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公共危机事故与舆论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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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首先对核心概念“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和“新媒体语境”加以界定。

（一）关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

就指称的对象与涵括的内容而论，“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概念与“重大突发性事件”、“重大灾难性事件”等概念时有交叉。在本文中，笔者将“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界定为：危及社会稳定的，具有公共性质的严重事件。它们既可能是突发性的，也可能是非突发性的；既可能与“重大灾难性事件”同义，也可能不完全同义。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由本源意义上的严重灾祸引起和造成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如2003年的SARS事件、2008年的汶川地震等；另一类源头并不是本源意义上的严重灾祸，然而最终却形成了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从舆论对上述两类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的角度进行考察，不难看出其中不同的情形。在前一类中，由于相关重要信息的公开程度不同因而存在很大的差别。在其中一部分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与此相关的重要信息未能及时公开，或者公开得不够充分，因此谣言伺机而生，并在此基础上生成相应的社会舆论，普遍地存在着缺乏理性之弊，体现出相当严重的离心倾向，加剧了公众的惶恐心理。此种舆论属自在舆论。它的勃兴，使事件的严重程度因之加深，社会由此而发生剧烈的震荡。SARS事件的前半程情形即如此。此类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另一部分，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与此相关的重要信息及时、充分公开，谣言失去了滋生土壤和传播空间，使得某些带有盲目性和破坏性的自在舆论不可能占有主流地位；相反，体现出较多理性成分的自为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总体上说，舆论的介入不仅没有增加社会的震荡程度，而且还使公众增进了对政府的了解和理解，从而发挥了缓释和消解危机的积极作用。汶川地震发生后，相关重要信息的充分公开体现了在舆论问题和信息公开问题上的巨大进步，体现了导向正确的舆论对社会舆论的有效引导，从而证实舆论环境的优化与事件的缓解和问题的解决呈正相关关系。事实证明：随着信息公开制度的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本源意义上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如自然灾害等名副其实的“大事件”，通常情况下已经不会引发危及社会稳定的舆论激浪。社会生活中的相当一部分“大事件”，因与之相关的重要信息得以真实地、公开地、充分地传播而变得并不可怕。另一方面，一些偶然发生的“小事件”或“小事端”，如贵州瓮安事件“、最牛钉子户”、“邓玉娇案”、“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跨省追捕”、番禺“垃圾门”事件等，却在新媒体语境中借助于舆论的放大作用而被瞬间引爆，从而演绎成另类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这类事件的相关信息与人为因素关系甚密，其负面性质更为严重，因而更可能被人为遮蔽乃至封锁。部分官员和相关机构、有关当事人，不愿事件的相关信息被传播扩散，他们或遮遮掩掩，或讳莫如深，或仅传播其中经过过滤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对事件信息处理不当，那么原本属于非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小事件”，就有可能转化为影响甚大、相当棘手的“大事件”。这是另类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它们与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的关系，正是本文所要着力研究的问题。

（二）关于“新媒体语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编撰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以下简称《蓝皮书》）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新媒体用户第一大国。《蓝皮书》显示：据对中国210起重大舆论事件的研究发现，网络舆论在约七成（67％）的事件中起到了推动政府解决问题的积极作用，这在2010年尤为明显。网络舆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股重要的“主流”积极力量。①由于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当今中国的话语格局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新媒体语境已成为一种客观存在，成为与传统语境相对应、互补的整个社会语境中重要构成部分。在传统语境中，官方话语和媒体话语（尤其是前者）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在新媒体语境中则不尽然。“草根”话语往往占据了重要地位，以致官方话语和媒体话语不能不受到其深刻影响。从上述《蓝皮书》提供的信息来看，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由“草根”话语构成），其重要程度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所谓“新媒体语境”，是指凭借网络及手机形成的具有如下特点的语境：一是人人都拥有相对自由地对外界信息和发表意见的自主权。在“新媒体语境”中，传统的话语支配权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变。这种改变首先是由传播技术的革命带来的。在人人都握有“麦克风”的情况下，在公共空间中对话语权进行垄断，难以为继。“新媒体语境”中话语支配权状况的改变，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人民民主有所扩大的结果。二是信息和意见的复杂程度非以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可比。新媒体虽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掌控和监管，但由于掌控和监管难度不言而喻，因而在这一语境中公开传播的信息和意见的复杂程度相当突出。真假信息混杂，各种意见纷呈，而真假信息和正误意见凭借新媒体都体现出充分的扩散性。真实信息和正确意见的扩散，既有赖于人民民主，又可有力地助推人民民主，有利于事情向好的方面发展；虚假信息和错误意见的扩散，所产生的是以讹传讹、对“小事件”进行火上浇油使之转变为“大事件”的严重后果。三是在这一语境中，存在着由相应信息、观念和情绪共同构成的特殊“发酵剂”、“催化剂”。它们对特定事件发生由小到大的转变有着发酵作用和催化效应。在权威的真实信息和具有说服力的正确观念缺席或传播乏力的情况下，真假信息和正误观念都可以参与发酵作用并产生催化效应。在“新媒体语境”中，群体情绪的生成、涌动、相互感应，其情况非传统语境可比。难以阻遏的群体情绪，可使真实事实和正确观念的力量得以强化、叠加，也可使正面的理性影响力受到挑战、阻遏和贬损。不实信息、错误观念和不良情绪糅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威力不可小觑的“发酵剂”、“催化剂”，使围绕特定事件而形成的自在舆论因此而升温、放大、膨胀，“小事件”演变为“大事件”也就具备了相应的舆论基础。

