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政府及政论重要问题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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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8～29日，由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山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中国留美公共管理学会、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共同主办的华人公共管理学者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来自美国、英国、荷兰、新加坡、中国的华人公共管理学者约50人，共同深入探讨30年经济改革后政府转型和国家治理等问题。

会议开幕式由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马骏教授主持，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教授致欢迎辞。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名誉会长、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夏书章教授，留美公共管理学会会长侯一麟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院长朱正威教授先后致辞。

主题发言部分由中国人民大学蓝志勇教授主持。围绕“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重要问题”的议题，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中国中山大学马骏教授、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臧小伟教授、中国台湾世新大学徐仁辉教授等5位专家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探讨，为整个会议的发言抛砖引玉。王绍光教授将重庆经验放在中国式社会主义3.0中进行理解。他认为，重庆仅仅是全国各地在探索社会主义3.0版本的一种实践。这种实践既有对1.0版和2.0版的继承，也有新的发展阶段，是解决公共消费的试点。中国最大的活力在于各地分权探索。周雪光教授以中国政府考核验收过程为例，考察了科层制权力的局限。他主要强调科层制被非正式制度削弱、弱化或者是被挖掘，并探讨了如何重新审视科层制国家的效率。

马骏教授从中国财政国家转型的视角出发，探讨经过3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已发展成为一个税收国家，以及中国的财政国家转型对国家和社会关系以及国家治理产生了或者将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其认为中国最终将演变成何种类型的财政国家这一问题，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否会出现方向性的转变；二是中国财政预算体制改革；三是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臧小伟教授从公共政策的角度，以少数民族问题为例，讨论中国管治能力建设的问题。

他指出，现有的民族政策并未考虑到少数民族的不安全感，因此现有的政策制订要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是文化和社会的问题，也是少数民族自我认同的问题。徐仁辉教授以金融风暴后的预算赤字与预算政策为研究问题，提出一国的财政可以因为经济循环或国家安全因素出现暂时性的赤字，但长期来看为了财政的稳健，仍应追求经济景气循环的收支平衡；在经济景气复苏迹象明确时，各国政府应加速检讨各项振兴经济景气方案的出场，以避免因为财政政策落差问题，对经济景气循环产生反向刺激效果，造成通货膨涨压力加大。

随后，会议分多场次、多议题进行了探讨。在“中国国家治理”场次，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剑涛教授分享了题为《国家治理的简约主义》的研究。

这种简约主义可以理解为：国家必须要分权制衡，国家权利具体运行需要简约主义的逻辑，特别要强调在政治法律和环境的途径当中，依法治理是国家得到很好治理最重要的简约原则。美国杜克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的牛铭实教授用生动的“豆选”例子，深入探讨了选举与地方治理改善的问题———改善地方治理是中国稳定的根本之道，而欲改善地方治理，最好的方法就是采用公平、公正的选举程序，导引地方官员认真地为民服务，这也就是“豆选”所蕴含的道理。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杨开峰教授，则关注及反思中国科技治理及其工具的演变。他从比较的视角，讨论了中外相关治理理念，即市民社会、府际关系以及企业政府等，在此基础上，基于政治民主以及多层级治理理念提出科技治理的思想，并从中国科技管理模式的变迁进一步论述了科技治理的演化。最后提出科技政策工具，包括结构式控制工具、合同式诱导工具以及互动式影响工具3种。

在“公共财政”场次，美国乔治亚大学的侯一麟教授，对我国近年行政体制改革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地方官员激励机制要改变，从“发展-提升”转到“服务-褒奖”。“科学发展及和谐社会”口号表明最高层的指向标已经开始变化。在地方裁量权增加后，转移支付和自由资金的使用要配以严格监督，以达到最优使用。为此，透明的预

、算体系至为关键。

在“中国政府改革”场次，浙江大学的郁建兴教授用一种新路径分析“治理的中国适用性”的问题。

他指出，中国的治理研究者应充分意识到“转型期”特征，认知丰富的事实；“足够好的治理”需要我们确切地理解制度演化和国家能力，在这个世界中权衡并找到优先的东西；“策略性-关系性”方法目前更多是一种分析路径，但经过对结构和能动的确切描述，未来可能发展为一种能避免事实、理论与概念错位的解释框架。复旦大学的竺乾威教授，则关注地方改革的问题。他以广东顺德为案例，探讨地方政府的管理体制改革创新。顺德的改革涉及了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3个最核心的问题：党政关系问题、改革的路径依赖问题、改革的动力问题。

在“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研究”场次，中山大学的倪星教授，建基于对警察行为的实证研究之上，分析了警察这一“行动中的街头官僚”，并得出结论：街头官僚行为特征复杂多样的，其工作时间和工作投入情况差异明显。街头官僚行为在各类机构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同类机构内部的差异，机构属性等因素的影响突出，说明街头官僚更是一种组织的现象。复旦大学的敬乂嘉博士，探讨了随着社会服务提供方式从“制造”向“购买”转移的这种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在政策和实践层面，我国社会服务外包的关键治理问题，是如何实现公共非营利关系的形态变化，实现从管家关系到委托关系的变迁。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赵志荣博士，探讨了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两个模式：资金结构与融资机制。他认为，就趋势而言，市场融资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财政资金，因此在总投入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东部省份对财政资金的依赖程度最高，这主要是由于土地出让转让金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直辖市的市场融资比例最高。如果从政府和市场作为基础设施提供者的角度来看，政府主导模式的重要性在逐渐下降；城投公司主导型和私有部门参与模式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和经纬博士，聚焦过去10年中国城市公立医院的民营化改革，提炼出中国社会福利领域民营化改革政策过程的分析框架：从理解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开始；识别主要的行动者（Actors）和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并理解他们的各自立场、偏好、效用函数和相对力量；行动者和利益相关者的互动直接型塑着政策改革过程并决定其结果。

在“中国社会建设”场次，中山大学的岳经纶教授，独特地创造出“社会中国”(SocialChina)概念，社会中国的着眼点就是中国的社会模式，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福利模式。他以此为分析视角，梳理了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中山大学的何艳玲教授则从“市场建设推动了社会建设吗？”这一问题出发，提出了中国式的国家-社会-市场同构逻辑，并认为，中国的国家建设有两个重要的任务，一个是在政治层面，重建政权合法性，以应对社会压力；一个是在行政层面，重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以回应社会需求。中国社会建设所指向的利益调节的压力，将在这样的国家建设中被吸纳。

在“非营利组织与协同治理”场次，来自乔治亚大学的郭超和来自南洋理工大学的张志斌两位博士，运用五维代表性概念框架，对中国非营利组织代表性进行实证分析。

来自不同地区的学者对中国公共管理学界的普遍和独特现象、分析框架、实证方法、研究结论、政策建议等都展开了充分的探讨，此次会议将有助于我国公共管理学界聚焦中国发展经验，借鉴国际视野。

会议凝聚的智慧，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公共管理学界的发展，强化公共管理学界作为政府的“智库”作用，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国家建设体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