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协同管理本质及特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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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1世纪工业领域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必须重视基于共生理念基础上的工业生态协同管理。工业生态协同管理,既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工业领域得以实施的必要条件,也是工业企业顺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途径。有关它的讨论,对我国工业企业界具有一定的重要参考价值。

一、工业生态协同管理的基本含义

工业生态协同管理,是基于生态共生理念和前提,基于哈肯所说的协同学方法论基础上,对工业企业自身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生产经营方式进行突破性转变(与新老自由主义理论要求不同的转变),进而实现工业企业绿色化调整,以防止庇古福利经济学派所说的“负外部性”抑或“外部不经济”的产生,并使之能够行之有效地实现资源生态合理性优化配置的管理运作方式。这种方式,是在对经济-社会-生态复合目标系统整体关系的全面认知,并对现存工业体系进行实质性相关改进或变革基础上实现的。二、工业生态协同管理的主要理论依据工业生态协同管理的主要理论依据包括共生理念、协同学方法论、工业代谢理论和工业生态学等。在此仅就共生理念及协同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讨论。

(一)共生理念的形成背景及其对工业生态协同管理的影响

对共生理念的研究,不只限于生态学领域,经济学、政治学、以“超循环论方法”研究的进化论以及协同学等学科对之都有涉及。在经济学范畴,美国学者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一书,似乎较有助于对企业共生理念形成的了解,但是它依然是以“经济人假设前提”为特征讨论问题的,所以理论上并不会对“外部性”内容有实质性解决。在环境伦理学领域,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利奥波德在其“土地伦理学”中就有述及并强调。他指出:“事物在各种相互依存的个体向相互合作的模式发展的意向中,是有其根源的。生态学家把它称为共生现象,政治学和经济学则是提高了共生现象。在这种共生现象中,原有的自由竞争的一部分被带有伦理意义的各种协调方式所取代了。”[1]而在以“超循环论方法”研究的进化论理论中,对共生概念的强调则更为突出。德国生物学家和系统科学家M•艾根20世纪70年代对此也有研究。艾根对共生问题的探讨是针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极端片面性展开的,他把达尔文进化论适当地引入分子进化的研究过程,同时进行必要的修正与补充。

在达尔文的理论中,自然界竞争和选择的必然结果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一思想在社会领域的代表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白哲特和萨姆纳。而达尔文主义在经济领域又直接影响到了古典经济学派及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直到今天,许多从事市场经营和企业管理的人员依然深受其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无疑也来源于当今世界所风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在此前提下,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深深地陷入了这个竞争的旋涡不能自拔:如果你想生存下来,就必须击败对手,你必须在生存竞争中不停的斗争,因为最大的成功者也就是最侥幸的‘幸存者’”。[2]这正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特征的陈述,是对今天“新自由主义”的风行及其本质的形象刻画,也是对“新自由主义”适者生存理论实质的深刻揭示。

在可持续性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选择的今天,世界各国都在对自由市场经济及工业革命的严重弊端进行反思,而艾根则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从根本上做了批判性的改造。艾根认为,进化过程,不仅存在“竞争”与“选择”,同时还存在另外一种进化的发展形式———共生。他指出:“进化过程无数复制和突变步骤造成大量分支的结果。这包括同源的竞争者之间的选择,但也有躲入小环境中造成的隔离,还有十分温和的选择压力下形成的互容或共生。”[3]因此,艾根在其《准物种模型》一文中,批评了达尔文的理论,他说:“达尔文自然选择原理并非公理性的,而是从自我复制的物理条件中衍生出来的。”[4]

艾根援引了古恩特•斯登在《黄金时代的到来》中的话进一步批评指出,“如众所周知,适者生存不是别的,只是同义反复:能够生存的生存下来了,在这里,‘不适者’所代表的不是一个客观的科学的价值判断,而是主观的价值判断。”[5]

可见,无论是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还是那些奉行达尔文主义的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在工业革命以来,抑或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演进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的理论已经促成了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比如1929年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出现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导致的“拉美问题”,乃至当今世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它成了为强权政治、经济掠夺、损人利己,甚至侵略战争辩护的理论。不仅如此,在自然生态领域,深受达尔文竞争理论激励的无数极端自利的“经济人”肇事者,其行为后果既造成了种种“外部不经济”,也酿成了无数的生态灾难和“公地悲剧”。不仅艾根的“超循环论”,就是在哈肯的“协同学”理论中,对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观点同样也有严厉的批评。哈肯在其专著《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不是最适者也能生存”一章中指出:“大自然设下无数的妙计,击败了适者生存这个论点”。值得注意的是,哈肯同样也强调了“共生”概念。他说:“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是共生现象,其中不同的物种相互帮助,而且甚至只有这样大家才可能生存。”[6]

