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公管管理学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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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题】理论探索

【关键词】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学

1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困惑.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什么，“许多人，包括图书馆界内和图书馆界外的人们，都毫不迟疑地断言：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工作”[1]。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在事实上，从图书馆学诞生之日起，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成为人们长期争论的问题，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依时间顺序，我们可以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粗略分为如下几种：

一是图书整理说。“图书馆学”这一名称首先是由德国人施雷廷格在1807年提出来的，因此，他被誉为现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施氏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内容应为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施雷廷还认为图书馆工作的核心是目录的编制。他不仅编制出12个大类、200个小类的分类表，而且编制过主题目录和字顺目录。另一位德国图书馆学家艾伯·特发展了施雷廷格的观点。他明确地指出“图书馆学应当研究图书馆工作中的实际技术。”这与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的观点十分相似。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图书整理”或“图书馆工作中的技术经验”，是早期图书馆学家的主要观点，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

二是图书馆管理说。“图书馆管理说”也是早期图书馆学思想之一。1821年艾伯·特首次提出“图书馆管理学”之词。法国人海塞(1893)认为图书馆学的宗旨是解决如何最有效地管理图书馆。英国人爱德华兹和帕尼兹也致力于图书馆管理思想的研究。并对17世纪-19世纪以来的图书馆管理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杜威的图书馆学思想在本质上也是提高图书馆管理和成本效益。我国第一代图书馆学人的学术思想也是源出此。

三是知识信息交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信息的交流日趋频繁，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横断学科纷纷问世，情报学也从图书馆学这个母体中剥离出来。20世纪40年代-70年代，国外一些图书馆学者对知识、信息、情报的交流问题给予了很大关注。如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在《图书馆学教育基础》一书中提出，“交流是社会结构的胶粘剂”、“图书馆是社会交流链中的一环。”“图书馆具有教育作用和传递情报的作用。它是人们与文字记录知识之间的中介，是促使记录知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利用的交流系统”。前苏联学者米哈依诺夫、丘巴梁也认为情报交流是信息部门的主要任务。20世纪80年代，“交流说”引入图书馆学领域。“知识交流说”在理论形态上自称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它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种新解。它摆脱了从图书馆实体出发确定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封闭思维模式，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探讨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四是信息资源说。20世纪80年代，欧美国家兴起了一个新的专业术语“信息资源管理”（InformationResourcesManagement，简称IRM）。IRM理论形成后不久就渗入图书情报学领域。80年代末，IRM传入我国，并引起强烈的反映。如90年代初，国内图书情报学系纷纷更名为信息管理或相关系名。并在教学中加大了信息资源管理课程的比重。1999年，徐引篪、霍国庆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出版，该书明确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信息资源说将图书馆视为动态的、有机的信息资源体系，力图揭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本质。“信息资源说”虽挟西风而传布，但是也有不少“本土化”的成果，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信息资源管理方向硕士点博士点，以及一些信息管理学专著的问世都有一定的影响。

五是知识组织说。知识组织(KnowledgeOrganization)的概念产生得较早，1929年英国分类学家布利斯曾出版过《知识组织和科学系统》和《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两部著作。20世纪60年代，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也对知识组织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图书馆中的文献分类是文献组织而非知识组织，知识组织是对文献中所含的知识内容进行分析，找到相互影响及联系的结点，像地图一样，为人们寻找信息提供服务。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种深入知识内部，对知识内容进行分析的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组织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89年—1990年马费成、胡昌平、刘植惠等撰文探讨了知识组织、知识揭示和知识基因的关系。丰成君则称知识组织是图书情报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黄俊贵主张用知识组织思想全面改组改造图书馆工作流程。“知识组织说”顺应了网络时代知识管理的需求，揭示了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成为转换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重要推力。

六是图书馆事业说。“图书馆事业说”20世纪后半叶在我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至今仍为一种主流意识。[2]它包容了“矛盾说”“规律说”“活动说”“中介说”等诸多观点，是具有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说的一个有力佐证。代表人物有吴慰慈、黄宗忠等。王子舟认为，以“图书馆事业说”为代表的一系列论点，是本土化的图书馆学，它们表现出中国图书馆学者的创新意识与开拓精神。

七是知识集合论。王子舟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如何将知识组成知识集合，并为人们所使用的一门社会科学。”[2]他在《图书馆学基础教程》一书中，明确指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知识集合”[2]。知识集合论是个全新的图书馆学理论，它以“知识”为核心概念（元概念），以知识社会为立足点，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

