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民主塌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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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主/民主塌陷/发展中国家/比较政治

内容提要: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都遇到过各种挫折，但很少发生整体性的民主崩溃，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民主塌陷。塌陷的原因与民主发生的模式密切相关。在演化型民主中，导致塌陷的主要因素有某个阶段的产业升级、激进的中间阶级、缺乏自主性的制度、大众与精英的对抗、军队与政府的观念冲突、外部的颠覆等。在种植型民主中，导致塌陷的主要因素有经济的衰退、社会的分裂、制度的软弱、大众对精英堕落的放纵、军队在利益上的不满、外部援助的减少等。没有一种变量可以进行普遍化的解释，民主塌陷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所面临的这些变量越多、越强时，民主面临的塌陷危险就越大。

迄今为止，极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一劳永逸地建立一个持久稳定的民主政体，也极少有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没有任何民主经历。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都或多或少地建立起某种民主体系，但随后大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塌陷，当然，整体性的民主崩溃则很少发生过。

这种民主塌陷的现象引起了许多政治学者的兴趣，自1978年琼恩·J·林兹和阿尔弗里德·斯特潘的《民主政体的崩溃》出版之后，关于民主塌陷的研究成果就不断涌现，成为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围绕民主塌陷的原因对这种研究作一简要介绍。

一、民主发生的类型

民主塌陷与民主发生有着密切的关联，不同类型的民主发生会导致不同类型的民主塌陷。民主发生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由内部力量互动出来的民主体系，可称之为演化型民主；一种是由外部力量种植下来的民主体系，可称之为种植型民主。前者包括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后者包括赤道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

演化型民主并非不受外部影响而发展出来的民主。实际上这种民主大多发生在原殖民地，但殖民国家并没有直接栽种民主体系。譬如说，在拉丁美洲，殖民统治结束时，殖民母国都还没有过上民主生活，因此在独立时就没法留下什么民主种子。那里的政治体系一直在威权统治和无政府状态之间摇摆，直到内部的社会变迁导致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当统治精英感觉到普选权和自由选举不会带来不可接受的结果时，政治体系就开始朝着民主的方向发生变化。

中东地区的民主发生也大体属于演化型，这里的国家有许多是从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中产生出来的，它们受到不同程度的欧洲控制。然而，这种控制不同于赤道非洲那种直接的管治，它们的民主萌芽准确地说是受西方影响的结果，而不是西方人直接种植的结果。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其精英的地位逐渐受到新的受过现代教育的中产阶层的挑战。这些中产阶层成员逐渐被国家机器吸纳，建立了某种准民主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中，选举产生的政府在决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建立在狭窄的社会基础上面，而且选举常常受国王和首相的操纵。这种准民主对于受过现代教育的教师、官僚、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等新兴中产阶层来说，或者对于有着类似价值观的改革派军官来说，吸引力不大。

种植型民主一般出现在二战后的去殖民化时期，殖民母国在离去时，一般与殖民地达成一个协议，以建立或维持一种民主体系。殖民母国一般不愿意自动退出，很多地方如肯尼亚、马来西亚、津巴布韦等，只是在发生暴力冲突后，才获得独立。在独立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民族主义运动，这些运动的领导人一般接受了民主理想，并希望自己的权威具有源于自由选举的合法性。在那些没有发生暴力冲突，而是通过谈判而获得独立的殖民地，民主的发生要平缓一些，也相对持久一些。在殖民者离去时，那里的人民一般被赋予了普选权，并且常常在殖民国家的监督下，举行了自由竞争性的选举。

二、影响塌陷的变量

研究政治发展的中国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支持民主的一些变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经济发展：这是由利普塞特于1959年提出的变量，他认为人均财富、工业化、都市化、教育等与稳定的民主制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较好的生活条件会让较低阶层放弃极端意识形态，被整合进民主政体。

