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非法学专业的法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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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非法学专业法学教育之现状

(一)非法学专业“法学必修课”教育目标定位偏差1986年，中国高校开始开设《法律基础》课程，后、教育部先后于1998年、2005年两次对高校的“两课”进行改革，将原来的《法律基础》课程和《思想道德修养》课程合并成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所有高校学生必修的公共基础课，因此，里面所涉的“法律基础”部分也就是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学必修课”。从静态的课程内容设置到动态的教学实践，“法学必修课”都表现出其教育目标的定位偏差，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教育目标的层次错位。将法律基础和思想道德修养编为一门课程，“这种教育首先是应对国家政治的需要”［5］，与此前的《法律基础》课程相比，其涉及法律的内容明显减少，而且位置靠后，2009年修订版的编排体系中“法律基础”内容被安排在最后两章，即只有第七、八两章涉及到浅显的法律知识。最新的2013年修订版国家统编教材安排在第五、六两章，并且第六章完全是政治色彩浓于法律知识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此种设置明显是将道德与法律融为一体，将法治教育作为高校德育教育的组成部分，纳入到德育教育的范畴，法治教育服务于道德教育，使得法学教育在教育目标上发生了层次错位，“道德规范内化的高层次目标取代了法律规范外化的低层次目标”［6］，法学教育的独立性淹没在道德教育的一般性之中。第二，对非法学专业法学教育目标的内涵定位偏差。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精神，针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的法律部分，其教学目标应以法律的认知教育为主。“法律认知是指社会主体对社会法律文化、法律规范制度、法律现象本质的一种整体上的感受和知觉。”［7］也就是说，认知的对象绝不仅仅是对法律条文与法律概念的简单解释与识记，而是一个包含法律文化、法律规范、法律现象与本质的一个复杂的、具有内在结构和规律的知识和技能体系。但在现实中，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实践中很少有法学专业的老师)多数将法律的认知教育停留在“知法”这一最浅层次上，并没有真正从整体上把握法律认知教育这一教学目标的内涵。这必然忽视对于非法学专业学生对法律本质的理解以及法律意识的培养，忽视对学生进行法律情感的陶冶，更完不成从法律认知到法律践行的转变，难以养成法律行为习惯。

(二)针对非法学专业的“普法教育”流于形式高校对于非法学专业学生进行的所谓“普法教育”，主要是在校级公选课平台开出的法律课程公选课以及在校园内部进行的其他形式的法治宣传。校级公选课是在文理科之间互选的一种课程学习模式，采用大课的授课方式，上课学生少则100余人，多则200来人。基于高校教师工作量的计算与选课人数密切相关，开设公选课在高校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中可谓备受青睐，但就笔者看来其实际效果可谓甚微，使得通过公选课形式对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律教育完全流于形式。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授课教师与选课学生态度不端。多数公选课教师的主要目的在于教学工作量，而多数学生的选课目的在于拿到选修课的学分。由此上课教师并不注重课堂教学效果，有人上课即可，选课的学生也并不关注能学到什么知识，拿到学分就行。这种教师与学生双双“混迹”的现实，对整个公选课制度的破坏都是毁灭性的。第二，学校对公选课的监控机制过于弱化，对教师和学生均无法形成最基本的实质性约束。公选课程一般安排在周末或者晚上，基本上没有存在实质的监控，授课老师各行其道，授课水平参差不齐，授课老师也很少用有效的手段控制教学，最终使得公选课流于形式，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成为学生偷懒与钻教育制度漏洞的罅隙。当然，也导致少数确实希望通过公选课学习到相应知识的学生对公选课制度颇有微词。除法学类公选课外，其他形式的普法教育也很难对非法学专业产生效果。比如每年的12•4普法宣传，基本上都是由法学专业的学生走出校门针对社会大众进行，很少有在校园内部针对非法学专业学生开展的，而且这种“拉条幅、喊口号”形式的所谓普法，本身也难以起到普法的真正效用。再者就是高校的“法律文化节”。就笔者的理解，高校的“法律文化节”应该定位于由法律院系组织，针对本校非法学专业学生的一种生动有效的普法教育。但就笔者所在学校来看，历届“法律文化节”都是邀请一到两位校外的专家，针对法学专业的学生做一场专业报告，受众仍然是法学专业的学生，除此之外就是在法学院门口扯一条幅，放一版面，再无其他内容，也是形式大于实质。

