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务工群体人力资本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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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资本提升的目的———回归自然理性的“完满个人”

在对进城务工群体进行人力资本提升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应然问题是：人力资本提升的目的是什么？进城务工群体是随着市场化经济不断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改革不断深入所造就的群体。这一群体有着农村生活最原始的印记，同时也饱含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这是人类不断满足自身需求的最正常不过的反应。但是这种反应也往往是基于“信息不完全”的背景下形成的。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看，实践中人们的“理性”选择之所以往往表现为“有限理性”，其信息论根源都在于此。一个人的任何理性选择，其实都是在历史特定环境之下“最经济”地运用“有限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直接导致人力资本的形成被限制在“有限信息”的环境之中，“文凭就是工作”、“教育就是金钱”等一系列“文凭论”、“学历论”歪理频出。进城务工群体的人力资本提升自然要以生存为第一要义，但是如果只把提升限定于对生存的狭义理解之下，那么，从人本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违背了理性的“自然性”特点，这样的提升也是极其片面的和不完整的。实际上，人力资本提升的核心是“人”。以“全信息”角度审视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应该关注其在提升过程中有无质的飞跃。人类经济活动的所有努力，都是关于人生成本最小化和快乐满足最大化的努力〔4〕。真正的人力资本提升以“自然的自由观”为指针，在“必然”（不自由）的秩序之下通过“自由”的路径和手段去达到“自由王国”的境界。有学者对进城务工群体流动动因及其变化进行了分析，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同一群体在不同时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其行动的动因是有差别的”；二是从外出动因看，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介于“生存者”与“生活者”之间”。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很少为寻求生存所驱使，但也有一部分人是出于解决生存问题而外出，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人的比例在下降〔5〕。这种流动动因的变化实质上是人的需求层次的不断提升所导致的现象。以哲学的观点来看，人的欲望和需求引起了人类的物质生产与政治活动，同时也引起了人类的精神活动，推动着社会意识的发展，并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可以说，人的欲望和需要作为最基本层次的非理性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推动力，是社会历史的支点〔6〕。所以，在承认和肯定人类需求层次不断提升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让进城务工群体通过人力资本提升工程实现与之相对应的不断提升的需求，成为提升农民工整体素质、加快进城务工群体市民化进程、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战略举措。正是由于进城务工群体人力资本的提升需求已经不仅仅限于低层次的生存需求问题，更多地是上升到社会地位、生活尊严、权利平等较高层次的需求。因此，人力资本提升的关注点也应该开始囊括除生存技能以外的“完满生活”的元素，其目的从单纯的技能培训“以求生存”上升至囊括技能培训、职业规划、兴趣培养等在内的促进进城务工群体自由发展的“完满人生”。

二、人力资本提升的途径———制度变革下的“以人为本、教育先导”

如前所述，人本发展经济学强调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与发展的主要途径和形式，但教育的“公平性”和“产业性”定位始终是挥之不去的理论鸿沟。多年来，围绕教育的“市场化”与“公平性”争论喋喋不休。而极端的争论往往会导致认知的模糊和政策的摇摆，最终仍然会影响教育本身的正常运转。在人本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下，人力资本的积累往往拥有比传统教育更为广阔的实现形式。人力资本的形式不仅需要通过正规学校教育体系进行大规模、专业化的生产，更为重要的是，要经过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通过“干中学”进行长期的、渐进的、潜移默化的社会化积累〔7〕。社会化积累的途径一般有以下三种：一是动员社会各类资本；二是广泛依靠公民社会之力量；三是利用非正规社会力量。具体而言，社会各类资本的进驻是教育作为产业投资获取回报的合理运作方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不应该否认教育的产业性和资本营利性；公民社会力量（如非政府组织）则以小规模、人性化、定向化的方式为大众提供差异化的公共产品；非正规社会投入则是处于正规学校教育之外的教育培训活动，往往被放置于终身教育的链条之中，作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关键环节。这三种社会化积累方式与具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性”教育活动相互配合，共同组成了灵活与开放、保障与自由并行的人力资本提升体系。可以看出，教育作为公共事业的特殊性质并不能抹去教育的产业化进程。由于教育本身存在阶段性特征，所以在探讨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尤其是脱离正规教育路径寻求更加多元的人力资本提升机会的进城务工群体时，更应从制度入手，盘活现有的教育资源，以“公益性”和“产业化”的双重定位去耦合理论分歧。制度变革强调教育的“公益性”与“产业化”的有机结合。以此为目标进行的制度设计就要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教育产业化的优势及其在新形势下的各种特色。由于缺乏市场化经验，人力资本提升的资金来源基本以政府公共支出与政策性扶持资助为主，方式单一，内容陈旧，时代性弱，效果也不明显。久而久之，这一具有充分公益性的政策就演变成了政府的“例行公事”，甚至是“敷衍了事”。人力资本提升市场缺乏活力，本是人力资本提升的受益群体———进城务工群体，却成为了变相的“受害者”。实际上，作为外来务工群体，其人力资本提升的层次和类型复杂，且随着多元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所以，仅靠政府之力是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引进社会资本并加以制度化建设就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举措。针对进城务工群体参加社会性再教育的身份与经历的特殊性，在设计制度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群体成员现有的条件与资源以及在“以人为本”理念指导下的学习体系的构建，包括学习内容的安排、学习进度的安排、学习场所的设置、学习结果的评估、学习资金的解决等。要充分体现教育的公益性质，部分社会再教育进程应由政府统一组织，在财政经费中统一划拨，由公办院校或培训机构承担具体的实施工作。此外，也要发挥教育作为“产业”一份子的经济效益，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到社会再教育的扩大与丰富进程当中，满足进城务工群体对于人力资本提升的多元化需求，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学校自主办学—政府公共治理—社会多元合作”三位一体的社会再教育运行制度框架。