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相关信息传播造成的社会恐慌、失序等严重后果有一定认识，并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相关信息的管理与传播策略颇为关注，后来逐步发展成为危机传播理论体系。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格鲁尼格和亨特提出的“优化理论”，该理论聚焦危机传播中的管理环节，强调传播者的自主性、专业性、决策能力和传播沟通策略的有效性；也有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信息加工环节上，较为深入地探讨了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管理者的“形象管理”和“辩护”策略问题，如伯诺伊特提出的“形象修复”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理论引入危机传播研究中，把危机作为话语冲突和调适的动态过程加以研究，代表性的学者有麦克黑尔等。2003年SARS事件后，我国进入重大公共危机事件高发期。学术界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持续高度关注。近年来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成果大致可分为如下五类：

一是围绕危机传播理论所进行的本土化研究。《危机传播与新闻》、《危机传播：信息流及噪音分析》、《危机传播概论》，从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基本原理入手，在分析国内外多个典型案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理念，在危机传播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和实践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二是针对突发事件和热点舆情背景下，政府及媒体的舆论引导所作的研究。《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政府媒体危机公关案例回放与点评》，对中外政府和媒体危机公关大量正反案例逐一进行了分析和点评；《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对政府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的舆论处置和引导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试论政府对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及其对策———以哈尔滨停水事件为例》、《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政府网络舆论引导———以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故为例》，则分别结合相应案例，对突发事件中政府舆论引导的经验和问题进行了学理思考。《舆情热点中政府危机干预的特点及借鉴意义》，对政府危机干预的特点和具体实践进行了具有理论深度的概括。以政府和媒体为主体加以研究，对其舆论处置、引导现状、问题和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并提出对策方案，是上述研究的共同特点，也是当前我国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相关研究中的主流。

三是突发事件中媒体的社会责任及新闻报道理念研究。《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媒体表现》、《公共危机事件中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等，对突发事件发生后媒体的表现和所发挥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论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理念的转变》、《也论我国灾害报道的理念》等，从学术的角度对我国新闻传媒灾难报道理念的转变历程进行了考察和归纳；《大众传媒与社会风险———以南方雨雪灾害报道为例》、《在开放与控制之间：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与尺度———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的经验与启示》等，分别结合媒体对“南方雨雪灾害”、“汶川大地震”所作报道，对具体案例进行论析，力求基于此从理论上进行提升。上述研究，通过对特定重大灾难中新闻传媒的所作所为进行学理思考，在某些专题研究领域中体现出一定的深化趋势。

四是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及应对策略的研究。《网络舆论危机的治理范式研究》、《“7•5”暴力事件的网络舆论传播特点及引导策略》、《新形势下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的构建》、《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内在演变机理研究》、《重大公共危机网络舆情扩散监测和规律分析》等，分析突发事件中网络舆论的特征和生成原因，探讨网络舆情的扩散规律，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策略；《互联网之火：网络舆情和时代焦虑———从南京的突发事件谈起》，由南京的突发事件入手，探讨网络舆情在相应事件中的发展演变。与传统媒体相比较，网络的即时性、互动性和参与性使它在舆论的形成、发展等方面具有明显特色和优势，同时也存在一定弊端。上述研究以网络为切入点，反映了该领域当前的研究热点和趋向。

五是突发事件中的舆论生态研究。《群体性突发事件与舆情》，对存在于群体性突发事件过程中各个关键环节上的舆情状态及其特殊变化展开了系统分析；《突发事件中的舆论生态及其影响：新媒体事件的视角》，探讨了新媒体语境中突发事件的舆论载体、作用过程及影响，指出突发事件的舆论生态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而成的整体媒体生态系统运作的产物。这方面的成果基于宏观视角，对突发事件的舆论生态、舆情机制和显著特征进行分析把握，对拓宽研究视野有一定启示。