公民文化：这是由阿尔蒙德最早提出的解释变量，它强调公民接受用民主方式解决冲突的意愿，强调社会共同体的某种共识。

精英关系：这是由罗斯托推荐的变量，他认为当精英们同意遵守政治博弈规则而不是冒国家解体的威胁时，民主就发生了，然后将非精英纳入到这些规则之中。

社会结构：这是政治社会学者非常重视的变量，著名的有莫尔，他提出当君主与贵族之间实现了相互制衡，贵族进入商业领域以及强大的中产阶级兴起之后，民主就容易发生。

政治制度：这是政治学中非常古老的变量，荷伯、斯特芬斯等都强调政治制度容纳和抑制政治冲突的能力，民主要求压力集团、政党等制度的发展，以便过滤大众需求，方便妥协的达成。

发展序列：这是宾德和达尔提出来的观点。达尔认为，当政治竞争先于大众参与发生时，民主化就相对容易。宾德则认为民主化过程中的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管治危机要在参与危机和分配危机之前得到解决。

外部影响：这是格林等许多学者的观点，认为民主化，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民主化大多是受到外部力量（政府、机构或个人）影响的结果，它们供给思想、提供诱因或实施制裁。

一般看来，支持民主化的因素反过来就会成为民主塌陷的因素，但这不是对称性的关系，因为民主发生常常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而民主塌陷则往往是一个比较突然的过程，更多地依赖于人的选择。因此，影响民主塌陷的变量与影响民主发生的变量会有所不同。罗伯特·宾克尼在《第三世界的民主》中总结出了影响民主塌陷的六个变量：经济变量、社会变量、制度变量、行为变量、军事变量和外部变量。这些变量会在演化型民主和种植型民主中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经济变量：在演化型民主中表现为经济发展带来的阶级冲突尖锐化，在种植型民主中表现为经济衰退。

社会变量：在演化型民主中表现为在容纳或排斥程度上的冲突，在种植型民主中表现为社会凝聚力的缺乏。

制度变量：在演化型民主中表现为制度缺乏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在种植型民主中表现为制度不能有效运作。

行为变量：在演化型民主中表现为对大众压力的担心导致当选政治家的非民主行为，在种植型民主中表现为大众冷漠促进当选政治家的非民主行为。

军事变量：在演化型民主中表现为军队与政治家之间实际或潜在的意识形态鸿沟，在种植型民主中表现为军队认识到利用自己地位的能力。

外部变量：在演化型民主中表现为外部对意识形态上不可接受的统治者的反应，在种植型民主中表现为外部势力保护民主的努力有限。

下面进一步描述这些变量对两类民主塌陷的影响。

三、演化型民主的塌陷

（一）经济解释

对于演化型民主来说，民主的塌陷通常是在参与和冲突的压力下出现的。亨廷顿和内尔森认为在现代化后期，存在经济增长与参与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也就是在政治体系缺乏足够资源的情况下，出现了难以应付的参与危机和分配危机。

尽管民主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但在越来越强的大众压力下，这种架构是很脆弱的，无法支付越来越强烈的平民主义要求。如果经济发展水平特别低下，平民的不满还难以通过有组织的渠道表达出来，形成不了现实的政治压力，而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拉大了多数大众期望与满足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增加了大众的政治表达能力。维纳指出，经济变化产生了一个不断增长的善于表达的工人阶级，而通过模仿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还未在本土的环境中扎下根来，因而缺乏持久性。

另一个有意思的解释模型是“官僚威权模型”，它是由拉美学者发展起来的。这种模型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上，也许会出现一种平民主义的初级民主，它通过一个各阶级联合支持的政府，发展以普通消费品为主的简单加工业。但这种产品市场饱和之后，就需要向较深层次的制造业发展，而这通常需要高度资本化的大企业来支撑，它们与政府、与跨国公司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一阶段的发展不会给平民带来多少实惠，因而得不到大众选票的支持，只有一个威权政府才能强制推动这种发展。1964年后的巴西，1976年后的阿根廷，1973年后的智利都是例证。在大众民主抵制这种发展，而文职精英又软弱无力的情况下，似乎只有军事接管才能确保资本主义发展先于大众需求发生。

