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学教材本土化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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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共(行政)管理学科的核心组成部分，公共政策学在我国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我国的公共政策学是在引进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经历30余年的发展，但其课程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学生反映的突出问题是教材所讲述的内容都是西方理论，与中国的政策实践脱节明显;进而，无论是在高校人才培养方面，还是在国家智库建设方面，公共政策学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要加快完成公共政策学教材的本土化过程。有鉴于此，本文就我国公共政策学教材本土化的意义、现状与路径进行探讨。

一、公共政策学教材本土化的意义

包括公共政策学在内的任何社会科学的产生都是基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尽管具有不可否认的客观性和通用性，但必然具有不同程度的特殊性，因此在引进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有本土化的过程。而社会科学的本土化首先需要学科教育的本土化，学科教育的本土化则直接依赖于教材的本土化，因为本土化教材是提供本土化教学内容的直接载体。如果将视角从公共政策学扩展到整个公共(行政)管理学，纵观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教材的本土化是西方国家发展本土化社会科学的历史经验。众所周知，现代公共行政学是以美国公共行政学为蓝本的，而美国公共行政学是借鉴了欧洲公共行政的思想。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威尔逊(WoodrowWilson)在公共行政学的开山之作《行政学研究》中直接表明“它是一门外来的科学”。

［1］但是美国的公共行政学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本土化的学科。［2］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公共行政学诞生之后在大学教材的编写上坚持“美国化”的原则，几乎所有美国的公共行政学教材都打上了深深的美国烙印。例如，美国公共行政学家怀特(LeonardD．White)撰写的公认为第一本大学公共(行政)管理学的教科书《行政学导论》(1926)，在由行政环境、行政组织、行政协调、人事行政、行政伦理、行政法规和行政监督等内容构成的框架体系中，全部贯穿美国背景，理论的分析和讲述均以美国的现实问题为基础。除此之外，中国公共(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和研究者最为熟悉的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学经典教材，诸如尼古拉斯•亨利(NicholasHen-ry)的《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1989)、罗森布洛姆(DavidH．Rosenbloom)和克拉夫丘克(RobertS．Kravchuk)的《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2002)更是如此，所有的理论分析全部基于美国的政治架构和现实问题。公共行政学教材的本土化策略不仅助推美国公共行政学执西方公共行政学之牛耳，而且还孕育创造了完全美国式的公共政策学。无论是公共政策学创始人拉斯韦尔(HaroldDwightLasswell)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1951)，还是以色列人德洛尔(YehezkelDror)的政策科学“三部曲”(1968—1971)，其内容都有着浓厚的美国色彩。这一点更为鲜明地体现在西方经典的公共政策学教科书上，这里列举两本我们熟悉的代表性教材:安德森(JamesE．Anderson)的《公共政策制定》(1975)，在讲述政策方案选择、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公共政策过程的主要环节时，分析的依据全部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政策事件;邓恩(Wil-liamN．Dunn)的《公共政策分析导论》(1994/2002)讲述的每一种方法分析的都是美国公共政策问题。由此，美国公共政策学成为西方公共政策学的典范。

从上述美国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发展的经验来看，教材的本土化在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上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教材的本土化能起到3个方面的作用:首先是引导学生关注本土问题，如果讲述的都是国外的问题，无异于是学习“屠龙术”，只有本土化的教材才能诱导学生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其次是引导学生训练本土思维，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不同，在分析问题时考虑的角度不同，教材的本土化能够引导学生用本土化的语言和逻辑去解读现实问题;再次是引导学生提出本土化的方案理路，基于本土化教材的教学能够让学生逐渐养成从回应现实问题需要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而不是大而化之地在外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若干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建议。基于这3个方面的交互影响和积累，关注本土问题、回应本土现实就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取向，从而推动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立。

