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结构变迁的多元文化解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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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战后，当代西方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两大对立阶级之外，还出现了大量新的中间阶层；原来对立的两大阶级也日益由对立、斗争转向相对缓和与合作，呈现出日益复杂化、内部分化加剧、多层次化等特点。深刻认识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对于理性培育中国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意义重大。

[关键词]

社会结构；阶级；中产阶级；社会运动

阶级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变化之一①，也是分析当代西方社会转型、民主发展、政党政治变革、社会运动、文化变迁等方方面面重大变革的基础。自社会选择改良主义道路开始，西方学术界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的研究和论争贯穿整个20世纪，不同理论流派对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做出了各种理论判断。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迁对一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了解当代西方社会阶级结构变化及特征，把握其理论演进线索及思想起源，对于深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理性培育中国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

一、西方社会结构演变脉络及背景

社会结构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是研究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工具。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指出，“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所谓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与关系格局[1]，主要包括阶层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其中，以职业分工和资源拥有状况为主要划分依据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其核心。

（一）西方社会结构演变发展脉络及现状概括起来，我们可以把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发展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7世纪至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夕。自17世纪甚至更早，欧洲社会开启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通过这场绵延数百年、不断向全球辐射的大变迁，带来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等的巨大变化。第二阶段，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至1968年。这一时期，工业革命迅猛发展，产业工人队伍迅速壮大。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短暂的繁荣时期。1956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的现象，占到52.2%，意味着脑力劳动者开始成为社会劳动的主体。第三阶段，从1968年至20世纪末。对于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1968年革命是新的社会结构形成的标志。在此之前，这些国家大多处于由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向橄榄型社会结构发展的过程中，其阶级结构也相对简单，总体上仍分为劳工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类。此后，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全球化、信息化的联动效应，使得产业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新的从业者形成新中产阶级并不断壮大，发达国家的阶级结构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自1968年的“五月学潮”开始，日益壮大的经理阶层、管理者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组成的新中产阶级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设置了大量有关全球化、生态与环保、反核、和平、女权、种族民权等议题，并发起各种社会运动。第四阶段，从20世纪末至今。世纪之交，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爆发，中产阶级财富大量缩水，内部发生分化，中产阶级日渐萎缩，社会阶级结构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

（二）当代西方社会结构演变的背景当代西方社会结构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当代西方社会已经由城市化、工业社会发展到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作用下，西方发达国家相继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和信息社会，生产力结构、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阶级结构也必然随之变动。第二，西方社会已完成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新跨越。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产业的比重已不到3%，第三产业的比重一般都在70%以上。这表明，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已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的转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体力劳动者即蓝领工人的比重不断下降，脑力劳动者即白领工人的比重不断上升。第三，西方国家自我调节能力增强，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管理体制和制度。二战后，新兴资产阶级在汲取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基础上，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经济、政治变革，实现了政府职能由自由放任到自我调节的转变，并改革政府行政管理和社会福利制度，建立起调和阶级矛盾与社会运动的平衡机制，将社会运动纳入制度化轨道。在调节贫富差距、缓和阶级矛盾和应对新社会运动等方面，其手段和办法日趋成熟，最终促进了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菱形社会结构的形成。

二、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

总体来看，二战后，当代西方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两大对立阶级之外，还出现了大量新的中间阶层；原来对立的两大阶级也日益由对立、斗争转向相对缓和与合作，呈现出日益复杂化、内部分化加剧、多层次化等特点。一是资本家退出直接生产管理过程，专业经理阶层出现；二是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的新中间阶层广泛出现；三是传统工人阶级数量减少，规模下降；四是阶级内部差别增大，阶级界限日益模糊；五是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化”，阶级斗争势微，阶级意识淡化，中产阶级意识占主导地位；六是阶级结构呈阶层化、多元化、开放化趋势，阶级结构形态从金字塔型逐渐转化为橄榄型或菱形。

