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收支平衡性的人力资本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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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

（一）测算方法20世纪60年代之前，度量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力资本投入的方式基本上是直接核算劳动者的数量，就如同计算工厂中使用螺丝钉的数量一样。随着舒尔茨、贝克尔和丹尼斯等倡导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人们意识到不同教育水平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差异问题，劳动者生产率的异质性逐渐受到重视。为此，基于投入、基于收入、基于受教育水平和基于综合指数的各种测度人力资本的方法逐渐发展出来。基于投入的方法主要源于舒尔茨按照人力资本投入测算美国1929-1957年期间人力资本存量增加的研究。此后，基于边际生产力理论和资产收益估价方法，一部分学者提出以劳动者收入作为劳动力要素的贡献，乔根森和弗洛梅尼即以劳动者终身收入折现的方法做了测算。另外，穆里甘和马丁用收入与单位人力资本所得收入的比值构造人力资本指数，对美国的人力资本进行了度量。与此同时，以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为人力资本变量的方法也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萨卡罗普洛斯就以受教育年限为指标测算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1985年的研究已包含了60个国家的教育投入和发展数据。1993年，巴罗和李钟和提出用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对人力资本进行估算。由他们建立的数据库不断更新和扩展，截至2010年，该数据库已囊括全球146个经济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经合组织（OECD）、亚洲发展银行（ADB）也主要使用了这种方法。国内已有的一些代表性研究（如蔡昉、王德文，1999；胡鞍钢，2002）对人力资本的测算基本都沿袭了这种方法。此外，陈钊等人(2004)的研究则通过动态预测的方法，填补了缺失年份的数据，形成了1987-2001跨期15年的面板数据。就人力资本度量而言，受教育年限是相对综合、全面的变量，它既体现了劳动人口受教育的强度，即教育的入学率和完成率，又考虑了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层级结构，即各级教育的劳动人口比例。用受教育水平测算的教育人力资本包括总量和劳均两项指标，计算公式分别为：HT即教育人力资本总量，它以受教育程度为指标反映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和技能。教育人力资本总量是劳动人口与其相应受教育年限乘积的总和，作为劳动人口受教育时间长度的复合度量单位，教育人年表示1个劳动人口受教育1年，其人力资本总量增加1教育人年，以此类推。durj,t是j级教育的受教育年限系数，即t年教育程度为j的劳动人口受教育年数；Lj,t是受教育水平为j的劳动人口数。ST即劳均受教育水平，是总量与劳动人口的比值，用以反映教育人力资本的均值。

（二）测算结果考虑中国人口统计的数据特性，将劳动人口的范围界定为15岁及以上的广义劳动人口，不考虑劳动参与率问题，使用人口普查和相关数据，按照公式（1）和（2）建立全国及各省的教育人力资本实存账户。经计算得到主要年份的教育人力资本总量与均值，如表1所示。

