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阈下学校德育价值重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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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学视阈下，学校德育具有功能价值、冲突价值和标签价值。对学校德育进行现实考量发现，学校德育面临着载体的功能遮蔽、价值的冲突紊乱、过程的标签失范等困境。为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构：功能凸显，回归学校德育真实的载体；冲突制衡，建构学校德育的价值体系；标签引领，正视学校德育效果的动态生成。

关键词:学校德育；功能遮蔽；失范；标签；榜样文化

一、学校德育的社会学价值

（一）功能价值功能主义理论兴起于19世纪初，代表人物有罗伯特•金•默顿（RobertKMerton）、奥古斯特•孔德（IsidoreMarieAugusteFran•oisXavierComte）、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等。功能论认为社会是稳定均衡的整体，很少激烈变迁；每一社会体系为了达到这种和谐均衡的发展功能，都必须依赖彼此协调合作的结构运作。[1]功能论以协调、整体、均衡和稳定的视角来考察和研究社会结构，把社会看成一个由各要素组成的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和功能的和谐、均衡和稳定的结构体，认为整体大于部分、结构决定功能、社会决定个人、共识多于冲突。[2]基于功能主义理论，学校德育是教育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德育整体处于协调、均衡与稳定的状态，与此同时，德育内部各要素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功能论主张社会是和谐均衡的统一体，个体在这种稳定的社会整体框架中，其行为必然受到体系结构的规约。学校德育趋于和谐，冲突只是局部现象。学校德育结构涉及到目标结构、课程结构、过程结构等，学校德育结构决定其功能价值，层次结构影响学校德育功能发挥。德育工作开展效果直接影响到学校育人功能的发挥，学校德育的功能价值促进教育内部要素的融合与协调，有利于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学校德育功能价值源于教育本真诉求，落脚于人性发展。学校德育功能价值需要进行多维度考量，教育特质与教育意蕴的彰显离不开学校德育功能的发挥。

（二）冲突价值冲突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流行于美国和西欧国家，主要代表人物有R.达伦多夫、J.赖克斯、L.A.科塞、L.柯林斯等。冲突理论与功能论的观点截然相反，认为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整合的存在实体，而是处于冲突、竞争和谋求权力重新分配的动态发展之中。个体在这种冲突状态中，可以通过理性的行动在不断沟通和反省的社会行动中展现。[3]冲突论者以冲突为主线来考察和研究教育中的各种问题，批判功能主义理论把一切现存的社会事实不加区分地接受——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公正，而事实上起着维护现状，将统治集团的知识合法化和压抑主体性的消极作用，同时质疑学校教育的合理性，反思课程知识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表象，用冲突的视角来分析学校教育问题。[4]冲突理论以冲突为主线来审视和拷问学校教育，质疑学校德育的稳定状态，批判德育工作的合理性，反思学校德育课程内容合法化的表象和德育效果的协调与稳定，主张通过冲突手段打破现有德育平衡，从而揭示德育过程存在的诸多矛盾与窘况。学校德育的冲突价值洞察教育动态发展过程，认为现有均衡、稳定的状态应被打破，应该在冲突变化中寻求新的平衡点。学校德育是系统而复杂的工作，需要德育工作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学生施加影响，同时务必正视各种矛盾和冲突。学校德育的冲突是教育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冲突在学校德育上的映射。我们有必要利用冲突理论对学校德育进行理论探究，从而对教育本真诉求予以正本清源。

