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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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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大量的国内外学者曾多次尝试建立关于国际贸易、碳排放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Ahmad和Wyckoff早在1999年对经济开发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研究中发现,所有国家碳排放量中隐含碳排放量平均占14%,而一些国家对外贸易的隐含碳排放量占据其国内碳排放量的50%,甚至更多.两人在2003年通过收集并计算24个国家在货物贸易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证明产业地理转移可以对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产生影响.Peters和Hertwich(2008)的计算结果显示出2007年全球国际贸易中的二氧化碳隐含量高达53亿t[2].Kano(2009)通过计算经济开发与合作组织41个成员国和地区的17个产业的贸易数据,发现二氧化碳排放存在逆差的国家有21个.MauricioTiomnoTolmasquim和GiobaniMachado通过计算巴西对外贸易中各类商品的总产出耗能和碳排放量,表明巴西在1998年因对外贸易使其能源消耗增加了6.1%,碳排放量增加了7.1%.

Sanchez-Chofiz和Duarte(2003)利用垂直集成法和投入产出模型对西班牙的出口贸易和隐含碳排放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西班牙极大部分的二氧化碳是西班牙在生产满足国内外需求时产生的,在其国内的各个产业之间也存在非常明显的污染交换,并且为了满足国内消费,也使得该国家进口了大量的隐含碳,从而使得西班牙的进出口贸易碳排放趋向于均衡.Peters和Hertwich(2006)对挪威对外贸易的研究中使用了包括反映区域技术差异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挪威因对外贸易产生的国际的污染物转移,虽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仅仅占挪威进口量的10%,但是这10%所带来的污染却占了对外贸易中污染的一半;其次,对外贸易中进口部分带来的二氧化碳量占挪威国内排放量的67%.本次研究使用的方法相比于以前的方法提高了准确度,对于处于不同技术水平、能源结构的地区和国家,得出的结论和挪威相比,能够发现后者将会大大的低估挪威的碳排放量.对于丹麦的研究也表明,碳排放量会产生1%~4%的低估.Ackerman(2007)使用日本政府编制的1995年日本-美国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日本、美国两国之间贸易中的隐含碳量,研究结果表明因两国减少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而减少的碳排放总量大约占两个国家总排放量的4%.与美国相比,日本相对应的部门或者产业的碳排放量仅仅为美国的十二分之一,但是,美国的碳排放量较高的部门对其国家的净出口有小但是显著地正影响,因此,当美国工业与日本处于同一技术水平的时候,该产业将减少至少一半的碳排放量.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也伴随着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引起了许多国内学者的关注.齐晔等(2008)通过投入产出法,使用完全消耗系数,两位学者按照日本的碳强度对中国进口产品进行调整后,乐观估计,发现中国1997—2002年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当年碳排放量12%~14%,该比例在2002年迅速增加,到2006年达到了29.28%.魏一鸣等(2008)估算出2002年中国因出口贸易产生的直接和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13亿t,超过中国一次能源利用碳排放量的30%.Wang和Watson(2007)研究发现2004年中国的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量为11.09亿t二氧化碳,占中国2004年碳排放总量的23%.Li和Hwitt(2008)利用环境投入产出表,对中英两国的双边贸易对两国以及对全球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英国在两国贸易间获得了碳排放量的转移,而中国却因此而增加了更多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到了当年英国碳排放量的19%,全球的0.4%.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发现虽然各个学者和专家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运用的具体指标以及数据也有差别,但是殊途同归,能够得到一个类似的基本结论,那就是出口贸易是影响国家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本文试图在一个分析框架内从实证方面系统论证中国出口贸易、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1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1.1模型设计经济学认为,只要是生产产品,无论是本国消费还是出口到国外,都会有不等的能源消耗,从而会产生或多或少的碳排放.其中含量最多的主要是温室气体二氧化碳.该气体不仅会对本国的国民生活产生影响,还会促使全球气候变暖.因此,出口贸易、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应该存在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并且该关系可能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为了探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将以公式(1)为基准,将三者统一在该公式之下。根据上述公式,对其部分符号进行如下说明:如果估计出来的β1为正,表示出口贸易具有“增排”效应,意味着出口贸易的碳排放具有转移效应,假说成立;如果为负,说明出口贸易具有“减排”效应.根据对我国对外贸易现状的理解,由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以及粗放模式下的影响,理论预期β1为正.β2符号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情况,这也是EKC模型中的论断.如果β2为正值,说明经济增长具有“增排”效应,反之,则具有“减排”效应.