（二）社会解释

官僚威权模型受到不少的批评，其构造的某种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塌陷也许受到错误的经验支持。即使它们之间有联系，也许是通过另外的变量起作用的，社会结构就是其中之一。前面谈经济变化时，已经隐含了社会变化，譬如说，在拉丁美洲，新的阶层和群体，带着新的需求，给政治体系带来了压力。

通常认为，新兴中间群体的发展会有利于民主，但在中东，情况并非如此。这里的新兴群体似乎容易持极端立场，排斥民主。这也许有两个原因。首先，诸如教师、官僚、工程师和现代化士兵等新兴群体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市场力量的结果，而更多的是政府政策的结果，是直接或间接附着在政府权力之上的。其次，这些中间群体一般是受过一定教育的，然而，这些教育并没有增加他们的流行民主观念，倒更多地加强了本土的反民主观念，在他们眼里，民主被视为一种外来的概念，在伊斯兰本土文化中，外来的常常可以与有害的划等号。第三，这些新兴群体有强烈的参与政治的愿望，如果他们不能通过说服执政精英扩大参与基础，而执政精英的反民主情结比较浓厚，那么这种政治紧张就容易导致强人政治，初级的、有限的民主就难逃塌陷的命运。在拉丁美洲，也有类似的情况，要求参与的大众与反对参与的精英之间冲突超过了现有民主框架的容纳限度，军人干政几乎成了自然而然的结果。

（三）制度解释

产生演化型民主的国家一般也是在模仿西方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系列政治制度，但与西方相比，这些制度是早产婴儿，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发展不成熟的较早阶段就出现了，因而存活率就较低。根据宾德的“发展危机和序列”理论，这些制度是在特定的危机环境下被催生出来的，而不是扮演西方类似制度所扮演的角色。在西方国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采用了鼓励大众参与的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利益集团制度，并发展了带有福利倾向的官僚制度。而非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的相对较早的阶段就采用了这些制度，结果让人们觉悟到一种更高的生活水准和政治权利，从而激发大众对公共权威的要求越来越多。

伊姆在《南韩官僚威权主义兴起》一文中指出了反对党所带来的参与和福利的快速增长。他写道：“反对党候选人金大中将大众的民主要求融进新的政纲。他的竞选主题是实现基于平民主义经济的平民主义时代。根据金大中的看法，大众民主会反对发展型独裁，而一个平民主义经济会基于大众福利，经济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雇员分享所有权的体制，土地革命，以及对富人征新税等。”

这些制度一方面带来参与和福利要求的增长，这对治理精英形成巨大压力，招来他们的不满，另一方面则因为它们自身没有充分地制度化，基础很不安全，显得非常脆弱，使它们难以抵制既得利益的精英反抗。于是，在1972年的南韩，“大众部门在政治上被排除了：竞争性选举被禁止；罢工被禁止；工会组织受到严格限制；而基本人权受到任意侵犯”。

在拉丁美洲，譬如阿根廷和智利，也有类似的情况。民主制度一般倾向于促进大众参与，这让精英们感受到巨大挑战，而且这些制度似乎又不成熟，无法在精英与平民主义要求之间带来任何妥协。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民主化过程中，军事独裁的产生主要不是因为经济力量，而是因为“自上强加的”民主制度。科恩认为，在巴西，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而不像在西方国家的早期阶段，国家采取了较为自由放任的政策，结果是，政党和压力集团自上而下地发展，而不是因应大众要求自下而上地有序发展，这阻碍了稳定的政治竞争。

在制度论者看来，演化型民主需要自愿参与的成熟实体如大众政党和压力集团来支撑，而这些制度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是没有，而是因为早产造成功能不良，不能自主地发挥作用，从而带来民主塌陷。

