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机治理现况与提升之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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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共组织和公民参一起所构成的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已经演变成公共危机治理的世界性趋势，公共危机管理不再是单纯由政府主导，而在此之中，文化危机治理是能够体现国家公共治理水平的重要方面。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早年在第二次世界减灾大会上明确的说到：“我们人类必须由反应文化转变为预防文化。”从那以后，各国开始重视“全球预防文化”问题。危机预防文化的建设是，危机心态的调适、危机意识的提升、危机响应的社会机制建构，构成民众相互安慰与相互激发的生活态势。一个国家的民众危机响应直接表现出这个国家“危机文化”的价值取向。

正面的例子有：韩国深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危害，韩国民众万众一心兴起“献金运动”，纷纷排长队主动向国家捐献金银器物等贵重物品，共同为政府分担困难，不久便渡过了危机；新加坡在应对SARS危机中十分顺利得益于公众良好的素养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美国“9.11”袭击刚过，许多美国民众自发赶往事故发生地点，进行无偿鲜血和义务搜救；中国历次抗洪救灾也都是在广大群众参与支持下才取得巨大成就的。反面的例子有：阿根廷2001年爆发公共危机后，民众不信任政府，全国性骚乱不断，人们抢银行、砸商店、烧汽车，阿根廷两周内五易总统，社会危机深重。

一、缺失预防文化公共危机管理面临困境

1．强调应急处置淡化了危机风险意识

从以往的表现来看，我国在面对公共危机的时候，往往强调公共危机爆发后的应急处置结果，却忽视了政府在平时公共危机风险的预警，从而导致在公共危机爆发时思想准备不足，战略储备欠缺的窘态。虽然从统计概率上讲，我国发生危机的概率属于小概率事件，但危机自身却又存在着不确定性的特点，而危机处理过程中又存在着紧迫性特点，加之危机造成结果严重的特点，面对这些提高危机管理意识是政府加强职能的。以2003年“非典”为例，起初疫情刚爆发时如果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能及时认识到该事件是一起公共事件并将其列入危机管理的范畴，也许疫情扩大速度不会如此巨大和迅速，当然这里不排除我们对“SARS”病毒认识不足及卫生技术条件制约等影响因素，相关部门意识淡薄是影响危机管理的一个主要原因。在面对此类危机事件时，我们的管理意识淡薄是因为，我国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官僚科层制”管理模式密切相关，我们的政府部门在面对重大违纪事件是没有足够的应对能力。然而，“非典”事件证明危机风险管理是公共管理的重要项目，正如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中所指：“由于不去预先考虑未来的问题和机会，我们从危机走向危机。”。从目前普遍使用“突发事件”概念来取代“危机事件”就能体现，虽然危机管理已经逐渐引发广泛的重视，但是在政府和社会领域层面上，危机意识还亟待加强。例如，具有相同规律性的自然灾害———洪水、雪灾等的治理其实应对机制和管理模式是相似的，即需要保证交通便利和畅通，因为受灾地区如果一旦发生泥石流、塌陷和断裂，就会给抢险、救援、救护、给养、物流等一系列应对措施带来阻碍，最明显的事例是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给救援带来最大困难的就是道路交通问题：虽然我们在极短时间内利用徒步、直升机、摩托艇等军队战备手段进入灾区了，并竭力开辟了空中、水上等多条非传统的交通方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救援的有效实施，但是震后交通中断救援受阻的事实仍说明我们没有建立起应对此类危机事件的机制，所以在面对同类危机事件时，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即是保障救援路径通畅，从而保障我们的救援队伍利用救援途径的多元化和立体化来接近救援目标和完成救援任务。但是，就像“链条原理”一样，恰恰这么不起眼的环节，由于所有的政府救援队伍和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人员平时都没有注意到，而最终使救援受到极大的限制。还有堰塞湖等次生灾害、衍生灾害以及救灾人员的生命安全问题频频出现，究其原因就是过分的强调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和救援而淡化了危机风险意识的培养和救援必要的准备。预防准备型公共危机管理的内容恰恰是针对危机风险意识所做出的相应的预防和准备，旨在减少危机的发生，斩断连锁反应链，降低危机对社会的损失。