(三)非法学专业“专业法学”课程教学效果欠佳随着立法的不断完善，“法律的作用也早已深入到经济管理、知识产权、信息、建筑、能源、生化等多个领域。实践证明，越是市场经济中的新兴行业，越是需要专门化甚至‘高、精、尖’的法律人才。”［5］因此，高校非法学专业根据教育主管部门所制定的专业设置指导文件及专业课程体系的要求安排了相应的法学课程。①但这些针对非法学专业学生的“专业法学”课程，并不能达到应有的教学目的。造成该种现状的原因，大致有以下情况:第一，多数非法学专业的“专业法学”课程在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安排中是作为限选课或者任选课列出来的，由于师资等原因，部分该类课程甚至在整个培养方案的适用周期中从来就没有被“选中”过，只是静态地停留在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安排表而已。第二，由于缺乏对非法学专业法学教育培养目标的深入研究与分析，该类课程缺乏明确的教学指导思想，基本上是由授课教师自由把握，在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上，不能将法律知识的应用能力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缺乏对非法学专业学生对法律的应用能力和职业技能的训练，很难真正起到培养法学素质与实务能力的效果。第三，由于师资有限，非法学专业的“专业法学”课程通常由法律院系的老师担任，授课老师往往凭借其职业化的教学习惯，很少考虑到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与法学专业的学生对某门专业法学课程的不同需求，不能按照“区分教育”的目标施教，缺乏法学一般理论基础的非法学专业学生往往感觉无所适从，而想更深入地学习又不得其门，最终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这些非法学专业的“专业法学”课程也更容易沦为学校法学教育的鸡肋。实践中个别工科专业在培养方案中取消以往所设置的该类“专业法学”课程，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事实。正是由于上述多种原因，高校针对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学教育难以起到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普及法律知识的应有作用，甚至没有对非法学专业学生构建起最低层次的行为底线与心理防线。对于走上社会后，“技术型人才‘吃法律亏’或违法担责甚至锒铛入狱的现实，高校法学教育的先期缺位难辞其咎。”

二、完善高校非法学专业法学教育的对策思考

(一)凸显非法学专业法学教育的独立性法律具有相对独立性。法从物质基础所决定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但法一旦产生，就获得了其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法的独立性表现在其内在属性与运行规律方面，它是由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制度组成相应部门法，以其确定性规范普遍地规制社会生活。法律虽然与道德有着天然的关系，但法律与道德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体系。法律虽然也受到道德的指引并反映合理的道德诉求，但法律一旦建立，就与道德规则相分离并不受道德规则的干涉。道德强调通过舆论的评价规制个体的内心，而法律强调通过统治阶级的强制力量规制个体的外部行为。法律的功能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是道德功能所不能取代的。法的相对性要求法学教育要相对独立于道德教育。法律仅仅是最低层次的道德要求，道德教育的目标位阶要远远高于法律的目标位阶，法律教育也有其相对独立的认知基础与路径选择，应当遵循法律教育从认知到情感、从意志到行为的递进过程这一教育规律。所以，应当把法学教育从对道德教育的依附性中独立出来，在非法学专业大学生法律行为普遍弱化的情况下，更应该凸显法律的规范作用。［6］因此，从长远来看，目前对大学生，特别是非法学专业大学生的法学教育应当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单列出来，并充实法律教育的内容与分量，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与普及法律知识。