（四）行为解释

行为解释也就是选择解释，认为人在某种局面下是能动的，既可以这样选择，也可以那样选择，但选择之后便对后来的结果产生影响。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政治结果更多地依赖于人为的因素，而不是非人为的因素。在演化型民主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大众参与的压力局面，政治精英面临困难选择。这时候，大众行为与当选政客的行为都很重要，如果大众过量显示自己的强力，就有可能带来当选政客的强力反应。这种反应也许只是为了暂时维持秩序的需要，但它会带来民主塌陷。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多。查莫斯就认为，拉丁美洲军人政权的出现，不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国家、社会和文化具有某种一般特征，而是因为在特定的危机中，人们所做的选择导致了这种结果。这个观点得到凡伦佐拉和卢夫曼的回应，他们认为，在智利，在政治危机发生时，关键性的角色不是努力利用现有的体制来寻求妥协，而是希望利用军队来冒险，这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行为的问题。輥輶訛在土耳其也有类似的过程，苏那和萨亚里在《土耳其的民主：问题与展望》中谈到，土耳其主要政党在政治危机中不能达成共识，执政的决定在现有的威权体制内解决问题，而反对派共和人民党决定让军队介入政治，以挑战当局。

在演化型民主中，行为解释者认为，关键是执政角色与反对角色没有努力达成妥协的共识，导致民主不能维持。

（五）军事解释

在演化型民主中，军队和民主政府之间，或者说军官与当选政治家之间一般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军队一般持保守的意识形态，而政府则持较为民主的意识形态。但军队所要保守的内容随国情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在中东地区，军队所持的意识形态具有反西方色彩，对受西方支持的民主政府不信任，而愿意支持带有更多本土文化色彩的政府。而在拉丁美洲，军队常常是右翼既得利益者，它们一般不支持民主，尤其反对平民主义，但常常同西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在冷战中，美国帮助拉丁美洲的军官打击激进的大众运动，将它视为拉丁美洲的威胁。

除了受原教旨主义影响的那些军队之外，军队一般不是现代化的反对者，因为这些国家的军队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产物。不过，这些国家的军队通常是民主化的反对者，军官们通常总是在政治危机中寻找机会，推翻当选政府，将民主压制在萌芽状态。

（六）外部影响

在发展中国家，每一次大的政治变动中，几乎都能找到西方强国的影子。在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危机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国通常有道义与利益的冲突。促进民主发展是这些国家的一般道义责任，但是，如果这样做不符合自身的利益，它们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反民主行为。在演化型民主中，当选政府的愿望常常与西方强国的利益不一致，从而导致外来干预。穆勒用很多的证据说明，拉丁美洲的民主塌陷主要来自美国颠覆，而非如某些学者所说，是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导致了官僚威权制的出现。輦輯訛他指出，在牙买加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和危内瑞拉等国，在没有民主塌陷的情况下，进口替代型经济也照样在发展。而在其他发生民主塌陷的国家，如巴西、智利等，都出现了美国对亲政变军队的援助。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来选择是否干预。为了应付古巴的影响，美国深度卷入了中美洲的内部事务，如支持尼加拉瓜的军人势力。为了防止左翼势力的扩张，美国支持巴西、智利的军事政变。

外部影响通常是存在的，但这种影响是否构成了关键性的或决定的影响，则是一个争议性问题。很多的外部影响只是对政变者提供某种道义上的支持，或者暗示如果政变者成功，他们就会得到某种礼遇等。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外部影响是只是补充性的，而不是关键性的。

四、种植型民主的塌陷

（一）经济解释

在演化型民主中，常常是经济发展导致了民主塌陷，而在种植型民主中，则常常是经济衰退导致了民主塌陷。在那些经济衰退的国家，公民对民主政府没有什么喜好，只希望它能够提供一点物质利益。然而，经济衰退到一定时候，政府就很难保证人们所需要的那点物质利益，这时候，民主政府就会面临垮台的命运。一些非洲国家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加纳就是很好的例子。在1950年代末，加纳的国内总产值年均增长了5.1%，这是个不错的增长。在1960年代，增长率逐渐下降，而在1970年代下降到年均3.2%，这个比例低于人口增长率。经济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可以被视为经济衰退的一个标志，它直接导致人们手中物质财富的减少，民主就面临危机。正如布雷顿所说：“［在非洲］政治制度是保持大众忠诚的伪装，而社会经济内容——钱，金融财富和经济机会——才是有效政府的基础”。

