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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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沪深两市2005-2014年的51家上市物流企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物流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联关系。研究表明：物流企业积极履行对股东、员工、政府、债权人等的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积极履行对供应商、社区等的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呈较弱的正相关关系，而履行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则与财务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同时，物流企业社会责任综合绩效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形成良好互动关系，彼此互相促进，互相拉动。

关键词:

物流企业社会责任；财务绩效；关联关系

物流业作为我国的战略性发展产业，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促进人口就业、吸收社会闲散资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伴随着物流企业的快速发展，其背后的问题诸如服务质量下降、客户满意度降低、碳排放量增大、员工作业安全漠视、公益事业缺乏等也逐渐显现，从问题的根源出发则集中表现为物流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和漠视。虽然在短期内，物流企业不重视这些问题依旧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这种做法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竭泽而渔式消费，是极其不可取的，在国民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物流企业也应加快寻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新的均衡点，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则会助其一臂之力。国内外学者围绕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但基于不同视角、方法、样本、行业背景等[1]的选取也使得众多的研究成果至今尚未形成定论，通过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二者的关系可集中概括为以下三类：第一类，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李伟（2012）认为在可持续增长的视角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实现财务目标之间并不矛盾，二者之间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Sunetal（.2014）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将提升企业的形象，进而产生良好的企业财务绩效[3]；Sayedehetal（.2015）利用竞争优势、企业声誉等中介变量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4]。第二类，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呈负相关关系，陈可等（2010）在研究中指出并非所有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都会对财务产生正面影响[5]，除窦鑫丰（2015）经实证分析指出滞后效应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并不能在当期对财务绩效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6]。第三类，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无相关关系，陈煦江（2014）基于中国100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得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综合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并无显著相关关系的结论[7]。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仅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单向关系出发，而且针对特定行业企业的研究较少，本文在此基础上以物流行业企业的数据为研究对象，探究物流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双向关联关系。

一、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我国沪、深两市2005-2014年间的A股上市物流企业财务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并基于以下原则对样本数据加以筛选：（1）为保证财务数据的可靠性，剔除在上市期间出现ST、*ST、PT等经营状况异常的上市物流企业；（2）为保证数据的连贯性，剔除在2005-2015年间上市的物流企业；（3）为防止数据的波动性，剔除年度报表数据不全或数据严重缺失的上市物流企业。经筛选，最终确立51家样本上市物流企业，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的收集整理。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或计算自Wind资讯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其他未能在此数据库中获取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巨潮资讯网站公布的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并经作者手工录入、整理和计算。

