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关系对农户安全生产意识的重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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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访谈对象及研究方法

1.1访谈对象

依据本研究的内容，访谈对象包括3类：（1）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户；（2）相关管理部门的负责人；（3）农资店主。调查者在湖北省荆州市M镇、枣阳市W镇和X镇、武汉市S乡结合问卷调查，共深入访谈32人，其中农业局干部1人、村干部3人、农资店主3人、农户25人。被访者中男性24名、女性8名，年龄最大70岁、最小20岁。

1.2研究方法

在资料的收集上，本研究采取半结构式深入访谈。研究组成员预先设计好访谈提纲，在访谈过程中以访谈提纲为基础进行访谈问题的延伸与扩展，尽可能多地挖掘有用的访谈信息，并作录音和记录。访谈结束后，通过聆听录音和整理访谈记录形成书面文字材料，同时对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进行编码，编码采用四级编码，规则如下：第一级为个案的编号，An；第二级为个案的性别，其中M代表男，F代表女；第三级为个案的年龄，直接用数字显示；第四级为个案的身份类型，其中1代表水稻种植户，2代表村干部，3代表农业局干部，4代表农资店主。

2结果与分析

2.1农户态度对农户生产行为意向的影响

态度是指个人对该项行为所抱持的正面或负面的感觉，一般而言，个人对于某项行为的态度愈正向时，则个人的行为意向愈强。态度包含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和行为倾向，不同的认知和情感偏好对行为意向会产生不同的引导作用。

2.1.1认知差异导致农户对农产品安全的界定标准不同农户与消费者在安全生产的限度上存在认知差异，特别是对农药残留问题的认知差异，农户对安全标准要求相对较低，对农药残留问题有可能持忽视态度，而城镇消费者则对农产品安全标准要求较高，对农药残留问题比较敏感。“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这怎么可能啊？怎么会有收成呢？这在五六十年代还可能，现在不可能了，现在田里虫子太多了，不可能……现在打的农药、化肥都没什么毒，前几年虫子厉害的时候还用1605（一种烈性农药），现在不准卖了，买不到了。其实哪有那么多毒啊，不在潜伏期内打就好，一般收割前二十多天就不打药了，下雨天雨水一冲刷就没什么了，所以打药最忌雨天，雨天打药基本没什么效果。打药没什么问题，我们自己吃的不就是自家田里种的米嘛，这不健健康康的嘛。”

（A17-M-47-1）“荆州是鱼米之乡，水稻种植优势明显，产量居全省第一，农副特产很多，农产品丰富，荆州市高度重视农产品的安全问题，有农产品质量安全办公室，直接或间接扶持绿色农业和无公害农业，针对市场对健康、生态、无污染农产品的需求，荆州农业生产逐渐由数量向质量转变，你们应该都能感受到，现在老百姓的健康意识比较强，所以我们也要积极转变观念，不仅要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也要让老百姓吃得健康。”（A1-M-44-3）周培建等（2003）对城镇居民的调查发现，86.5%的居民关心农药残留，知道什么是农药残留及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超标会危害身体健康，39%的居民在购买农产品时首先考虑安全问题，59.4%的居民认为要加强蔬菜出场前检测，并要求政府部门积极教育和指导农民安全、合理使用农药。从作为农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A1深刻认识到，现代社会的消费者追求的是一种健康的生活观念，消费者的饮食心理已经由过去的“吃得好”逐渐向“吃得健康”转变，因此对安全问题十分敏感，特别是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问题很敏感。但以A17为代表的传统农户却仍停留在传统的“吃得饱”、“吃得好”的观念层面上，他们感受不到消费者对农药残留的担心，而仅以自己的主观标准去判断农产品安全的限度。

