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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报杂志》2014年第二期
任何事物必须依托传承才能够取得存续和发展,翻译美学也不例外,传统译论为现代崭新的翻译美学成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最初的佛经翻译起,经数代翻译大师通过翻译实践检验和完善,翻译美学研究逐渐从散论式的翻译原则或标准发展到今天的较系统科学的综合研究。
1.1严复“信达雅”说为代表的近代翻译美学研究散论在回顾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时,我们不难发现,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说一百多年来一直对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起着重要指导作用,并且直至今天还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沈苏儒说严氏提出三字说,未作系统、深入、全面的阐释,后人沿用至今,赋之以新义,并未超过它。罗新璋更是肯定了严复的翻译思想在中国翻译理论史中的地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严复三字说其中的“雅”原则也暗示了翻译与文艺美学的密切关系;尽管“雅”原则在严复提出后备受争议,或褒或贬,但其却在一百多年来对翻译美学的建设和发展多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但凡其后,每逢论及翻译美学或翻译美则必提严复的“雅”原则。严复生于1854年,卒于1921年,是中国近代有名的思想家和翻译家,他提倡用西方先进思想拯救当时没落的晚清王朝。1897年严复陆续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名著5天演论6,并于1898年正式出版,在当时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尤其是他首创的“物竞天择”和“优胜劣汰”二词意义深刻,流传至今,激发人们在逆境中奋力拼搏。在该部译著的5译例言6中,严复提出了“信达雅”说。他开宗明义: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尤不译也,则达尚焉。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6]在此,“信”是指译文要忠实于原文,“达”是指语句通顺畅达,“雅”则是指用词尔雅再现先秦古韵之美。严复的“信达雅”说对我国以前的翻译研究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同时也标志着其译论在中国引起深刻影响及相关论战的开始。正如罗新璋先生所说:“信达雅说,百年不衰;或许因其高度概况,妙在含糊,能推移而会通,阐扬以适今。思无定契,理有恒存;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7]随着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诸多学者对严复的“信雅达”说也是褒贬不一,或否定,或赞同,或扬弃,尤其是“雅”备受诟病。对此说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如瞿秋白,他说:“严几道的翻译,不用说了。他是:译须信达雅,文必夏殷商。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古文的文言怎样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这其实刚好把严复的原意倒了过来,严复不但没有想用“雅”来打消“达”和“信”,相反来说,他用“雅”来追求“达”,从而又得到“信”。瞿秋白的错误在于把自己的政治标准(代表2”世纪3”年代面对知识水平较低的普罗大众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强加在严复身上。[8]对于严复的学说受到的片面理解,王佐良先生认为“但他又认识到这些书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9]可见,严复用“雅”目的是出于当时的时代政治因素所迫,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引起封闭守旧的士大夫的注意,使其维新变革的思想容易被这些士大夫所接受。
对此说持赞同态度的学者如郭沫若、叶君健、季羡林、沈苏儒、罗新璋等。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在严复理论基础之上发展了自己的译论观点,如1933年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后来许渊冲提出的翻译即“美化之艺术”及张今的“真、善、美”等。常乃慰1948年看出信达雅在文学翻译中的因果关系:由信而求达,由达而至雅;雅是风格的完成,信是创作的基础。达是表现的过程,是由信至雅的桥梁。1954年郭沫若认为信达雅很重要,也很完备。同年,马列编译局提出对信达雅的理解:信是忠实的传达,达是正确通顺的表达,雅是达的进一步发展。郭沫若在给5俄文教学6编剧部回信说,原则上严复的信达雅是必备的条件,同时强调了文体的重要性,于文学作品,信达之外,愈雅愈好,雅取“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比较高”之意;于科技作品,信达即可,三者皆备,当然更好。1982年王佐良在分析严译的时代因素之后,指出严复的信与雅紧密相连,雅不是美化,是一种努力,严氏要传达一种比词、句的简单含义更高更精微的东西:原作者的心智特点,原作的精神光泽,“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其翻译实践是全力争取读者的实践,信是为读者准确传达原作内容,达是尽量采用读者见习的表达式,雅是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风格特色来吸引之。许均敬称严复为中国近代“译学”之父,并总结出严复翻译思想与学说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大致有三:从直觉到自觉到自律;从译技到译艺到译道;从经验到理性到科学。纵观严复“信达雅”说及围绕其引发的诸多论证和论战,无论褒贬,我们都要客观地承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译论的发展,丰富了翻译美学的内涵和外延。