1.2数据说明本文主要使用3组数据,分别是GDP、碳排放量以及出口贸易额.其中出口贸易额和GDP分别如表1和表2所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碳排放量的数据计算主要是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中国1991—2013年消耗的能源总量根据公式(2)进行计算得到.式中:C是碳排放总量,X表示能源消费总量,Si表示i种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所占份额,Fi表示第i种能源的排放系数(强度),即消费单位i种能源的碳排放量.各能源排放系数煤炭为0.7476,石油为0.582,天然气为0.4435.中国1991—2013年能源消耗量如表3所示,碳排放量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公式(1)中lnCt、lnEt、lnGt数据如表5所示.

1.3实证检验结果

1.3.1单位根检验如表6中的数据,列示了ADF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与其在1%、5%、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数据显示,lnC、lnE、lnG在原始数据以及一阶差分下不显著,二阶差分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3个变量的二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

1.3.2JJ协整分析协整特征根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通过上述分析发现,无论是协整检验的特征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其对应原假设None的检验统计量均大于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这意味着可以在90%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无协整关系的假设,说明lnC,lnE和lnG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中括号内为对应的标准误,估计方程的似然值为104.0275.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出口贸易的系数为0.036,即出口贸易增加1个单位,则碳排放量增加0.036个单位;同理得出,中国GDP的增加未必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这说明中国碳排放和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脱钩”发展的.

1.3.3因果关系检验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lnC,lnE和lnG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如表9所示.由上表可以看出,出口贸易是碳排放以及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出口贸易的增加虽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也同时带来了负面后果,中国的碳排放量也在随之增加,进而表明了中国成为了碳污染和排放转移的对象.同时,经济增长不是碳排放量增加的原因,则进一步印证了JJ协整分析的结果,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的“脱钩”发展.

1.3.4脉冲响应分析运用脉冲响应分析方法,通过建立VAR模型得出lnC、lnE、lnG之间互相的作用关系以及它们对自身的影响.由图1可以明显看出,GDP对于自身的影响力小于碳排放量对GDP的影响力,GDP对于出口贸易的变化发生的改变最为的迅速,但是在第二期速度开始变缓,再稍微增加之后,开始降低,这说明了在国民经济大量依靠对外贸易的情况下,经济体系会变得不够稳定.碳排放量则是跟随者GDP的增加而持续的增加,并且将会在后面的期间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碳排放量对于自身的影响则是在前六期处于上升阶段后面处于下降阶段,出口贸易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最为明显,说明我国部分出口贸易额是由造成大量的碳排放来产出产品获得利益的.出口贸易额对于自身的影响在前三期处于波动阶段,先减后增,然后趋于稳定,而GDP和碳排放量的变化在第一期就是出口贸易额发生变化,而后不断增加.

2结论及建议

从上述检验中可以发现,出口贸易、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得到的公式也可以观测到出口贸易的弹性系数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36和-0.527.从而可以得出结论,在长期发展中,出口贸易是导致碳排放的主要原因,由于出口贸易的弹性系数为正值,从而说明当我国的出口贸易每增加1%,则相应的碳排放量增加0.036%,也因此证明了我国“转移排放”以及“污染天堂假说”这两个结论的正确性,并且也与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大致相似.但是,经济增长在实验结果中显示并未对碳排放产生显著的加速作用,相反却会减少碳排放,因而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温室气体的减排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而可以归结到“气候问题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要由发展来解决”这一结论.三者间的因果关系中,出口贸易是其余两者的Grander原因,经济增长不是碳排放的Grander原因,与上述结论有类似的一点就是经济增长不是造成碳排放的直接原因.因此,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得出如下结论,我国作为世界较大的经济体,出口贸易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促使我国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但是,经济增长却没有确实的证据导致碳排放的增加.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发展减排”.气候变化问题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最终是发展问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以及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能源利用率还比较低,单位GDP碳排放量还略高,因此,国家应该积极调整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实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优化产业和能源消费结构,使我国的经济能够又好又快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建立绿色贸易体系,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现“贸易减排”.首先,通过改进我国出口贸易商品结构,逐渐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水平,降低资源密集型和高污染的商品在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其次,建立完善的绿色贸易体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国际经验,构建完善的以产品为支点、以企业为重点、以行业为主线的绿色贸易政策体系,包括绿色投资政策、环境关税政策、市场准入制度等.再次,要抓住机遇,适时走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创建低碳导向的内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作者:齐建民 关佳美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