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媒介素养及公共危机的应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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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正处在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与利益交织，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如SARS事件、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宜黄强拆”、“上海11•15大火”、贵州“瓮安事件”以及因日本地震海啸引发的“食盐抢购风波”等等［1］。这些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给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影响。频发的公共危机事件不仅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更对党政干部应对危机的能力提出了挑战。一旦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党政干部，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往往会处于舆论的焦点和“漩涡的中心”。稍有不慎，其言行便会经过现代网络新媒介的迅速传播和放大，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不仅会激化矛盾，恶化事态，影响着一方的和谐与稳定，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透支着政府的公信度。透过近年来突发的一些公共危机事件可以看出，当前党政干部的媒介素养参差不齐，处理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亟待提高。

一、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官员百态

近年，我国党政干部处理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总体上在不断提升，但存在的问题仍很突出，综观他们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态度和表现，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消极回避型。当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后，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体记者，地方党政干部一方面由于对传媒缺少正确的认识，认为媒体就是来找茬的、挑刺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害怕因在自己的任期内、在自己的辖区内出现重大安全事故或群体性事件而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轻者受处分，重者丢乌纱帽。故本能地对新闻媒体采取警惕和敌视的态度，纷纷像躲瘟疫一样躲避着媒体，以为躲避媒体采访就能够封堵住信息，就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面对媒体记者的采访和追问，他们或避而不见，拒绝采访;或支支吾吾，闪烁其词;或者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或者欺上瞒下，误导舆论;或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甚至不惜动用一切行政资源“全力防控”［2］。所以，在媒体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追踪报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记者打算采访的相关领导个个都不在;打电话联系，领导们的手机都不约而同地关机;向办公室工作人员询问领导的去向，则一概不知。《大河报》曾一度密集报道农民负担问题、乱收费问题，一些地方官员便惊呼要“防火防盗防《大河报》”。

2．反应滞后型。少数党政领导干部不了解新闻传播的规律，不熟悉现代新媒体技术，平时主要通过行政公文和当地传统主流媒体了解社会信息动态，开展领导工作。因此，当本辖区内突发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公共危机事件，互联网上已闹得沸沸扬扬，当地主流媒体却因传统的惯性思维而失声、沉默，当地党政官员也浑然不知，或知之不详，甚至面对记者的采访而一问三不知。不少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起因其实很简单，事情也很小，如果当地党政领导能够反应及时，迅速处置，且方法对头，是完全能够及时化解的，却由于重视不够，反应滞后，延误了处理的最佳时机，结果小事闹大，大事闹炸。而在处理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时，他们不是采取即时“滚动式”的方式消息，让公众及时了解事情真相，以消弭谣言，安抚人心，稳定事态，而是习惯于事后公布调查、处理结果，从而出现信息“真空”，以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事态扩大，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例如，2005年11月，受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爆炸事故影响发生“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后，因当地政府未能及时向社会公众污染的程度和处置情况，以致谣言传播，附近少数居民因恐慌而外逃，造成了工作的被动，后经当地政府通过媒体紧急通报事情的真相后，才稳定住局面。

3．简单粗暴型。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媒体不仅是政府的合作者、从属者，更是政府的挑战者、质疑者，其对政府的监督功能日益凸显。而一些党政干部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新变化，还不能正确认识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仍不习惯于媒体的监督，常常表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权力傲慢。当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时，不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不愿面对媒体，严词拒绝媒体的采访。有的面对媒体的追问，常常是一句“无可奉告”，冷若冰霜;有的态度粗野蛮横，围堵记者，殴打、谩骂记者之事时有发生，甚至没收或损毁记者的采访设备;有的对记者的负面新闻报道进行打击报复，动辄以“告上法庭”相威胁，甚至以“报道失实”为由，悍然动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滥施淫威，千里缉拿记者。例如，2010年7月，《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的交易内幕而遭浙江丽水警方全国通缉;2008年1月，因一篇涉及辽宁西丰县委书记的负面新闻，《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以“涉嫌诽谤罪”遭西丰县警方的拘传。一场场闹剧的上演，折射出某些地方官员思想灵魂深处权力意识的膨胀，造成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

