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郊村落城市化的社会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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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缘化：近郊村落城市化的现实境遇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城市空间不断扩张，把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卷入城市化的漩涡。这些处于新成长阶段中关键位置的近郊村无论在体制上还是在结构功能上都面临着新的问题与困难。F村虽然在空间结构、经济发展等方面具备了某些都市性，但是却并没有从传统村落变为都市社区，而是陷入了似农非农、似城非城状态，成了一种“另类”的边缘化村庄。

（一）社会政策的边缘性1．社会保障政策的边缘化。F村虽然已经被划入了城区的范围，但是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及户籍制度，其村民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依然是按照农村社保政策享受最基本的社保。调查中发现，近郊村的农村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发展也相对滞后，这使得农民需要承担的风险要较城镇居民大大增加。2．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边缘化。对于近郊村的发展，政府没有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政策规划。而且地方政府更加热衷于获得近郊村的土地用作城市基础建设或商业开发，却很少有兴趣去解决土地置换或者出让后农村及农民的发展问题。虽然台州市城市化建设进展迅速，但是F村似乎并没有享受到太多的城市化建设所带来的“红利”，F村的发展也面临着巨大压力。F村所处形势有其特殊性，虽然当地政府也曾为村庄改造做过规划，但是因为城乡两种规划思想不同以及F村的从属的区位，使规划难以实施。2007年左右全市新农村建设开始全面推广开来，诸多城中村都进行了旧村改造、统拆统建，而F村因为情况复杂，一直没有享受到新农村建设的相关政策。如今村里老房子密布，街道狭窄，私搭乱建等违章现象严重，严重影响村民的生活质量。

（二）社会结构的混杂性1．空间结构的碎片化。调查发现，一些近郊村往往存在着村落空间内农业用地与非农业用地共存、村属单位与非村属单位交错、村民生活区与工业区混杂的局面，这就导致整个村庄的空间结构略显混乱、分散，呈现出碎片化趋势。F村人多地少，成规模的大块土地被政府征用后，村集体所能利用的土地就已经非常有限而且分散，在村集体把能利用的土地征用后，最后只剩下的一些不成块的、零星的土地还在种植农作物，但仅能供应自家消费需求，已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由于F村曾经是乡政府所在地，因此原乡政府及乡中学都是无偿占用村集体土地，如今虽然这些土地还在村中，但是已经不归F村管理。另外，F村一直没有开展统一的旧村改造，也没有村庄建设的整体规划，导致村庄的生活区与工业区并未形成有效的间隔，而是混杂在一起。2．人口结构的复杂化。像其他的近郊村一样，F村同样面临着人口结构的多样性问题，即农村户籍人口与非农户籍人口并存，本地人与外地人杂居。F村的人口由农民、城镇居民、外来人口混合构成，不同的是F村的城镇居民是由本村农民在政府拆迁过程中所转化而来。而这些人却并未享受到与城里人同样的待遇，并未被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而是仍然以F村村民的身份享受村集体的福利待遇。外来人口也是F村的一大特色。目前该村共引入企业五十多家，吸引外来务工人员五千多人，是本村人口的两倍。外地人混居村中，在为村民带来房租收入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问题。

（三）村庄发展的过渡性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村落的社会状态会表现出其特殊的阶段性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城市化进程中近郊村落的边缘化，实质是动态城市化过程的一个具有过渡性质的聚合体。F村正处在这一种动态化的发展之中，各种要素混杂其中，充满了矛盾、对比与反差：现代思想观念与村落乡土性、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政府与村庄、本村人与外地人，乃至本村村民因阶层分化而产生的在职业、需求、生活方式、价值信仰以及心理文化素质等方面不相同的人群共存于同一村落空间内，势必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在F村，既可以看到城市里的银行、大型超市、家具市场等，也可以看到低矮散乱的房屋建筑；既可以看到老年迪斯科、现代化的家电和交通工具，也可以看到传统的“送大暑”和寺庙里的袅袅青烟。在这里，“城市与乡村各要素空间变化梯度大，是城市与乡村两类性质不同的区域间的急变革”[5]。这些冲突与变革为F村提供了发展变化的条件和机会。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F村可能最终也将与城市融为一体，从一个地道的农村村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社区，但在如今这个发展阶段上，边缘化及动态性却成为了近郊村落城市化发展过程的重要表现。