2图书馆研究对象的反思

以上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概述是相当约略的，限于篇幅，笔者不再把其它观点一一列举。那么，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图书馆学所要阐释的本质现象是什么？这里先不必急于回答，让我们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一下这个被人们认为是想当然式的问题，或许会有一个新的发现。

反思之一：探究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有没有必要？

2006年《大学图书馆学报》第2期发表了周九常的文章《图书馆学对象研究：审问与批判》，该作者认为：“1957年，图书馆学大家刘国钧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上发表《什么是图书馆学》，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紧密相关，争鸣有助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图书馆学的建立，促进了当时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有关研究对象的讨论有其合理性。”[3]“1980年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旧事重提，其隐含的背景和任务是学科重建；因为经过了十年浩劫，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被糟蹋得一片荒芜，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百废待兴，图书馆学也不例外，这样研究对象的重新审视和论争就成了一个契机。这表明此次旧事重提也有其合理性。但是进入1990年代中期，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一日千里，特别是国际互联网向全球各个角落广泛延伸，图书馆实践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学科重建也基本完成，因此研究对象问题成了一个并非紧要的问题。”[3]

这种说法值行商榷。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不仅给“图书馆实践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同时，也给图书馆学学科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事实上，此时的图书馆学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全国图书馆学专业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50多个，下降到20多个，改名风潮、合并风潮一浪高过一浪。弱小的图书馆学学科能在这场强大的冲击波面前独善其身吗？就我系而言，1990年以来，图书馆学的学科调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种调整无一例外地在扩大图书馆学的研究视域。再看一下1990年以来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新说，资源说、知识说、知识组织说、知识可获得性说、知识集合说、符号信息说、公共信息交流说、有序化信息时空说等等，这本身就说明在新的环境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面临一个发展问题，图书馆学也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回答时代提出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研究对象问题并非一个不紧要的问题。

据马恒通在1999年《大学图书馆学报》第6期发表的《新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50年(1949-1999)》统计，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说大约17种，大部分是近20年的创新[4]。黄宗忠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义、功能的新思考》，也列举了1957年以来的20种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5]。观点林立，又不加以梳理，实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因此“旧事重担”实有必要，更有其时代意义。

反思之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一个还是多个。

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为什么至今争论不休时，黄宗忠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研究者从外延上探求研究对象是什么；二是研究者从内涵上探求图书馆的本质是什么，并以图书馆本质为研究对象。“由于上述两方面探讨的目的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不同，对本质认识的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看法。”[5]吴慰慈则认为，对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纷争，“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一是图书馆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的图书馆现象本身外在的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图书馆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在信息时代它又将呈现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形态，图书馆的发展无止境，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也是发展变化着的；二是由于图书馆现象的复杂性，研究者因各人所站角度、所用方法的不同，所观察对象的范围有差异，也会造成结论的差异。”[1]因此，他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图书馆学最复杂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1]

那么什么是科学研究对象《辞海》(1999)认为“对象是指观察或思考的客体，也指行动目标。”[6]《现代汉语词典》把对象表述为，“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人或事物。”[7]王子舟把研究对象表述为“一门科学所要阐释的本质现象”，[3]并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3]可见，谁也没有肯定地说每门科学只能有一个研究对象。如果有多个研究对象就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了。问题的争论也是从这里开始的。黄宗忠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表述就是有差别的。1962年，他在《试谈图书馆的藏与用》一文中提出，藏与用是图书馆的特有矛盾，规定着图书馆特有的本质，“是图书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点”。接着黄宗忠在《对图书馆学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1963)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1988年，黄宗忠在《图书馆学导论》又解释到：“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不是具体形态的图书馆，不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具体的图书馆，而是不受时空影响的图书馆，是一种科学概念图书馆。”“由于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都是一个整体，在含义上区别不大，而且后者含义更广泛、更明确、更确切、更与世界大多数人的看法一致。”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黄宗忠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表述为“图书馆”。[8]

据刘烈在《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1985)一文中的统计，国内外有关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有50多种，而且新的提法还在不断地出现。这表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并非不证自明和一成不变。交流说、资源说、知识组织说、知识集合说等并非没有其合理性。特别是200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馆学基础教程》（王子舟著），以一个全新的角度爬梳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引发了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新一轮的思考。作者认为知识是当代图书馆学的核心概念，图书馆员将以新的角色（知识工作者）融入到知识社会当中，由于图书馆的形态在信息时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无墙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以“机构图书馆学”研究重点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动摇这就是各种新说出现的原因。作者进一步指出：“我试图站在知识论者的立场，希望图书馆能在知识的领域里前行，并使图书馆学成为对社会人群有益的一门科学”[3]。

