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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险社会及其特征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1986年出版的著作《风险社会》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并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里,由于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导致全球性风险开始出现,使人类日益“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景象。①在这里,贝克将我们所处的后现代社会界定为风险社会,认为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原因所造成的风险。人类社会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发展日益迅速的同时,各种社会风险也日益凸显,当今的人类社会已经在不自觉中步入了风险时代。风险社会的显著特征在于:
(一)风险的普遍性风险不仅仅反映的是某个人、某些地区、某些领域的问题,而是一种具有普遍联系的社会现象。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错综复杂,某一地区发生的风险可以迅速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风险发生的领域也非常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风险还牵涉到每一个人,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生存状况等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二)风险的不可预见性风险发生的时间、区域、后果等各个方面均难以预测,人们无法用以往的生活规则进行判断,缺乏经验性的知识作为行为的指导,在这样的状态下极易陷入恐慌与混乱的境地。
(三)风险影响的共振性随着网络的普及与空前发达,事物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各单位之间的相互关联度变得越来越强。一旦某个单位出现了问题,相关单位也会受到影响,导致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或曰蝴蝶效应的生成。一场金融危机、一次疾病暴发、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都会即时呈放射状传递,产生破坏稳定的影响。
(四)风险后果的严重性由于风险影响范围的广泛且风险影响具有共振性,某一领域的风险容易向其他领域拓展,形成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因风险的发生具有不可预见性,很难甚至无法在风险发生前采取有力措施规避风险,因而风险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会对人们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带来巨大的社会变迁,使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技术等诸多领域也存在多种风险因素,已经进入风险高发时期。2004年国家发改委的报告中指出当代中国社会正在进入“高风险社会”。
公共危机,是一种紧急事件或者紧急状态,它的出现和爆发严重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对生命、财产、环境等造成威胁、损害,超出了政府和社会常态的管理能力,要求政府和社会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应对。②
依据不同的判断标准,可以把公共危机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按其影响的地域范围划分,可以分为全球性、全国性以及地区性三类;按其性质划分,可以分为政治性公共危机、经济性公共危机、民族宗教公共危机、生态性公共危机等;③按其系统划分,可以分为自然性公共危机和社会性公共危机。公共危机事件具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第一,危机突发性。它常在人们毫无防范,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第二,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为危机状态的不确定性、反应的不确定性以及危机回应的不确定性。第三,时间的紧迫性。危机事件的严重破坏性要求人们必须尽快地处理好它。另外,决策者对于危机的处理,在决策上只有有限的时间来做出反应。第四,危险性。危机事件具有危害性,它涉及人民生活安定和社会稳定,以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标志,包括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还有可能对个人心理和社会心理造成破坏性冲击。近年来,随着各种公共危机的不断发生,我国目前已处于“公共危机事件”的高发阶段。由以上“风险”与“危机”二者的特征可知,“风险”与“危机”具有相似性,“风险”与“危机”均具有不确定性与危害性等特点。“风险”与“危机”之间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有学者认为,“风险”指的是损失的可能性,而“危机”,则指的是已经明确发生的损失;风险如果任其发展,最终必然会演变成危机。风险与危机之间存在着实践上的因果关系,风险是前期形态,危机是后期表现。④
风险社会的到来加大了危机出现的可能性,风险社会易发生公共危机事件。公共危机是风险社会中国家、政府与公众经常需要面对的社会现实。从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现实来看,风险社会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应对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应对危机。要化解和规避风险与危机需要利用各种资源,采取多种方式。新闻传媒由于在新闻传播、舆论引导等方面的天然优势,自然成为化解和规避社会风险与危机的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重要手段和方式。由此看来,在当前风险社会情况下,在公共危机事件处置中,新闻媒介需要积极地引导舆论,达到化解风险与危机的目的。
三、公共危机事件中舆论引导的必要性