（二）社会解释

在种植型民主中，尽管也存在对各种社会群体进行容纳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缺乏社会凝聚力的问题。这里的政治制度是在独立过程中快速形成的，殖民母国离开时草率地留下一部民主宪法，而社会结构则未能快速地变化以适应这种政治制度。本地的社会群体对殖民母国及其政治遗产存在着疏离倾向，结果是社会很难在民主信念或民主制度下凝聚起来，其表现有三个方面：

第一，本土的民族主义与殖民母国及其后续政权离心离德。劳欧指出，赤道非洲有一种“过剩的本地化鼓动倾向”，这种倾向导致与政权的对抗。作为社会凝聚力缺乏表现的这些冲突自然不利于民主政府的有效运作，在不能协调解决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精英似乎只有放弃民主方式，而选择威权统治来“摁住”这些冲突。

第二，凝聚力的缺乏不仅表现在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上，还表现在社会自身缺乏组织力量，形成不了强大的舆论压力。蒙斯路认为，在西方发现的宪法外制衡，如强有力的经济机构、报纸以及被组织进压力群体的受教育的公民等，在赤道非洲找不到。有点强大的经济机构常常是由外来移民控制，它们常常不是民主的支持者。当统治精英在选举竞争中采取预防性监禁、操纵选举或通过腐败交易购买支持时，很难有强大的社会压力来阻止他们。

第三，社会凝聚力的缺乏还表现在公民中没有基本统一的民主理念，一些中产阶级公民是从自由民主的角度来理解民主的，而广大的老百姓则将民主理解为能够带来物质利益的一种工具，并表现出强烈的平民主义。当民主不能带来物质福利的满足，而又有人在破坏民主时，没有多少公民能够站出来维护民主的价值。

（三）制度解释

在演化型民主中，制度问题主要表现为国家过于强大，政党、利益集团等缺乏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而在种植型民主中，制度问题则主要表现在政党、压力团体、立法机构、官僚机构等比较软弱，不能为政治输入与输出提供有效而充分的管道。

与西方的同类制度相比，这些国家的立法机构一般只是边际性地发挥作用。一些压力团体得不到广泛的支持，缺乏对政府的制裁手段，如撤消选举支持或组织有效的不合作运动等，而工会则缺乏纪律和组织来发动有效的罢工。对于那些比较重要的压力团体如跨国公司来说，它们也只是维护狭隘的私利，而不努力在公众与政府之间起沟通桥梁的作用，而且它们总是按自己的逻辑与政府打交道，在政府不能满足自己要求的情况下，甚至酝酿颠覆选举产生的政府。

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要件，一些国家的关键政党不能从革命党或运动党转变为执政党，既无法兑现其早期的政治承诺，也无法提供有效的施政。缺乏政党基础的政府只有依赖从殖民时期继承下来的官僚机构，但这些机构独立后出现蜕化或变异，它们一方面不能去政治化，从而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们容易蜕化为一种家长制，成为个人独裁的工具，不能扮演充分专业化的、中立的管理力量。由于在殖民统治时期，官僚与政府几乎是同义词，因此它不容易去政治化，像建一所学校，给进出口企业颁发许可证等行政行为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輦輶訛独立后的官僚机构表现更差，一方面，它没有殖民时期那种依靠殖民母国强制力保障的权威，另一方面，它在处理利益冲突时也丧失了殖民时期官僚机构的那种公正性。

西方殖民者留下来的这些民主制度普遍出现功能不良，冲突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施政能力下降，腐败得以盛行，最终导致军人干政和威权统治。

