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文献定量研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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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说明

1.本文以CNKI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的网络舆情研究文献为样本。

2.根据文献计量法，对年数量、著者、关键词、被引频次等方面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3.笔者以“网络舆情”为搜索关键词，针对全文进行检索，截止到2012年3月6日，检索结果共有10623篇相关文献。其中2000年之后的相关文献为10092篇，2000年之前的文献仅有531篇。

二、数据与分析

（一）年量分析

图1显示，对网络舆情研究的阶段特征特别明显，大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00年之前，这期间，网络舆情研究刚刚起步，处于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2000—2004年，网络舆情研究平稳发展，仅仅采用单一的传播学视角，代表人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闵大洪研究员；第三个阶段：2005年之后，这期间网络舆情研究一直呈现迅猛上升的趋势，尤其是2009年之后，增长速度明显，2011年网络舆情研究的热度更是达到了顶峰。多学科视角，多元的研究主体，使得网络舆情研究成为“显学”，代表人物有：喻国明、王来华、王国华、刘毅、姜胜洪等。总体而言，我国对网络舆情研究还处于“各说各话”的阶段，从长远眼光来看，仍然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2005年之后，网络舆情的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得益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全会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党的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出“舆情”的概念，网络舆情随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0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考察《人民日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这一论断突出了网络舆情研究的重要意义，必然推动对网络舆情的深入研究。

（二）著者分析

通过对著者文章发表信息进行统计分析，经过筛选、微调得出统计结果如表1。从发文的数量来看，在网络舆情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批固定的并且比较有影响力的重要学者。如喻国明、王国华、曾润喜、王来华、姜胜洪、许鑫、刘毅等，他们都来自于高等院校以及学术研究机构，是舆情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从发文的单位来看，著者主要有三大来源：一类是理工科领域，如李弼程、方滨兴、兰月新、戴媛等，分别来自于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等，主要侧重于信息的挖掘、网络安全等方面。另一类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根据单位性质，分成两类：一类是来自研究所，如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的姜胜洪、王来华、刘毅等；另一类来自高等院校，舆情研究的单位多集中于高等院校，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李彪；南京大学的杜骏飞等。第三类是党政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和具体实践者，如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张惠新、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叶皓以及他的同事曹劲松等，他们作为一线实践者，对于网络舆情理论的基础研究，特别是案例的总结、应对的经验值得关注。其中，公安部门具体实践者的理论总结最多，如江苏泰州公安局的朱晋和江苏公安厅的朱进。而最大的亮点是媒体作者的出现，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单学刚、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马利等。作为我国舆情行业最早的拓荒者之一，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总结出来的理论成果，特别是在舆论引导、危机处理等方面的经验积累值得重视，如“黄金四小时”“、大众麦克风时代”、“打通两个舆论场”[1]等概念的提出。总体来看，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等是研究网络舆情的重要基地。网络舆情研究的主体越来越多元，网络舆情研究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为舆情研究的蓬勃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学科类别

学科类别统计结果如表2，仅列出前20位。大量文献集中于新闻与传媒，此外，从中国共产党、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诉讼法与司法制度、高等教育、公安、互联网技术等学科视角来研究网络舆情的文献也大量出现。网络舆情研究需要充分吸取不同学科的营养成分，在研究的广度、深度上多下功夫。

（四）内容分析

1.关键词分析按文献篇数排序，列出关键词出现频率前28位，统计结果见表3。网络舆情、网络舆论、网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对策等关键词排在前列。这与华中科技大学王国华教授所做过的排序基本相同[2]。与之不同的是，微博、社会管理、网络问政、网络反腐等这些关键词首次进入前28位。而社会管理、网络问政、网络反腐、微博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热点话题，这些话题很有可能会激起学者们的持续跟踪与研究。这同时说明了舆情研究“由内而外”的特点，已经打破初期“闭门造车”“、各自为政”的局面，逐渐与现实社会接轨。2.文献被引频次分析被引频次是评价该文献的学术价值的有效手段和标准。按照文献被引的频次，排序如表4。该表显示，被引频次最高的为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的《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达到了204篇。该文从政治学视角，运用传播学议程设置的理论，提出了六种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以及在中国实现的形式和发展趋势。网络舆情的交叉研究，吸引众多领域的学者。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文本分析，网络舆情基础理论、舆情预警机制、舆情发展阶段、思想政治教育、数据挖掘等方面的文献引用率较高。

