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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最早于1924年由Sheldon提出。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出现了各种或支持或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并进一步将实证分析的方法引入对社会责任的研究。毫无疑问的事实是,经济的不断发展驱使企业法人关注并承担社会责任。到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有接近90%的公司将社会责任纳入到公司的核心目标中。本文在后续探讨中对社会责任的阐述借鉴了李伟阳等的逻辑分类,即将社会责任按照逻辑起点的不同分为九种,包括企业自愿的慈善行为、社会对企业行为的期望、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对契约精神的遵循、社会权利与社会义务的匹配、企业对社会压力的回应、企业对社会风险的管理、企业对综合目标的平衡、企业对最大化社会福利的贡献。
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变迁也使得完全依赖历史成本计量的“基于交易会计”模式存在滞后性,这也是公允价值计量下,“基于价值会计”模式兴起的原因。历史成本模式下,提供的会计信息相关性差,无法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信息不对称严重。其过于强调计量核算程序的可靠性,以过去的交易数据作为核算基础,在后续的计量中完全不考虑外部宏观因素的变化,从而忽视了结果的公允性。相比于历史成本下静止的会计模式,各国在较成熟的项目中运用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较为真实公允地反映了某一特定时点企业各项资产负债的价值,反映了特定期间企业真实的经营成果,大幅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重视外部人的投资需求,在实现“受托责任”目标下,较好地兼顾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本文后续阐述中运用的是广义的公允价值,即偏向于认同公允价值并非独立的计量模式,而是作为其他计量方法的目标和度量,强调如何保持计量结果的公允性,计量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情况可利用现在的市价,也可利用现值计量或者是利用专业评估机构的评估判断。本文的写作思路是围绕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允价值两者间的问题展开,尝试将社会责任的部分内容与公允价值模式下的会计计量联系起来思考,探讨二者的相通之处,试图证明社会责任承担意识的普及和公允价值的推广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一些层面上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二、社会责任与公允价值计量的相通之处
基于对社会责任和公允价值的探讨,本文提出三点相通之处。
(一)企业对多方社会契约的遵守需要公允价值会计模式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包括将员工、上下游企业、债权人等与其存在利益关系的各方利益相关者列入考虑的范围内,因为完全独立于他们的公司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由于契约订立方都在不同程度上为企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提供了不同形式的资源。作为交换,每个利益相关方都期望从企业中得到合理的回报。企业的发展必须兼顾多方利益者,不只是为股东赚钱,而且要为员工提供稳定的工作,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保全债权人的资产并按期返还利息,为整个社会福利作出贡献。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并不只是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目标。这一要求(企业对契约的遵守)与会计信息披露目标中的“决策有用观”是相契合的。历史成本模式很难满足“决策有用观”的要求,或者说存在固有的缺陷。这也是公允价值计量兴起的原因。为了从根本上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更好地为企业外部人服务,使其提供的非特定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遍可接受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会计界开始突破传统的“基于交易会计”模式,逐步转向“基于价值会计”模式,对财务会计最核心的部分———会计计量进行变革,对财务报表内条件成熟的项目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因为在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下,全部或者绝大部分项目都按照历史成本计量纳入财务报表对外披露,它所追求的是会计信息的客观、可验证和数据的易得性,其确立的基础建立在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发生时所得到的信息凭证,是一系列面向过去的会计证据。此模式下更多的是追求会计信息处理的稳健性,以实现会计信息的“受托责任观”目标,满足现有股东和债权人的要求,打击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由非合作博弈转变为合作博弈的积极性,不能解决企业供应链条、资源筹集和配置链条等的后顾之忧,削弱了企业创造更多剩余的可能性。相比于历史成本计量,广义的公允价值追求的是会计信息最终披露结果的公允、相关,即“基于价值会计”的会计计量结果能够被企业的各类利益相关者共同接受。减少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保护现有投资者的同时,兼顾其他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满足了会计信息披露目标中的“决策有用观”。尽管如此,纯粹的公允价值会计模式是理想化的,当前的混合模式是符合实际状况的,在推进历史成本模式向公允价值模式变迁的过程中,应当持保守谨慎的态度,亦步亦趋地靠拢。过分激进容易脱离实际,造成更大的混乱。
