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产品设计安全思维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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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的伦理考量

当今世界，工业产品在人类社会涉及面之广、参与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也正因为如此，设计师必须考虑工业产品带来的伦理因素。表现在产品设计中就是产品设计师运用伦理观去看待整个产品设计的过程，这样，对设计的伦理考量实质上就是设计师对产品可能带来的道德影响的关注，以及社会对其所设计产品的道德衡量。所谓道德，简单地说就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的适应与协调。在产品设计中，鉴于产品还是人与外在的中介物，产品设计的道德还应当进而发展为人类利益与地球生态的适应与协调。因此，对于产品设计，其伦理价值就必然导致一种诚实、道德的设计观念，诚实的设计观念是指产品设计师在设计产品时，对产品的结构、功能、材料、装饰等都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该怎样就怎样，不故作匠气，不矫揉造作。古人赞女人之美曰：“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诚实的产品设计也可类比为：“增一分则伪，减一分则夭”。所以说，一个诚实的产品设计师必须把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当作天职，既不受市场利润的诱惑，也不受业主不当的胁迫，诚实应该成为产品设计师的第一操守和职业道德，这样才可能设计出符合伦理的产品。站在大安全的视角，这种符合伦理的设计对于人类就是安全的，许多产品的安全设计中也反映出设计师的伦理观念。由此设计师的道德对于人类安全的意义就在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长久繁衍，从生态学、人类学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可以看出，人们已经关注到人类近二百年来的活动不但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环境，更主要的是人类的这些活动破坏的是人类所依存的生态环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不诚实的产品设计长远地看都会危害到人类整体的发展。诚实的产品设计，其意义已远不仅是产品结构简单化以节约资源和能源，也不仅仅是产品结构坚固化以保证使用功能的安全，它是属于具有长远眼光的设计观念，关注到产品对于人类作为物种可持续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一贯的、连续的、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的，虽说任何时候设计师都不可避免其历史局限性，但设计师应该本着道德之心尽量诚实地进行设计。

二、传统设计的伦理安全

早期人类由于力量有限，属于“天赐安全”的生存时代。产品中有许多反映人类“畏天”的安全思想的设计，比如我国古代的建筑多为木构，害怕火灾，就常在建筑屋顶的正脊中间塑一个宝瓶（图1），寓意“以水镇火”。这种心理安全需求往往转化为一种设计意识，我国宁波著名的藏书楼为了预防火灾，求得上天庇佑，甚至取名“天一阁”，“天一”出自“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天五生土”（《尚书大传•五行传》），原本出处是远古人类观测天象而形成的“河图”。河图以十数合五方，其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天一”可以镇住火灾。图2所示为日照海曲汉墓出土的汉代龟座凤形灯，其上为凤凰鸟（朱雀）头顶灯盏的式样，下为龟形座，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朱雀在四象中主南方，南方为火，所以朱雀象征火。以朱雀做灯柱，头顶着燃烧火焰的灯盏，自然具有帮助灯火长明之意。龟（玄武）在四象中主北方，北方为水，所以龟象征着水。这种设计恰好反映了古人祈福于天的安全意识，以水镇住可能发生的火灾，因此，以龟做底座。不仅设计师在设计产品时需要考虑其伦理因素，一个产品被设计出来以后也会产生相应的伦理影响。亨利•佩卓斯基在他写的《器具的进化》中谈到：“关于筷子的起源，有种说法是：古时候，用大锅煮食物，往往煮熟后许久，锅上还热腾腾地冒气，饿急的人常常急着吃而烫到手，于是改用两根树枝将食物从锅里捞出并送到嘴里”[1]。如果这真是筷子的起源原因，那么就很好理解为什么经常接触的筷子（图3）都是木材或竹子制成的，因为这两种材料不太导热。只是一旦食用工具确定了，人们的饮食习惯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并带来伦理的问题。例如中国人使用筷子，西方人使用刀叉（图4），罗兰•巴特在《符号帝国》中分析了使用这两种餐具进食的伦理意义，认为东方人温柔地送进食物比西方人粗鲁地切割食物更符合伦理。