舆论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公众对于特定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⑤“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为了防止孤立和避免社会制裁,个人在表明自己观点之际首先要对周围的“意见环境”进行观察,当感受到自己属于优势时,他们便倾向于积极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而当发觉自己是少数时,许多人便会屈于压力而趋向保持沉默。于是舆论的形成便成为一个“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⑥在舆论形成过程中,分散的公众成员发表意见时会受到从众心理的很大制约,由于避免被孤立,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占优势地位的多数意见的影响或左右。这种对外界优势多数意见的感知主要来自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则尤其是来自新闻媒介。由于新闻媒介在社会意见中具有独特的权威感,使之很容易成为主流意见。公众感知外界意见时也往往将其视为多数意见,即人们主要是根据“大众传播媒介”来判断意见环境的。这种对媒介意见的遵从、附和,往往也就是新闻媒介有意识地引导舆论的过程。即大众传播通过自身报道活动所营造的“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它是新闻媒介对舆论最积极的作用方式。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新闻媒介在引导舆论方面的重要作用有:
(一)新闻媒介正确的舆论引导有助于将危机事件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在灾难发生时,新闻媒介是危机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公众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是政府对公众发言的渠道,是政府和公众得以沟通、共同解决危机的桥梁。而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又是通过新闻媒介来实现的。因此,危机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介如何引导舆论就成了关键。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及时向公众公布危机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可以起到广泛的社会动员、社会组织的作用,能够帮助社会各阶层统一认识,使政府和公众明确面临的困难和应该采取的措施,迅速集结力量,有效开展救助工作。新闻媒介正确的舆论引导有助于形成有利于政府妥善、高效处理危机事件,化危机为转机的舆论氛围,从而将危机事件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二)新闻媒介正确引导舆论有助于安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公共危机事件由于不可预知且破坏性大,对人民的伤害大,所以容易引起混乱和恐慌,而新闻媒介在塑造公众价值观念、反映和引导舆论方面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在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时,新闻媒介正确引导舆论有助于澄清事实、安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这是因为:危机具有破坏性、突发性、多样性、复杂性,它不论大小,总是会危及到一部分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新闻媒介及早地传递相关的信息,主动引导舆论,可以缓解公众的紧张情绪和恐慌心理,使公众准确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从容面对危机,以做出应对措施来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三)新闻媒介正确引导舆论有助于防范此类危机的再次出现。公共危机事件结束后,新闻媒介对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背景,危机应对中的经验、教训等进行及时的总结,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危机规避和防范意识,有助于降低再次发生类似危机的风险。
四、风险社会公共危机事件中舆论引导的举措
新世纪以来,中国进入“矛盾凸显期”,我国社会已进入风险社会,各类公共危机事件频频发生,影响面也越来越广。在公共危机事件处置中,如何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是摆在新闻媒介面前的重要课题。新闻媒介应采取有效措施,将舆论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一)依靠及时、准确的报道和有效的密集传播获得舆论主导权
公共危机事件事关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从而使其在发生之初,就引发公众对信息的高度关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公众希望获得及时准确的信息以便做出正确的决策与行动,急于知晓事件发生情况、态势和发展过程,急于知道政府目前的态度和所采取的相关处置措施。新闻媒介应该抓住人们迫切希望了解危机变化趋势的心理,把有关危机态势、发展过程等相关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公众,每日公布危机情况以及权威部门的应对措施,尊重、维护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新闻媒介每日通报危机情况使得媒体成为公众估计形势的主要信息来源。如果新闻媒介在这时缺位或是信息的传播不够及时、准确、充分,各种流言、谣言便会甚嚣尘上,加剧公众的恐慌心理。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传播的渠道日益多样化,公众如果不能从正常的、权威的渠道获取信息,就会转向其他渠道,从而造成小道消息、传闻的泛滥,进而形成公众对媒体和政府不信任的局面,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和混乱。所以,新闻媒介必须主动出击,主动引导舆论,在第一时间里,权威信息,集中优势力量,密集传播,避免造成媒体失语,以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