（三）标签价值标签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其代表人物有K.T.埃里克森、H.S.贝克尔等。标签理论主张社会个体都有“初级越轨”的倾向，但只有被贴上“标签”的初级越轨者才有可能走上“越轨生涯”。社会个体被贴上“标签”与周围环境中对他的行为标定过程密切相关。对教师来说，给学生贴标签的过程就是对学生进行阶段性评价与预期性评价的过程，也是对自身教学效果认知与评价的过程。这些暂时性的标签是教师开展德育工作的辅助工具，为教师选择适当的德育模式、德育方法等指引了方向。[5]勒墨特把那种从一个违反规范的人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习惯性的规范违反者的变化，称为从初级越轨者到次级越轨者的转变。初级越轨者是社会可以接受的角色人，认为自己是非越轨者，也相信自己是局内人。初级越轨者并不否认自己已经违犯了某些规范，只不过认为那不是他作为人的特征。但在另一方面，次级越轨者却是一种围绕越轨角色来组织社会心理特征的人。学校德育的标签价值是标签理论在教育中的重要运用，在表现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和发展性评价中对学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标签理论极为强调与期望实现相关的条件，注重社会偶然因素对人们是否被标定以及标定程度的影响。如果给人贴上了标签，他们断定个人超越、反对、接受、修改和重新解释标签的意图都有一个社会过程。[6]标签价值为德育工作者进行模式选择、方法选用、手段优化指引了方向。与此同时，学校德育也会因此陷入误区，出现负面效应。教师给学生过早贴上“标签”，进行符号化评价，对处于快速成长与动态发展的学生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学校德育工作要合理掌控标签价值，扬长避短，让德育真正起到诊断与引导作用，为教育的稳步发展奠定基础。

二、学校德育的现实考量

（一）学校德育载体的功能遮蔽德育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教育教学发挥着方向与动力的作用。载体是学校德育实施的凭借物，是德育效能发挥的客观依托。学校德育载体源于教育合人性的本源愿景，着眼于学生人性的观照与呵护。德育的功能价值发挥是学校教育特质与文化意蕴凸显的前提基础。学校德育整体上处于均衡、稳定的状态，然而，现实学校中还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导致德育载体出现了功能遮蔽的隐患。由此，学校德育工作不能顾忌人性的差异化需求，偏离人性化的轨道，牵制育人功能的施展，致使德育功能失衡，发挥效能的渠道不畅。教育者不善于发现和体现教学自身具有的德育价值，而是不适当地从外面添加许多德育的“材料”。[7]教育者不善于审视教学自身的道德性，不善于挖掘蕴含德育意义的价值材料，甚至适得其反，引入不和谐的德育元素。现实中因学校德育载体的“错位”而不能肩负起应有的德育职责，导致德育功能被遮蔽的现象并不鲜见。

（二）学校德育价值的冲突紊乱现实中学校德育价值存在诸多冲突，常常引发价值错位与紊乱，其根源就在于利己与利他关系的扭曲或对立。人性是学校德育的思想原点和思维起始点，现有道德逻辑没有摆正利己与利他的关系，时常把利己和利他看成是对立的、冰火不相融的关系。在现实学校德育中，似乎利己就是不道德的，利他就是道德的。利己与利他的分道扬镳，加大了道德的“负重”，引发虚假的道德表演，导致学校德育丧失了应有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智慧。其实利己是中性词，是指做对自己有利有益的事情，趋利避害，以满足某种物质或精神上的需求。利己本身不涉及道德问题，只是利己手段与方式的选择才会涉及道德问题。当前网络社会，受教育者由于过度强调“我”的利益与生活，由此表现出片面“我”的特征：理念上对权利的理解有偏差，行为上展现出精致利己性，情感上对集体较为冷漠。[8]现实网络信息交织中的受教育者体现出精致的利己性，事事都以“己”为基点，过度追求权利却不愿承担相应的义务，这成为德育实施中价值冲突和紊乱的主要表现。