（二）指标设计

1.物流企业社会责任指标设计物流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角色，与各类利益主体间产生着各式各样的密切关系。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物流企业的内部利益相关者如股东、员工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如政府、消费者、债权人、供应商、以及所处的社区和自然环境等都应当归属到物流企业对其履行社会责任的范畴。同时，鉴于环境责任需作单独分析和研究的特殊性[8]，本文将只考虑“社会性”的企业社会责任，并对不同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指标设计。（1）对股东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股东作为上市物流企业的出资人和所有者，在企业的运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物流企业应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实现股东资本的保值升值，而每股收益率则是该行为的最佳体现，每股收益率越高，股东所能享受到的资本升值空间就越大，从而物流企业对其履行的社会责任就越好。（2）对员工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优秀的人力资源不仅是物流企业开展生产经营的前提，而且是企业宝贵的无形资产。物流企业应高度关注员工在物流活动各个环节中的人身安全，大力提升员工的薪资待遇和福利水平，本文以人均获利水平来衡量对员工承担的社会责任，该指标越高，表明员工所能获得的直接收益就越多，进而表明上市物流企业积极履行了对员工的社会责任。（3）对政府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政府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积极指引物流企业的平稳发展。作为对政府的回馈，物流企业应积极依法纳税，为政府财政做出贡献。本文以资产税费率来衡量物流企业对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资产税费率越高，反映了物流企业的税收贡献就越大，从而对政府的财政支持就越强。（4）对消费者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物流企业的消费者是其面临的终端群体，对各类产品或服务做出最直接的回应，显著地影响着物流企业的经营业绩，因此能否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加大产品或服务的投入力度是物流企业能否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直观判断。本文采用营业成本率来衡量物流企业对消费者承担的社会责任，营业成本率越高表明产品或服务的研发成本就越大，从而对消费者的需求满足能力就越强。（5）对债权人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物流企业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债权融资形成的财力、物力支持，更少的限制条件和更灵活的资本获取，使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成为物流企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物流企业应积极履行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及时偿还本息，而资产负债率反映了期末总资产中举借外债的比例，该比例越小，债权人外借资本的风险就越小，企业还款的可能性就越大。由于本文均采用正向财务指标，因而对资产负债率作倒数处理，即资产负债比。（6）对供应商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供应商在物流企业的整个生产经营连链条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能否提供优质高效的资源、产品及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物流企业能否开展正常运营，因此对于物流企业而言，应及时偿还各类应付款项，与之保持良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物流企业的应付账款周转率反映了偿还应付账款的能力，周转率越高，代表物流企业的偿还能力就越强，供应商发生坏账、呆账的可能性就越小，间接获取的收益就越大。（7）对社区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物流企业作为社区的一员，应利用自身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或服务等资源为社区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其中社会捐赠支出体现了物流企业热忱于社区公益事业，积极承担对社区的社会责任，该项支出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重越大，表明物流企业发生的捐赠支出就越多，为社区公益和慈善所做出的贡献就越大。（8）物流企业社会责任综合绩效指标基于物流企业不同维度的社会责任评价指标，本文将进一步对不同利益相关者赋予权重以计算物流企业社会责任综合绩效。依据Caroll（1979）[9]提出的“卡罗尔结构”和徐光华等（2007）[10]基于Carol（l1979）提出的利益相关者权重模型，分别赋予物流企业应承担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权重为4，3，2，1，其中对内部利益相关者股东、员工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政府、消费者、债权人、供应商、社区等履行的经济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分别赋予0.6和0.4的权重，对所有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履行的法律责任赋予相同的权重，内部或外部利益相关者所占权重在各自内部进行平均分配，如下表1所示。在确立了物流企业社会责任权重分配的基础上，分别以各维度物流企业社会责任指标的标准化值与之相乘，得出各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最后进行加总，即得到物流企业社会责任的综合绩效。

2.物流企业财务绩效指标设计追逐利益是企业的本能，而财务绩效则是企业经济利益最直观的表现。目前，学术界对财务绩效的衡量主要采用以下几类指标：（1）市场价值指标，主要是Tobin’Q和每股收益（EPS）。Tobin’Q为企业市场价值与资本重置成本之比，用以衡量企业创造的价值与投入的资产成本之间的关系，以此关系来决定企业的投资决策；每股收益（EPS）是企业税后润与流通在外的普通股的比值，用以反映每股普通股所能为股东创造的净收益或需承担的净损失，是股本是否实现升值的重要体现。（2）经济增加值（EVA）指标，企业创造的经济增加值为税后净利润与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差额，较为准确地反映了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利用资本为股东创造的价值，从而用以衡量企业的经营绩效。（3）会计指标，主要有总资产贡献率（ROA）和净资产贡献率（ROE）两类。总资产贡献率（ROA）是企业一定时期内实现的净收益与企业资产总额的比率，反映了企业资产的综合利用效果；净资产贡献率（ROE）是企业一定时期内实现的净收益与净资产总额的比率，反映了企业对股东提供的资本的使用效率，这两个会计指标都可用以衡量企业对投入资金的运作回报能力。纵观三类指标，市场价值指标虽然在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但是鉴于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较弱，市场收益受到市场走势的整体波动性较大，因而本文将不采用这类指标；同时，要精确计算EVA需要进行异常繁琐的会计调整，而且可能使这一指标变得更加晦涩，因而不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性；相比于前两类指标，会计指标不仅易于获取而且受资本市场的影响较小，但是对于ROA和ROE而言，仍然可能存在盈余管理的“噪声”影响[11]，为了消除这一影响，本文采用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EBIT）这一指标来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在保证财务绩效指标设计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同时，也避免了与物流企业社会责任指标设计的交叉性和重复性。

