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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长期之中又有显著的短期波动。对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波动的气候成为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包括农作物生长期的长短、产量、自然植被区域的界线等)及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如布罗代尔指出:“15~18世纪期间,世界只是农民的广阔天地,80~90%的人口依靠土地为生,而且仅仅依靠土地。收成的丰歉决定着物质生活的优劣”。“气候像一位乐队指挥,发号施令的权威胜过了太阳王。无论欧洲的谷物区或亚洲的稻田和草原,普罗旺斯的橄榄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被打上它的意志的标记”。[1]李伯重亦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2]。
关于17~19世纪中国气候变迁对农业经济的影响,龚高法、张丕远、倪根金、陈家其、邹逸麟、周翔鹤、米红、王业键、黄莹珏等都曾作过深入的研究[3]。他们指出,明清时期中国气候变化有全球变化的背景,也有自身的特点。从全球范围看,人类文明史主要发生在欧亚等大陆冰川消退后的冰后期。而冰后期中,冷暖、干湿亦不断在交替变化。他们多引用自然科学家竺可桢的研究成果[4],认为中国近5000年(相当于冰后期后半期)的冷暖变化经历了4次温暖期和寒冷期。
大约在15~19世纪中叶,中国进入与欧洲小冰期相当的所谓明清“小冰期”[5]。明清小冰期也有不同的冷暖时段,周翔鹤、米红将竺可桢之说归纳为4次冷期和3次暖期。
可知,明代仅嘉靖隆庆年间(或许还包括万历初年)较为温暖,其余大部分时间寒冷,万历末年、天启、崇祯年间尤其寒冷;清代则顺治与康熙年代特别冷;雍正、乾隆、嘉庆较为温暖,晚清又转为寒冷。
气候对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影响重大。欧洲小冰期里,英伦三岛、北欧、东欧、俄罗斯都出现了谷物欠收、饥荒、放弃耕作、舍弃村庄、人口严重减少的迹象。清代的情况也是一样。据研究,气候寒冷期影响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影响农作物的生产与产量。周翔鹤、米红认为,对水稻而言,冷害有3种类型:1.延迟型冷害。由于温度偏低,作物生育期延长,秋季霜前不能成熟,遂受其害而减产。2.障碍型冷害。作物在小穗分化和发育期对低温最敏感,如此时受到低温危害,则会造成小穗不育,甚至绝产[6]。3.混合型冷害。夏季持续低温可能导致以上两种类型并发,造成大幅度减产。明清,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最冷期中,水稻不但容易遭受霜冻和冷害,同时夏季较凉的气候,也减低了稻米的产量。他们依从主要粮食作物稻谷及关系粮食亩产、总产、总供给量的多熟耕作制指出,依明清时稻米在粮食供给中的地位最为重要(明代水稻占粮食总产量的70%,晚清早熟稻占稻米产量至少一半),麦子其次。早熟稻通过稻麦轮作、双季稻以及对边缘土地的利用来提高粮食总产量。如果稻谷生产(特别是早熟稻)受到损害,将危及粮食总供给。[7]陈家其、沈小英等亦从气候变化对多熟耕作制的影响指出,明末以前热量条件较为充裕,太湖流域双季稻的发展比较稳定,粮食产量较高;明末以后气候变得寒冷,双季稻面积减少,粮食复种指数下降,粮食大幅度减产。[8]夏明方亦指出,晚清气候变冷,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非常明显。如长江北岸的怀宁县,道光以前水稻“宜早晚二季,第刈早稻种晚稻,正大暑节土膏发育之时,农人争天时,一刻千金,率晨刈昼犁而夜种之……家人不足给事,皆于外乡雇老农并力及时以事晚稻焉”,道光以后“地质大异,每种晚稻,收入犹不足偿耕耨之费,是以皆易早晚二季为中迟一季”[9]。周翔鹤、米红还指出,除粮食外,严寒和粮食减产引起的饲料不足,使得耕畜越冬困难,人畜被冻死的记载时有所见。他们进而认为,明清之际寒冷期间农作物产量下降,耕畜死于严寒,农业经济萎缩,抑制了人口再生产。雍正、乾隆以后,气温逐渐转暖,粮食产量上升,人口再生产上升。这说明,何炳棣以早熟稻和甘薯、玉米推广使明清以来中国人口一直上升的论断应该进一步探讨。因为按何炳棣观点推演的结果是:假如粮食生产遭到重大挫折,将导致人口的大幅度下降。事实上,农业不能摆脱自然条件的约束,人口上升的态势将因自然条件的变化出现曲折(有时可能是非常大的曲折),很难是一条平滑的上升曲线。
第二,与旱涝灾荒的多发有关。如果说,上述小冰期常年气候往往被人们所忽略,那末,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对社会的冲击力更为巨大的所谓“气候的极端事件及其发生频率”。这气候的极端事件,便是大旱大涝大寒的自然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