（四）村庄成员的异质性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其成员普遍居住和生活在村庄，以土地和农耕为本，呈现出较高的均质性，随着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近郊村落社会成员的均质性被打破了，逐渐地分离为多个阶层和群体，呈现出非农化、多元化、异质化的趋势。相当部分近郊村落的社会成员处于边缘化状态。卢福营教授从非农化的角度对农村社会成员的边缘化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论述，他把农村边缘人群定义为“在非农化过程中，从传统农民中分离出来却未能完成非农化，即未能彻底切断与传统农民的身份联系，同时又未被非农社会群体完全接纳，处于两种社会角色边缘的农村社会成员……根据非农化的方式，划分为五种类型：进厂（店）不弃田、亦工（商）亦农、进城不脱村、亦城亦乡、非工非农”[6]。与之相比，F村村民也具有“离土不离乡”等某些共性的特征，有所不同的是F村村民的非农化并非因土地被政府征用，而是通过集体行为改变土地利用性质，从而使村民在职业上基本实现了“脱农”，只是在社会身份上依然处于“两栖化”和“边缘化”。随着土地被征用，F村村民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分化，大多数村民“洗脚上田”，进入工厂打工或自主创业，实现了职业上的“非农化”和产业结构上的劳动力转移；少数年龄较大的村民还在继续务农，在零星分散的边角土地里寻求有限的收获；还有相当一部分村民赋闲在家，以打零工维生，这部分人以四、五十岁左右的村民为主（见表1、2）。村民职业的分化也导致了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村民在职业身份、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政治意愿上出现了多元化。“农村社会成员因职业的不同逐渐分离为众多个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占有不平等的社会阶层”[7]，这就打破了原来村庄均质同构的社会结构，也为村庄治理带来了新的局面，势必会对农村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二、城市化进程中近郊村落的“边缘效应”

“边缘效应”源于生态学，它是指“在某一生态系统的边缘，或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性质的生态系统交互作用处，由于某些生态因子或系统属性的差异而引起系统某些组织及行为的较大变化”[8]。在这里，可以把“边缘效应”引入到社会学研究领域，将其视为不同社会系统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系列反应。近郊村落正处于农村系统与城市系统的交界处，两大社会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重合，城乡各要素在这里发生汇集、交叉及反应，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边缘效应”：

（一）创造了近郊村落发展的条件和机遇异质地域间交界的公共边缘地带往往聚集了大量的互补性因子，不同的地域属性也在这里汇集交融。处于边缘地带的近郊村具有对立统一的特性——分割城市与农村，同时又将两者连接起来。其“似城非城，似村非村”的特征决定了其所处环境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同时处于交界地带的区位使其能更便捷地获取各方的资源，有利于承载多元化的社会经济活动，因此具有较高的发展价值。“它所蕴涵的综合价值使个人和团体的社会与经济活动的有效性提高，选择机会增多。从此意义上讲，边缘区可谓促进城市文明发展的前沿区。”[9]在F村，最明显的表现为发展机会的增多、人口和企业的集聚、物质和信息的迅速流通，等等。这些使得F村的经济活动更加有效、市场更加广阔、能量更加强大、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强，从而为F村的发展创造了充足的条件，也使其生命力更加旺盛。比如，随着台州市城市化发展，市区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原先的工业企业不得不向周边地区迁移，而这恰恰给近郊的F村带来了契机。F村利用自身的土地资源吸引了大量的工业企业入驻，有力地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工业企业也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一方面，F村村民可以就近在这些企业就业；另一方面，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被吸引过来，并由此给F村带来了出租房屋、经营针对外来人员的服务业等机会，明显地提高了村民的收入水平，并使得村民收入来源多元化（见表3）。

