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融资的理念论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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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例证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主要原因与中小企业的高风险性与商业银行贷款政策的慎重防范有关。一方面银行希望通过放贷得到稳妥的高息，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又因为无法跨过授信的门槛来承担高息。很多中小企业即使通过了政策性担保公司的缓释平台挤进银行设置的授信门槛，新增的担保融资成本又会成为企业巨大的负担。在这方面，国内外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例证可以使我们得到借鉴。

（一）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

1976年孟加拉国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选择该国最贫困的一个村，对42位最贫困的妇女开展了每人贷款27美元的小额信贷实验，并在这样的实验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格莱珉银行采取的完全是市场商业化运作模式，即通过良好的企业管理、指向非常明确的信贷扶助目标去实现滚动发展。经过34年的发展，该行目前拥有2226个分支机构，吸储了650万客户。由于信贷目标明确，资产质量良好，还款率高达98.89%，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家成功运作的银行。34年里，格莱珉银行累计对639万人实施了贷款，使95%的借款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58%借款人及其家庭成功脱离了贫穷线。穆罕默德•尤努斯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的经营理念是：我可以借你钱，你必须还我钱。他的运营智慧是受一名叫苏菲亚的村妇为维持生计而从事手工劳动的启迪。苏菲亚和这个村许多人一样，每天编织竹凳出售。但村里能给他们提供购买原材料资金的放贷人，要求必须将编织好的竹凳按指定的价格销给自己。由于这一不公平的协议和贷款的高利率，苏菲亚每天工作10个小时却只能获得2美分的收入。尤努斯分别借给42名像苏菲亚这样编织竹凳的妇女每人27美元，鼓励她们到市场上去自由销售。结果每个竹凳在市场上能挣到4美元，尤努斯发放的贷款在每个凳子上也有1美元的收入，苏菲亚等贷款人的收入提高了20倍。尤努斯的成功之处就是他运作资金时做到了双赢：穷人不仅依赖他的钱摆脱了贫困，还通过劳动的收益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尤努斯的乡村银行也获得高额的利润，实现了自我完善的滚动发展。因此，格莱珉银行模式不仅在很多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得到了推广，在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挪威等发达国家也得到了普遍推广。尤努斯银行的双赢结果是所有金融业都愿意看到的，其实就是一点：非常明确、具体的业务指向。

（二）印度的小额贷款公司

印度政府坚持用政策改善民间的金融环境，用民间金融征信促进企业诚信，促进社会公信。比如，他们允许民间资本注册为金融公司或小额贷款机构，并放开利率允许民间资本获得大量低成本的储蓄；政府支持国有金融机构自我管理资金，引导国有资金与民间资本进行有效的融通，民间资本可以随时获得国有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全面放开国有和民营金融机构的自主经营，政府的监管定位只是在内部业务和管理机制能否公正有效的运作金融资产上，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惩戒。印度的金融机构分“主流”和“其他”两种类型。“主流”机构以虚拟的形式设在公有金融服务网络上，启动的是福利型小额贷款项目。政府对这类福利型小额贷款项目，采用财政补助等非市场机制的手段发放低利率的贴息贷款。此举扶助了弱势群体，并帮助他们减轻了还贷负担。印度“其他”类型的小额贷款项目则全部对市场敞开，金融机构只要获得国家的审批，不仅可以按市场需求任意吸储和放贷，资金短缺也可以向国有银行申请支持，国有银行是否支持完全由银行董事会决定。政府只有在国有银行应该支持却不予支持的情况下才予以干预。在印度，与国际规范接轨的非政府小额贷款机构和我国类似项目起步的时间大体都在20世纪90年代初。然而，印度非政府小额贷款机构的规模和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了我国。我国有非政府小额贷款机构5000多家，借贷户超过万户的机构不足50家；印度拥有非政府小额贷款公司1400多家，其中70%小额贷款机构的借贷户都在5万户以上。客户是金融机构生存的命脉，印度非政府小额贷款公司的资产运行质量不言而喻。

