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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共危机而言,面临的实务问题就是如何规避、如何应对、如何善后,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的作用至关重要。在过去十年间,媒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发挥的作用并不理想,要么集体失语,要么夸大恐惧。因此,"媒体反映度"的提出对于应对公共危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媒体反映度及其对公共危机管理的影响
本文是"反映",而不是"反应"。《辞海》中对"反映"的解释是:⑴反照,比喻把客观事物的实质表现出来;⑵把情况、意见等告诉上级或有关部门;⑶指有机体接受和回答客观事物影响的活动过程。《辞海》中对"度"的解释是:程度、限度,即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稳定性的数量界限,度是质与量的统一。[1]
可见,所谓"媒体反映度"是指大众传媒在面对一些新闻事实、尤其是在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时,应把握合适的尺度,采取适当的传播方式,既真实地传播新闻事实又不做过度价值倾向地界定。媒体反映度,寻求的是一种介于"过"与"不及"两极之间均衡性的传播方式。
很多学者都提出过处理危机事件的适度性原则,因此媒体作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重要利益主体之一也必须遵循这条原则,对公共危机中的各种信息做出适度反映。"媒体反映度"的提出就要求媒体在面对危机事件时,应选择最恰当的时机,最恰当的尺度,采取最恰当的方式处置危机事件。
二、危机报道的驱动机制与媒体反映度的最佳模式
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媒体反映度受多种复杂因素影响。从媒体自身行为动力角度看,媒体反映度主要受危机报道中的新闻自由驱动机制和社会责任驱动机制两大因素制约,而且两大机制经常处于矛盾状态。有效协调两大动力机制作用的关系,寻求双驱机制下媒体反映度的最佳模式,是认识和调整媒体反映度的关键。
1、危机报道中的新闻自由驱动机制
新闻自由的口号最早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新闻自由是公民民主权利的一种,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新闻传播领域内的体现。它是指收集、、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台与电视的播放自由、新闻采访与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新闻评论的自由等。新闻自由驱动机制保障了媒体在公共危机中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收集、整理、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责任,但同时也可能由于媒体过分的追求新闻自由,而带来重"时效"轻"真实"、重"负面"轻"全面"、重"评判"轻"解读"等情况的出现。
2、危机报道中的社会责任驱动机制
社会责任理论由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拟出的《自由和负责的报刊》报告中最先提出。"社会责任论"认为,自由是伴随着义务的,强调媒体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当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受到媒体损害时,政府应出来约束、干预媒体的行为,公众也不应袖手旁观。社会责任驱动机制要求:媒体作为公共危机管理中独特的社会力量,应及时发现危机征兆,满足公众信息需求,并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对公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进行正确的引导,协助政府处理公共危机。
3、双驱机制下媒体反映度的最佳模式
不管是单纯地强调新闻自由而忽视媒体的社会责任,还是纵容外部力量过多干涉媒体的新闻自由,都不能真正地实现媒体反映度的最佳模式,媒体反映度的最佳模式应是新闻自由驱动机制与社会责任驱动机制相结合的传播方式。
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报道模式,也可以说是在"自由"与"责任"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媒体才可能作为独立的主体承担起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责任,免受外部势力的干扰。而社会责任是对新闻自由的约束,这就要求危机时期的媒体在真实、迅速传播信息的同时,必须顾及到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大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只有这样,媒体在危机中才能达到最佳的反映度,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
三、公共危机不同时期媒体反映度的调控
公共危机演变一般依次经历潜伏期、爆发期和恢复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事件内容、影响性质和扩散程度不同,媒体反映度也应因此而不同。
1、危机潜伏期的媒体反映度
潜伏期即危机预警和准备阶段,目的是有效地预防和避免危机事件的发生,把危机扼杀于萌芽。在危机潜伏期,媒体应当利用发达的信息网络,及时发现危机的前兆,向政府传递潜在危机的信息,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及时采取行动,把潜在的危机扼杀在萌芽状态,防范危机的爆发。在潜伏期媒体最重要的是发挥预警的功能。美国著名报业专家约瑟夫·普利策有句名言:"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工作者就是船头上的嘹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暗礁险滩,及时发出警告。"[2]
2、危机爆发期的媒体反映度
在危机爆发期,危机管理的重点在于识别危机、隔绝危机和处理危机。在这一时期媒体担当的角色更为突出,媒体如何反映,反映的程度如何对于整个危机事件的解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危机事件爆发时,人们会比平日更疯狂地追随媒体,人们对于危机报道的要求是第一时间知道现场的消息,第一时间知道事件的发展,第一时间知道事件的结果。媒体的作用被人们前所未有地重视。与此同时媒体还要避免三种倾向:一种是对危机采取隐瞒的政策;另一种是对危情采取以偏概全,夸大其词地报道;第三种是报喜不报忧,以报道抢险救灾的英雄人物为由,掩盖事故发生的真相。
3、危机恢复期的媒体反映度
危机的恢复期,并不意味着危机管理的结束,而是进入了危机的善后处理阶段。在此阶段,媒体应继续进行后续报道,从多角度、多层次分析危机事件,挖掘事件的原因,寻求避免此类危机的方法。同时,在危机过后媒体应采用人性化的报道方式,安抚公众低落的情绪,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震荡。而对于政府来说,危机后政府的形象和声誉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此时的政府如果能够表达真诚的反思和完善制度的决心,通过媒体的正面宣传和与公众的沟通,就能实现政府形象的重塑,并且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