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革新后社会生活变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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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可李学林单位：西南石油大学政治学院

邓小平重视大众休闲，他自己也酷爱娱乐活动，有着多种业余爱好。桥牌、登山、游泳样样毫不逊色。作为一位桥牌高手，他将打牌作为休闲的重要方式。他说，专注在牌上，头脑才能充分地休息。邓小平还把看足球作为业余生活的重要内容。1977年7月17日，北京举办了“”后我国首次“长城杯”国际足球邀请赛。决赛时，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就亲自到赛场观看了比赛。1979年7月，邓小平登临黄山，他不仅陶醉于黄山的景色，更站在一个政治家的高度提出了发展黄山旅游事业的具体指导思想:“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你们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闲暇生活开始出现新变化，社会生活更为丰富多彩。首先，人们的休闲观念发生了改变。一是休闲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成为大众文化。过去那种认为一切玩乐活动都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观念被摒弃，现代意义的休闲方式开始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二是将休闲与劳动相结合的观念开始普及。人们意识到，休闲与工作应该并行不悖，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追求各自的生活自由和技能发展。三是更加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其次，休闲内容更加丰富。改革开放后，日趋开放的社会为人们的闲暇生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氛围，人们闲暇生活的内容摆脱了过去那种单调乏味的模式，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一是一些休闲活动种类增多，二是一些“”期间被禁止的闲暇活动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生活。再次，新的休闲方式层出不穷。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闲暇生活的大众化，一些新的休闲方式出现，旅游成为家庭休闲的主要方式之一，逛街购物则成为越来越多的女性青睐的休闲时尚。人们摆正了工作和闲暇的关系，走出“除了工作，就是家务”的循环模式。社会氛围逐渐活跃起来，闲暇成为一种生活新时尚。

褪掉社会交往中浓烈的政治化色彩，深化社会交往内涵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时有严重的心理负担，人际交往受到很大限制。主要表现为:一是人际紧张，相互揭发，各种政治斗争成为生活的主要部分;二是社交圈子封闭，交往对象仅仅框定在亲朋好友之间，人们普遍不愿同自己不太熟悉的人交往，更不敢同一些所谓“政治成分”不好的人交往。邓小平非常重视社会内部的交往，他认为，从封闭走向开放，深化内部交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实行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邓小平逐渐否定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交往中淡化因阶级斗争扩大导致的敌情观念过重带来的消极影响，为深化内部交往扫除了思想障碍。改革开放之初，在谈到阶级斗争问题时，邓小平说:“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在他看来，过去的资本家虽然人还在，但他们的阶级成分实际上已经改变了。这一观点，对于消除过去因阶级成分问题给人们带来的社会交往障碍，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认为“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进行群众工作，这就从根本上打掉了人们因个别言行不慎可能在政治运动中被清算、遭打击的顾虑，因而能够以一种相对轻松的心情参与社会交往活动。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党和政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工作，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在全国建立起一个较宽松的政治环境。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为了消除“左”倾思潮下对不同意见采取的残酷斗争给人们社会交往所带来的心理阴影，邓小平提倡鼓励人们提出不同意见，并且对错误观点要持宽容态度。他说:“讲话，错了不要紧，不要怕，这是难免的。”

“”时期形成的严重的派性问题，曾经严重地阻碍了人们的正常社会交往活动。那些搞派性的人，总是站在个人和小团体的立场上，以派划线，挑拨离间，搬弄是非，造成了人际关系紧张的状况。1978年10月3日，在商议全国工会代表大会讲话稿的修改问题时，邓小平就特别强调，稿子内容应包括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反对派性等内容。

此后，他多次要求把搞派性的人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社会交往活动因此正常多了。在传统的单位制与指令性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上级对单位的资源垄断、单位对个人的资源垄断现象，人们在经济交往活动中出现了消极地“等、靠、要”等被动心态。为了增强人在社会交往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

扩大自主权政策的推行，加上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政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上级对单位的束缚以及单位对个人的束缚，弱化了国家与单位对个人的控制。由此，个人对单位的依附程度下降，与社会、他人的接触增多，又推动了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由于政治环境的宽松和经济体制的变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内部交往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人们的社会交往规模更大。由于思想解放和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打破，人们的社交圈迅速拓展，交往的对象和范围也越来越广，多层次的人际关系开始形成。其次，社会交往更趋理性化。“解放思想”的呼声在社会上空前高涨，社交中原有的政治禁区被打破，人们不再担心一不小心说错话、做错事便被扣上“帽子”，人际交往方式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空前频繁的新阶段。与此同时，经济内容进入交往活动中，合理的利益追求在交往中也逐渐获得了承认。再次，出现了新的交往方式。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各种社交活动不断增加，为人们主动参与和自愿组合各种人际关系创造了条件，新的交往方式随之产生。“饭桌社交”渐渐风行，越来越多的人因珍惜同学情谊而定期聚会，更多的社会交往则伴随着人们的闲暇产生，很多人因个人兴趣爱好相同参与民间团体而开拓了社会交往圈。

