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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一期
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十年,恰是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逐渐走向现代化的三十年。因此,现代文学史的教学要使学生系统地掌握这一时段的文学常识:作家创作、创作流派、文学现象、历史事件、文体演变,更要通过学习,让学生感受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艰难与曲折,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和民族精神,从而把握到一种人文精神的传统血脉。没有了后者,重视文学史知识实际上恰恰会削弱文学史知识的学习。众所周知,对一篇文章理解的广度与深度,取决于阅读者能否“披文以入情”,取决于阅读者已有的知识储备。也就是说,阅读者的思想道德水准影响着对文本的理解,道德情感不同的人,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也会有天壤之别。鲁迅先生就说过,《红楼梦》的命意,因为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差异:“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谎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因此,要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解读文本的能力,就必须大力提升其道德素质。
文本理解如此,文学史的学习亦然。在建构和谐社会的今天,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再也不能以注重文学史知识的学习为名,继续忽略蕴涵于其中的德商教育因素了。或言之,恢复文学史教学文道结合的特点,强化人文熏陶,强化德商教育,已是刻不容缓。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文学史知识,而且对学生人格的培养和精神的充实大有益处:从大学校园走出来的孩子,世界观、人生观已然形成,之后无论是直接就业,还是继续求学,也无论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首先必须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大学课堂接受的现代文学史知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模糊,甚至遗忘,但伴随着知识学习的人文熏陶必然内化为他们立身行事的准则,那些高尚的品德、崇高的精神会使他们受益终生。再从人的生长过程来看。大学生是人的身体、知识、能力飞速发展阶段,也是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阶段,离开大学校园就要走向社会,再也没有了缓冲地带。这个时期,如果能在各方面的努力下,造就他们良好的德商,会使他们受益终身。然而,大学校园里严峻的现实不能不使我们警醒。很多学生正处于道德困境或道德危机之中,正在与道德观的混乱与道德准则的理解错误做斗争。他们孤立无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抓住,没有什么人能够依靠。这种孤立感不仅是心理感情上的,同时也是道德上的。我们相信,他们的内心都非常渴望一种道德力量,能够使自己有一种正常生活的理由:一种内心向善的生存,一种既是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的生存;而不是他们目前这种对道德不假思索漠然处之的做法。如何帮助大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为一个灵魂健全、心地善良的人,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明白了德商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白了现代文学史教学在学生德商培养中的不可替代的责任,就要在教学中自觉地对学生进行德商教育。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时代,也无论怎样把它与政治意识形态、与商品经济挂钩,文学归根结底都是一种精神产品,其终极追求都不可能是物质享受,而只能是精神,是丰富深刻的文学精神的传承。而所谓文学精神,“就是以文学为载体从中抽绎出来的有关文学的观念、思想意蕴、审美理想、人文精神、价值取向、文体风范以及创造主体所体现的人生态度、人生追求、人格力量和艺术创造力。”
早在新文学发轫之初,无产阶级革命家邓中夏就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慷慨陈辞:“激动感情的方法,或仗演说,或仗论文。然而文学却是最有效的工具。关于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要特别多做,警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他大力倡导,为了国家和民族,文学必须表现崇高的精神。这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主潮。有鉴于此,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就应该始终贯穿着新文学精神对学生的熏陶和影响,这事实上也是激发学生道德情感的最佳途径。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在本体论、认识论和诗学观念等相互融渗的多维度中进行教学,播撒新文学精神。如讲授萧红《生死场》,如果只是强调东北人民的抗日热情,而忽略了对东北底层人民,尤其女性命运的生命观照,就有些本末倒置。如讲授老舍,只关注《骆驼祥子》就显得单薄;对他的《四世同堂》,如果只是强调日寇的残暴、人民的反抗,就太简单化了,而必须凸显文本背后深藏着的作家对以祁老人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弊病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以及对中华民族前途的深切担忧、对一种伟岸人格的褒扬。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在现代文学史的教学中要对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经典产生的文学场域予以准确的“还原”,让学生切身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文化语境,认识到作家“写了什么、怎么写的、为什么这样写”,从而产生刻骨铭心的记忆。另外,由于现代文学作品均为白话,大学生的阅读已经不成问题,那么教师的教学就必然地要在文学精神播撒方面用力。钱理群坦陈自己一生的研究和教学,向我们展示了文学精神播撒的流动存在和影响所具有的非凡价值。他说:“二十年来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讲鲁迅’,并且试图‘接着往下说’,以便把民族、家庭与个人的世纪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