(二)强化非法学专业法学普及教育的实效性正如前文所述，高校内部针对非法学专业的法学普及教育主要是公选课平台所开出的法学公共课。为了非法学专业学生能真正在法学公选课上获取必要的法律基础知识，并逐步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与法律情感，最终影响自己的行为习惯，必须要增强法学公选课的教学实效性。具体而言，首先要对开课老师的资质有所要求。现实的情况往往是:资历老、职称高、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评价好的老师，因感觉公选课缺乏师生的顺畅交流及思想的碰撞与共鸣，而不愿开设公选课，热衷于开设公选课的又往往是一些连小班专业课的课堂教学都不能很好控制的年轻老师。因此高校应该对开设公选课的教师在职称及教学能力上有一个宏观的控制，鼓励教授、副教授及教学效果评价好的教师多开公选课，禁止助教开设公选课程，严格控制讲师开设公选课。其次，教务管理要加强对公选课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整体设计的审查，实行层级责任制。一旦某一公选课教学效果反映差，教学内容及教学过程出现问题，不仅授课教师自己要负责，最初审批同意开出该课程的教研室主任、院系主管领导都应当承担相应的监督过失责任，而不能仅仅在课程开设审批环节流程性地签上同意的字样和自己的名字。最后，要加强对公选课的监管。不能因为公选课在周末及晚上开课而放任自流，应当设有专人查纠公选课的教学秩序，坚决杜绝随意调课、空课及无故顺延，对于到课率过低的公选课及时通知授课教师采取相应措施，并在下一个教学周期限制、禁止其再开设公选课程或者禁止其开设同样的公选课程。对于无缘由不到课累积到一定数量的学生，要严格按照教务管理的相关规定取消其资格，不能无原则地给予这些学生学分或者给予人情学分。只有这样才能对教师开设公选课的不良态度以及学生选择公选课的不良动机给予矫正，才能保证开出的公选课取得应有的实效。

(三)改进非法学专业“专业法学”课程的教育措施首先，非法学专业的“专业法学”课程设置，要充分考察专业课与法学课的关系，根据专业课程与法学课程之间的关联性安排教学计划，进行学时与学分的分配。在专业法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上，应突出其应用性特征，同时，鉴于非法学专业学生法学基础理论的欠缺，在对其进行专业法学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始终将基本的法学理论基本原则贯穿于应用法学的教学之中。其次，要注重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培养，并加强非法学教师与法学教师的沟通与协作。因为非法学专业的专业法学课程实际上有很多的行业规范，大多是专业技能与法律法规的综合体，因此其要求授课教师必须兼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与精深的法律背景。这就要求法学授课教师在法律知识之外也要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同时鉴于非法学专业的法学教师大多来自法学院系，与学生所在院系的专业课老师之间缺乏沟通与协作，因此应该有意识地创造法学专业与非法学专业教师之间的合作交流机会，使专业法学课程与非法学专业课程相衔接，避免二者在教学计划的安排与进度上相互脱节。［9］最后，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要改变两种错误的认识:一是专业法学课程只能进行传统的讲授;二是专业法学教学就是对于具体法条内容的解释。相反，在对法学专业学生教学时所采用的案例分析法、分组讨论、诊所教育等教学方法同样适用于非法学专业的“专业法学”课程教学，除了解释具体的法条外，同样也应该将相应的立法背景、相应的社会热点问题等作为教学的内容。

(四)充分利用法律院系的教育资源加强对高校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学教育，除了在任课教师上选用法学院系的教师外，还要善于充分利用法律院系的其他教育资源。就笔者所在的单位而言，可以利用的法律院系资源首先是模拟法庭，特别是近年来法学院与当地的法院系统开展的“庭审进校园”活动，每个学期都有二到三期法院的典型案件直接到我校法学院的模拟法庭进行庭审，这给学校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学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如果能提前将每次法院庭审的消息及案件的类型信息公布于校园网站，鼓励非法学专业的学生现场观审，将是一种难得的法律教育机会。其次，可以鼓励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参与法律院系所开设的法律诊所教育。再次，应当充分利用当地司法局在大学法学院设置的法律援助中心校园工作站这一平台，由法学院师生每年组织对入校的大一新生进行法律援助知识的普及教育。最后，要真正发挥每年一度的“法律文化节”的普法效用，组织法学院学生针对本校非法学专业学生开展多样生动的法律普及教育。

作者：陈丙义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