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点赞网络互动的社会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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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赞”的由来与演变

“点赞”是相伴着社会化媒体而生的一种新型网络交流手段。社会化媒体主要是指基于WEB2.0，以参与、交流、社区化和连通性为特点的网络站点或技术工具，主要包括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一般而言，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传播主要依靠用户进行四种类型的操作，其分别为赞（like）、分享（share）、收藏（star）和关注（watch），其中，“赞”和“分享”是公开性的操作，它们能够将用户的偏好进行展示并推送给社群中的其他成员。“脸书”的帮助中心对“赞”做了如下的说明：“‘赞’是一种给予正面反馈或连接您所关心的事物的一种方法”。新浪微博则向用户这样介绍“赞”的功能：“赞是一项快速发表微博观点的方式。您可以通过点击‘赞’图标表示您对微博的支持”。因而，本文所分析的“点赞”行为指的就是用户对“喜欢”或“赞”这一功能键的操作，“赞”因此也被引申为在互动过程中表达赞同、喜爱或支持的含义。由于点赞的便利性和传递个体价值取向的直接性，使它迅速成为一个流行的青年现象。根据美国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罗森的抽样调查，发现有52%的I世代青少年（即90后）每天点赞一次或多次，而45%的N世代青年（即80后）也有类似的现象，与此相较，只有24%出生在60、70年代的代群喜欢通过点赞活跃在社交网络。国内虽然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但从2014年1月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来看，2013年网民的主体仍是青年群体，其中20-29岁年龄段已占到总体的31.2%；同时，即便传统社交类网站（SNS）的用户黏性开始松动，但仍有超过50%的网民转移到了微信、微博等新型社会化媒体之中。

因此可以推测，“点赞”依然是青年群体最为活跃的网络行为之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点赞”虽然成了青年线上交往的新方式，但同时也潜伏着相应的矛盾与危机。在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跃迁的共同作用下“，点赞”这一行为所要实现的功能已经完全超出了社会化媒体预先设计的框架—它不仅表现出赞同和支持的意涵，而且也带有多种流变性的社会意义。“点赞党”这一青年族群的出现，更是引起一场关于当代青年文化和青年线上交往形式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源于台湾导演吴念真2013年拍摄的微电影《新年头，老日子》。在影片中，女儿通过社会化媒体抱怨了父母之间的争吵，但她却收到了30多个“赞”。家庭冲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反而赢得“点赞”，这一情节引来了网友们的感慨。同时，“点赞党”还创造了自己的“入党誓词”：“不评论，专点赞……该赞的赞，不该赞的也赞”。“点赞党你的节操呢”也迅速成为热门的网络话题，网友分成“点赞只是说明已阅”和“点赞党滚出社交圈”两派进行争论。对点“赞”的讨论在2014年持续升温，光明网转载了《“点赞党”出没，你的身边有没有》一文，各大地方媒体也对“点赞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报道，并呼吁青年网民要理性地使用“点赞”的功能。基于上述的分析与争论，我们不难发现，“点赞”既能够通过便捷的意义传输形式赋予青年网民更多的话语权，又可以给他们创造巨大的主体性展示空间。不过，“点赞”绝非简单的表达赞同，一方面它被青年群体灌注了丰富的情感要素，蕴含了多样态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点赞”行为在社会化媒体的构架中也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功能。因此，要充分认识青年的“点赞”现象，就必须对其进行类型学的概括与分析，以厘清它的动力机制并在学理层面上提出反思。

二、“点赞”的特征分析

“点赞”话题所引致的争论也让网民自发地将这一青年网络族群划分成了已阅点赞族、维护关系族、真心赞赏族和跟风抱团族等不同的类型。虽然这些类型的划分较为粗略，但也基本涵纳了“点赞”行为的几个重要的功能性特征，即表意性、参与性与情感性。

1.表意性：意见表达的直接性，它是“点赞”的本质属性

由于社会化媒体需要赋予网民更多的主动权并鼓励他们自由地进行信息的传播与分享，因此“赞”被设置成了一键或一点操作（lazyclick）的快捷按键。青年网民可以通过“点赞”传递自身对某一事件或事物的观感，从而简便、高速地实现意见的反馈和聚合。