3.控制变量指标设计为了使样本数据的选取能更加全面地反映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加入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1）企业规模，闫秀霞等（2013）指出在众多影响物流企业竞争力的因素中，企业规模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12]。本文采用物流企业期末总资产来衡量企业规模，并在具体操作时取自然对数处理。（2）企业年龄，王晓巍等（2011）认为处于成熟期的企业要比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企业更加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从而可能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以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13]。本文选取物流企业上市之日后的时间作为样本年龄数据，并在具体操作时取自然对数处理。综上对物流企业社会责任、企业财务绩效以及控制变量等的指标设计，本文共包含了11个变量。

(三)预证假设通过文献回顾和指标设计的理论分析，本文认为物流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之间并不冲突，物流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虽然会产生一定的成本，而且可能并不会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但是却可以通过股东、债权人等投资人的资本支持、忠诚的企业员工、减少的政府管制、与供应商之间的良好合作以及与社区的积极互动等获得充足的资本、优秀的人力资源、高额的政策红利、良好的企业声誉等一系列有形和无形资源，以此为路径助力物流企业实现财务绩效的提升。

（四）面板数据模型构建面板数据既包含了横截面数据又包含了时间数据，两者的融合可以有效地弥补观测数据的不充分性，从而提高回归估计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依据物流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

二、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使用计量软件Eviews8.0对2005-2014年面板数据中的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表3中每股收益率、员工人均获利水平、资产税费率、营业成本率、社会捐赠支出率等的数值标准差较小，体现了样本数据总体波动范围不大，表明物流企业对股东、员工、政府、消费者和社区等的社会责任整体履行情况较好。同时，每股收益率的最小值为-2.886，说明个别上市物流企业在运营初期处于亏损状态，这与其刚起步时的情况较为吻合。资产税费率的最小值为-0.0023，虽与正常运作不符，但体现了政府对物流企业的税收返还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社会捐赠支出率的最小值为0，综合上市物流企业历年的慈善捐赠支出情况可以得知，其对社区的整体履责程度较低。资产负债比、应付账款周转率等变量的极差和标准差数值都较大，体现了不同物流企业对债权人、供应商在履行社会责任上的战略差异。与之相同，上市物流企业的规模和年龄数值整体上平稳性较弱，体现了我国物流企业当前发展参差不齐的局面。物流企业社会责任综合绩效和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的数值总体上比较平稳，虽然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的最小值为负数，但是上下波动较小，有利于下一步实证分析的展开。

（二）相关性分析从表4可以看出，解释变量X1、X3、X4、X5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相关的原假设，表明上市物流企业对股东、政府、消费者和债权人履行社会责任与上市物流企业的财务绩效之间呈现出极其显著的相关关系；解释变量X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相关的原假设，体现了上市物流企业对供应商履行社会责任与上市物流企业的财务绩效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自变量X2、X7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相关的原假设，即代表上市物流企业对员工、社区履行社会责任与上市物流企业的财务绩效之间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控制变量X8、X9也分别在5%、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相关的原假设，表明上市物流企业的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与上市物流企业的财务绩效之间也呈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表5显示，变量CSP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相关的原假设，即代表上市物流企业对股东、员工、政府、消费者、债权人、供应商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综合履行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上市物流企业的财务绩效之间呈现出极其显著的相关关系。从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可以看出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均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从而为下一步的回归分析做下铺垫。同时，从相关系数矩阵也可以看出模型中可能存在着同期相关，若此时用OLS回归进行估计可能产生结果失真，为了消除这一影响，本文将采用截面加权法对方程进行回归估计。

