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下的公共危机管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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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媒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1.新媒体的高交互性，为政府与民众搭建了沟通新平台新媒体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虚拟的环境中更为直接和频繁，以往信息不对称的局面逐渐改善。新媒体固有的交互性特征使其天然地成为了满足受众和政府间互动共享危机信息的最佳平台。2012年7月21日，北京城遭遇61年以来的最大降雨，并且引发了房山等地区的泥石流灾害，引起群众广泛关注。暴雨发生后，网友通过微博、微信发出求救信号，相关部门联动积极应对。政府通过网络及时危机事件的进展情况，并设立微博平台与广大网友沟通。针对网络中出现的对死亡人数的质疑，北京市政府积极辟谣并微博直播救援情况。在广大网友监督下，救援工作圆满完成。北京市政府运用网络坦诚地和民众互动沟通，及时汇报工作进展情况，无形中提升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也增强了公众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积极性。

2.新媒体的舆论导向性，重塑了政府的良好形象政府形象取决于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认知度和满意度，政府利用新媒体引导社会舆论，为政府形象塑造创造了机遇。危机来临时，政府对危机的反应能力和处理能力，宣传报道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基本义务包括公开实情并付诸行动，政府在危机事件爆发后迅速核实情况、澄清事实、引导舆论、平息谣言和公开相关信息不仅有利于危机的化解，也有助于塑造政府的良好形象，四川省会理县“PS门”事件即为一例。2011年6月16日，四川省凉山自治州会理县人民政府网站的一则新闻中，使用了合成痕迹明显的照片。在图片中，县领导“漂浮”在一条公路的上空，而图片说明显示，这几位领导在“检查新建的通乡公路”。6月26日晚，有网民在某论坛上将其爆料，这引来全国网民的热议。就在大家认为会理县会在假照片丑闻中愈陷愈深时，事件却峰回路转。事发第二天下午，会理县政府将致歉信和原始照片传到政府网站和天涯论坛。不到24小时，会理县政府官方微博开通，第一条微博即对此事件作出道歉，承认照片是经过PS的，并进行了真诚的道歉与深刻检讨。同时，一个名为“会理县孙正东”的微博以轻松幽默的方式与公众互动、祈求谅解。会理县道歉微博发出后立刻赢得网民好评，三条致歉微博共引来网民两万多次转发。在评论中，网民纷纷表扬会理县政府处理及时、表现坦诚。“会理孙正东”随后又了多条微博，贴出来一系列会理当地的风景照片，并称绝对没有PS哦。会理县政府通过微博在48小时内转危为机，用真诚的道歉和检讨化解质疑，对于网民的调侃幽默地应对，还顺带推广了会理县的旅游资源。

二、新媒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局限性

新媒体在给公共危机管理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其面临严峻的挑战。政府如果不能恰当合理运用，新媒体就可能沦为加速公共危机恶化、蛊惑人心、煽动不良言论的工具，对社会稳定和公众的生活带来恶劣的影响。

1.新媒体的及时性可能导致信息的随意性，引发公众不满传统媒体在处理危机事件时，对于即将发行与公布的内容有严格审核机制，公布的信息往往比较权威，用词严谨。而在新媒体环境下，危机事件一旦发生，网络的使用者常常会即刻对网络信息进行判断。有研究者指出：“无论是意见领袖还是一般网民，他们往往是在看到某个事件、某种现象的最初时刻，通常不会超过30秒，就已经作出判断，表达意见。这样的即时性应激性的意见，显然还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与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意见当然不会完全一致。”[1]网民快餐式地阅读网络上的信息，缺乏足够的耐心来深入了解危机事件本身。有的网络媒体为了在第一时间信息以抢得关注，对相关信息缺乏足够的验证就转载。而此时的信息往往比较简略甚至不实，因此信息“证实”与信息“否定”交替出现，使公众产生了被愚弄感，不满情绪积聚。2014年3月8日的马航失联事件发生初期，各种消息满天飞，真假难辨，当公众渴望真相的希望一次次被点燃继而破灭后，他们的情绪可想而知。在这次事件中，连波音中国总裁马爱仑都误发了一条微博称，飞机已经找到，技术团队会协助官方调查。此条微博发出后瞬间被财经网、新浪网等知名官方微博转发。然而在几十分钟后马爱仑就删除了原微博，并发新微博表示搜救仍在继续。据相关人士推测，波音总裁引用了错误的媒体消息，从信息的获取者成为者，进而又成为媒体上的信息源。[2]当时马来西亚官方没有结论性消息，而公众的信息诉求却十分迫切，于是一些编造的“消息”不断出现并被转发。所以说，新媒体的便捷性同时导致了它的随意性，海量而不确切的信息使公众失去了判断力，容易引发不满情绪。