三、现代设计的伦理安全

现代的工业产品具有向多功能发展的趋势，这也带来相应的伦理问题。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隐私的要求，无论他是国家元首，还是乡村老农，人的社会性、聚居性反过来又决定了个体的私密性。个体的内在需求同时需要归属认同和隐私安全，只是有时这方面需求大些，有时那方面需求大些。因而设计师在研究产品的开发时，就需要兼顾这两条原则，新产品不仅要尽量避免被使用者用于侵犯别人的隐私，而且也要避免因为不注意而透露了使用者自己的隐私。比如现在的移动电话具有拍照功能，甚至摄像功能，随着产品的更新换代，有的产品即使在暗处也能拍出比较清晰的照片，因此常被一些人用来偷拍别人的隐私。按说这已经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但是被摄者很难发觉或指证，因为拍照者往往以发短信的行为作掩饰，若是拿个相机明目张胆地对着他人拍摄就会被制止了，所以说设计师应该在产品设计时有意考虑将发短信和拍照设置成不同的操作方式来制止偷拍的行为。如图5所示NokiaN73和三星SGH-i718这两款手机，三星手机可以竖直拍摄，与发短信的操作状态一致，模糊了行为意图，而NokiaN73手机只能将移动电话横过来才能进行拍摄操作，这样被拍者可以明显发觉拍摄者的意图以决定是否制止。现在，手机生产厂家已经意识到这类设计的缺陷，一些新产品注意采用横向拍摄的方式，最新的NokiaN93i手机，更是采用了独特的摄像机式的拍照方式，其姿态的意图示意更加明显，如图6所示。此外产品还需要防止使用者大意透露自己的隐私。最近看到一个关于各国元首召开国际会议的报道，在这次关于伊朗核问题的会议间隙，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私下谈话，他们都没意识到身旁的话筒并未关闭，结果两人私底下交流的意见由麦克风广播到全体会议人员，场面很是尴尬。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出现，设计师可以开发这样一种麦克风，它的拾音器具有感压线路并且控制着开关，只要压力未达到一定的数值，麦克风就不会工作，这也许可以避免出现粗心的使用者担心的问题。除了对人的隐私的保护这类精神层面的伦理要求，产品的伦理应该还包括物质层面的内容。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是在洗衣机发明之前，女人们都是在水中用棒槌打砸或搅动来洗衣服，后来发明了搓衣板，人们就用手搓洗衣服。可是这些方法很难将大件的衣服洗干净，并且衣服的布纤维很容易被打烂或搓烂，衣服容易受到损害，直到1867年世界上第一台真正的洗衣机问世。经过不断改进，1901年第一台电动洗衣机由美国人阿尔瓦•丁•费希尔设计制造出来。自从利用波轮制造水流来荡洗衣服的洗衣机（图7）出现之后，不仅改变了洗衣的方式，而且极大地减小了对衣服纤维的损害。有人曾戏说，采用洗衣机诞生之前的打砸、狠搓的洗衣方式，衣服也会觉得痛的。的确，洗衣机的荡洗方式则温柔多了，衣服有时并不与转桶壁接触，波轮激荡的水流像两只温柔的大手揉搓衣物，对于衣物的损害可以降到很低了。从这个设计中，可以看到设计师如果给予物一种人性化的考虑，就可以设计开发出更多使得人与物协调的产品，这样的产品似乎已经将伦理的范畴扩展到人与物的关系之中。现代工业产品在伦理的物质层面还包括其对使用者的人文关怀。如飞利浦9@9型（图8）手机当初是以待机时间超常（正常使用，24小时待机可使用1星期）而闻名的，但这款外观并不出众的手机还有一个体现人性关怀的设计就是手机屏幕上显示的超大字体，这种拨打电话时较大的数字显示对于弱视、老花等视力不佳的特殊人群实在是福音，非常适合老年人使用，有人就开玩笑称之为“老人手机”。飞利浦的969型、989型系列手机也具有相同的优点，这个优点充分显示了飞利浦公司注重内在品质、注重人文关怀的理念。现在已经有许多手机设计师和制造商把飞利浦手机的这个优点拿来，让手机具有调大字体的功能，但是人们无法忘记这个设计的开创者，这个设计最让人叫绝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专为这个功能增加特别的部件，也就不用担心新部件带给系统的安全隐患。它只需要手机软件的程序编写人员修改或增加几句程序罢了，这当然是电子产品的特色，但也体现了设计师对于设计伦理的关注和考量。另一个很好的实例就是鸣叫热水壶的设计。迈克尔•格雷夫斯设计的时尚不锈钢热水壶（图9）因为有会鸣叫的小鸟装置成为少数时尚设计中兼顾到无障碍设计的例子，这样的鸣叫热水壶不但可以让普通的家庭主妇不必守着灶台烧开水，更重要的是给盲人提供了警示水烧开的方式，而这种警示方式不仅仅是提供一种方便，更重要的是一种安全的措施。

