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群居的社会网络探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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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居留韩国人的基本特征

如上所说，1992年韩中两国建交后，陆续有大批韩国人来到中国，根据韩国外交通商部估计，2009年在华居留的韩国人数有所上升。如此众多的韩国来华成员大体分成以下几类：首先是大公司工作人员和政府官员。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韩国第一大出口市场，早在多年前很多韩国公司就把眼光投向中国。第二类是私营企业主和自由工作者。而且公司数量众多，有各个行业。

还有，根据韩国学者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华居留韩国人的教育水平较高：被调查的249名韩国人中，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占调查总数的74．2％，而且对于“在韩国时你从事什么职业”的问卷，有占调查总数23．0％的人回答为“一般公司职员”；有占调查总数19．3％的人回答为“私营企业”；另外19．3％的人回答为“经营管理”，也可以说，他们在韩国从事的是中产层以上的职业群。

韩国社区的形成以及各种社会网络

在1990年代后期，韩国人移居中国的数量越来越增加，韩国人聚居的社区也就应运而生。在华韩国人大多居住在大中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山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韩国社区是：北京望京、五道口一带；上海古北、龙柏新村、吴中路一带；青岛李村等。位于北京朝阳区的望京是韩国人居住、生活最多的地区，其中韩国人口占到望京总人口的1／3，约10万人左右。

1996年200多户韩国人第一次来到望京，因为朝阳区有不少韩国企业的办公地，另外，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韩国人因承受不住市中心高额的公寓租金，就纷纷移居到这一地区。200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韩国人移居到这里，社区由此而形成。位于上海闵行区的龙柏新村也是韩国人聚居的地方。目前龙柏街道办事处登记在册的韩国人，占住在此地的全部外国人的80％。很多韩国人居住在龙柏的主要原因是区位优势。就是说，韩国总领事馆、商会、贸易协会和大量韩国企业都在虹桥，又有着紧邻延安路高架的便利交通。除此以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龙柏定居着几千名朝鲜族居民，同样的语言文字，让韩国人觉得与他们为邻“很舒服”。

在这样的韩国社区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那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社会资本空间。其中，以韩国商会、业缘关系结成的各种协会、同乡会、校友会、宗教组织以及各类体育组织最为突出。

（1）韩国商会以及各种协会对于以经商为目的生活在中国的韩国人来说，韩国商会是一个重要的组织。它是在1993年成立的，该组织的分会遍及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等24个地区。韩国商会一个最重要的职责是为韩国商人在中国各个地区投资提供详实的资料。例如为了给韩国商人提供信息支持，韩国商会跟各个地方政府关联良好，能准确获取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政策法规以及各种经济方面的信息。而且是为韩国人的团结举行各种文化活动，如在上海韩国企业面向韩国留学生召开的招聘、推介、培训大会，另外还有韩人体育大会、为韩国居民举办免费讲座等诸多活动。

（2）校友会、同乡会校友会与同乡会都是通过学缘和地缘等因缘来形成的组织。在韩国社区里设立了很多的校友会。如各个大学以及很多高中的“同窗会”。通过校友会，韩国人能扩大自己的人际沟通网络。同乡会也较为活跃，韩国人在各个韩国社区里设立了自己的同乡会。同乡会为不同地方的人提供了家乡的氛围和安全感。

（3）宗教组织在华韩国人按照各自的宗教信仰习惯举行和参与各种宗教仪式。其中，基督教的活动是，通过教会拓展韩国人内部的关系网络，并且得到了情感支持以及实际帮助。这对于其适应在异国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宗教活动赋予他们一种新的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构成的认同。

（4）体育组织在韩国社区里，因运动的缘故结成的各种组织协会也比比皆是，像足球协会、棒球协会、网球协会、跆拳道协会等等。在体育运动中，人们更易于敞开心扉，彼此成为朋友。这些韩国人组织和协会就是在华居留韩国人提供一个空间，韩国人据此得以交流情感和各种信息，并且获得社会资本。

那么这些网络的强度如何呢？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韩国人参加的组织和协会中，比较活跃的是校友会、同乡会等因缘组织以及宗教组织和体育组织。这些组织是一个初级团体，大都是以熟人为主体的，即成员之间的同质性很高，同时成员之间的感情和亲密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因而这些组织对于入会人员具有某种程度的限制性和封闭性。从这个意义来讲，这些组织的各个内部关系是比较强的，即可以叫“强关系”，而这些组织内部形成的社会资本是可以叫普特南所说的“团结约束性的（Bonding）社会资本”。与此不同，韩国人加入次级团体的频率有所降低。根据韩国学者进行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175个韩国人中，65．7％的人参加各种宗教组织，其后依次为校友会（51．3％）、同乡会（50．8％）、商会（46．6％）、各种体育或爱好协会（45．2％）和韩人会（42．2％）。而且对于“自己参加的社会组织是否有助于异国生活”的问卷，31％的参加各种宗教组织的人回答为：“一点也没有帮助”；45．1％的参加韩商组织的以及42．9％的参加韩人会的人则回答为：“一点儿也没有帮助”。

从中可见，包括韩商组织和韩人会在内的次级团体，是比初级团体对在华居留韩国人的影响没有那么高。那么在华韩国人的社会组织为何偏重于初级团体呢？这是因为成员相互之间的信任不足。根据韩国学者进行的调查显示，对于“在韩国社区里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的问卷，有52．7％的人回答为：“韩国人相互之间的信任不足”。例如住在上海的私营企业主P先生说：“其实我本人也不太信任我不认识的韩国人。我们韩国人的关系原来并不是这样的，不过，很多韩国企业被韩国人上当了，而且这样的消息在韩国社区里传开了，之后在华韩国人自己要小心跟韩国人交流。反而一提到校友或者同乡，心理就很舒服，我觉得他们是我的人。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必要去韩商或者韩人会之类的组织。”

结束语

自1992年韩中两国建交以来，越来越多的韩国人通过商务活动、学习交流等方式来到中国，而且，最近韩国人在华居留呈现长期化趋势，在一些大中城市里逐渐形成了被称为“韩国城”的族群社区（韩国社区）。而在韩国社区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给他们提供一个社会资本空间，其中同乡会、校友会、宗教组织以及体育组织等初级团体都是以熟人为主体的，同时成员之间的感情以及亲密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因而这些组织对于入会人员具有某种程度的限制性和封闭性。从这个意义来讲，这些组织的各个内部关系是比较强的，可以叫“强关系”，而这些组织内部形成的社会资本可以叫普特南所说的“团结约束性的（Bonding）社会资本”。与此相反，韩国人加入次级团体的频率有所降低，这是因为成员相互之间的信任不足。在韩国社区里的社会网络，主要是通过特定的社会组织来形成的。这些组织的成员拥有共同的目的或价值观，而且通过各种活动和定期聚会，来维系他们内部的关系，进而形成了一种被特殊化的信任，这是只有他们之间的信任。并且这样的信任不太有利于提高韩国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

作者：李修仁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