2.新媒体的意见聚合功能易引起群体极化，扩大危机规模新媒体的意见聚合功能既可以被政府部门用来监测网络舆情，也可能使一些非权威信息找到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而且，网络空间中的公众情绪更容易相互感染，导致群体极化，扩大危机规模。凯斯•桑斯坦在其著作《网络共和国》中指出：“群体极化的定义极其简单，团队成员一开始即有某种偏向，在商议之后，人们朝着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3]他还指出，互联网中群体极化现象更容易发生，极化程度也高于现实世界。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公众自我保护的本能使他们对一些失实的悲观信息抱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并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加速公共危机蔓延，引起民众心理的不安和社会的动荡。在2011年3月的抢盐事件中，因为日本核电站泄漏事故，有谣言称日本核辐射会污染海水导致以后生产的盐无法食用，而吃加碘盐可防核辐射。这个言论首先在微博传播，随后这则信息被转发约300万条，居于微博热门话题榜首。尽管国家发改委、各地政府紧急辟谣，不少百姓仍继续盲目抢购。网上甚至出现日本核辐射图，图中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标在内，一时间祸起谣言，人心惶惶。由于听信网络谣言，很多人加入了抢盐大军，超市的食盐被抢购一空。一些抢不到盐的人甚至转而抢购泡菜盐、紫菜等含碘食物，这样的情形给了不法经销商可乘之机，他们哄抬物价，严重干扰了正常市场秩序。最后在政府与相关专家出面协调与辟谣之后，“抢盐”事件才得以平定。由此可见，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的意见聚合功能导致群体极化现象，极易扩大危机规模。

3.新媒体环境下把关人作用弱化，失真信息的传播成为危机的根源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认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通道。在传统媒体时代，政府对于信息的把关比较严格，但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把关人”作用逐渐弱化，“把关”的权力被分化，“把关”的可行性被降低。网络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采集、、评价信息的自主权，因此虚假、负面、恶意的信息不可避免，这可能成为引发公共危机的根源，2011年的“响水谣言事件”即为一例。2011年2月10日凌晨，江苏响水县有传言称：化工厂毒气泄漏，马上要爆炸。随后这则消息通过微博、手机短信、微博等方式在熟人之间迅速传播，数万居民由于惧怕爆炸纷纷出逃。在逃离过程中，由于马路拥堵，民众的手机、座机因通讯堵塞而无法拨打，更制造恐慌，导致谣言泛滥。在谣言传播的6个小时内，上万村民逃难，4人死亡。从“响水谣言事件”中看出，由于在网络上信息缺少把关人，所以极易造成谣言四起从而引发公共危机。

三、公共危机管理中新媒体角色的优化

新媒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共存。它既可以帮助政府走出危机困境，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和公信力；亦可以引爆网络谣言，侵犯他人隐私，制造暴力事件，对现实中的行政和司法形成干扰。所以，政府应该做的是对新媒体积极利用、加强引导、科学管理，从而更好地为公共危机的化解服务。

1.利用新媒体，开发治理新工具新媒体为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信息传播创造了开放互动的环境，也提供了多样化的传播渠道，政府应该积极利用这些渠道更好地与公众沟通，推动危机的化解。政府网站作为政府信息的权威平台，在危机发生时，应该及时信息，跟进报道，对网民的疑问公开回应；新闻网站（如人民网、新华网）和知名商业性门户网站（如新浪网、腾讯网）用户规模庞大，使用频繁，政府应借助其进行危机信息公开，并依托这些网站建立微博等政务社交平台，针对危机事件与网民进行直接互动，听取网民的意见，提升信息的透明度和加大对话群体的覆盖面，有助于公众配合政府促成危机事件的解决。此外，随着智能手机的推广和移动应用终端费用的降低，手机网民不断增多。政府应积极开通手机客户端，方便手机网民及时便捷地获取信息。同时应尝试应用政务微信，在出现危机时可以利用这一平台在第一时间信息、解释真相，澄清谣言，稳定民心，避免危机不断扩大。

2.引导新媒体，把握舆论风向标网络天生具有信息便捷、传播迅速、辐射面广的特点。新媒体时代，各种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得网络平台上的谣言具有前所未有的传播速度，影响力极大。尤其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网络上的虚假信息会导致人们恐慌，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在公共危机中，政府要特别注重对舆论的引导。一方面，政府要做好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因为危机不会毫无征兆突然爆发，也不会自觉停止，所以时刻洞悉社会舆情变化，建立网络舆情监测体系非常必要。政府只有在了解舆情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回应和引导。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对网络意见领袖的引导，注重与其平等对话。在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主动了解意见领袖的观点，并对其提出的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解答，可以消解民众疑惑，掌握舆论引导权。

3.管理新媒体，构建互动新规则对新媒体进行科学管理，首先应该积极倡导实名制。由于新媒体隐匿了现实社会中人的身份、地位、工作、性别等属性，人们在虚拟社会中的言行不受其身份和地位的约束和限制。新媒体中发表的言论可以很尖锐、大胆或偏激，严重者甚至胡乱信息，造谣生事，因此加强新媒体管理就应该积极倡导实名制，以增强对不良信息的监测和控制，保证公民言论自由的同时被合法合理监管。其次，要进一步完善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一方面，这可提高政府危机沟通的效能，让更多的网民在第一时间了解危机状况和政策情况；另一方面，通过便捷的权威信息，可即时回应网络杂音，便于消除群体恐慌。同时，要建立健全针对网络不法行为的惩戒制度，尽快完善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对发生在虚拟空间中的恶意虚假信息传播、侵犯隐私权、污蔑诽谤等行为严肃处理，并及时关于事件的官方消息。

作者：马小娟王婷单位：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