注重家庭生活，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升社会家庭生活质量

建国后，尽管婚姻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依然受到传统婚育观的很大影响。多子多福的思想和鼓励生育的政策不谋而合，家庭人口数量急剧膨胀。而人口过多导致的住房紧张状态难以得到解决，又使人们的家庭生活环境不如人意。另一方面，长期的阶级斗争造成了人们的心理戒备。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少家庭成员之间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互相伤害，“孝道”被作为旧传统加以批判，家庭亲情淡漠，尊老敬老意识严重弱化。邓小平历来重视提高家庭生活质量的问题。

1978年4月30日，他在谈到发展新行业问题时，就关注这些行业的发展对于提高家庭生活质量的重要性。他认为，饮食业发展起来以后，就可以减少家庭劳动。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曾特别强调解决好家庭问题。他充分注意到了欧洲福利社会养老模式存在的缺陷，希望有尊老敬老优良传统的中国家庭作为基本社会单元在养老问题上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说:“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养老可以由家庭来消化，“我们还要维持家庭”;他肯定了中华民族的家庭养老传统，特别提到，“中国文化从孔夫子起，就提倡赡养老人”。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不仅引起人口与资源环境的之间的巨大矛盾，而且也造成了家庭经济的巨大负担。邓小平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他明确指出:“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要很好控制。”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计划生育被正式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为普通民众的家庭生活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首先，家庭婚育观发生了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性抑制了人们早生多育的传统观念，更多的家庭倾向于少生，重视子女成长质量。其次，家庭结构也随之改变。一是家庭规模持续缩小，每户平均人口呈逐年下降趋势;二是家庭结构进一步趋于核心化，联合家庭的减少乃至消失则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传统大家庭观念已经淡化。

住房问题也是影响家庭生活质量的一个大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各地住房都十分紧张。1978年10月20日，在视察北京新建的公寓住宅楼时，邓小平对住房建设提出了设计合理、增加使用面积、考虑住户的方便以及内部装修的美观等方面的要求。1980年4月5日，他提出了进一步改革住房制度的设想:“关于住房问题，需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一系列住房制度改革措施陆续出台。1988年2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以后，全国开始推行商品房制度，许多家庭的住房条件获得改善。在城市，一大批配套设施齐全、服务功能完善的住宅小区拔地而起，一些旧的居住区也获得改造。在发达地区农村，多种风格别致的小楼房星罗棋布，成为家庭生活水平提高的一道最直观、最亮丽的风景线。此外，人均住宅面积也获得大幅度的提升。四、推动解放社会生产力，为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前，物质贫乏，加上重精神轻物质的观念，造就了当时的特殊消费模式。人们崇尚节俭的消费观，物美价廉成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标准。由于主要商品都严格凭票定量供应，消费品的可选择性受到很大限制。因为温饱尚成问题，人们的消费也很单调。

“”结束，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后，针对当时极度贫乏的物质供应，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他说，发展生产力是“是最根本的革命”;“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提出，制定政策必须“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他坚持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并提，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专门谈到了如何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问题。他当时已经注意到生产水平、工资水平与消费水平之间存在的关联，认为当一亿拿工资的人中有一半人的工资能够拿到相当于七八级工的工资时，“消费需要就不同了，这些人要看戏，看电影，要艺术品装饰他们的家，他们柜子里要有东西放，需要书、需要花”，并且“人们要吃好的”。因此，他指示有关部门要优先考虑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问题。1980年10月25日，他要求有关部门，在制定各类计划时，“不要多考虑指标，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优先的地位”，“知识分子工资问题、价格问题、城市住宅问题、轻工业品增长问题，也就是消费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例，要逐步提高”。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急速上升，物质急剧丰富，人民消费水平明显提高。从“1979年至1993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75元增加到1148元，增长了6．9倍”。同时，社会消费状况开始出现全面的变化。首先，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人们的消费观念经历了由温饱型到享受型的变化:“在吃的方面，过去讲吃饱，现在讲营养保健;在穿的方面，过去讲求穿暖和结实，现在讲求漂亮款式;在用的方面，过去讲究经久耐用、美观大方，现在讲求省力、省时、娱乐装饰;在住的方面，过去只求席地安身，现在追求舒适、宽敞。”

消费品的个性功能和象征价值因此受到更多的重视。人们也开始关注精神消费，教育、旅游等方面的消费在家庭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例日渐上升。其次，消费品供应越来越丰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蔬菜、肉、蛋、禽市场开放价格，国家缩小了日用商品定量配给的范围，消费品的选择性大大增强。20世纪90年代后，除粮食、棉花等少数消费品实行国家定购、国家委托收购、国有公司专营外，其余消费品已全部放开。再次，消费领域愈加多元化。在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获得满足之后，人们开始希望能够通过消费凸显个性、发展身心。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消费来发展兴趣爱好、扩大人际交往、开拓视野和全方位地发展自我。

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人原有的生活方式，显著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质量。这不仅体现在人们的闲暇、社会交往、家庭生活、消费水平上，更体现在价值观的改变和国人素养的提升上。改革开放打破了中国社会过去那种单调划一的、有违个性的生活方式，促使社会生活向多样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