但是,哈肯所说的共生,是指“种际”间的共生,在理论上,这与动物解放论者辛格提出的“种际公平”思想基本相似,区别前者是藉“共生”反映种际间的公平问题。艾根和哈肯对“共生”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竞争个体或群体,可通过彼此间的互利行为而存在。这一点对我们研究可持续发展管理来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极为重要。共生问题已经在世界范围受到普遍重视,对它的研究将会引起我们观念的深刻变化,并成为指导我们工作和实践的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不仅对纠正达尔文主义的偏颇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工业生态协同管理的研究不可或缺。研究工业生态协同管理,首先必须强调共生理念。只有基于共生理念基础上的工业实践活动,才能真正实现与自然生态总体平衡的协同或一致。

(二)协同学方法论与工业生态协同管理工业生态协同管理的研究与实施过程,除了受共生理念的影响外,协同学方法论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工业生态协同管理尽管既不能脱离工业生态学及其物理基础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不能脱离对自然生态系统关系的整体认知,但在工业领域若要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协同学方法论的指导将不可或缺。即使对研究工业生态物理基础的工业生晔枫,马青华:当代工业管理的协同学本质及其特征态学连同工业代谢理论来说,协同学方法同样至关重要。

“协同学”是系统科学范畴的一个分支,为德国学者哈肯所创,其基本含义正如哈肯本人所解释的,乃是“协调合作之学”。它指系统之中各子系统的动态协调与合作。协同使得系统具有整体性和稳定性,同时也反映出系统演化中的确定性与目的性。由于系统的协同作用,经协调后的各种矛盾达到整体统一,并将其整体功能加以放大,从而产生互补效应,使系统整体功能大于各个组成部分功能之和。协同学还研究大量子系统构成的宏观行为,故仅从微观层次的参量中难以了解这些宏观量。在系统的演化中,并非所有参量对宏观层次的各种表现发挥相同作用,只有系统协调合作时产生的序参量才具有决定意义。所谓序参量,就是指在系统相变过程中,能够标识从无序到有序的状态参量。它用系统宏观量来表征,并决定系统的整体行为和特征。在协同学中,序参量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可刻画支配系统演化的基本量度。

协同学对于研究工业生态协同管理大有裨益。工业生态协同管理的基本宗旨,就是要通过协同学协调合作之方法,使现存工业经济体系摆脱传统经济理论的桎梏,从而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总体平衡相一致。传统的工业经济体系,导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这种情况如果说是因其仅仅侧重遵从经济规律而忽略自然生态系统的客观要求所致,那么工业生态协同管理则必须以此为戒。现存的工业体系只有藉协同学方法论将之融入自然生态系统时,才能真正实现工业生态协同管理。工业生态协同管理不仅要遵循经济规律,而且要遵循自然法则。工业生态协同管理同样是一种新的相变过程,一种能够标识从无序到有序的状态参量,它将以一种新的序参量支配我们时代的工业整体行为和过程。

三、对工业生态协同管理研究内容的大体划分

任何划分都以一定的标准来进行,对工业生态协同管理研究内容的划分也不例外,依据一定标准对其划分,便于我们区分它所研究对象的不同特征。

(一)工业生态协同管理的划分内容

在此,我们将以企业自身的协同运作和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协同运作为标准进行大体划分,以便厘清工业生态协同管理的内外差别。这一陈述的另外方式便是:以一个或若干工业行为主体为划分标准,可分为“工业内生态协同管理”和“工业外生态协同管理”两个方面。

1.工业内生态协同管理这是指工业经济行为主体以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以绿色化科技创新为支撑,对工业企业自身各个生产环节进行系统改造或调整的一种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相一致或与生态系统总体平衡协同是这种管理的基本特征。我国鲁北化工集团,以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以绿色化科技进步为支撑,对其内部进行了系统变革,创建了磷铵、硫酸、水泥联合生产的工业生态链就是典型的内生态协同管理案例。这是我国第一套磷铵、硫酸、水泥联合生产装置。其工艺流程是:用生产磷铵所排放的废渣(磷石膏)制成硫酸,进而联产水泥;硫酸再返回运用于生产磷铵,以致整个生产过程无废料排出,使自然资源得以充分和高效利用,真正达到了“因子x”理论现共时态的整体要求。它既解决了传统磷铵生产废渣占地和污染环境的世界性难题,又有了生产硫酸和水泥的新的原料来源。[7]鲁北化工企业集团充分实现了内生态协同管理。