三、多元理论视角解读

（一）马克思阶级与社会结构理论视角将阶级分析工具用于对社会结构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基本方法。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则构成了社会的整体结构，并强调物质生产方式、经济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典型社会形态时，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变迁的普遍规律，并将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看成是一个源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而促使社会形态发生更替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受“物以类聚”规律及个人品味的影响，人们分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对不同的利益集团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从而导致了阶级的出现。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部分（第52章“阶级”），马克思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三大阶级的观点，“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2]，即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概括起来，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认为，在某个特定的阶级社会里，总是存在着两大对立的基本阶级和其他一些非基本阶级。“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3]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其他阶级会逐渐消亡。判断一个阶级存在与否的条件，必须具备某些共同的特征，比如能够构成大的社会集团，有共同利益、行动一致，并具有阶级认同感等。事实上，早在马克思之前，法国和英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就已经开始运用阶级的观点研究社会历史，并对阶级从经济的视角进行分析。比如古典经济学家F.魁奈通过对农业纯产品的分析，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全体成员划分为土地所有者阶级、生产者阶级和非生产者阶级三大阶级。亚当•斯密则根据地租、工资和利润三种社会的基本收入，认为地主、工人和资本家是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基本阶级。继马克思之后，马克斯•韦伯提出一种多元社会分层理论，即根据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权力和社会声望，将社会成员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相较于马克思以经济结构为基础的阶级理论，这种多元社会分层模式对西方学者影响更为深远。

（二）当代西方社会结构主要研究视角

1．“去阶级论”视角主要代表人物有桑巴特、雷蒙•阿隆、哈贝马斯、李普塞特等人，代表作有《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1906）、《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1964）、《交往行动理论》（1981）、《社会阶级正在死亡吗》（1991）、《美国例外论：一把双刃剑》（1997）、《这里没有发生：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2000）等。这一流派的主要观点如下：一是“富裕阻止激进”论。由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W.桑巴特提出。桑巴特认为，美国之所以未出现社会主义，原因在于工人阶级形成了特殊意识，比如美国没有欧洲的封建残余、工人具有国家认同意识；工会运动注重“利益分享”而非对抗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计件工资制使工人阶级比较富有，其潜在的激进主义因丰厚的物质报酬而消亡，富裕预防和阻止了社会主义和革命；中等教育的普及与高等教育的广泛发展使社会流动性增强，进而抑制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发育；西部开发提供大量“淘金”机会，使工人成为小业主、小农场主的可能性消解了其好斗性等等。在“桑巴特之问”提出的一百多年中，西方理论界对他的上述解释褒贬不一。二是“工人越来越不革命”说。由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提出。阿隆承认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存在，但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分明、两极对立的社会，不能简单地以人的社会声望或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承认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存在基本利益冲突，但利益冲突并不必然导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资本及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及其扩大化趋向，但同时也存在由于经济持续增长而产生的平等化趋向。[4]随着生活水平普遍提高，阶级冲突、对立总体上趋于缓和。简言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越来越不革命。三是“差异的文化冲突论”。由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哈贝马斯认为，经济成为基础只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现象。在后工业社会，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交往等因素对经济结构起着决定性影响。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形成的基础，不仅要到一般商品生产过程中去寻找，而且要到上层建筑中去寻找。晚期资本主义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发展，阶级冲突已经大为缓和；且冲突不再具有传统的阶级斗争性质，而是以生活差异和政治观点差异的形式存在，是一种文化冲突。换句话说，他用一种基于差异的文化冲突论取代了阶级斗争理论，因而是一种“去阶级化”分析。四是阶级消亡说或“社会分层的破碎化”。由当代美国政治学泰斗李普塞特提出。李普塞特的阶级观点经历了从“阶级存在论”到“阶级过时论”，再到“阶级修正论”的变化。1977年后，李普塞特多次重提世纪初桑巴特提出的“美国例外论”。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对此他认为，美国先天的民主因素使工人阶级难以形成阶级意识，且平等主义抵消了工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他既反对“经济决定论”，不同意简单的“富裕阻止革命”说，也反对“文化决定论”，不同意将之仅仅归结为美国的特殊民族性和文化特征。[5]30在这一时期，他承认阶级的存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社会阶级正在死亡吗》一文中，李普塞特提出，传统的等级秩序正在衰退，结构性的社会阶级关系也明显削弱，新的社会差异、社会分层已经出现，“阶级越来越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并呈现“社会分层的破碎化”趋势。[5]30因此，阶级统治理论已经被多元化、多维度的阶级概念所取代。其中，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下降，而社会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上升。该文发表后，引起欧美理论界的一场大论战。在受到阶级存在论者的批评后，李普塞特修正了“阶级过时论”，提出“社会阶级没有消亡，但它的政治意义明显下降”的观点，认为应从阶级分析转向多因素的解释分析，比如种族、性别因素等。他尤其重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社会阶级结构演变的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起，西方社会兴起的各种形形色色的新社会运动，正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社会结构变迁的产物。

