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需求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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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农村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为例，基于对河北省644个农户的需求偏好调查，分析了影响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农户收入水平、农民的文化程度以及村干部或普通农民身份等因素，对农民的需求产生一定影响，影响程度及方向则因具体的公共产品项目而异。基于调查结果，提出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政策着力点，以期为构建农民需求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有益启示。

农村公共产品种类繁多，涉及面较广，为了便于研究，本文主要选取关系农民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的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作为调查与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等。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假设

2006年7～9月暑假期间，笔者组织河北农业大学50名学生，对河北省农村展开了一次以新农村建设为主题，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为重点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并回收问卷648份，实际有效样本644份，覆盖了河北省11个市、42个县（市区）、51个乡镇和54个行政村的644个农户，调查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根据理性判断和感性认识，本文认为村庄特征、家庭特征和个人特征等变量与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均存在相关性。本文主要对具有数据可得性并可能存在重要影响的典型变量进行验证。

（一）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

根据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3236元），结合河北省（3481元）农民收入的实际情况，同时考虑到农民对收入问题调查的敏感性，本文将受访农户划分为高、中、低三种收入水平：低收入（2000元以下）、中等收入（2000～3500元）、高收入（3500元以上）。

（二）受访者文化程度

调查问卷将文化程度细分为没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等5个等次。统计分析时将文化程度划归为三类：一是没上过学，二是小学和初中，三是高中以上。

（三）受访者身份

特指受访者的普通农民和村干部身份。

二、影响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因素的实证调查分析

调查问卷设置“您觉得农民在生活中最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一题，设定交通、饮水、教育、看病、环境、养老、治安及其它等8项公共产品作为选项。结果统计的排序方法是赋予各位次降序分值，以各位次被选频次乘以其相应分值，依累加总分由大到小排列。为了更好地观察上述假设因素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影响程度，本文设定需求强度（％）作为衡量农民需求程度大小的标准。需求强度的计量方法是单项需求分值与总需求分值之比。

（一）收入水平与农民需求的位序结构

通过赋值统计，得出三种收入水平农户对非生产性公共产品的需求位序结构和需求强度（见表1）。

由表1可见：（1）三种收入水平的农户均对教育和医疗表现出强烈需求，需求强度基本一致，且远高于其它公共产品的需求强度。这一结果表明，教育和医疗因关系着农民的生存和发展而受到普遍关注，收入水平对此没有显著影响。（2）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对交通、饮水等基本生活条件的需求强度，客观上反映了此类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低收入农户更注重交通，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乡村道路的供给匮乏；三种收入水平农户对饮水方面的需求强度较低且基本一致，表明饮水难问题在调查区域已基本得到解决。（3）公共安全是农民深层次的基本需求，收入水平对农民的安全需求影响较小。（4）收入水平对农民的环境需求产生一定影响。环境问题成为中、高收入农户关注的重点，而低收入农户对此反映相对淡漠，正如一些低收入受访农民所言：“连饭都吃不好，还关心什么环境”。（5）收入水平对农民的养老需求具有正向影响。收入水平越高，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观念的转变也会较快,对养老问题的关注程度越高。

（二）文化程度对农民需求的影响

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如下表所示：

表2的统计结果表明：(1)文化程度对农民的教育和医疗需求影响不明显。不同文化程度农民的教育和医疗需求均位于前两位,需求强度较高。其中没接受过教育的受访者对医疗的需求强度虽然高达32.2％，但这一群体多为50～70岁之间的老年人，求医看病是其面临较多的问题，可以认为医疗的需求差异并非文化程度所致。（2）根据理性判断和感性认识，交通、饮水和治安等作为农民生活的基本条件，需求强度与文化程度不会存在相关性。但调查结果显示，没上过学的受访者对交通和治安的需求强度相对较低。导致此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一群体的年龄特征而非文化程度的差异。（3）文化程度与农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农民文化程度越高，越注重生存环境和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4）按照经验判断，文化程度可能导致农民对养老社会保障的需求差异，文化程度越高，由养儿防老向社会养老的观念转变越快，需求强度越大。但调查与预想结果相反，没上过学的受访者因年龄影响而对养老问题关注程度较高，小学和初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受访者的需求强度反而相对较低。

（三）村干部和普通农民的需求偏好比较

在644份有效问卷中包括普通农民家庭540户，村干部104名。调查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1）普通农民和村干部对教育和医疗的需求强度较高，差异不显著。（2）对于交通及饮水问题，村干部的需求略高于普通农民，这与村干部的特殊身份及工作着眼点有一定关系。（3）村干部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高出普通农民3.6个百分点，表明村干部不仅注重眼前利益，更着眼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4）村干部的公共安全需求低于普通农民，需求强度存在一定差异。笔者通过对农民和村干部的个别访谈，认为这种差异的存在与村干部的特殊身份和心理有一定关系。（5）从需求位次和需求强度的差异来看，除环境问题之外，普通农民和村干部的需求偏好基本一致，需求强度差距均不显著。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及身份等因素对农民的教育和医疗需求没有显著影响，农民对教育和医疗的需求强度远高于其它各项公共产品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应以农民需求强烈且具有普遍性的公共产品为供给重点，将政策的着力点放在发展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上，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积极推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的进程。

（二）交通、饮水、治安是农民生存所必需的基本公共产品，农民的需求差异客观上反映了当地的供给水平、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和身份等因素虽然对农民的需求偏好有一定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

因此，各级政府及村级组织应以农民的需求层次为导向，优先供给农民生存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尤其要加大欠发达地区的供给力度。

（三）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和身份等因素对农民的环境需求影响显著

基于调查结果以及对现实状况的观察，我们认为农民的环境意识普遍较差，各级政府在将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富裕水平作为政策重点的同时，必须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并通过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以及宣传活动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增强其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

（四）村干部与普通农民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基本一致，除环境问题之外，各项公共产品需求强度差异较小

村干部和普通农民选择的出发点不同，普通农民主要从家庭生计角度选择，村干部则将家庭需要和工作需要相结合，兼顾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由于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主体具有零散性，只有将农民需求的个体决策转化为集体意志，才能真正影响供给决策。目前，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普遍较低，村干部理应成为农民的合法“代言人”。同时，村干部作为特殊身份的农民，有着和普通农民基本一致的需求偏好，使其“代言人”的身份又具合理性。因此，从保障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意义上说，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提高村干部素质必然是农村工作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