（五）文献来源分析

1.文献出版来源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王国华教授曾对文献出版来源进行过分析，当时网络舆情文献的来源绝大多数是来自新闻传播学方面的学术刊物，而没有一家传统媒体[3]。仅仅过去一年多，一些党政部门越来越重视网络舆情工作。表5显示，排在前两位的是《检察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都是中文报刊。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专门设置“新兴媒体”版，并两次聚焦网络舆情[4]。这些传统媒体的关注，说明网络舆情研究已经进入到“深水区”，“打通两个舆论场”已经成为学界、体制内媒体的普遍共识。2.研究资助来源通过检索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共有60个基金资助过网络舆情研究。按文献篇数排序，选取前15位的基金类别，如表6所示。我们可以发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网络舆情研究的资助力度较大，文献篇数分别为186、118篇。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其他国家级、省部级基金项目，网络舆情研究的兴起受益于这些基金项目的支持。

三、研究结论

（一）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现状

如今已是“大众麦克风时代”，“人人皆是记者”。随着传播手段、传播方式的不断革新，党政部门、企业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来自网络舆论的压力对于政府执政能力建设更是一种考验和契机。另外，网络舆情行业井喷式的发展，乱象环生。[5]为了助力党政部门社会管理创新，促进舆情行业的健康发展，分析网络舆情研究现状很有必要。由于学科的多元化，不同的视角给网络舆情研究带来了新鲜血液。研究舆情的维度不一，但大致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舆情监测系统；二是舆情应对，前者是理工科研究领域，侧重于语义挖掘、信息采集、网络安全等；后者往往是人文社会科学开拓的领域，侧重于研究舆情主客体关系、网民的心理、舆情发展规律、舆论引导等。通过对文献关键词的分析，我们发现，网络舆情研究越来越关注社会话题，如网络反腐、微博等，这说明研究的与时俱进。另外，中央提出“社会管理创新”，同时国家级、省部级的基金中与网络舆情相关的课题明显增多，加大了对舆情研究的力度。笔者通过对年文献发表量的统计分析，大致将网络舆情研究分成三个阶段，应该指出的是，从学科发展的长远角度去看，目前仍然处于学科建设的初级阶段。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判断，一是仍然处于“各说各话”的阶段，新闻传播学、社会学、信息技术等学科的参与丰富了研究的视角，但学科之间并未形成有效互动；二是学术研究对现实贡献仍然有限，对政府管理方面所提出的应对与引导操作性不够，采纳率较低，规律性总结有所欠缺；三是对舆情行业的发展关注度不够。应该注意的是，舆情行业的主体，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艾利艾咨询等的理论成果纷纷出炉，促进了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深入。

（二）对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建议

1.在网络舆情的两大方面不断深入网络舆情研究有两大方面，即舆情监测系统平台的构建和舆情发展规律、研判、应对的总结。这就要求各自研究须更加“专业化”。理工科重在舆情监测系统平台的完善，特别是在信息采集、挖掘的准确性、全面性上下功夫。现在舆情研究的难度有两个，一是研判机制，二是预测的方法论。这些需要社科领域的学者去不断突破。2.注重案例的积累与规律的总结党政部门具体实践者以及业界已经积累了许多的舆情事件案例，相关的图书已经出版上市。应该说，案例是学者进行理论抽象的基础。通过占有案例，对舆情事件共性、个性的地方进行总结，以更好地指导现实的危机应对和舆论引导。3.舆情监测技术的创新与舆情理论技术有利于内容的完善，而内容反过来会推动技术的进步。网络舆情分析师以及党政部门相关工作人员，通过舆情监测系统可以第一时间抓取到负面信息，并撰写舆情报告和应对建议。反过来，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又可以促进技术的不断创新。比如一线人员想获得网民对某个事件的观点、情绪，这又能够促进舆情监测技术的进步和完善。4.学界、业界、党政部门应该进行有效互动当前，业界与学界、党政部门的互动是非常活跃的，与之相比，学界处于较为尴尬的地位。舆情的研判、应对，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网络舆情行业方兴未艾。这就要求不同学科之间的学者、学者与业界、党政相关部门之间需要进行有效互动。在互动中，了解一线人员的困惑以及网络舆情行业的现状，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时机成熟时，可以考虑成立由国新办、工信部主管和指导的中国网络舆情行业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