（三）学校德育过程的标签失范“失范”这一概念最初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Durkheim）提出。美国学者罗伯特•金•默顿（RobertKMerton）认为“它是指由文化目标和制度手段不一致所引起的反常、越轨行为，是一种结构性的崩溃。”[9]学校德育过程中标签价值出现失范态势，导致对学生的阶段和预期评价失真，对学校德育效果认知和评价“跑偏”，标签价值效用没有真正引领发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学校德育标签失范映射于教育教学过程的表现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和发展性评价等阶段。学校德育过程中因没有适时创设标签期望的条件，受教育者在被贴标签时出现与既定德育目标不一致的反常样态，呈现出德育工作的趋势性“偏离”，引发道德虚伪和道德表演，随之导致学校德育标签价值的失范。学校对受教育者符号化“标签”的错位评价，致使德育的标签价值失真或变形，负面效应进一步被放大。严重影响了对受教育者的正确引领，妨碍了学校整体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学校德育的社会学重构

（一）功能凸显：回归学校德育真实的载体内部功能状态的均衡、稳定有利于学校组织系统的有序发展。在教育教学中，学校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凸显德育的功能价值，发挥德育对学校育人功能价值的支撑作用。与此同时，教育者要善于挖掘德育载体的“真实养料”，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地施加影响。学校德育要促进客体的心理积极建构，就离不开依托的德育载体，而主体对载体的主观认可程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如何选择适当的德育载体，构建合理的教学情境，进而产生最佳的德育效果，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10]在现实学校教育中，德育载体的选择要充分顾及受教育者的认知发展特点和水平，要想方设法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与自觉性。学校德育载体要筛选合适的、有德育价值的资料，进行必要的加工整理，以符合特定的教育特质与教育意蕴，达成学校德育的本真诉求，彰显道德的普世价值。社会责任主体要采取有力措施扭转德育功能遮蔽窘况，把富于生活元素的德育“原料”融入学校德育载体中，还原德育主客体的真实状态，为德育工作的有效开展注入活力。

（二）冲突制衡：建构学校德育的价值体系学校德育工作要聚焦价值的冲突与紊乱，洞察与剖析德育顽疾，从根源上扭转利己与利他的错位关系，实现利己和利他关系的制衡。人性是学校德育的逻辑起始点，合乎人性的教育才会事半功倍，德育效果也才会稳定持久。己与他呈现出多元的生存样态，利己利他、利己不利他、不利己利他、不利己不利他等，分别映射出道德的不同层次。利己是个体需求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内在驱动力。我们不能执意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利己并非排他，与利他水火不容，在公平的规制规范下，通过手段方式的不断调整优化，利己与利他完全可以实现有机统一。公平是道德的核心和支撑点，渗透于动态利己实现、自我满足的整个过程，彰显了学校道德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来积极建构学校德育的价值体系，实现德育内部冲突的有效制衡，最终解除道德的“负重”，祛除道德虚假表演，摒弃精致的利己性，还原学校德育应有的价值追求。

（三）标签引领：正视学校德育效果的动态生成学校要重视德育标签价值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引领作用，渗透于表现性、过程性与发展性的评价中，促使德育效果的动态生成。学校传授的专业知识，其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特殊身份的文化内容。为此，学校可以提供各种材料，预先为成员将来能符合团体要求而作身份的准备活动。[12]学校教育过程中，要合理利用标签的符号化评价功能，发挥教育者的期望效应，取长补短，避免德育标签价值的“失范”甚至扭曲误解。为此，要通过实现榜样文化的主体间性转向、榜样塑造的审美观照及榜样教育的“偶像—榜样”模式等路径来提升榜样文化的认同。[11]为此，在教育实践中，要积极建构真实可信的榜样文化，贴近受教育者的学习生活，凸显榜样文化的主体观照功能，展现榜样塑造的文化情怀。与此同时，要正视学校德育效果的动态生成，不可僭越榜样事实的客观特性，过分拔高榜样的德育标签价值。总之，社会学语境下对学校德育的价值审视与理路重构尤为迫切。德育需要秉持固有的超前意识、浪漫倾向与唯美情结，在“柔化”和“美化”中展现文化意蕴、呵护情感价值，在功能凸显、冲突制衡和标签引领中，走出现实困境，展现应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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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成林 单位：韶关学院教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