性、公平、自由、法治等理念是进入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全球化也给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虽然全球化的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西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不可能是西方文化独霸天下，必然是多种文化并存，每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为全球化作出贡献。同时，现代性本身是开放性的。现代性在全球性扩张的过程中，必然会积极吸纳其他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不断地超越最初的文化诉求。地方性文化也会主动地把本民族文化中符合现代性文化诉求的成分融入到文化全球化的话语体系中。如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法家法治天下、佛家崇尚众生平等的思想跟西方的现代性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时，我国所弘扬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价值追求。因此，我们应该利用全球化这一发展机遇，把我国的优秀文化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从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2][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M]. 郭英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3.

[3]李萍， 童建军.论文化的三个维度[J].道德与文明，2011，（5）.

[4]王艳华.后现代社会理论对现代社会理论的批判及其启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

[5]刘怀光，刘若飞.文化全球化的根据：共同生活的现代性诉求[J].中州学刊，2014，（10）.

[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7]张健.现代性的含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理解与建构[J].社会科学研究，2006，（1）.

第14篇

李欧梵，男，文学教授，最近增补为中研院院士。详见A。

A

李欧梵，名牌产品。1961年，台大外文系毕业（同班同学有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后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国际关系，稍后发觉志趣在彼，遂转去哈佛修中国近代思想史，兼及文学，1964年得硕士，1970年获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美国的达特茅斯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印地安那，芝加哥大学和加州洛杉矶分校；“在学术界的枪林弹雨中冲了二三十年后”，回到母校哈佛执教，授文学课。其学术贡献，参见B。

B

李欧梵，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一个“现代”维度：鲁迅被他从“神”座上请下来，浪漫的一代和颓废的一代堂堂正正进入现代文学史，新感觉派得以恢复名誉，还有，张爱玲，施蛰存，上海摩登，咖啡馆和电影院，尤物和游手好闲者都成了当今现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他开创的这个“批评空间”改变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速度和方向。这本可概括其主要学术成就的《李欧梵自选集》，共分五辑18篇：一为“浪漫一代”，谈郁达夫的孤寂与徐志摩的欢愉；一为“话语的边缘”，谈他最擅长的电影；一为“上海摩登”，三篇重要论文为同名专著之精髓；一为“文化、文学与现代性”，梳理晚清以降的学术脉络；一为“欧游心影”，检讨南美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抒写重游布拉格的心境。

要是你觉得这个李欧梵不够亲切，试试C。

C

李欧梵，1939年生于河南，九岁前没见过电灯；1948年逃难到上海，上海的街车、霓虹灯还有他外祖父住的旅馆的旋转门都令他万分震惊；1949年到台湾，情窦初开的时候给女孩子写过情书，拍过小电影，也羡慕过一大堆男女住在一起的“人民公社”，也代人写过情书。他一方面恋慕脱离规则生活，另一方面，又要为自己追求的生活在哲学上命名，在理论上求证。他一边深情地唱着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一边作严肃的乐评；必须讲着理论同时讥讽这些武功招数。所以他注定了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徘徊，在东西方之间，在幸福和痛苦之间，在家园和梦想之间，永远徘徊。

如果你觉得李欧梵的故事让你意犹未尽，看D。

D

李欧梵，通讯地址：哈佛大学东亚语文学系，你自己去问他吧。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是这样的：

我的手拾起一块石头。

我听见一个声音在里面吼：

“不要惹我，

我到这里来躲一躲。”

第15篇

[论文摘要]在艺术史上，自主性艺术与非自主性艺术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随着这种艺术审美观念的变迁，传统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体现为不同的审美特征。

惊颤使后现代艺术呈现出与传统艺术、现代艺术不同的审美特征。惊颤在后现代艺术尤其是大众艺术中既不象传统艺术那样强调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同一，也不象现代艺术那样强调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疏离，而更加注重追求艺术世界与人们经验的分裂。

本雅明把灵韵艺术和美的艺术称为自主性的艺术，而把20世纪机械复制时代所产生的艺术称为非自主性艺术。美的艺术是指传统艺术自身具有审美性，这种审美性是由自身直接呈现的。艺术自主是指艺术只为自身而存在，只展示艺术自身的美。后审美艺术观是指艺术自身不具有审美性，它的审美性是由审美活动赋予的，建筑的审美性是在使用和感知中获取的，电影的审美性是在观众欣赏中获得的。本雅明把电影看作复制艺术的典范进行分析，从机械复制、价值和功能等非自主性方面对其进行阐释，充分地肯定了电影的进步意义，认为电影具有革命性，能够发挥出巨大的潜在革命能量。