二、教育人力资本的盘存

（一）盘存方法虽然以人口普查资料建立的教育人力资本实存账户近似反映各省经一段时期增减变化的最终实存结果，但数据间隔期太长，不足以充分反映其具体变化的过程。以自然年度为统计周期的教育和人口统计为笔者通过永续盘存法建立盘存账户提供了依据。永续盘存法在资本账户的应用源自戈德•史密斯（1951）对物质资本存量的开创性研究[18]。国内相关研究也均以此为基础，如，张军（2004）[19]、钱雪亚（2004）[20]分别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存量进行了永续盘存。本研究使用永续盘存的基本程序是：第一步，以实存账户的初始规模作为盘存账户的初始规模，保证二者具有可比性；第二步，对确定初始规模后一年中的人力资本形成和减损进行登记与计算；第三步，按照盘存公式计算出当年的人力资本规模增减变化量和期末结存规模；第四步，将上一年的期末结存规模作为下一年的期初规模开始新一轮盘存；第五步，对两次人口普查之间的年份进行逐年盘存，从而得到全国及各省年度人力资本规模。其中，Hi,t是i省t年初的教育人力资本规模，ΔHi,t是新形成的人力资本规模，ΓHi,t是减损的人力资本规模。t年期初存量加当年净流量（新增流量抵扣当年减损流量）便得到t年末的存量，也即下一年（t+1）年初的存量。虽然教育人力资本存量H是时刻变动的，但根据当前可行的技术，笔者只能假定H相对稳定，一年集中核算一次人力资本的流量，即新增的ΔH和减损的ΓH。其中，新增人力资本流量ΔH来源于各级教育对人力资本的贡献hj，即：新加入劳动力市场的各级教育毕业生人数Lj及其累计受教育的年限durj。需要说明的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中未继续升学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部分既新增加劳动人口，又改变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其受教育年限durj为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累计的受教育年限；由于各级成人教育的毕业生已经在其第一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时记为劳动人口，因此，不计入新增劳动人口，只计算因接受成人教育而改变的受教育水平，即其新增的受教育年限。减损的人力资本流量ΓH来源主要是死亡人口、丧失劳动能力人口和迁移三个部分。前两部分相对容易测算，迁移流动人力资本的测算则相对困难。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加强，据估计，1978-1999年期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达1.18亿；1997-2000年期间年均增长1000万人；2003年末，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达1.69亿人[21]。然而，囿于统计口径和方法的不一致，基于户籍的人口统计并不能充分反映中国人口流动和迁移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本研究的盘存工作只能假设不存在人口大规模迁移，建立静态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由此，两次普查之间的人力资本存量和流量不包含因人口流动因素所致的变动在内。

（二）盘存水平经过盘存，研究得到了1990-2010年全国及各省盘存账户中历年的教育人力资本总量、均值和劳动人口规模。1990年是共同的起点，2000年和2010年则既包括通过人口普查资料计算的实存结果，又包括通过盘存获得的账面结果。通过对盘存账户的分析，笔者得到以下几点初步的结论：第一，在静态增长模型中，如果排除人口流动的因素，只通过教育因素新增和人口死亡等因素自然减损，各省教育人力资本的总量和均值水平会保持大致相同的增长速度。第二，2000年和2010年的教育人力资本账户差异，有可能是源于盘存过程中的数据偏误，也有可能是因为盘存公式中没有考虑的人口流动等其它因素所致。第三，大部分省份的教育人力资本账户差异都较小，出现明显较大差异的主要是广东、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河南、西藏和青海等人口流动的频发省份。

三、账户平衡性分析

（一）实存账户与盘存账户的差值前文分析发现，在2000年和2010年，教育人力资本实存账户与盘存账户存在差值。为进一步探究这种差异，笔者计算了两个账户的差异度，公式为：账户差异度=（实存－盘存）/实存（7）由此得到的账户差异度是相对实存结果而言的，去除了人力资本原有规模的影响，能够较清晰地反映盘存与实存的差异程度。经计算，全国教育人力资本实存总量高于盘存总量，二者之间的差异度在1991-2000年期末为2.62%，在2001-2010年期末为3.55%。由于人口流动主要发生在省际之间，全国账户中4%以内的差异应当可视为正常的误差；部分省份的账户差异度较大，超过容许偏误范围，则可能是由没有考虑人口流动等模型设定误差所致。表2报告了各省的账户差异度和经标准化处理的账户差异度标准分。

（二）账户收支的失衡依据标准化差异度，1991-2000年期间，全国29个省份（四川、重庆由于区划调整，不做统计）中，教育人力资本实存总量超过盘存量的省份有11个，占到总数的37.93%；其中，差异程度较大（标准化总量差异度大于1）的是西藏、广东、北京和上海。实存总量少于盘存量的省份有18个，占比62.07%；其中，差异程度较大（标准化总量差异度小于-1）的是青海和安徽。2001-2010年期间，31个省份中，教育人力资本实存总量超过盘存量的省份有13个，占总数的41.94%；其中，差异程度较大的省份有4个，与前一期相比，仍然在列是西藏、北京和上海，另外增加了天津，而且北京成为差异程度最高的省份，实存总量比盘存量多出了30.22%。实存总量少于盘存量的省份有18个，占比58.06%；其中，差异程度较大的省份分别是河南、贵州、湖北和安徽。综合来看，教育人力资本账户不平衡的省份数量和结构基本稳定，但部分省份不平衡的方向发生了改变。