1.2现代翻译美学的系统性研究现代翻译美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一改以往的抽象、玄虚的散论式论证,趋向于具体的、严谨的、科学的、系统地从宏观到微观的翻译美学研究。现代译论者更多偏重于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审美主体,翻译过程中的审美活动、审美判断、审美欣赏、审美标准以及译者的审美再现能力培养等方面的研究;同时,除考虑语言学对翻译美学的影响因素外,还引进了西方当代不同流派的美学理论如接受美学、格式塔心理美学等理论来充实中国的翻译美学思想研究。1993年傅仲选撰写的5实用翻译美学6是我国最早系统研究翻译美学的专著。该书编写的初衷是,运用美学和现代语言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和探讨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帮助读者了解翻译审美活动的一般规律,提高解决语际转换中碰到的具体问题的能力和对译文的审美鉴别力。[该书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对翻译过程中的审美客体和主体、审美活动及审美再现进行了细致阐述,为后来的系统性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参照模式。1995年刘宓庆撰写了5翻译美学导论6,在台湾出版发行,并于2””5年经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在中国大陆成功出版发行。该书的立意是“用美学的基本理论和结构框架来阐释翻译的机制和功能”。[1]xvii该书系“导论”概述性质,共分九章,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了翻译的运作机制,构建了现代翻译美学的基本框架,讨论了翻译的科学性、艺术性、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及审美意识诸问题,提出了翻译不同文体的审美标准和对策,对翻译实践亦有指导意义。该书在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引起了很大关注,在中国将翻译美学思想研究推上了一个崭新的高度。2””5年毛荣贵撰写了5翻译美学6,该书主要从美学理论角度对翻译活动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主客体互动性诸种特征进行了细致分析和深入探讨。全书脉络清晰、主旨突出、注重实践、译例典型、分析精细、概况全面。作者在理论上吸收了中西方美学思想中的核心成分,结合修辞学和文体学的部分内容,融合西方阐释学、接受美学及格式塔理论,将宏观理论认识和微观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不仅体现出翻译美学研究的理论特色和内涵,而且拓展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空间。
2对近现代翻译美学研究的反思
中国翻译美学研究历经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发展已日臻完善和成熟,其理论基础更加坚实,研究方法也更加科学、系统。但是,我们对待翻译美学研究亦需要注意以下问题:第一,用历史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前人的研究成果,切忌以点带面、以偏概全。不再像以往看待严复“信达雅”说那样用狭隘的眼光去看待其他的翻译美学论断,而应历史辩证地研究分析问题。第二,延展翻译美学的研究环节,考虑译文读者的审美感受。过去的翻译美学研究主要倾向于原文-译者-译文,大多忽略了译文读者的审美感受和反映,在这方面的研究应该得到加强和重视,应该反映在原文-译者-译文-读者。第三,避免“一边倒”的思维定势,丰富翻译美学研究内涵。翻译美学并非仅限于研究美词、美句和美文,“丑”的言辞和篇章也应在研究范围之内。诚然,在文学创作中,描写美的崇高的事物可以引起读者的美感,正确地描写丑的卑下事物同样也可以引起读者的美感。文学作品中美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美、丑、崇高、和谐、悲、喜、幽默、滑稽、怪等都是艺术美的范畴,它们都能给读者以美的享受。[11]翻译要忠实于原文的风格,翻译美学研究也要把针对“丑”译的研究纳入范畴,在翻译和翻译研究中体现这种艺术辩证法。
3结语
翻译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在理论基础、指导实践和研究方法论等很多方面还有待完善。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研究也是翻译学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主要方面。按照刘宓庆的观点,翻译美学理应成为中国翻译学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把翻译美学研究作为整个学科研究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intrisiccomponent)是中国翻译学的重要特色。
作者:张长明单位: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