二、公共政策学教材本土化的现状

由于我国的公共政策学是在引进西方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大量引进和翻译了国外的经典教材。2000前后，华夏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由赵宝煦主编的“21世纪高校教材译丛•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列教材，其中包括卡尔•帕顿(CarlV．Patton)和大卫•沙维奇(DavidS．Sawick)的《政策分析和规划的初步方法》等公共政策学经典教材。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开始出版张成福主编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系列教材，其中包括邓恩的《公共政策分析》等公共政策学经典教材;2003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由陈振明和张成福主编的“公共政策经典译丛”系列教材，包括弗兰克•费希尔(FrankFischer)的《公共政策评估》等经典教材。2004年开始，三联书店出版由薛澜主编的“公共政策经典译丛”系列教材，包括迈克尔•豪利特(MichaelHowlett)和M•拉米什(M．Ramesh)的《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等经典教材。除了翻译的教材之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开始出版了“公共管理英文版教材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开始出版了“公共管理学经典教材原版影印丛书”，其中就包括金登(JohnW．Kingdon)的《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等西方公共政策学的权威教材。这些西方教材的引进和翻译，为推动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存在的问题是，从教材本土化的角度看，是直接“照搬”西方的教材内容，不存在任何本土化的成分，很多内容对于本科生而言是难以理解和消化的，即使是任课教师，也是难以完全把握的，甚至还营造了公共政策学课堂言必谈“西方学者、西方教材、西方理论”和“无西方不上公共政策学”风气。除上述西方公共政策学教材之外，我国公共政策学的教学使用得更多的是国内学者自己出版的教材。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有学者尝试出版公共政策学的教材，［3］到2003年前后出版的教材和专著已经有30多部;［4］之后，公共政策学的教材迅速增加，到2011年达到106部。［5］尽管教材的数量不少，但其内容构成基本上都是西方的公共政策学知识体系框架，有的甚至是西方教材的“翻版”。这些教材的内容全部围绕4个部分展开，除作为导论的“公共政策学学科历史”外，核心部分是“公共政策系统”“公共政策过程”“公共政策分析”3个板块。如果将这些教材与国外的经典教材对照，就会发现每个部分都有明显的西方“蓝本”。因此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公共政策学的教材都没有跳出上述西方教材“蓝本”的3大板块。例如，2014年刚刚修订的MPA核心课程《公共政策分析》教学指导纲要中设定的主要教学内容章节仍然是按上述框架安排的。

［6］只不过不同的教材所强调的侧重点各有差异，因而教材也就存在《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学》或《公共政策分析》等不同的命名。称为《政策科学》或《公共政策学》的教材更注重“公共政策系统”和“公共政策过程”2个板块理论的讲述，而称为《公共政策分析》的则更注重对政策分析方法和技术的讲述。不仅国内公共政策学教材的整体框架是西方理论体系，而且在具体章节里面讲述的内容依然是西方的理论，例如“政策执行”部分。在这个部分，国内教材的做法是列举式地介绍政策执行的原则、程序、手段和影响因素后，重点介绍政策执行的模式。但只要讲述政策执行的模式，不外乎史密斯(T．B．Smith)的过程执行模式、麦克拉夫林(M．Mclaughlin)的互动执行模式、马丁•雷恩(M．Rein)和弗朗希•F•拉宾诺维茨(F．F．Rabinovtiz)的循环执行模式、范•霍恩(C．E．VanHorn)和范•米特(D．S．VanMeter)的系统执行模式、高金(M．L．Goggin)的沟通执行模式、梅兹曼尼安(D．Mazmanian)和萨巴蒂尔(Sabatier)的综合执行模式等。只有极个别教材能讲述到“中国特色的政策执行”模式。［4］为了弥补公共政策学教材本土化的不足，部分编著者尝试在教材中加入案例或单独配套编写公共政策案例教材。但除了清华大学中国公共管理案例中心开发出了一批规范的本土案例，并于2005、2006、2014年分别出版了三辑《中国公共管理案例》外(其中绝大部分还不是公共政策的案例)，其它的数量本来就不多的命名为《公共政策案例》的教材，编入的案例基本都是从网络上搜集的小“故事”，缺乏教学案例的基本要素，往往是有“例”无“案”。而大多数任课教师个人在课堂上所使用的“案例”更是谈不上质量要求，很多都是“举例说明”，而不是严格的案例教学，而且举出来的例子本身都很牵强，将一个“方形”的“例子”强行塞进一个“圆形”的理论，典型的削“本土案例”适“西方理论”的教学方式。

