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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任职的第一年,市场还不确定新任ceo的能力,因此当期的企业业绩会影响外界对其的能力评价。为了建立较高的市场评价,CEO在任期的初期有强烈的动机报告较好的业绩。从组织内部提拔的继任CEO,由于对CEO的任职要求要高于其以前较低职位的要求,市场仍然不会以过去的表现评价他们的能力。从外部聘任的CEO,由于企业管理机制的不同,市场也不会将过往的业绩作为评价其能力的标准。因而,无论是内部提升还是外部聘任,对新任的CEO的能力的评价都来自于当期的业绩(Hermalin等,2012)。为了得到市场的认可,在任期的第一年,CEO可能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改善公司的业绩。但是如果CEO知道自己具有较高的能力,未来可以使企业有较高的盈余,还会进行盈余管理么?Axelson和Bond(2009)认为,在CEO任期的前期,能力较高的CEO也会产生“逆向选择”。因为在其任期的初期,即使是市场的原因导致了企业业绩较差,市场也会认为是其能力不足导致的,而且他们整个职业生涯都要承受这种能力低的评价。因此即使能力较高的CEO也会进行盈余管理。在此基础上提出第二个假设:假设2:CEO在任期的前期,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在任期结束后CEO就不能再拥有“在职消费”等隐性收入。盈余能够影响最后一年的薪酬和与薪酬相关的奖金,这被称为“视野问题”(Murphy和Zimmerman,1993)。因此在任期的最后一年,CEO有动机夸大盈余。首先,CEO在任期的最后一年进行了盈余管理,市场很难在其离开之前发现。其次,对任期较长的CEO来说,董事会的监管也没有以前严格,也为CEO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因此,在离任前CEO对声望的关心程度下降,相反他们更希望通过报告较高的业绩来获得短期利益,通过盈余提高薪酬来对自己进行补偿,盈余管理的动机大大地增强了。基于此提出第三个假设:假设3:CEO在任期的最后一年,盈余管理程度较高。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4—2011年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借鉴前人的研究做法,利用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2)剔除ST和ST*公司;(3)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4)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于使用的主要连续变量,按1%和99%水平进行Winsorize处理。经以上处理得到1497个公司7581个非平衡样本数据。CEO任期为截至当年的在任时间。根据Kuang(2010)的任期计算方法,为使任期为整数,采用在任不满6个月的不计入任期,超过6个月的以整年计算方法计算。
(二)模型构建1.盈余管理模型。利用修正的横截面Jones模型估计盈余管理程度,即以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衡量盈余管理程度,使用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t年度i公司的总应计利润(Totalaccutal,TAi,t)进行同行业回归分析:其中,被解释变量|DA|为盈余管理程度;解释变量为CEO任期(CEOT:截止到t年CEO任职时间),Early(任期的第一年:CEO任期的第一年为1,其他为0),Leave(任期的最后一年:CEO离职前一年为1,其他为0);根据相关文献的研究设置了不同层面的控制变量:公司特征变量Size(公司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ev(偿债能力:资产负债率)、Roa(盈利能力:总资产净利率)、Growth(成长能力:销售增长率)公司治理指标Own(CEO是否持股:CEO持有股份为1,否则为0)Indep(董事会独立性:独立董事的个数);并控制了Year(年度)和Industry(行业)变量。
三、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对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发现:公司的盈余管理的绝对值均值是0.0749,但最大值是0.4317,DA值的差别较大,说明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盈余管理行为。上市公司的CEO平均任期为3.44年,任期最长的为19年,说明CEO平均任期较短,现有企业CEO的离职比较频繁。Own均值是0.3023,说明上市公司中CEO持股的人数并不多。独立董事会的规模均值是9.39个,即独立董事的个数比较多,独立性相对较好。对样本数据进行相关系数分析,发现CEO任期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任期第一年的虚拟变量Early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说明CEO为了建立声誉而不得加大盈余管理程度;离任前一年的虚拟变量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表明离任的前一年CEO不再考虑声誉影响,为了短期利益进行盈余管理。对于控制变量而言,公司成长能力、资产负债率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独立董事会的规模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虽然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是系数都很小,可以认为解释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二)回归结果分析模型1是任期CEOT与盈余管理进行回归:任期CEOT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任期越长,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验证了假设1。随着任期的增长,CEO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不愿冒着风险进行盈余管理。模型2是对任期的第一年(Early)和任期的最后一年(Leave)与盈余管理进行回归:Early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在CEO任期的第一年的盈余管理程度大,验证了假设2。CEO在其任期的第一年,为了建立良好的声誉,进行较大程度的盈余管理改善公司的业绩状况以获得良好的市场评价。Leave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在CEO任期的最后一年盈余管理程度大,验证了假设3。CEO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年,已经不再关心声誉,只关心离职前的收入,通常利用盈余管理提高公司业绩进而提高业绩相关的薪酬,获得短期收益。控制变量中,Own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说明CEO持股可以降低盈余管理程度。Roa、Growth和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说明企业的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越强,CEO越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即业绩越好的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可能就越大,业绩被修饰的可能性也越大。Lev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说明负债越高的企业,越可能进行盈余管理来改善自己的盈余状况。而公司规模(Size)、独立董事规模(Indep)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可能是由于企业规模大、独立董事会个数多,公司的治理结构完善,独立董事起到了一定的监管作用,盈余管理程度低,和先前的研究结论越一致。
(三)稳键性检验为了增强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检验盈余管理程度是否随着任期的变化而变化,采用Ashiq(2010)的方法,Med表示离任前两年,若下一年的Leave=1则Med=1。为了减少CEO个人特征因素的干扰,并且加入控制变量CEO的年龄Age,以控制CEO个人特征。回归结果显示,Early、Leave与盈余管理仍然显著正相关,Med与盈余管理不显著,说明在离任的前两年,即任期的较中间时期(CEO任期的均值在3年左右),CEO已经建立良好的声誉,不再需要冒着风险进行盈余管理,因此盈余管理程度下降,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作者:胡倩倩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