（二）构建了城市生态系统的缓冲带历史经验表明，城市生态系统具有人口高度集聚、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负功能，且其自我调节、修复、还原能力较差，很多时候无法满足城市人群的需要。而近郊村落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生态系统的这些“城市病”。城市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必然要通过各种途径向周边排解过重的负载，而近郊村正处于这一特殊地位。一些在城市看来属于负面的因素，在近郊村落却有可能转化为正面功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台州市城区的交通、能源、水源、环保等压力越来越大，原有的城市功能迫切需要改造和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部门开始逐渐向城市周边地区转移。从F村情况来看，它不仅吸引了大量工业企业，还吸引了大量外来就业人员，大大减轻了城区的压力。反过来，这些工业企业的产品及服务又能供应城区，这会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建筑业、运输业、物流业、商饮业、服务业等等（见表4），从而实现城区与近郊村之间的良性互动。建立了和谐有效的关联。近郊村落因其在“边缘区所特有的媒介和半透膜作用决定了它在城市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②。另外，从当前发展阶段来说，城市体系日益完善，虽然城市也依然在发展，但是其发展对于台州市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已经越来越有限。相反，近郊村及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将会对城乡一体化建设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提供了村落自主行动的可能空间F村在应对城市化挑战的实践中采取了集体性的自主行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可以说，F村所处的边缘化区位为其提供了集体自主行动的可能空间。首先，治理体制上的边缘化导致了近郊村落发展的双轨制甚至某种程度上无制可依的状态，从而为近郊村落提供了发展的自主选择权。其次，前文中提到F村在城市化政策中处于边缘化，政府并未对其提出具体的发展模式；同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指挥棒”的影响下，政府往往更热衷于城市及工业的发展，对近郊村前期甚至一度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这就使得F村有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能够按照城市化发展规律以及自身的需求选择适合本村村情的发展道路。再次，近郊村落的内在发展诉求为村落自主行动提供了动力。城市化的迅猛推进，使得大量的土地被征用，一方面致使近郊村落的土地资源日益短缺并增值，另一方面迫使F村实现资产形态的转换，以谋求自身的新发展；同时，通过土地转让获得的不菲的经济补偿，为F村的自主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正是在此背景下，F村将村民承包的土地集中起来，由村庄统一管理、统一开发，借助集体土地资源的自主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需要注意的是，虽然F村的边缘区位可以为其提供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和自主行动的可能空间，却缺少科学合理的规划，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甚至盲目性，有可能导致发展的无序化。首先，大量违章建筑出现。长期以来，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F村走上了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应该说农民的生存理性让他们努力地寻求自己的脱困之路，然而，等农民实现脱困之后，经济理性就开始发挥作用。在小农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近郊村民的“经济理性”是一种类似于“极端功利主义”的“另类理性”，带来了一些预想不到的消极后果。F村在发现违章建筑有利可图后，开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出现了很多未经审批的厂房，而村民则看到外来人口涌入可以带来可观的房租收益，于是在房前屋后凡是能利用的地方都搭起了建筑物，使原本拥挤的街道更是杂乱不堪。其次，强化了政府与村庄的博弈。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政府为了鼓励农村自主发展，往往对一些违章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F村大量的违章厂房甚至一度得到过政府的默许和支持。出于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当时政府还是对F村的违章建筑收取了一定的罚金，只不过罚金的70%会返还给村里，而且年终的时候还要按照厂房平方数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在这种“经济逻辑的强势下，人们对此（违章行为）往往会‘集体失忆’或者当作无关紧要的方面”[1]71，为了经济发展而把这些约束条件省略掉了。这种做法必然也会留下后遗症，由于之前通过罚款把F村的这种违规行为合法化了，使得大量违章建筑成为事实，给村庄整治和违章处理留下了极大的隐患。目前，这种违规行为还在继续，政府则依然采取妥协式的罚款方式，只不过这些罚款不再返还给村里。

（四）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近郊村处于城市系统和农村系统的直接交锋地带，其所体现出来的边缘化本身就是不稳定的表现，势必带来新的矛盾与冲突。1．结构性的矛盾。在城市化及非农化进程中，农村一般面临着两种命运：一种是外散型的非农化[10]16。大批村民外出谋生，使村庄变成“空壳村”，在非农化的过程中几近解体；另一种是内聚型的非农化。在这种村庄里，农民往往采取集体行动，在村里举办或引进非农产业，从而实现整体非农转化。F村属于后者，但是这种类型的非农化仍然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矛盾，主要是村庄工业化促使人口集聚，进而导致村庄社区结构的膨胀，而本村村民和外来人员之间在社会身份、村庄福利和居民权利等多个方面还存在较大差异和区别。2．制度性矛盾。随着村落非农经济的发展，村域范围内入驻了大量的企业和单位，2012年已达到五十多家，它们地处F村域，但并非隶属于F村，F村集体组织无权对其实施管理。伴随这些企业和单位而来的还有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2011年时已接近5000人，是F村户籍村民的两倍。这部分人员户籍在流出地，F村对其无权管理，而其户籍地政府也受地域限制，无法对其实施有效管理。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因为近郊村房租相对便宜，他们便选择租住在F村，但是并不在村内企业里工作，而是在城市中工作，这些租房客处于游离状态，很不稳定，F村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总之，上述几种状况很容易产生管理的真空状态，给F村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的风险。3．文化性矛盾。从村庄层面看，其文化性矛盾主要是指这种内聚型的村庄本身所带有的封闭性、乡土性与更大的社会延展性之间的矛盾。这种内聚型的村庄往往具有村庄利益的独享性和封闭性特征，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村庄与更大范围的宏观社会体系的联系。从村民层面来看，本村村民与外来人员之间的文化融合存在很大困难。调查中发现，F村村民与外来人员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相互交流，最主要的交流仅仅局限于房东与租客之间的利益往来，这种状态导致宏观意义上的村社区无法产生较强的凝聚力，而且会增加当地的社会管理风险。

作者：李传喜单位：中共台州市委党校行政管理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