2．应急处置淡化了的危机预防地位

从目前来看我国现有的公共危机管理系统缺乏专门的实体职能机构和完善的体系，现有的行政设置仍是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主体，当危机事件发生时，政府往往首当其冲。除此之外，我们的管理体系中，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错位，即出现了“预防危机产生不能算做事，危机产生后处理才是做事”直接引起危机者和那些在体制上使危机必然发生者的关系，更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再加上目前对政府官员在公共危机管理上的“木桶式考核”，导致各级政府面对突发事件时因缺乏有效的应对机制和准备而惶恐无所适从，尽量“捂盖子”只能是比较最理性的行为。这和古代“曲突徙薪”的故事同出一辙，这是因为在现阶段我国的行政文化中，传统的历史文化中的一些思想还影响着我们应对危机的意识。即便古代政治思想中也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危机预警警句格言，然而在落后的封建年代，期望“固若金汤”、“传之万世”成为了每个得权者最根本的追求，然而这种思想使得世袭制逐渐根深蒂固，封建王朝自身丧失了危机管理意识的自觉，更压制了民族的危机意识的他觉。正如一个历史小故事记述，算是当时中国的行政部门与主管人员危机意识淡薄的一种真实写。照清朝的一位大员在朝廷的旨意下，坐着轿子将中国的第一条铁路亲自指挥拆掉，我们民族的危机意识的火苗也逐渐湮灭了。由于传统的封建政治因素的荼毒，我国官员受这样一种思想的束缚：让对己不利的信息传播就说明“自己领导无能”，这样的领导表现就会让自己在常态的绩效考核体系下失去应得利益，他们信奉“家丑不可外扬”、“不可灭自己志气，长他人威风”，因此在管理上存在封锁、压制不利于自己的信息和搞愚民政策等问题。日积月累，“报喜不报忧”的“喜鹊文化”便应运而生。于是那种足以摆平或解决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各种问题的人，才是优秀的管理者的思想深入人心。其实，俗话说：“预防重于治疗”，不难看出，公共危机风险问题的预防者更胜于突发事件发生后的解决者。足见防患未然，远胜于治乱于危害之后。因此，危难时刻显身手的英雄固然应该奖励，为防范危机、做好风险问题管理而做出贡献的人更应该褒奖、提倡和赞扬。

3．应急处置淡化了的危机预防导向

在整个社会运转体系和社会文化的形成中，政府始终是始作俑和倡导者。所以，当前政府过度关注的应急处置与应急救援中的表现，也影响了整个社会对风险危机的防范意识。目前，公共危机造成的危害日益扩大，与之对应的公众的防灾、知识相当匮乏，公众的个人生活、行为习惯以及自救互救能力直接关乎大众的生命安全。灾情教育和灾情意识薄弱，特别是忽视自然规律，过分强调人定胜天，导致一些地方自然环境的恶化。其实，“十分之一”法则是灾害经济学中有名的法则，即在公共危机爆发之前投入“一分”资源用于公共危机的预警防范，通过降低公共危机发生的概率或者避免公共危机的发生，我们可以降低“十分”的损失。从机会成本角度看，降低公共危机“十分”的损失就是有公众“十分”的收益。我们目前恰恰缺的就是那“十分之一”，导致全民防灾的知识教育、普及灾害自救互救常识方面还十分欠缺，这种现象直接加重了灾害的损失，现实中不乏这样的实例。究其原因，还是政府对于公共危机管理的导向出现了偏差，使得民众人云亦云，推波助澜，最终导致危机防范意识淡漠。所以，预防准备型公共危机管理就是要树立一种危机预防文化，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能够防止危机发生和降低发生后危害的防范和资源准备上来。

二、树立预防文化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应急知识、安全意识、秩序维护的自觉程度、应对能力、非常境地中的精神状态等要素构成危机的预防文化。安全意识对各类违纪事件的发生有极大的防护作用，特别是自然灾害以外大量的技术事故与人为灾难多与安全意识的强弱有关。安全意识强就意味着防范意识强，像火灾、停电、工业事故、废弃物污染、传染性疾病等在较强的安全意识指导下往往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实践证明，系统的防灾减灾教育是可以建立和培养起公众的安全意识和领导的安全责任意识的。因此，利用各种形式，向广大民众广泛普及防御灾害知识并组织民众进行应对公共危机的演习和训练，使民众的防灾意识和应对灾害的技巧不断提高。建立城市灾害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的社会心理基础，加强对中小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防灾教育，树立中小学生预防文化观念。