2.参与性：互动双方的交互性联系，具有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参与

较之在WEB1.0时代的以超链接建立起来的以内容为主的“圈子”而言，基于WEB2.0的社会化媒体更加注重主体的参与性。而“点赞”无论是表达关注、同意抑或是其他的含义，都能使双方参与其中。参与性同时又可以分为弱关系参与和强关系参与，这种强弱之分依据的是互动双方的熟识度和情绪的涉入程度。弱关系中的“点赞”只表示一方已接收到信息但没有更进一步的评论。而在强关系参与中，互动双方则具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点赞”也蜕变成了熟人社会中人际关系的一种复刻。中国文化向来强调熟人间的强关系参与，即“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义，莫不自然互有因尽之义”，参与也就代表了自己对他人的支持性义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点赞”的强关系参与不同于以文字作为载体的对话，它更类似于现实互动过程中的聆听、点头或微笑。因为互联网的超时空性很难将现实生活中无声和无文字的互动进行有效的展现，“点赞”则很恰当地充当了这一情景中的意义工具。

3.情感性：情绪的符号化表达，具有正向情感和负面情感两种类型

正向情感是“伦理关系”的自然延伸，其代表了深沉的责任和道义，因此，“点赞”在以强关系为主的互动中也就映射了支持和赞同的情感表现。在现实的社会交往中，当我们无法以语言的形式来传递这类情感时，通常会利用肢体动作来进行辅助性的表达，“点赞”就是这种脱离语言的正向情感在互联网上的替代形式。与此相较，负面情感的表达则更为复杂，它并不是心理学概念所界定的负面情绪，而是带有调侃和戏谑的社会化含义，并反映了青年人“恶搞”的亚文化。如在微信“朋友圈”中，青年群体倾向于互相为对方的“糗事”“吐槽”或“点赞”，在这种“嘲弄”的背后蕴藏着的则是无奈的自我解嘲。所以，负向情绪的“点赞”是对他人经历的恶搞，“以戏谑的方式打破了经典和权威的硬壳”，有意识地将痛苦转换为“乐子”，其实质是青年群体宣泄压力的另类途径。

三、“点赞”的功能探索

1.“点赞”可以为处于网络化时代的青年积累社会资本

社会化媒体中最为重要的资源是人际互联，一条信息的接力必须依靠人际间的传播才能实现其价值。所以，“点赞”使得青年网民能够更加快速地参与到他人的生活或事件的讨论之中。一方面，“点赞”是自我的表态，它宣告了自己的立场和归属的意见群体；另一方面，通过“点赞”也能够为自己赢得更多的点击或关注，从而相应地扩大了交流的范围。以上两点都有助于互动的维持和深入。诚如前文所述，网络社会中所强调的互动依然是现实生活中人际往来的延续，只不过在互联网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熟人圈子和生人社群同步叠加的复合形态而已。所以，以互动为主的“点赞”依然是以积累社会资本为指向的。借用布迪厄的观点，我们不妨将人际网络视为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而把“点赞”看作是构建这些网络的“制度化仪式”，因此“为了生产和再生产那种能保证物质利润或象征利润的持久、有用的关系，这些仪式总是必需的”。

2.“点赞”能够颠覆权威叙事，为青年重塑话语权

社会化媒体的一个核心理念是赋予每一个主体创造和传播内容的能力。这种创造内容的权力在社会化媒体普及之前，一直被纸媒、电视和门户网站等垄断。传统媒体通过科层制的组织化方式，将信息按照某种固定的格式重整后发送给受众，他们在获取信息的同时并不能进行公开的情感展示与意见表达，因此叙事带有十分强烈的权威性指向。在社会化媒体普及后，评论和“点赞”成为网民的“投票”工具，从而令网民可以决定一条信息能否转化为权威来缘。更为重要的是，“点赞”在某些情境中还能够起到破坏社会语境的作用，进而完全颠覆权威的叙事格局。比如新浪微博某大V用户在宣告自己罹患重症的消息后却收到数万个“赞”。其实，我们未尝不可将其看作是网民自发地去破坏“权威与庶民”之间互动的秩序，重塑自我在网络社会中的话语权。所以，具有颠覆性功能的“点赞”是“在社会生活的局部实践中引入混乱，造成局部失范”的破坏性实验，它既让青年网民宣泄了自身的不满情绪，也使他们获得了抵抗权威话语的快感。

3.表达虚拟的同感为青年网民提供心理上的支持

表达虚拟的同感（virtualempathy）既是“赞”这一功能按键最为原初的设计诉求，也是当前“点赞”最为主流的意义呈现。同感是指理解或分享他人情感状态并给予正向回应的能力，是主体间发生移情和互动的感性基础；虚拟同感则是指通过互联网为媒介产生的情感互动的状态与过程。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时空是嵌套在一起的，所以同感大部分发生在面对面的场域之中。而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虚化空间”拆分了空间（space）与地点（place），使得原本被远距关系所限制的互动成为可能，人们原本基于在地性的同感也随之发生了“虚化”。因此，通过“点赞”来表达虚拟的同感对互动的双方有着十分显著的社会意义，尤其是对需要获得自我同一性的青年群体而言，“点赞”所形成的虚拟同感显得更加必要。因为“点赞”一方面能提供社会支持，让信息者接收到远距离的陪伴感，另一方面“点赞”也可以展现自我观点，使自身在参与话题并进行表态时获得足够的自我认同感与效能感。