（三）我国小额贷款情况

据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7月30日的“2012年上半年小额贷款公司数据统计报告”显示，上半年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5267家，从业人员5.84万人，贷款余额4892.59亿元，新增贷款977亿元。其中，拥有小额贷款公司最多的是内蒙古自治区436家，发放贷款余额和收回资本最多的是江苏省，分别为969亿元和716亿元。纵观全国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业绩，平均每家的贷款余额不足1亿元。2012年上半年，我省发放的小额贷款余额为49亿元，收回的成本为54亿元，平均每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余额仅为2500万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75%。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近年来得以迅速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源于丰厚的利润，而并非市场的定位和产品的优良，是强大的盈利能力吸引的投资者。我国小额信贷公司的自身收益大，但没有去扎实稳健地通过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来促进自身的发展，也凸显出了很多隐性疾患：一是资本金严重不足。按照《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允许吸储，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获得的贷款也不能超过注册资本的50%，大多数小额贷款公司只能走增资扩股或信托的道路。事实上，小额贷款公司的增资扩股的扩张性很差，从信托公司取得资金成本一般也在7%左右，资金不足问题是制约小额信贷公司发展的主要问题。二是“傍大款”的短期行为。小额贷款公司设立的初衷是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资金运用的方式应该是“小额、分散”。但是诸多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中却不自觉染上了“傍大款”的毛病。按照《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5%”，但是事实上众多小额贷款公司为了趋利，几乎没有不超过这个比率的，最高的甚至达到20%以上。小额贷款公司不同于银行，“小额”“分散”是他们防范风险的重要手段。“傍大款”极易让小额贷款公司为追求利润而孤注一掷，人为夭折的小额贷款公司已占到小额贷款公司总数的3%。三是游离在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之外。在目前的情况下，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控制水平最直接的是影响股东。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尚未直接接入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他们还无法快捷地查询客户的资料，这是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控制水平的最大漏洞。四是国际金融机构的扬鞭介入。按照我国加入WTO的承诺，全面放开国内金融市场已经开始，小额贷款市场也不例外。2007年末，法国美信集团与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和美国国际集团共同投资5500万元兴建了南充美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目前已完成在全国各地的一级网点布局；淡马锡等国际知名的贷款公司也通过旗下的富登信实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介入了成都、重庆等地市场，并有针对性地开发国内中小企业需求的小额贷款产品；新鸿基有限公司联手香港亚洲联合财务有限公司，也开始在深圳、天津、重庆、成都等地设立小额贷款分公司。在这些压力面前，国内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前景不能不说非常严峻。国内小额贷款公司无论在竞争中何去何从，生存的根基是真正进入金融市场，具备进入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的资格，这样才有可能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的道路上占有一席之地。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汤敏，非常推崇我国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的融资“富平模式”。“富平模式”是指北京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以“富平学校”小额贷款公司的身份进入这个贫困村，他们以500元人民币为额度开始了小额贷款扶贫实验。据富平小额贷款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的一年间，富平小额贷款公司共发放贷款2017笔，总金额达到3105万元；累计回收517笔，金额595万元。现仍有贷款1500笔，贷款余额2510万元，到期还款率达到100%。

二、大庆市中小企业融资可以探索的路径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增速同比回落4.1个百分点；主营收入利润率从2011年同期的6.11%下降到5.4%。导致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的最突出问题有两个：生产经营成本的增加，普遍上升20%～30%，有的达到50%；企业融资不畅，2012年中小企业500万元以下贷款增加额占全部增加额将可能降至3.35%左右。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北京如新集团举办的“2012NUSKIN大师趋势论坛”会议上，为处于尴尬境地的中国小额贷款提出了建议：因为法律的不完善，很多小额贷款组织不能吸收存款，这样阻碍了小额贷款组织的发展壮大，中国需要出台专门针对小额贷款的法规。“现有的银行法规是为超级油轮定制的，而小额贷款只是浅水中行使的小船，不需要超级油轮的架构。”这是我们活化中小企业融资路径应该借鉴的观念。结合大庆市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实际，建议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大胆推进和尝试创新：