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学者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相关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形成了丰厚的学术积淀，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和丰富的学术养料。但随着社会生活和传播语境的深刻变化，上述成果所留下的研究空间仍是比较大的：对危机传播的研究侧重于就政府和媒体的舆论引导进行经验总结，一部分对策研究停留于提出改进建议的层面，而相对忽视从新媒体语境中舆论关系的角度解读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就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发酵、催化作用进行探索，而进行此类研究者尚少；对新媒体语境的研究，尚缺乏从新媒体的整体视角作系统研究；尝试建立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和舆论关系模型的研究还不多见。有鉴于此，本研究将在综合诸多学科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本着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并重的策略，以新媒体为切入点，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和舆论的关系加以系统解读与剖析，并致力于展开有现实针对性的对策研究。其意义在于：在实践层面，以解决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舆论引导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导向，使研究成果对提高特定主体的舆论引导水平有实质性帮助；在学理层面，借助于相应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推进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研究的理论体系建设。

三本研究既要对新媒体语境中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与舆论的关系进行梳理、探析，在解剖一系列典型个案的基础上，对事件动态发展中的新媒体舆论、舆情加以多维度的、综合立体的把握，而不是仅仅从某个单一角度进行线性的或平面的考察；不仅如此，还要致力于建立方便有关主体从规律性方面进行把握的关系模型。这对于笔者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一）研究方法寻求突破

以往的相关成果中，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的较多，定量研究方法采用的则相对较少。科学的、有深度的定性研究，在分析把握特定对象的特点、揭示它们与其他相关事物的内在逻辑联系及与相应因素的关系、探索事物的内在规律时，有其不可取代的优势。但是，纯粹的定性研究难以说明特定对象“何以见得如此”，因为它缺乏有关统计数据的强有力支撑，故而难以从量的变化中探讨相应的机理和模型。科学的、规范的定量研究，在围绕对象所展开的分析中表现出毋庸置疑的精确性和可信性，体现出言之凿凿和言必有据的显著特点。然而，社会现象并不能简化为一串串数字，社会生活的发展也并不能完全归为一个个公式。数字可以用来说明“何以见得如此”，却并不能回答“何以会是如此”。此外，问卷调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不仅取决于问卷本身和问卷发放的科学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被调查者的素质、心态以及是否配合。人的心理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以及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受到的干扰，都会使问卷调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受损、打折。因此，笔者认为，比较可取的研究方法应当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恰当结合。定性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探究数字背后的深层次涵义和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而弥补定量研究的不足；定量研究可以为定性研究提供确凿的数据支撑，使定性研究更具有说服力和可信性。两者是可以互补的。本研究将既避免单纯的逻辑推演和学理阐述，同时又避免单纯的数据罗列和公式展示，力图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从学理研究入手，夯实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相应实证研究，与学理研究形成互补。

（二）定量的调查研究与定性的田野调查法

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及相关舆论中不同主体的行为方式、思想态度进行深入的整体性研究。

1.定量的调查研究

在研究中，采用网页调查、问卷调查和内容分析法等三种主要手段。网页调查。主要针对新媒体语境中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相关的酝酿舆论的主要场所，如BBS/论坛、博客、播客、微博等展开。遴选近年来30个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初始即本源意义上的和初始非本源意义上的各占一半，加以对比），以相应主题、事件当事人姓名、事发地地名以及事件中的网络流行语等为关键词进行分类检索，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及相关舆论、舆情展开大规模的调查统计、分析解读。问卷调查。以江苏、浙江等舆论较活跃的沿海发达地区省份为主，向舆论敏感度较高的政府官员、媒体工作者、白领阶层和大学生群体展开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认知、对新媒体语境中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相关舆论的观点和态度、在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相关的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行为表现等。对手机短信形成的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相关的舆论调查，主要通过问卷调查进行。内容分析。针对新媒体语境中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相关的影响大、受关注度高的言论资料（媒体报道、论坛帖子、博客文章、微博客文章等），就不同舆论主体的态度倾向、目的动机、行为方式展开调查，按相应类目进行统计分析。

2.定性的田野调查法

田野调查以主体追踪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为主要手段。主体追踪调查法将在定量的网页调查和内容分析法的基础上，以筛选出来的敏感性强、涉及面广、公众参与度高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为关键性样本，对舆论主体在事件中的行为方式、行动策略以及所形成的舆论形态等展开深度跟踪分析。深度访谈法主要针对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媒体工作者展开，深入了解他们对新媒体语境中不同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及相关舆论的观点、态度、行为方式及实际行动策略等。