三、人力资本提升的内容———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体系设计

以人本发展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在设计人力资本提升内容体系之时应考虑人在不同阶段的需求。人本发展经济学认为，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在于满足人的精神快乐需要。马斯洛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基于此，在以“人”为核心进行人力资本提升的设计之时，就应该将满足人的由低到高的需求作为内容设置的基本模型。具体见表1。文化素质和基本生存能力是进城务工群体进入城市谋生的首要障碍，也是其生理需求的体现。在20世纪末“民工潮”初现之时，农民工流向城市的主要动因是谋生和高薪资。即使在当代“新生代农民工”中，这种诉求也不在少数。由于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前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训机会有限，而城市中急需补充的岗位也需要从业人员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基于此，关于务工群体的技能培训就首当其冲地成为人力资本提升的基础部分。这也是目前仅有的农民工培训所实施的层次，属于低端的人力资本提升。随着农村与城市整体生活水平的提升及资源配置的逐渐平衡或政策性倾向，城市和农村在基本生存条件上的差距不断缩小，甚至在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等方面优于城市的供给。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进城务工群体流动也开始出现高移趋势，即将城市生存质量、安全保障、子女发展、个体市民化等层次的需求逐步纳入到其关注的范围中来，归入其现实生活规划的轨迹之中。目前，进城务工群体所遇到的工资偏低、工资拖欠、劳动环境缺乏安全保障、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子女上学、户籍制度的阻碍等一系列困难正是基于生理需求以外的更高层次需求无法满足所导致的现象，也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纠纷。因此，完善的、以群体成员为本的人力资本提升内容体系就应该脱离单纯技能培训的固有思维，上升到兼具保护农民工基本安全、子女上学保障、社会地位平等和自我兴趣培养等发展性内容之中。在具体执行层面，对人力资本提升内容体系的设计策略为：一是契合农民工文化水平的基础。鉴于农村与城市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存在的差距及其导致的农民工文化素养的整体水平偏低，如果在内容设计上脱离农民原有的文化水平，内容的设置、编排、具体培训教材的编写、教学工作者的表述等过于学术和复杂化，那么人力资本提升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契合农民工文化水平与提升农民工文化水平应相得益彰，即在契合的同时通过知识的获取、技能的提升和思想的深化达到在整体文化水平基础之上再提升的效果。二是契合农民工工作生活实际。实用性是解决进城务工群体快速适应城市生活与岗位要求的有效思路，也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的路径。教育或培训部门应结合对区域农民工整体需求层次的判断，设计与农民工工作、生活实际紧密结合的内容（如外来务工人员政策解读、民工维权等），并配备以生动案例进行辅助教学。三是契合社会发展对农民工素质的时代性要求。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对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员提出了技能升级与内涵扩充的要求。因此，人力资本提升的内容也应该与这种不断升级的要求相匹配，针对用工市场、培训市场、民工个体等人力资本提升的利益相关群体设计出基础性、应用型和灵活性兼具的内容设置与更新体系。

作者：李政庄西真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