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保护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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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生态和谐思想

尊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思想之一。上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界的变化很不理解，每逢遇到水旱灾害，便以为是人事活动得罪了上天，因而受到上天的警告。舜帝时，洪水泛滥，舜认为这是上天“洚水儆予”。（注：《尚书·大禹谟》）人违背自然规律行事，就会受到惩罚，故人类社会的一切事务，均应建立在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前提之下。对滋生养育万物的大自然，则充满着感激赞美之情：“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注：《易·上经·乾》），“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注：《易·上经·坤》）。庄子继承并发挥了这一传统思想，他认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注：《庄子集解·天道》，中华书局，1954年第1版。以下文中凡出自该书者只注篇名。）而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大自然本是一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因此，人的一切行为都应与天地自然保持和谐统一。他把人与自然的和谐视为“大本大宗”：“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道》）“大本大宗”即最根本最主要的事情，也就是说人类要了解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这样才能做到“天和”，而“天和”是“人和”的前提。为此，庄子进一步发挥了道家“无为”的理论。

“无为”是道家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家尊重自然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庄子和老子一脉相承。“从容无为，则万物炊累焉”，“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用天下而不足”。（《天道》）“无为”就是要顺应万物生长的规律，因势利导：“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秋水》）“无为”才能使万物滋生，繁衍昌盛，源源不断，用之不尽。庄子以长梧封人种地的经验为例告诫人们，人类以怎样的方式对待自然，自然就以怎样的方式回报人类：“昔予为禾，耕而鲁莽之，则其实亦鲁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则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飧”。（《则阳》）庄子反对人们以“鲁莽灭裂”的残暴手段肆意破坏自然，主张在顺应和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利用自然条件生产财富。庄子把既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又了解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真人”、“至人”：“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大宗师》）“真人”处处与自然环境协调，叫做“与天为徒”；无视自然规律，随心所欲，一意孤行，叫做“与人为徒”，这种人是注定要失败的，最终逃不脱大自然的惩罚。因为“天与人不相胜也”《大宗师》，人终究战胜不了天，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是人的意志改变不了的。因此，即使是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帝王，管理国家、颁布政令也必须以自然规律为准：“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知北游》）

对人类社会中形形色色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粗暴作法，庄子表示极大的愤慨。《秋水》篇载：“何谓天？何谓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同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天地万物并非专为人类而设，但人类出于自身需要“落马首，穿牛鼻”，这是违背牛马本性的。在《马蹄》篇中，他以马喻大自然，以伯乐喻人为：“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之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注：这使我们联想到1930年胡适为中国科学社所拟社歌歌词：“我们不崇拜自然，他是个刁钻古怪。我们要捶他、煮他，要使他听我们指派。”见《尝试后集》第28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马蹄》）“烧之，剔之，刻之，雒之”，“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都是人类种种干涉手段形象化的具体表现。随着人类干涉自然、破坏自然活动的升级，马死的数目也逐渐增多，“马之死”则象征由于人为破坏导致自然环境恶化以至毁灭的悲惨结局。在另一则关于浑沌的寓言中，庄子又用悲剧式的浑沌之死，警告人类切勿轻举妄动。否则，总有一天，要为自己的轻率之举付出沉重的代价，那就是人类将永远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立足之地——地球。如果把庄子以上思想与早期基督教教义相比，其地位当更加令人瞩目。基督教自产生之日起，便宣扬人是自然界万物的管理者。按照《旧约·创世纪》的说法，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并命令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人是自然界的统治者，是在替上帝行使职权，而上帝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享用：“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直到当今人类面临种种严峻的环境问题时，西方一些思想家才开始意识到这一教义的危害，并为此反省：“基督教对待自然的传统态度是造成生态破坏的重要因素之一”。（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美）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合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基督教负有重大的罪行，……除非我们摒弃基督教认为自然只是为人服务而存在的信条，否则就将继续陷入一个越来越糟糕的生态危机中”。（注：转引自《封闭圈》，（美）巴里·康芒纳著，1990年版，甘肃科技出版社。）庄子则早在公元前300年前后就明确表达了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环境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