2.1.2情感偏好差异导致安全生产行为的程度不一由于农户拥有的资源和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同，导致其在进行决策时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偏向，这种行为偏向的产生主要受个人小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情感偏好影响。“我家里的田挺多的，承包别人的，总共有二十多亩，田比较多，打什么药、施什么肥，我都自己琢磨。我家里有电脑，我儿子和你们一样在武汉上大学，电脑是他教我的，没事的时候，就在电脑上查一查水稻种植的一些知识，上面东西很全，时间长了，自己就琢磨出来了，其他人还来问我呢……我在网上也看到过食品安全问题，对绿色农业也有些了解，所以我在网上看农药的时候，会仔细看说明，网上也有许多专家会做解答，什么样的药不能用都写得很清楚，我一般会看那些比较安全的而且受专家推荐的农药，我家稻谷卖得多，安全问题还是很受重视的。”（A6-M-49-1）“我用的农药都是听别人说的，有时候卖药的人也会给我们讲，大家用什么好就跟着用了，主要是看杀虫的效果。有些年头虫子比较多，要换好几种农药，有时天天都要打药，不打药秧就完了。原来还用一些比较厉害的药，效果好，但是现在买不到了。现在买的这药还行，就是太贵。我这田少，产量当然很重要，这都是冷水田（灌溉水源来自堰塘而非河流），产的米比较好吃。”（A22-F-42-1）拥有资源的多寡和获取信息的便利与否，对一个人的决策会产生很大影响。由于A6拥有电脑资源，其获取信息的渠道与A22相比比较便利，获取的外界信息量也相对比较多，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见识广”，因此其在做决策时就会受外界观念的影响，而且也更容易采用高效生态的新技术、新农药去解决水稻病虫害问题；而A22则由于缺乏外界的新信息，导致其在做决策时更容易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而且更容易采用传统的方法去解决水稻病虫害问题，一般说来使用传统农药的危险性要高于最新推出的生态农药。由于A6的稻田规模比A22大，因此他在农药投入上的顾虑比A22要小（小规模农户更倾向于精打细算），即使新型生态农药的价格稍高，其购买的意愿也比A22强烈。笔者分析认为，这种差异表现为一种长期性的和持久的过程，就会自然内化为一种行动决策的情感偏好，影响其在水稻生产中的行为意向。

2.2信任关系的建立程度会影响农户的生产行为意向

主观规范指人们认为对其有重要影响的人希望自己使用新系统的感知程度，是由个体对他人认为应该如何做的信任程度以及自己对与他人意见保持一致的动机水平所决定。调查发现，在农产品市场中，农户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由于刚性的社会结构和市场信息的不对称而被割裂了，这种信任关系的割裂阻碍了农户从事安全生产的行为意向。

2.2.1农户与消费者之间信任关系的割裂由于农户（特别是农产品生产户，不参与销售环节）与消费者（排除农户自身作为消费者的情况）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且具有较强的异质性，这就决定了农户与消费者之间形成一个相对的自我封闭的圈子，圈子之间缺乏信息交流，圈子中的人不能感受到对方对自己的态度和意见，这种刚性的社会结构使农户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被割裂，无法形成信任关系。“我们村也搞过很多方面的农业宣传，原来还发报纸什么的，但是农民没什么文化，对于我们所宣传的‘安全’没什么概念，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实用的农业技术方面的信息和粮食的价格，毕竟在农村，增产增收才是头等大事嘛！农村人没城里人那么讲究，不懂得城里人讲求的那一套健康环保概念，其实在电视和报纸上我们也看过很多，上面领导也强调这个问题，但是这不是农民能切身感受到的，从来没人会想到吃了打了农药的东西会怎么样的。我看到说残留农药会致癌什么的，但是农民不会过多地关注这些信息，总的来说，发展无公害农业离我们很遥远，这现实的基本环境根本不具备。”（A21-M-42-2）据秦庆等（2006）对武汉市居民食品安全的调查，80.6%的被调查者对食品安全表示担心，33.7%的城市居民认为食品最大的安全隐患环节在于食品原材料，37.2%的人认为在于加工环节。事实上，正是由于农户与农产品的消费者缺乏交流，所以尽管大部分城市居民对食品安全特别是食品原材料的安全表示担心，但是正如A21所讲的那样，农户感受不到城市的消费者对自己生产行为的不信任。而且由于不同文化社会环境的影响，两者对于安全规则形成了不同的概念，因而农户不能感受到他的行为在消费者看来是具有威胁的，即农户不能感受到消费者的社会期待，从而割裂了这种双方均不能察觉的不信任关系。