（三）提出有学理依据和可操作的对策性方案

围绕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和舆论的关系问题展开全方位的实证分析，结合深入的学理研究，就构建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舆情识别、舆论引导应对机制提出对策性方案。

四具体而论，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大致分为五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对若干重要问题的学理探讨。由于所做的是关系研究，关系的双方分别是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与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因此在研究中必须始终着眼于双方之间的相互影响，尤其关注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而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又不只是与新媒体语境有关，也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往往与诸多社会问题密切相关。虽然侧重于从新媒体语境进行探讨，但是在研究中不能不把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放到社会大系统和诸多复杂的现实因素中加以考量。本板块对若干重要问题进行的学理探讨，要为整个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些重要问题大致包括：一是研究的必要性。在新媒体语境中，地区性的偶发“小事件”，存在着借助于舆论的放大作用而被瞬间引爆、演绎成为另类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现实可能性。新媒体语境往往是围绕特定事件而生成的酝酿舆论的场所。青年学者王少磊分析说：“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凸显激化，以‘门’为表征的突发事件集中爆发。这其中，互联网既是真相披露者，也是情绪煽动者；既有为建构所必须的解构，也有勇猛不能掩饰的粗暴。十几年来，互联网不断颁布新的‘尺度’，强迫传统媒体调整竞合，从而逐渐形成新的传播语境，宣告新的价值体系。在新语境下，精英与草根的位格关系和互动结构，都发生了颠覆式的变化。”②与总体上说人民民主有所扩大的趋势相对应，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格局进一步多元化，这构成了一种常态。而在特定事端或事件发生后，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往往又会高度凝聚、集中。“我们已进入传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使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主体，也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③由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触发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是社会舆论场域中的新景观，同时意味着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将趋于多样化和高频化。一位县委书记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没有网络之前，一个事件最多几百人知道，有了网络之后，却要面对成千上万人排山倒海式的议论，上百万人的口诛笔伐，真的很恐怖。应对不好，将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改变一个地方的发展方向。”④

此言颇发人深省。现实中贫富差距、阶层差别、官民矛盾的客观存在，社会矛盾在某些方面和在局部地区的尖锐化，是某些“小事件”演变为“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正如喻国明所说“：近期发生的所有网络大事件，反映出官民关系、警民之间、贫富差异、城乡差异，以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社会基本面的矛盾”“，事件冲突的一方强势，比如富人、有权力的人；另一方是弱势，比如儿童、女人、农民等”。⑤而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则直接触发并激化了某些地区既有的社会矛盾，调动并凝聚了某类群体性情绪，最终促成了某些“小事件”向“大事件”的转变。二是对“新媒体语境”概念的探讨。对“新媒体语境”概念进行准确的界定，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之一。“新媒体语境”相对于传统媒体语境所显现的特点，反映出两者之间特质的差异，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舆论形态的不同。对“公共危机事件”进行准确的界定，是本研究的另一逻辑起点。在界定此概念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由“小事端”演变成的另类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与通常意义上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之间是存在着许多差别的；而舆论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情况，更值得深入探究。三是对通常情况下舆论场域的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酿成，都不可能与舆论毫无关系。而舆论客观上形成不同的场域。以舆论主体的差别而论，可区分为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以存在形态的差别而论，可区分为现实舆论场和虚拟舆论场。不同的舆论场域，同时共存、交互作用、相互影响，既以各自的方式又以形成合力的方式作用于相关公众。

第二个板块：新媒体语境中围绕特定事件形成舆论的内在演变机理研究。一部分特定事件经新媒体语境的发酵作用和催化效应，遂成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有学者认为，网络公共事件中舆论演变为行动遵循着下面的逻辑：个人遭遇被网络曝光———快速发酵———社会情绪开始传染———社会大众的共同想象———一般信念形成（粗糙认知）———回归现实采取行动———公共事件爆发。”⑥一般而言，这既是新媒体语境中舆论运行的过程，同时也是事件演变发展留下的轨迹。本板块全方位构建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舆论演变机理体系，从分析围绕事件的舆论形成、发展、变异、功能发挥和终结等五个方面的机理入手，系统解析因事件而生成的新媒体语境中舆论的演变路径、演变动因和“生命周期”。（1）路径分析。对新媒体语境中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相关的舆论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和发生影响的路径展开系统分析。（2）动因分析。结合经济、政治、技术、文化、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对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相关舆论演变的深层动因展开探索分析，体现综合性和立体性研究的特点。（3）“生命周期”分析。新媒体语境中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相关的舆论，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起落、消涨呈现出相应的规律性。就此所作的探讨，力图体现对舆论的动态把握和对规律的理性认识。