四、人口流动与账户平衡性

在实物资产的管理过程中，实存账户和盘存账户之间的差异通常是源于没有在账户登记中及时反映资产的增加和减少。而教育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减不可能逐笔登记，出现一定程度的账户差异也就难免，但在考虑了人力资本正常盘存误差因素后，仍然出现显著的差异，就需要特别考察其原因。一方面，静态增长模型虽然充分考虑了人力资本形成和减损过程中劳动人口的自然增加、死亡等因素，但近20年来中国大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流动问题却没有及时反映，上述模型遗漏了省际间劳动人口动态流动这个重要变量。因此，两次普查之间的人力资本盘存存量和流量估计是忽略了人口流动因素的理论状态。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得到的教育人力资本存量（1990、2000和2010）近似反映了实存状态。由此推知，除去随机因素的干扰，理论状态和实存状态的人力资本盘存差额就可以粗略地被视为主要由大规模人口迁移所造成的变动。对比分析标准化的教育人力资本总量的账户差异度（HSTOCK）、劳均受教育水平的账户差异度（HLEVEL）和劳动人口规模的账户差异度（MLABOR），可以发现，三者在变动数量和方向上都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以此为主要变量的回归分析，可以检验是否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两次账户平衡性分析的结果构成了两期面板数据。豪斯曼检验表明，固定效应（FE）比随机效应（RE）估计的结果更好。然而，沃尔德检验证实了组间异方差的存在，即各省份之间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笔者使用可行广义矩估计（FGLS）纠正异方差问题。回归结果详回归结果表明，就标准化账户差异度而言，劳动人口与教育人力资本总量及劳均受教育水平均显著正相关，但效应量有别。其中，劳动人口账户差异对人力资本总量账户差异的边际贡献（0.890,p<.01）要远高于对劳均受教育水平账户差异的边际贡献（0.082,p<.10）。教育人力资本总量增长有两个来源：劳动人口增加和劳均受教育水平上升。劳动人口的流动一方面直接改变人力资本总量，另一方面又通过人口结构的改变、知识外溢效应等途径间接地改变劳均受教育水平。由于本研究集中关注由人口流动所致账户差异，因此，可以认为：人口的净流入（标准化劳动人口数量账户差异度为正）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力资本总量和劳均受教育水平的外溢；人口的净流出（标准化劳动人口数量账户差异度为负）导致了人力资本总量和劳均受教育水平的损耗。

五、结语

本研究聚焦于省级教育人力资本收支的平衡性，通过建立实存账户和盘存账户，一方面，测算了各省历年教育人力资本的总量、均值和劳动人口规模，另一方面，对比这三项指标在两个账户间的差异。由于普查数据间隔期过长，实存账户无法捕捉人力资本的实时变化，而经过永续盘存法建立的盘存账户却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在具体的盘存过程中，受中国人口统计的惯例所限，笔者无法精确推算各省由于大规模人口迁移与流动而致的人力资本收支状况，因此，在静态增长分析框架下，人力资本流量变化主要源于各级教育对人力资本的贡献以及人口死亡或丧失劳动能力这两部分。

实存账户和盘存账户对比分析的结果发现，在不考虑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各省教育人力资本的总量和均值会保持大致相同的增长速度以及基本的账户平衡。然而，在消除统计偏误后，部分省份两个账户之间的差异仍然显著存在，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些省份多为人口流动频发地区。因此，静态模型遗漏了重要变量———人口流动，可能是造成教育人力资本账户收支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两期面板数据分析也证实了劳动人口与教育人力资本的总量和均值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效应量有别。作为在现有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内的经验分析，本研究测算了1990-2010年期间各省的教育人力资本的变动态势，并证实了人口跨地区流动与迁徙对地区受教育水平总量与均值的影响。然而，本文仍然存在两个局限：一是，劳动人口范围界定较为宽泛，受省级人口统计资料所限，笔者无法将60岁以上人口剔除；二是，账户分析虽然提供了教育人力资本历年的理论规模和人口普查年份的实存规模，但人口迁移数据的缺失，笔者无法核算非人口普查年份的实存规模。

作者：黄维海袁连生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