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辩证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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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要矛盾再次进行了论断。此次转化以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说明社会主要矛盾存在的必然性以及其转化内在动力，以质量互变原理揭示其转化应然性，以否定之否定原理指出其转化的逻辑方法，是辩证法三大基本规律的生动体现。深入了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内在原因，为把握其发展方向、提出解决途径打下基础，对进一步对助推中国社会的持续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矛盾转化;辩证法

在党的报告中提到，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说明我国发展中心问题已经发生改变。辩证法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运用其原理梳理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分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不仅是党深入认识并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深刻掌握社会运行规律的必要前提。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显示了事物的对立统一运动

对立统一规律“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而要把握对立统一规律，也就必须要理解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矛盾的普遍性是指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变化发展的，具体表现为两层含义:其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即横向看从自然界、人类社会再到思维世界，矛盾无处不在;其二，“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即纵向看从事物产生到灭亡的总过程中，矛盾无时不有。“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事物便是在新旧更替的矛盾运动中的得到发展。这也就要求我们要承认矛盾存在的绝对性和必然性。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真正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但并不说明从此中国社会就没有矛盾的存在;随后在党的八大上就指出，我国工作的中心在于解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问题，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党都根据社会发展实际不断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并以主要矛盾为中心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现在，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40年，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都取得了显著成果，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已经得到了基本满足，中国开始以“强起来”为目标迈进，原有中心任务的基本完成，标志着原有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现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才是全党工作的中心任务。唯物辩证法不仅主张矛盾具有普遍性，而且强调矛盾具有特殊性，这个特殊点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矛盾性质、地位以及解决方式的特殊性，其中矛盾地位的特殊性是指主、次要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区分。事物是诸多矛盾的统一体，主要矛盾是指在其中的占据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指占据主导地位，决定着事物性质的方面;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成为了划分事物发展阶段的依据。“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即解决矛盾、化解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抓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部分。在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上亦有体现: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在此环境下，党迅速认识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才是当前阶段工作的中心任务，由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抵抗日本侵略，成就了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同时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具体所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相对的条件下，两者都有可能发生转化，由此“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即要从客观条件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矛盾地位的转化与实际局势的变化相符合。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是由矛盾主要方面决定的，也受到矛盾次要方面的影响，“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目的，而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因此前者可以才可以看作是主要方面，后者则只是次要方面。从主要方面来看，改革开放已近40年，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得到较大满足，总体实现小康社会，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人民提出了更高的需要层次;从次要方面来看，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明显提高，应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质量和效益并举的问题，“落后的生产力”明显不是当今中国的生产力状况，相对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才是更需解决的问题。可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基础就是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实际，以此才能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不过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并不代表原有社会主要矛盾就完全消失，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只是退居到次要矛盾位置，少数地区的人民依旧待需得到实现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

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质量互变过程

事物的运动发展状态是通过量变和质变表现的，事物的量变是指事物量的变化，是在原有性质的基础上发生的不显著的变化，如数量的增减、场所的变更等;事物的质变则是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转变的过程，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是事物连续性的中断;同时，“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即事物的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突破一定度达到质变，又从质变引起新的量变的演进过程。在1952年底，随着土地革命的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国社会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主要矛盾转化为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由此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随着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的工业、农业、民生等都得到极大发展，这些量的积累促使中国发生了质的改变。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此强调社会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这是一种特殊的量变过程，表现为阶段性的部分质变，这种质变是由于事物的根本性质未发生改变，而较为次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于事物的根本性质未发生改变，所以事物依旧处在量变的过程之中，但由于其他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所以事物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种变化是事物阶段性和连续性统一的体现。因此，党的上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先前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冲突对立的，而且具有一定的抽象共同性，根本都体现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只是两者之间的层次有所区别。“物质文化需要”被提升为“美好生活需要”，说明我们“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同时也体现了我们与“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目标的距离正在缩短;“落后的生产力”也提升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是人们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因素，这都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断量变积累，促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些积累的量变并没有改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根本性质，但是引发了社会形态的阶段性质变，反映了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相对适应的关系，“解决了社会性质的相对稳定性和历史发展的绝对变动性的矛盾。”

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遵循了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马克思认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的方面，肯定的方面是事物存在的原因，否定的方面则是使事物被新事物取代的部分。当肯定方面处于主导地位时，事物将保持原有状态存在;当事物否定方面处于主导地位时，事物将发生质的变化。而否定之否定规律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否定，而是经过了两次否定、三个阶段，分别吸收了肯定阶段和否定阶段的积极成果，以此实现事物的自我完善。由于否定之否定规律，事物的发展则呈现出一种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状态。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党对于建国后社会主要矛盾的预判;而在1950年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几个政策问题》中则强调对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斗争，但更重要的在于团结;在打倒地主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后，于1952年又作出了“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的批语，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问题再次被作为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提出。可见，在过渡时期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较为复杂，集中体现在对民族资产阶级作用、地位的判断上，由此发生了对其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看似对前一阶段的否定，但这种否定之中依旧蕴含着肯定的因素，因为究其根本来说，均是围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一目的进行的。同样，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也遵循了这样一个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对矛盾中，通常我们将“物质文化需要”看作否定方面，一开始这两者之间处于一定平衡状态，即“落后的社会生产”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较大满足，便会提出更高层次的需求，如“美好生活的需要”，于是对“落后的社会生产”提出否定，要求社会生产能够满足现阶段的新要求，对“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解决途径作出肯定，但不仅仅局限于生产力层面，即生产能力和生活环境都要实现质的飞跃，以此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综上所述，由于社会发展在不同的阶段需解决的中心问题不同，其主要矛盾也会发生相应转化，并且各时期的转化并不是一种割裂式的变化，而是一种顺序式的递进，体现了保留与克服、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蕴含了丰富的联系观和发展观道理。现在，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对社会主要矛盾也作出了新的判断，其转化的背后既体现了历史和现实的规律性联结，又凸显了共产党人对辩证法的灵活运用，将为我国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助添动力。

【参考文献】

［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2］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张志丹．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古培霖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