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影响消费率的探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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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然而最终消费率却不断下降，高增长、高投资和低消费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典型特征。2000年以来，经合组织成员国消费率平均值一直保持在55%－57%之间，其中美国一直保持在70%以上，英国超过了60%，日本和韩国在50%－60%之间，而我国最终消费率长期停留在50%以下。2000－2016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从62.3%下降到51.5%，不仅降速快，降幅也很突出。消费率下降导致经济增长的内需基础不断弱化；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导致国际贸易摩擦增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经济对外依赖性提高，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下降。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法对1978－2012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劳动者报酬比与最终消费率呈显著正向关系,而城乡收入比、财政支出比、城市化水平、资本形成率均与其呈显著负相关。最后，本文从公共政策角度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及评述

国外关于消费的理论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1.绝对收入假说。凯恩斯认为：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现期收入增加时，消费和储蓄都会增加。2.相对收入假说。当收入增长速度在经济衰退期下降时，消费者仍然保持原来的消费增长速度，即居民消费存在所谓的“荆轮效应”，因而其消费倾向就会提高，消费率上升。3.生命周期假说。消费者按其一生中可动用的总资源，在各个时期进行大体上均匀的消费，即个人是在更长的时期范围内计划他们的消费和储蓄行为的。4.持久收入假说。持久收入假定是用人们的长期收入作为解释变量去解释现期消费支出。并且他认为消费也应分成持久部分和暂时部分，持久消费是持久收入的一个常数比例。国内关于消费的理论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3）、吴敬琏（2005）、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4）等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结构不合理，偏投资，轻消费，而且过度投资造成投资效率低下，使得银行不良资产不断累积，导致过度能耗和资源破坏，还蕴藏着通货膨胀风险。江林等（2008）在分析我国及世界各国最终消费率变动趋势的基础上，对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发展状况及变动特征进行了国际比较，并提出了四点提高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建议。艾德林（2008）利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数据对最终消费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对我国最终消费率有明显影响。李林杰等（2009）研究发现：城市化发展与最终消费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二者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并对这一矛盾的计量分析结果，从城市化效率角度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学者对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影响因素分析缺乏全面性，因此，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工资占GDP比重、城乡收入差距、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和居民城镇化水平的现状，然后对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并监测预警公共政策对消费率的影响。

二、公共政策影响消费率的理论分析

（一）国民收入分配对消费率的影响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社会贫富差距拉大，降低了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表明，高收入者因为基本需求已满足，所以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中低收入者因其基本需求远未实现，所以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经济学家卡莱茨基的研究也表明，资本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要远低于工作收入的消费倾向。因此，广大居民是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他们具有很强的消费意愿，而资本所有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明显要低于劳动者。

（二）社会保障投入对消费率的影响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社会保障投入不足，劳动者权益保护体系不健全，工资性收入增长缓慢，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不升反降，导致消费增长乏力。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直接决定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然而，由于当前我国劳动力总体供过于求，使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劣势地位，与企业议价能力较弱。另外，目前我国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体系尚未健全，企业为获取更高利润会采取各种手段减少劳动者工资和福利补贴，导致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偏低，制约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需求。

（三）政府公共服务对消费率的影响

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不足，降低居民消费预期。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在存在资源闲置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增加通过乘数效应会提高国民收入，由此导致居民消费的增加。公共经济学也认为政府对公共品（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的投资，能节约居民对其支出，从而增加居民对私人消费品的支出。在既定政府支出规模下，降低政府投资规模，增加政府消费特别是公共服务消费，总体上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四）相关配套政策对消费率的影响

相关配套政策的滞后，阻滞了我国城镇化发展，造成居民总体消费水平低。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经验和理论研究均表明，城镇化具有促进消费的积极效应。然而，我国城镇化与消费的关系并不明显，甚至呈现负相关，城镇化没有对消费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978－2016年间，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7.92%提高到52.57%，与此同时我国最终消费率也同样由62.1%下滑到51.5%。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关体制改革如户籍、社保、土地流转等没有同步跟上城镇化步伐，导致大量农民工由于体制原因不能真正融入城市，人口城镇化进程远远滞后于土地城镇化进程。

三、公共政策影响消费率的统计分析

我们用1978－2016年我国的时间序列数据，以最终消费率为被解释变量，分别选取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人口城市化率为解释变量。由于众多研究已经表明资本形成率对最终消费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如：雷辉等，2009；陈昌兵等，2010），因此本文把它作为控制变量。

（一）平稳性检验

本文选取最为常用的ADF单位根检验来检验相关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对此，我们通过观察数据图形来判断检验模型是否应该包含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然后采用最小信息准则来判断阶项数。由ADF单位根检验结果（略）可知：各变量的原始序列都不平稳，而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现为平稳。因此，这些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一阶单整。

（二）协整分析

由于实际应用中大多数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通常采用差分方法消除序列中含有的非平稳趋势，使得序列平稳化后建立模型。我们拟采用较为Engle－Granger两步法，即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先用OLS法建立协整回归方程得到残差e，然后检验残差的平稳性。

（三）回归分析

在前面两步的基础，我们把设定合理的回归方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对模型的统计检验包含的内容很多，经常用到的基本检验主要包括变量的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检验等。变量的显著性检验，通过t值或者p值来判断。拟合优度检验，通过调整的可决系数来判断，其值越大说明模型的拟合性越好。

（一）结论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法对1978－2016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劳动者报酬比与最终消费率呈显著正向关系而城乡收入比、财政支出比、城市化水平、资本形成率均与其呈显著负相关。劳动者报酬份额提高1%，最终消费率就提升0.317%；城乡收入比下降1%，最终消费率将提升0.011%；财政支出比下降1%，最终消费率就提升0.007%；城市化水平下降1%，最终消费率就提升0.102%；资本形成率下降1%，最终消费率就提升0.435%。

（二）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利益，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通过增加社会保障的种类来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通过提高社会保障资金与GDP的比重来增大社会保障基金总量，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差异，切实保障城乡弱势群体的合法收入，从而提高消费水平。2.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增加农民收入和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另一方面，必须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比使之更加合理。3.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加大政府用于居民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消费支出，提高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和其他公共社会支出占GDP比重，增加居民实际消费支出。4.加快相关制度改革和创新，切实提高人口城市化发展水平。一方面，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建立新的人口管理体制，打破城乡壁垒，对人口实行开放性的户口管理，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就应准予落户城市，对在省会城市的落户标准可相应高一些。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城乡就业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降低乃至逐步取消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门槛。

作者：龚道永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