(二)依靠先进典型报道进行正面引导,弘扬真善美以提升社会核心价值观
媒体对奋战在危机抗战第一线的工作者英雄事迹的报道可以起到鼓舞社会公众、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新闻媒介应以树立良性的、健康的价值观为核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选择、保留、弘扬先进的思想观念、良好的道德风尚等方面的报道内容。在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中,要树立先进典型对舆论进行正面引导,要通过对先进典型人物的报道引导人们树立积极向上的思想观念。对先进典型的报道有助于弘扬正气,也有助于群众树立共同面对危机的决心。要弘扬人们在应对危机事件中体现出来的人性善良的一面,报道公共危机事件不等于极力渲染危机,对危机事件中惨烈、暴力、残酷、恐怖、血腥等消极的一面,新闻媒介应当予以回避。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往往难以避免危机事件包括重大的人身伤亡事故的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面对危机,尤其是在重大的人身伤亡事故发生的瞬间,人的求生本能,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等,都会表现出来。对于新闻媒介来说,引导舆论的关键问题在于报道这些重大人身伤亡事故时,如何去进一步发掘其中所蕴含着的更美好、更感人的主题。新闻媒介应该在让受众看到危机事件带给人们悲伤的同时,也深刻地体味到危难中人间的真情以及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关爱的美好情怀。在公共危机事件报道中,新闻媒介除及时地报道危机事件、科学理智地分析危机事件之外,还应关注危机事件中生命个体的生存状态,去挖掘生命在危难中的尊严与价值,弘扬真善美,让人们感受到无私、坚强、智慧等人性光辉以提升社会核心价值观。
(三)重点发挥议程设置功能,化解或转移社会压力
新闻媒介具有议程设置功能。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能直接得到的或本身较为复杂的信息,一般都需要新闻媒介提供,对新闻事件有选择性的报道会影响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于是新闻媒介无形中为人们建构着现实社会。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公众倾向于关注和思考传媒所注意的那些问题,依据媒介提示的角度思考,按照媒介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调整自己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看法。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介不仅应及时准确地向公众提供有关危机事态、进程等相关信息,还应进一步影响公众的思维和情感。公共危机事件带给人们紧张恐慌、焦虑不安的情绪,若不及时化解与转移这种情绪,容易加剧社会矛盾,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面对危机事件的发生,新闻媒介必须充分发挥议程设置功能,在协调多方利益的前提下,精心策划与安排报道的主导方向,构建人们关注与讨论的中心话题,调动公众注意力,缓解各方矛盾,降低社会恐慌。如果为了制造轰动效应而大肆渲染负面信息,必然会造成社会危害程度的增加,在公众中形成不必要的社会恐慌。新闻媒介应引导公众树立抗灾救灾的信心与决心,引导公众看到希望、看到光明,及时化解或转移社会压力。危机虽然只发生于瞬间,但其发生与发展有一定的阶段性。新闻媒介应该随着危机的阶段性发展,有针对性地调整新闻的密度和频度,系统安排报道的节奏、规模、手段和形式,为公众设置议程,减轻、控制和消除危机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从根本上消除流言的基础与动因,以达到与受众的良性互动,增强公众战胜危机的希望与信心,引导好社会危机时期的舆论走向。
(四)对危机事件中的受害者给予充分的人文关怀
一些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报道中没有融入责任感,站在旁观者角度,抱着看客心理,单纯地、一味地展示事件,看似充分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却忽视了对事件进行正面积极的引导,从而对受害者及家属造成伤害,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一些媒体为制造轰动效应把危机事件的报道变成了悲剧展览,用事件的惨烈、当事人的痛苦来填充时段和版面,渲染危机事件中血腥、恐怖、紧张的一面,给受众带来不安情绪。这些过于恐怖、残酷、血腥的场景在媒体刊播后,会引起受众的紧张、焦虑等心理,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在SARS报道中,一些媒体过多刊登人们抢购口罩、药品的照片,无形中渲染了紧张气氛,为这种不理智的抢购风潮推波助澜。在对2004年印度洋海啸的报道中,有些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眼球,将血肉模糊的罹难者特写照片十分醒目地刊登于报纸的显著位置,于是,尸体、废墟等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图片大量充斥于报纸版面中,其报道看似公开、全面,但让人不忍观看。这样的报道不仅会给遇难者家属带来二度伤害,也会引起受众的反感和不安。新闻媒介要以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去抚慰那些危机事件中的受害者以及关注危机事件的人们。危机事件带给人的情感情绪反应是悲痛、颓丧、焦虑等,但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关怀精神的报道却可以转变受众的这些消极不良的情感和情绪,使悲痛得到安慰,颓丧得到振奋,焦虑得到舒缓,从而产生积极的和良性的言与行,产生积极的传播效果。因此,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方法不仅关系到信息的传播效果,而且还关系到危机事件主体的精神面貌和精神状态。新闻媒介要对处于极度绝望状态下的人类给以人文主义关怀,让健在的人们体会到人性的温暖、人的崇高与尊严,唤醒人类的良知与道德。危机事件发生后,要满足受众的知情权,要关注事件中“人”的命运,但不能就事论事,冷酷无情,而要在其报道中融入人道主义情感,体现出关切之情和正确的舆论导向,重视社会效果,起到呼唤同情、警示社会、推动预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