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村社会网络的革新建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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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空心化对村落社会网络断裂的影响

1．村落社会网络的断裂对整体网络的可能影响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村落空心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如果将村落视为由不同的人并且因有发生的实际社会关系构成的一个实体，那么村落的空心化意味着社会关系的数量越来越少。以安徽省霍山县一个自然村的所有成年村民的社会网络为例，根据村民实际发生的关系，将村落内发生的关系合计按照强关系和弱关系的类型进行划分，并用Netdraw软件绘制成图，见图1（左为该村村民强关系网络图，右为该村村民弱关系网络图）。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选择的强关系是指在一起能够聊得来，交流的时间长，但交往频次可能根据空闲时间的多少而有所不同的关系。弱关系是指关系一般，交流时间也短，甚至一月都没有的关系，这些人即使见面，也多表现为礼貌地问候或者开几句玩笑。

图1中的实心圆圈或空心圆圈表示为村民；图1中未有连线的点表示该村民与其他村民没有发生社会关系，有连线的则发生了社会关系；空心圆圈表示该村民为村落中的切割点，即如果没有该村民，那么村落成员可能由此分裂为两个群体。从图1可推断，一旦图1中有更多的人口外出务工，那么强关系和弱关系网络均会受到影响，个体的网络密度均会减小。其获得邻里劳动力互助、信息、借贷等方面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强关系网络中，随着劳动力外出，强关系网络更易断裂，并可能分裂为几个孤立的网，这将导致村落成员中更多的人孤立在强关系之外。根据相关的研究，强关系承担着有价值的且排他性很高的信息或者资源传输的功能，那么可以预见，农村人口的外出，将对强关系网络的断裂有更大的影响。

2．村落社会网络断裂影响的性别和年龄影响差异村落的空心化现象所表现出的社会网络的断裂对农村发展的影响论述较多，近年来尤其涉及对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影响的讨论。已有的大部分研究讨论了外出务工对家庭功能的影响———留守人口的物质支持、家庭情感等功能不能够得到有效满足。本研究的案例分析表明，社会网络的断裂存在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以强关系网络为例，通过对村落成员社会关系密度的调查发现，男性和男性交往的密度为0．12，女性与男性的交往密度为0．4，女性和女性交往的密度为0．7。这表明，一旦有男性劳动外出，留守在村落中的男性劳动力的社会网络比女性更易受到影响，并且由于其密度较低，其断裂的可能性更大。

从不同年龄的社会关系差异来看，根据调查，村民的社会关系在同年龄段发生的可能性更高些。以强关系来看，在和村民讨论的时候，得知年龄相差十岁左右的人均被村民视为“年龄差不多的人”。根据调查有22人的社会关系对象的年龄差异范围在2～22岁，标准差小于或者等于13，基本上可以认为村民喜欢来往的邻里主要是年龄相差不大的人，即可认为这些交往群体主要属于同辈群体。那么可以推断，大部分中年和青年群体外出打工对社会社会关系的影响也主要是对同辈群体的社会关系的影响，也就是说中青年群体将受到更大的影响，而留守的老年群体和儿童群体与村落其他同辈群体的社会关系断裂的程度可能不大。

机会成本与外出务工

面临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带来的空心化问题，很多农村实践者也积极研究甚至实践了许多方法。特别是在一些资源型村落，积极提高资源的附加值，创造在当地的就业机会是其中的重要措施。然而即使如此，农村劳动力外出依然是难以阻挡的趋势。已有的很多研究证明，当前农民外出与其成本和收益有直接的关系。笔者对资源型村落的调查发现也是如此，当外出的效益显著大于在村落中从事农林职业的效益时，村民更倾向于选择外出务工。被调查的村落为J村的两个自然村，是当地一个典型的以林业为主的村落，共有59户农户。这些农户中，从事非林业工作的有94名，其中82名外出打工，有39个家庭有外出务工人员，占68．42％。直接从事林业工作的有51名，占所有从业人员的28．65％。从事种植业和家务的有33名，占比例为18．54％。其中，在51名从事林业工作的村民中，仅采伐并直接销售的占23．53％，其销售产品主要为原木和楠竹；单从事林业相关加工的占31．37％，其主要是竹扇、香芊；既直接采伐销售又从事加工的占37．25％，其产品主要是原木、楠竹和加工竹扇、木方以及木炭；加工商占7．84％，加工产品为木方和跳板簚。从事林业的村民的年纪总体偏大，其平均年龄约为45岁，而从事非林业的农民的平均年龄约为32岁。在J村的两个自然村所普查的59户中，虽然林业资源丰富可以利用，但共有16户没有经营山林，占总户数的27．12％；有3户将山林承包给了他人。

