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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调研组
一是城市新兴中产阶层(Middle-class),包括:私营企业主,国企、机关及事业单位职员、移民杭州的新富阶层、大中型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城市中小有产者、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等。这个群体人数在200万左右,构成了杭州户籍人口的主要部分,约占杭州市区就业人群的半数左右。这个阶层主导着城市经济的运行,并且占有绝大部分收益。但这个阶层因其内部构成的复杂性,往往也呈现出利益诉求的多样性。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来看,中产人群中的“精英群体”政治参与诉求逐渐强化,从而在经济占有和政治参与的相互作用中固化已形成的经济社会格局。而对于其更为普遍的非精英部分,其利益诉求则更多在于社会生活的一般领域,比如城市文化、生态环境、食品安全、从业环境、社会公益活动等等。如何针对这个数量庞大、构成复杂、政治影响巨大的中产群体构建有效的治理,是杭州也是整个中国社会未来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二是数量庞大的外来务工阶层。杭州的外来务工群体数量在250万人左右。2010年,杭州市经委组织的大规模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显示,从年龄上看,35周岁以下占82.7%。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仅仅是为了补充农村“小农家庭”经济链条的不足部分,那么新一代农民工则有脱离小农生产并融入城市的倾向。但是,在现有的城市经济容纳能力及资源占有、分配格局下,他们融入城市的愿望大多难以实现。这些新工人大都有在城市社会中被认同,以及对于构建群体性文化的需求。如何构建满足这个群体的多元文化需求的社会治理,显得十分重要。
三是城市社区老年人群。根据杭州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杭州市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16.58万人,市区城镇人口的的老龄化水平在20%以上,其中65周岁及以上的人口为78.44万人,占常住人口9.02%。养老保险与保障问题是现代政治体制下最为庞大的开支之一,也是西方现代社会治理中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面对如此多的老龄化群体,如何构建一种低成本的治理模式对杭州而言也是一种巨大挑战。
四是城市化过程中被纳入城市的原农民小有产者阶层。2000年以来,杭州市城市规模扩大将近3.5倍,成为长三角第二大城市,其间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农民市民化”。考虑到其间人口流动等因素,2000年以来,杭州市农民市民化群体约在100万人左右。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农村土地流失,因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而衍生的城乡间社会矛盾不断增多,成为对抗性冲突频发的重要领域之一。如何保障原农民小有产者的利益及构建与之适应的社会治理,也是中国当前快速城镇化所面临的主要议题之一。
杭州社会治理实践:适应多元社会结构的政府治理创新
杭州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做法,可以简单概括为:针对多元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引导和促进其进行组织创新,以组织为载体构建满足不同群体多元诉求的治理结构,从而在这种动态稳定的组织创新中实现对多元社会的适应性治理。例如,服务于区域丝绸女装产业聚集的组织创新——丝绸女装联盟;适应于流动群体自我文化表达的组织创新——“邻里社区”和“草根之家”;以及适应于不同类型社区治理需求的形形色色的社区事务自我治理组织等等。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出,杭州社会治理的一个最基本的做法就是针对不同的群体,引导并推动成立适合其群体特征和需求的治理组织,提高各群体在公共事务中的主体参与性,从而在组织创新的基础上提高社会可治理性。这里所包含机制性作用有两个:杭州治理创新的第一个机制在于将多种组织的资源重新结构并有效调动,产生级差的组织收益。如前所述,中国前三十年弱化小资社会矛盾的重要经验之一是高度组织化——城市的单位化以及农村的公社化,有效地形成了成规模使用劳动力对最稀缺的资本的替代。在经历了近30年的以“去组织化”的方式推进的改革后,出现了社会管理的组织空白和制度空白。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组织制度的投入都会带来增量的组织收益和制度收益。
无论杭州市针对行业成立的“行业联盟”、城市公共议题所推动建立的“网群”复合组织,还是社区中的组织构建和治理创新,其实都是把已有的能够有效节约交易费用的政府组织资源、社会组织资源、或者是社区资源重新形成了综合性的结构。在这个重新结构化的过程中,中资和小资因不具有足够的阶层自觉性,都不能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因此政府主导格外重要。杭州动员不同社会群体参与治理,使更多利益群体获得释放和表达自身诉求的渠道,从而将社会压力分散化,有效弱化和缓解社会冲突。
杭州社会治理创新的另一个机制是实现了传统组织、文化资源向社会资本转化。例如,如果按照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标准来衡量,老年人的人力资本只有“残值”;但就社区建设或社会建设来说,他们身上往往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资源,这种资源在再组织化的条件下形成可被资本化的社会资本,成为社区实现低成本治理的基础。杭州现在的实践创新中大量利用的这些社区人力资源,正成为新的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