（一）有效推进国家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各项政策的落实

2010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将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台的第一份专门针对民间投资发展、管理和调控方面的综合性政策文件，对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意见》还明确规定：民营部门可以作为中小金融机构的发起人。2012年，国务院又出台了《金融财税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措施》），加大了对小型微型企业信贷的政策支持。《措施》明确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的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增量高于上年同期水平，重点加大对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坚决清理纠正金融服务中的不合理收费；逐步扩大小型微型企业集合票据、集合债券、短期融资券的发行规模，积极稳妥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等融资工具，积极发展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余额和客户数量超过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放宽机构准入限制，允许其批量筹建同城支行和专营机构网点；强化小金融机构重点服务小型微型企业、社区、居民和“三农”的市场定位，促进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组建工作，引导小金融机构增加服务网点，向辖内县域和乡镇地区延伸机构；提高小型微型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继续实行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对金融机构向小型微型企业贷款合同三年内免征印花税等等。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了很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以强化小金融机构重点服务小型微型企业为例：县域企业几乎都是小微企业，但是我们的服务政策却很难落实到乡镇甚至村级组织。这种弊端造成的是运营的信息没有采自一线的小微企业，而是坐等小微企业的危难后果，服务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我国的农村信用社应该是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但是目前的建制大多数设置在了县一级。

即使我国的所有县城实现了全覆盖，全国也就是3000多家银行；而美国不足3亿人口，却拥有8000多家专门为小企业服务的银行。对比差距，就是我们轻视服务体系建设，没有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搭建好拓展的平台。这种服务体系建设是政府应该做的，也是政府能够做到的。

（二）用政策支持金融部门为中小企业放贷

银行对中小企业“惜贷”，一方面是因为银行严格的考核制度：谁出了不良贷款谁要负责任；另一方面是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投资收益率的漠视，银行的低收益没有得到政府的照顾。按照银行收益与风险匹配的理论，贷款给中小企业有高风险，那么就应该有相匹配的高收益，因此银行在为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时就想调高利率，但是国家又规定这部分利率不能上调，同时还希望有下浮的空间，这就大大降低了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的积极性。

中信银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孙建林直言：“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一个是要解决银行的收益问题，另一个是要解决资金的安全问题。”由此可见，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首先应该解决银行的贷款收益率问题。比如银行贷给小企业的正常利率是6%，为了收益他们自主提高上浮利率到9%。这3个点是银行生存的迫不得已，也是中小企业生存的望而却步。怎么化解这个矛盾？这3个点应该由政府财政拿钱补贴给银行，这样就能解决银行希望高息，小企业不愿意出高息的矛盾。财政出资补贴给银行相应利差的好处是：银行因为高息的收益能提高对中小企业贷款需求的覆盖面，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矛盾；银行相对的高收益，能够抵扣一定程度上出现的不良风险，保护银行和中小企业的利益。调动贷款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积极性也应该是这样：贷款担保公司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时增加的利率，完全也可以采取这种补贴的办法予以解决。江浙等很多发达省份，已开始在政策性担保公司中实行适度允许亏损经营的办法，即政府根据区域内中小企业融资需要的担保实际，允许政策性担保公司适度亏损开展业务，亏损的额度由财政次年补齐资本金。

没有完成适度亏损指标的担保公司，被列为为中小企业服务不到位的单位。2011年，浙江省又推出一条新政：给予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人数在30人以内的创业型小企业全部免税；香港特区政府也在2012年2月份推出优化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计划，香港政府拿出1000亿港元，按1.2万元的上限宽免75%的利得税。这项政策的实施，使香港12万纳税人受到惠顾，近9成的中小企业无需再缴纳利得税。用政策支持金融部门对中小企业放贷，是地方政府搞活区域经济的战略举措。

