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合理利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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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我国古代人民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起源很早，《逸周书·大聚》载周公旦追述的“禹之禁”，就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说明这种思想在我国从原始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之初即已萌芽。西周时期出现了各种管理山林川泽的职官，形成以保护和合理利用山林川泽的天然富源为特点的“虞衡”业。在先秦时代和反映先秦情况的古籍中，有关记载比比皆是，在七十年代出土的云梦秦简中也有这方面的条文。它构成先秦传统农学很有特色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其意义则超越了传统农学的范围。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但尚欠系统深入，而且对这种思想产生的原因及其理论基础探讨不够。本文打算首先概述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的基本内容，然后着重分析这种理论形成的基础及其意义。

当前，现代化的潮流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但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遭到了自然的无情报复；巨大的物质文明成果包含着同样巨大的负面效应，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就是它的突出表现之一。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在这种情况下，重温中国古代人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从中获得智慧和启迪，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对林业资源的保护利用

首先是只允许在一定的时间内砍伐林木，反对滥砍滥伐。如《逸周书·文传》说：“山林非时不登斤斧，以成草木之长。”《荀子·王制》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又说：“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管子·八观》：“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礼记·王制》：“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1]《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草木以时伐焉。”这也就是所谓“时禁”，或“以时禁发”[2]。

禁止砍伐林木的时间主要是春季和夏季“草木荣华滋硕之时”。《逸周书·大聚》规定的禁期是“春三月”，即整个春季。《管子·禁藏》；“当春三月……毋伐木，毋夭英（谓草木之初生），毋折竿（谓笋之初生），所以息百长也。”《礼记·月令》中有孟春之月“禁止伐木”，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孟夏之月“毋伐大树”，季夏之月“毋有砍伐”等记载。七十年代出土的《云梦秦简·田律》则有“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槨）者，是不用时”的条文，这就是说，除了因不幸死亡需要木材做棺材的以外，一律禁止在春天砍伐山林。[3]《管子·轻重己》云：“春尽而夏始，天子令毋斩大木，毋斩大山，毋戮大渊，灭三大而国有害，天子之夏禁也。”一般说来，深秋以后才允许砍伐林木。《礼记·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之月，“日至短，则伐木，取竹箭”。《礼记·王制》：“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但《周礼·山虞》也有“仲冬斩阳木（生山南者），仲夏斩阴木（生山北者）”之说。

与此相联系，是保护幼小的林木，以保证林木的生长和再生。《国语·鲁语》把“山不槎（砍）蘖（断木上长出的新生的枝条），泽不伐夭（未长成之草木）”作为“古训”加以强调。《逸周书·文传》也说：“无杀夭胎，无伐不成材。”《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方长不折。”这和上述“时禁”意义相同，只是从不同侧面予以论述而已。《礼记·王制》规定：“木不中伐，不鬻于市。”是通过市场管理所采取的保证措施。

即使在允许采伐的季节，采伐的时间也有限制。《周礼·山虞》：“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郑玄注：“时斩材，斩材之时也。有期日，出入有日数；为久尽物。”这种限制的意义在于防止过度的砍伐。

为了保护森林等自然资源，还采取以下两种措施：

一是建立山林“保护区”。《周礼·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郑玄注：“物为之厉，毎物有蕃界也。为之守禁，为守者设禁令也。”“厉”与“列”字同音通假，这里是遮列的意思。对山林中的各种资源（“物”）设立“蕃（藩）界”而“遮列”之，实际上就是建立某种资源保护区。当时的各种“时禁”，主要是在这些“保护区”内实施的。所以《周礼·山虞》又说：“春秋之斩木不入禁。”郑注：“非冬夏之时，不得入所禁之中斩木也。斩四野之木可。”所谓“禁”就是上文的“厉”，即山林遮列之处——“保护区”。非禁区春秋可以斩木，但也不是亳无限制，例如《礼记·月令》就规定季春之月“毋伐桑柘”，其范围当不限制在山林地区，主要意义则在于保护蚕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