四、产品的符号机能与伦理安全

产品伦理的精神层面除了前文所述的保护个人隐私之外，更重要的是产品的符号意义或机能是否符合伦理。因为包括了更一般的文化活动，从尤里安•赫胥黎到贝塔朗菲等学者都赞成“符号”应该是人类社会和行为的一个首要标志。的确，研究人类有史以来的产品就可以发现，产品正是这些符号的物质载体，并帮助人们建立起符号的关联，它们构成了人类的符号世界。良好的产品与人的符号互动会增添产品的伦理意味，并且增加其安全性。图10所示的电动剃须刀设计利用了剃须胡泡和洁面乳的外观特征，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洁面”的意味，较好地利用了符号关联传递给使用者正确的信息，并且符合伦理观念。若该产品采用卫生卷纸的造型，不但会让人感觉古怪，而且在伦理观念上也会令人觉得别扭，这是因为利用人类社会已经形成的、约定俗成的符号来传递意义一般是安全的，而这类产品安全背后往往带有伦理的成分。当今对于符号的研究越来越多，这些研究可以清楚地让人看到原来“人是一种自始至终都在创造符号、使用符号、并受符号制约的动物”[2]。现在生物学家公认符号体系是人的惟一标准，人之区别于其他生物的高级思维都建立在符号体系基础之上。人的心理失调总包含着符号机能的失调，在生物领域，精神分裂症基本有以下的几种形式：联想结构的松散、自我边界的打破、讲话和思想失调、观念的定形化、去符号化、原始逻辑的思维等[3]。这种观点的最有力的证据支持是动物不会有符号机能的失调，因此极少观察到有精神分裂症的动物，而人类的生物驱动力和符号价值体系的冲突，也就成为人类所独有的病症。诚如前文所言，罗兰•巴特从符号学意义上发掘人与产品的伦理意蕴值得关注，他在《符号帝国》中以东方吃饭使用的筷子和西方的刀叉相比较:“这种用具不用于扎、切、或是割，从不去伤害什么，只是去选取，翻动，移动。……而不是像我们的餐具那样切割和刺扎，它们从不蹂躏食物，……食物不再成为人们暴力之下的猎物，而是成为和谐地被传送的物质。”[4]这种区分不仅仅可以说明东西方人与产品的差异，实际上还暗示出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现代工业某种不健康的人与产品的关系，就像英国人类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在《人类动物园》所说的：“现代生活条件与动物园的情况相类。动物园当然可以保障一定程度的安全，但这种安全是付出了昂贵代价换来的。”即现代工业产品走向了忽视人性，也忽视自然性的歧途，人与物在这种产品的中介下都不得其所，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

五、产品的生态伦理安全

当今地球生态的变化很清楚地表明，人是如何对待大自然的，大自然也就如何对待人。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人以自己的行动破坏了自然的平衡，咽下苦果的最终还是人类。人们应该认识到自然也是一种资本，而且是全人类的昂贵的资本，在进行人类生产活动的核算时，自然成本至少包括自然资源的开采成本、加工成本和污染治理成本。自然资本是维持生命的生态系统的总和，它无法通过人类生产，人类虽说现在能够利用自然资源，但是对于它们是如何维持生态系统健康的原理并不很清楚。“由于人类与非人类的根本性断裂，现代文化在根本上也是有缺陷的：我们生活于有毁灭性影响的现代工业－技术文明之中，这种文明正将地球历史的新生纪送进历史博物馆。”[5]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学界就生态安全提出了“生态伦理”的概念，这种伦理观“就是要把除人类以外的世界尽量完整留给子孙后代。了解这个世界是为了获得这个世界的所有权；充分地了解这个世界是为了热爱她并愿意为她负责。”[6]就是说人与自然之间也有伦理关系，它是人对自然物的道德义务和道德关怀，前提是人首先对自己做出道德承诺。这“不仅仅是价值观的问题，更是一个人与自然界本质统一的问题。人向合乎人性的人复归，自然界就向合乎自己本性——和谐、美丽、稳定复归。”[7]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甚至提出荒野走向的哲学（WildTurninPhilosophy），这里荒野代表着呈现着美丽、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当然对于生态伦理的提法，学界还存在颇多争论，因为按照原本的理解，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是否也存在伦理？这需要对伦理概念本身作重新的界定。因为环境伦理的过于泛化，很可能导致极端自然主义的倾向。前工业时期人类因为自身能力的有限，制造的工具还不足以对自然生态造成足够的威胁，即使是这样，仍然有一些人对于人使用工具进行实践持有极端的观点。比如说耕地用的犁（图11）是旧世界的一项重要发明，世界各地的农耕民族不约而同地发明出适合自己居住地理环境的犁，但是哥伦比亚河谷的印第安预言家斯莫哈拉却用极端的语言表明自己认定它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甚至是残暴的工具：“你叫我用犁种地，我能拿着刀子切开我母亲的胸膛吗？”

六、设计与否——关系人类命运的安全选择

虽说人类是具有理性的生命，但是很多人类的产品却显示出非理性的成分，于是设计师是否设计一件可能给人带来伤害的产品，成为每个设计师必须面对的选择。非理性产品最明显的实例是女性的高跟鞋（图12）。南希•蔷和蒋蓝在其著作《鞋的风化史》中谈到了女性穿高跟鞋时所忍受的痛苦以及高跟鞋对于脚踝的弊处，但是以所谓时尚的名义，这类产品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就没消失过。高跟鞋还只是与个体的身体健康相关，而如武器等另一些产品则可能直接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人类技术一贯就是这样，其自身并无好坏之分，但对人类来说，却存在着和谐发展和走向灭亡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现代社会依赖技术而生存，就必然存在一定的风险，绝对安全的要求只会剥夺现代技术的生命力，使它裹足不前。因此人类所要做的就是确定一个可以接受的风险度，避免无法承受的灾难。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囿于认识的局限还无法保证每次的选择都在这个风险度之内。所以，在采用技术和技术失灵带来更大的灾难之间存在着无法消弭的矛盾，设计师只有小心翼翼地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以期找到那个最恰当的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