2.2.2农产品的自身固有的需求与供给弹性特点导致信息不对称农产品市场是一个需求弹性小、供给弹性大的缺乏竞争的市场，这就造就了农产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从农户与农产品销售商的关系来看，由于销售商掌握信息的主动权，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向农户传达的信息就是提高农产品的数量，并没有传达质量方面的信息，农户就会基于销售商传递的信息进行生产；而在销售商与消费者之间，销售商则会隐瞒农产品质量方面的信息，从而形成一种“柠檬市场”。“我们这儿每年都会有人开着车过来收购，差不多是定期的，谷子收割得差不多了，就会有人来，我们都是直接卖给他的……卖的时候一般他只检查有没有干，其他的都不管，其实都是装在麻袋里，他都不看的，只称有多少斤，其实大家都和他认识，也不会有人故意在里面掺石头，大家都明白那个理儿，所以也就不用看了……具体的他卖到那里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卖到加工厂去了吧，有些搞粮食加工的也会过来收，谷子和米的价格差别很大呢！”“我们就是图省事，打米（稻谷加工）很麻烦，我们少量地打点米自己吃，有人来收，我们就卖了，只要价格不是太低。”（A24-M-54-1）何李花（2008）指出，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在进行交易时，他们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息把握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消费者无法通过直观的观察去获取农产品质量方面的信息，而农产品，尤其是食用农产品，属于后验性物品，即只有通过食用才能较为准确地了解产品质量安全，甚至食用后也未必能够精确认定其产品质量安全，这就无疑造成了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根据“逆向选择”原理，由于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掌握较多信息的一方更可能形成一种单项选择，对于农产品市场特别是粮食市场而言，销售者总是在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就农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关系而言，销售者掌握着市场价格、市场需求等信息，而农户则缺乏这种信息，因此在他们之间的交易中则是一种逆向选择。同样在销售者与消费者之间，销售者掌握着农产品质量、市场供给等信息，也形成了一种逆向选择。而销售者则利用这一有利地位向农户和消费者传递不同的信息，销售者向农户传递的信息是市场需求的庞大，即农户要尽可能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而没有向农户传达市场上消费者关于质量方面的要求，同时销售者也不向消费者传递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信息。在这种农产品市场向导中，由于农户不必考虑生产以后的任何销售环节，他们不需要接触消费者，也不需要向消费者作任何的承诺，他仅仅需要尽可能多地供应农产品就可以了，他们采取的是以追求高产为向导的生产方式而不必顾忌农产品的质量，同时销售者则利用农产品后验性的特点，以次充好，形成“柠檬市场”，进一步阻碍了生态农产品的流通。

2.2.3从众心理导致农户对主流方式的趋同从众是指个体在社会群体的无形压力下，不知不觉或不由自主地与多数人保持一致的社会心理现象，通俗地说就是“随大流”。在农业生产中，从众心理得到很好的表现。虽然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中表现了一定的独立性与分散性，但是由于中国农村“乡土社会”亲密的人际关系，在进行农业生产中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就比较便捷，同时由于农户获取外部信息的有限性，导致农户之间有限信息的交流而产生行动趋同行为。“我平时用农药都是看别人用什么，我也不知道那药叫啥名字，看到别人用的效果好，我也就跟着用了，这四周用的农药的牌子都差不多，大家都知根知底的，有时候去买农药，卖农药的也会跟我们推荐，他都推荐一种药，差不多大家都打一样的药，其实啥药无所谓，关键是杀虫效果好就行了。（A11-M-55-1）“农民买的农药的牌子都差不多，他们也会问我们，我们差不多都是推荐几款效果比较好的药，有新牌子也会推荐，其实最终大家买的药都差不多，有的人看到其他人用得好，就会来买了……我们的知识都是自学的，现在（政府部门）基本没做什么培训了，我们的推荐对他们（农户）当然很有影响，毕竟他们不懂嘛！”（A15-F-38-4）从农户个人的角度来看，获取农业信息的渠道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乡邻和农资店主，而大部分人获取农药信息的渠道主要来自农资店主，农资店主自身信息的有限性决定了可供农户选择范围的狭窄性，从而导致了农户在用药过程中农药种类的高度趋同性，而且在多次受推荐使用某种农药且效果较好后，农户会形成一种内化的对此种农药的高度认可，这种高度认可就会成为指导自己生产行为的主观准则。在信息缺失的农村，农户重复使用某种其认可的农药的概率就会增加，而市场上农药产品的更新换代已难以直接改变他的选择，除非他再次被推荐且试用效果好，否则他不会轻易做出改变。

2.3感知行为控制的因素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

阿耶兹引入了感知行为控制变量，并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TPB)。该理论认为，行为意向除了由态度和主观准则决定之外，还会受到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感知行为控制是个体感知到执行某特定行为的容易程度，反映了个体对促进或阻碍执行行为因素的感知。当个体认为其具有执行某特定行为的能力，或拥有执行行为相关的资源，其感知控制行为水平越高，对执行该特定行为的行为意向越强。