最早对艺术自主性进行思考的是康德。他分别为真、善、美立法，将艺术归于美的领域，认为艺术是一种自主自律的审美活动。席勒在康德理论的基础上，将艺术自主性理论从康德的美学领域推广到人类学领域。席勒认为游戏冲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审美活动，客体对象就是在这样的审美活动中形成了具有审美特性的审美假象。席勒审美假象说的提出，使艺术、审美成为一个脱离现实实在的自足世界。20世纪初西方艺术研究逐渐由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把艺术作品作为艺术研究的对象，艺术自主性研究突现，产生了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等艺术理论流派。面对着现代社会的诸种危机，部分现代的理论家也将自主性艺术看作是解决危机的途径和方法，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典型代表。他们借助于自主性的艺术形式构建出审美乌托邦来对抗异化的社会。现论家韦伯从社会合理性存在角度将社会分为科学认知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和艺术审美领域这三大领域，认为艺术作为一个自主自律的领域是文化合理化或文化现代化的产物。艺术自主性是一定的历史时期理论家对所处社会和人类历史深刻反思的产物。

欧洲先锋主义首当其冲对现代主义的艺术自律和资本主义艺术体制给予打击和颠覆。本雅明从机械复制的角度对艺术自主性给予质疑，认为“为艺术而艺术”是具有自主性的艺术神学的表达，它拒绝艺术所有的社会功能，丧失了艺术在当今社会中应当承担的历史和社会任务。“因为，当时随着第一种真正革命性的复制手段摄影术到来(即社会主义与之同时出现)，艺术觉察到了威胁的来临，数百年后，这一危机业已无可置疑，它是以‘为艺术而艺术’学说作出回应的，这其实是一种艺术神学。由此产生了一种以‘纯粹’艺术的理念形式表现出来的否定式的神学，这种艺术不仅排斥任何一种社会功能，而且也拒绝从表现方面的任何定义。(马拉美的诗首先做到了这点。)”〔1〕p.256机械复制使艺术丧失了自主性，使艺术的整个特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也使艺术的价值和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艺术作品的大批量复制，艺术不再是少数特权阶层和精英阶层的独有之物，而是成为大众革命或消遣之物，使艺术从神圣的精英殿堂走向了世俗众生活领域，从自主性走向了非自主性。“由于艺术在机械复制时代失去了它的膜拜基础，因而它的自主性外观也就一去不复返了。”〔2〕p.109机械复制使艺术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大众成为艺术审美实践活动的主体。艺术复制技术的提高，虚拟场景的逼真再现，使艺术成为一种新的感知、认知和实践方式，展示一种虚拟世界的逼真体验方式。到了后工业社会，机械复制所塑造的虚拟的审美假象，成为现实生活的仿像，使大众沉浸在其所创造的梦幻的审美世界中，引导着大众现实生活的审美和消费倾向。

传统艺术美学从亚里士多德起突出强调的是审美的社会认识功能；现代艺术美学强调的是主体精神层面的理性认知；而后现代艺术美学领域和范畴发生了转移，它转移到了感性、感官领域，这也是艺术自主性消亡的表现形式。马尔库塞的“新感性”是在理论和弗洛伊德理论基础上产生，他从人的本能欲求角度出发，恢复被理性控制、压抑的感性权利和审美欲求，以求摆脱异化，获得自由和解放。苏珊·桑塔格提出新感受力，它是各种感官和体验的综合体，以此摆脱虚无主义，获得价值的体现。本雅明指出电影创造新的艺术美学，使艺术审美渗入到新的领域——感官，即电影美学是感官的美学。本雅明所探求的是怎样使大众在感官刺激的惊颤体验中实现艺术政治化理想。后现代美学从以往形而上学领域思辨哲学中走出来，进入到了形而下的身体领域，林赛·沃特斯称“它在我们的身体中安了家”〔3〕p.11。艺术不再是美的呈现之物，而是感官的体验之物。

传统现实主义艺术理论是以理性主义哲学为基础，以艺术为工具来实现对社会、人生本质的认识，所以这时艺术创作是以现实为材料，运用典型化的手法进行重新加工、组合，形成具有灵韵的艺术符号。别林斯基指出传统艺术品是以“个性的普遍性”呈现的，它给接受者以“幻象”、“和音”、“香气”愉悦的审美感受。“每一部长篇小说的带有个性的普遍性都将隐隐约约呈现在你的眼前，就像朦胧的幻象一样，像蓦地在高处传出的和音一样，像刹那间在你身边吹过的芬芳馥郁的香气一样……”〔4〕p.189 这里提到的“个性的普遍性”是指艺术典型性，艺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是稳定的、同一的，是直接指向日常经验和审美经验的，也就是说，艺术与现实是完全统一的。这时艺术符号并不是完全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是以可能性的存在来显示现实性的存在，因为艺术作品中的“可能性的存在”已使其摆脱了对现实的模仿而呈现出对现实的创造性加工。别林斯基认为传统艺术是以和谐统一的完美外形来再现现实的普遍性，“都包含在它从存在的可能性显现为存在的现实性这一有机的过程中。思想像一颗看不见的种子，落在艺术家的灵魂中，在这块富饶、肥沃的土壤上发芽、滋长，成为确定的形式，成为充满美和生命的形象，最后显现为一个完全独特的、完整的、锁闭在自身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部分都和整体相适应；每一个部分独自存在着，构成一个锁闭”〔4〕p.184 在这种“存在可能性”的基础上艺术才会形成一个独立的、鲜明的、完整的形象，从而体现出现实性的存在，这就使艺术在与现实的统一性的基础上高于现实，突破了以往艺术理论的“模仿说”。现实主义艺术虽然不再是对现实的机械反映或再现，但仍是以现实为基础的典型化塑造，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个人创造的产物，具有强烈的灵韵色彩。它们追求的审美基础是建立在艺术与现实同一性上，其审美效果必然是原真、和谐、宁静、悠远。