二、“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生态伦理思想

庄子认为，人类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将自然界万物区分为高低贵贱、有用无用是一种片面的、简单化的、错误的态度。若从“道”即自然界本身来看，决无高低贵贱之分：“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山木》）大至展翅万里的鲲鹏，小到蝼蛄、朝菌，形体虽各有大小，生命虽各有长短，却都有其存在的价值：“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齐物论》）。所谓“有用”与“无用”，完全是人为的主观划分，自然界绝不存在无用之物。以树木为例：“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人间世》）庄子在此指出，人类在评价自然界万物存在的价值时，犯了狭隘的功利主义错误，即一切从人的需要出发，忽略了万物自身存在的价值以及事物内在的联系。正如艾恺在批评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普遍扩张的功利主义时所说：“尤有进者，一物之所以有用，必和他物——某一个具有功利性的目的——相连接。……也就是说，所有事物之所以有用皆因与人相关，与其喜好与利益相关。”（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美）艾恺著，199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事实上，有些在人看来是“无用”的东西，对大自然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在与东郭子论道时，庄子将这一思想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蝼蚁”、“稊稗”、“屎溺”象征自然界中渺小、卑贱、肮脏的东西。庄子通过形象、生动、风趣的比喻说明，即使这些东西的存在也是合乎道的，是大自然精心安排的结果。道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因此，从“道”的角度来看，自然万物决无高低贵贱、有用与无用之分。

庄子主张“物无贵贱”的另一理由是，自然界万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逍遥游》）野马，喻天地之间升腾流动的阳气；尘埃，喻至微至小之物。即使是一粒尘埃，看起来与天地之气毫不相干，事实上却是息息相通，每时每刻都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着。庄子通过对自然界的周密观察，已初步觉察到食物链的存在：“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嗜鼠”（《齐物论》）。人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以植物、动物为食，麋鹿吃草，蜈蚣吃虫，老鹰和乌鸦则爱吃臭老鼠。而且，万物之间又是互相转化的：“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化为臭腐”。人们不应对“臭腐”（如“屎溺”）持有偏见：“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知北游》）没有“臭腐”的滋养，便无法生长出“神奇”的生命。法布尔《昆虫记》里说：“我们所谓的丑美、脏净，在大自然那里是没有意义的。大自然以污臭造就香花，用少许粪料提炼出我们赞不绝口的优质麦粒。”（注：《昆虫记》，（法）法布尔，王光译，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巴里·康芒纳也说：“生态学的第二法则：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这个法则所强调的是：在自然界中是无所谓‘废物’这种东西的。”（注：转引自《封闭圈》，（美）巴里·康芒纳著，1990年版，甘肃科技出版社。）庄子最后把“道”归结为“在屎溺”，正是为了强调这一思想，说明庄子对自然界的整体性有较深刻的认识。除此之外，对自然界的多样性，庄子也多次提到：“不同同之之谓大”，“有万不同之谓富”。（《天地》）“不同”即保持多样性，“不同”的物种越多，大自然越富有。“大自然赋予大地景色以多种多样性，然而人们却热心于简化它。”（注：《寂静的春天》，（美）R·卡逊著，1997年版，科学出版社。）被简化掉的往往是那些在人们看来“无用”的东西。因此，庄子反复阐述“物无贵践”的思想，警告人类“无以人灭天”，勿以人的需要而毁灭某些物种。

儒家学说以“仁”为核心，但儒家的“仁”主要对人类而言。庄子则主张将仁推及万物：“爱人利物之谓仁”（《天地》）。“利物”即尊重、爱护自然界所有生命和非生命的物质。德国神学家、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施韦兹提出，道德行为的领域应从人与人之间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一种伦理学如果不包括人与自然的规范，就算不上完美的理论。庄子与施韦兹的见解颇为相似，但比施韦兹要早二千多年。