2.3.1感知成本的高低会影响农户的决策成本是农户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成本的高低会影响农户的决策，当农户感觉到成本成为其进行安全生产的阻碍因素时，他就会放弃这种行为。“现在种田开支很大的，农资不断地涨，农药化肥一天一个价，但是这个粮食价格就是不涨，辛苦一年，几乎没什么赚头。政府补贴比较少，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买农药的时候就比较着，有些药是挺好，但是价格太贵、不划算，就不买了，只要效果好，就买便宜点的了”（A14-M-61-1）“现在的农资涨价很快，很多人来买农药、化肥的时候都抱怨价格太高，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市场上就这个价……涨价对销量一般没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大家都是必须要用的，价再高也得买”（A16-M-45-4）成本是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时的重要考量因素，农户在进行种子、农药、化肥的选择时，更容易感知到成本的压力，因此农户就更容易选择价格较低而效果相对不是很差的农资，而一般的低毒、生态农药的价格因相对较高，用于安全生产的成本代价也较高，受感知成本的影响，农户不愿意付出更高的成本去采用相对安全的生产方式，成本就是农户感知安全行为的阻碍因素。

2.3.2感知预警机制的缺乏阻碍了农户的安全生产意向预警机制主要是指农村中的制度型的社会控制，传统的农村地区较多地受到伦理型社会控制的影响，制度型社会控制则相对比较弱势，制度型社会控制的缺乏和伦理型社会控制的不到位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控制的失调。“政府部门基本不管，也没看到过什么人下来检查过，没听说过种田还有什么规范要求的，我们这祖辈都是种田的，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种的，也没看到过下发的什么规范性的文件，我们就是把田种好了，多提高产量，多增加收入就行，种田的哪还考虑到这么多啊？”（A4-M-52-1）“现在基本上没什么监管，但是上面的领导还是会强调的，以前也有上面的人下来，现在少了。其实，村委会也会张贴下发的文件要求，但是农民很少关心，在制度监管方面确实存在空白，说实话安全生产就是实行起来也很艰难，一个村这么大，大家住得比较分散，到底有没有按照规定来做，也不好监管。现在高毒农药是不准用了，基本上都买不到了，这个直接从农资销售上进行限制还可以，其他方面就很困难，当然了，太危险的东西，农民也不会用的，我们不像电视中的不良商贩，农民是很纯朴的。”（A7-M-49-2）正如我们从A4和A7所了解的信息那样，农村在进行农业生产时缺乏必要的预警机制，或者说已经存在的预警机制尚未得到有效传播，农户不能感受到这种预警机制的存在以及给其行为带来的压力，农民受到的仅仅是传统伦理、道德因素的影响，而这种伦理型的社会控制则与现实安全标准所要求的制度型的社会控制存在一定的差距，感受不到这种阻碍因素，提高了农户在生产行为中采取非安全生产措施的概率。

3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农户个体行为主要受行为意向影响，而行为意向主要受态度、主观准则、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由于受知识水平、环境因素、主观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农户对于农产品安全的界定概念与农产品的消费者（去除农户自生作为消费者的情况）存在认知差异，同时农户作为独立个体，也存在自身的个人生产行为喜好，农户在自认为安全的界定标准内（这个标准与消费者的标准存在差异）以逐利为向导，主观认为没有危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一种行为意向。而这种主观认知的差异正是由于农户与消费者之间信任关系的割裂造成的，农产品市场的刚性结构和农产品自身的特殊性（需求弹性小，供给弹性大）造成了市场上中介者的主导，形成了交易市场两端弱化的情况。同时由于农户感知到安全生产的高成本和农村安全生产预警机制的缺乏，削弱了农户执行安全生产的行为意向，再加上社会小环境中的从众心理对于农户行为意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此可见，农户的安全生产与消费者所要求的健康标准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显然这并不是农户“知法犯法”，而是由于城乡的主观认同差异造成的，这与当今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背后的不法商贩存在本质区别，不是依靠政府规制就能解决的，农户需要改变的是其固有的行为意向。而如何改变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如何减少农户感知成本和预警机制等阻碍因素，对改变农户的行为意向至关重要，这需要作进一步探讨。

作者：田勇张翠娥吴琦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