4．口无遮拦型。近年，一些地方党政官员的“雷人语录”在网上疯传，不断刺激着公众的神经，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与非议，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些“雷人语录”的背后，折射出当前少数党政干部党性修养之差，官僚意识之重，反映了他们对群众的关切和利益的漠视，对法律和社会公德的藐视，当然，更反映了一些地方党政官员媒介素养的严重缺失。每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少数党政官员不是抱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配合媒体即时信息，告知公众真相，以稳定事态，减少损失;不是认真地检讨自身工作中的失误和错误，深刻总结经验教训，以挽回影响。而是面对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大耍官威，大放厥词，口无遮拦，口出狂言。这些“雷人语录”在网上的迅速传播，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将这些“大嘴”官员们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例如，2009年6月，面对记者的采访，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让人大跌眼镜。2011年7月，“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面对新闻媒体的追问，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一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更是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二、党政干部媒介素养缺失的主要原因

党政干部媒介素养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党性修养不高，公仆意识淡薄。综观许多党政干部在应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表现，表面上看是他们不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缺乏应对媒体的技巧;但从根本上讲，是部分党政干部党性修养不高，公仆意识淡薄，官本位思想作怪，权力意识膨胀的必然反映。一些党政官员之所以对媒体记者消极躲避，封堵信息，隐瞒真相，不敢正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实质上就是把个人的得失看得比党和群众的利益还重，怕担责任，怕丢掉乌纱帽;一些党政干部之所以敢在媒体面前大放厥词、口出狂言，从根本上讲，不是不懂得如何应对媒体的技巧，而是党性修养不强、宗旨意识欠缺。例如，一时引起舆论热议的“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的荒唐言论，公然把党与人民置于对立面，这完全暴露出当事者平时疏于学习政治理论，对党的性质、宗旨的无知。殊不知，党的利益和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有些党政干部平时不屑于和媒体打交道，不愿与媒体交朋友，感到掉身价、跌份。说到底，也是官本位思想严重，公仆意识淡薄，总感到自己高高在上。因此，工作上也很难赢得媒体的理解与支持。

2．不了解新闻传播规律，驾驭舆论的能力不足。党政干部的媒介素养是指能正确认识大众传媒的功能、特点、运作、控制及传播规律等，并能科学、有效地利用传媒宣传政策、组织群众、塑造形象。由于目前我国党政干部队伍中新闻专业出身的极少，且在党政干部培训的内容中，也缺少媒介素养教育这一块。因此，大多数党政干部不熟悉新闻传播规律，不知道该如何与媒体打交道，不善于利用媒介有效地指导、推动工作，更不情愿接受媒体的监督。因此，面对不期而至的公共危机事件，不少领导干部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在舆论监督面前噤若寒蝉、支支吾吾、遮遮掩掩，不敢说、不愿说、不会说，愈加引发公众的质疑与批评，导致问题扩大化、复杂化，甚至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损害。

3．对现代新媒体技术不熟悉，难以占领“信息高地”。现代网络已成为党和政府与公民沟通的重要桥梁，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媒介。随着我国网民数量的骤增，网络的舆论力量愈加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当今许多重大事件都是由互联网最先披露且得以迅速传播的。但网络是把双刃剑，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一些小道消息、谣言等负面信息也往往是凭借网络平台不胫而走的，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但至今仍有不少领导干部对网络新媒体的重要作用和影响认识不到位，认为网络舆论无非是“瞎吵吵”［3］。因此，学习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动力不足，不少领导干部不能熟练地掌握网络新技术，只满足于一般新闻信息的读取或网络游戏的娱乐，对网络博客、播客、微博等新的媒体传播方式还相当陌生，不愿使用，不会使用。一旦本辖区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就无法第一时间获取相关信息，导致信息不灵，与公众的沟通渠道不畅，以致延误时机，造成被动。

三、党政干部媒介素养提升的途径

党情、国情、世情的变化，使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对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培养和提升党政干部，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已经成为新时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