三、“吾非不知，羞而不为”的生态技术思想

在尊重自然、主张无为的思想指导下，庄子对追求技术进步持否定态度，其见解与西方反现代化思潮有异曲同工之处。

巴里·康芒纳在《封闭圈》中写道：“生态学的第三个法则认为，任何在自然系统中主要是因人为而引起的变化，对那个系统都可能是有害的”。（注：转引自《封闭圈》，（美）巴里·康芒纳著，1990年版，甘肃科技出版社。）庄子则把自然界物质的原始状态称为“朴”，认为任何人为的技术都有损于物的“朴”的本性，因而是有害的：“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马蹄》）泥土和树木并不是为人而存在的，但是人类出于自身的需要，利用人为的技术改变了它们原始的自然状态，因而也破坏了它们的完美，使之从大自然中分离出来：“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齐物论》），任何技术的成功都是以毁灭某些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纯朴不残，孰为牲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故残朴以为哭，工匠之罪也”（同上）。其次，庄子认为技术一旦出现，人类便很难控制它的发展，势必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夫弓弩毕弋机变之智多，则鸟乱于上矣；钓饵网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笡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胠箧》）。“弓弩毕弋”、“钓饵网罟”、“削格罗落”代表当时的先进技术；“多”，则是强调技术的使用过多过滥，已远远超过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盲目滥用技术的结果则是“鸟乱于上”，“鱼乱于水”，“兽乱于泽”，整个自然界失去了原有的和谐、秩序和完美。“在生态学上，和在经济学上一样，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一项技术都要付出某些代价。”（注：转引自《封闭圈》，（美）巴里·康芒纳著，1990年版，甘肃科技出版社。）“技术现代化的进程越快，能量转化的速度也就越高，有效能量就耗散的越多，混乱程度也就越大。”（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美）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合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不幸的是，庄子的预言在今天已成为现实，地球上的物种正以惊人的速度灭绝，森林面积迅速减少，野兽寥寥无几，昔日成群结队与人相伴的飞鸟已属罕见之物。这一切说明，庄子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庄子主张采用低技术，即对自然环境影响最小的、接近于自然的技术，反对那些所谓高效率、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大的技术手段。《庄子》中关于抱瓮老人的寓言，最能代表他的这一观点：“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翁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机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昂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天地》）“抱瓮而汲”象征低技术，“槔”则象征高效率的先进技术。汉阴丈人对子贡推荐的新技术不但不感兴趣，反而嗤之以鼻：“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从汉阴丈人的态度不难看出，庄子主张人类应将技术控制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不可一味盲目地、无限制地追求技术的进步。他指责以子贡为代表的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只看到技术的高效率的优点，而忽视了技术的负面作用，即破坏环境，甚至改变人性的消极的一面。技术的发明者、倡导者往往只看到某项技术一时的功用，而缺乏远见灼识，这就造成技术的可误性，也就是说，技术既定目标的成功往往是以生态上的失败为代价的。为了弥补先前技术的缺陷，又必须发明更新的技术，这就导致技术不断升级和恶性循环，正如俗话所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以人类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来说，井越挖越深，扬水泵的功率越来越大，人们再也不必用水桶和辘轳打水，浇地时也不必再绕着水井转圈了。与此同时，地下水位却正以惊人的速度下降，有些地方甚至降到海平面以下，造成海水入侵，水质恶化，人类面临水资源枯竭的危险。“人们恰恰很难辨认自己创造出的魔鬼”，（注：《寂静的春天》，（美）R·卡逊著，1997年版，科学出版社。）庄子的目的在于告诫踌躇满志的人类，必须以极其审慎的态度，对技术作出深思熟虑的理智的抉择，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是，庄子并非因此而否定所有的技术。对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技术，他还是持肯定态度的，比如庄子也经常提到“织而衣，耕而食”（《马蹄》），“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天运》）之类的话。因此，不能因为他反对高效率技术，就轻易得出他否定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结论。他也主张“用天下”，通过耕织这些基本的生产活动向大自然索取必需的生活资料，只是所遵循的原则和采取的方法不同而已。

四、“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生态美学思想

先秦时期，主张保护自然环境的主张颇多，如《管子》、《吕氏春秋》中可谓触目皆是，但多从实用角度出发。庄子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十分重视自然环境的美学价值。