2．“新阶级论”视角主要代表人物有米尔斯、达伦多夫、吉登斯、布迪厄、古尔德纳等人，代表作有《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权力精英》（1956）、《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1957）、《欧洲社会阶级结构的最新变化》（1964）、《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1973）、《实践理论大纲》（1977）、《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1979）等。这一流派的主要观点如下：一是“新中产阶级论”。由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提出。米尔斯最早关注二战后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即白领问题。他指出，不同于以往由小农场主、小牧场主、小生产者、小业主为主构成的旧中产阶级，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工程师、教师、学者、官员、艺术家等知识阶层为主的新中产阶级。米尔斯反对工人阶级是历史动力的观点，而将青年知识分子视为历史的动力，以“大众精英”概念取代统治阶级概念，并认为新中产阶级的地位要高于传统工人阶级。二是“服务阶级论”。由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提出。达伦多夫指出，在现代西欧社会，老中产阶级（如手工业者和小店主）正在衰落，而由经理人员、专业人员和非体力工人所组成的新中产阶级则在发展壮大，并向“服务阶级型社会”过渡，新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他以权力资源划分社会阶级结构，将之定义为“它的成员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阶级涉及的是权力”，“阶级的基础是与地位有关的权力差异”。因此，社会阶级结构不涉及经济所有制关系，而是一种政治权力结构。基于此，达伦多夫区分了四大社会集团或阶级，即统治阶级、服务阶级（主要包括上层公务员、国家和私人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成员）、被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6]29-30服务阶级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拥有的权力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中却最多。达伦多夫关于“服务阶级”的观点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权力政治为中心的社会分层理论的重要来源。三是阶级结构化理论。由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吉登斯强调身份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认为阶级是在生产领域中形成的，阶级的结构化依赖于阶级成员共享相同的消费和行为模式的程度。换句话说，只有当阶级分类和身份群体相交叉时，阶级才得以结构化。[6]37他以市场条件下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力为标准，划分了三种市场能力，并以此构成上层、中层、下层阶级结构的基础。市场能力的差异意味着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与变化，并以此促成新的阶级结构产生；而新的阶级结构又会为阶级主体所利用，形成新的阶级流动。这就是社会阶级“结构再生产”的基本逻辑。四是多元化阶级论。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由惯习（habitus，习性、个人的性情和品味）、资本（capital）和场域（field）三大概念构成。其中，惯习是核心；资本又分为三种基本形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如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化资本（如教育资历、文凭等），且不同形式的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布迪厄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以经济结构解释阶级的观点，而认同韦伯学派注重“地位群体”的社会声望的观点，认为阶级就是在社会空间里位置相接近的人，并在分析习性、品味差异对阶级建构、阶级认同的作用基础上，将资本总量、构成比例及时空变化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阶级划分，用综合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场域空间位置的多元化阶级概念取代传统阶级概念，并指出个人的性情品味即习性，将通过代际传递实现阶级地位的再生产，也即通常所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打地洞”，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悄然维护着社会等级结构。布迪厄根据二战后法国的社会现实，将社会分为三大阶级，即统治阶级、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并从资本比例构成的角度进一步划分了阶级类型。值得注意的是，布迪厄关注了马克思此前从未触及过的文化再生产中的权力再分配问题。但是，他以权力斗争取代阶级斗争，以区隔和差异分析取代阶级分析，以“象征性结构”取代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结构，难以真正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实质。五是知识分子新阶级论（或称文化资产阶级论）。由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提出。他认为，知识已成为文化资本，人文知识分子与技术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新阶级，即“文化资产阶级”。这一新阶级在发达工业经济中发挥着很大作用，包括提供技术服务、推动生产方式革命、进行政治革命等，进而以多种方式谋求物质、精神上的阶级利益。知识分子新阶级之“新”在于，它既不同于旧的工人阶级，也不同于旧的有产阶级；文化资本是新阶级的经济基础，高等教育则是新阶级根本的再生产机制。[7]古尔德纳以新阶级理论取代马克思的工人阶级历史主体论，并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新阶级将是新的解放统治阶级，是现代社会的中心和最进步的力量；新阶级的崛起代表着未来社会的长期发展趋势。“新阶级论”视角除了上述几种观点，还有的西方学者敏锐地意识到全球化为阶级发展带来的新动向，认为阶级全球化已成为无可争议的现实，甚至出现了全球阶级、跨国阶级。因此，必须以全球无产阶级和全球资产阶级的视角为分析框架，才能真正认识当前西方社会的阶级与社会结构问题。

