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企业研究新进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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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小企业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前行过程。但如今，中小企业在各国经济体中的地位证明了它的不可替代性；在国际金融危机依然弥漫的当下，中小企业再次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工具被推向了经济历史的舞台。众多的研究证实了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和欧盟，中小企业贡献了60％以上的就业，40％～60％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30％～60％的出口；在印度、中国、日本，中小企业对就业的贡献高达70％～90％，并贡献了约40％的GDP；在南非、埃及等非洲国家，中小企业贡献了70％的就业和30%~40%的GDP（Taka，2009）。同时，中小企业也是出口创汇的重要源泉。在工业化发展较好的东亚经济体中，中小企业贡献了制造品出口的较大份额，如在中国台北这一数值为56％（OECD，2004）。此外，中小企业还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动力的企业群体，尽管面临经济、制度以及法律的障碍，它们却是最有可能变成具有比较优势和高附加值的群体（Francesca，1999）。

二、中小企业的作用

1．促进经济增长。胡等（2003）以20世纪60～90年代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37个国家中小企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若经济体中中小企业占有较大份额，那么该经济体就会拥有由此带来的较高经济增长率。但考虑到中小企业可能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承担不同角色，进一步研究表明对高收入的成熟经济体而言，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于企业家的创新，而在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更多的在于对就业的贡献。凯萨琳•阿明顿，马乔里（1982）通过对美国企业数据的分析认为，小企业具有平衡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即小企业对经济施加了一种稳定的力量，可以平衡不同地理区域总的经济增长率，在大企业增长相对缓慢的地区，小企业却有相对较高的净增长率，并更有意愿留在该地而非迁移到其他地方。但伯克等（2005）对20世纪90年代45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中小企业进行跨国界分析，结果发现，在控制了一系列变量后，虽然中小企业的重要性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有强烈的正向关系，但中小企业的发展只是快速经济增长的一个特征，并不表明中小企业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联系，即不表明中小企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

2．促进就业。中小企业主要的优势在于低成本的就业潜力且具有劳动密集优势，因此，中小企业为吸收劳动力特别是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正因如此，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解雇和低迷的经济背景下，各国纷纷推出措施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中小企业部门为当地3／4的人口，特别是对妇女和年轻人提供了就业（Thitapha，2002）。威廉（2008）研究了巴尔干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作用，发现在过渡经济体中，中小企业提供了大部分的新的就业机会，但这些就业机会中的大半是由少数高速增长的企业贡献的。研究表明，中小企业对发达国家就业也有积极的贡献。徐等（1998）从就业分布的动态模式、就业分布的长期趋势、总的工作机会提供能力以及净工作机会提供能力四个角度来分析韩国制造业中小企业在就业中的角色，研究结果表明：（1）1990～1995年间，中小企业解释了韩国制造业劳动力增长的2／3或更多的水平，中小企业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扮演十分重要的作用。（2）1980～1995年期间，中小企业在非农部门中所占的就业比例具有长期稳步增长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小企业在创造就业机会中的作用逐步增大。（3）小企业是创造就业最主要的提供者。凯瑟琳（1982）研究表明，从1978～1980年，美国小企业雇佣了国家半数的劳动力，同时创造了80％的新岗位。但是史蒂文（1996）却对美国制造业部门中小企业创造就业产生了质疑：（1）关于小企业具有就业机会创造能力的观点基于对数据的误解。（2）先前关于企业规模和就业创造能力关系的分析研究采用的数据并不合适，其所采用的DMI数据库对做统计分析工具而言并不是一个有用的选择。（3）大的公司或企业承担了制造业中大多数新产生的工作机会。（4）虽然小企业总的工作机会创造率和丧失率相比大企业而言更高一些，但对于净工作创造率和丧失率对不同的企业规模而言并没有明显和系统的规律。（5）制造业中新产生或现存的工作存活率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明显增加，即较大规模的公司提供的工作机会更具有持久性和安全性。遗憾的是，他们的分析仅限于美国的制造业部门，对美国非制造业企业并没有做系统的分析。