1．提高风险意识

关于风险意识，历史上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据说，当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驻莫斯科的大使打电话给总理，说中国的100多个专家已经乘坐一架飞机撤回中国。当时正在参加酒会，接到电话，他的杯子一下掉在地上粉碎，因为他知道100多个一流的科学家乘上同一架飞机，这架飞机的风险性太大了。后来这架飞机失事，只有华罗庚安全返回中国，因为他“心脏不好，要乘火车。”很明显，如果大家都有总理那样的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那次“事故”就不会发生，惨痛的损失就可以避免。建立“预防文化”，不能只针对少数人，而要在全社会广为宣传。要让广大民众都具有危机意识，要让大家都认识到，危机管理不仅与每个人有关而且危机管理也是每个人的责任。政府要争取让每个人明白，危机内容及危机救助措施；作为危机管理的主导者政府要争取让每个公民了解如果遇到危险应当向誰求救，到什么地方避险；努力让所有人掌握应当怎样进行自救、互救，配合他救。只有公民的积极参与，预防预警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预警管理才能逐见成效。构建和倡导“预防文化”，不仅是口头宣传上，还更应是行动上的。不仅要宣传公共危机预防预警的知识，还要培训和演练公共危机救助机能，从而让公民真正掌握公共危机管理的常识和技术。当整个社会形成居安思危的预防文化和百密必有一疏的风险意识的时候，公共危机防治体系才算是真正的初具规模。

2．倡导安全文化

公共危机有效防治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人们对安全的思想认识程度和主观努力程度，所以社会安全必须从安全文化和安全意识问题入手。安全文化包括了一定的社会安全价值观、安全判断标准和公共安全行为准则，以及社会成员的安全理念、安全意识、安全心理和安全行为方式等，是安全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和人们思想观念上的综合反映。而相伴而生的安全文化建设，则是为此而组织开展的一系列的活动，这些活动可以是全民性、群众性的，具有宣教疏导、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从传统安全价值观、安全文化现象、安全文化心理等深层次上研究民族文化、社会文化中在安全生产中的应用，对解决目前安全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比如：为什么一些领导干部仍然严重缺乏安全责任意识，对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熟视无睹；一些企业为什么仍不能自觉增加安全投入，依旧在进行违规违章的勾当。支配其错误行为的内在决定性因素是安全价值观的错位，并不是不怕丢官、不怕坐牢，在这种扭曲的社会意识下，官贵民贱，以劳动力市场价格来判断劳动者生命价值，是安全问题的罪魁祸首。在这种观念主导下，是永远不可能把安全生产重视起来的。一些从业人员违章冒险作业不顾生命危险，这些体现从业者惰性心理、盲目心态，从一个侧面也反应安全心理和安全行为方式的畸形。这些都表明了安全与文化的内在联系。

3．构建预警机制

如今预防已经成为公共管理中一个确定的原则，它最早出现在美国的一些关于人的健康和安全的政策中。而在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危机的预防和危机管理的辨证思想亦不在少数。例如，“存而不忘亡、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强调的是：“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危机管理观念与危机管理实践作为“思与行“的辩证二维，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又如，“长将有日思无日，莫等无时思有时”，强调的是“无时防有，有备无患”；“听于无声、见于无形”“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强调的是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另外，《孙子兵法》中又强调“谋划”的危机管理思想。如《计篇》就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庙算而胜，实际也就是“先为不可胜了”，先“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先做好一切准备的意思。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皮特威尔逊说，“预防怀孕妇女使用药物，要比抢救服药婴孩的流行病重要的多。”政府绩效提高标志就是“用少量钱预防，避免花大量的钱来治疗”；正如经济学家舒马赫说的那样“精明的人解决问题，有天才的人避免管理”。也就是说，疾病预防比疾病医治效率高而花费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