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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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浙江两省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等八府和太仓州，具有大致相同的自然环境，形成为一个经济区，即通常所说的江南地区。

自然环境，从经济史来看，是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然条件。江南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地势平坦，平原辽阔。江海环抱，湖泊河港纵横，水资源丰富。亚热带气候温和润湿，日照充足，无霜期长，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江南地区沿江沿海的高田地带，地势高仰，多沙质土壤，具微碱性，适宜种植耐旱并有抗碱能力的棉花。太湖周围的低田地带多水，其保肥能力强的壤质粘土，适宜种植桑树，其中性壤土适宜种植喜湿的水稻。

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及其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农业分工的自然基础。稻、棉、桑遂成为农作物种植的最佳选择。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发展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①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与其作用的大小呈负相关。在清代生产力的条件下，自然环境还具有强大作用。人们只能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以充分获取它所提供的自然生产力。江南人民遂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以尽量发挥土地的潜力。

首先是扩大棉田与桑地，以进一步适应生态条件，优化农业布局。

明代江南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粮食、棉花和蚕桑生产。明中叶后，已形成如下格局：“高者麦，低者稻，平衍者则木棉桑枲，皆得随宜树艺，庶乎人无遗力，地无遗利，遍野皆衣食之资矣，此百世经常之大利也”②。江南农民就在明代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大面积改稻田为棉田，改粮地为桑地。常熟县的东高乡，雍正间，“种棉十仅四五”，到乾隆间已“种棉渐多于稻”③。道光间，太仓州及所属镇洋、嘉定、宝山等县，已是“种稻之处十仅二三，而木棉居其七八”④。而浙江嘉兴府的旱地，明万历时为42万余亩，至清嘉庆间，增为55万余亩，大都成为桑地。江南地区的沿江沿海遂成为以棉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产区，太湖南部成为以桑为主或桑稻并重的桑稻产区，太湖北部成为以稻为主的水稻产区。甚至在地跨高田地带与低田地带分界线上的各县，如武进、常熟、昆山、桐乡等县的农作物种植也沿此线而泾渭分明①。

其次，发展农业生产技术。

清代江南农民在农业生产上，投入更多劳力，发展了深耕、套耕等精耕细作技术；又增加用肥，发展了垫底、接力等合理施肥技术。他们种田治地，施用粪肥、河泥、绿肥、豆饼等肥料。种桑种棉的用肥更多于种稻。用肥增多，促进了肥料的商品化。绿肥种子和豆饼通常都需要购买。经营地主和富裕农民购买粪肥的渐多。《沈氏农书》曾记载到平望镇买“磨路（牛粪肥）、猪灰（猪厩肥）”，到“近镇买坐坑粪”，还要从桐乡“必往杭州”买人粪，等等。饼肥肥质优良，效力大，使用方便，施用饼肥已经很普遍。据《沈氏农书》、《浦泖农咨》和《租核》等书提供的资料估算，明末至清后期经营地主与富裕农民每亩土地用饼肥的货币支出，约增加二倍多。劳动集约型农业向资金集约型农业转变开始显露苗头。清代以“粪多力勤”为特点的农业技术体系，就是在江南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明末清初提出“凡种田固不出粪多力勤四字”的《补农书》（包括《沈氏农书》）实为其奠基之作。包世臣更具体地以粮食为例，诠释了其增产效果：治田“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②清代江南地区种粮、种棉、种桑养蚕的农书很多，这些都是农民生产经验的结晶。农业技术的发展，正是当时生产力条件下，自然条件得到良好利用的集中体现。

经过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棉花和蚕桑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者如果就地取材，从事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就可以节省经过市场环节的各种费用，降低成本。农民如果以自己生产的原料进行加工，更可获得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减少原料费用。许多农民就是“植棉以始之，成布以终之”。《沈氏农书》也说，农民织绢，“若自己蚕丝，利尚有浮”，都是说的这个道理。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棉织品与丝织品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手工业品。它们都是衣着材料，特别是棉布更是广大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它们都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充分利用原料资源的巨大优势，发展农产品产业化，就成为江南人民必然的经济选择。棉纺织业和丝织业都是传统经济中的重要产业，二者得一，就足以“通商贾，致富饶”，而今得到自然界恩赐，竟使二者都作为支柱产业，并行发展。

棉纺织全为农民家庭手工业，在棉、粮产区，“比户纺织”。在蚕桑区，也有大量农民从事纺织，棉纺织在江南地区普遍发展。有些农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谋生之方已不专仰于田亩”，棉纺织已从副业发展为主业。他们既不离乡，又不离土，就地实现了专业化或半专业化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