四、“点赞”现象的原因分析

总的来看，“点赞”得以流行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网络技术的革新。尤其是移动的智能触屏终端和社会化媒体的联合作用，从根本上重塑了青年网民的互动方式。但我们还需要更为细致地去理解“点赞”现象流行的成因，笔者将其划分为社会背景、文化动因和心理成因这三个层级进行分析。

1.网络技术形塑了青年网民个体化的聚合方式，它是“点赞”得以流行的社会结构背景

个体化是指个体摆脱国家和集体的控制并作为独立的行动单元来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个体化的聚合方式则指的是社会成员不再以责任和义务形成互动的联接，而是通过暂时兴趣和话题进行流动式的关联。网络技术的发展持续地推动着青年的个体化聚合方式，因为互联网实现了社会系统的脱域（disembeding），由此而形成的网络社会是一个主体与电脑互动、“一人一机”的个体化的社会。在这一情况下，青年网民群体的聚合方式也从“行军纵队”（marchingcolumns）的模式向“蜂群”（swarms）模式发生了转型，而蜂群模式的特点就在于他们虽然能用同步的方式前进，但任何一个成员却都不用对共同的利益有所承担。不难发现，由网络技术的更新所形成的个体化聚合形式具有价值多元化、互联化和匿名化的特点，这些特征都是“点赞”能够流行的充分条件。价值多元的社会氛围为青年表达自身看法提供了合法性空间；互联化则让个体之间可以通过趣缘聚合起来而成为短暂的共同体，使得“点赞”获得了一定的人口学基础；而匿名化则使网络身份与现实身份相剥离，它降低了青年网民破坏常规的社会成本，进而促使了他们通过“点赞”的“破坏性试验”去颠覆权威话语的可能性。

2.微文化形成了青年网民交流方式的极简化，它是“点赞”流行的深层文化动因

微文化是互联网文化的一个新变体，它反映了网络对话或交流日趋简单化和快速化的趋势。尤其是在twitter和微博兴起之后，网民创造信息变得越发容易，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将私人的生活进行公开的展示，碎裂化、去主体化和叙事小型化的网络交流成为常态。而且当前的信息呈现出高速流动和爆炸增长的态势，智能移动互联终端也越发普及。这些都使得青年网民能够更为及时、快速地获取新资讯，由此便导致了网络微文化的生成。微文化令青年网民必须寻找一种更为省时、有效、简便的信息处理模式，因此，“点赞”在互动过程中就极为简便地表达了“到此一游”或“已阅”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一方面不能简单地将“点赞”的盛行视为青年网络互动的“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以效率为先，追求可控性的交流方式，因为由微文化引起的“点赞”在本质上还是为了有效提高互动的频率；但另一方面，微文化又让“点赞”逐渐偏离了社会化媒体最为关键的“创作”和“对话”环节，从而使青年网民对“赞”产生过度的依赖，并挤压了双方的实质性对话。

3.青年网民自我认同的重心也发生了转移，它是“点赞”流行的心理学成因

在个体化和微文化的共同作用下，青年网民对于自我理解和自我认识方式也产生了变化。现代社会日益强烈的流动性加速了时空体系的分裂，进而让青年人习惯于通过互联网来搭建人际关系，这一行为又反过来形塑了该群体另类的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的实质是社会性自我的拓展，或者说社会认同来自于他者与自我间的对话。社会化媒体的发展驱使了青年群体与他人的对话逐渐从“言谈”（conversation）的形式过渡到了“联接”（connection）的形式，从而令他们将自我认同的动力源放置到了能够为其提供大量快速回应的互联网符号之上，“赞”也正是这类符号之一。细致地讲，言谈是面对面的交谈，它要求我们必须在时空一体的环境中展开小范围的对话；而联接则是以互联网作为中介的互动，它提供了在时空分离的情况下与更加广域的主体进行交流的全新模式。无疑，联接式的交往更能为处在流动和开放社会中的青年提供多样、迅捷和广泛互动的可能，“点赞”这种日趋无声化和无语言的联系方式显然是与之相互契合的，进而它也推动了青年群体更倾向于利用互联网从其他网民所给予的符号中获取自我认同与肯定的现象。