3．“新社会形态论”视角主要代表人物有加尔布雷斯、丹尼尔•贝尔、德鲁克等人，代表作有《新工业国》（1967）、《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后资本主义社会》（1993）等。这一流派的主要观点如下：一是知识资本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提出。加尔布雷斯最早提出知识资本（knowledgecapital）一词，认为科学技术已替代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专业知识分子，即包括科技人员、管理者、律师等在内的“技术结构阶层”已取代资本家，成为新一代掌权者。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以“权力转移论”为核心的知识资本理论，认为谁拥有最重要、最稀缺的生产要素，谁就可以大权在握。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以信息经济、网络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兴起，以科技知识分子为主的“技术结构阶层”对社会的影响力空前增强，知识资本理论得到广泛关注。二是后工业社会论。由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区别于传统的工业社会概念，并从技术—经济体制的发展、阶级结构和政治秩序的持续变迁、文化演进三个方面，描述了后工业社会社会结构的变化及特点。一是经济上，由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二是职业分布上，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在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轴心时代”，社会阶级主要随技术的发展而变动，知识价值论取代了劳动价值论，以知识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专业阶级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阶级。三是后资本主义社会论或知识社会论。由美国经济学家、“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提出。德鲁克认为，西方社会正走向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即知识社会。知识社会的最主要特征表现在财富创造方面，知识取代资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成为基本经济资源，知识工作者成为主要社会群体。随着核心资源的转变，社会阶级构成也发生相应变化，形成了知识工人和服务工人两大主要阶级。其中，包括知识管理人员、知识专家和知识雇员在内的知识工人构成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阶级。后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提高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人的生产效率的经济挑战；二是如何维护服务工人尊严与调和两大阶级之间矛盾的社会挑战。

4．阶级论视角主要代表人物是埃里克.O.赖特、理查德•斯凯思，代表作有赖特的《阶级》（1985）、《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1997）、斯凯思的同名作《阶级》（中译本2005）。赖特和斯凯思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同时对它进行了补充和修正。这一流派的主要观点如下：一是以剥削为核心的阶级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赖特提出。赖特系统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形态、阶级意识和阶级联盟，其阶级分析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以剥削为核心的阶级概念。他认为，剥削的根源在于财产分配上的不平等，且财产不仅仅表现为生产资料财产，还包括劳动力财产、组织财产和技能财产，由此产生了与财产的不平等分配相对应的剥削关系和阶级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应该被视为根植于三种剥削形式的相互交织：以资本资产的所有权为基础的剥削、以对组织资产的控制为基础的剥削和•28•以对技术或资格证书资产的占有为基础的剥削。”[8]第二，阶级结构图式。由三种剥削形式交叉构成的两大类（生产资料财产的所有者与非所有者）共12种人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其中，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财产是划分阶级结构的最主要标准；介于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10个类别即为中产阶级。它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关键，具有矛盾的特点。第三，阶级联盟和阶级妥协。赖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出现两极分化，而是出现了阶级联盟和阶级妥协。比如中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既可与资本家结盟，也可以选择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边。而阶级妥协，则是指工人和资本家为了改善自身处境进行的博弈，是一种“积极的阶级妥协”。二是以控制关系为基础的阶级结构理论。由英国社会学家斯凯思提出。他认为，阶级仍然是理解目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社会阶级和阶级关系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事实上，社会阶级研究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任何没有以某种方式涉及社会阶级解释的讨论，在社会学家看来都是不完善的。”[9]1斯凯思指出，资本与劳动之间剥削关系的对抗性造就了不同的阶级。任何一种职业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属于一定的阶级，且不同阶级的雇佣条件和经济报酬存在很大差异。更重要的是，阶级关系本身体现为一种控制关系。其次，阶级关系通过报酬体系决定了阶层的本质。这种由报酬体系决定的阶层体系，本质上也反映了一种控制关系，后者是阶级结构的核心要素。第三，阶级关系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机会结构，从而导致阶层出现。换句话说，社会流动并未导致阶级消亡，阶级仍然由社会结构决定，阶级的存在是工业社会固有的永恒特征。最后，斯凯思通过考察工人运动对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影响，提出被剥削不一定导致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工人的抗议只是寻求资本主义秩序内的变革。因此，当前西方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用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秩序代替资本主义，而是重点转向平等、分配和福利等社会改良问题。[9]27，31，47，73-90，98