近两年来，从事非林工作或者加工的家庭更达到34户，约占59．32％；家里有劳动力经营山林的农户共有25户，约占40．68％。若将从事林业加工的家庭也计算为经营山林的，那么从事非林工作的农户有29户，约占49．15％；从事山林经营的农户则占30户，约占50．85％。通过深入访谈得到不经营利用山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外出打工，家里没有别的劳动力。第二，山场面积少，经营不划算。第三，家里没有劳动力经营山场。

进一步的统计表明，有3户将山场承包给了别人，承包期为10年。一户在南江桥从事修鞋，并且把家人和孩子都带过去帮忙。另一户家里的孩子在板江乡卫生院从医，年纪66岁左右，还有一老人91岁，都在家休息。还有一户在板江帮人带孩子，自己的两个孩子大学毕业后在外打工。有9户的山场委托给了别人管理，并且别人也能够经营的。有两户LYJ和LSJ同为弟兄，山场委托给了自己的兄弟LXJ管理。分家后这两户山场规模有3个人的，其中一户的户主和妻子从事公交运输，另一户的户主34岁在外打工，母亲在镇上做生意。

LXH家里的山场规模为3个人的，其委托给了自己的舅子管理和使用，自己和妻子在镇上做卖肉生意，儿女都外出打工。XMY与父亲分家后，家里有1个人的山，现在他和妻子都在外打工，山场委托给父亲管理使用，LWH有3个人的山，委托给了自己的大哥管理使用，自己在乡上开了一个竹扇加工厂。LJL的山由自己的父亲管理，家里人都外出打工。LQH、LGH和LLH三户共3个人的山，都委托给了弟弟LZH管理，LQH家在镇上做生意，LGH一家在村里开诊所，LLH从事木材加工和各种生意、包工等。

另外有7户的山场则在近5年内没有利用。ZGZ家里有2个人的山场，无男劳动力，自己在外打工，儿子15岁，在上学，另有一81岁母亲。LMC家里有2个人的山场，身患心脏病，干不了重体力活，妻子和两个女儿在外打工，儿子刚初中毕业。LQM家里有3个人的山场，自己开农用车拉货，妻子经商，弟弟是船员，还在上学，老人在家做家务。LSM家里有1个人的山场，自己从事摩托车维修业务，妻子做家务，两个孩子上小学。LFC有3．5个人的山场，自己和妻子以及女儿都在外打工，儿子上中学。LGC有3．5个人的山场，3个劳动力均外出打工，1名老人在家忙家务。LJM的山由哥哥负责管理，两口子都在外打工，仅在上一年卖过800元左右。统计中另外15户不抚育山场的农户则是家里主要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偶尔在中途或者过年回家时才采伐一些资源来卖。上述详细的调查表明，即使村落中有资源可以利用，如果其外出的收入高于村落利用资源的收入如外出打工、商业、运输等，那么村民更愿意外出。也就是说，当利用村落资源的机会成本高于外出务工机会成本时，村民更倾向于外出务工。

社会身份的选择与外出务工

但是上述机会成本并不能够代表所有村民均遵从这一逻辑。除了机会成本，外出务工还有结构性的因素，这一因素就是社会身份。对于年轻人而言，社会身份因素比机会成本因素更为重要。先对在J村从事林业加工和在外务工的收入进行对比（表1）。从J村从事各类职业的收入比较可以看出，外出务工的最低收入比在家从事扇架加工的最大值要低，但这些人依然不愿意在家从事林业加工。这种现象与上面分析到的机会成本现象相反，由此表明还存在别的因素影响外出务工的选择。在J村调查中发现，未成家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并非单单是经济理性的选择，这和对职业身份背后附着的其他特征有关系。在J村访问到的1名19岁的女孩，她中专毕业后在广东打工，对于在家做扇子加工和香芊加工与外面打工相比，哪个收入好些，为什么要外出？她有明确的答案：“在家里做满同样的时间，那在家攒得钱多些，但家里不好玩，外面好玩。”