（三）回归分析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首先确定回归方程所采用的模型，由于本文仅针对所筛选出的物流企业的个体效应加以研究，因而宜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同样支持采用个体固定效应这一选择，从而本文建立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表6显示，除解释变量X6、X7与CFP呈现出较弱的正相关关系外，其他各解释变量与CFP的相关关系则非常显著，其中解释变量X1、X2、X3、X5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CFP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从而假设H1、H2、H3、H5、H6、H7得以验证；X4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CFP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从而假设H4未得到验证。同时，可决系数为0.889671，表明模型的总体拟合优度较高，而且F统计量值也大于临界水平，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通过了显著性检验。（2）上市物流企业财务绩效CFP与物流企业社会责任综合绩效CSP和控制变量X8、X9的回归结果表7中，解释变量CSP的系数为0.138192，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CFP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即物流企业社会责任综合绩效每变动一个单位，物流企业的财务绩效增加0.138192个单位，从而假设H8得以验证。同时，模型的总体拟合优度较高，且F统计量值也大于临界水平，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通过了显著性检验。（3）上市物流企业社会责任综合绩效CSP与物流企业财务绩效CFP和控制变量X8、X9的回归结果表8中，解释变量CFP的系数为0.254727，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CSP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即物流企业的财务绩效每变动一个单位，物流企业社会责任综合绩效会提升0.254727个单位，从而假设H9得以验证，而且这与张兆国等（2013）[11]在OLS方法下得出的结论相同。同时，模型的总体拟合优度较高，F统计量值也大于临界水平，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三、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1.物流企业社会责任各维度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联关系假设H1、H2、H3、H5的成立表明物流企业在经营运作过程中通过创造资本升值、提升员工福利、积极依法纳税、及时偿还债款等可以为其提供持续的资本、人力、政策等支持，进而赢得宽松稳定的发展环境，减轻发展过程中的内、外部阻力，实现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假设H6、H7的成立体现了物流企业对供应商和社区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改善并不显著。虽然物流企业及时偿还应付账款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供应商的利益诉求，但是对于物流企业而言，则失去了一笔在约定还款期限内的短期资金储备，从而间接地影响了企业的财务绩效；同时，结合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发现，部分上市物流企业的捐赠支出较少甚至为0，捐赠支出水平也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实现了提升，短期内上市物流企业的慈善捐赠支出并没有实现财务绩效的显著提升，其滞后效应的存在所带来的是后期上市物流企业声誉的树立和经济效益的增长。假设H4未得到回归结果的支持，一方面与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时间段有关，较短的时间不足以完全消化物流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成本，短期内仅表现为降低物流企业的财务绩效；另一方面，本文用营业成本率来衡量对消费者承担的社会责任，虽然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物流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投入，但是就当下物流企业的发展而言，这种投入并不可能获得市场的即时回报。2.物流企业社会责任综合绩效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联关系假设H8、H9的成立验证了物流企业社会责任综合绩效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正向关联关系，物流企业综合考虑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并积极履行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有助于实现财务绩效的提升，而财务绩效的提升则为物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坚实的资本保障，增加了其履责的意愿和可能，二者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彼此相互促进，相互拉动。

（二）对策建议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从物流企业的内部行动、外部环境出发，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1.内部行动1）物流企业应积极树立正确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深化企业社会责任观念。以全局发展的角度综合考虑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应树立“股东至上”的理念，仅实现企业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避免顾此失彼；2）物流企业应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正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从物流企业对消费者、供应商、社区履行的社会责任可以看出，当期的行为很难在当期获得积极的反馈，作为一种长效机制而存在，物流企业应将其融入到企业发展战略中去，并不断与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整合，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同增长；3）物流企业要定期进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自愿形式对物流企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物流企业应将其作为树立品牌形象和提升财务绩效的良好契机而主动进行披露和，不断提升物流行业乃至全行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2.外部环境1）政府应对物流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进行权威性指引，通过展开公益宣传、讲座、社区活动等形式消除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误解，引导其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观念。同时，政府应建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监管制度，以相应的监管条例来约束物流企业的消极履责行为，提升物流企业的履责主动性；2）物流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还需要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物流行业协会、物流采购联合会等各类监管机构及行业协会的共同努力，不断建立和完善物流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体系，制定合理的物流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评价标准，定期评价物流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规范物流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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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龙晓 卓翔芝 单位：河南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淮北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