庄子曾和惠子辩论：“惠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庄子回答说：“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逍遥游》）惠子用狭隘的功利主义眼光衡量万物的用途，以为只有合乎规矩绳墨的树木才称得上“有用”，因此，庄子批评他是“有蓬之心”（同上）。在庄子看来，人类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同样离不开大自然。当人们郁闷、孤独时，若能在广阔的原野上漫步，在枝叶茂密的大树下徘徊，倾听林间的鸟鸣和风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与大自然交流情感，将是何等的舒畅！何等的振奋！故庄子满怀深情地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知北游》）人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产物，只有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才能体会到真正的自由和满足。R·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曾反复申诉“野草”、“原野”对人类的价值。她讲过这样一件事：“在一次联邦农民会议上，与会者讨论当地居民对鼠尾草喷药计划的抗议。这些与会者认为一位老太太因为野花将被毁坏而反对这个计划是个很大的笑话。而聪明的律师问道：‘就如同牧人寻找一片草地，或者伐木者寻找一棵树木的权利不可剥夺一样，难道寻找一株萼草或卷丹就不是她的权利吗？’”“我们继承的旷野的美学价值就如同我们继承我们山丘中的铜、金矿脉和我们山区森林一样多”。（注：《寂静的春天》，（美）R·卡逊著，1997年版，科学出版社。）因此，即使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保留一部分荒原、草地、森林也是非常必要的。传统的狭义的发展观，只是指经济领域的活动，单纯追求产值、利润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直到本世纪末，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发展并非是纯经济的，而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诸如文学、艺术、科学的昌盛，社会秩序的和谐，国民素质的提高，政治体制的改进等等，都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这一切与人们的精神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庄子主张用非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自然环境，对调整当今人类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十分有益。如果仅从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以满足人类世代需要出发，强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可以说仍是一种低级的浅层次的环境保护意识，而庄子则尤为注重自然环境对人类精神层面的作用，其思想之智慧与深邃足以令今人惊叹不已。

结语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正处于农业文明初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争城夺地，致力于修路、打仗、开荒，毁掉了不少森林和草地，生态平衡破坏，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和庄子大致同时的孟子，看到齐国临淄城郊的牛山因过度采伐、放牧变成荒山感叹道：“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无草木之貌）也”。（注：《孟子·告子章句上》。）庄子所处宋国的情形更为严重，著名的成语“守株待兔”便是明证。宋国农夫不知变通，死求一计，枉用心神，固然可笑，然而从中也不难看出，当时中原一带自然环境的破坏已很严重，野生动物无处藏身，濒临灭绝，故而连野兔也成了罕见之物。“人类破坏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历史同人类文明史一样古老”。（注：《可持续发展论》，第1页，张坤民主笔，1997年版，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严酷的现实激发了本来就关注自然规律的道家继承人庄子的忧患意识，“他的处世的忧患感，他的沉痛隐忍的程度，他对于时代的灾难和人群的祸患的敏感度，可以说超过先秦诸子其他各家。”（注：《尼采哲学与庄子哲学的比较研究》，见《悲剧哲学家尼采》陈鼓应著，1987年版，三联出版社，第265页。）庄子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深层思考，正是建立在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基础之上的。但是，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人类对环境的认识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这就决定了庄子的环境保护思想和现代生态科学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只是提出了一些笼统而抽象的原则性思考，热情地批判有余，理性的设计不足。加之又是借助寓言形式表达，更使人觉得芒忽姿纵。另外，庄子乃至整个道家生态观的根本缺陷在于，过分强调取法原始自然、尊重史前道德、崇尚浑沌审美。庄子把发展经济、提高技术同保护环境视为对立物，主张把人类社会永远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甚至倒退到蒙昧时代。这种法自然而反社会、尊道德而轻功利、尚审美而斥技术的思想倾向，不仅与现代文明的价值信念正相反对，而且在任何时代都是行不通的。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司马迁就对道家这一思想提出批评：“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注：《史记·货殖列传》）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发展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才能最终打破环境污染的恶性循环。当然，这需要全社会乃至全球的高度合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尽管如此，庄子生态智慧给我们的启迪仍然是很深刻的。当人们刚刚跨入文明的门槛，他便以智者的敏锐，洞察到人类生产活动会干扰或破坏自然环境，告诫人们要尊重自然、善待万物、保护环境，呼吁“无以人灭天”。这无疑是给世人开了一副清醒剂，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庄子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解决环境问题提供可行的具体方案，但他所提出的这些原则，对改变当代人的价值取向，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极为深远而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