（四）行为解释

在演化型民主中，过量的大众参与导致政治精英或军事精英的强力反应；相反，在种植型民主中，则是大众冷漠放纵了政治精英的威权行为。

现代民主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一定的大众参与的基础上，这在西方国家几乎成为共识，但在一些非洲国家，这种观念比较薄弱，人们只知道有政府存在，它需要人们的服从。在加纳的许多农民眼里，尽管也有些模糊的民主合法性的观念，但他们更清楚的是，服从当下的任何政府是一种谨慎的和道德的要求。

这种观念也是从殖民地时期继承下来的，因为殖民政府的合法性要求是建立在征服而不是选举基础上的。独立后的一党制政府与军人政府也暗合着这种殖民理论，主张合法性建立在信托关系和好政府，而不是选举的基础上。人们对民主观念没有什么感觉，对民主运作更没有什么体认。这就让精英比较容易采取操纵选举、骚扰反对派或让媒体噤声等非民主的行为。在驯服的人民面前，精英选择了放纵和腐败的生活，治理也就自然而然地衰败下去。等到因治理不善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时，大众的不满便以非理性方式爆发出来。尽管大众不满并不一定导致非民主方式，但由于在大众冷漠下面，政府没有应对大众运动的经验，等到大众不满大面积爆发时，精英们更多地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威权方式来应对。

（五）军事解释

在演化型民主中，军人干政主要是因为他们与当选政治家之间有一种意识形态的鸿沟，而在种植型民主中，军人干政则主要源于精英内部的利益纷争。在种植型民主中，军队的历史不是很长，很难发展起来一种稳固的意识形态，而且在非洲和亚洲的种植型民主中，军队和政府的意识形态分歧不那么严重，而具体利益的冲突成为主要因素。譬如说，加纳1972年预算中减少了军官补贴，导致军队快速复辟，民主被搁置了八年。1975年，孟加拉的平民主义政府试图裁减过于庞大的军队，为其寻求经济上更有生产性的角色，并在一个分权结构中将其置于省总督的控制之下，结果也导致了政变。

（六）外部影响

在演化型民主中，常常有外国势力支持的军事政变，从而导致民主塌陷；在种植型民主中，这种情况很少见，外部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主政府提供援助的多少上面。正如前面所说，这些国家的民主政府通常很脆弱，它常常需要外部援助才能维持下去。尤其当面临军人干政的威胁时，外国的援助就更为重要。殖民母国通常希望曾是自己殖民地的国家在民主的道路上走得更好，但在民主面临威胁时，不一定会伸出援助之手。

加纳的布西亚、尼日利亚的巴勒瓦、巴基斯坦的贝布托等所进行的民主努力都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失败了。有学者认为，如果外部力量能够给予适当的援助，以帮助他们渡过危机，这些国家的民主成果就有可能持续下去。輧輱訛其实，与演化型民主中的外部影响一样，不管是支持军事政变，还是援助民主政府，更多地取决于外部力量对自身利益的判断，而较少出自道义上的考虑。

五、结语

本文尽管没有全面介绍国外关于民主塌陷的研究状况，但基本上概括了这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在观察民主塌陷与上述六个变量的关系时，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这里所说的民主指的是国际社会流行的民主概念，尤其强调其中的自由竞争式选举内容，关于其他类型的民主，主流的研究者不怎么重视。

第二，这里选取的六个变量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视为独立变量，在现实中，有些变量之间是相互支持的，如经济变量与社会变量之间就有明显的依赖关系。

第三，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塌陷可以通过一种变量来解释，它往往是是多种变量一起造成的结果。不过，即使是很多的变量，也是有主有次的。

第四，没有一种变量可以进行普遍化的解释，譬如说，经济发展有时成为民主塌陷的变量，有时则成为民主巩固的变量。而且在变量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程度上，因国情而有所差异。

如果说有什么比较确定的结论，那就是，当一种民主所面临的上述变量越多、越强时，它面临的塌陷危险就越大。