欲使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的德商教育取得成效,除了对现代文学精神的认识之外,还要特别重视方法的选择与运用。在这方面,我们进行了长期的教学实践,谨撮其要,以就教于同行。首先,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注重身教。德商教育与知识的传授不同,身教重于言教。教师自己“做好人、行善事”,关心他人,爱护他人,为他人尽职尽责,就是对学生进行的最好的教育。在思想多元的当今社会,在太多教师只忙自己的课题的高校校园,教师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更加弥足珍贵。因为不论一个社会的风气有多么不好,只要为人师者还能保持高尚的情操,这个社会就还有希望:他们能培养出品德高尚的下一代。可以说,教师承载着自己高尚的情操,妥善处理教学、生活等方面各种各样的具体事务,尤其是与学生有关的事务的过程,就是对学生进行生动而有效的德商教育的过程。因此,大学教师,尤其是年轻的大学教师要把“生活无小节,处处是教育”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其次,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实际出发,从文学史的诸多细节中找到一个通向学生人格、思想的窗口,培养他们的道德品质。文学史本身蕴涵着丰富的人文信息,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挖掘、充分利用,使教学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渗透高尚的道德情感,对学生进行德商教育;而且不能局限于课本就事论事,要善于把书本与社会及学生道德发展的实际联系起来。这样,学生的德商才有可能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如在讲授1930年代臧克家的乡土诗歌时,延展至其《有的人》中“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针对学生中存在的个人主义严重而不关心学校、班级利益的倾向,联系社会上那些以权谋私、徇私枉法、侵害人民利益、损坏党的形象的国家干部,似行尸走肉,被人民所唾弃;追忆、、焦裕禄、雷锋等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的人,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强化了学生无私奉献的道德意识。第三,遵循审美教育的特点,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对于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来讲,道德说教和理论的作用不大,讲述故事、直观形象和亲眼目睹的行为更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必须摈弃空洞的说教,调动各种艺术手段,还原一个个鲜活的现代文人形象,用情感扣击学生的心扉,润物细无声地把现代文人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承担意识,以及高尚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感渗透到学生的心灵深处,使其逐步养成良好的品质和高尚的情操。要逐渐让学生认识到: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和我们一样,也是普通的人,也有人性的弱点;他们品德的养成,经历了艰苦的努力,非一朝一日所形成。他们的伟大,在于能将看起来很虚无缥缈的道德情感转化为脚踏实地的道德行为,从而在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愉悦的同时,也使别人得到了快乐!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逐渐提高道德意识,升华道德规范,从而愉悦自己的心灵。第四,创造条件,让学生尽可能地参与道德实践活动。道德教育的全部内涵就是:教师鼓励学生在实际行动中实践并发展自己的美德。因此,必须通过实际的行动去培养学生的美德,丰富他们的道德经验。为了激发学生的道德热情,鼓励他们将道德的理论与认识付诸实践,在社会实践中,可以带学生去福利院,让学生和那些上了年纪、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交谈,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为他们送点心;也可以带他们到广场打扫卫生,或者给盲人读书,并了解盲人的生活;等等。19世纪美国文学大师亨利•詹姆斯在回答侄子“人应该如何面对生活”时说:“人生以三事为重。一要行善事;二要行善事;三还是要行善事。”强调应以善良作为人生存的根本,呼唤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与关爱。所以,任何一个高校教师都应该明白,也应该使学生明白: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要立足社会,就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素养,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当然,高尚道德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有风雨兼程。
作者:耿宝强单位:滨州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