1．加强官德教育，提高党性修养。面对公共危机事件的高发态势及“大嘴”官员的频现，专家学者纷纷提出对策，一些省市也开展了诸如“突发事件媒体应对”等专题培训班;一些社会培训机构更是悟出了商机，各种提升“媒介素养”的专题培训班便雨后春笋般冒出，大力兜售各种应对媒体的招数、秘籍。其实，对于党政干部来说，增强自身的党性修养远比掌握一些应对媒体的技巧重要得多。因为，提高政治素质与提升应对媒体能力两者之间永远都是本与末、道和术的关系，不能本末倒置。如果没有过硬的党性修养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即使具备一定的与媒体打交道的技巧，充其量只是巧言令色耍嘴皮子而已，很难赢得媒体和公众的认同与信任。事实上，在现代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任何企图掩盖事实真相的做法都是徒劳的，“瞒得过初一，瞒不过十五”，一旦事实真相被揭露出来，将会更加被动。党政干部只有具备了较高的党性修养，才能够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关键时刻，做到从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计名利，不计得失，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用心”讲话;才能够做到真相第一、技巧第二，尊重事实，告知真相;才能够以一种平等开放的姿态，坦然从容地面对媒体。因此，加强党政干部的党性修养，广泛开展官德教育，不断提高党政干部的政治素养，使他们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公仆意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自觉克服官本位思想，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而掩盖真相，推卸责任，或与媒体虚于应付，对媒体监督进行打压。

2．加强学习培训，不断提高党政干部的媒介素养。

第一，要充分利用各级党校这个平台，对党政干部，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例如举办媒介素养专门培训班，邀请新闻专家、学者和资深新闻人、记者授课，与参训学员面对面地进行交流，使广大学员掌握新闻学知识和新闻传播规律，学会正确判断媒介信息的价值和意义，提高舆论引导与驾驭能力。在学习培训中，要注重采取案例教学法，通过对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剖析，提高学员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危机管理能力，尤其是学会如何利用网络媒体，提高舆论引导的能力［4］。

第二，加强对党政干部的职前培训。在录用公务员的招考中，应当有意识地加入新闻传播学方面的知识内容，把媒介素养作为选拔党政干部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在公务员职前培训中，应有针对性地加入媒介知识的相关学习与训练，以提高年轻党政干部的媒介素养，增强其运用和应对媒介的能力，逐步提升党政干部队伍的整体新闻执政能力。

第三，坚持集中学与自学相结合，增强干部学习的自觉性。由于党政干部都肩负繁重的工作任务，不可能长时间离岗学习，组织部门也很难短期内对所有党政干部进行轮训。因此，必须坚持集中学与自学相结合，领导干部应带头学习掌握有关新兴媒体的知识，努力提高自身运用新兴媒体的能力。组织部门应制订统一的干部学习计划，组织编写可读性、操作性强的学习材料，供党政干部自学之用，并定期进行检查、考核，将其纳入干部绩效考核目标，以强化自学效果。

3．学会利用网络新媒体，抢占舆论先机。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并以其海量迅捷、传授互动和超时空限制等优点日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各种思想文化交汇的大平台、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和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战场。因此，领导干部只有熟练地掌握现代媒体技术，才能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及时掌握网络舆情，第一时间抢到“发言权”，及时权威信息，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让真实正面的消息跑在小道消息、谣言的前面，才能引导舆论，凝聚力量，确保社会稳定。2011年3月，因日本大地震而引发的食盐抢购风波，在网络的助推下，迅速波及全国许多省份，一时人心惶惶。而有关部门对此迅速作出反应，利用新媒体及时进行辟谣，很快平息了风波，稳定了局势。现在，不少地方党政领导通过开博客、微博等方式，开展网络问政。前不久，2011年中国政务微博客评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政务微博客总数达到50561个，政务微博数量较去年初增长7倍多。政务微博加强了与民众和媒体的沟通，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应当大力提倡和推广。

4．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新闻发言人队伍。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全才，党政干部也是如此。因此，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已成为必然的趋势。新闻发言人是党政机关中媒介素养较高的一群人，当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时，授权专职的训练有素的新闻发言人负责对外公布信息，接受媒体采访，能保证的信息口径、内容一致，避免因多头而出现信息混乱。同时，通过及时、准确地权威信息，牢牢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迅速占领舆论制高点，保障公共危机事件的及时应对和妥善处置。但是，根据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来看，也应加强对新闻发言人的党性修养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不断增强其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使他们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和大局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当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时，新闻发言人对外信息应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忠实地说，迅速地说，好好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