四、几点启示与讨论

（一）当代西方阶级与社会结构理论对马、恩阶级理论形成冲击梳理20世纪西方阶级与社会结构变化及理论演进线索可以发现，其研究中心始终围绕两大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和工人阶级问题展开。[5]4170年代末以来，西方学术界关于社会结构的研究，既讨论了传统社会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新变化，也研究了中间阶级的知识化和扩大化。尽管上述研究的政治倾向不同，概念差异很大，理论观点千差万别，但仍形成了一些共识。概括起来，西方主流社会结构理论的共性或相似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5]41第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在现代工业社会，尤其是后工业社会已经不合时宜，阶级极化现象和革命趋势在当代西方社会并未出现；第二，大多肯定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但是阶级概念已经发生变化，加入了物质、经济因素之外的文化、政治、生活方式等多维解释；第三，均重视当代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强调社会中的其他复杂多元因素和新的研究视角，如生态、性别、民族、种族、代际等新维度，试图以多元分析取代阶级分析。进入21世纪，全球化的弊端进一步显现，西方学术界关于阶级和社会结构的演变及趋势的研究和争论仍在继续。不过，大多数学者不再从阶级和社会变迁、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的视角进行研究，而是重视研究社会阶级背景对个人层面的辐射和影响，总体上有微观化、实证化的趋向。目前，形成中的新共识强调“传统阶级特征的弱化、身份特征的强化；阶级意识的淡化、身份意识的强化；阶级政治的退化、去阶级政治的强化”[5]41。总的来说，每种理论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揭示了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现实特征，但是，所有理论均脱离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这一核心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未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实质，因而缺乏真正的解释力，不能说明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复杂现实、深刻矛盾和历史趋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真正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不可否认，由于二战之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更为复杂，马克思在他所处的时代对阶级结构的未来变化估计不足，因而阶级理论受到了来自现实的挑战。社会是向前发展的，理论之树常青。我们不能因为目前处于和平发展时期就完全否定了阶级分析方法，而且阶级分析方法也并不排斥社会阶层理论。因此，正确的态度应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

（二）传统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作用逐步减弱和转变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就是无论在政治舞台还是经济社会领域，新兴中产阶级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人阶级经济地位的改善和反抗意识的淡薄、削弱；二是由管理阶层、自由职业者、公务员、知识分子等构成的新中产阶级迅速增长，成为社会变迁与各种新社会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就中国情况来看，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推进，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必须警惕社会主要群体的进一步弱势化趋势，以及精英群体的利益结盟现象。如何通过社会政策的托底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人们的财产性收入，不断提高产业工人和新就业大学生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尽快培育理性、积极的中产阶层，使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从而进一步巩固并扩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使之成为共产党执政的坚强同盟军，避免大量有可能进入中产阶层的人群沦为社会弱势群体，成为充满焦虑、怨气和愤懑情绪的一群，进而成为各种群体性事件的跟随者、组织者甚至策划者，是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亟待深入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暴力统治职能逐渐弱化在后物质主义时代，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注重对公众的社会治理、技术统治、福利调节和文化控制，以往对大众和工人运动采取的暴力统治方式逐渐弱化。一方面，市民社会和文化领导权、科层化管理体系加大了对社会的理性控制和对直接反抗的消解；另一方面，社会控制和统治方式的改变，使阶级矛盾和冲突的表现方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直接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转化为多层面的利益冲突、文化统治等，出现了“压迫的内化”特征。但是，当代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体制的性质。可以肯定，尽管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在数量和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二者依然是社会中起主导作用，且相互对立的基本阶级。当代西方社会既不是一个如某些西方学者所标榜的“无阶级社会”，也不是一个基本阶级已经转换了的社会。资本逐利的本性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依旧具有非人道的性质，具有统治和压迫功能。因此，必须结合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特点来深刻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并汲取其经验教训，为理性培育中国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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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梅 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