3．减少贫困。中小企业和减少贫困关系的研究一般是建立在中小企业是否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有积极作用基础上的，若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增加，那么便会在经济系统内产生减缓贫困的作用；反之，若研究者发现中小企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提供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那么其对贫困的减缓作用也是值得怀疑的。姆可拉斯（2003）以非洲中南部国家博茨瓦纳为研究对象考察中小企业和减少贫困之间的关系。为了解决贫困问题，博茨瓦纳政府把发展中小企业作为促进就业、减少贫困的有利工具，这是因为：（1）严峻的经济环境往往使大企业失去活力甚至倒闭，但中小企业却能得以存活并保持其竞争力。（2）相对于较大的正式部门，中小企业有较高的劳动吸收能力，此外，单位劳动产生的资本成本却比大企业少得多。（3）中小企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同时容易进入和退出市场，具有较低的创业成本、运营资本以及较低的劳动技能要求。但是托斯登等（2005）分析了中小企业的数量和经济增长、减少贫困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小企业和缓解贫困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数量和社会最贫困的1／5的人的收入水平、基尼系数、每天生活少于1美元的人数的百分比、控制人均经济增长率之后的贫困差距四项指标没有明显的联系。由此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可以减少贫困和降低收入不平等。

4．促进创新。戴维等（1987）对熊彼特假说的两个基本原理，即创新活动是由大企业推动并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实现的提出了挑战，认为多数关于熊彼特假说的研究都是在隔离一个原理的情况下对另一个原理进行检验实现的，以使该假说通过实证检验，但事实上，大企业并不是在每一个行业都比小企业具有更好的创新能力。他们通过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大企业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在具有资本密集型、高度联合以及差别化产品等特点的行业有创新优势；小企业则在接近完全竞争的模型中，在具有高度创新性、使用大量技术劳工以及构成大企业较大份额的行业中具有相对创新的优势。由此他们修正了熊彼特的假说，即大企业的创新优势体现在进入壁垒高、资本密集型、市场集中度高、广告密集型的行业；小企业则在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全面创新和技术性劳工发挥主要角色的行业具有竞争优势。

三、政府在中小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建立在以下三个核心论点上：（1）中小企业有利于增强竞争力和激发企业家精神，因此，对经济系统的效率、创新以及整体劳动生产率都将产生外部效益。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直接支持将有利于国家充分利用这种竞争力和企业家精神以挖掘社会效益。（2）中小企业比大企业更有效率，但金融市场和其他机构职能的缺失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所以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直接财政支持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3）由于中小企业更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因此，支持中小企业将是缓解贫困的有利工具（WorldBank，2004）。图拉斯（2008）以1993～2006年的数据为基础分析印度尼西亚中小企业发展状况、经济增长与政府支持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政府发展支出，特别是用于中小企业推进项目的支出对中小企业的增长有积极作用，从而提出：（1）中小企业可以增强市场竞争力，对经济效率、创新以及生产率的提高都有积极的外部效应，因此，政府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计划应立足于增强竞争。（2）中小企业比大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但金融市场和其他机构服务的缺失阻止了中小企业更好地发展，因此，提高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的服务，以及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支持最终将促进经济增长。（3）中小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它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要优于大企业，支持中小企业是减少贫困的有效工具。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府对中小企业直接的干预比间接干预将起到更好的效果，反而在很多情况下，政府通过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以及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将比直接对企业的支持起到更好的作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各国环境和背景的特殊性，各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将面临各自的挑战和机遇。例如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欧洲国家的企业政策致力于创造就业机会，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新企业的创建。接着，目标变为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鼓励企业的成长壮大，国家为此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并加强企业文化的宣传。因此，政府在制定中小企业政策时应优先考虑中小企业的自身环境，并对其进行科学的评估。胡等（2003）也认为，鉴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环境，对每一个经济体并没有一致的中小企业干预政策。史蒂文等（1996）对中小企业的政府支持政策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支持中小企业的观点忽视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工作质量问题，单一的就业创造机会并不是一个合适的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应该合理地指向财富创造和消费机会的扩张，为此，在创作就业机会的同时还应重视工作质量；二是经济政策的中心原理，即经济各方面对经济政策的边际反应。关于小企业就业机会创造能力的论断没有预测经济政策的变动对企业就业机会带来了多大的改善，而工作数量和质量对经济环境的反应却是评价经济政策好坏的尺度。