现代主义艺术理论以其严格的审美自律性突现艺术的本体地位，形成了具有与其它学科不同特征的学科体系。这是以俄国形式主义为开端，以语言哲学为理论基础，逐渐形成的艺术本体论理论体系。这时艺术就不再是外部世界的附属物，艺术也不再被认为是人们认识的工具而是人们感知的体验方式。艺术创作就要突破现实的樊笼，运用陌生化的手法创造出与现实相对立的艺术世界。1905年秋巴黎的一次画展揭开了现代艺术的序幕，野兽派以“粗糙的、显然未完成的、笨拙的表现形式和画布上的强烈的、尖锐的色彩对比”〔5〕p.5向传统艺术发起了挑战，他们打破了传统艺术和谐统一的绘画特征，以胡乱涂抹的方式进行创作，从而构成与现实艺术世界和现实人生世界的对立。这些艺术符号既打破了能指和所指的稳定的、同一的关系，形成能指与所指的断裂关系，又颠覆传统艺术的创作和美学观念如现实的美丑观，美的变成丑的，崇高的变成卑贱的。这使艺术与日常的现实经验构成强烈的冲突，在冲突中摆脱现实的自动化，实现对现实生活的新的陌生化感受。这样现代主义艺术就不是对现实的典型化塑造，而是对现实的反常化改造，从而达到体验现实的目的。因此，现代主义艺术的审美超现实性是以体验为基础的超越，这是一种诗意的超越，一种远离生活，抑或逃避生活的疏离性，以此反观异化的世界，达到一种审美乌托邦的审美救赎。

后现代主义艺术理论建立在哲学中心瓦解及艺术成为商品的时代中，此时艺术不再具有严肃的社会性和严格的自律性而成为人们娱乐、消遣的工具。对此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给予了高度的概括，“我曾提到过文化的扩张，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无所不包了，文化和工业生产和商品已经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如电影工业，以及大批生产的录音带、录像带等等。在十九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高雅的音乐，欣赏绘画或是看歌剧，文化仍然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化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理论家们用自己的理论来发财，而是说商品化的逻辑已经影响人们的思维，总之，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6〕p.129杰姆逊指出后现代文化的基本现状是在商品文化的笼罩之下，取消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化、艺术品和消费品之间的界限，使文化成为能够囊括后现代整体现象的范畴。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丧失了深度模式和精神维度，成为人们体验惊颤的游戏。无论是哲学上的中心性的消失，还是美学上深度的消逝，抑或是文艺上精神的隐去，都表现出后现代文化已取消对普遍和永恒的追求，走向对瞬间和片刻的追求体验中。“观看电影画面时，人的联想活动立即就被画面的变化打断了。由此产生了电影的震惊效果，同所有的震惊效果一样，当观者格外全神贯注时，才能感受到它。”〔7〕p.267电影的惊颤艺术效果让人无从思考和联想，人类的经验被不断变化的电影画面所打断，只能完全溶入其中，暂时与现实脱离。传统艺术是以同一性、现代艺术是以疏离性达到与现实和精神统一，而大众艺术则是通过分裂达到摆脱现实的目的。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中蒙娜丽莎迷人的微笑是当时人性觉醒的标志；爱德华·蒙克的《尖叫》中受到惊吓的变形人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异化人的普遍心理；而安迪·沃霍尔《钻石粉末鞋》中如钻石般各式鞋的叠现以物的形式割断了人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只剩下对鞋的占有欲望。大众艺术的惊颤更加重视的是人与现实的断裂，它的艺术审美超越性是一种在虚拟中产生的超越，是一种对现实的绝对超越。

无论是传统艺术中的同一还是现代艺术中的疏离都是建立在对社会和人生深刻地认知基础上的审美心理体验，而后现代艺术中的分裂则是缺乏任何深度和意义的审美感官体验。

[参考文献]

〔1〕Walter Benjamin.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4〔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2〕Walter Benjamin，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3〔M〕.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3〕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胡不适，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

〔4〕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5〕〔德〕沃纳·霍夫曼.现代艺术的激变〔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