2.工业外生态协同管理若干不同工业企业行为主体之间,以生态环境保护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为目标,相互间进行优势互补或资源生态合理性优化配置,从而在整体上与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相适应的叫工业外生态协同管理。丹麦卡伦堡工业生态园区,就是典型的工业外生态协同管理案例。该园区是由若干各不相同的工业企业,即斯塔朵尔炼油厂、阿斯耐斯瓦尔盖发电厂、挪伏•挪尔迪斯克生物工程公司及吉普洛克石膏材料公司等等所组成的工业生态共生体。卡伦堡共生体的协同运作方式是:用炼油厂排出的水冷却电厂的发电组;电厂的废蒸汽又供给炼油厂、生物工程公司发酵池及市政分区采暖;电厂在其机组上安装了脱硫装置,使燃烧气体中的硫与石灰产生化学反应,生成的硫酸钙(石膏)供应石膏材料厂,从而使材料厂不再进口西班牙的天然石膏。这既节省了自然资源,又利用了废弃物。此外,炼油厂的多余燃气又可作为燃料供应电厂和石膏材料厂之用等等。[8]正是这样,卡伦堡共生体通过不同企业间的协同运作,使每个企业均毫无例外地实现了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优化结果。

(二)鲁北化工集团与卡伦堡可产生的效益情况

无论鲁北化工集团的内生态协同管理,还是卡伦堡工业共生园区的外生态协同管理,均已改变了以往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工业化发展理念。共生理念和工业生态协同管理的运作方式,使得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明显可见。以鲁北化工集团为例,其经验倘若推及全国,则每年可节约磷石膏废渣堆建费6000万元,节省800万吨水泥的石灰石矿山建设费21亿元,节省生产600万吨硫酸的硫铁矿矿山建设费30亿元。[7]此外,该集团的内生态协同管理运作方式尚可避免产生污染环境的废弃物。卡伦堡的效益状况也表明,它们每年可节约45000吨石油,15000吨煤炭,50000立方米水;温室气体排放也有所减少,每年可少排175000吨二氧化碳和10200吨二氧化硫;废弃物重复利用情况是:每年可利用130000吨煤炭、4500吨硫、90000吨石膏、1440吨氮、600吨磷等等。[8]这些情况都说明,假如全世界的所有工业企业都能真正实现工业生态协同管理,那么,“因子10(Factor10)”(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必须在1990年的基础上扩大10倍才能满足人类目前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近期目标将由设想变为现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无疑是现实可行的。

四、研究工业生态协同管理的现实意义

研究工业生态协同管理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现实意义。首先,对于所有工业企业来讲,只要把顺应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自身的奋斗目标,则共生理念和工业企业协同管理就是必须的。因为,共生理念将导致传统“经济人观念”的改变,而工业生态协同管理则会有助于对企业进行生态合理性的变革。故此,它们都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必要条件,对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来说,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研究工业生态协同管理,对于当前我国企业战略重组,协同应对市场经济的各种挑战,突破发达国家苛刻的贸易堡垒,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内生态协同管理,可使企业挖掘自身潜力、积极创新、降低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并使其生存能力大为增强。外生态协同管理,则可增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力,使每个企业都能节约自然资源,成本代价也会大为降低,因而它可从整体上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再次,工业生态协同管理可使由于结构调整或市场竞争原因导致的弱势企业找到新的生存契机。在共生理念基础上的工业生态协同管理,将使不同的企业形成优势互补,不仅“强强联合”得以生存,而且“强弱联合”,乃至“弱弱联合”亦可在协同运作方式基础上共生。显然,这将从根本上纠正那种片面的、“经济人”式的所谓“强强联合”的理论弊端。

总之,工业生态协同管理,是对传统工业管理学的一种理论上的变革和扬弃。传统的工业管理学并不足以实现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理论上的改进,因为它是以西方市场经济管理学的“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这种理论,除了满足“经济人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外,其管理行为的“负外部性”结果,并不被纳入认识视野。因此,对它来说,除了更有效地促使“经济人组织”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以外,就是造成十分严重的“外部不经济”。“外部不经济”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以及在“新自由主义风行”的当今世界,所有“经济人式企业管理”的最显著特征。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地球生态家园才出现了许多的灾难性结果抑或“公地悲剧”。而传统的管理学理论从来没有对其理论后果负任何责任。今天我们对传统管理理论的批判性分析,正是要对之有清醒的认识。毋庸置疑,只有基于共生理念和原则基础上的工业生态协同管理,方有助于对“经济人行为”的“负外部性结果”进行有效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