面对诸说的纷争，有人担心这会扰乱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对图书馆学的认识陷入“你不说我倒还明了，你越说我越糊涂了”的境地。那么情报学是否存在认识上的纷争呢？《我国情报概念的特点及其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情报科学》2003年第4期）认为：“信息化在促进事业（情报）大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观念的大变革。如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北京大学图书情报学系更名为信息管理所引发的改名风潮，1998年教育部将情报学本科与经济信息等四个专业合并成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传统图书情报课程的一再改造和压缩等等”[9]，并引用梁战平的观点原科委（现科技部）的改名是“我国科技情报界历史上最大的学案”[9]，并指出“学术界对于情报改信息的是非曲直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9]。这也是一个研究对象之争。争论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吴慰慈指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这些不同观点的内在倾向性是一致的，都是落脚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图书馆事业之上的。这种争论对于促进图书馆学的发展十分有益”。[1]黄宗忠则认为这种争论是正常的。因为真理是不怕争论的，真理会愈辩愈明。看来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反思之三：是多研究“问题”还是多谈“主义”。

《图书馆学对象研究：审问与批判》一文引用胡适的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来探讨当前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争。作者认为：“研究对象问题就是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的‘主义’而不是‘问题’，或者说研究对象问题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而是一个‘伪问题’。”[3]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这个比喻是否恰当，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个“伪问题”是如何出笼的。“20世纪20年代以前，图书馆研究主要以图书馆技术方法为主，图书馆学理论不受重视。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图书馆学理论受到重视，而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重要部分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自然被突出出来（黄宗忠语）。”[5]也就是说，在巴特勒和谢拉出现之前将近150余年，西方学术界并没有把图书馆学当作一门理论科学来对待。和我们今天的很多人一样，认为图书馆学就是图书馆工作，负责借书、还书、管理图书的工作。隐含的背景是图书馆学属于工作方法（技术），而非一种理论。刘国钧就曾在20世纪50年代撰文指出，整个学界没有给图书馆学应有的学术地位，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有感而发的。

由此看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被人们所关注，也仅仅只有50余年的历史，而这50余年中近20年为最活跃期。那么这20余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又是什么样呢（注：这里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与其研究对象是不可分的）《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分析》一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由于没能（实际上也不可能）解决图书馆事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要求理论研究从思辨玄空落到现实中来的呼声急切，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科学理性的追求，图书馆学基础研究从此陷入低迷徘徊的境地。短暂而略有建树的实践应用研究（如发展战略研究、文献资源建设研究等），由于只是图书馆学人的‘纸上谈兵’和‘一厢情愿’，并引起政府甚至同行的认可和践行，因而这个所谓的‘结合点’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好图书馆理论与图书馆实践的有机结合问题，更不消奢望能解决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事实上也没解决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大计问题，图书馆固有的模式和运用方式都未见有根本的转变。”[10]图书馆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甚嚣尘上，基础研究被技术的迷信和狂热所湮没。然而在新世纪黎明醒来的每一个有学术良知、有理性的图书馆学人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现实“技术手段无论如何先进，功能如何强大都不能解决图书馆学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图书馆事业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图书馆学理性的回归是历史的启迪和现实对我们的呼唤。我们有必要对图书馆学的认识历程进行重新认识和反思。”[10]

由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一直生活在一种技术化、技能化的环境当中，一直被所谓“指导图书馆实践”的绳子所束缚，对理性、对思辨、对精神的探求被认为是脱离实际，很少有人觉悟到图书馆学应该基础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研究并重，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于一炉，因为图书馆学不仅是“馆”学，而且是“人”学。21世纪的今天，人们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这不能不说是图书馆学的一个悲剧。2003年10月23日，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四次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讨论会在郑州大学举行，会议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图书馆学研究是否与实践相脱节，并形成了明显的两派人马、两种观点。一方是以图书馆工作人士为主的“实践派”，他们认为当前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不能指导实践，理论脱离实际；另一方被称为“学院派”，以来自于学校者居多，他们认为理论不存在脱离实践之说。

今天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争，其实质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的再现。应该说，这场争论是非常好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不但不应该“搁置”，而是应该进一步扩大。并以此为契机，彻底解决一些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悬而未决和模糊的认识，为图书馆学的发展扫清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