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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的必然性
(一)城镇化建设所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在实施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截止到2013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近50%,而且速度还会加快,预见到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0%,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如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对城市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提出了挑战。同时,城镇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征用农村的土地,如何改善土地的征用模式,调节利益分配模式,给失地农民以生活保障是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城市化也意味着城市向农村的扩展过程,如何保持原有的农民生活方式,保留农村文化的特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直接与群众打交道,处理征地拆迁的正是乡镇一级政府。
(二)建设有限政府的需要我国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政府的主导性比较明显,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欠缺,民众的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都还处于一个较弱的水平。尽管这种社会管理体制比之改革之前的集权式的静态管理体制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己无法适应当前快速变化的社会形势。尽管我们一直在强调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政府”“有限政府”,但是实际上政府的主导作用仍然非常明显。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和义务,这种管理体制尽管在一定时期内有较高的效率,但是却以付出更高的政治、经济、社会成本为代价的。这种管理模式的结果出现了一个现象:大部分的社会矛盾(无论是经济纠纷还是邻里矛盾)都需要政府出面解决。如果解决方案不合当事人的意见,则当事人可能采取“上访”这一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由于当前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对上访这一问题的强调(在约谈机制出台前,许多地方对上访采用一票否决),当地政府不得己使用各种手段息访,有些地方甚至采用办学习班等手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可能造成新的社会问题。以至于在维稳方面出现了“越维越不稳”的怪圈。政府是每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而每个人的精力、知识及能力水平都是有限的,以有限的精力应对无限的社会问题,最终会出问题,这也表明这种管理模式无法持续。
(三)公民参与意识增长的必然要求近些年来民众的参与意识、维权意识明显增强。比如在各地的人大代表选举中,出现了公民自荐参选的例子,也就是所谓的“独立候选人”;民众监督政府的意识也在增强,如广东的欧伯“随手拍公车”活动,就是对政府的一种监督。各种环保事件中,民众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进行社会动员,以“散步”或“购物”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此外,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政治参与也成为我国公民表达自己意愿的重要途径,通常表现为网络反腐与网络监督。象“周久耕事件”“雷政富事件”等都是通过网络而广泛传播,形成网络民意,引起政府重视而得以解决。网络促进了民众的表达自由。每个民众都有表达自己利益的需求,由于在现实中政治参与的高成本及存在的社会风险,以及参与渠道较少等原因,许多人选择网络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网络参与的特点在于其平等性、匿名性及信息的平等性,这极大改变了当前的官场政治生态。
二、乡镇政权由管理走向治理的体制性障碍
乡镇政府在我国正式的权力体系里处于最末端,它直接与广大的农民群体打交道,对农村社会进行管理,担负着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安全的职责,俗语说“农村稳则天下安”,如何实现农村社会由社会管理走向治理对于实现国家治理能务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目前要实现这些转变还存在着许多障碍,以下仅就所调研的乡镇分析体制性障碍。
(一)乡镇政权的权力过于集中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乡镇政权与上级政权相似,也设置了几套班子,即我们通常说的党委、政府、人大,在乡一级是没有政协这一套班子的,不过设了一个政协联络小组长,由一名副书记兼任。派在农村没有建立组织,也没有发展成员。按照法律规定。在县一级或更高一级的政权,人大履行法律赋予的权力:如财政预决算、质询权、监督政府的权力,政府每年向人民代表大会做报告。乡镇一级虽设立了人大主席团,但是没有独立的职能,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人说起过这个机构。在乡镇,人大主席团除了每年开一次乡镇人大会之外,几乎没有其它活动。乡镇设有许多机构,如党政办、综治办、计生办、财政所、规划所、土管所等,但是我们通常是说乡镇一级是“两套班子,一套人马”,党的机构与政府的机构是比较重合的,并没有明确的工作分工。乡镇工作的人员都围绕着所谓的中心工作进行,他们认为乡镇的中心工作有“社会稳定,安全生产,信访,计划生育”等,如果这些工作上级提出了什么要求或要突出整治则大家一起上,另外的象一些非中心工作,如一些日常的为群众提供服务的事情则按照所属的部门进行。这种现象学者用“一体性的机构”进行了概括。乡镇的党委书记与乡镇长是乡镇一级的最高领导,乡镇长负责乡里的行政事务,如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但是乡镇最高的权力掌握在书记手中。权力的过分集中非常不利于由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因为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带来权力的多元化及平等化。乡镇一级的权力过分集中在党委,人大制度的作用没有发挥,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没法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
(二)压力型体制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理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指标体系。在现实运转中,县级政府对各级乡镇有非常具体而又繁密的指标考核体系,年初,各乡镇与县级政府签订目标管理责任状,年底,县政府下属的各个部门按照这个指标体系对乡镇进行考核,并就考核的结果进行全县排名。这种做法给各个乡镇领导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除了面子上的问题还涉及到升迁问题,所以乡镇政府的工作基本上按照这个指标体系进行。这种压力型体制影响、形塑着乡镇政府的行为。乡镇政府的工作都围绕着考评指标进行,琢磨上级的意图,选择的是对上级政府负责而不是群众负责,所以在使用的管理手段、管理目标上与社会治理所主张的平等协商、多中心治理是矛盾的。
(三)民主协商的决策体制没有形成,群众与社会组织参度不够社会治理不同于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治理强调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权力的运作是一种平行的或者说交叉的运行状态,当前乡镇一级政权的运行更体现为一种纵向的运行。由于上述所说的乡镇权力的一体性机构及一体性权力,所以当前乡镇一级的决策体制缺乏民主性。权力来源于上级,也由上级对政绩进行考核,所以群众在决策及监督过程中参与度不够。
作者:刘春春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