五、结论与讨论

从学理上看，“点赞”实质上折射了青年互动方式的变革，这来源于我国从乡土社会向网络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所引发的信息交流方式的更新。在传统情境中，我们主要通过“用嘴说”、“用眼看”和“用耳听”来产生交集与互动，而在互联网上，“用手点”则演变成了信息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点赞”也反映了网络社会内部的进阶式发展—由“读”、“写”向“点”三个阶段的依次位移。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信息源较为单一，网民处在受众的位置，因此其仍是一种“以读为主”的格局；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出场，自我写作成了互联网的主要形式，此时的网络特点也就变成了“我写你看”；而当前信息逐渐趋向碎化和内爆，目不暇接的内容使深度的互动和参与越发困难，“你写我点”也就成了最为有效的信息处理方式。不过，“点赞”本身也蕴含着不可化约的社会风险。主要体现在意义的压缩和被商业资本收编这两个方面：其一，“赞”是脱离了文字并被设计为表达赞同与喜爱的网络符码，但由于缺少更为丰富的信息补充以及相应的对话环境，容易造成“点赞”的意义趋于模糊。尤其是当前的青年群体对于信息的解读带有极为强烈的后现代特征，倾向于把信息作去中心化、去主体化和碎片化的颠覆性处理，这就使得“点赞”这种单一的功能性按键难以在虚拟空间中完整地表达主体间丰富、多元的互动意义。更为严重的是，对于“点赞”的过度依赖更有可能减少互联网上有意义的对话，令“点赞”沦为一种“无意义的在场”。从批判社会学的立场来讲，“点赞”对双方对话的化约还可能让青年网民无法获得足够的社会性自我（socialself）的成长空间，进而丧失自我反省的能力。社会化媒体虽然通过“赞”的功能拓展了网络时代的人际互动，但如果简单地以“点赞”来取代对话，那么就会造成本雅明语境中“气韵枯萎”（shrivelingoftheaura）的情况，即一种仿制现实交流的形式对真实对话的代替，它极大程度地削弱青年网民在互联网之外的现实世界的社会关联。其二，“点赞”还存在着一种被商业资本收编的可能性。“点赞”具有的信息聚合性和成员间的交互性，致使青年网民经营起来的“圈子”面临着消费市场的殖民。商业资本将口碑的打造和形象的宣传植入到了新媒体之中，以积满“赞”的数量换取相应的奖励，这种“集赞”的方式使得社会化媒体成了新的营销平台。早在20世纪90年代，卡斯特就曾直言互联网已成为市场逐利的下一个目标。对于资本而言，“信息参与者越是多样，网络上临界的群众数量便越大，价值也就越高”。虽然大众传媒被市场利用的现象不是社会化媒体所独有的，但是在新媒体传播机制的放大下，市场所利用的不再是单个的网民，而是以个体为中心、通过“点赞”的扩散效应，整体地吸纳了网民的社会资本。

总的说来，当前对于“点赞”利弊的争论，是大众对“点赞”行为的特征和功能认识不够全面所引起的。支持的一方强调“点赞”能够起到强化社会资本、链接互动关系的正向功能；而反对的一方则因为“点赞”的解构性力量便将其视为造成互动秩序混乱的首因。从前文的分析来看“，点赞”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要评价“点赞”在青年网络互动中的角色，还需要将它放到具体的情境中去进行思考与阐释。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对于青年网民而言，盲目地“点赞”非但不能达到加强参与的效果，反而会产生异化的结局，让主体行动者所希望传递的社会意义受到深度的贬损，甚至还将面临被市场资本收编的风险。总之，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点赞”视为网络时代中的青年问题，而应该辩证地把它看作是一种青年互动的亚文化。与其过分地苛责“点赞”现象，不如引导青年群体合理地使用“点赞”。

笔者认为，正确的“点赞”原则是在合乎语境的情况下，通过“点赞”这一社会化媒体的符号设置来促进多方交流和表达自我态度。基于此，青年网民一方面必须提高自己的反思能力，不盲目地跟随他人“点赞”，既要考虑到社会规范的约束，又要谨慎思考“点赞”引起的连锁效应和社会风险，以防止青年网络互动的亚文化滑向价值虚无的反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亦要大力促使青年群体建构起复合型的交流方式，将现实与网络、“点赞”与文字进行交叉式的关联，从而推动网络空间中的“点赞”与文字性的评论以及现实生活中面对面的互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旨在产生更多有意义的对话，以使青年群体获得多方位的社会支持与社会资本。

作者：王斌单位：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