第三个板块：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舆论触发因子及解读模式研究。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具备“重大”、“公共”性质并产生负面影响，不仅与隐匿于其表象背后的舆论“触发因子”密切相关，更与这些因子的解读方式及与社会心理层面的契合程度有着明显相关性。本板块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舆论触发因子及其解读模式等方面展开深入探究。（1）舆论触发因子分析。对隐藏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可能引发舆论突变的各项因子，如事件诱因、具体情境和公众心绪（通过新媒体语境得以体现）等加以探析。（2）舆论触发因子的解读模式分析。结合经验资料，对各种舆论触发因子的解读规律和模式特征加以分析，对解读模式背后的社会、文化等深层次动因进行探索。

第四个板块：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和舆论的关系模型研究。在新媒体语境中，舆论对特定事件有着明显的放大和助推作用，舆论与事件之间“影响因子”的交换始终存在并随时可能改变各自性质、特点和走向。这就需要一种新型的“关系”模型来解释事件由小到大演变的内在机理。在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与舆论之间出现相互解构与建构的新型动态关系。因此，有必要突破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一元化解读方式，重构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多元化意义解读系统。本板块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与舆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全方位的梳理与透视。（1）事件主体－舆论主体关系分析。事件主体是舆论主体的关注和热议对象，是舆论风生水起的由头。事件主体－舆论主体关系分析，将两类主体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核心内容为：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及新媒体语境中相关舆论场域出现的多样化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梳理，并就不同主体角色的深层动因展开研究。（2）事件主体－舆论主体策略分析。对不同舆论主体在应对事件和舆论时的策略运用及其实际效果进行评价和分析。（3）事件过程－舆论过程关系分析。从总体上说，在新媒体语境中，事件过程与舆论过程常常体现出相当的一致性。因此有必要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舆论触发因子在相关舆论演变中的功能、变异展开动态分析，并对事件和舆论的相互作用力情况进行深入探索。

第五个板块：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引导对策研究。有学者分析说：“网络所引起的舆论关注，突破了地区、行业限制，一呼百万应。网络把微人群、微力量聚合起来，爆发出巨大能量，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场。”⑦综观相当一部分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其初起时并非事关公共，也难言重大和危机，而只是不甚起眼的事端。由于新媒体提供的传播手段和语境条件，此类事端引发了公众热议。围绕事端，舆论经历了酝酿生成、升温发展、形成浪潮的过程（虚拟世界中的舆论迅速向现实世界蔓延、扩散），吸引更多人关注事端，通过新媒体新信息，发表主导性意见和附和性意见。虚拟世界中的舆论与现实世界中的舆论相交融、相叠合、相感应，从而将特定事端放大成了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例如，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事件，从最初并不显眼的业主BBS论坛“转帖”，到引发全国舆论轩然大波的公共危机事件，持续4个多月的时间。华南板块数万业主不断聚会、散发传单、“上街散步”或者集体上访，最终以政府有关部门宣布此项目先停建、“回锅”讨论而告一段落。⑧此类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和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关系非常紧密。倘若离开新媒体语境中舆论的发酵和催化作用，它们未必会成为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由此可见，新媒体语境中舆论的影响力，使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机率和风险陡然增大。这显然是当前舆论引导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现实的问题。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多样而高发、政府和媒体对舆论引导不力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政府和媒体亟需基于系统理念，着眼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情识别、舆论处置和与公众交流沟通机制的全方位创新，切实提高新媒体语境中舆论的应对和引导能力。有学者指出：过去许多基层领导干部对媒体存在着“不敢说，不会说，不能说”的问题。现在互联网传播时代，除了这三大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领导干部对当前网络传播的规律理解程度不深，还习惯于“宣传部把关”，结果导致“小问题引爆大热点”，最终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⑨这充分说明：提高舆论引导主体，特别是领导干部新媒体语境中舆论应对能力和引导能力迫在眉睫。

本板块就政府、媒体如何提高新媒体传播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舆情识别、舆论引导和交流沟通能力进行对策性研究。（1）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情识别指标研究。对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情的预兆、风险度、影响范围和程度等各项指标展开研究。（2）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处置模式研究。为不同情境模式下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舆论引导和处置提供行动方略。（3）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舆情沟通机制研究。为提高政府、媒体与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舆论主体的沟通效率提供制度化设计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