不少男青年也是如此，在大城市打工他们有更多的娱乐等活动，在生活方面也更为丰富。该村的青年YZG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没结婚的时候出去打工好玩些，挣多少钱也没多大关系；但结了婚后再出去打工就觉得压力大，是带一家人出去，一个人挣钱，要想着家里人的生活；现在家里做扇架一个月能挣1500元，如果是自己的竹子还能多挣点，在家干活可以照顾父母和孩子。这种负担家庭责任的社会身份在已有的研究中也有相似观点。”

这两个个案表明劳动力外出，尤其是青年劳动力外出与城市生活的身份有密切的关系；青年YZG结婚后的表现则说明当其组建家庭，担负起家庭责任后，其行为选择又有所差异。其他地方的案例也表明身份的重要性。2004年在青海调查的一个案例则表明职业背后的身份偏好。在对当地实施职业技术培训对生计替代的影响效果的评价中，访问到一学了电焊技术培训的青年。笔者问道：如果从事电焊和养羊能够赚同样的钱，你会从事哪个行业？青年回答到，从事电焊。问道：为什么？他回答道，电焊是个职业，养羊不是，听起来电焊也要好听些。这种附着在职业上的身份价值差异也正是青年选择外出的重要原因。

身份价值的重要性不仅是面子问题，而且有实在的价值。笔者2010年在四川一农村调查到的一个个案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一青年在村中帮人养猪，月净收入2000元，与在当地外出打工相当，但是每次说媒相亲，对方问及职业就打住了。其中一原因就是因为他从事养猪。两年后这位青年辞掉了养猪的职业，外出从事非农职业。由此可见，身份的重要性还在于其附属的价值能够有效地满足农民社会需求。

结果与讨论

上述分析表明，当前农村空心化的趋势表现为村落社会网络的断裂，特别是强社会网络断裂的可能性更大。网络的断裂，将导致村落更多的人孤立，这就难以获得依赖网络传播的信息和资源。除已有研究表明家庭支持网络因为人口外出务工而断裂，并出现留守人口现象外，案例分析表明：留守在村落中的男性劳动力的社会网络比女性更易受到影响，并且由于其密度较低，其断裂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大部分中年和青年群体外出打工对社会关系的影响也主要是对同辈群体的社会关系的影响，也就是说中青年群体将受到更大的影响，而留守的老年群体和儿童群体与村落其他同辈群体的社会关系断裂的程度可能不大；但是当其中的切割点一旦外出务工，那么村落的社会网络将进一步分裂，强关系网络断裂并分裂成几个网络的可能性更大。

恢复存在大量留守人口的空心村的社会支持网络除了重在已有研究提到的对家庭功能的弥补，还应该注重对留守中青年社会网络的恢复和重建，以及村落社会网络整体的恢复和重建，或者建立功能性的支持单位以弥补村落整体网络断裂后带来的各种损失。这实际也是重建空心化村落社会资本的重要措施。已有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承载各种信息流、资源流和物质流，而且不同强弱程度的社会网络承担着不同的信息流、资源流和物质流。

既然空心化存在各种分裂的网，如何桥接这些不同的网则是空心村治理需要关注的重点。有两种可能的干预方式可以实施：第一是通过搭建各种生产和生活平台来促进村落成员的交流，逐步实现各个断裂的网络的结点通过新的结点桥接在一起，实现信息流、资源流和物质流在村落中的广泛流动；第二种是建立专门的功能性机构，来满足各个村落成员信息流、资源流和物质流的需要。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一些公益机构和地方政府采取吸引劳动力回乡继续从事农业的措施，但考虑到本研究对农民外出务工的选择因素的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劳动力外流除了考虑机会成本的经济理性外，还涉及社会身份选择的理性；特别是青少年更加重视社会身份的选择，因为在这些身份背后还附有城市生活、结婚条件等等属性。由此可见，当前村落空心化引起的留守人口问题以及农业劳动力匮乏等问题的治理不单单是在村落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农民待遇的问题，而是考虑到社会身份这一结构性因素后的综合治理。在当前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这二元身份结构下，空心村社会网络的恢复和重建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也只有充分考虑到职业的二元身份，农民回流，恢复社会网络的可能性才会更大些。

作者：苟天来左停毕宇珠单位：京农学院城乡发展学院副教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京农学院城乡发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