（三）大力推进金融组织的发展和创新

完善与中小企业规模结构和所有制形式相适应的投融资体系，就要推进金融体系的优化发展和多层次创新。我国各地的实践证明，推进政策性银行建设，发展社区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鼓励创办小额贷款公司等准金融机构，是推进金融体系优化发展和多层次创新的现实路径。银行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客体，同时也是融资业务的承担对象。目前我国银行业的生态布局不合理，银行的规模也主要集中在大型和中型的形态上，特别缺少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小型银行和小额贷款机构。众所周知，大银行致力解决的是大企业和大项目的贷款需求问题，全国的企业总数超过7000万，其中95%以上是小微企业，95%的小微企业都有资金需求，这样繁杂的融资需求大中银行根本顾及不过来。相反，抛开大企业、大项目的资金需求，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两个95%，设立村镇银行、社区银行和各种小额贷款机构，就能有针对性的解决好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值得一提的是，这样分工协作是银行业洗牌的最佳状态：大中银行不会去和小企业银行抢饭碗，因为他们的投资成本会因为企业多，程序繁杂而成为巨额成本，大中银行不愿意这样得不偿失；相同，小企业银行也不会跟大银行去竞争大客户，因为小企业银行的资本金和资产规模都很小，如果跟风去追大客户的话，一旦发生风险，大中银行能够承受，而小型银行就会遭受重大损失。这样做，小企业银行风险反而更大、更集中。大力发展村镇银行、社区银行和各种小额贷款机构，国际国内都有范例，国务院关于《金融财税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中也有明确的政策指向，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创新的思维和清晰的思路；孟加拉国是个相对落后的国度，但是他们的尤努斯能够脱颖而出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就是因为他发现了小额贷款的成长路径：成本虽高，但是回报也相对很高，高收益才是双赢的事情。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地区首席金融专家王君说：目前已有充分的论证说明，微型金融服务的客户群体，其资本回报率在50%～200%之间，最高的甚至达到700%。所以，尤努斯式的格莱珉银行模式才得以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法国、瑞士这样的发达国家广泛推广。

（四）大胆尝试中小企业集合债券

有资料介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有下列特征：从地区上看，大部分出现不良的中小企业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从性质上来看，民营企业的不良多于国营和三资企业；从行业分布上看，加工业、贸易类的不良企业居多。作为融资的主体，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特级教授林汉川一语中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实质是信用不足，即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不足。“解决信用不足的问题可以实行中小企业信用联盟，把相同类型的，或者是行业相同的，比如通过中小企业集群联合起来，由信用资产不足变成信用资产联盟。”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实际上是由一个核心机构作为牵头人，多个中小企业共同发起，以信用资产联盟为基础的一种企业债券形式，具有“统一冠名、统一担保、统一发行、统一清偿”四个关键特征。我国发行成功的小企业集合债是深圳中小企业集合债；中关村中小企业集合债和大连中小企业集合债。这三只集合债整体上市融资规模在10亿元以内，平均每个企业融资额5000万至1亿元，属于中长期债券，票面利率都在7%以内。发行集合债券的典型要素有三个：牵头人负责、多层担保以及整体信用升级。当然，集合债里也有风险管控的问题，包括如何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制度的问题，但这些都是破解中小企业融资瓶颈后的技术问题，政府完全可以在整合审批程序前适时加强对筛选环节的监管。中小企业集合债目前还面临着发行规模与中小企业需求存在的差距、担保难、成本较高、管理体制制约和市场运作模式不够完善等方面的问题。

但是它毕竟是解决中小企业因自身征信不足而又能够获得资金的低门槛路径，在国家还没有设定新的入市门槛之前，值得大庆市中小企业按行业开展集约式尝试。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解决就业、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过去的三年中，中小企业为了自我的生存，被迫选择民间借贷的比重已由48.3%上升至67.8%，这是令我们心痛的数字；自2010年以来，央行货币政策“从宽松转为从紧”，先后4次加息、12次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和2次基准利率调整，但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明显缓解，这是令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借助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国内外的先进经验，活化大庆市中小企业融资新路径，才可能保持经济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李想付雪松单位：大庆市工商银行大庆市工商业担保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