四、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障碍

相对于大型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而言，作为经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中小企业发展面临诸多限制因素，如缺少资金，获取原材料的困难，获取商业信息渠道狭窄，市场营销的困难，低科技能力，高的运输成本，难以处理且成本巨大的官僚程序，造成市场扭曲的政策规则等（Tulus，2008）。托斯顿等（2006）通过跨国研究后认为，大量的证据表明相对于较大规模的企业而言，中小企业面临更多的增长制约因素。其中，难以接近正式的外部金融渠道是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的经济增长约束，并阻碍了各种规模的企业达到他们的最优规模。同样，在欧洲中东部地区，缺乏融资支持被列为中小企业面临的三大困难之一，这说明了不发达的资本市场是过渡经济体的一个特征，在这样的经济体中，信贷的获得是建立在国有银行和国有或大型企业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关系上。虽然该地区的银行系统进行了私有化等改革措施，但改造后的银行体系仍对中小企业客户抱有警惕，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如匈牙利、波兰，改革后的金融机构也很少冒险接触新的客户，外资银行更是对当地中小企业表示漠视（Francesca，1999）。同时，制度的发展水平是解释不同国家间企业融资困难最重要的原因，制度差异也成为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企业和小企业增长率的差异的重要原因。小企业能够从制度和金融的发展完善中获取更多利益。金融和制度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差距。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市场摩擦对有较弱制度的国家的中小企业产生更大的作用（Beck，2006）。此外，也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中小企业发展所在的商业环境约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进入管制。进入管制将放缓中小企业成长速度。以意大利和英国的对比描述为例。在意大利，企业进入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而在英国，该指标只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4％。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意大利中小企业增长速度较慢且效率低下（Klapper，2004）。威廉（2008）也对巴尔干地区中小企业进入壁垒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高的进入和成长壁垒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密度；二是政府的状况。政府的腐败与否以及政府对民间创业的态度影响着人们建立企业的决策（Djankov，2004）；三是财产保护。如果中小企业拥有财产权利保护的安全感，那么他们更愿意将利润进行再投资（Johnson，2002）。对中国企业家再投资状况的分析也支持这一观点。如果中国企业家对产权保护体系信任以及易于获得信用支持，他们便更愿意进行再投资，这种迹象在小企业中更加明显（Cull，2005）。由此可见，竞争性商业环境的重要性，这种商业环境允许新企业的进入以及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存在，这将带来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破坏”过程，而不是仅仅存有大量既不生长也不退出的中小企业。大量的、停滞不前的中小企业可能是较差的商业环境的副产品。此外，现存的证据表明获得融资的难易程度在整个商业环境中占据最重要的角色，潜在地影响了公司的进入和成长（Beck，2006）。

五、启示

中小企业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近些年来，它在各国经济增长、就业、出口等方面的贡献与日俱增。中小企业促进经济增长，平衡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率，这在发达国家通过企业家创新机制实现，在发展中国家通过就业机制实现；中小企业促进就业，这与它本身劳动密集型性质密不可分；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创新，特别是在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创新和技术性劳工发挥主要角色的行业中小企业更具有创新优势。但是相对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在个体上具有相对弱势，发展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其中缺乏融资支持是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此外，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制度约束，进入管制、政府状况和财产保护等商业环境约束也是中小企业发展受限的重要原因。鉴于中小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自身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约束，政府的支持就显得极为必要，但并不是肯定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直接干预行为，而是通过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等间接手段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同时随着各国发展阶段和状况的改变，政府有必要重新制定和修改现存的中小企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