(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助力企业实现社会期望企业作为社会公民,利用社会资源,享有社会权利的同时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满足社会对企业的期望。但是,社会有期望并不意味着企业有足够的能力去履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是,企业必须自己先有所盈利。企业不可能在持续亏损的状态下还能兼顾社会责任的履行。其与盈利是兼容而非对立的,企业作为市场中的理性法人,即便有时承担社会责任会牺牲一部分短期利益,但是企业得到了长期的发展。毕竟,企业的首要任务是在争夺有限资源的竞争中存活下来,有足够的实力组织再生产和扩大规模,继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对企业而言,公允价值模式在准确计量企业营收方面相比于历史成本模式是有其优势的,能最大限度保护企业的合法收益,从而保护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而保证企业有足够的能力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而不至于面临亏损的风险。历史成本模式下由于成本和收入计量的时间差造成成本和收入计量不配比(成本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收入为现值),这样计算出来的应税利润中有一部分是由经济因素影响形成的价格差虚增出来的。在物价上涨时期尤为明显,账面上为生产完工产品所付出的成本在收入确认时不能购回相应的生产要素,企业为创造收益而损耗的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补偿。账面数据源于企业获得要素时生成的凭证,满足了客观性的信息要求,但是只重视会计过程却造成了核算结果的不公允,违背了企业经营的资本保全原则,使得企业的生产处于萎缩的状态,削弱了企业的再生产能力。虚增出来的利润以一定的比例作为税收转移给政府,这对企业而言是不必要的沉没成本,而且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可能存在着不小的机会成本。首先,现在的政府收支都会有大额的赤字预算,满足其用资要求。企业这笔沉没成本对于政府而言“无足轻重”。加之考虑企业对外融资进行再生产面临不小的成本和金融错配压力。若这笔资金没有发生转移,而是留存于微观企业个体,可能就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公允价值的运用完全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因为各个生产要素不管在何时被企业消耗,一律按现行市价或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量,则计量得出的金额,即便是在物价上涨的环境下,也可在现时情况下购回原来相应规模的生产能力,企业的实物资本得到维护,企业的生产将在正常的状态下进行,这为社会责任的履行创造了更好的前提。
(三)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为企业回应社会压力的决策提供数据基础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必然会对社会和环境产生影响,内生多种风险,企业行为结果会影响到社会中的其他个体,社会其他个体的诉求又会集中于政府政策而表现,从而在宏观层面影响企业的决策,企业存续于大环境下,不可能逃避来自于社会的压力。以现今多数企业都避不开的环保责任为例说明企业回应社会压力与会计计量模式选择之间的联系。企业积极响应节能减排的社会目标,废弃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设备,研发新型的节能技术,生产环保产品。显然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国家会鼓励企业这方面的行为,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者补贴。而对于污染能耗严重超标的企业,国家会采取惩罚性罚金等强制性的措施,这是环保企业获得的一部分成本优势。其次,新型环保产品本身相较于原产品,消耗更少的生产要素,这也是一部分的成本优势。再者,考虑到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强,承担环保责任的企业会得到良好的声誉,环境因素会对产品竞争力和吸引投融资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企业的决策是有一定的机会成本的,也即存在一定的风险。若只是机械地采用历史成本模式下的会计数据进行分析,可能会过分乐观或者悲观地估计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增大经营风险或者固步自封从而丧失发展机会。因为历史成本模式下的会计数据是面向过去的,是过去时态的客观,而会计决策是面向未来的,这不符合决策的要求。企业更新设备或者技术,未来购入的设备价值,开发新技术所需支出的折现值,现有设备的报废价值,未来收益、风险等因素的综合考虑和计量以权衡企业是否有能力在本期作出回应,回应的收益期是多长,非收益期的经营风险企业是否有实力负担,这都是历史成本模式会计所不能提供的。
综上而言,公允价值模式下的会计数据更加注重结果的真实公允,减小了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遵守社会契约的同时,使得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对企业有较为客观准确的预期,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更易发挥市场的竞争机制和调节功能。内外信息的均衡赋予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管理的前提,管理层将处于多方的监督下,使得企业的决策不再只充斥着管理层的“声音”,适当规避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依据客观数据,而非企业领导人的主观判断,使得企业面向未来的决策的结果更具理性和执行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收益,避免不必要的沉没成本,减少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可能带来的经营风险。这些对企业个体的稳定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个体的稳定必然会带来社会整体的稳定,这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诉求。
作者:岳上植 肖思文 单位: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