三、公共政策学教材本土化的路径

公共政策学教材的本土化并不仅仅是教材语言表达和体例安排的本土化，这些只是本土化的外在形式，最核心的是教材内容的本土化。从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发展阶段来看，教材内容的本土化尽管不能在短期内完成，但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

1．讲解公认的本土化政策现象。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传统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也就决定我国公共政策的运行与西方国家有极大的差异。这些不同之处尽管有很多都是学界所熟悉的现象，但进入公共政策学教材的却很少。例如我国政策运行的政治周期现象。我国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方针路线以及全国人大的法律和决定，它们构成了国家层面政策的核心部分。党的重要方针路线是在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作出的，全国人大的重要法律和决定都是在历次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期间产生的。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是5年1届;而在每1届期间，党的中央全会大约1年1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则是1年1次。自从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重大会议的换届和每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基本固定，因而党和国家出台重大公共政策的政治时机也就很规律。这与西方国家以选举政治为基础的政策运行机制是不同的。再例如，我国独特的“政策试验”现象。其“先行先试”和“边试点，边推广”的过程完全颠覆了教科书中介绍的西方理论中政策问题产生、政策议程设置、政策方案形成、政策决策制定、政策实施执行和政策效果评估的逻辑划分。这些都是显著的公认的本土化政策现象，将这些内容编入教材，不仅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我国政策运行的实际过程，而且还可以影响现行教材的编写体系，使其跳出西方“蓝本”的窠臼。

2．吸纳优秀的本土化研究成果。尽管我国公共政策学是在引进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且发展比较缓慢，但近年来仍然有不少公共政策学研究者发表或出版了很好的本土化研究成果。这些本土化研究成果的基本特点是以中国的政策实践为基础，尝试修正西方的公共政策理论，甚至是提出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理论。但由于研究与教学的脱节，这些本土化研究成果没有及时吸纳进公共政策学教材之中。例如，王绍光和樊鹏基于2009年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为标志的中国“新医改”政策决策过程的分析，提出中国式“共识型”决策模式。［7］这种决策模式由“开门”型参与结构和“磨合”型互动机制两个维度构成:“开门”型参与结构是指我国的决策体制中，不仅是最高决策者和政策制定部门才能参与决策，而且利益团体、政策研究群体甚至普通群众都有参与决策的机会;“磨合”型互动机制是指由多主体、多层次、多阶段的决策过程中通过下层协商、上层协调和顶层协议以达成“共识”。多元主体参与和多渠道协商沟通形成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基本过程。这种理论很好地批判了西方国家流行的分权制衡决策理论。将这些本土化的研究成果及时吸纳进公共政策学的教材，可以保持教材内容和课堂教学与研究进展的密切关联，从而很好地推动其本土化。

3．配备规范的本土化政策案例。本土化的教材不仅要求讲述本土化的政策规律和政策理论，而且还必须配备规范的本土化政策案例。这些案例既是支撑教材中本土化政策规律和政策理论的事实基础，也是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切入点。规范的本土化政策案例在内容上要求要么与某个理论能形成很好的“对话”，要么能提供激发学生思考政策矛盾和困境的情境，在结构上要求详细地展示政策事件的背景、起因、过程、冲突(困境)、结局(如有的话)和必要的附录，以及包括适用对象、教学目标、课堂安排、实施环节在内的完整“教学手册”。只有这样的本土化政策案例才能在逻辑和事实两个层面上设计好本土化的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在这方面，MPA教指委从2014年起开始评选“优秀公共管理教学案例”并准备建立MPA院校共享的“全国公共管理案例库”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推动作用。但由于开展MPA教育的院校数量有限，又是专门针对MPA教育层次的，且案例的范围不仅限于公共政策领域，因此公共政策学界还需要大量共同挖掘和开发规范的本土化政策案例，或者将其编入公共政策学教材的相关章节，或者出版专门的规范的公共政策案例教材。

作者：朱光喜 单位：桂林理工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